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二

　　拯救万民的慈悲心

　　武田信玄是战国时代一位杰出的英雄和知名的武将。据说他和上杉谦信之间进行的川中岛之战，历时十二年，交锋五次，最后以信玄的胜利而告终。

　　另外，据说夺取了天下的德川家康以及称雄一世的织田信长，也都惧怕信玄，退让三分。德川家康无论作战或者政治方面，很多地方受到信玄的战略、政策的影响。

　　关于武田的伟大之处，有各种论述，但我觉得有一点应当特别加以强调，即武田曾提出作为大将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不忘慈悲心"。当然他在此所说的"慈悲"，和佛经中的"慈悲"是两码事。请大家注意：他不仅论述战略和战斗，而且把具有"慈悲心"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

　　有一本专门叙述武田派军事学的兵书《甲阳兵鉴》。这是江户时期一个叫相良亨的人，根据信亥的家臣所留下的手记编辑而成的。虽然不能说全部内容都是信玄当时的言行实录，但据说它详细记述了信玄的所作所为和精神面貌。《甲阳兵鉴》(《日本思想9》相良亨编，筑摩书房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凡出色之大将，必须晓畅武道，已勿须赘言。且应精于学问，心地慈悲。其举止端庄，性情温厚，然而一旦动怒，则府中惊骇自不待言，甚而泣儿敛啼，威震一国。……优秀将帅者举止规范，深明大义。深明大义，故能明辨是非。明辨是非，故能胸怀善良。胸怀善良，故而纵然天生相貌粗陋，亦能处事冷静，知人善任，而无怀怨抱恨之心。"

　　按照他的意思，凡是优秀的大将，不用说应当通晓武略，而且要具有精探的学问，广大的慈悲心。懂得礼仪，平素很温和，可是一旦发怒，不要说他的府中，就是全国也会感到震惊，连哭叫的孩子也得收住哭声。

　　他还说优秀将领，因为懂得礼仪，所以重视人情义气，由于重人情义气，所以能通情达理，并且因为通情达理，所以才胸怀仁慈之心。正因为如此，外表看起来似乎粗晕俗气，却能冷静地按照手下每个将士的长处加以任用，因而没有一个人对他心怀怨气。就是说信玄所以强调"慈悲之心"，是因为他确信只有在宽厚仁慈的大将手下，才能聚集人才，练出精兵。并且只有通晓文经武略，进而具有高尚人格的大将，才能掌握人心，采取有条不紊的行动。

　　关于信玄如何知人善任，有这样一段故事可以说明：

　　据说天文14年(一五四五年)五月，堪称武田信玄帐下栋梁的板坦信形，不顾众人反对，轻率地进攻小笠原长时和木曾义高，遭到惨败。他的鲁莽行动，在武田的前线将士中遭到严厉批评，也受到部分人的冷嘲热讽。他本人也决心接受幽禁，承担罪责。可是信玄把信形找来，对他能在战斗中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的本领，加以正面评价，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还安慰他"不要介意周围人的胡言乱语"，并且重用如初。深知信形作战勇猛顽强的信玄，没有仅仅因为一次失误就加以责难。

　　另外，据说信玄在攻下其它国时，总是把当地领主作为盟友对待，不使那里的人民穷困潦倒。

　　所谓"大将"的慈悲之心，就是如前所述能够注意让所有人各得其所，发挥才能。我觉得信玄作为统帅，能准确无误地了解部下将领情况，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尽管看起来有些可能是琐碎小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信玄建立了一支精锐强劲的军队，却没有构筑城堡。他认为即便坚固的城堡仍须要人来保卫，决定的关键是人的团结，士气的高涨。他相信在严明的军纪之下，采取一丝不苟的军事行动，全力破敌，远比构筑城堡重要。而且不要据守城内，应当主动出击，制止外敌于国境，才能使百姓免遭战祸，安居乐业。

　　信玄还致力于治山治水。甲斐国自古多水灾，尤其甲府盆地受害更甚。建筑在釜无川上的信玄堤，现在仍然保存着。

　　他采取一种崭新的治水方法，即让两河的水流相撞以削水势，叫作"甲州式削流法"，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记载于史册。信玄倾注心血而完成的治水工程，使甲府盆地历经四百年未受水害。

　　由此可知，信玄平素即注意爱护百姓，严明纪律，以取得信任。因此甲斐地区的百姓仰慕慈悲的名君信玄，以至每到用餐时，都要口颂"信玄大君"。信玄似乎还有一种主张，即"万事从小处做起，逐渐积累，然后方能成大事。"他是在明辨事理，锐敏洞察的基础上，来掌握"小事可变大事"这条规律的。我觉得信玄的这种生活态度中包含着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也适用的共同性原理。

　　调动积极性，因才而用

　　如何使各种"人才"准确无误地聚集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这就要看领导者的器量和因才用人的本领了。在这方面，信玄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信玄讨厌只是喜欢与自己性格相同的武士，或者只重用凡事能采取与自己相似的态度和行动的人。

　　信玄曾这样说道：

　　"为了玩蹴球，要在庭院四角栽植四棵树(樱、柳、枫、松)。先是春天一到，樱花艳美，柳色新绿。不久，春光逝去，樱柳之争结束。于是夏往秋来，它们为即将凋零而悲伤。接着枫叶变红，它在暮雾、秋雨中的姿态，为诗人所歌颂，呈现出多姿多彩。然而一进入冬天，它那艳丽多彩的姿态，便无影无踪了。只有在这时，那永远不变的松绿才显出真正的本色。

　　世间万事可以说与此同理。只爱一种气质的人，作为一国之主的大名，不能不说是个错误。但是在优秀大将的统领下，臣民团结如一体，却是值得夸赞的事。所谓三乘四等于十二，而三加四等于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往往喜欢把和自己情投意合者，或者易于使用者置于身边。信玄则认为这种大名是有缺陷的。他的这些话是对位居领导者的重要告戒。诚然，盛开的鲜花固然好，而朴实无华的松绿也别有一番风韵。

　　至于"三乘四等于十二，三加四等于七"，他是以此来比喻：不同性格的人，如能巧妙地组合、搭配在一起，便能发挥出比二者更大的力量。

　　信玄是怎样做的呢?在他手下，以"武田二十四将"为首，聚集着大批各类人才。例如《甲阳兵鉴》中记载着一个名叫山本勘助的家臣，是个精通兵法的武将，在"武田二十四将"中也是特别出色的人物。

　　据该书所记：山本勘助是个勇猛智慧的武士，精通攻城陷阵的战法，剑术上是京派的高手，还通晓两军对阵中的战略策略。可是勘助相貌极为丑陋，而且是个独眼，手指和脚指也不灵便。他最初投奔骏河的今川义元帐下，希望得到个官职，然而义元不愿收留。义元由于受到其身体相貌和周围流言蜚语的影响，未能看出勘助这个人材。而信玄却有不同看法，他看到：尽管勘助生长在三河国窪村的农民家庭，出身低微，却能刻苦钻研兵法，虽其貌不扬，却很有名气，因此绝非平庸之辈。于是他把勘助当作宝贝请进府中。

　　其后，山本勘助果如信玄所料，干得很出色。据说他以"修练武艺"为名，游历诸国，把各地情况逐一汇报给信玄，信玄因而能坐居府中准确掌握各国情报。

　　是否真有山本勘助其人，一下难以说清。但是《甲阳兵鉴》的记载，旨在强调信玄如何能敏锐透彻地看到人材的本质，并且尊重每人的个性，这是非常清楚的。是优秀领导者，还是昏庸之徒，只要看其如何使用人才，便一目了然了。

