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战俘的不同命运

外祖父春藻公是甘肃阴平人（今文县），因为是绵阳人女婿，清末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为川督赵尔巽通缉，不得已亡命青海，因善文墨，通金石之学与医道，为州县小吏。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已在青海站稳脚跟，遂举家迁居青海西宁，定居于小西门附近的大同街。过了几年，大约是1937年4月中旬，还是少女的我母亲正在家中刺绣，听兄弟们跑回来说：马家军从河西班师回来了，押回了许多红军战俘。闻讯，她随手拿了一个鞋底，跟着哥哥，一边纳鞋底，一边走出院子门，到街上去看红军。
军队是从扁都口班师回来的。从门源沿着北川河下来，经过莫家路桥，从小西门进来，穿过大同街出北大街，拐向大什字，从那儿就可以通向东大街、东关。
只见马家军荷枪实弹，押着一队红军战俘，已经从小西门进入街市。西宁四月，虽是春天，却乍暖还寒，人们还没有脱去冬装。但是战俘们却赤着脚，衣衫褴褛，一个个瘦骨嶙峋，蓬头垢面，其中也有不少步履蹒跚的伤病员。队伍拖了很长，哩哩啦啦地、沉默地走着。到最后是一队女兵，年龄都不大，十五六，最大的也就是二十余岁，惶恐而无助，望之，让人可怜。
街头，父老乡亲们议论着、叹息着，这个军队没吃没穿，都是娃娃，打什么仗，怪可怜的！听说从四川过草地到河西，被军队包了饺子，只跑了头头徐向前。
后来，又进了几批战俘，就见年轻的马步芳，骑着一匹黑马，几乎天天趾高气扬地从北大街跑过，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勤务兵。再后来，听说男战俘，一部分编入了新二军，一部分编入了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当官的都被拖到小南川活埋了。而女兵吗，漂亮的编了个歌舞团，几乎定期给军官们跳红军舞。其余的都被马步芳赏给了大小军官，作老婆或姨太太去了。到后来，母亲随少女们也去湟中大厦看过红军表演，跳得还蛮好的。
后外祖母从军的娘家侄儿，分了一个女红军，长得还不错，她只知道自己是四川宣汉人，至于宣汉在哪里，怎么走，就如云里雾里，一头糨糊，不知道了。
西宁小南川河凤凰山麓，有一座面西的烈士陵园。上了山坡，进了陵园，是一座朱德手书的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碑后是一个面积广大的祭奠堂，堂两翼是红军烈士遗物展厅，堂后有一座砖拱矮墙的圆形墓丘，体积很大，宛若一座小山丘。这就是红军烈士万人冢。我当少先队员的时候，每逢清明，学校里每年都要组织少先队员们来此祭奠烈士。第一次来凤凰山陵园的时候，大队辅导员请了西宁沙石场一位姓郝的书记来给我们讲话。他是一个瘦瘦的，几乎两腮无肉，个子不算高的中年人，湖北话的底子，夹杂着点青海方言，总之是一口南腔北调。原来这万人冢里埋葬着近七百位西路军烈士。1937年夏，马步芳将从河西押来青海的战俘七百人，解往小南川河河谷，于入夜后秘密处死。刽子手没有使用枪支，而是用马刀，军镐，铁锹，将人砍的砍，刨的刨、削的削，杀死在预先挖好的大坑里。由于是夜间，暂时没有掩埋。郝书记后腰挨了一镐，当时栽倒在坑壁沿上，并没有断气。敌军走后，夏夜的雨露将他浸醒。他爬出深坑，慢慢直起身来，发现自己还能勉力行走，遂连夜逃到西宁东川，为一户农民收藏。养好伤后，隐瞒了来历，在东川乡间为人佣工，直至1949年，解放军3军贺炳炎部从民和进军西宁，才找到部队，重新参加工作，恢复了党籍。
也就在差不多同时，外公70大寿和四舅结婚的时候，我在外公家见到了那位红军姨娘。四十岁上下，人很端庄，戴着青海西宁旧日妇女们长戴的圆型黑丝绒帽，一身黑色衣裤，只是上身罩着一件绸缎马甲。伊不多语，一来外公家，就带着十几岁的女儿，躲进厨屋，要么坐在小炕上，要么帮厨，也不应对亲朋宾客。解放都好久了，没有人来证实她的红军身份，也没有人给她政治荣誉，生活保障，她的荣辱系于夫家，成分待遇都看夫家。只有我们，亲戚们都知道她是红军。
从那以后，童子的我特别留意红军长征与西征的书籍、史料，看完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记》《红旗飘飘》1—14册，有关西路军的《气壮山河》，向西宁西郊我家对门的军营，陈家花园里的军官叔叔们问讯有关红军和西路军的故事，主要人物的命运、下场。知道，5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战死后，被马步芳割下头颅，报送南京，向蒋介石请功。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新二军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团长马忠义解送西宁，软禁在东关马步康公馆，由参谋长韩得庆陪伴，1937年初夏，也被马步芳腰斩。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左支队坚壁在祁连山中，为搜山部队发现，也被押送西宁，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
