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饥饿时期的西北城市

1959年下半年，国内市场的物资食品供应几乎到了枯竭的地步。那用青海特有的炒黑大豆向城里居民换取旧衣杉的农民已经绝迹。蔬菜市场不再有品种概念，只能说有无。所能供应的也只是甜菜叶子、水发蚕豆芽，与少量限额供应的马铃薯。什么都要票，什么都要证，什么都要排队。为着一个月人均半斤豆制品的供应，我们常常要半夜起来，赶到莫家路或水磨巷，排长队等待。寒冷的冬夜，晓月将朦胧的清晖洒向幽深的小巷，在惨淡的光晕下，依稀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蜷缩的人群。弯着腰，双手笼在袖中，半个脸颊深藏在衣领里。或坐或卧，或只能在原地踏步，不敢离开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那幽灵似的长蛇阵从豆腐房门口一直延续近百米。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欢笑。在寂静的寒夜，只有间歇的咳嗽和几声沉重的叹息，以悠长的悲凉的回音，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斗转星移，晓星渐沉。鸡叫一遍了，冷得索索发抖的人群跳起来活动着身子，驱散着透骨的清寒；鸡叫二遍了，人们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强打精神，一遍遍裹紧身上的衣衫；鸡叫三遍了，队伍停止活动，一个盯一个，排列紧密而有序。一双双眼睛将视线投向了豆腐房紧闭的门扉。冬天的黎明总是姗姗来迟，好不容易才看到天边的鱼肚白。
在凄清冰冷的晨曦中，豆腐房的铺板终于打开了，人群像冻僵的蛇遇到强刺激，突然绷直了一样，一个挨一个，像等待判官点名的鬼魂。开票、交款、取货，双手像捧着奇珍异宝。售货员突然宣布豆腐、豆腐干售尽，“啪”的一声关了开票口。门前的队伍乱了，售货员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不再理睬等待购物者的鸹噪和絮叨，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们在无可奈何的长叹中颓丧地散了，再去等待下一个供应日的到来。
粮食供应每况愈下。先是芽面，即雨水浸泡的麦芽磨制的面粉。那年10月，阴雨绵绵，如泣如诉，七日不绝。收到田垄上的麦捆都发了芽，打碾入库后，只能做成实际不能食用的面粉。烙饼子，中间一层永远夹生；蒸馒头，是瓷疙瘩；和面，和不到一块。然而，这毕竟是面粉。玉米粉、青稞面、豌豆面、糜子面、米粉，日渐取代小麦粉，成为主食。人类的饭食等同于猪狗食，仅仅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生存。
中国的新闻善于粉饰太平，诱导舆论。中国的科学家善于以科学随时完善与补充政治经济理论，晾起遮羞布，玩起障眼法。于是，营养学家们连篇累牍地在报刊著文宣扬杂粮较细粮更富有营养价值，米糠、麸皮里富含多种维生素，果糖与氨基酸。普通老百姓咀嚼着限量供应的一层白面，一层青稞面，俗称银包金的花卷，玉米面的发糕、搅团（西北一种粘稠如糨糊的面食），青稞豆菽的炒面，燕麦的饸餎，如同咀嚼粗糙的沙砾。肠子更细、更薄，形容枯稿，有气无力。盼星星、盼月亮，只能在国庆节见到几星肉丝，恍如隔世的盛宴。
我们没有钱，没法子套购黑市的高价食品，只能完全依靠少得可怜的供应。月底常常饿得上气不接下气。作为男孩子，我与二哥不甘愿忍受饥馑，我们走遍南川河谷，捉麻雀、掏麻雀窝，用黄泥糊住麻雀，扔进风箱灶火中。烧透后用火钳夹出来，剥去泥巴，露出麻雀变黄的肉身子，顾不得蘸盐，撕开来投入口中，也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二哥烧红了大针，弯成钩状，找来竹竿、线绳，做成钓竿，用牙膏皮做成铅坠，削杨木制成浮标。用这自制的土钓竿带我到青海日报社西侧人民渠闸坑去钓鱼。那常常是读书诸事完毕的黄昏。我俩从陈家花园门前菜地里掘出蚯蚓，将它穿在弯钩头做钓饵，摔竿入水中，铅坠带着钩子沉入水底，杨木浮标浮在水面。当它一紧一松在水中抽动时，我们便知鱼儿上了钩。赶快甩起钓竿，银光一闪，一条我们称之为“明茳”的木梳长的小鱼边便被提出水面，甩上岸坡。由于弯钩没有倒刺，二哥教我把握杨木浮标抽动的火候。