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ls】历史沉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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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s历史沉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贿案

    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指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当时,国民党还没有上台。瞿秋白所说的几大家族,不过是江浙财阀中的代表人物,即虞洽卿、张静江、张嘉璈、陈德辉之流。他们亦官亦商,经商自然会利用权力优势,于是其资本就有了官僚资本之称。通俗点说,官僚资本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即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以中饱私囊。 其实和今天权贵资本是两个名称,同一内涵。

    1946年,第三次国内内战爆发。为了争得民心,从政治上取得舆论优势,进而以建立联合政府、反对一党独裁、军队国家化、政权民主化、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号召招徕人心,孤立国民党当局,最后战胜他并夺取政权,中共的一支笔,所谓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奉命撰写了《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作为舆论战线的投枪匕首,在不知内情的中国人面前,这些蛊惑视听,以夸张和编造为能事的宣传品确确实实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置于了众矢之的的尴尬境地,也为中共夺权舆论造势。可以说是在思想宣传战线、文化战线先声夺人。

    按陈伯达的说法,蒋介石家族、他的妻兄宋子文家族、连襟孔祥熙家族、以及把兄弟陈果夫家族,利用抗战贪污美援,榨取民财,横征暴敛,聚敛了将近200亿美元的私产,富可敌国。中国人民的财富完全装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似乎坐实了蒋介石独夫民贼、人民公敌的罪名。国民党政府的倒台,虽然不仅仅是因为高层贪腐问题的揭露,但是,起码,这种舆论造势加剧了其政权的颓势。这不能不是中共在舆论宣传上,在政治造势上的一大胜利。

    中国人向来容易为宣传和表象所迷惑,也容易受谣言蛊惑,而长于道听途说,望风扑影,很难静下心来,理智的研究分析、取证,以做到实事求是。所以,没有能真正探知这些广为传播的历史定论的真实度。直至改革开放,多方资料的披露和透明,以及四大家族后裔的经济状况和现实生活,才以铁的事实说明。陈伯达的论断只是处于夺权目的置人于死地的一种宣传,一种蛊惑,如果放在民主国家里诉诸法律的话,他不仅仅要坐共产党的牢,而且将要以恶意诽谤和造谣被搋夺权利,被诉于法庭。

    翻开历史,陈伯达立论的依据不外乎刻意造谣、捕风捉影、制造民愤、转嫁愤怒和精心杜撰,加上点文人为了扩大事态,迎合上意的肆意编造和夸张。

    其一,数据来源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上海市)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这些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多是带着有色眼镜猜测和估计之辞,并没有翔实的数据和可靠的文书来作佐证。 因此,只属于虚拟证据,不能作为立论的论据。

    其二,来自日本特务机关的资料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但是日本方面既没有银行存款的凭证,也没有上述银行的任何书面证明。这只是交战国为了瓦解敌方抗战决心和内部团结故意施放的烟幕弹、毒气弹。如果民族敌人无中生有的敌对宣传都能用来做自己打倒政敌的论据的话,这论据其实就是造谣的代名词。

    其三,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失着,应付舆论责难的说辞。也即把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国民党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实则抗战美援总额16.2亿美元。内战爆发,因为美国政府不赞成蒋介石内战 ,实则停止了一切物资支援。几十亿数据有何事实根据?即令16亿美元,除去驼峰航线运来的的军用、民用物资、租赁美军飞行员工资、外交费用和特殊人才留学培训费用,还能剩几何?
    事实上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中央进行了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介石也无法随意使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资料可证明上述事实。

    就是上述数据,反复相加,也凑不够200亿美元,不知陈伯达臆想的数据,来自何方?从1927年取得半壁河山,到1949年下野。蒋介石政权未尝一天生活在和平安宁之中。无休止的内战、外患,大炮一响是黄金万两,只依靠半壁河山,农业社会的财政收入,要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400万常备军队,还有相当多的不收学费,管食宿的大中专学校,抗战前60万主力的新式装备,从无到有的空军建设,南京等地的建设和战略要塞的建设。蒋介石就是把自己变成造钱机器,也是捉襟见肘,入不支出,还自己挖自己墙角,贪污腐败,自毁社稷?昏庸如阿斗都不会这样做,何况律己甚严、作风简朴、为人严谨(不是早年,是成熟以后)的蒋介石和在国民党内以廉洁著称的陈果夫兄弟!