六十年代上半期，大哥从青海大学毕业，分配到化隆从事农业机械化工作，一年里有大半时间泡在化隆农村，见到了许多当地老人称之为蛮子红军的西路军被俘女战士。因为无论马步青的骑五师还是马步芳的新二军，其军官班底基本是化隆的回族和循化的撒拉族，所以，被马步芳赏赐给部属的西路军女战俘，大都散落在这里的乡间。到面上和点上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这些女红军大多被揪了出来 ，成为逃兵和叛徒，反动军官家属，多数人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个个凄凄惶惶，背地里向大哥诉苦，可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一群啥事不懂的娃娃，没有文化，没有起码的地理知识，只知道跟红军走有出路。等到做了俘虏，命在人家手里，咋拨弄都成。嫁了人，也就认命了。
其实，中级以上军官，组织部门有名册，只要没死，上级会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其下落，予以营救。如张琴秋（陈昌浩妻）、吴仲廉、陶万荣（妇女团营长）1937年8月由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解往南京，被在南京的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等解救。一般男兵，有幸编在壮丁、新兵、苦力营里，只要派上前线，就有机会脱逃或被解救。西路军全军共有将士2.18万人。到1937年5月1日，李先念等人率左支队残余400余人到达星星峡与中央代表会合为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伤亡8000余人，被俘11600余人，散失在河西民间1000余人。这1 万余人的战俘，被押送青海西宁5600人，留在河西整训的有6000人。其中被张掖福音医院高金城大夫解救的有200余人，零散逃跑者不足百人。经过中共中央转托与马步芳有关系和历史渊源的西北上层各界人士和中共驻兰州、西安办事处的大力救援，约有八批，5000名指战员，被以各种方式救回陕甘宁边区。而送往西宁的5600名战俘，除2000名战士以青海新二军补充团名义于1938年5月在开往第一战区途中经我方反复交涉，迫使国民党当局移交给驻三原的八路军办事处外，余3600人（包括妇女400余人），除妇女外，大部分于青海被马步芳杀害。
西路军共有妇女两个团，2000人。河西战死近千人，被俘后，被马步青赏赐给部下，或被蹂躏而死者500余人，散失在民间数十人的，只有几十人或被救回，或是逃回。如谢觉哉的妻子王定国就是辗转反侧，逃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得到解救的。而被俘后，备受磨难，费时三年，展转逃离虎口的另一个妇女团长王泉媛（前湖南省长王首道的前妻），因为离队时间超过规定，不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接受，不得已嫁了个湖北小贩，回到故乡，只能在凄凉中渡过了一生。
还需要一提的是红四方面军川陕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倪家营子突围后，散失在民间。因为是地方干部，没有多少军队因缘（1933年在川北入党），本人也没有多少文化，故被遗忘了，在河西隐姓埋名23年，1960年，在饥寒中死于酒泉一个偏僻的乡村，如今连坟墓都早已堙没了。
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西路军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红军才恢复了名誉，得到了抚恤，尤其是戴了三十年四类分子帽子的女战俘们。虽然她们大多数在饥寒中已经作古。
写这样的文章，人心里老是充满了酸楚。但它毕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当掩没它。这样才对得起死者在地下不安的灵魂，愿他（她）们摆脱沉沦，早升天国！
一将成名万骨枯，时耶、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