　　武田信玄是善于起用人才的"名手"，这一点固然是使武田军团成为无与伦比的强大军队的主要原因，但他同时还竭尽全力去培养肩负接班重任的年轻将士们。

　　信玄对由那些精明能干的部下的子弟组成的"小姓组"，以及身边的年轻武士，都亲自教以当武将应具备的才能、战术等，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熏陶、培养。那些信玄可以自由驱使，积极能干的武将，几乎大部分是由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特别是信玄在以讲"夜话"形式和部下闲聊时，很少教训人，总以通俗易懂的比喻，在不知不觉中，教给部下当武将应有之思想、姿态，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而侍奉在他左右的年轻武士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信玄的教诲，把它作为自己成长的精神食粮，这也是不难想象的。所谓培养教育人，最终仍旧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当中。几个人谈心，有时无意中流露出的话语，往往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信玄的父亲信虎在世的时代，有个时萩原的重臣，任常陆长官，被人们尊为"智谋之将"，当他接触到幼小的信玄时，一眼看出信玄是个非凡之才。于是他一有机会就给信玄讲战斗故事。久而久之，使信玄很自然地学习到打仗取胜的"关键"所在，从而培养出一棵足智多谋的大将苗子。常陆长官在信玄十四岁时去世，但他给予信玄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信玄所以重视教育年轻人，恐怕一方面因为他自身有过这种经验，同时，他更想抓住点滴机会，给青年们留下教育子孙后代的训戒吧。

　　另外，在《信玄全集注释本上卷之六》中，关于"御大将之荣誉"有一段记述。所谓"御大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者，关于领导者的荣誉，信玄举出三点：

　　其一是要有"识别人的眼力"，也即要"正确评价人才"。

　　其二是"管理国家"，也即以"政治治国"。其三，要能"取得会战的胜利"，也即"战争中的胜利"。既是一员武将，一般都把取得战斗胜利，作为第一条荣誉。而信玄却认为"取得战斗胜利"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仅此不够，所以他把"正确评价人才"和"政治治国"放在前边。我以为正是在这种认识中蕴含着信玄作为领导者而具有的深沉与坚强的奥秘。

　　关于"政治"的重要性，信玄这样说过：

　　"取得战争胜利固然是一种荣耀，但如果战后的国家政治不佳，全国会立即陷入混乱。因此常言道：'取胜容易，巩固胜利难'"。

　　的确，战胜敌人非常重要，但如果胜利后，内政出现破绽，民众遭受痛苦，便失去破敌取胜的目的。那才真是"取胜容易，巩固胜利难"呢。虽然所有战争都有个胜负问题，但即便获胜，如果进行的是力不从心的战争，搞得人们精疲力尽，给他们生活和人生带来不良后果，其所得便是相反的效果，因而也就失去胜利的意义。

　　就是说，领导者还要经常考虑胜利后的问题。在经常思考未来的同时，要倾心运筹为取得胜利，把战争推进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使民众得到"喜悦"、"发展"和"满足"，要采取哪些办法。

　　关于人才的评价和起用的重要性，信玄说："治理好国内，不是大将一人所能完成的事，所以选贤任能至关重要。因而把正确评价人才列为大将的最高荣誉和功劳。"

　　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及所有层次的各种"组织"。一个由大量人员构成的组织，靠一个人的力量来维持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广集人才，团结一致，就很难获得繁荣昌盛。

　　据说信玄还是个真诚倾听下级意见的武将。有关战略战术方面，他绝不武断专行，必定仔细听取各将领的意见，反复磋商研讨，然后才作决定。

　　而在实施这一决定时，他还要反复演习、训练。确有把握之后，才将该战术实际运用于战场。由于运筹准备，仔细周到，所以他的战术总是能按预想一丝不乱地得到运用，取得成功。

　　还有，信玄平常很温和，执行纪律却极其严格。例如：他规定违犯军法者，没收俸禄，处以死罪。据说他的这种严厉，形成高度统一的战斗力，也是武田军强大的原因所在。

　　总之，一旦有事，决不可任意孤行，轻举妄动。要深思熟虑，和大家充分协商研究，最后使大家齐心协力，行动一致，才能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

　　正确无误的人才观

　　在认识和掌握人才方面，有哪些重要之点需要注意呢?

　　信玄曾说："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误解他人之事有七。"(《甲阳兵鉴注释要本》，甲斐丛书刊行会版)他举出七点容易误解他人本质的错误。在此，就其中三点，谈谈个人看法。

　　其一是，"常将行动迟缓者误为稳重者"。他是说有人经常把那些磨磨蹭蹭的人，错看成沉着稳健的人。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譬如有这种情况，其人在发生地震时也不慌不忙。有人便认为此人非常沉着冷静。其实他不过是动作笨拙，准备不及罢了。

　　沉着和愚缓大相径庭。希望大家在识别时，一定要留心别搞错。

　　信玄还这样说过："不加思虑，而喋喋不休者，是谓信口开河，其言终日不止，却无一语有益于朋辈或主君;其所憎恨者，即使优秀武士，亦恶语骂之;对送贿讨好者，备加宠爱，对关系亲近者，虽为非作歹之徒，亦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将思想浅薄者，误以为通情达理者。"

　　信玄把那种说话不加思索的人，称为"耍嘴皮者"，他告戒人们绝不可把"耍嘴皮者"视为通情达理的人。

　　他指出：有人从早讲到晚，却不说一句对同伴或对主君有用的话。这些"耍嘴皮者"，只要是他憎恨的人，即便是出色的武士，他也到处说其坏话，相反对送礼讨好自己的人却非常喜欢，如果和自己关系好，即便是坏人，也要加以表彰。

　　不论哪个时代都有这种人。越是这类人越是能说会道，也善于写文章。社会上的人受其巧言善辩的迷惑，往往认为他们是既有知识，又通晓社会情况的人，而加以信赖。然而他们多半是些缺乏节操、见利眼开，并且以我为中心的人。

　　像这类"耍嘴皮者"，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能言善辩，也决不能信赖。这是信玄的告戒。

　　信玄还举出另一种容易误识人才的情况，即"尚有信心不坚定之徒，不惜扑风捉影，谎报情况，此乃十足的顽固不化者，然而却易将此类人误为自尊自信、不甘认输、勇武刚强之优秀武士。"

　　他是说有一种缺乏信念的人，常常讲一些自己根本不知道，胡编乱造的情况，其顽固程度令人吃惊。可是却往往有人把这类人误为信心强、不服输、英勇顽强的杰出武士。

　　真正有信心的人，知道心地善良、谦虚好学的作风是多么重要。这样的人当上领导者，一定大有前途，成长迅速。相反，没有谦虚态度，顽固地突出个人，固执己见，这种人必然碰壁。并且一遇到不顺，便会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信玄说，真正的刚勇顽强，是要在锤炼武道的同时，钻研学问，培养才能。他自己注意实践，也劝别人照着作。

　　信玄所说的字字句句，可以说是在本质上深刻抓住人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看法。那么信玄的这一着眼点和深刻性究竟来自何处呢?

