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祸根在明朝时就已埋下

鸦片战争, 明朝, 祸根鸦片战争, 明朝, 祸根 19世纪，中国被列强由海上肆无忌惮入侵，我们这个曾经领先世界的国度沦为被奴役的半殖民地!而这一切始于明朝。

　　中国曾经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航海大国，造船技术和远洋能力是当时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1974年泉州出土的宋海船，长30米，水线长26.5～27米，宽10.5米，型深4—5米，排水量在400 —450吨，其中平衡舵和大型铁锚已得到使用，保障了船只的远洋航行。这无疑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船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太就在自己的游记中记载：中国船象“移动的城市一样”巨大；早在宋代，中国远洋海船已直达红海和东非。
　　
　　中国又是最早使用火药的国度，在历史衍变中，中国的海军战术也由冲角战、接舷战发展到两栖战和炮战。元军远征日本时，元军战船拥有的火炮使日本人的小战船根本无法近身。元代的造船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大发展，具备了很强的造船能力。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灭宋期间的至元七年（1270）造战舰5000艘，至元九年，造战舰3000艘，自至元十一年（1274）～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造海船9900艘，造船能力之强可见一斑。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送公主远嫁波斯，“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可见元代已有四桅船。
　　
　　郑和时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舰和航海技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与郑和巨型船只及庞大船队对比，有如小巫见大巫。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只有80多尺，排水量约233吨。达?伽玛的旗舰“圣?加布利尔”号较大，但也只约有400吨。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仅为110吨。而郑和的宝船船长约为70米，排水量约为2000吨，载重量约为其半1000吨。
　　
　　不过这一辉煌到1433年永远结束了。这一年，郑和在古里病逝，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头发、靴帽带回中国。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嘉靖年间，明世宗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
　　
　　从此，郑和巨舰的建造技术渐渐失传，明朝中后期的战船极少有400料以上的了，400料船排水量仅为250至300吨。在造船业日益衰弱倒退的同时，明朝海军战术发展也出现了衰退。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明朝的水师舰队，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禁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遏制海权意识和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在此期间，虽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一些重视海洋和海权的积极建议，但此时的整个中央王朝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已开始处于昏昧麻木的状态，对此不予理解和重视。
　　
　　同时期的欧洲，著名航海先驱葡萄牙的亨利王子④赞助和主持了航海技术研究院，建立了海图制图学校及海员学校；在他的领导下，葡萄牙天文导航航海技术在15世纪中就已超越中国，⑤其后出现的揉合西方横帆船(利于在狂风中远航)和东方纵帆船(利于逆风航行)各自优良性能的全装备帆船，其帆船可操作性和航行能力也迅速超过中国帆船。
　　
　　当1434年郑和第七次远洋航行刚结束时，葡萄牙探险队到达了西非博哈多尔角(北纬26度 )，1446年到达几内亚(Guinea)海岸；l5l1年，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中国势力范围与水域的大门被打开了，葡萄牙人随后直接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敲门了。马六甲王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朝却置之不理；葡萄牙人因此极其轻视中国的实力，葡萄牙首次派遣来华的使节托梅?皮雷斯1515年左右在其《东方简志》中称“马六甲总督欲制服中国并不需要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力气，因为他们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常去那里的人们及船长们说，率数十大船攻克马六甲的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国沿海各地。”
　　
　　为什么他们这么狂妄自大？
　　我们先来看看此时的明朝海上力量和西方战舰的比较情况。
　　
　　明初沿海的防卫是比较周密的，海上有战船巡哨，陆上有卫所军队防守，巡检司弓兵盘查。到了嘉靖年间，战船所剩无几，军队缺额半数以上，所存士卒又都是老弱残疾不堪作战之辈，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使其不能登陆，又不能在陆上堵截围剿，将其消灭。海防形同虚设，倭寇海盗红毛夷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任意烧杀劫掠。
