神马文学网三位预言中日战争的智者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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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7 23:09:00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62c758830100ksrw [查看原文]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波诡云谲，要拨开重重迷雾，对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洞若观火，可以说非有识见的智者不办。李商隐在《天水闲话旧事》一诗中写道：“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知指纤。”悬想一位重帘之后的女子形貌已属不易，至于未来的世界格局和国际交涉，又岂是凭现实之佩响弦声所能闻辨的呢？
1874年，李鸿章在呈朝廷的《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中，写道：“其（日本）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这之前，他还一直做着“联合日本抗拒白种人的迷梦”。1870年，李鸿章登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位，初次获得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的权利，以为对日本只要玩玩“笼络之”“拒绝之”这些痞子手段就可搞定。后来经历了琉球事件和台湾事件的对日交涉后，才银瓶乍破，在血的教训前幡然醒悟，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有了彻底的认识。
诚如李鸿章自己所说，他一生事功，只是在风雨飘摇之际为破败的庐屋搞搞裱糊匠的行当。但1874年，日本明治维新也才搞了6年，中国满汉王公大臣更是昏聩颟顸，糊涂透顶，于世界格局和对外交涉茫然不知。李鸿章却能于交涉中认识到对手的险恶居心，吃堑长智，对中日关系做出正确的定位判断，在那个时代也算得上是一位鹤立鸡群的政治家了。
1911年2月，宋教仁担任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中，他开宗明义写道：“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所云为何？则日本是已。”其时中国已与日本就琉球、台湾、福建、朝鲜、满洲进行了多次交涉，日本蚕食中国之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宋教仁将其视为东亚祸源和我国以往将来的大敌国，此亦不足为奇。奇的是他准确地预言了日美之间的战争。
“吾意自今而后，天下形势必为一变，经济的侵略派与武力的侵略派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商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
在1911年，就能抓住列强之间的矛盾，剖析时局，洞见历史发展的趋势，预见后来的美日太平洋战争，这样深远的眼光和战略判断几乎接近于神人了。宋教仁还曾筹划革命三策，并确定执行切实可行的“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的中策， 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是实际的负责人，3个月后武昌起义，因为事先有组织基础，同盟会得以迅速掌握起义的领导权。
民国初年，有不少英年早逝的杰出英才，其佼佼者如黄兴、蔡锷等，然而损失最大的莫过于宋教仁的被暗杀。因为他集先进的民主政治理论、超强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洞见世界局势走向的战略眼光于一身，是我国现代第一流的政治家。
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种种特权，后来又经历了“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日本人的侵华野心迅速膨胀，亡我之心越来越急，中国人凡有些见识的都知道中日难免一战。
1923年，将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百里忽然有所感地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后来抗日战争的战局进展基本符合蒋百里的预言。
1936年底，蒋百里从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这次把时间都说得极准确。斯人不言，言必有中呀。蒋百里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知己知彼，识势识人，他对持久战，游击战以及忍死待变，合盟国之力收复失地等都有凿凿之言，不愧为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