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

核心提示：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毛泽东与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杂志2005年第7期 作者：刘明钢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们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张是毛的上级，后来毛又成了张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工作上的接触，也有私人间的交往，还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张闻天一直怀有很深的成见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时，毛泽东正在苏区，两人未曾谋面就因路线问题产生了分歧。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还很不成熟，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过于依赖共产国际，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积极推行和宣传“左”的错误路线，写于1932年4月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文章发挥了许多“左”的观点，如：强调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反苏战争是最主要的危险，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因而认为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

1933年1月，张闻天进人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参与领导此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一再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并从中吸取了终生的教训。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段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张闻天写的上述文章在内的“左”倾路线的9个文件。毛泽东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发泄，后来虽几经修改，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毛仅给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看过，却始终没有发表。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毛泽东不但在党内讲，还对外国人讲。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他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回忆起那段往事。在批语中，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同时也点了张闻天的名，他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密切合作，对克服共产党的三次大的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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