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王石

说实话，在潜意识里面，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商人。我猜测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自己身上没有丝毫商人的基因，家谱上推十几代也找不到一个人经商之人；另一方面，我肯定受到了中国传统意识的影响。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人们对商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引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一段话“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最低，士、农、工、商，商是老四，倒数第一。在汉代农商熟重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结果是重农派胜利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商人是敲竹杠的，是寡情无义之徒。他们斤斤计较，重钱不重情。…现在仍然流行‘商贩中有没有好人’。”这便是中国人对商人评价的传统意识。
但现在我总觉得中国人对商人的传统意识似乎有点误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味道。波普尔曾举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世界上天鹅很多，要证实“凡天鹅都是白色的”很困难。但证伪则比较容易，一旦有黑色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天鹅存在，那么“凡天鹅都是白色的”即刻便被证伪。不过，证伪“凡天鹅都是白色的”并不意味着天鹅都不是白色的，但中国往往喜欢推理过度，推理出上面的错误来。中国人对商人的传统意识似乎就犯了这个逻辑错误。关乎商人的评价，涉及普遍人群对一个整体的主观心理感受，肯定是一个很难证实的命题。因而中国对商人看法的传统意识形成过程也应该是个证伪命题的过程。列出原命题H0：商人是好人；再列出备择命题H1：商贩中有没有好人。在现实中发现了许多寡情无义的商人（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所以原命题H0被证伪了。给定在某个置信水平a之下，我们有1—a的把握说备择命题H1是正确的命题。可问题出在，由于中国人喜欢把问题绝对化，1—a的把握硬说成100%，所以得出了“商贩中没有好人”的绝对性结论。这么看来，传统意识在对商人的评论上存在点逻辑不通了。
其实，商人从本质上说是人，而不是商。这是我最近翻看王石的新书《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二十年》后的一点感想。商人要想成功，首先还是要学会做人。商人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而是人格魅力上的综合成功，是人格的成熟。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意义而言，读商战成功人士，获取的经验不仅是商战经验，而是人生经验。比如王石，就大有可以借鉴到其它职业的价值，包括做学者。
王石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二十年》，单从文字角度而言，并不是本好书。王石毕竟不是作家，让老板写几十万字的回忆录，难免主线不分明，文字不够优美。但这本书好在比较平实，忠实记录了造就王石的时代，并把王石在特定时代原则性的思想纪录下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因此，我试着从这本书中读出了几条关键性的词条来。当然由于自己不够成熟，所以有可能会读出偏差来。
第一条，专业化，别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
两百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开始大力论证专业化的好处。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观点认为，分工和专业化可以减少资源的稀缺性，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资本只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工具。他说，一个国家应该进口那些别人能以更低成本制造的东西。比如，法国人能够以远为低廉的成本酿造葡萄酒，英国人能够以很低廉的成本制造酒杯。那么法国人的最佳选择是进口英国的酒杯，自己专心于酿酒；而英国人非要自己酿造则是蠢的，英国人的最佳选择是专心制造酒杯。后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在《国富论》问世四十年后，出了本叫《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书，他提出，如果没有绝对比较优势，只有相对比较优势，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现实中，企业家们总是很贪婪，什么领域都想涉足，他们总是说，开拓一个新领域带给他们的兴奋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王石建立万科的初期，梦想是把万科打造成一个像日本财阀那样的“综合商社”，什么都做，建一个企业帝国。十年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王石从实践中悟出了专业化这个经济学真理（不简单啊！），开始收缩战线全力造房子。和万科几乎同时起家的三九，本来是专心制药的企业，可偏偏后来什么都想做，最后近乎崩溃。三九、三株、巨人、德隆，这些曾经各领风骚好几年的企业，最后倒在了多元化的冲动之中；而王石的万科，却在专业化中获得了重生。