　　我觉得它来自作为将领应具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手下拥有众多的将士。一旦用错人，布错阵，就会招致全军覆没，使领地内的百姓遭受无限痛苦。因此绝对不允许发生错误——我深深感到就是来自这种严肃态度和责任心。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会产生智慧，吸引人才。可以说领导者的资格，决定于有无责任心，而其责任心的大小、强弱，又决定着人格的伟大程度。

　　贤将以"五成"胜利为上

　　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这就是人生。社会是变化的，而且连续变化。人心也变化，是瞬息间的变化。自然界也是从冬到春，又从春到夏，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自己本身一开始就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中，从未停息过。

　　如何对待万事万物均处于变化中的这一现实呢?如何认识情况变化，并抓住胜利时机，采取有效的行动呢?这就需要运用"兵法"了。

　　信玄关于"胜负"的看法，确实旨深意远。

　　他论述了数条。其一是对每个胜负都要留有余地的思想。

　　关于两军会战时的胜败，信玄认为"十成中获六、七成胜者，乃十成之胜。"(《甲阳兵鉴》，矶见正义，服部治则校注，人物往来社版)。也即以十成为标准，取得六、七成的胜利就足够。尤其在大会战的场合，这点更为重要。他并且说："其原因是，八成胜则危，而九成、十成之胜，则必将酿成我方遭受大败之条件。"(同前书)

　　他还经常说：战争的胜利以五成为"上"，以七成为"中"，以十成为"下"。为什么呢?因为五成胜利能鼓舞人进取，七成给人带来麻痹松懈，而十成胜利则会使人产生骄傲。

　　五成的话，就会想："虽然输掉一半，但还胜了一半，下次一定加油!"产生一种努力奋进的精神。而如果获取十成胜利，必定产生骄傲之心。听说就是根据这些理由，信玄绝不轻易超越取胜六、七成这条线。(《定本名将言行录(上)》，冈谷繁实著，新人物往来社版)

　　他和上杉谦信进行的川中岛之战，是从天文二十二年(一五五二)到永禄七年(一五六七)，历经12年，打了五个回合。其基本模式是面对进攻的谦信，信玄则采取"善战者不战，善战者不死"的策略，以坚固的防守为背景，步步向前推进。据说上杉谦信斗不过信玄，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也认为他的上述看法旨深意远，其做法从进行现代经济战开始，适用于现代社会所有事物。

　　另外，据《甲阳兵鉴》记载，在谈到有关兵家胜败的体会时，他曾说："四十岁以前要尽力取胜，而四十岁以后要设法不败。"

　　这句话也生动地表现出信玄不计较眼前得失，而着眼于大局的胸怀。就是说他把未来的最后胜利，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考虑。他觉得只求取眼前胜利没有意义。现在虽很重要，但将来更为重要。为将来取胜，现在怎么办呢?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索中，存在着贤将和庸将、愚将的区别。

　　四十岁前奋力取胜，四十岁后设法不败——信玄的这条战训，也是源于把未来的胜利作为大目标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千方百计下工夫，踏踏实实保持力量，与此同时，穷追不舍地进行战斗。只有把这种态度贯彻到底，才能有把握登上通向最后的、也是永远的胜利之路。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对胜负怀着"胜不骄，败不馁"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信玄对眼前的胜负一向抱着超然态度。

　　他胸中深深怀着一个远大目标，这就是保卫甲斐国，让它永远繁荣发展。

　　例如：他和信浓国村上义清之战，打得很漂亮，连连取胜。武将们认为现在乘胜进攻，必定大获全胜，因而主张进一步穷追猛打。但是作为大将的信玄，却早早偃旗息鼓，率兵回国。武将们不理解信玄的深刻用意。回国后，他的老部下们以为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主将一定会感到心舒神畅。

　　然而信玄丝毫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态度一如往常。

　　据说稍后，他再次和村上义清交锋。这次却打了败仗。此时，人们担心信玄回到甲府后会不高兴。可是恰恰相反，他仿佛早已忘掉打仗的事，举止悠然，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并且举行了三天"能乐"会，慰劳将士。他年轻时代的这些珍闻轶事，也大有令人追怀玩味之处，它说明信玄在众多战国武将中是多么杰出的将领。

　　对于建立了江户幕府"独揽天下大权"的德川家康来说，信玄既是个伟大的竞争对手，又是个"军师"。

　　家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是为和信玄争夺霸权，于元龟三年(一五七二)十二月所进行的三方原战斗。兵力上也处于劣势的家康军，彻底输给制订了周密作战计划、以万无一失的姿态展开战斗的武田军。而且据说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德川家康在败退中竟尿了裤子。可见家康那次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家康领教到信玄那远比传闻要厉害的战略策略，一定惊叹不已。后来，胜海舟甚至这样评价他的兵法："有规律，有节制，同现在西洋式兵法完全一样。"(《冰川清话》，角川文库版)。可见他的战略战术是很合理的。

　　打那以后，家康把信玄的军事学变为自己的东西，取得战国时代的胜利，夺取了天下，并为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打下了基础。

　　有时失败会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因素。反过来，胜利时又经常蕴育着失败的原因。家康在三方原战斗中败于信玄。

　　但他由此而学到信玄的兵法，并最终取得巨大胜利，成为掌握天下大权的人。这就是说，他善于把自己的惨败，转变为通向更大胜利的源泉。由此也能看出家康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宽大度量。

　　有关培养接班人的告戒

　　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其消长兴亡均取决于接班人。不，进而可以说先人之伟大与否，将由其后继如何来决定。

　　武田信玄病死于天正元年(一五七三)，享年五十三岁。

　　继承其位的是四子胜赖。然而由信玄倡导的欲称霸天下的武田世家，不料就在四子胜赖这一代轻易地灭亡了。

　　由精明细致的信玄建立，被视为铜墙铁壁的武田世家，为何如此简单地灭亡了呢?这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关于武田世家的灭亡，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例如：

　　"晴信(信玄)临终嘱咐曰：……吾以国托付于你，甚感放心。汝(胜赖)若听吾之所言，吾复何忧?言毕而卒。然胜赖不从其言，竟使国亡。"(《定本名将言行录(上)》，冈本繁实著，新人物往来社版)

　　信玄临终，把一切托付给胜赖，并说只要你照我的话办，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但当时接班的胜赖已二十七岁，或许由于对个人力量的盲目自信，也许因为急于求取功名，想打一场远胜其父的战争，以夸示天下，因而没有信守父亲的遗言。也不采纳家臣将士的忠谏。

　　信玄临终时嘱咐道："吾死后三年，不发丧事。"还要他不进行那种无法取胜的战争。可是信玄之死，不久就传到周围邻国诸将的耳朵里。胜赖还违背其父的遗言，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继承武田家的家长是胜赖，但是他和作为战国时代头等武将的极其伟大的父亲信玄相比，其结局暗然失色。

　　关于胜赖是否为"庸将"，看法不一。有人说，他在迅速走向天下统一的时代洪流中，在遇到各种不幸和障碍的情况下，想奋力继承其伟大的父业，他具有这种能力。但是，当初的胜赖似乎没有充分地更为实际地认识到自己与父亲的"差距"。甲斐国的悲剧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换言之，他常常以为在周围人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和父亲一样。并且在尾张国织田信长的心目中情况也如此。

　　骄傲自大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由于高傲和急躁而走向灭亡。胜赖以为自己作为主君所说的一切，部将们会言听计从，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伟大，而又有"力量"，却不知道社会是多么严酷。而且他对如何保卫和繁荣甲斐国也缺乏认真的思考。

