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玩家陈启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19:10
综合
陈启宗是香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现任恒隆集团主席的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香港媒体最喜欢他的直率。在商场上，陈启宗喜欢以出奇制胜。九十年代中期是香港地产业黄金年代，他却反其道而行，六年时间没买过一块地。
陈启宗：1994年3月以后，我们差不多就没有买过地，升得太高，它会掉下来。
1997年底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香港，香港地产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地产商昨天还腰缠万贯，转天就背上了负资产。陈启宗似乎有先见之明，1997年10月前已将手中绝大部分的物业出售。就在外界对香港经济忧心忡忡的时候，陈启宗却不以为然。
陈启宗：外国人以为香港1997年以后，经济没有以往那么好，是回归的问题，那是不理解情况的人在乱说话。回归对香港经济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个决定，金融危机是不是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举地去买地。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香港地价大跌，陈启宗却用六年来积累的资金大量买地，危机一过，他手中的地产价格立刻大涨。
陈启宗：那几年，根本没有人跟我们竞争。
2006年，陈启宗又一语惊人，他要把今后大的投资全部放到内地。在公众眼中，陈启宗是一个十足的迷。那么，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分析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呢？又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出了他这样的眼光的呢？
陈启宗1951年出生在香港，他的父亲陈曾熙是香港恒隆集团的创办人；出身富家的陈启宗却从来没有过优越感。
陈启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两种人，有钱的、读书比较好的都往英文中学去。先父比较有远见，他说我儿子将来英文没问题，把他送到中文中学去。我们那时候在中学里是三等公民。当然现在看回去，很多人说你父亲真是有远见。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这样做的。
陈曾熙送陈启宗上中文中学，是想让儿子从小就了解社会、了解民间，塑造出坚韧的性格。陈启宗中学一毕业即被父亲送去美国念书。旅美期间，陈启宗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业上，而是抽空看橄榄球比赛，参加美国家庭的聚会，甚至还做了教会的义工。陈启宗说那些年他的汉堡包比米饭吃得多得多。
陈启宗：可能正因为如此，要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中国意识的话，反而可以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个桥梁。
陈启宗在美国的行为让远在香港的父亲非常担心，他害怕兴趣广泛的儿子日后回到香港不务正业。
陈启宗：他是个性很强的人，我的个性也很强。我知道回来跟他做生意，一定会有冲突，宁可保持父子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回来，直到他病了，他死了，我才回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到中国访问。她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英国在位首相。不过，香港人最关心的就是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式就香港问题进行磋商。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开始了正式磋商，每个港人都在关注未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领导的恒隆集团，连夺正在建设的港岛地铁线中，九个站的物业发展权，但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地产价格突然大跌，前港英政府要求恒隆集团补偿十八亿港元，以换取商业价值最高的地铁金钟站二段的发展权，恒隆被迫放弃了。此事令恒隆集团备受挫折，其股价一度跌至低点。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日夜操劳，身体每况愈下。不久，陈启宗从美国回到了香港。
陈启宗：1986年我父亲不幸去世，那我总要做个决定，撤退还是留下来。
1991年1月，陈启宗正式接管父业。恒隆进入了家族第二代管理时期。回归前，香港大多数财团都没有离开香港，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船大难调头”，想走也不那么容易走。
陈启宗：要走还是可以走的，八十年代就可以走，但是我们选择没走。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商机是中国内地。我们香港人同文同宗，语言一样，文化一样，地域是最接近的。有什么理由我们香港不能够得益处呢？
经过二十多年地高速发展，香港地产价格一路攀升，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陈启宗将目光放到了正在逐渐壮大的内地市场。他花了六年时间，仔细研究内地的改革开放，为北上做好准备。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密集加工业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便开始北移，和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前店后场的工业格局。而部分有实力的香港财团也开始驻足内地的服务业，开酒店、搞贸易。郑家纯所领导的新世界集团可谓是头几个吃螃蟹的，他本人也是北上的标志性人物。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前途已定，港人掀起了内地投资热。经过六年的研究，陈启宗对内地的市场环境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陈启宗：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以独立于周边的经济体，何况香港是一个小经济体，中国内地是一个大经济体。你不可能去改变它，因为它大你小，你只能按照它的需要去改变。
1992年，陈启宗决定大举投资内地市场，令人奇怪的是，他把登陆点放在了上海，而不是当时对于港商炙手可热的广州。
陈启宗：后来我发现，第一，广州太多香港的港商在那里，太热。一块地可以卖给三个人，同时卖给三个人，然后慢慢再看谁出高点价格，总之很乱；北京那时太冷，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上海是刚好，别人以为我是说天气刚好，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社会的风气，是政府的态度。
