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文海：忆钱钟书

忆钱钟书

邹文海

我与锺书君，两度同学，一度同事，前后有十几年的交往。可是在东林 无锡县立第二高小的三年，因为他是通学我是寄宿，虽在同一年级，很少一起游息。只是先严督责我读书时，常引他为话题，总是说：“我过钱家，每回都听到锺书书声朗朗，谁像你一回家就书角都不翻了!”父亲的训斥，引起我对锺书君的反感，“什么了不起，还不像我一样，数学糟透顶，只有国文能揭示”。记得那时他的小楷用墨甚淡，难得有一个字能规规矩矩地写在方格之中，可是先生对他文章的评语，常是“眼大于箕”，或“爽若哀梨”等佳评。他常常做些小考证，例如巨无霸腰大十围，他认为一围不是人臂的一抱，而只是四个手指的一合，除此之外，我对他没有更深的印象了。

高小毕业后，各进各的中学，没有再见过面。直到我在清华三年级时，他也进清华来了。那时学制初变，我进的旧制中学，四年毕业，他读新制，前后六年，比我迟了两年。他的入学考试，有不寻常的经过。因为他算学零分，按例不得录取，而罗志希校长因他英文特优，所以力争破格准其入学。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我当时很感惊奇，小学时他英文极其平常，何以中学六年就能这样出类拔萃呢？他攻西洋文学，我读政治，因为不是同系，见面机会仍不太多，只是在他乡遇故知的情愫中纵谈乡情而已。他有任意臧否人物的狂态，我亦年少气盛，所以意气极为相投。除此之外，亦说不上什么太深的交情。

二十八年十一月，我间道赴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他亦去宝庆蓝田师范学院。我们结伴同行，日夕相共者几及一月。抗战初期，交通工具不敷分配，沿途旅客拥挤非凡，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的。我们十月就从上海订船票赴宁波。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能通航，一直到十一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到达宁波后，大家松口气，方感真真脱离了敌人的魔掌。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开始我还利用等车的时间就近寻险探幽，以后因步步为营，心境愈来愈恶劣，真是懒得动弹了。锺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色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失业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其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惟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锺书君真是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再以后直到胜利后又在上海暨南大学相遇。那时同寓辣斐德路，居处相距极近。更兼我家眷在无锡老家，饮食很不方便，遇到想吃家乡口味的时候，总是到他家中快求一饱。钱夫人杨季康氏，东吴大学毕业后即在清华政治研究所深造，也是熟人。犹忆初次见面时，我说厦门大学的朋友盛称季康的剧本上演甚为成功。锺书君作色答：“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钟书围城 锺书抗战中所写的小说 的好处”。此虽朋友间的笑谈，但我知道锺书君太希望朋友颂赞他的造诣，因此我也正色告诉他，围城与季康的剧本，我都没有看过，不过我希锺书的令名，不在他所写的小说。以锺书之才，应该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他的老太爷基博先生写过中国文学及中国近代文学史，但基博先生观点很偏，而且有很深的词章家的习气，我们平时因喜月旦，对前辈每有所不足，就是对父执亦常有苛求，这是我劝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动机。

大家都知道锺书君英文写得异常典雅，有一时之彦之誉，其实他中国文学根基之深，也是不可测量的。犹记他写过一篇论中国的诗画，其立论的正确，引证的渊博，诚不能不为之击节称赏。锺书君深受西洋治学方法的薰陶，又不以词章家名，甚少旧有的门户与家派之见，更兼猎涉广博，实在是写文学史最适当的人。他听了我的话也颇为动容，说要勉力以成朋友的愿望。一转眼话已说过十五六年，我知道锺书君现在再没有心情来完成这部巨著了。

三十七年接近最后分手的时候，我知道香港大学曾约他任文学院院长，其后牛津大学又约他去任Reader，两次我催促他成行，不要以暨南的课务为意。一方面他因很深的责任感，不愿中途爽约，一方面也因其他种种原因，都没有成为事实。他惟一的爱女患有肺疾，因为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而香港呢，他又认为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这样一再蹉跎，终于使他陷入绝境。良朋一别。竟逾十年，此时执笔，怎样会不牵动离愁，而神往于他非凡的风范呢。

(原载1962年6月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