早在1998年，万科就开始了一个舍弃的过程，退出了很多赚钱的行业，而现在被房地产界广泛提及的减法，万科早在8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以为，做人也需要专业化，别什么都想去做，否则多元化的人也会像多元化企业那样崩溃掉。专业化其实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该吃哪一捆好，最后不但一事无成，还竟然饿死了。在创富过程中，其实每个人、每个企业也和布利丹毛驴一样，时时面临着在两捆干草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看王石的简历，他的选择了专业化，就当企业家，连政协委员也不当。要说王石喜欢爬山，我想这不算多元化，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举些多元化做人失败的例子。第一个例子，赵本山。赵本山做演员绝对优秀，那里可以称得上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可人的名气一大，就想多元发展。当赵本山看见家乡的辽宁足球队有困难，加之被人忽悠了一下，于是心血来潮当上了辽足的董事长。赵本山当演员肯定有比较优势，可当董事长肯定是比较劣势了。于是终于干不下去了，只好声称“足球这东西太复杂，太脏，…我不想趟这浑水了，最后非把自己淹死不可！”黯然隐退辽足，继续走他的专业化演员之路。第二个例子，麦肯锡先生。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麦肯锡先生当年才智过人，特别会出点子搞策划。当他成为了非常有名的咨询策划人之后，也想把自己多元化一下。他心想，我詹姆斯•麦肯锡的智商比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高多了，他们都能当高管，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他去了一家曾找他做咨询的百货公司，在那里当总裁。尽管他的经营理论丰富，可经营水平却不高，辛苦了近3年，最终积劳成疾，抱憾死去。死前他在病榻上留下了一句话“做咨询一定不要过多插手客户的内部事务”。类似的例子还很多，看来，做人的专业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发挥自己在某方面的比较优势，专注于某一领域，则容易成功。我想优秀的商人、优秀的官员、优秀的演员、优秀的学者大抵都是专业化的。
第二条，“超过25%的利润不做”
王石有句名言，“超过25%的利润不做”，这似乎和我的直觉有点相悖，我总觉得做生意嘛，就是要利润越多越好。王石带领下的，不做超过25%的利润的万科，居然在20年间一跃成为全国地产界的龙头老大，截止2005年12月31日，总资产已经达到219.9亿，净资产83.7亿。令人感到诧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资本积累的残酷性时，曾借用英国学者托. 约. 登宁的一句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829）追求利润，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似乎是商人的天性。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地在频频发生的矿难中得到印证。许多煤老板本来不是开矿的，当煤炭价格一路走高，承包煤矿变得很有利可图的时候，于是这些商人便把大笔大笔的钞票投入煤窑。他们践踏着国家安全生产的法规，压榨着民工的血汗，漠视民工的生命，终于赚到了巨大回报。看来，煤老板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着《资本论》中“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的经典论述。那么，万科不做超过25%的利润，似乎很另类。
王石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是在1992年深圳国土局主办了一次房地产沙龙上。当时会场一片哗然。王石的解释说“现在只要手中有一块地，半年还没开发，地价就涨了一倍。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由此而来。但这正常吗？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的利润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利润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了一遍，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这说明这么多年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暴利赚的钱，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王石的解释实际是完全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他只是用自己的话描述出来，更加生动鲜明而已。
在1990年代初那个屯地就能增长利润的年代，万科坚持快速开发，而这也让万科躲过了更多的危机。当年大肆屯地炒低，想大赚一把（应该是指望赚25%以上利润）的企业，结果纷纷倒掉了，而万科却获得生存了下来，而且生存地非常健康。
其实，王石的做法，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Kreps、Milgrom、Roberts和Wilson于1982年提出的KMRW声誉模型就能很好地解释。该模型旨在证明博弈参与人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有非理性行为（我们显然可以把王石不做超过25%的利润看作非理性）。但事实上，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多期博弈中，这种非理性行为却是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所以我敢肯定，煤老板从长期来看，决不会比万科赚得更多，煤老板显然属于投机者。现在或许煤老板赚得很多，但从长期来看，国家肯定是会对煤窑严刑峻法的，那时候也许就会像王石所说的“先前你怎么暴利赚的钱，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王石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我认为也是做人原则的一种反映。古人云：“大厦千间，夜眼六尺；黄金万两，一日三餐。”这便是超过25%的利润不做的人生原则，超过25%不做，其实就是克服暴利意识和投机心理。莫去贪图一时的暴利，莫去追求空中楼阁或是不劳而获，真正埋头于自己的本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样会有好的回报。或许，这是因为上帝是公平的。王石的做人原则，从长期来看，赢得的不仅是利润，还获得了好的名声。我想，大家提到王石的时候，往往会竖起大拇指，但是，大家提到腰缠万贯的煤老板，估计就往往是鄙夷了。虽然煤老板有钱，但没有名声，让人不敢恭维。
 