行动过早，鱼儿没有上钩；行动过迟，鱼儿会吞下钓饵，轻而易举，使你空竿出水。如果不是饥谨作祟，钓鱼其实充满乐趣。一湾清请的溪流，水波不兴；两岸夹峙的树木，葱茏而茂密。蹲在溪湾水清浅又长草的岸边，看那上弦月悬挂在头顶的树梢，月华从林间空地洒向平静的水面，将水面映照得如同光洁的明镜。偶尔泛起涟漪，折射着粼粼的波光，就像镜光在闪烁。在这幽邃的初夜，没有浮世的喧嚣，没有红尘的炎凉，只有泠泠的夜风，静静的流水；只有梦一般的月晖，我与二哥；只有浮在水面上的，在月光下依稀可辨的浮标。月影渐渐西斜，月华漫漫收缩、后退，终于消失在密林深处。缓缓暗淡的水面终于隐入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收起钓竿，提着鱼桶，走上堤岸。夜已深沉，饥饿中的城市已经昏睡。南川河边的静夜中，只听见我们兄弟俩归去的蹒跚的脚步声。
我们一次可以垂钓十几、二十条小鱼。母亲将鱼儿用盐水和调料腌了，然后在锅中放少量油，将鱼烤了出来，阖家人欢欢喜喜抢着鱼肉，这就是那个年月我们所能享受到的唯一佳肴。
火柴奇缺，需要埋火种；牙膏要用牙膏皮等量交换。孩子没有糖果，我整年不知糕点、牛奶、鸡蛋是何物。二妹将三舅给的几块糖果千层万裹地包了起来，隔一段时间拿出一块舔一下，算是过过糖果瘾。直到后来，她的糖果不见了而悲痛欲绝，。母亲挨个拷问我们，我直着脖子不肯承认。而形迹可疑的二哥被逼不过，惶恐地站了出来，才在责骂声中了却了这一段公案。他太饿了，抵挡不住诱惑，偷吃了妹妹的糖果。
连烟草也供应紧张了。西宁的烟民，一月人均两盒价值一角一分钱的形同锯末的双鱼烟。街上常见那些1958年来青海而没有正当职业的河南烟民，东一个、西一个，沿街拾着少得可怜的烟屁股，用来当烟抽。我在摆书摊的路上常见这样的景观，由是而鄙夷烟民。尽管在西安盐务局大院时，在二哥教唆下，我偷食过一根父亲的大前门，被熏得咳嗽连天，鼻涕喷嚏，分不出东西南北，但那时我却没有这样的感情：既然没有烟抽如同乞儿，还不如干脆不抽烟。可怜的下层烟民，满街拾取沾满他人唾液口水的烟屁股，还有什么人的尊严可言？
来去匆匆的人流，少见光鲜的衣着。布满灰尘与菜色的呆滞的个性千篇一律的面孔，就像处在天涯尽头的苦行僧。谣言传闻来无踪、去无影，散布着恐怖与黯淡的消息，让人觳觫，让人颤栗。饥寒生盗心，谋财害命、盗窃、抢劫案件时有所闻。东关某河南人开的饭馆里，肉饼里查出了阳具毛发；北门某家，被人夜半进去，将厨房粮食揹了个精光。而我考初中时第一天的午餐-半块煎饼，搁在二中门前短墙上仅片刻工夫，便不见了踪影。害得我哭回家去，差点赌气罢考。是母亲拿出自己的午餐，百般哄劝，才把我送回考场。
到处是灰色，灰色的城市，灰色的人流，灰色的面孔，灰色的天空。都说苏联撤回了专家，讨回了外债，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饥荒。于是，低标准，瓜菜带成了口头禅；于是营养学家著书立说，开发种种食物代用品。西宁城郊发现了人造牛奶，那是北山上的一种山柴，根系发达，可以挤出白色乳汁状的液体。可惜罄西宁北山，也挤不出几桶来。大豆杆、马铃薯秧被用来磨制面粉。掺在面粉中以供食用。郊外的野菜，灰条、猪耳朵、车前子、苦苦菜被挖掘一空，濒临绝迹。西门口渐渐出现了成群乞食的饥民，和一对对卖唱的盲人，那男的咿咿呀呀锯着胡琴，女的用哭泣似的声音唱着充满世事沧桑的悲凉的小调，让行人莫不心酸掩泣。街巷拐弯的角落，也见奄奄一息、僵卧在地的流民。告地状诉说着缺衣少食的饥寒交迫的生活，诉说着乡村的苦难，诉说着十室九空的家园。没有人围观，时有路人在状上投下些须角币，马上别转脸去 ，带着一脸乌云和无奈匆匆逃离，唯恐迟慢的脚步挡不住那行将喷涌而出的泪水。
中国人以坚强的意志，世所罕见的忍耐力忍受着苦难，在饥寒中按部就班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极少有人对当局有微词和怨言。这是一个习惯于贫穷、极易愚弄和统治的民族。除了少数强梁外，多数人甘愿忍饥挨饿，饱受凌辱也不敢、也不屑于诉诸非法手段来夺得生活必须品和属于自己的人权。这样一脉相承的忍辱负重精神，使任何中国的统治者只要稍稍顾及一下民情，就可以获得较长期的稳定的统治权。由是在因循守旧、循轨蹈矩中，延误了历史的进程。我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美德，还是中国人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