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泽东主席名言警句选编本。发行量达50亿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此记忆犹深。
1、编发始末
那时，
毛主席经典语录
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那么，这种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成册的《毛主席语录》，是怎样编辑出版，又是如何风靡全国乃至全球的呢
[1]？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分为30个专题。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共8.8万字。第一版有52开本纸面平装、64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第二版起全部为64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100开、128开本。在64开本书前有林彪手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再版本的题词后又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关于林彪手书这一题词的来历，在湖北当阳曾流传一个说法：据史书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将关羽与孙吴交战，败退于临沮，被杀。吴主孙权将其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同时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当阳，后称“关陵”。陵园内保存有多处明、清两代名人碑刻，其中有清人集关羽语录所立的一块石碑，上刻“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当阳附近有一空军机场，林彪之子林立果曾来关陵游览，看到这块碑文后告知林彪，林彪受到启发就写了上述的题词。
语录配图画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报经领导部门批准，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的纸型，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多种版本，均在内部发行。文化部规定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毛主席语录》不向外国人赠送，过去已送的原则上都要收回。6月9日又发出通知，规定在我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凡主动向所在单位要求赠阅、借阅或购买“语录”的均可满足；如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说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6月9日的通知“也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宣布撤消这三个通知，并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本语录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过程，也可看出“文革”形势发展的变化情况。 1967年3月16日下午，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请示要求要修改《毛泽东选集》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答复：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毛泽东对《毛选》内容和注释问题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布置，对毛主席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
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2、巨量发行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风气。《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1968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老三篇”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通称“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含《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通称“六合一本”），流行较广的有解放军政治学院和炮兵编印的两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几种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数量就超过1000万册。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毕业证上也有语录
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3月至9月，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12次批示，并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周恩来抓住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有利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四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也应邀派人参加。 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经初步检查，这几百种本子的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的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等。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中，将一些大字报和小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均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中收入了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有几个地方翻印了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但在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的本子错漏百出，32页中错漏即达60处，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有的甚至将林彪的讲话也作为毛泽东语录收入了。清查小组工作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量工作，最后写了一份工作总结，经李德生审定后向周恩来汇报。
结婚证上也有语录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乱编乱印未经批准的毛泽东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立即说：“‘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文革”1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量，“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等私自编印的毛泽东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
3、不同版本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在内部发行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共书记处写报告，说这本语录中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或毛主席写的用别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建议重编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报告经批准后，由中宣部、文化部、人民出版社抽人组成编选班子进行工作。最初的设想是编成专题语录，分册出版，田家英等拟定了12个题目，分工进行，后根据胡绳意见改为七本。经过讨论，认为当前群众对语录简编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应先集中力量编出简编本语录，七本专题语录是供干部使用的，可以后一步出，于是决定先编选一本。考虑这本语录和总政版语录的读者对象不同、选材要求不同、内容与公开的不同，在编出的初稿本中，对总政版语录（收427条）删去157条，选用270条。稿本先后反复修改7次，共收语录572条。在编选过程中，田家英曾逐条看过，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经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审定，于1965年10月初联名报送陆定一并中央书记处审阅。 12月，彭真将语录稿送陈伯达征求意见，陈伯达看到认为编得不好，说“没有体现毛主席的理论体系”，他另外让《红旗》杂志的人重新赶编了一本。 1966年1月18日，中宣部根据彭真的意见，将人民出版社的送审稿、陈伯达让《红旗》编的本子连同总政版语录一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邓小平、彭真于1月29日在钓鱼台召集会议，讨论语录问题，陆定一、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人参加。经过讨论，邓小平最后确定，在人民出版社送审本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会后编选组进行修改和调整，最后定为47个专题，共收语录646条，其中有38条是根据邓小平指示对十分需要而公开文字中没有的语录可从《毛选》五、六卷的文章中少量选用的精神新选的。2月28日，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三人联名将语录稿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审批。
语录免费邮递
人民出版社为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群众学习，还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副题“供工农群众学习兼作识字课本用”，约1.5万字，于1966年10月排出样本，64开本，每册定价一角五分，计划先由《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各地大量印刷。文化部已向全国出版部门作了布置，仅某省一省就计划年内出版2000万册。《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用二号楷体字排了四个版面。石西民于15日见到排过的报纸清样后，还建议将副题中的“识字课本”改为“文化课本”，并改正了部分语录所注的出处和个别错字。但一直等到11月4日，文化部还未接到中央定稿通知。这时从人民日报社传来消息，说陈伯达已给报社打电话，以“主席著作的发表要非常慎重”为由，通知《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负责编选总政版语录的解放军报社将“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提法改写。报社党委在上报送审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公开出版和对外发行，改署“人民出版社”，这一请示报告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语录问题，会议决定将语录“前言”的署名由原“总政治部”改为“林彪”。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从此，这本总政版语录就成为“文革”时期惟一流行的本子，而费了很大精力认真编选、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都销声匿迹，不为人知。石西民于1966年9月1日写信给人民出版社负责语录工作的梁涛然，说简编本语录经中央批准后，第一批先印500万册的计划也成为泡影。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4、经典语录
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震撼人心，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最自负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最伤感的一句诗：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最悲壮的一句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最高傲的一句诗：冷眼向洋看世界！ 最写意的一句诗：江山如此多娇！ 最酷的一句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最蔑视对手的一句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具警告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最好斗的一句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 最具说服力的自我辩护：赫鲁晓夫从不搞个人崇拜，他的倒台是没有人崇拜他！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句话：解放军来了，司徒雷登走了。 最给人希望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最有底气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对计划生育帮助最大的一句话：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生育！ 最像长辈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最大的发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最具管理意义的一句话：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对自己的党最中肯的告诫：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对革命最直接的阐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战争最准确的定义：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对争取和平的最火爆语言：不要笔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 给对手的定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认真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就最讲认真！ 最英雄主义的一句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最有发言权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最讲“条件”的一句话：鸡蛋因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 最大实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最洗练的广告语：打土豪、分田地！（“打”是手段、“土豪”是对象、“分”是方式、“田地”是成果。） 最有“文化”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最谦虚的一句话：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最激昂的一句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对最美的景物描写：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最狂放的景况描写：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最畅快的一句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最具广告效应的一句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最有“把握”的一句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最潇洒的一句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诗：高峡出平湖。（三峡工程） 对人民最高赞美的一句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最入镜的一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有时间观念的一句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最“抠门”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最真实的一句话：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有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5、语录目录
一：共产党 二：阶级与阶级斗争 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五：战争与和平 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七：敢于斗争 ， 敢于胜利 八：人民战争 九：人民军队 十：党委领导 十一：群众路线 十二：政治工作 十三：官兵关系 十四：军民关系 十五：三大民主 十六：教育与训练 十七：为人民服务 十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十九：革命英雄主义 二十：勤俭建国 二十一：自力更生，坚苦奋斗 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十三：调查研究 二十四：纠正错误思想 二十五：团结 二十六：纪律 二十七：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十八：共产党员 二十九：干部 三十：青年 三十一：妇女 三十二：文化艺术 三十三：学习
6、语录节选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一定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失败。人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论十大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治国就是治吏
礼义 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为人民负责。 《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我们要学习他（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人民的力量 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重到起码的知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多余的劳动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战争。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加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八年五月） 战争的伟力这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百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年，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行政管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题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环了党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 要使几亿人中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面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互通情报”。这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象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于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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