在上海登陆之初，陈启宗的手笔就很大，他连续买下上海徐家汇和虹口区等四块五公顷的土地。1993年底，恒隆集团购入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三公顷土地，建设成了今天的恒隆广场。到2004年，上海地产项目，已成为恒隆集团最绚烂的利润增长点。2006年，上海项目带来的收入占至恒隆集团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陈启宗：为什么呢？因为好的地皮，那时候没买，就不容易再买。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是1992年，根本没有甲等写字楼，一栋也没有。我们去盖四栋甲等写字楼，最小的一栋是六万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栋是九万平方米，胆子很大。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第一，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第二，上海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事后回头看，我们是比较幸运。陈启宗：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一个市场就在我们旁边。中国内地市场快速地增长，那是百年一遇。上次人类历史看到这样的事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我们要是不能从中得益处，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国家对香港人是礼遇有加，什么CEPA……真是好处都给你。有人问我，你对香港的看法，对香港前景怎么看，我说没有理由不好。
2006年，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计划在2007年年底之前斥资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港元在内地八至九个城市买地，以拓展十二个商业地产项目。陈启宗在内地投资的手笔越来越大，他屡屡成为两地媒体的焦点。不仅如此，他在内地的事业成功后，还斥巨资兴建多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创办各种知识竞赛。他的社会公益事业独辟蹊径，也成为媒体关心的话题。
陈启宗：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一天还是三顿饭。不担心钱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还有什么别的吗？没有什么别的。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开始在内地赚钱了。那赚了钱，花钱吧，花钱怎么花法呢？
2000年开始，陈启宗还投巨资在北京故宫内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工程，特别是用传统工艺修复了已被烧毁七十五年的建福宫。
陈启宗：国家给我个机会，当然了，不是国家来找我的，是我去找国家的。讲笑话，从前在故宫里，盖建筑的都是皇帝，没有非皇帝的人在里面有机会的。那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好不好？我说很好。
现在赚钱不再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商人都是以往的十几、二十年才起来的，之前是不可以有商人的。我们香港人能够为祖国效劳的、贡献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做榜样。用钱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榜样远胜于你教他做这个，教他做那个。
陈启宗：中国能否有一些有社会感、有责任感，被人尊敬的商界的企业领袖出来，这个从很大程度上来看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陈启宗是香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现任恒隆集团主席的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香港媒体最喜欢他的直率。在商场上，陈启宗喜欢以出奇制胜。九十年代中期是香港地产业黄金年代，他却反其道而行，六年时间没买过一块地。
陈启宗：1994年3月以后，我们差不多就没有买过地，升得太高，它会掉下来。
1997年底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香港，香港地产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地产商昨天还腰缠万贯，转天就背上了负资产。陈启宗似乎有先见之明，1997年10月前已将手中绝大部分的物业出售。就在外界对香港经济忧心忡忡的时候，陈启宗却不以为然。
陈启宗：外国人以为香港1997年以后，经济没有以往那么好，是回归的问题，那是不理解情况的人在乱说话。回归对香港经济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个决定，金融危机是不是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举地去买地。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香港地价大跌，陈启宗却用六年来积累的资金大量买地，危机一过，他手中的地产价格立刻大涨。
陈启宗：那几年，根本没有人跟我们竞争。
2006年，陈启宗又一语惊人，他要把今后大的投资全部放到内地。在公众眼中，陈启宗是一个十足的迷。那么，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分析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呢？又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出了他这样的眼光的呢？
陈启宗1951年出生在香港，他的父亲陈曾熙是香港恒隆集团的创办人；出身富家的陈启宗却从来没有过优越感。
陈启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两种人，有钱的、读书比较好的都往英文中学去。先父比较有远见，他说我儿子将来英文没问题，把他送到中文中学去。我们那时候在中学里是三等公民。当然现在看回去，很多人说你父亲真是有远见。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这样做的。
陈曾熙送陈启宗上中文中学，是想让儿子从小就了解社会、了解民间，塑造出坚韧的性格。陈启宗中学一毕业即被父亲送去美国念书。旅美期间，陈启宗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业上，而是抽空看橄榄球比赛，参加美国家庭的聚会，甚至还做了教会的义工。陈启宗说那些年他的汉堡包比米饭吃得多得多。
陈启宗：可能正因为如此，要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中国意识的话，反而可以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个桥梁。
陈启宗在美国的行为让远在香港的父亲非常担心，他害怕兴趣广泛的儿子日后回到香港不务正业。
