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学院散文小说教案

第二章   新时期小说

第一节  创作概说

一、小说创作概说

1、小说创作的基本流程。

2、短篇小说成绩很大，中篇小说崛起，长篇小说也出现了一批佳作。

3、小说取材范围大大开阔了，创作方法，表现技巧亦趋向多样化。思想内容也丰富深刻了。

4、涌现了一大批新的作家。尤其中青年作家朝气蓬勃、才华横溢，使中国文坛生机勃勃。

5、存在一些应严肃看待的重大问题。

第二节 刘心武的小说

1、伤痕文学：血和泪的文学，感性的批判。是新时期文学浪潮的第一波，发端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相继有一批文学作品问世，短篇小说成就最高。

思想内容上的基本特点：（1）否定文革。（2）反个人崇拜。审美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开启悲剧意识。（2）回归现实主义。

2、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

 问题小说——市民小说——文化小说；

 即思考的文学——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探索阶段，从对政治的视角转向人的视角文化的视角；

《班主任》以其老师的敏锐观察控诉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揭示极左对青少年的戕害，否定文革的文化大倒退。其独特性在于刻画出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和心灵伤痕。

宋宝琦、谢惠敏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学生，一个人生形态扭曲，一个思维方式僵化。特别是后者，更有警世的作用。

此期，刘心武还有《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影响也很大。政治的视角，说教的语气，且每篇小说中树立一两个正面形象来鼓舞人心，显出刘心武艺术上的准备不足，但《班主任》在新时期小说中起了开拓奠基的作用，初步奠定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爱每一片绿叶》由“政治性、政策性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移”，这是一篇“给个性落实政策”的作品。虽还有说教，但已进入着力描写人的性格和命运领域。

《如意》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进入写人，写人的内心，写人的命运，表现作者出对普通人尊重、关心和理解。石义海“人要善待人”的人生信条，表现出朴素的人道感。

《立体交叉桥》向市井风俗和文化小说发展。

《钟鼓楼》集大成者。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八十年代全方位的市民生存状态（2）桔瓣式结构（3）浓郁的京味。

刘心武视人道主义为中心议题，以其敏锐性取胜，使之在各个文学潮头中都有地位。《风过耳》《栖风楼》《四牌楼》等长篇小说，《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记实小说也有较大影响。

第三节 高晓声对农民命运的反思

1、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深入与自然延伸，对极左理性的批判。此时的文学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历史、文化和人的心理反省。它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有两大突破：

（1）将时间从文革向前推移，四清、大跃进甚至到建国之初，对左的思想进行全面清算，涉及党政干群，工农学商方方面面。

（2）将笔触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乃至集体无意识。王蒙、刘心武、高晓声、李国文、张贤亮等作家都有力作，中篇小说尤为出色。其它文体亦有佳作。

2、高晓声的创作命意。

（1）启发农民“自我认识”“自我努力”

（2）让人们了解农民，看到农民思想和习性对各阶层的影响。

代表作：《“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

《“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从人生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吃、住来反思农民命运。从《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出国》历史地反映中国农民在解决了吃、住问题之后生活命运的发展变化。农民命运与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其反思有相当的力度，批判性达到一定的深度。

3、《陈奂生上城》。

陈奂生形象——带着因袭重负走向新生活的小生产者；陈奂生性格——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讲究实际与狭隘自私并存。作者以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为线索，在偶然住进招待所后展示其心理的“文化矛盾”：面对高级房间的诚惶诚恐；拿出五元钱的窘迫“肉痛”；继而出现报复心理，用枕巾檫脸，连坐三次沙发“坐瘪了不关我的事”“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最后在自慰中得到满足，“这等于出了晦气钱——臂如买药吃掉！”“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元钱花得值透”。　　 高晓声属于右派复出的作家，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问题有着切肤的感受，《陈奂生上城》揭示农民在物质生活改善后精神需求的匮乏与萌发，他衔接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思考。其作品以情节为依托，重在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白描与细节交织；带苏南味的语言诙谐幽默。

高晓声以他的“陈奂声系列”小说，勾勒出一幅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揭示达到相当深刻的层次。陈奂生性格在《“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中得到开掘与深化，但在以后的续篇中，已显停滞。其另一类短篇《钱包》、《鱼钓》、《绳子》、《飞磨》等，具有象征意味，但读者面不广。

第四节 张贤亮对知识分子灵魂的自审

1、作者生平及创作

张贤亮（1936——）江苏盱眙人，生于南京。1955年高中毕业到宁夏银川干部文化学校任教员。1957年因在《延河》上发表长篇抒情诗《大风歌》而被错划成右派，此后开除工职，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众专政”，一次关监。复出后任《朔方》编辑，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宁夏分会主席，专业作家。以其过去苦难的历程和对现今社会的积极参与被人誉为大西北高原的歌手。　　由于他诗人的气质、苦难的历程、一定的理论素养形成其作品具有浪漫色彩、现实主义、哲理思辩的特点，并在每一个文学大潮中都有冲浪的作品。

早期伤痕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

反思小说：《绿化树》；

改革小说：《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

在文学史上不可忽略，更有《浪漫的黑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的开拓与争议。

2、展览大西北壮美的风情。高原荒原博大之美；自然自由的灵性之美；象征的运用。

3、《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象征意蕴；局部象征：大青马，荒原；整体象征：性政治。

4、张贤亮创作思想的矛盾心态

（1）将苦难合理化，诗意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象童话里的王子”

（2）母性崇拜心理，男权意识流露。“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第五节 蒋子龙为改革讴歌

1、改革文学：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是面向过去的岁月，那么改革文学便是拥抱现实的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便是其发轫之作。呼唤改革的紧迫，塑造改革的英雄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而厚重之作多为后来出现的长篇。如《沉重的翅膀》、《浮躁》等。

2、创作（1941——）工人出身，熟悉工厂，了解工人。创作60年代中期起步，成熟于新时期。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取得巨大的轰动效应。后陆续发表《乔厂长后传》、《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改革小说，塑造了一批锐意改革，具有进攻型性格的新人形象，形成“开拓者家族”，有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解净、刘思佳等。后有《蛇神》、《饥饿综合症》等。

3、《乔厂长上任记》的开拓意义：

（1）直面现实矛盾；

（2）塑造改革英雄；（集知识、才干、党性原则为一体）

（3）风格粗犷豪迈。

80年代改革文学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它下意识地采取种种曲折、颠倒和自相矛盾反映现实是方式，但它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构建了那个时期人们想象的历史。（陈晓明《表意的焦虑》）