　　而信玄对如何保卫甲斐国，其关键在何处等问题，经常进行深思熟虑。对战事也很慎重。诸如敌人在想什么，如何掌握和处理现实情况，怎样减轻百姓痛苦等问题，他一年到头都在冥思苦想，研究如何作战。胜赖完全不知道父亲的这种苦心，而急于追求功名，开始作战。这是他小看社会，轻视敌人的结果。他以自己高居继承人之位而傲视一切，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粗心大意。

　　对武田家族来说，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即家臣中已无人向胜赖进行诤谏。那些面对错误和危险，敢于劝谏纠正的忠臣已不存在。人人瞅着主君脸色行事，采取敷衍一时，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态度。当然，这和对听不进忠言的胜赖失去信心也有关系。

　　而且，胜赖周围的年轻武士们也很软弱，缺乏从战国时代闯过来的那种经验和锻炼。即现在所谓的第二代的脆弱性。

　　信玄时代那种君臣一体，誓死战斗到底的高涨而热烈的传统精神已不复存在了。

　　信玄是战国时代杰出的武将之一。然而，他唯独没能摆脱对自己儿子的偏爱。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到任何名将都难于避免人性的悲剧。不过信玄自身总算幸运，没看到这场大失败的结局就离开了人世。

　　人心背离是国家灭亡的原因

　　不掌握"潮流变化"，便无法打胜仗。不了解"时代发展"也不能取得"胜利"。

　　造成武田世家没落的关键，在于那次历史上有名的"长篠之战"。

　　天正三年(一七七五)五月，胜赖率领的武田军正在开往京都途中。可是行军到三河国的长篠，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遭遇，吃了大败仗。当时，信长使用步枪进行巧妙的攻击，把依靠骑兵和长矛的武田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场战斗在历史上极为有名。这一仗可以说是织田军跟随"时代发展"，而采取的新战术，击破了武田军那种置身于"潮流变化"之外，因循守旧于传统的旧战法。

　　有一个与长篠之战有关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即胜赖于五月披挂上阵，要求和对方决战。

　　提起旧历五月，那是农民一年之中最为繁忙、重要的季节。在这个时期搞你争我斗，他们是最忌讳、最怨恨的。信玄对群众的"生活"和"心情"总是给予深入细致的考虑关照，注意不使群众的负担超过可能的限度。而胜赖呢?潮流变化已很清楚，他却不顾农民利益，要求决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对武田军的不满增强，民"心"背离。

　　武田胜赖在即将进行长篠之战时，于宝饭郡(今之爱知县宝饭郡)附近，打开了丰川水渠的堤坝，把水放入平原。其目的似乎是要攻打奔向长篠的德川军后方。然而大量河水流入田亩，使农民蒙受极大的水灾。同时，据说那河水对东三河的田地来说却非常宝贵，因而那年遭到了旱灾。

　　再怎么说作战需要，像他这样甚至把农民的生活基础都破坏掉的行为，据说还找不到第二例。当时农民们该是多么的悲痛和愤怒啊!

　　总之，胜赖不了解民"心"。这在那些不经磨难而登上高位的所谓"有权势者"来说，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和"繁荣"。

　　相反，了解人之"心"，通达人情之机微，才是"为将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了解民心，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

　　而且，在长篠之战中，可以说最致命的一点是内部不团结。武田军的强大，归根到底是来自信玄这个人物的伟大和力量。失去信玄后，由年轻的胜赖来补缺代替，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个过重的担子。而更糟糕的是胜赖急于要攻下长篠城，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据说那些信玄时代留下的武将们，见到织田与德川联军的兵力和阵形，坚决主张避免决战。但求胜心切的胜赖却顽固地坚持己见。他拼命想以战争的胜利来平息内部的混乱，然而实在可悲，他的意愿适得其反。很多武将丧命，上下的情谊一下遭到破坏。

　　可以说信玄始终不渝地爱护将士，保卫国家，进而保护群众。为此，应该撤退时，就会真正拿出勇气撤退。他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伟大的繁荣。与此相反，胜赖却迎来悲惨的灭亡。

　　事情就是这样，国家或团体由于一个领导者的优与劣，或者繁荣，或者灭亡。肩负这个重任的是领导者。

　　在错误的领导者领导下的群众是最为不幸的。

　　曾经在军部权力者那种愚蠢无知的指挥下，尝尽辛酸，并变成牺牲品的日本人的痛苦经历，也是这种例证。绝不能再重复悲惨的过去了。

　　在长篠遭受惨败之后，胜赖仍不改其"骄傲"和"急躁"的秉性。其结果是人心涣散，家臣背离。

　　天正十年(一五八二)一月，胜赖的部下木曾义昌私通信长，在内部造反。义昌是胜赖的妹夫，因此是亲戚的反叛。

　　义昌叛变时，据说胜赖还说："义昌怎么可能……。"不相信真有此事。他竟如此不了解各部下的思想动态。对义昌采取对策为时已晚，因而扩大了内部的裂痕。

　　信长已得知胜赖非常凶恶，群众正在其暴政之下呻吟，离他而去者接连出现。许多人已敏感地意识到信长正在走向兴盛，武田正走向衰败，因而不只是背叛，由于对胜赖失去信赖，更加速了曾经驰名天下、坚强牢固的武田军走向灭亡。

　　从义昌反叛开始，武田家族一蹶不振，迅速灭亡。

　　无论怎么说，领导者一旦失去人心，就绝不可能再得到兴亡发展。这是超越时代的方程式，不管对何处的组织团体来说，没有比这条规律更为可怕的了。

　　第二节　拿破仑

　　生存于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

　　传说拿破仑一生中打过多达六十场战争。他的心中经常只装着一个词儿，就是"前进!"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总是喊着"前进，再前进!"来打开困境。以至于今天，在拿破仑走过的地方留下很多传说。

　　拿破仑一七六九年诞生于地中海的科西嘉岛，一八二一年在流放地圣海伦岛，结束了五十一岁的生涯。他在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滑铁卢之战遭到失败，终于退出帝位，被幽禁于圣海伦岛。当时他四十六岁。他在不足五十年的岁月里，以欧洲、埃及、以及俄国为舞台，演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生戏剧。他正好是在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过渡的"世纪交替"时期生活、奔跑。

　　他对逼迫到眼前的命运绝不轻易屈服。他曾远征俄国失败，遭遇内部反叛，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尽管如此，他那高昂坚定的热情仍然燃烧不止。他摆脱残酷的命运，重返巴黎，建立了所谓"百日政权"。既然已降生在这个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人生"的戏剧一演到底，他这样下定决心，并勇往直前。

　　他完成了无人可比拟的读书量，具有强健的身体、丰富的想象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追求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行动能力，可以说他正是在法兰西革命的激流中诞生的英雄和宠儿。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和对许多伟大的思想和人物的评价一样，其说不一，但是他一生的表演，给现代以各种各样的教训和启发。

　　我在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时代，每次翻阅拿破仑的传记和战史时，也总能学到许多东西，至今犹感亲切。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

　　一生一世是战斗的连续。不过，我想为什么而战斗，又以什么作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的战斗目的，如无丝毫可怨悔之处，那就是完成了最大幸福的战斗。我现在已认识到自己完全没有怨恨之点。所以我只有高高兴兴，一心进军。