陈启宗：他是个性很强的人，我的个性也很强。我知道回来跟他做生意，一定会有冲突，宁可保持父子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回来，直到他病了，他死了，我才回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到中国访问。她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英国在位首相。不过，香港人最关心的就是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式就香港问题进行磋商。
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开始了正式磋商，每个港人都在关注未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领导的恒隆集团，连夺正在建设的港岛地铁线中，九个站的物业发展权，但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地产价格突然大跌，前港英政府要求恒隆集团补偿十八亿港元，以换取商业价值最高的地铁金钟站二段的发展权，恒隆被迫放弃了。此事令恒隆集团备受挫折，其股价一度跌至低点。恒隆集团创办人陈曾熙日夜操劳，身体每况愈下。不久，陈启宗从美国回到了香港。
陈启宗：1986年我父亲不幸去世，那我总要做个决定，撤退还是留下来。
1991年1月，陈启宗正式接管父业。恒隆进入了家族第二代管理时期。回归前，香港大多数财团都没有离开香港，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船大难调头”，想走也不那么容易走。
陈启宗：要走还是可以走的，八十年代就可以走，但是我们选择没走。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商机是中国内地。我们香港人同文同宗，语言一样，文化一样，地域是最接近的。有什么理由我们香港不能够得益处呢？
经过二十多年地高速发展，香港地产价格一路攀升，市场已经趋于饱和，陈启宗将目光放到了正在逐渐壮大的内地市场。他花了六年时间，仔细研究内地的改革开放，为北上做好准备。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密集加工业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便开始北移，和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前店后场的工业格局。而部分有实力的香港财团也开始驻足内地的服务业，开酒店、搞贸易。郑家纯所领导的新世界集团可谓是头几个吃螃蟹的，他本人也是北上的标志性人物。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前途已定，港人掀起了内地投资热。经过六年的研究，陈启宗对内地的市场环境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陈启宗：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以独立于周边的经济体，何况香港是一个小经济体，中国内地是一个大经济体。你不可能去改变它，因为它大你小，你只能按照它的需要去改变。
1992年，陈启宗决定大举投资内地市场，令人奇怪的是，他把登陆点放在了上海，而不是当时对于港商炙手可热的广州。
陈启宗：后来我发现，第一，广州太多香港的港商在那里，太热。一块地可以卖给三个人，同时卖给三个人，然后慢慢再看谁出高点价格，总之很乱；北京那时太冷，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上海是刚好，别人以为我是说天气刚好，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社会的风气，是政府的态度。
在上海登陆之初，陈启宗的手笔就很大，他连续买下上海徐家汇和虹口区等四块五公顷的土地。1993年底，恒隆集团购入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三公顷土地，建设成了今天的恒隆广场。到2004年，上海地产项目，已成为恒隆集团最绚烂的利润增长点。2006年，上海项目带来的收入占至恒隆集团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陈启宗：为什么呢？因为好的地皮，那时候没买，就不容易再买。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是1992年，根本没有甲等写字楼，一栋也没有。我们去盖四栋甲等写字楼，最小的一栋是六万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栋是九万平方米，胆子很大。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第一，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第二，上海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事后回头看，我们是比较幸运。陈启宗：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一个市场就在我们旁边。中国内地市场快速地增长，那是百年一遇。上次人类历史看到这样的事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我们要是不能从中得益处，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国家对香港人是礼遇有加，什么CEPA……真是好处都给你。有人问我，你对香港的看法，对香港前景怎么看，我说没有理由不好。
2006年，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计划在2007年年底之前斥资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港元在内地八至九个城市买地，以拓展十二个商业地产项目。陈启宗在内地投资的手笔越来越大，他屡屡成为两地媒体的焦点。不仅如此，他在内地的事业成功后，还斥巨资兴建多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创办各种知识竞赛。他的社会公益事业独辟蹊径，也成为媒体关心的话题。
陈启宗：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一天还是三顿饭。不担心钱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还有什么别的吗？没有什么别的。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开始在内地赚钱了。那赚了钱，花钱吧，花钱怎么花法呢？
2000年开始，陈启宗还投巨资在北京故宫内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工程，特别是用传统工艺修复了已被烧毁七十五年的建福宫。
陈启宗：国家给我个机会，当然了，不是国家来找我的，是我去找国家的。讲笑话，从前在故宫里，盖建筑的都是皇帝，没有非皇帝的人在里面有机会的。那现在给你这个机会好不好？我说很好。
现在赚钱不再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商人都是以往的十几、二十年才起来的，之前是不可以有商人的。我们香港人能够为祖国效劳的、贡献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做榜样。用钱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榜样远胜于你教他做这个，教他做那个。
陈启宗：中国能否有一些有社会感、有责任感，被人尊敬的商界的企业领袖出来，这个从很大程度上来看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