第六节 王蒙小说的文体变革

1、王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 深刻的思想家，艺术创造的开路先锋。具体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对既往历史的怀疑和质疑，将历史叙事和个人内省结合，使之获得思想深刻，手法多样的盛誉。

王蒙经历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大起大落，复出后推出《夜的眼》《春之声》《蝴蝶》《布礼》《海的梦》《风筝飘带》，被人们称之为“集束手榴弹”，他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结合中国国情，在文体变革上引人瞩目。

2、意识流小说的界定。意识流本是心理学词语。“自20年代始，意识流就成了文学的一种模式。”（阿伯拉姆斯）许多现代批评家更倾向于把意识流视为一种表现手法、技巧，而非对内心活动的真实再现。如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流依照人物内心活动来推进小说，打破自然顺序，不受时空限制，而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回忆、梦幻、感受、情绪、心理独白等组合作品，具有节奏快，跳跃性大等特点。

3、以《春之声》剖析王蒙小说的创新。

（1）                  内向化的表现手法：岳之峰，工程物理学家，刚从国外回来，接到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在回家途中二小时零四十七分闷罐子车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国外的差距感，回家的轻松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交织。

（2）                  （2） 放射性的心理结构：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呈放射性线条，尽情联想，互相切入。

创新：打散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时空秩序；专注心理、情绪、意识联想似的叙述；扩大小说的容量和语言的张力；追求幽默、豁达、夸张、机智的叙述效果。

4、反思政治风云变幻、人生际遇无常的《蝴蝶》

5、文化心理批判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倪吾成的形象；静珍静宜形象；

第七节 张洁与谌容，女作家小说的人生写意

1、顺应中的超越 张洁、谌容，当代文坛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实绩斐然的两位著名女作家。她们出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苏俄文学影响大，成名于新时期。张洁不断变化，谌容从容推进。她们不仅在主流文学中都有重头作品，而且积极女性意识的思考，以她们勤奋的创作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艺术画廊。

张洁（1937——）学经济，创作迟，起点高，成就大。早期《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忏悔》《沉重的翅膀》可谓主流文学的代表作；而《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红蘑菇》、《无字》等则昭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超越。张洁的短、中、长篇多次获奖，其中《沉重的翅膀》获茅盾文学奖。同时她的小说许多被翻译的国外，具有国际知名度。

谌容（1936——）75年开始发表作品，命运多舛，大器晚成。80年代之初以《人到中年》蜚声文坛。后有《太子村的秘密》、《懒得离婚》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减去十岁》、《散淡的人》、《送你一束夜来香》等亦影响重大。题材多涉及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爱情婚姻等。

2、张洁小说的女性思考

（1）曾经是“无望的救赎”；站在男权的立场反男权；《爱是不能忘记的》：造一个偶像给自己；《祖母绿》：虚幻的超越；《红蘑菇》：爱是痛苦的存在。

（3）                  超度情爱；鞭笞灵魂，拷问人性。《无字》：呕心沥血之作，对抗颠覆之作，女性觉悟之作。知识女性的心路历程，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

3、张洁小说的风格嬗变

（1）清纯优美典雅明丽；《谁生活得更美好》、《爱是不能忘记的》；

（2）粗野泼辣挥洒晦暗；《他有什么病》、《上火》；

（3）从容坦然睿智澄明；《无字》

4、谌容的《人到中年》：揭示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况与历史悲剧

（1）警世——中年知识分子现状：陆文婷，病倒；姜亚芬，出走。

（2）人物塑造——陆文婷；奉献型人生。强烈的事业心，人的尊严感。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缺失的人格，异化的典型。

（3）网络式结构。

第八节 张承志小说，从崇拜母性到皈依宗教

有关作者：知青，学者，诗人气质；痛苦，偏执，抒情小说家。以笔为旗，与世俗对抗，提倡清洁的精神。

创作分两个阶段，从躁动走向宁静。早期代表作《黑骏马》《北方的河》；后期代表作《残月》、《心灵史》

创作特色：（1）高扬主体精神；（2）恣意文饰色彩；（3）虔诚自然崇拜

讲析《黑骏马》——人生真谛的寻找，逃离与回归；诗意象征并用娴熟。

第九节 阿城、韩少功的文化寻根小说

1、寻根文学：

（1）何谓寻根文学。

（2）寻根文学背景。呼应浪漫主义；响应文化热潮；异域文化推动；文学自身发展。

（3）“根”的清晰与含混

2、代表作家代表作

（1）阿城《棋王》：传统文化的歌赞。王一生的吃饭与下棋、物资与精神的取舍，儒道释的全面交融。

（2）韩少功《爸爸爸》：传统文化的批判。丙崽形象的意义。

（3）贾平凹“商州三录”由歌赞到批判的渐进。净化写生；诗意提炼；劣根批判。

3、寻根文学带来的文坛变化。

第五章 十七年散文

教学目标与要求：

1．大概了解十七年散文创作的概况以及散文创作实绩。

2．散文随笔体的发展，创作情况。

3．三大散文家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的艺术成就。

教学重点与难点：

             三大散文家的散文创作情况并比较他们散文创作的异同。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

第一节 散文随笔创作概观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我们来谈作为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在建国后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沉重、很艰难的话题。但是历史无可回避，中国现代随笔仍然在求生存、求发展，虽然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整体是呈现出萎缩状态。但大体而言，除了文革十年随笔基本停滞外，建国后的“十七”年，随笔也曾两度出现过短暂的“复兴”景象，第一次是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2年。

