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陆克文下台和大明覆亡

汉语熟练的陆克文不仅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矿产巨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称他当年结束驻华使馆外交官任期后曾角逐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职位，但输给了主修中国经济、同样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戴坚定。竞争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职位的失败造就了这位曾赢得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高支持率的总理，在资源超额利润资源税问题上与必和必拓等矿产巨头交恶则断送了他仅有两年半的总理生涯，副总理吉拉德取而代之。澳大利亚人一度认为有望出现并延续10年以上的“陆克文时代”因这场闪电般的“不流血政变”戛然而止，而这个国家财阀可以逼退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能量也令人心惊。陆克文下台后，矿产巨头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矿业税终将夭折已成澳大利亚社会普遍看法，吉拉德女士上台仅仅10天便于7月2日宣布向矿产企业大幅度让步的新资源税协议，把原本计划向全部采掘业企业征收的“资源超额利润税”改为仅向铁矿石和煤炭开采业征收的“矿产资源租借税”，税率从40%下降到30%，外加7.5%的税收返还，证实了这些猜测。

矿业税的是非得失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从陆克文下台风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警示？首要的警示是我们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必须对贸易伙伴国内的权势集团有足够认识，无论是为了避险还是为了寻求合作机会。在中铝增持力拓风波中，我们已经领教了必和必拓在澳大利亚政界的能量，这次事变更警示我们日后开展对澳经贸时注意防范这类矿产巨头掣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深思，中国传统上称之为“神器”的国家政权倘若被财权操纵，那究竟意味着什么？须知澳大利亚媒体对吉拉德新资源税协议的描绘普遍是“投降”一词，《悉尼先驱晨报》认为，新方案尽管不算最坏，但答复让步对于吉拉德政府的声望、对澳大利亚政治和对未来的改革来说，都是一个“很坏的影响”，“它们（指必和必拓等矿业巨头）是杀手，政府都打不过它们”。[1]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财权操纵政权的局面，晚明便是如此，而这一局面最终以“亡天下”而告终。

晚明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官商合体的工商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涌现了大批工商业巨富，75%以上的进士、举人出身工商资产阶级家庭，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江南也涌现了全国最多的进士、翰林、高官和东林党这样的“意见领袖”，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商富户子弟，或是与工商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可是，这个充分享受了中国大国市场利益和政权保护的工商资产阶级是否对国家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答案是“否”！透过笼罩在晚明朝野财税之争表面的道义装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借助他们掌握的行政和话语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逃避对国家应尽的税收义务。对皇帝从迅速发展的工商业中增加财政收入的一切企图，他们都高举“爱惜民力”、“减税”之类“正义”旗帜加以狙击，须知那是一个士大夫们享受着高度“言论自由”的时代，以至于官员们趋之若鹜，纷纷将以不堪入目言辞丑诋皇帝作为成名捷径。更有甚者，官僚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还公然制造、纵容多起针对矿监等工商税收机构的民变，打死税收机构负责人，肇事者竟可以逍遥法外。

结果，明朝工商业的大发展没能给国家财政带来显著的利益，政府财政始终高度依赖土地税收而且数量不足。晚明全国财政总收入在3700万两白银上下，而其中来自工商业的钞关税、商税、番舶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合计仅94.3万两，占2.55%；其中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缴纳的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合计仅41万两，[3]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1%左右。相比之下，17世纪英国政府收入中仅进口税就约占39.4%，“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占政府总收入比例更高。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财力不足给明朝政府和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尽管16世纪不少文人（许多有工商资产阶级背景）以其生花妙笔指责政府支出和税收过高，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计划性收入太少，而且从不调整。税收过低，这种“藏富于民”（富的“民”也仅仅是工商资产阶级集团）的结果并不有利于纳税人，反而由于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国家资源、无法履行必要职能而损害了纳税人利益，甚至连至关重要的水利事业都投入不足，须知中国是被魏特夫等称之为“治水社会”的国家，更不用说由此而衍生的腐败问题了。尽管工商资产阶级支持的士大夫和“意见领袖”们常常打着为“升斗小民”请命的旗号要求减税，但在由于政府财力不足而造成的这一系列问题中，升斗小民受害最重，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则从中受益。

