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孤岛效应_万 象_文明周刊_-东方早报网-

台湾当局上世纪以来的政治文化逻辑就是在其强权统治之下推行一种传统的保守思想，以确保台湾在稳定的前提下，成为对抗大陆和苏联的中国正统思想的代表。不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七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但众所周知，在49年之后，这种儒教文明只被限制在一个孤岛之上。
新儒学“深于知化，长于语变”
在大陆，即使有郭沫若这个“后门”，熊十力的《乾坤衍》还是只能影印百余部，分送友好。新儒学的继承人徐复观对他留在大陆的老师熊十力态度急剧转变，首先是两种文化对立的问题，在徐复观的眼中，熊十力既然认同于共产主义，他对儒家伦理价值观的信仰想必要大打折扣，这自然是误解。
事实上，台湾新儒学走的正是熊十力的路子，“深于知化，长于语变”，希望以儒家内圣心性之学为本位来吸纳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在台湾成为儒家经济圈重要一分子的过程中新儒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和韩国、日本不同，尽管战败了，台湾知识分子仍然有一种天道承运的正统优越感，都有一种孤傲之气，宁愿孤寂困顿，也不愿自甘堕落；其精神意蕴特别注重内在的超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阻碍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使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孤岛”。
佛教回归原始时代
在传统宗教方面，太虚法师这一脉的势力也不可小视。印顺法师1953年迁台后担任《海潮音》主编，大力提倡乃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信者甚众。就契理而言，人间佛教就是以“有情为根本”，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太虚的哲学思想中才有“刹那刹那，舍故趋新”的革命精神。但印顺终究是禅宗出家的弟子，相比起来，佛教比儒家更重“超脱”———“存有而不超越，而永落于形而下”。
作为台湾的第一大宗教，印顺主义流布所及，对他人的关爱虽然在形式上蔚然成风，而个人的虚无主义倾向却也未见削弱，战争阴影下的孤独感与日俱增，致使佛教徒在屡遭挫折后在台湾最终仍然回归到一个偶像崇拜的原始时代，孤岛效应使印顺的佛教理想付之东流。
自由主义传播
显然，反共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阵线可不能松劲，为此，台湾当局竭力推崇传统文化和反共文学，以此增加台湾对海外华侨的吸引力。早在1950年，台湾当局即建立文学奖，鼓励作家创作出“反对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捍卫人类自由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作品”，并择优加以奖励。而1930年代中国的左倾作家，其作品在台湾一律遭禁。
文学上的万马齐喑在思想界也不能例外。胡适和雷震的自由中国最终还是失败了，金岳霖的弟子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里鼓吹自由的价值和天赋人权的观念，影响了包括林毓生在内的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其功甚伟，可惜殷先生1969年因胃癌英年早逝。尽管欧美自由主义绝不会因为强权政治而薪尽火灭，但这终究要等到蒋介石逝世之后才有可能，在此期间，台湾仍然也必然是一个“政治孤岛”。
清除日本文化思潮
当局的另一大文化重点工程则是清除日本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日占领时代，台湾人必须学习日语，播放的是日本电影，哼唱的是日本歌曲，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都日益日化。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站稳脚跟后禁止进口和播放日本电影、音乐，并在1970年代形成了一个抗日电影风行一时的高峰。
这时期著名的卖座影片，如《英烈千秋》（1974）、《八百壮士》（1975）、《吾土吾民》（1975）、《梅花》（1976）、《笕桥英烈传》（1977）、《强渡关山》（1977）、《望春风》（1977）等，都强调坚忍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维护国家、至死不悔”的信念，和李登辉之后在文化政策上向日本摇尾乞怜可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这也造成台湾地区与近邻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两者都是美国防卫的前沿阵地，台湾需要和日本结成战略同盟；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为了民族主义这面大旗不倒，制造“一个中华民国”、“反攻大陆”的神话，也需要渲染民族主义情绪，用日本这个异族入侵的全民族危机来维持其执政的根基，同时也缓解大陆移民和台湾本地原著民之间的民族矛盾。这又使台湾成为一个“军事孤岛”。
现代民歌运动，头脑的革命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可以看作是台湾文化发展的一道分水岭。独裁统治的相对松动给思想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蒋刚逝世，6月初，杨弦就在中山堂举行“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掀开了轰轰烈烈的现代民歌运动的序幕。随着这场运动的展开，民众的个体意识和民主思想空前高涨。但同时，民众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烈。
在美国和台湾“断交”之后有种普遍的迷惘，台湾就像“汪洋里的一条船”。这种“孤岛效应”在电影和音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此时，侯德健谱写《龙的传人》，配合中影1981年的同名电影，试图通过影片中人物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来消弭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怀疑。但乐观精神并没有完全擦抹阴影。1989年侯孝贤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悲情城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案片或者伤痕片，如果说有伤痕，那也具有其现时性的维度，从中也不难发现杨德昌在《恐怖分子》、《一一》等一系列影片中所探讨的主题：我们将向何处去？
面对现代化进程对乡土田园生活的蚕食，罗大佑、苏芮、李寿全、吴念真等音乐人和文人的基本态度可以用《一样的月光》中的一句歌词来形容：“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震惊、悲愤、无奈、感慨……各种情绪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同时，这种颇有些摇滚乐风格的乐曲一扫台湾乐坛的民歌小调之风，将西方的美学观和新政治观传输到每个年轻人的头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