　　
　　那么这时的明朝战船是什么样的？郑和的巨舰早被人遗忘了，此时明朝战船种类繁多，除承袭前代的一些船型以外，见诸文献的就有30多种。据《明史?兵志四》、《武备志》、《筹海图编》和《纪效新书》等古籍记载，明代的海上战船有大福船、海沧、草撇船、开浪、艟樵、苍山、沙船、广船(又分乌槽和横江两种)、
　　八桨船、网梭船、渔船、鹰船、鸟船、蜈蚣船、喇叭唬船、两头船、鸳鸯桨船、赤龙舟、火龙船和破船筏等。如下为详细资料：:
　　1．福船为福建沿海建造和使用的战船，有六种规格，能自成系列:大号和二号称福船，是明朝水军的主力。二号称哨船，四号称冬船（.海沧船），五号称鸟船，六号称快船。.一号称大福船，“吃水太深，起止迟重”，机动性能不好;二号福船较一号稍小，“合常用之”。 大号和二号形体相似，船底狭窄，船面宽阔，吃水约3. 5米，“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尾高耸。设楼三层于上，其傍皆护板，护以茅竹，竖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为四层，最下一层不可居，惟实土石，以防轻飘之患;…..最上一层为露台，须从第三层穴梯而上，两旁板翼如栏，人倚之以攻敌，矢石火炮皆俯瞰而发。敌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敌又难于仰攻，诚海战之利器也。”（《武备志》）是冲击力较大的大型战船，福船的缺点是机动性能不好，由于“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顺风顺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吃水深，惟利空阔大洋.在里海则易胶浅，须跟哨船接济”。(《续文献通考》)
　　
　　注意资料显示最大的福船仍是“帆桅二道”，按前述《天工开物》对船桅数有言：“船每十丈，有两桅”，400料长约9丈，也就是说其排水量最多不到400吨。这已是明中后期人们眼中的最大船只了。
　　
　　2．草撇船又名哨船，比福船小，是福船型中的第三号船。
　　3．海沧船又名冬船，是福船型中的第四号船，“与哨船同，特两旁不钉竹皮耳”。(((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水战部》)“海沧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但其力功，皆非福船比。设贼舟大而相并，我舟非人力十分胆勇死斗，不可胜之，然二项船皆只可犁沉贼舟，而不能捞取首级。故又有苍船之设”。(《纪效新书?治水兵篇》)
　　4．广船因创制于广东而得名。新会县尖尾船，东莞县大头船均属于广船型。它是一种大型尖底海船，用铁栗木制成，又大又坚。倭寇船系松杉木制成，其坚固程度远不及广船，若与广船相撞，而被撞碎。广船上宽下窄，状如两翼，在近海航行时，还比较安稳，如驶远洋，则经不起风浪颠簸，故不宜于远洋航行。船上装有发烦、佛郎机、火球等武器，遇敌远则射击，近则将敌船撞沉。由于铁栗木难以筹办。造价昂贵，损坏后难以修理;在外海作战和遇到风浪时船体摇晃.炮弹命中精度较差，所以只限于广东一带海域使用。
　　这些是较大型的舰只，另有诸多的战船其实都是军民两用的，其排水量和载重都没有超过400吨的。注意这些史料记载都仍在强调战船的冲角战、接舷战的能力，譬如说福船“敌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海沧船“皆只可犁沉贼舟”，对于火炮在战舰上的作用却不太提及。实际上明朝舰船早就有了火器，以《纪效新书?治水兵篇》记载的戚继光水师为例，如果把一个水兵营中4艘福船2艘海沧船和4艘苍山船装备的主要兵器加在一起，共计有:大发熕1门、佛郎机炮40门、碗口炮30门、鸟铳68支、喷简500个、火砖620块、火炮100个、烟罐800个、火药箭2000支、弩箭2600支、药弩66张、弩药10瓶、粗火药2600斤、鸟铳火药680斤、大小铁弹2240斤、火绳381根、标枪360支、砍刀34把、弓14张、药弩34张、箭1000支、藤牌52面、钩镰34把、过船钉枪66支，以及各种船具。（戚继光《纪效新书》卷十八《治水兵篇》）
　　
　　戚继光记载的大发熕和佛郎机炮都是1506年葡萄牙船到广东后才输入的。其中铜发熕属于当时的重炮，由佛郎机炮发展而来，创制于嘉靖年间（1523年以后)（《中国军事史.兵器》）重500斤，发射的弹丸每个重4斤。在西方技术影响下，中国舰船上也有了大炮，那么用这种大炮远程轰击敌船，不是可以事半功倍吗？
　　
　　关于大发熕的实际运用，据《筹海图篇》记载，在水战中“贼若方舟为阵，亦可用其小者。但放时，火力向前，船震动而倒缩，无不裂而沉者。须另以木筏载而用之可也。”
　　
　　原来这种重炮在船上基本是摆设，在实战中哪有拖着木筏开炮作战的事？想象一下，在危急的临战时刻，水兵们还得忙着把大炮吊放到木筏上再作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际这还是和明朝此时的造船技术落后有关，不仅仅载重量大的船只不能建造，就连船体牢固程度也不如西洋船了----大炮一发，就会“船震动而倒缩，无不裂而沉者”。火器发射产生的巨大后坐力对小吨位的船只影响很大，因此在整个明未，中国战船最大者排水量不过400吨，水军的主要战术仍是传统的冲角战、接舷战，火器是辅助力量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西方船舰的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15世纪初亨利王子为了东航探险而创制了葡萄牙轻快帆船，其后即有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达伽马东航印度等一系列全球航海探险活动，导致了16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长期远洋航海的实践，西方帆船性能和航海技术在全面超越中国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大炮上战舰是海军武器发展史的飞跃，虽然中国最早在船上使用了火器，但仅此而已，火炮一直是被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位置，不能灵活地瞄准射击，舰炮技术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诸多大炮在船上使得船的稳定性变差。