更为致命的是，政权的命运取决于其汲取财力和人才的能力；由于税赋过轻，国穷民富，晚明国家缺乏足够财力应对十七世纪初世界性小冰期期间连续约30年天灾与满清叛乱的双重挑战，被江南资产阶级推卸给华北、西北穷困农户承担的额外加税又激起了广泛的民变，大明王朝最终倾覆，超过3/4的人口死于战乱，华夏衣冠沦亡，中国陷入满清统治的三百年漫长停滞、倒退时期，从一个连续数千年的发达国家沦落为发展中国家。当时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沉痛地称之为“亡天下”（《日知录》第十三《正始》），而这个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也在满清军队的烧杀抢掠中彻底毁灭。

读史可以明志，回顾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否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看得更清楚一些呢？





（初稿2010.7.1，修订2010.7.5，仅代表个人意见）





[1] 《澳政府让步新资源税说法多》，《环球时报》，2010年7月5日，第11版。

[2] 参见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根据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第339页表18数据计算，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为了让守成霸权选择分享权力或移交权力的道路,必须确保守成霸权没有可能击溃我们。
　　
　　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危机也意味着权力格局的加速变迁,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通常也是在危机之中和之后完成的。
权力格局变化的方向,可能是强化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也有可能是扭转、改变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譬如,发源于新兴国家的危机将巩固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即巩固守成霸权国家的主导地位,而发源于霸权国家的危机则反之。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全部发源于新兴国家,这些危机巩固和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现行国际权力格局。然而,2008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源于守成霸权国家,特别是居于核心霸权的美国,令其软硬实力均遭受重创,在实力上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相比有所下降,其全球权力格局向削弱当前霸权的方向变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权力关系,其影响将波及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场变动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霸权美国相比,欧洲、日本等相对边缘的霸权所受的冲击和损失更大。因为美国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包括边缘霸权在内的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及其损失,还可以与新兴国家在权力再分配的讨价还价中牺牲边缘霸权,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部分要求。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实践中,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提高话语权力的要求,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压迫欧洲降低份额和投票权,以部分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
　　虽然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使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霸权会心甘情愿束手退出舞台,而是必定会竭尽全力遏制新兴国家危及其核心利益和地位。对新兴国家若能击溃,就首选将其击溃,两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就是这么爆发的;若不能击溃,就退而求其次,拿出部分权力与之分享,但前提是新兴国家必须就此安心,不去进一步侵蚀它的核心地位。只有在守成霸权国家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之际,如已经在一个新兴国家发起的挑战下濒临崩溃(如二战前期之英国),或本土爆发重大危机,守成霸权国家才会选择将权力大体平和地交给没有向他发起生死存亡挑战的第三方。
　　即便如此,这种权力转移也注定是充满摩擦的。守成大国会尽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这一点自不待言;新兴霸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要近乎不择手段地压迫、排挤守成霸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二战时期丘吉尔与罗斯福谈判换取美援条件时被逼得高呼:“总统先生,我一个大英帝国首相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埋葬大英帝国!”才看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国借“封锁红色中国”名义逼迫英国关闭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亲手毁坏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安全感和信心,并在香港关闭、封锁、监控一大批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霸权从英国转入美国,不过是在两个拥有共同血缘、文化、政治体制传统的同源国家之间的转移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必指望守成霸权会心甘情愿地将权力交给种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了。
　　从我们的利益出发,为了让守成霸权选择上述第二条(分享权力)或第三条(移交权力)道路,就必须确保守成霸权没有可能对我们成功实施第一项选择,即击溃我们。击溃一个国家可以用军事手段,如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用内乱手段,如诱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可以用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来实现。从当前来看,守成霸权最有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选择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手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特征是资产市场(股市、房地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率先复苏,实体经济部门复苏相对滞后。目前,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等热门新兴市场资产市场泡沫尤为突出,某些地区已经超过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新兴市场内部以“反危机”为导向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游资的涌入。而国际游资之所以大规模涌入,又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零利率”货币政策所致。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几个方面吹大了资产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泡沫,这就给守成霸权美国创造了一个不战而胜,削弱乃至摧毁新兴国家的机会: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先吹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然后急剧刺破。对美国而言,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而我们必须做的,是不给它这样的机会。
　　孙子云:“毋恃敌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对手不攻击我上面,而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我无懈可击上。我们必须明白守成霸权的“帝国思维”,切不可把别国当做白求恩大夫,那种天真的思维无异于对本国的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