　　进行战斗，要具有自己的特色，漂漂亮亮地大干一番，以演好终场戏。胜负是第二位的。要将自己进行战斗的智慧、实践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责任精神等彻底发挥出来，把它们置于首要位置。

　　拿破仑胜利了。接着惨败，然后又取胜，最后成了战败的英雄。

　　斐斯特洛奇，他持续了五十年的为人生的战斗，几乎遭到彻底失败。然而他最后终于取得成功，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进行战斗，如何演好最后一幕。

　　拿破仑的终局是失败。美丽的首都巴黎有为纪念他的胜利而修建的凯旋门。但他没能以胜利结束自己的一生，并通过凯旋门。

　　无须赞言，他的局限性在于为达到目的而把"战争"合法化，造成大量牺牲者。然而仅仅这么一个拿破仑竟能如此大规模地主宰历史，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感到"一个人"所具有的分量。

　　当然，现代已不是靠一个"英雄"来决定社会主要动向的时代。可是历史这幅"编织品"，归根到底不外是由"人"这个无数的五彩缤纷的"线"和"线"编织而成的。推动历史的仍然是一个一个的人。我认为从"一个人"的变革开始，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种连锁般的波动才是真正的"革命"。

　　时代早已在剧烈动荡、混乱迷惘之中，期待着新时代的新"人"和新生命的"世纪"早日到来。我已明显感到从"一个人"进行革命，向必然到来的全人类变革这场宏伟、壮观的戏剧舞台前进的时刻终于来临。

　　"正义"和"人情"

　　拿破仑的军队转眼之间，席卷了欧洲大陆。战争接连取胜。其取胜的原因何在呢?这当然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拿破仑的天才指挥有关系吧。同时，据说作为支持它的基础是法国军队，具有要把进步的革命理想播种到欧洲各角落这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说，这理想就是正义，打着正义这一旗帜，这正是拿破仑获胜的原因。我的恩师卢田城圣先生常说"打仗必须为正义"。社会上出现各种运动和团体，但失去理想、缺乏正义的团体和运动，即便能得到一时的兴旺，也决不会维持长久。

　　拿破仑有个理想，他想以联邦的形式对欧洲大陆实行统治。他积极活跃的时代是法国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在法兰西共和国内，合理分配土地和制订法律等建设新时代所需的各种事业，极待解决。就在这时，拿破仑为农民获得土地开辟了道路。并制订和实施了"拿破仑法典"等，迅速建起新国家的雏形。

　　关于拿破仑的名字，据有人说来源于意为"新都市的"这一希腊语。正如其名，他并非只知一天到晚打仗，他还从建设巴黎开始，在法国各地建立起一批新时代的新城市。这样，他渐渐加深了自信心，在与各国交战时，也高举着实现正义的旗帜。

　　与法兰西革命同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法国国民中迅速扩大。此时，到处洋溢着高远的理想主义，同时在和妄图封锁革命的法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激烈对抗中，人们心中充满高昂热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正像拿破仑自己说的"我是革命的产物"(《拿破仑》，井上幸治著，岩波新书版)，他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空气，而拿破仑军进攻各国之初，说是侵略，不如说更多的带有解放运动的意义。

　　拿破仑曾在讲演中说道："意大利的国民们，法军是为砸断你们身上的铁锁链而来的，请信任我们，欢迎法军的到来吧!""华盛顿死了，这位伟人与暴政进行了战斗。……法国士兵，和他一样，和美国的士兵一样，正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斗。"(《拿破仑言行录》，奥克塔佛·乌里布编，大冢幸男译，岩波文库版)这些演说真实地说明拿破仑是以法国革命的原理为正义的旗帜，向各处进军的。他对内是抱着把自由、平等思想散播到全世界的想法来统帅军队，而对外则以民族解放的救世主的形象向各处进军。事实上，最初群众确实是怀着好感欢迎拿破仑的军队。

　　但是拿破仑也有给后来造成严重恶果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错误。即他虽然不断大肆鼓吹理想，实际对各国却实行了"征服者"、"专制者"的一套做法。

　　无论怎样高举自由、平等这一崇高的思想旗帜，作为外国军队，只要继续处于"征服者"的立场，那么和当地人之间逐渐发生摩擦便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同时，民族解放这个新思想，作为一个理想，虽然受到人们的赞美，但在事实上要得到承认，还须有个过程，因而它遭到旧统治者为首的各种势力的排斥、打击。而且拿破仑所实行的"就地解决粮食"的机动战术，逐渐加剧了当地人民的反感和对抗。更有甚者，他接二连三地把自己的亲眷任命为各被占领国的国王。

　　这样一来，任何"理想"、"使命感"都必然干瘪无力。于是拿破仑便公然以"征服者"的面貌君临各国。人们对此，愤怒地说道："拿破仑把自由教给人们，却没有给人们以自由。"

　　这是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拿破仑没有抓住民众的思想动向，一味推行"实力逻辑"，结果未能赢得人们的共鸣。因为民众早已敏锐地洞察到他的"傲慢"。

　　从内心给人们以同情和理解的最佳办法是献出"诚实"和"真心"。相反，心中隐伏着傲慢、骄横、狂妄自负，瞧不起对方，人们必定离心离德。无论怎样玩弄美词丽句，装作正人君子，只要是做表面文章，便无法打动人心。即使一时行得通，也绝不会长久下去。德国著作家卡尔·雷达在《战争故事》(西村克彦译，原书房版)中，提及拿破仑的情况时，分析说："在这里仍然是那自然的人情比起如同逆产儿的进步思想，表现得更为强劲有力。"

　　也即所谓"人情"，比起理想，或者武力、权力以及名声更为有力量。掌权者和权威人士，无论怎样想依靠权力和权威的力量来取得人心，人们也不会真心接受。在中心人物周围聚集起来的组织是坚强的。同时对"忠实"、"真诚"的领导者，人们会怀着爱戴之心而争先归附。反过来，对那些自私自利和耍弄权威的领导者，人们只会增加"离心离德"的情绪。

　　法国文学家布尔提谈到什么是"幸福"时说道：

　　"为了自己，你要学会贤明，对待同胞，你要寄予同情，也即你要通过别人的幸福，创造自己的幸福。"(《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界》，竹内谦二著，东京大学出版会版)

　　在单纯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之中，是没有真正幸福可言的。对个人来说最为"贤德"的行动是祝愿朋友幸福，并为此而诚心诚意地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幸福也能得到实现。

　　鲍罗金诺之战

　　从远征俄国遭到失败时起，在那被尊为英雄，并得到无限荣光的拿破仑的神话中，便出现了阴影。他从此时开始，逐渐失去昔日那种清新娇艳的光辉。拿破仑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以为至少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能力和当机立断能力已经衰退之故。

　　在远征俄国过程中，打得最激烈的是"鲍罗金诺战役"。

　　俄军和拿破仑军都宣称"我军取得胜利"。实际上那是一场似乎打得难分胜负的激烈战斗。

　　后来，拿破仑自己也说那是他"一生中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斗"。这场大战是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在莫斯科西部一百二十四公里处的鲍罗金诺村展开的。当时，双方的兵力，据传拿破仑军出动了十三万五千人，俄军出动十二万人。牺牲人数，一种说法是拿破仑军三万人，俄军三万五千人，另一种说法是双方各损失五万人以上。从如此巨大的死伤人数也可想象到当时战斗之激烈程度。

