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演出与原子弹试爆同日献礼之谜

2010年09月20日 08:13:24 　来源： 新华副刊




周恩来总理在武汉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后，接见演员（1965年4月15日黄克勤摄）
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作者：顾保孜，出版：中国妇女出版社
“同志们，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也像丢了颗原子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一项代号为596的神秘产品，经过3年的研制，将进入最后的实施阶段。
一个庞然大物在宁静而神秘的大漠夜幕中，被缓慢地升到100多米的铁塔上，这就是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它像一头沉睡中惊醒的巨兽，直立起高耸云天的身躯，眺望着一轮红日浮出地平线。
铁塔顶端的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紧张地调试，他们有条不紊地把仪器的指示数都记录下来后，迅即撤往23公里远的试验现场控制室。
渐渐地，指挥大厅的大钟指针接近15点，好像下达了一道无声命令，刚才还熙熙攘攘的指挥大厅一下静了下来，每个人的心都揪了起来，随着倒计时的读秒声而快速的搏动着：10、9、8、7……读到“0”的时候，总指挥一声令下：“起爆！”
顿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腾空而起的橙黑色云团覆盖了人们的视线。大地好像裂开了一样，不断喷射云团，涌动的蘑菇云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不一会，平坦的大漠上便腾升起一座火山。
激动的欢呼声席卷了整个指挥部，指挥员和技术人员此时此刻都感到浑身发抖般的激动。大家意识到核爆炸已经成功了！接着，着名科学家王淦昌又用科学的数据作了肯定的回答。
几个小时之后，防化兵进入当初铁塔耸立的地区，现场测试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完全合格的核爆炸。
19时30分，在现场指挥的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消息。消息传来，正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作最后的演出。
大型史诗《东方红》是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一项文艺大工程。不仅调用了部队所有文艺单位，还调用了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参加，参加演出达3000多人，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从10 月2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大家又兴高采烈相聚在大会堂里等候中央领导人接见，共同庆祝演出取得圆满成功……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走进会场中心时，四周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充满了对领袖的热爱和敬仰。
周恩来笑容满面走到麦克风前，他先用双手向大家作了个停止鼓掌的动作，然后用带着快意的双目环顾一周，才开口说话。
站在离周恩来不远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突然发现今天总理神情有些异常，显得十分激动，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3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也像丢了颗原子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后来所有的人像起伏的浪头不断跃动，欢呼叫声似巨响的浪潮在大厅里发出轰鸣声……
这时杜修贤才骤然明白总理今天为什么这么兴奋、这么激动！他赶忙按下手中的快门，这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立刻变成了永恒的画面。
周恩来见人们的情绪失去了控制，不由地着急起来，对着话筒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我再说一遍，大家不要跳！”
这个在接见《东方红》演职员前的插曲，将会场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虽然原子弹爆炸场面在万里之外的大西北，但相信，所有人的心灵都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和震撼力。这是中国人期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蘑菇云”！是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侧耳凝听的惊雷！ 蘑菇云冉冉腾升翻动的时候，莫斯科的电波又送来一条新闻--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
历史往往是那么有趣，是巧合？还是天意？这三好件事竟碰到了一起！
偶然性中透着必然性。它既宣告了赫鲁晓夫反华、排华的失败，也证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正确与成功。
因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给赫鲁晓夫发的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正是因为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撤回专家、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生活困难，才迫使中国人民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科学发展和经济建设道路，才有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一天。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压力大，动力也大，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终于度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迎来了充满希望的建国15周年的纪念日。而此时排演成功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中国人民献给党和毛主席的一首最好的赞歌，也是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建立新中国的雄壮无比的交响乐。
上海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开始酝酿一个大创作。
当我们问起谁是《东方红》这部艺术精品总导演时，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周总理！”
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回忆那段历史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进入1964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各项文艺活动也多了起来。
1964年7月13日，周恩来出访回到上海，他利用这暂短的休息时间前来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
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不仅在上海还是第一次，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这场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二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七场。
面对舞台上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他的心中突然闪现了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岂不是更好！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中国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演出结束后，数百名演员们在台上谢幕，他们盼望周总理能上台接见。周总理和陈毅起身退场时，场内约一万多名观众欢声雷动，簇拥着周恩来一行人缓步行走。周恩来在人缝中走到舞台一侧，没有想到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团团围住了，小孩子不像大人容易指挥，无论怎么疏导、阻拦，天真的孩子们又叫又跳，就是不让周爷爷离开。而周恩来只要一看见孩子，就格外兴奋，抱抱这个，亲亲那个，忙的不亦乐乎，比正式接见还要自然热烈许多。
台上的大演员们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小演员们捷足先蹬，抢夺了他们的“幸福时光”，在台下和周恩来长时间地亲切“会见”。 离开会场，周恩来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但是这时距离国庆节还有三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啊！
他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和其它一些场合公开“透”了“气”。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
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却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
周恩来既然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公开了他的设想，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7月24日，也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修改了这个报告并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保证在国庆节上演。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随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不久，12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
《东方红》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再到原则分寸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再到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一一过问。
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地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彻底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 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指挥们一起商磋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定了几个方案，从几个方面把握和体验艺术的感觉。
周恩来启发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创作人员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上去要求创作人员跨越历史高度的。这样一表现，反而将毛主席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出来。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周恩来对《东方红》的精心指导，实际情况还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周总理审定，渗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八遍，周恩来竟然反复地看了五遍。每次演出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作为一个大国总理，能具有这样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作风，真是十分宝贵而难得，不仅令人倾倒，也令人感慨不已。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诩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文化旗手”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一是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也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艺术家的强大阵容和实力。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这样一来，部队的各大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在挑选专业人员问题上，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1964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就如何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搬上电影银幕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这次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说“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等等。 如果说，江青是抱着支持的态度来对《东方红》提出修改意见，倒也没有什么。然而，江青所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周恩来亲自领导创作的《东方红》，以此来发泄她的不满情绪。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在有些问题上，周恩来是一抓到底。这必然要招致江青的不满。
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硬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之流留下口实。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了全部样片。这样，电影《东方红》在1965年建国16周年的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东方红》作为歌舞和电影成为两个国庆节的献礼节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创举，说明这部宏篇巨作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是因为周总理对《东方红》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力，终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
从1964年夏天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距离爆发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一年时间。好景不长，《东方红》成为“文革”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深圳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