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吴治平《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选载：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接踵而来的一个新问题是：打工虽然给农家带来了收入，改变了家庭经济贫穷面貌，但大多数打工家庭夫妇长期分居，家里孩子老人要照料，田地要耕种，很多家庭只好选择一人出去打工，一人留守在家，夫妻长期分居，如何解决孤男寡女精神上孤独寂寞、生理上的性饥渴和性心理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于是，在极个别打工族家庭中悄悄出现另一种“临时夫妻”。
这种“临时夫妻”的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打工在外的男女或留守在家的男女与另一异性以“性伙伴”或者“临时夫妻”生活方式组建一个临时家庭，他们或暗或明的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照应，以此来填补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所带来的感情生活和性需求的缺位，而当夫妻团聚时，“临时夫妻”即自行解体，男女双方仍与自己的配偶过夫妻生活。
我在P村与农妇们聊天时，她们告诉我：在她们村里有一个湾子，这个湾里有一对“临时夫妻”，女主人公叫“梅”。
一天，我访谈了梅。她40来岁，长得很标致，也许是长久没人和她聊天的缘故，我们初次见面，她的话就特别多。
梅说“我丈夫出去打工，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二儿子，小儿子。女儿当年考上大学，没钱供她读书，当时丈夫重男轻女，想牺牲姑娘，就不准女儿读书，丈夫动员女儿出去打工，我女儿自尊心强，嘴巴比我还会说，是刀子嘴，女儿在家抗议，一个星期不吃饭，绝食，天天在家哭，最后，我心软了，支持女儿出去读书。二儿子三儿子后来也都考上大学，我在家里只种了五亩多地，现在我家最缺的就是钱，村里人都说我的孩子有出息，名声好听，可我心里滴泪。”
“我的三个孩子还在读小学时，因为经济负担重，丈夫就到武汉去打工一直到现在。丈夫出去打工，每年腊月二十几才回，初八就走了，其余的时间都不回来，丈夫是打经济算盘，回家一趟要花路费，要掉工，一趟要损失好几百块钱。丈夫在武汉建筑工地上打工，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建筑工地拉沙、拉砖、倒混凝土，今年，每个月是1100元的工资收入。我到他打工地去，看到他在工地上脸晒得像非洲人，手粗糙得像锯子，施工时包工头像吼百叉子（讨饭）似的。他每天干12个小时，天天晚上加班，住的是用三色塑料布在江堤上搭的棚子，夏天天气热，棚子里比外面温度还高，一个棚子有的住几十人，有的住一百多人，是铺挨着铺，丈夫过去总不准我去工地上看他，他是不想让我去看到他的狼狈相。丈夫今年春天狠心花280元买了个手机，结果用了300块钱的手机费，他心疼，用了半年，又250元将手机卖出去了。我去了以后，丈夫带我到旅社里去住，打工的只能住15元一晚的私人旅社，条件很差，望着男人在外打工，实在是造孽，回来后我大哭一场。”
“我和丈夫结婚24年，总是离多聚少，夫妻生活加起来还没有人家一年过的多。丈夫常年在外，我一个妇道人家留守在家，儿女是我精神上的支柱，再苦再累我甘心情愿，但我最怕的是孤独，每天屋里走进走出就我一个人，心里总是空荡荡的，白天还好过点，一到晚上，房屋四周静的怕人，我独守着这大的空房子，睡不着觉，总是失眠，特别冬天夜长最难熬，有时头都睡扁了，越睡越新鲜，有时是睁着眼睛做梦，睡不着又不想起床。经济上我的压力也大，成天愁的是儿女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家我每天吃的菜就是白菜萝卜，一个月最多只买四元钱的豆腐或豆渣，我的衣服也都是姐妹们送的，我很悲观，总感到自己不如人，和姐妹走在一起觉得无脸见人。但我从小就爱美，出门总想光彩一点，我现在没项链、戒指，你猜我的耳环是多少钱买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四元钱买的。原来我也喜欢打牌，后来因为没钱打牌，村里其他女人都不和我玩，我也很少走人家，所以现在我很孤独很孤独。”
我问梅：“你有‘相好’吗？”
梅没从正面回答我。她歪头思忖了一会说：“女人在家种田，最大的难处是挑不动草头和不会犁田耙田，这么多年，要是身边没一个帮手，说不定我会疯掉的。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哎，我不想说了。”
采访归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打工潮中出现的“临时夫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姻形态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令人迷乱困惑。饮食男女，性生活，是人的本能和生理心理需求。“临时夫妻”暂时填补夫妻长期分居状态下出现的夫妻生活需求的真空地带，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乡民婚姻生态伦理道德开始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和现实性。
虽然“临时夫妻”这种灰色婚姻形态只是极个别极个别现象，但它向社会透出的一种信息却不可小觑：打工族夫妻长期分居问题到该引起全社会关注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我的农村妇女生活状况调查中，我最感困惑的是随着打工潮的出现，反映在家庭婚恋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和生态婚姻受到挑战，首先是打工农民的夫妻分居问题。与现代化相伴的是城市化，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有可能经过“男工女耕”这样一个过程：男人先转移到更优势的产业上去了，留守在家的女性填补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空缺，对这种过渡时期出现的婚姻家庭问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和解决，不可能把男人都拉回农村，比较积极和可行的办法是，流动人口输入地的城市要为以家庭为单位的非农转移提供条件，输出地的基层政府要特别要注重对妇女可行能力的培养，让有能力的家庭，夫妻双方甚至全家人都出去，让她们能够找到工作，也能立足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解决过渡时期的夫妻分居的问题，企业也应该每年给农民工固定的带薪探亲假和休假，同时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得了家。现在很多城市开始实行廉租房制度，二手房能不能够通过免税等积极措施来降低二手房的租金，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夫妻团聚，让夫妻一起进城打工，有房子住，有工作做，这样，就不是单个的农民而是整个家庭转移到城市，而留在农村的家庭由于占有的资源增多了，就有条件来采取集约化、农场化的生产方式，男人也可以留在农村呀，这样，就不是以男女性别来分工，而是以产业来分工了，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国家的相关惠农政策措施到位，相信过渡时期打工夫妻分居问题可望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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