　　这场战斗之后，库图索夫将军率领的俄军撤退了。并且为取得最后胜利，库图索夫将军采取了把莫斯科也让出来的出人意外的大胆战略行动。欲一鼓作气打夸俄军的拿破仑，却没有料到这一招。

　　拿破仑军在俄军撤退的第二天，开进莫斯科。然而绝大部分居民已随俄军一起撤离，等待拿破仑的是死一般的寂静。

　　而且，当天发生大火，莫斯科变成一片焦土。这一出其不意的事件，使拿破仑的机动战术无处可施。这是拿破仑认识上的错误，他迷信于自己的战术，未能冷静地看清事态变化。此后的一个多月，拿破仑军无事可干，只好呆在莫斯科。

　　当时，拿破仑本应采取立即使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等应急对策。可是就在谈判旷日持久，拿破仑无计可施的时候，迎来了"严冬将军"。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并非单单是战况所致。拿破仑自身正在失去迅速应付新情况的灵活性和能力。将士们也对已非昔日的拿破仑形象不那么信任了。

　　我从拿破仑的上述形象想到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条件是绝不能躺在已取得的功名上，失去及时而准确的判断能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十月十三日，初雪已降，和谈无进展。

　　但是"冬将军"来临，则必败无疑。面对冬天，在不断袭来的饥饿与寒冷面前，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也无能为力，只有从莫斯科退却。撤退的拿破仑军一路上遭到库图索夫将军率领的俄军的追击，受到俄国农民游击队的进攻，加上饥饿与寒冷，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据说返回巴黎的士兵只有二至三万人。

　　拿破仑作为领导者，长期舒舒服服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不知不觉变得保守起来，不能根据时间变化作出正确判断，在他的指挥下把大量士兵置于死地。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所谓战斗，并不光是一味向前冲杀就成的。有时也须向后退一步。应当认识到，虽然后退一步，但接着便能全力以赴地去进攻的重要性。

　　在佛法中，把这一公式称作"前三后一"，我想这个公式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适用的。最后的最后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半路上无论取得多少胜利，如果它不能与最后胜利相连接，便毫无意义。尤其作为下一代的领导者们，在生活和社会的道路上，应当很好地分辨"前三后一"的时机变化。

　　骄傲和大意造成判断错误

　　我透过鲍罗金诺战役还有一点感受。即两军指挥官的临战姿态决定了胜负。法军侵入俄国之初，俄军接二连三地败退。拿破仑大军逼近莫斯科时，库图索夫迫于众望，接受了由皇帝签署的总司令的任命。他当时已六十七岁高龄。他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而且又有教养，是智慧和耐力兼备的名将。由于盼望已久的库图索夫就任总司令官，部队士气骤然高涨起来。

　　另一方面，拿破仑听到库图索夫就任总司令官也为之高兴。因为他曾在奥斯帖列兹的战斗中亲自出马，战胜了对方。

　　他瞧不起库图索夫，认为库图索夫作为将军在指挥上是"无能"的。在此反映出拿破仑的"高傲"和"轻敌"。

　　一方面是拿破仑心中滋长起来"骄傲"和"轻敌"，另一方面则是满怀"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的库图索夫。在这两者的一念之差当中，已经看到胜败的归属了。而且和长期远征，苦于炎暑、疲惫和疾病的拿破仑相比，库图索夫的兵力即使少掉一半，其士气也远远胜过对方。

　　关于鲍罗金诺战役的情况，托尔斯泰的名作《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得很详尽。库图索夫总是相信"时间"是自己的伙伴。在这次战役中，他也选择了等待敌人自我消耗的战术。

　　他以"忍耐"等待"时间"，创造"机会"。他充分发挥出忍耐的力量，终于击破强大兵力的壁垒，取得了胜利。

　　面对这一战术，拿破仑本该提早完成和平谈判，趁冬季来临前率军撤退。但是如前所述，他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表现出过去那种敏于判断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他骄傲自满，完全忘记了该撤退时就撤这一"时间"和"忍耐"的重要性。

　　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其原因除指挥官的表现之外，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问题。我想举出其中法兰西军队不明确战争目的这一点谈谈。据说当时法国出现经济危机，人民对独裁不满，问题重重，国内政界陷入不安之中，在这个背景下，拿破仑为转移国民的不满而向国外发动战争，而且当时法国驻俄大使曾向拿破仑提出下述报告：

　　"陛下，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不明确。法国人民能否把此次远征俄国，作为国民战争而真心给予支持呢?"(《拿破仑》，加濑俊一著，文艺春秋版)

　　相反，俄军立于保卫祖国的正义立场，因为目的明确，士气也旺盛。然而拿破仑始终缺乏采纳忠言的灵活态度，屈于顽固的头脑。可以说，他由于顽冥不化而进攻取胜，也由于顽冥不化而遭到失败。

　　另外，法国军队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外国人组成，并且实行不平等待遇。这也是造成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

　　后来，拿破仑就远征中的牺牲者问题进行辩解时说，法国人战死者比起外国人要少。由此可知在所谓"大陆军"的名义下，大批外国士兵死去。这些士兵实在可怜。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作战所必须的完备的"地图"。

　　准确无误的地理知识是战争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俄国的战斗多数是平原作战，他拿手的集中兵力，突破中间的战术已无法适用，可是他却依靠绘制得很粗糙的地图进行指挥，因而出现错误。地图本来就不精确，又加上放大使用，于是在感官上产生了巨大的距离误差，给作战和布阵带来困难。准备地图可能不是拿破仑的任务，但是作为最高负责人，把这件作战的最基本工具看得太简单了，可以说失败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拿破仑原是一个很精细、严谨的人，在其卓有成效的行动能力背后，从不忽略充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然而也许由于高傲和惰性造成，他已逐渐不那么重视周密的计算。而且他认为莫斯科是俄国的中心，只要攻打莫斯科，就能抓住整个俄国的命根子。由于国度不同，地形差别，造成他在判断上出现根本性错误。拥有广阔腹地的俄国，和法国是不同的。

　　而且他又未能对莫斯科发生火灾原因做出迅速判断和及时采取措施。有时，他甚至还顽固坚持自己的看法，即强调火灾不是法国军队造成的。这也是在莫斯科的和谈拖而不决的原因。或许士兵体力衰竭也起了作用。可以说各次战斗均连锁式地出现"麻痹"、"骄傲"和"兵力分散"，沿着失败的坡路滚落下去。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文艺评论家柏林斯基，关于拿破仑侵略俄国问题说过这样的话：

　　"一八一二年震撼了整个俄国，它唤醒了沉睡的人民，使他们发挥出不曾有的新的力量，激起了人民的觉悟和民族的自豪感。"

　　也就是说，拿破仑进行侵略这一灾难，没有仅仅停留于灾难这一点，相反它成为唤起民众潜在力量的一个机会。

　　可以说，"苦难能成为使沉睡的力量、新生力量觉醒，并发挥作用的机会。"是一条真理。它在古今以及东西方历史上事例很多，而且也适用于现代社会。

　　滑铁卢和"叛徒"内伊

　　从俄国战败而归的拿破仑，被迫退位，一八一四年被流放到厄儿巴岛。但不久他逃离该岛，重返巴黎恢复帝政，开始了所谓"百日政权"。然而由于对英普联军进行了有名的滑铁卢之战，遭到失败，结束了他的"百日"，被流放到圣海伦岛，并死在那里。