在1956年第一次随笔“复兴”之前，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亲眼目睹或亲身领教这一场场的文艺政治化的批判场面，犹如惊弓之鸟。大多数人选择了明哲保身、沉默不语。那种具有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随笔是难得一见的。当时影响较大的是陈笑雨以马铁丁笔名发表的一些随笔。这类文章基本上是正面立论，对青年、工人、知识分子进行和风细雨的教育，而对时政的谏言或批评，那是比较少，而且也相当的谨慎。而像夏衍的《报喜与报忧》、严秀的《论“数蚊子”》，韩川的《部务会议》、呼加诺的《狗为什么会叫？》等，那种将笔锋针对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随笔杰作，可谓凤毛麟角，委实不多。这个情况一直延续至1956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6月13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章，进一步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而这个“双百”方针确实让知识分子感到思想解放时代的来临，以为知识分子“早春天气”的到来。因而，中国现代随笔的“复兴”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1956年初，《中国青年报》开设了“辣椒”副刊，后来成为著名的随笔家舒展便是这个“辣椒摊位”的“摊主”，自己既是编辑又是写家。他撰写的随笔，如《白司长来了之后……》、《鸡蛋问题的后面》等都影响很大的作品。其它报刊接着也纷纷仿效。报纸办起“副刊”，较为出名的有《文汇报》设“笔会”专栏，《新晚报》设“灯下谈”专栏，以及《光明日报》、《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新民报晚刊》等也有开辟随笔发表园地；在杂志方面，较为著名有《新观察》、《长江文艺》、《文艺月报》等，这些刊物不同程度地刊载了不少指摘时弊的随笔作品。而对这次“随笔”复兴真正起到龙头作用的是《人民日报》。当时，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胡乔木亲自到《人民日报》社主抓改版工作，并在日报社的负责人邓拓积极配合下，草拟了一个邀请著名作家撰写随笔的名单，并于1956年7月1日，在第八版正式推出改版了“文艺副刊”。从1956年7月1日起到1957年6月6日为止，《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计出了303期，发表的随笔约有500篇左右，作者有200余人。这些作者中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巴金、邓拓、夏衍、何其芳、田汉、林淡秋、袁水拍、曾彦修、萧乾、屠岸、费孝通、巴人、吴伯萧、冯文炳、沙鸥、唐弢、舒芜、陈笔雨、宋云彬、秦似、秦牧、韦君宜、刘大杰、徐懋庸、曹禺、谢觉哉、陈学昭、陈登科、许钦文、孔另境、吴祖光、刘白羽、康濯、傅雷、孟超、方成等等。刚刚起步的年青作者有邵燕祥、邓友梅等。被指名约请给副刊供稿的还有周作人。由此可见，这块园地真可谓高手云集、群贤荟萃之处。

在通读这一段随笔家所发表的作品，给我一个强烈印象是不少知识分子撰文谈“独立思考”问题。首先是茅盾以玄珠为笔名发表了《谈独立思考》一文，指出：“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叶圣陶发表了《“老爷”说的准没错》，他以戏剧《十五贯》里的娄阿鼠说的“老爷说是通奸谋杀，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作为典型代表，我们现在也是做某事总有大前提的前边往往是“某某说”或者“某某批示我们”，这和娄阿鼠相信老爷说的话准没有错是一样的道理。因而，他提出改进这种思想方法的现实意义。接着，巴金深有感触，也撰文《“独立思考”》呼应，认为“棍子”只能“造成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唐弢在《孟德新书》说：“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把火，它的名称是：独立思考。”而在形势相当严峻之际，萧乾尚敢斗胆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里宣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矣”，指责“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秦似在《学习泛感》探讨为什么第一人称“我”都一律变成了“我们”和“大家”的背后原因；黄秋耘的《创作和批评的障碍》和徐中玉的《关于扣帽子》都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扣帽子”现象；徐仲年在《乌“昼”啼》中提出既要让“凤鸣”，也需要让“乌鸣”的问题，并且表示自己要摹仿“乌夜啼”，而作“乌昼啼” 。

其次，这些随笔家还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粗暴的工作态度进行了谏言和批评。屠岸《婉转的粗暴》，在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在遇到别人提出问题，要求回答时，总是“慎重”地说：“考虑考虑再说”，“研究研究再说”，而且往往过后是沉石大海。作者对这种“婉转的粗暴”工作态度进行了谴责和批判。舒芜《说“难免”》，针对当时有些领导干部常用“难免”作为自己官僚作风的开脱词，作者进行尖锐的揭底，指出：“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高植《威信和威福》，作者谴责了现在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增加他所谓的“威信”，实际干的是侵犯公民权利，甚至逼死人命的事来。这已经是类似古代的“威福之臣”，是“作威作福”了。像这类作品还有邓友梅《两个疑问》、邵燕祥《“为官容易读书难”》等。

再者，随笔家也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七情六欲的追求问题。甘牛《服装的美与生活》，他赞美我们祖先懂得研究美和欣赏美，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和审美力”，然而今天穿着单调，一看到有人穿花衣服就摇头，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这说明了还是“不懂得生活、落后于生活的表现”。巴人《论人情》，认为当前我们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这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因此，他要为文艺作品中的“人情”，道一声“魂兮归来”！吴盛《请准谈风月》，甚至谈起长期以来人们所诟病的“风月”问题，他以为解放前“风月”没有我们的份儿，但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事境、心情都发生不少的变化，“风月”也是我们的，我们也可以用随笔、小品来反映“风月”。

由此可见，这次随笔的“复兴”，尽管昙花一现，知识分子在言说时也常有顾虑，但言论的公共空间毕竟打开了一角，让人领略到知识者身上久违多时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的风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吐露知识者心声的随笔作品，在共和国史上是一份值得记起的弥足珍视的文献材料。