而且，一旦开火其后坐力使得船更危险。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提高舰炮铸造的精度和铸炮材料的强度;其二是发明了船舷炮门。这个金点子是被一个英国人想出来了：詹姆斯?贝克。他将火炮装在下甲板，并在船体两侧开出炮门，让炮能够发射。在不使用的时候，炮门用带铰链的炮门盖关闭。1512年，在伍利奇建造“大哈里号”采用这种设计，这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时海军旗舰。巨大的“大哈里”号，排水量超过了1000吨，仍保留中世纪的传统模样：装有4根桅杆，前桅和主桅挂横帆，后桅和尾桅挂大三角纵帆。“大哈里”号最引人注目之处，还是其高耸的首尾楼。船的武备也整个地显示出过去冷兵器时代的遗迹，火炮的口径不大，但数量众多，有122门（说128门);军舰上还有1200张弓和750个箭囊的箭。“大哈里号”地设计图没能传下来，当时造船匠只把设计和建造船只的诀窍传授给儿子，通常不传给外人。第一本关于造船的综合教材在17世纪末开始出版。（牛津版《技术史》第三卷）
　　
　　但不管怎样，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军舰”诞生了。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海上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靠接舷格斗，那时的战船更多地是起到了一种运兵船的作用。而火炮的大量使用，使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船舷炮门的发明，更使得这船成为了专门作战的“专业户”—军舰，而不是随便什么船都可以客串一下的。
　　
　　1546年亨利八世的皇家舰队分为4类：全帆装船、风帆炮舰、三桅小帆船和驳船。共有从60―1000吨不等的全帆装船20艘，重型火炮通过位于舷侧较低位置的炮眼开火。
　　
　　在16世纪，西班牙、法国、荷兰和瑞典等欧洲国家都建造了大型的风帆战舰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但这些军舰和英国军舰的模样大同小异，也都是用从眩侧炮门里向外开火的舰炮来武装。
　　
　　可以看出，中西海上战舰的规模、武器和各种技术方面在明未都有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中国在应付海上入侵时的被动局面。明未清初中西方的海上武装冲突都是在中国沿海发生，中国的海上大门已是狼烟四起。
　　
　　明未中国海军要想迎战西方舰队，必须集中对方船只10倍以上的数量才能一战。中国战舰一直为西方人看不起，他们称中国帆船为“戎克船”，是英语 Junk 的音译，加“船”字形成的。(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93)<<新世纪英汉辞典>>所列“Junk”的第二意为“中国帆船”，而其第一意为“破烂物，垃圾，废物等无价的东西”。
　　
　　明朝人对西方战舰的第一观感就是“船坚炮利”，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东西洋考?红毛番》云:“或谓和兰长技, 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 横广五六丈, 板厚二尺余, 鳞次相衔, 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网, 外漆打马油, 光莹可鉴。舟设三层, 傍作小窗, 各置铜铳其中。”万历三十二年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
　　
　　明朝人把荷兰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人正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
　　
　　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随着后金威胁日趋严重, 明朝对红夷大炮的借鉴利用逐渐达到高潮。1620年九月, 荷兰海船在广东曲江近海沉没, 地方当局派人下海打捞, 得大小荷兰铜炮二十余尊, 后经修整, 令习火器者演放。天启元年(1621 年) 五月, 荷兰海船在福建近海再次触礁沉没, 居民泅水取其大铳, 献给福建地方当局。荷人为了达到互市通商之目的, 也以火炮为诱饵, 诱使明朝地方当局就范。明朝廷基于其对荷通商求利之认识, 还利用荷兰进剿海寇。如利用荷人进攻郑芝龙等。
　　
　　问题在于明朝人对西方战船东来的认识多停留在表面,对大航海时代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性问题缺乏根本认识。同时, 明朝人对西方技术先进性也认识不足。此时西方技术进步表现在多个方面。造船、纺织和兵器制造在欧洲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明朝人对西方长技之学习仅限于火炮一项, 对其造船技术却未加借鉴。由于双方舰船不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导致明人在中西海战中常常力不从心,中国沿海的制海权如同漏洞百出的破网，西方战舰常常可以随意来往。
　　
　　而且，明朝人对认识成果也重视不够，他们虽然体会到西方炮舰技术的进步与威力, 看到了西方列强到处扩张的蛮横与威胁, 但因为国人华夷之辨思想根深蒂固。在此思想指导下, 明朝国人自恃文明发达,夜郎自大, 视外来民族为蛮夷之邦, 轻视有余, 重视不够, 直接制约着中西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交流。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西方风帆战舰技术已至顶峰，“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已可集中万余兵力和百艘战舰来到中国沿海，中国人单纯的数量优势已无法弥补炮舰技术和火力的差距，任何计谋都已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了，那么中国的沿海就真的“有海无防”了，悲剧般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