　　拿破仑的最后一仗是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滑铁卢之战。

　　这一战斗的失败，决定了拿破仑时代的终结。二十几年中，他给予很多人以光明、希望，他自身却一直处于轮回流转之中，并且最终走向沉落苦难之渊的时刻。

　　进行滑铁卢战斗时，法兰西军队数量，约占联军之半。但据说武器装备和部分青年士兵的士气远远超过敌人。拿破仑也认为："胜利是属于我的，十成中九成胜。"(《拿破仑》，加濑俊一著，文艺春秋版)结果却惨遭失败。他后来在流放地圣海伦岛回忆说：

　　"完全是命运呀。综合当时情况，那场战争我是应该打赢的!"(《拿破仑》，鹤见祐辅著，潮文库版)

　　关于法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我觉得大致可归结为三点：

　　第一，失去了有能力的人才;第二，让士兵在残酷条件下作战;第三，拿破仑的命令不能顺利下达，作战一直处于被动。

　　首先谈谈"人才不足"问题。

　　在拿破仑手下，有一批和他共同战斗、屡建战功的元帅。

　　他们曾充满年轻活力，雄心勃勃，驰骋疆场，可是此时已变得因循守旧，大部分人一心只顾保护自己所积蓄的财产。

　　他们的这种姿态，增加了年轻士兵的不信任感。据说甚至有人写信给拿破仑，提出"下次战斗，请您不要任用那些元帅们。"(《拿破仑》，长冢隆二著，读卖新闻社版)拿破仑自己似乎也发现心腹们的堕落情况。但是把指挥任务交给经验不足的晚辈部下，他不放心。因此，仍旧把各军的指挥任务交给那些老元帅们。

　　其中有个元帅叫内伊。他曾背叛过拿破仑。远征俄国回来之后，拿破仑放弃了帝位。此时，内伊又为代之而即位的路易十八奔走。后来再次为拿破仑效力，他就是这样一个变节之徒。

　　内伊和拿破仑同岁，生于木桶匠的家庭。进入法军之后，参加了革命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进而在拿破仑部下，担任前线将校，指挥了很出色的战斗。一八○四年，他立下多次战功，得到承认，被提升为第一批十六个元帅之一。三十六岁那年，他打垮奥地利军，扫清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其后，他在普鲁士、波兰也立过显赫的战功，被誉为"勇敢者中的勇者"。

　　但是随着拿破仑势力的衰减，他开始了背信弃义的活动。

　　一八一四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已是山穷水尽，以内伊为首的元帅们劝说拿破仑退位。其实，他们是抛弃自己的君主、恩人以及兵法之师拿破仑，绞尽脑汁来保护个人的荣誉和财产。

　　拿破仑于四月逊位，五月被流放到厄儿巴岛。于是内伊马上投靠路易十八门下，以图保全自己。后来据说拿破仑逃离厄儿巴岛，在法国登陆之际，内伊在路易十八面前甚至保证说"波拿巴特交给我好了。我去击杀那头野兽!"(同前书)

　　然而当拿破仑的特使很快走访了他之后，他又翻然倒戈，与拿破仑军汇合。内伊的背信行为竟是如此反复无常。

　　不过，拿破仑在决定其命运的滑铁卢战斗中，仍然任命内伊为自己的左翼军总司令官。这里有拿破仑的难言之苦。他不得不把在阿维尔西旦特孤军击败普军的陆军大臣旦弗留下来防守巴黎，信得过的贝吉元帅已阵亡，结果找不到能抗击英军的"将领"。因而不得不在六月十四日匆促起用变节者内伊充任前线指挥官。

　　那么内伊作为指挥将领的战况如何呢?可以说一塌糊涂，完全失去昔日之光彩。

　　这也是必然的。他们刚刚在前线汇合，他既不了解战局变化，连手下将领的面孔也不熟悉。他的指挥节奏缓慢，优柔寡断，常使拿破仑焦急。

　　拿破仑曾说过这样的话：

　　"经常站在炮火前线的内伊，完全忘记自己看不到的那些部队的情况。最高司令官的勇猛善战，同一个师长所具有的勇敢精神应该是不同的，……。"(同前书)

　　正如拿破仑所感叹的那样，由于内伊不善于从全局判断、指挥，只知道冲锋陷阵，致使拿破仑军在滑铁卢战役中遭到失败。但当时除了内伊，找不到另外的人。拿破仑手下缺乏人才，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

　　在滑铁卢之战失败后，内伊又策划背叛，即在拿破仑决定第二次退位之前，他企图再次背叛拿破仑，投奔路易十八。

　　但是这次背叛周围人已不能容忍。王党派也定然深知内伊的用心，结果他被以叛逆罪起诉，并判处死刑，于一八一五年十二月在巴黎被枪决。时年四十六岁。

　　内伊的死，可以说具有象征性，它表明了变节者的下场。

　　无论哪一个时代，叛变者均不会得到光荣可喜的结局。

　　即便是免于刑罚，其人生已经"失败"，说他是个活"死人"也不为过。因为背叛老师和恩人的"变节之徒"，等于给自己的"灵魂"判了刑。

　　传达命令迟缓招致失败

　　如前所述，法军在滑铁卢之战中遭到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强迫士兵在极残酷的条件下作战。

　　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天下午，连降暴雨，拿破仑军在滑铁卢以南约七公里处的布兰斯诺瓦度过了一夜。

　　高级幕僚们在农场二楼睡得像死人一样。可是下级将校们的情况很惨，他们无房可住，相互依偎着，睡在暴雨之后到处是水洼泥泞的路上。至于一线士兵，据说很多人站在外边，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一夜不曾合眼。

　　而且，由于道路状况极坏，粮食供应不上。士兵们苦于饥饿，到处寻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去拼命战斗是不可能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个指挥者不为第一线人员着想，失去这种责任感，就不能不说他没有资格当领导者。

　　作为领导者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自始至终关切属下。

　　滑铁卢之战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拿破仑的命令无法顺利下达，造成作战被动，丧失了取胜的机会。

　　联军主力是由惠灵顿率领的英军和布留海尔率领的普鲁士军。拿破仑则采取分割策略，以破其联合。他首先攻击普鲁士军，将其打退。

　　另一方面，则任用内伊对付英军，首先发动了击溃其前锋的战斗。然而，内伊惧怕深入，在其踌躇不前、攻击不力的时候，丧失了最佳战机。此时，惠灵顿加强了兵力。为此，造成拿破仑的作战布署出现失误。而且当拿破仑命令内伊属下的代尔龙所部向行将溃败的普军进攻时，内伊却予以反对，结果引起代尔龙的混乱，再次失去战机。此时，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元帅去追击未受关键性打击而开始撤退的普军。

　　第二天是滑铁卢决战之日。已退却的普军重整旗鼓，图谋与英军汇合，拿破仑获悉后，想让格鲁希尽量快点向滑铁卢靠拢。但是法军总参谋长苏尔特只派去一名传令官，当拿破仑的指令传到格鲁希手中时，已丧失宝贵的时间。传达命令要求采取既安全，又尽量快速的万全之策。可是他们没有做到，结果成为滑铁卢之战的致命伤。

　　关于格鲁希军迟到问题，说法很多。总而言之，由于各方面配合多次出现漏洞，格鲁希最终未能参加决战。相反，找到得力响导的普军，在会战当中抵达战场，与英军汇合，给法军造成极其不利的形势。