而1961年至1962年散文随笔出现第二次“复兴”。这时期由于国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经济受到重挫。因而，国家开始着力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多次表态要搞“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整个国内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些。因此，第二次随笔所谓“复兴”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1961年3月，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用马南邨笔名开设《燕山夜话》随笔专栏，邓拓还与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作为三人共用的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也搞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1962年，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位在《人民日报》设置《长短录》专栏。这些随笔的发表，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恢复文坛“生气”的效果。随笔家们大都本着“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宗旨而写的，其中有些篇章的确寄寓着微言大义，但能起的作用毕竟很有限，也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因而这次所谓的“复兴”，再也没有建国后第一次“复兴”的景象。知识者那种直言不讳、自由批判的精神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在这批随笔家中，成绩最大要数邓拓。邓拓在1957年5月写的《废弃“庸人政治”》，是一篇锋芒较为显露的文章，他以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但到了6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发生较大的变化，邓拓笔下的随笔，多数是以传播知识，提倡科学，净化人们情操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其中个别篇章如《一个鸡蛋的家当》、《“批判”正解》、《智谋是可靠吗？》、《围田的教训》、《说大话的故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堵塞不如开导》等，一看题目就会觉得有些碍眼，这些文章明显带有现代随笔中所谓“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烙印。但就文章的内容而言，作者的态度一般都较为温和、稳妥，少有尖锐和激烈的言词。曾彦修说：“这个时期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北京只有特定的几个人，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二三十个人，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是能够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之类的，然后才敢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这些随笔家确有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往往在受到他人审查之前自己先进行自我的审查，而且是很自觉、很配合。诚如美国先锋艺术家哈克指出：“自我审查显然比公开审查更加有效，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如此一来，不少作家创作的作品总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图解，而且达到滥情、甚至出现了伪饰的诗意。因而，我们在这次随笔“复兴”中，很难找到像以往的随笔作家身上所独有的那种自由驰骋、自由创造、自由批判的大气和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然而，近年来，人们发掘出来的张中晓却是惟一的例外现象。这位曾被最高领袖认定为“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的年轻人，当年只有二十六、七岁，却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他先是被关进监狱，后因疾病，被遣送回绍兴老家，在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的大脑并没有停止工作，现在人们从他当年写下四本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中整理出一册《无梦楼随笔》出版。人们吃惊地发现张中晓记录下来随感，虽片纸只字，但“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的火花，恰似满天闪烁而亮度不等的星斗，以零散无序的表现而蕴涵其深广丰实的内容”。如他说：“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他并没有屈服于世俗的力量，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于是，一些“诛心之论”、“法外之意”就在这位年龄似乎不相称而且拖着病弱之躯的年轻人笔下不断地滋生和涌现出来。笔者以为，这本《无梦楼随笔》反复申说的两个内容很值得人们注意。其一，对极权主义的抨击和批判。张中晓认为极权主义的两个特征是权力欲望和专制统治。对权力欲望的追逐，带来的权力灾难，“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是一切通过强力或强烈的心理上的影响（灌输教育、愚民政策、神经战）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对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张中晓的议论也是直撄人心的，他称：“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其二，对人的奴性的掘发与刨根。张中晓以为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而人与禽的区别就在于“要求人的良知在选择中必须站在人的一边”，如果守不住这一点，那么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对于他们来说是再也舒服不够的“枕头”了。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只要他心中有奴性、劣根性没有祛除，那么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一个弱者，要想在被压迫、奴役的痛苦中找寻快乐，就只能虐待自己的亲人和比自己更弱小者。阿Q正是具有这种劣根性。如果他一得势，决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他的劣根性会转变成压迫阶级的精神屠刀，他会比赵太爷更无赖，更下贱”。因此，奴性、劣根性既是使人陷于奴隶的枷锁，也是走向统治者的桥梁，它妨碍人的觉悟，妨碍人成为真正的人。张中晓身上具有厨川白村所说的“奇警锐敏的透察力”，他在随笔中的卓识，是建立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解剖和透视基础之上的，往往三言两语，点铁成金，精辟警策，是属于鲁迅所赞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类能够“穿掘灵魂的深处”的作家之列。因此，我们读到张中晓的随笔，如人们体会到尼采爱读血书一样，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思想者的文字并不在多，而在它的精华，在于它独特的光彩。

从随笔理论和随笔艺术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相反随笔家们却要为议论性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和辩护。1950年，黄裳不满建国后杂文的沉寂，撰写了一篇《杂文复兴》，站出来大声为议论性随笔（杂文）呼吁。他指出“杂文是和时代结合的最密切的武器，那么，跟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型式自然得变。过去的说话绕弯子，是不得已的事。不过杂文的最重要成功，还不是隐晦曲折，而是在它的锋锐，能一笔下去可以刺着时弊的要点”。因此，他认为杂文的特质之一是“讽刺”，即使是对站在同一战线上战友的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尽管黄裳对杂文的看法说得很婉转，而且在对待同志的批评上是加上了限定词和修饰语，但他的这些观点还是很快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抨击。冯雪峰的《谈谈杂文》，是一篇带有结束论争性的总结文章。他以为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杂文的，问题是在需要什么样的杂文。他说我们不能出于“一种偏见和一种狭隘的心情”，即“只把鲁迅的杂文或者鲁迅式的杂文，才看成杂文的”。从逻辑上说，冯氏说得没有错。议论性随笔（杂文）本来就是没有固定的创作模式，它的灵魂是自由的创造。就鲁迅本人而言，他的随笔创作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质直，也有曲笔；既有明快，也有精深。任何将鲁迅的随笔风格简单地归纳为一种类型，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实，也是对鲁迅创作的歪曲。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冯氏的用意在于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笔法中所谓“曲折”、“隐晦”、“反语”的否定。他说“弯弯曲曲、隐隐晦晦的杂文，是的确应该过去了，因为那样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因而，他将当今的杂文创作提升到政治立场问题，“我们今天仍旧需要杂文，就是必须适合于今天人民所需要的那种形式、内容和精神的杂文，如毛主席所说”，“新的杂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却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也不许讽刺的乱用，自然并非一般地废除讽刺”。这种预设前提和理论观念，无形中就将一种议论性随笔（杂文）模式强加到每位作家身上，这是违背随笔精神的，是有害的。孔罗荪《关于杂文》，事实上是冯雪峰观点的呼应，他也强调当今的杂文“必须突破狭隘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不要那种曲折、隐晦和反语的杂文，不要‘伊索寓言式’的奴隶的语言”。而夏衍撰写《谈小品文》，其观点就不同于冯、孔之文，他从鲁迅论小品文和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中论鲁迅杂感得到有益的启发。他指出：“小品文，即‘阜利通’是战斗性的文艺作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创作。它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它一方面不能够——也不需要把作者的思想感情从容地熔铸进具体的形象和典型，但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夏衍认为小品文（随笔）是一种精炼的文体，作家要有讽刺和幽默的才能。即使是当今社会，我们也是需要用小品文（随笔）这一武器，“对我们自己队伍里的这种政治上的麻痹和冷淡，展开剧烈的斗争”。因而，他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我们报刊上不仅要有和应该有鲁迅式的杂文，而且要有和应该有果戈里和谢德林式的文艺作品。”

第二节杨朔的散文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杨朔模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并不取决于人们怎样评价杨朔，重要的是杨朔散文已成为文学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杨朔模式”则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精神载体。

一、生平和创作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瑨，山东蓬莱人。

1、颂歌体的艺术格调：

杨朔散文的内容题材是比较广泛的。但无论写什么，都是以“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的战士的姿态，“从生活的激流里抓起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海市〉小序》）他的这一选材主旨成为特定艺术面貌的典型体现而被推而广之。

杨朔说：“生活是一片大海，跳进去吧，跳进去吧。”（《投进生活的深处》）他确实是以极大的热情跳进生活的海里，捕捉其中的光点。但的作品有反映抗美援朝时期中朝友谊的志愿军斗争精神的，如《英雄时代》、《万古青春》、《平常的人》等。这类作品大多还没有摆脱纪实的写法；有表现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如《画山绣水》、《海市》、《泰山极项》、《香山红叶》、《茶花赋》、《雪浪花》、《荔枝蜜》等。这关作品最集中地反映了他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追求，当人们提到“杨朔散文模式”时，道德想到的也是这些作品；杨朔还有一些反映国外生活的作品，这是作者在国外工作时的收获。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些亚非国家优美风光，也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如《印度情思》、《生命泉》、《樱花雨》、《埃及灯》等。