    陈伯达的另一个立论依据是战前、战后,为了发展实业、促进国民经济建设,更好地控制金融,蒋宋孔陈以各自的名义筹建、主管中央银行、农民银行和众多的国家实业集团,控制了其的全部资金和收入。殊不知,兼职兼管不等于权贵资本控制,可以随心所欲的取用不尽。正如上文所言,捉襟见肘的财政经济,恐怕迫使他们把一切都用之于国防、军政和教育、基建尚且难以应付。还能在政敌和民族敌人面前自毁形象,贪赃枉法,等待着亡国灭族?

    几十年过去,陈伯达所说的200亿美元蒸发了,蒋氏及子孙竟然都没有享用,蒋介石1975年下世以后,宋美龄逐渐退出政界,不问国事,1991年赴纽约定居。除了上海有一处她自己的房产外(1927年结婚陪嫁),在美国她并没有私产。在长岛、曼哈顿借住在姐夫孔氏家中,一切开销仰仗姐姐,身后遗产只有12万美元 (孔令仪证言)。坊间猜测所谓运到美国的财产有97箱之多,实则据当时蒋家老家人回忆:这几十箱子也不外乎是老夫人的衣服、随行人员的行李,以及一些台湾土产和礼品等。还有一点可资证明,就是考古挖掘的重要发现毛公鼎,有关方面将其献给蒋介石。蒋氏没有据其为私有,而是将它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公开展览。抗战前夕故宫博物院珍宝不远万里,转送大后方,无论蒋介石还是押运人员,没有贪污盗窃一件,而八年抗战后仍然是完璧。倒是文化革命中,假破四旧之名,康生、陈伯达、李作鹏等非法掠夺和私藏了不少名贵古董。

    蒋经国一生清廉,家无余财,连持敌对观点的江南的《蒋经国传》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的发妻蒋方良晚年困窘,(以下是台湾方面公认的资料 ) 这位后来的台湾第一夫人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乌拉尔山区的简朴习惯。 素来没有什么积蓄。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孙中山的铁杆追随者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的沪军都督,蒋介石的恩人,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追随蒋介石,成为CC派的领袖,国民党的中坚。弟兄两人经管党产无数,因此被列为四大家族。其实,他们兄弟是国民党清廉者的代表。退守台湾后,蒋介石整顿军政,决心剔除老朽、一切贪污腐败和昏庸颟顸官僚,励精图治,革新台湾政治。陈氏兄弟退出政坛,陈果夫肺结核晚期,因无钱一再迁延治病,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后已于事无补,1951年年仅60岁下世。其弟陈立夫没有余财,请求出国赴美去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他们兄弟二人富可敌国的钱在哪里?

    至于宋子文,出身买办,孔祥熙出身晋商,未从政前已是巨富,当不是为了敛财而从政。
  宋子文去世以后,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近来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这些档案,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是绝不可能作假的。 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二十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二十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是与以前被攻击为世界首富之称是没有法子相比的。 

    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到了一战期间又通过卖给欧洲交战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大赚了一笔。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间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靠他善于理财,精心谋划,于艰难困苦中能够维持政府及其运转,军队尚能作战。孔祥熙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 
    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当年杜鲁门政府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之后由于压力实在过大,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 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就算这是孔家,也抵不过如今平安保险老总一年正常收入的十分之一(当然,如按当时汇率计算,刚刚持平)。

    历史有时候为了某种需要,常常欺骗蒙哄大众,我们不否认国民党作为一个大杂烩,鱼龙混杂,抗战后大小官吏大发国难财,渐失民心,以致丢失江山的事实。但是一个政权的倒台,并非民心向背这么简单,民心不向蒙古,不向满清,大宋、大明照样倒台,是因为有其更复杂多样的原因。强敌相争,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较量,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真正假假、虚虚实实,欺诈、蒙骗、弄巧、栽赃无所不用其极。那是生死斗争,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不太丧天良,都能说得过去。但历史作为科学,不能肆意歪曲颠覆,必须回到他本来的面目。因为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前事不忘,以为后世之师,所以我们不能以虚假的扭曲了的历史误导后人,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社会规律,错误指导方向和舆论,并贻害子孙。我们还要正视历史,尊重他自身的规律,使他成为专事研究人类社会盛衰兴亡的科学,而不是婊子的牌坊。

       白起作为一代名将,杀戮过重,轮回不得为人,就是投胎转世为牛马,雷殛之后,也要显示天威,表示世不容白起。这虽然是迷信传说,但善恶自有标准,却是真的。陈伯达极尽文人摇唇鼓舌、无中生有的能事,上天罚他以囚徒终老。这就是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