第三条，只有自身很强才能渡过难关，获得帮助
王石曾不止一次说，万科绝不行贿。王石在他自己今年5月28的博客上写道“做为一个人，我从不行贿，作为我创办的万科，创业时不行贿，延续至今，今后、永远！”王石的做法似乎很有屈原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也正因为如此，王石以及万科很受人们的尊敬，包括我，也非常尊敬一点。
现实中，要想不受贿而求生存很难，可王石带领万科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其实，从《光荣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来看，王石实际在好几次关键时刻，获得了高人的帮助，于是渡过了难关。有人可能会觉得王石运气不错，使得万科获得了机遇。但我以为，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要想获得别人的帮助，必须自己很强。
王石说他不行贿，起源于这么一件事。万科初期是靠倒卖玉米起家的，而改革开放初期，要想搞到运货的车皮很不容易。有一次，万科从从东北进了大批玉米，如果没有车皮运到深圳，可能会血本无归。王石听说深圳铁路局管车皮的官员喜欢抽烟，于是花了20元（当时属于大数目了）买了条555香烟去疏通关节。那位官员结果对王石说，要是靠行贿获得车皮，200元都不止，你的香烟就是个零头。当王石被说得很尴尬，心灰意冷的时候，这位官员却转而和颜悦色地批给王石一个车皮，分文不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王石的努力和实干精神早已引起了那位官员的注意，他认定王石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很想帮王石。那位官员说：“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我发现这个搬运工队伍里怎么有一个城市人模样的人，在跟着一块扛。我就觉得奇怪，你不像来劳改的，也不像干苦力的农民呀，但是你干活的兴致却很高。我觉得你这人很特别，是想干成事的人，很想帮助你。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正好你找上门来了。”就这样，王石行贿不成反而顺利地把事儿办成了。可以说，那位官员的帮忙，使王石避免了血本无归的重大损失，成就了王石今天辉煌基业的基础，当然，这位帮助王石的人也在日后获得了大回报。
后来，万科还遇到了几次危机，比如股权危机，王石也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化险为夷。有人说，王石不行贿，那是因为他太有个人魅力了，每次都有人帮他。但我觉得，王石的魅力其实来自于他本人的实力。王石是最好的，他的努力、睿智、胆识，以及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性格便是别人帮他的理由。
王石喜欢爬山，2003年5月22日，王石成功登顶了世界最高峰——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那年，王石已52岁了。一个五十多岁，头发已经稀疏快要谢顶的人，又不是专业登山运动员，居然能爬上世界最高峰，非常不容易。当王石谈到他为什么能登上珠峰的时候说，“世界上最难于征服的是自己，每前进一步，都是一个新的高度。”是的，人的一生最难战胜的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正视和克服自身的弱点；为战胜情性而反复自策；为战胜暴躁而时时制怒；为战胜怯懦而不断自励……这便是战胜自己，攀爬自己心中的最高峰。王石能够化解一次次的危机，我想就是因为他爬上了生命的最高峰——自己。
 
第四条，会玩才有魅力
通常，商人们总喜欢说自己太忙，忙得都快没时间睡觉了。王石却看起来似乎很闲，创业初期，无论多忙每周都要和员工踢球游泳，后来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他都去爬，还去当水手参加帆船赛，甚至还要看超级女生（关于王石喜欢看超女的新闻报道很多）。但我想，王石作为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老总，事情绝对不会少。他能玩，说明他很善于分配时间，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玩的时候玩，这样才具有了非凡的魅力。我想，那种赚钱机器型的商人（威尼斯商人夏洛克那样或者旧社会的晋商），是不会有太大的魅力的。
在人们眼中，尤其是年轻女士的眼中，学者的魅力总是不够高。我想，这大抵是因为人们认为学者是群书呆子，不会玩。在他们的印象中，标准的学者似乎是陈景润那样的，戴个几百度的大眼镜，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其实，学者和商人是一样的，商人过分专注于赚钱会没有魅力，学者过分专注于书本也就没有了魅力。所以我认为，学者在做好学问的同时，分配好时间用于玩，做一个时尚风格的学者，肯定是有魅力的。现实中，最有魅力的学者都是最会玩，最时尚的学者。王石很不了不起，当最好的商人，同时也是会玩的商人。其实，中国缺乏的学者就是王石那样的，做最好的学问，同时是个会玩的学者。
 
没经历过商海，也许我并不能体会王石的风风雨雨，所以我只能试读王石，写点不成熟的看法。不过，读过一本书后写点感想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