那么，为什么杨朔写散文会采用颂歌体的艺术格调？

杨朔和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这是杨朔这一代在革命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角色。它由此决定了创作的出发点和主题话语。在此要特别提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杨朔的作用。他在延安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精神涅磐。“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般不惜作尘泥”，还有什么比这两句诗更能表达杨朔的胸怀呢？杨朔创作的精神源头盖出于此。

当时，许多作家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表达了与杨朔类似的思想。他们从一已的悲欢中挣脱出来，像抖落了昨日的一身灰尘，投入了时代的洪流，走上新的路程。

这一变化意味着，文学在走向真理之途中，不再是抒发自我感情的手段，而是参与革命的一种方式；在走向社会之途中，作家由“自我”融入“大我”，个人是社会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在艺术本体与社会本体之间，作家义无反顾地倾斜于后者。

在抗战爆发后至40年代乃至50年代初，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为祖国而战”成了每个中国人，也是每个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中国人民需要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时，中国作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具有快捷、客观、时代性强特点的通迅与报告文学。散文的通迅化或报告文学代替散文小品而成为主要文体，伴随文学创作从内心走向现实的心灵历程。    一个抒情的时代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出现。散文由“为祖国而战”到“为祖国而歌”，歌颂成为当代散文抒发感情的至尊方式。在本质上，歌颂即战斗，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性在“文革”前十七年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歌颂上，对“歌颂”方式毫不犹豫地选择，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道德行为，后二者甚至更为重要。在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情境中，作家们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泰山极顶》的篇末，杨朔咏叹道：“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这一简短的语句，是散文抒情的主题和主旋律。而叙事与写景，则成了抒情的手段。

“歌颂”兼具艺术手段、政治态度与道德行为，而在二者中间，最重要的是政治态度。人们逐渐约定俗成地认为，歌颂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或“分水岭”。强调作家的立场，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被庸俗化了，既拒绝体现了“第二种忠诚”的“暴露”，又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不仅失去了它的本体性，而且仅仅成为现实政治的工具。因此，我们不能亵渎“歌颂”的神圣，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探析文学何以将“个人话语”融入并消解在“国家话语”之中。

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杨朔模式”成为散文创作如何处理与现实关系的范式。它的成功以及被推崇被模仿，都成为2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杨朔模式”的成就和局限既表现了作家选择历史的方式，更影响着当时和此后的创作。

2、拿散文“当诗一样写”

杨朔散文的最大特色是对诗意的执着追求。在艺术构思、意境创造、人物描写、结构布局、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注意营造一种诗的气氛，逐渐形成诗体散文风格。杨朔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海市小序》）

他创造性地运用我国文艺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力图在散文中创造意境。在他的散文中，人、事、景物等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组织起来，达到和谐的境界。他根据创造意境的需要，在艺术构思中善于借助景物寄情写意，往往在每篇散文中缀合众多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这些画面被意境统领起来，赋予主观抒情的色调，同时，这些画面又进一步使作品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示，形成特有的抒情基调。（名家论P117）

中国古典诗词讲究“诗眼”、“词眼”，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杨朔散文的诗化特征还表现在“文眼”的设置。他的散文尽管写的开阔，但总有一个艺术的凝光点笼罩全篇，这是作品立意的主脑、构思的骨架，作品的情韵往往由此伸发开去，形成特有的韵味和情调。（名家论P119“咬”字）

杨朔散文在结构上也十分讲究，大多不直接叙述，而用曲笔，都是“写景——记事写人——议论点睛”的三段式和欲扬先抑的开头，中间转弯，最后点题的构架。有人把它称之为深得我国古典诗词结构严谨和江南园林“曲径通幽”之妙。杨朔的三大典范作品《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都是这一方面代表性写法。     3、关于散文“诗化”的反思

不可否认，六十年代的散文“诗化”运用曾成为我国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它促进了散文这一文体由抗战以来形成的，以客观记录为特征的“通讯速写体”向二、三十年代的主观抒情体回归，恢复散文的文学本质和抒情本性。以至在当时抒情散文创作蔚然成风，促成了当代散文的第一个创作高潮。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散文“诗化”这一观念在创作实践中却存在种种弊端：

（一）这一时期散文的“诗化”是一种浅层次的诗化。散文“诗化”是杨朔等散文大家为了避免散文成为“质木无文”的政治宣传品而作的审美选择。其目的如佘树森说：“既要保持颂歌的基调，又要克服前期散文创作在艺术上存在的那种直露，粗陋的弱点。”这是散文在封闭中对出路的寻求。由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已基本规定了散文表现的题材和主题，所以散文家无法使散文直面真实的人生，散文家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因此，六十年代初的散文“诗化”只是一种表面的诗化——追求诗情画意的生活画面和优美的语言，而其立足点还在于政治化的现实之上。

请看《蓬莱仙境》对老大娘的肖像刻划：

我拿着一朵红石榴花要给那小女孩。老大娘望着小孙女笑着说：“花！花！”自己却伸手接过去，歪着头斜插到后鬓上，还对水影照了照。也许她又照见自己当年那俊俏的面影了吧。

再看《雪浪花》中的老泰山：

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

不少评论文章称赞这两幅画面构图精美，富有诗情画意，既是一首动人的诗，又是一幅优美的画，浪漫色彩很浓。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在前一例中，写老大娘把花插到后鬓上，逗小孙女玩，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有的，但是接着描写她接过生人送给孙女的花，直接插到自己的后鬓上，而且还当着生人的画，对着水影儿回味当年俊俏的面影，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不是痴呆，也是神经病。在这种人物刻划的基础上抒情，能不失真吗？后一例中，70多岁的老渔民，走着走着，突然到路边掐一枝野菊花插到车上，也有点不伦不类。既是“山野之人”，山草野花，已是司空见惯。何至对此发生如此巨大兴趣？这一举止，倒象一个在城市长大，初次到野外郊游的天真活泼的女中学生。

（二）由于“诗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既定的政治题材和主题，所以这时期的“诗化”散文带有更多的理想化成分，许多散文成了严峻人生的诗意的伪饰。散文诗意与现实的严重对立，从而导致散文自身价值的失落。

1958年至1960年，由于 党的“左倾”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山东还是重灾区。山东农村背井离乡，举家外流，下江南，闯关东的可以说不计其数。这是当时的历史真实。但是身处当时生活境遇的杨朔把灾难的大地却描绘成了“仙境”：

原以为是顿家常便饭，不想第二天一去，这位老姐姐竞拿我当什么贵宾，摆出家里最讲究的四个盘儿：一盘红烧加级鱼，一盘子烧鸡蛋，一盘子炒土豆丝，一盘子凉拌粉皮。最后吃面，卤子里还有新晒的大虾干。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蓬莱仙境》

他领我去串了几家门子，家家都是古墙，十分整洁。屋子那个摆设，更考究：坑上铺的是又软又厚的褥子毯子，地上立的是金漆桌子、大衣柜；迎面墙上挂着穿衣镜；桌上摆着座钟、盖碗、大花瓶一类陈设。起初我以为是谁家新婚的“洞房”。其实家家如此，毫不足奇。我不禁赞叹着说：“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富足得很。”——《海市》

可见，散文由于“诗化”而披上一层绚丽优美的语言外衣。这种注重从观念出发，不重视从生活出发，这是杨朔后期散文抒情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服从政治观念的需要，只好削足适履，作家笔下也必然出现大量生活假象；假人假事到处泛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只是杨朔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我们国家那个时期文坛上的悲剧。

（三）杨朔在提出散文“诗化”的时候并不想排斥别的写法，但由于他处于中国散文领域的“盟主”的地位。他的这一想法实际上很快成了影响整个创作和评论领域的一种排它性的散文观念。杨朔的“诗化”散文也一度成了散文创作的模式，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局面，散文创作虽繁荣而死寂。

文学创作最忌讳的格式化倾向把创作逐渐带入僵化的局面。其影响不仅在于同时代的散文创作者，更在于读着杨朔散文走进文学天地的许多后来者，杨朔散文作为教科书中散文最重要的范本，给予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散文作法的一种方式，而是思维上的一种限制，一种套路，而这种现象与文学的创造性是根本背离的。

第三节 刘白羽的散文

一、生平与创作

刘白羽（1916- ），北京人。

二、创作成就

（一）、散文立意的审美取向，在于引入“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激流”。

 1、从壮阔深远的思想境界中表现出来。

2、从景物的哲理启示中引申出来。

3、从具有时代高度的主题得到升华。

（二）、激流勇进的壮美风格

1、壮美的建构。纵向开拓，横向展开。

2、想象丰富。

3、浩荡的语势。

第四节 秦牧的散文

一、生平与创作

秦牧（1919-1992），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教材P348

二、创作成就

文学史家肯定秦牧的“风格”，即：题材广泛，知识丰富；采用谈天说地、旁征博引的形式，在重视思想性的前提下，讲究文章的趣味性、哲理性；善于运用联想、比喻等手段组织材料，化抽象的材料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文本总体给人以一种学者化的印象，等等。

但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秦牧的散文明显存在着它的局限性：  

1、他习惯将“思想”理解为“正确的政治思想”，力图让“革命化来统帅多样化”。因此，所谓文章的“哲理性”，实际上是当时的革命理念的机械“演绎”，导致文本的主旨流于千篇一律。如《土地》、《潮汐和船》、《面包和盐》、《社稷坛抒情》等篇中，秦牧分别表达了对“土地与人类的关系”，“船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平凡的东西，常常就是最崇高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问题的思考，循着这些思考认真开掘下去，必将产生了许多深刻而新颖的结论，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这些问题统统纳入一种革命化的“思想体系”中加以观照，于是，“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就成了“劳动者为成为土地的主人一次又一次地与剥削阶级、外国侵略者进行的悲壮斗争”；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很长一段时期曾经和“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密切关联”；“面包和盐”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劳动者，无论他在怎样平凡的岗位上，怎样不为人知，他比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总统，比一个封建帝王，比一个吃剥削阶级唾余、被剥削阶级牵着鼻子走的西方的所谓‘大艺术家’，从共产主义的道德眼光看来，不知道要崇高几百倍”；而社稷坛给人的启示则是“做今天的一个中国的儿女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一回事”，等等。这就不仅使得文本所推导的哲理未能深入发挥，所容纳的大理知识未能真正“活”起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哲理知识等等都成了革命理念的注脚。

    2、与这种万变不离其宗地表现某一既定主题相应，秦牧在具体的艺术传达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以贯之的操作范式，即，他往往选择一种比较小的、看似平凡的物象，如土地、灯、花、船、菱角、古战场、社稷坛等，然后围绕着这一物象将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材料尽可能罗列出来，再理出头绪，最后用一种“无产阶级思想”将这些材料清晰有序地串联起来形成文章。用秦牧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如《土地》中，围绕着“土地”这一物象，作者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公子重耳对泥土的跪拜，写了“乡井土”、“寸金桥”、“人民子弟兵开垦与保卫海岛”一系列故事，这些材料看上去似乎很散，但由于作者用“一根思想的红线”——“党领导下的人民将更加珍惜土地”、“使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它的巨大潜力”加以贯穿、组织，因而整篇文章不仅“知识”容量较大，而且线索清楚，条理分明，主旨突出。其他篇章也都存在这种写法。然而，这种写法的反复运用，固然使秦牧形成了某种特色或“风格”，但他所运用的“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的做法，实质是制作而非创作。

第五章 新时期的散文

第一节 散文创作的概说

1976年，将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命运拖向灾难深渊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走向了终结。但由于当时主要领导人还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人们思想的解冻一直延续到1978年实践与真理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知识分子重建公共空间的言论平台才初见端倪。至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真正的到来。

从1976年起，全国各家报刊相断复刊和创刊，这里既有国家级大型刊物，也有各省市创办的文学类刊物。如相继复刊的《人民文学》、《上海文艺》、《文艺报》、《收获》等都是在新时期里较影响的刊物，同时也有大量的新生刊物不断创办，如《十月》、《花城》、《当代》、《清明》、《文学报》、《芙蓉》、《青年文学》等。而与刊载散文随笔文类为主的刊物相断面世有《随笔》、《读书》、《散文》等。另外，随笔家也将眼光投向海外的报刊，如巴金就将他晚年当作“遗嘱”来写的《随想录》文章，拿到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发表，并且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五四”的启蒙意识、个性解放、审美解放重新回到作家的身上，但除了少数老作家诸如巴金、孙犁、杨绛等继续坚持撰写具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随笔外，很多作家把热情更多地倾注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上面去，散文随笔创作只是“捎带脚”而已。因而，文坛上不断刮起小说热、诗歌热、报告文学热，惟独没有散文随笔热。于是，1986至1988年，学界甚至出现了所谓散文“解体”、“消亡”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的话音尚未落定，散文随笔却出现了新的转机。1988年，《收获》杂志以专栏的形式连载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随笔。1992年，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1993年开始，《收获》又连载余秋雨以“山居笔记”为总标题的系列文化随笔，并在1994年首度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一时间，海内外读书界掀起“秋雨”随笔热。这位身为艺术理论家和中国文化史学者创作的学者随笔、文化随笔的作品成功征服了广大的读者，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构筑起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第二节 巴金的《怀念肖珊》

一、             巴金简介

（19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余一、黄树辉等。原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四川成都。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学校。其间深受“五四”文化洗礼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为前期创作打下底色。1927—1928年留学法国，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发表《灭亡》，引起轰动。1949年以前主要作品有：“爱情三部曲”《雾》、《雨》、（《雷》）、《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

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和作协上海分会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期写作也由小说转向散文，出版了12部散文集，但大多是失去艺术个性的遵命文学，为作者后来所否定。新时期写出了150篇42万字的五集《随想录》，即《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巴金：“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文艺界评价：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

巴金以他的创作而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怀念萧珊》最初发表于1979年2月2日至5日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题为《随想录》（五），后收入《随想录》第一集。

二、《怀念肖珊》分析

（一）寻找分析的切入点

1、印象：散乱、无技巧（让学谈直感）。以杨朔散文为参照，更会觉得，此文不太讲技巧，如老人絮语，十分随意。这种印象没有欺骗我们，巴金多次坦言：他不是一个作家，是将文学当作工具的，不讲究技巧。“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探索集·探索之三》）

2、比例是否失调？此篇为悼亡之作，即为悼念爱妻萧珊而写的，是以写人抒情为主的，理应选取他们一生中极富光彩处叙写，如浪漫的初恋（八年恋爱）或其它幸福往事。但作者却将这些忽略了，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重写萧珊生病、住院、死亡，而属文缘起，对亡者的追忆却占极小篇幅。这是否巴金的败笔？

 3、匠心独具：文为情作，无技巧不是不要技巧，而是一种天然去雕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巴金是将真诚和情感放在第一位的，一切形式、手法全为情感的抒发服务而不是相反。在这里，作者不厌其烦地写妻子生病、住院、死等，似乎是比例失重，但恰恰是符合作者情感的需要。作品中情感多元复杂，有对亡者的怀念、赞美，有对文革的反思批判，但主要是自责、愧疚。这源于两点：①连累萧珊，于心不安；②萧珊反过来安慰、保卫巴金，增加了心灵重负（如果萧珊怨恨倒会轻松些）。自己连累对方，反过来又受对方之惠，而自己却无法挽救她，故而他感到愧和罪，并进而自责、忏悔、赎罪。概言之，巴金的情之结是负罪——赎罪，而将此情一吐为快乃此文的心理发生原动力。而巴金尤感对不住妻子的是其生病、住院、死时的爱莫能助，故而将之作为作品的重心。

4、两条线索

①外在叙事线：属文缘起——生病——住院——死——追悼——追忆

②内在情感线：负罪——赎罪

（二）文本分析

第一部分

①叙事线：属文缘起

A 由忌日（1978.8）而联想到六年前妻死而不得写悼文（一改半生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无处写：“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写不出：“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而今日可写了（“四人帮”打倒，写作能力恢复）。

B 写为心安：由现在的经常参加老朋友的骨灰安放仪式，而联及当初萧珊的遗体告别仪式，死得冤，悼得简，今日追记之。（萧不属冤案，没有骨灰安放仪式）

②抒情线：总括心绪，再示属文深层原因。

A 罪累妻子

 “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负罪感。

B 妻的慰藉

分担和保护：“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打，她去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

 “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在“我”说“日子难过啊！”时，她除了应合，还要加上一句：“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C 以命赎罪

妻子看了一工人作家写的《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后小声哭泣，就此巴金写道：“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追忆追悼死者时言：“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

总结：这里的负罪感和赎罪愿望乃巴金当时情绪主调和作品底色，以后的叙写中，反复回响的这一主旋律，犹如音乐，内涵相同，只是强弱有别而已。

同时，作者欲以生命为代价来减轻心灵重负之为，虽出于真诚，毕竟无法实现，只能以文为之，是为交待属文之内在原因。如鲁迅之“为了忘却的纪念”之心理机制。

第二部分

①叙事：入院前遭际：就诊入院难，托人开后门入院。具体叙述则转换快，头绪乱，只有从作者情绪切入把握。

②抒情：上部的展开、深入和具体化。

A 萧珊的献身精神

与周信芳夫人联系在一起写（二人结局相同：死；精神相近：自身遭罪来拯救丈夫）：“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当作皮球推来推去）。可是她在精神上被别人打来打去。她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

生病时，却不给巴金打电话回来照顾，“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

B 重写巴金面对妻之将死而爱莫能助的无奈：“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心痛。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上部分写巴金连累萧珊而使其致病，这一部分则写巴金看着病中的妻子而无能为力，从而深化了一层。这主要通过两件事体现：

 a.无法就医：“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平时看病靠女婿、表侄，最后住院是托亲戚开后门。巴金无体力、无权力、无金钱，作为作家又成了罪，从而突出了他的无奈之感。

b.想陪而不得：“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自己无尽力之能，也无尽心之自由。

总结：将萧珊以死保护自己而自己见妻死而无力相救之情景突出对照，强化了个人的愧疚与罪，而且反复叙写这样两组存在：

 a.萧之将死（客观）：“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b.萧预感自己将死（主观）：“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看不到你解放了。”

第三部分

①叙事：萧珊住院就医、手术、死、悼念。

②抒情：全文的高潮

A 萧珊的善良、关怀他人：

病危时，还问“儿子怎么样？”（李晓，安徽农村插队）

输血、用药怕花钱，觉得麻烦了别人，还对巴金说：“你辛苦了。”

B 愧悔之情的顶峰：

 a.终身遗憾：（a）死时未相伴：家人、自己：“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b）死前未诀别：“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

这对普通人就是一个不小的遗憾，而巴金这样重感情而又对爱妻充满负罪的人，本来可以陪伴但因偶然而失去了机会（只有一次的机会），这不能不是一次巨大的心灵煎熬。

b.摆脱上述心灵煎熬而努力

a）自欺

将萧珊之死与马克思夫人类比：病同：癌，死时的状态同：马克思夫人“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马克思致女儿）巴金：“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安慰什么？提问。答：其一死时无痛苦，“没有临终的挣扎”，“慢慢地沉入睡乡”。其二与伟人分担，P135）

 “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血泪之笔

（b）自慰

住院期间，巴金大多时间都陪她：“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

（c）自责和赎罪

 “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

与死者合影：“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相。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把骨灰盒接到家里：“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这些虽然可以理解为巴金对妻子的爱之深、思之切，但还有一点即以此赎罪来减轻心灵重负。

第四部分

①叙事：追忆患难与共的人生历程：相识、结婚、逃难，萧珊的悲惨结局。简略、客观、冷静。

②纵向总括前几部分中的愧疚之情。

A 萧珊为我付出许多，但却遭我连累

a.自己年长，有责任呵护却未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

b.结婚简单：“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住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c.“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翻译、走出家门均不太成功。

B 赎罪

 “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第三节 贾平凹的《静虚村记》

一、             作者简介：

贾平凹（1953—），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78年以《满月儿》（《上海文艺》1978年第8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引起文坛注意。1980年调任《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3年起任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商州》、《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中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早晨的歌》、《腊月·正月》、《天狗》等；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商州三录》、《红狐》等。

二、《静虚村记》评析：

选自《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一）价值评判尺度

1、历史（社会）价值评判尺度，两组正反要素：①真——假；②先进——落后。

2、道德价值评判尺度：善——恶。

3、审美价值评判尺度：美——丑。

注：三种尺度不一定同时运用，选择最合适的尺度，此篇宜用历史（社会）价值尺度和审美价值尺度来评判。

（二）历史（社会）价值评判

①文本：

 A 自然：环境优美，未受污染：树绿，水甜，空气新。

B 人：

 a.善：

 “村人十分厚诚，几乎近于傻味，过路行人，问起事来，有问必答，比比划划了一通，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

b.美：

 “是花忌妒她们的颜色，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但女儿们果然多，个个有桃花水色。”

c.关系

（a）人与人：融洽

 “这个帮妻剪个窗花，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

女儿“吃过百家饭菜”。“妻也最好人缘，……村里红白喜事，必邀她去，成了人面前走动的人物。”

 “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但我要吃槐花，可以到每一棵树上去采。”

给村人“代写书信”“辅导作文”。

（b）人与自然：和谐。

水：“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晰，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

燕子：“从不撒下粪来，也不见在屋落一根羽毛，从此倒少了蚊子。”

蝴蝶：“从窗缝钻入，……一家人喜爱不已，又都不愿伤生，捉出去放了。”

②现实参照

A 采访陕西籍学生

a.方位：“村子南九里是城北门楼，西五里是火车西站，东七里是火车东站，北去二十里地，又是一片工厂，素称城外之郭。”

b.授者个人经历：穷山恶水，泼妇刁民。

B 真非真：选择和过滤

a.照片的启示：角度的选择。

b.新闻报道的启示：删异不真。

c.“静虚村”非实乃意：

（a）“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

（b）“静虚村”乃其书房名字

③结论：假

A 《商州三录》中商州与游客眼中之商州。

B 散文中妻女与照片中之妻女。

C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之百草园与实际中之百草原。

结论：景为心造。

2、先进或落后：

①假也是一种存在：贾平凹以心灵文字构建的艺术世界：波普尔3：世界，即物质介质承载的主观思想、情感，如绘画、音乐、文学等。

②乡村文明的描绘

A 生产方式：较落后的自然经济：

 “收了庄稼，满巷竖了玉米架，柴禾更是塞满过道。”

B 生活方式：传统

吃：“鲜玉米棒子”、“漏鱼儿”、“搅团儿”，“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一律集中在巷中，就地而蹲。”

穿：“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

住：“几乎都是茅屋”，“屋舍相面，门对着门，窗对着窗。”

③结论：相对都市文明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

总结：社会价值不大，也即起不到认识作用。如果有，也是间接的，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乃对社会负面的针砭。

（三）审美价值评判，即美或丑

1、落后的对象能美吗？肯定：作为交通工具，马不如飞机、火车，但作为审美对象，前者美于后者。康德：美乃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自然

文本 人性 美（略）

2、表现形态 人情

创作主体 发乎情

美（述于后）

接受主体 合于性

3、创作主体（作者）

①城籍乡裔的双重身份

创作的张力结构：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中的游移不定：《山城》中男主人公在两个异性之间选择困惑的文化内涵

小说重理；《鸡窝洼的人家》对现代文明的肯定

情与理的冲突

散文重情：此作向乡村文明的倾斜

发乎情者合于人之天性

原因 表现

生理：瘦小多病 木讷

②自卑内倾的心理特点 经历：童年寂寞 单恋

背景：单调贫乏 怯羞

注重主观情感的表现（沃伦·韦勤克《文学原理》将作家的外倾或内倾的性格与表现或再现的表现样式对应研究）——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

③结论：构建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图式或心境，以对抗现实的挤压，从而在虚幻中得到心理的平衡和宁静

对作者而言，是合乎人情人性的审美活动和创造：忘却烦恼，进入了审美境界。

制造“美丽谎言”、“虚幻之美”的普遍性：

 A 王蒙：爱情写得很美的往往是老光棍：文学并非对实存的展示，而是对现实中缺失的呼唤。

B 表现主义：没有必要复制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物理世界，而要创造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艺术世界。

4、接受主体（读者）

①作者的个性追求如何与读者普遍接受相吻合统一？

荣格：集体无意识 作家看似个人化的写作，实乃集体无意识之体现，是国民乃至人类心理之积淀，以矫正时弊（反时代精神）

拙论：“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不满足，沉缅于内心世界的遨游，返归集体无意识并从那里得到精神补偿。而这些东西，正是整个时代社会所缺乏，整个文明发展所背离了的人类生活的要素。艺术家以此来纠正时代弊病，疏导并恢复社会心理平衡。”

②向后看乃人的天性。

个体：回忆、念想童年和过往的岁月，怀旧。

类：诗化落后：田园（小农、自然经济）、大同世界（原始共产主义）、淳朴憨实（蒙昧未开）

动物：鱼类到出生地产卵、死亡：弗罗伊德，动物世界。

③结论：走进文本构建的艺术世界，忘却尘世的喧嚣，得到心灵的净化、慰藉和安宁，从而实现对艰难时世的审美超越。

（四）审美价值与社会历史价值悖反现象透视

1、二者不统一性，真的未必美，美的未必真，美丽的谎言与残酷的真实的矛盾。

2、艺术的独立性：远离经济基础、属意识形态又超意识形态（大地和云霓）。

3、文学的魅力和病态。

①作家与白日梦，虚幻美的意义；诗化的过去来慰藉沉重繁琐现实。

梦 宗教

个人 类

诗 神话

②对现实的非直接努力：逃避现实

A 是因为软弱而选择了文学，还是文学使我们变得软弱？

 B 走出文学阴影。

a.韩少功论文学与政治、经济，不要让文学当作现实的避难所和现实失落的替代物。

b.定位 通过政治、经济、行动来谋求现实的力量和幸福：权、钱、情。

通过文学来超度精神，净化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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