　　未能按照拿破仑意图作战的事例不止这些。

　　按拿破仑的作战布署，当英军发起攻击时，在炮兵和步兵的掩护下，出动骑兵以决胜负。可是内伊由于过分急躁，一开始就出动骑兵去突击，致使整个作战遭到失败。这对拿破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失策。

　　这一连串的失误致使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大受挫折。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各方面团结协力，互相联络的重要性，进而还告诉我们上下一心，"步调一致"的重要性。

　　拿破仑的骄傲自满

　　拿破仑在滑铁卢遭到彻底失败，固然有人才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最大的原因是来自他自身的骄傲自满。由于他过分自信，常把取胜的原因归于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他的这种自满招致了失败。

　　他在身体方面也非常自信。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面临决战的前日，他连续骑马作战，差不多打了一整天。他率领部队一直在雨中进军，浑身湿透，因此，他的老毛病痔疮和膀胱炎自然要复发。他已是四十过半的人，而且已连续战斗了长达约二十个年头。他强迫自己参加那极为残酷的战斗，因而不可能不损耗身体。总觉得自己年轻，抱着和二、三十岁时一样的想法，必然要失败。这也是骄傲和麻痹的一种表现。

　　他曾宣布："只要毅然决然去战斗，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对所有勇敢的法国人来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拿破仑言行录》，奥克塔·欧布里编，大冢幸男译，岩波文库版)事实上他非常自负，认为胜利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欧洲没有谁能战胜自己。于是便逞强作战。可是这种作战由于带着过分的强制性，缺乏周密的计划。而更主要的是拿破仑的战术本身早已陈旧。

　　据说他的战术就是"集中兵力，突破中间，各个击破"。

　　即带领少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军，一举突破其薄弱环节，并且就地筹措粮食、施用轻装的机动战术。他的这套战术和"前进，再前进!"的气势相辅相成，创造了连战连捷的记录。

　　敌方各国采用老的打法，先是预备粮食，搭好帐棚，然后稳扎稳打地进攻或者退却。因此，在拿破仑的战术面前，不知所措，只好后退。他使用的是全新的战术，发挥了威力。但是在欧洲转战二十年的过程中，这个战术早被对方研究透彻。

　　各国军队已熟悉了拿破仑的招数，并采纳了其战术的长处。可是拿破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依然坚信用同样的战术可以取胜。

　　另外，他的机动战术则是他自身的天才的判断能力和敏捷的决断，同时要求有对此理解，并正确完成任务的部属，还要有能使这一战术发挥效果的类似盆地那种地形，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这一战术在意大利北部取得巨大效果，相反，在俄国的广大平原则吃了苦头，并在西班牙的高地和山岳地带遇到游击队式的顽强抵抗，而未能顺利进军。拿破仑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战术在那种条件下，已不适用。

　　这里有个严重的教训。时代不断变化、进步。以前行得通的战术，下一次未必可行。固守昔日的成功与经验，看不到社会变化，那就不可能再次取得胜利。

　　因此，我认为作为领导者必须是个不断了解时代发展方向，注意自身成长的人，必须是个如饥似渴地学习，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代价，经常能发挥出具有吸引人的新鲜魅力的人。

　　不随时代而成长的领导者是不可能指导群众的。同时，还应指出：工作在不求进取发展的领导者手下，实在是个不幸!

　　第三节　南丁格尔

　　为了信念而生活

　　弗罗伦萨·南丁格尔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护士，她诞生于一八二○年，去世于一九一○年。她那极为可贵的波澜壮阔的一生长达九○年。她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我国江户末期的文政三年到明治四十三年这段时间。

　　她生长在英国的一个富裕的上流家庭。英国当时是威克托利亚王朝时代，经济上已称霸世界，可以说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她父母结婚后经常去欧洲旅行，她是父母住在意大利的弗罗伦萨时作为次女而降生的。那儿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她因此取名为弗罗伦萨。

　　父母疼爱南丁格尔，让她接受最高水平的教育，竭尽全力培养她。她从幼年起，接受文法、作文教育自不待说，她还学习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以及希腊语等多种语言。而且，对数学、哲学、历史、音乐、绘画及手工艺等进行了广泛的学习钻研。当时的勤奋和努力为她打下良好基础，使她在后来留下大量著作。由此可知，年轻时代的辛劳、用功，必定在日后起作用。绝对不要忽视这一点。

　　总之，从优越的环境、教养来看，可以说她的未来人生必定获得幸福。按当时的社会常识来看，她的前途只有过那种高雅华贵的社交生活，做一个人人羡慕的窃窕淑女。然而，她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她非常聪明，一定意识到在那华贵之中总是夹杂着凄凉和空虚吧。

　　南丁格尔年轻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想就职、经商，只要是需要的事，什么都可以，那种值得我全力以赴去干的工作，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必须的，我一直在寻求它。"(《南丁格尔评传》，李顿·斯特雷奇著，岩崎民平译，实业之日本社版)

　　于是她下定决心为解除人们的病痛而当一名护士。她二十五岁那年，把这一迫切想法告诉了家里，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这毫不足怪。当时人们对医院的印象非常坏，认为那是个既不干净，风气又很糟的地方。她曾在书中写道："人们把护士看成已经丧失品格的女人，因而认为最好由那些甚至已经有了孩子的妇女去干。"当时伦敦医院的医生还说道："护士们都是些酒鬼，以护士长为首，所有人都一个样!"(《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塔姆著，武山满智子等译，现代社版)

　　在这样的时代，她毅然决定"要当一名护士"。因而，我深感作为一个人来说，南丁格尔具有坚强、伟大的信念，很多人从常情出发，多把是否体面看得最为重要。她却不在乎这些。她当时写道："在我的字典中没有失望、退缩这样的词汇。"(同前书)

　　那些留下大大小小业绩的先驱们，都是怀着纯真而又牢固的"信念"进入生活，并且始终不渝，贯彻终生。他们把那些由喜悦、痛苦以及悲哀等光明和阴影交织而成的人的感情的绫缎，不断搓捻在一起，形成人生之纲。如果这条命脉之纲粗大牢固，那么人们就能怀着自豪和感谢的心情，回首自己那包括所有苦难经历在内的一生。我认为在一直沿着自己坚信的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生价值和真正的幸福。

　　"独立女性"的先驱

　　南丁格尔三十一岁时，在家庭和周围人不理解和反对之中，进入德国凯撒斯劳滕的护士学校，迈出了当护士的第一步。她的真正的护士生涯，实际是从三十三岁开始的。

　　如同世上众多伟人一样，对她来说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也是个充满暴风雨的时期，是为她以后飞跃前进作准备，并对她进行考验的年代。她自三十岁以后，开始向自己的人生课题挑战。

　　构筑具有自己特色的人生是与年龄无关的。而且伟大的人生没有男女之别。一旦发现并认识到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伟大使命，即便是三十岁开始新的挑战也决不为迟。南丁格尔就是最好的例证。

　　她在日记中说："我脑海中充满有关人间痛苦的思索……。"她的心没有停留于自己的事，而是深入到广大的人类爱的世界中。

　　结果，她把一生奉献给护士这一天职，一直过着独身生活。我并不是规劝女性过独身生活。但是任意将他人与自己作比，或者陷进所谓"华丽婚姻"这种表面幸福观中，失去正确的人生前途，则不能不说是很可悲的事。

　　社会上有些人年轻时就举行豪华的结婚仪式，开始新的生活，不久步入家庭，生儿育女，到三十岁以后，便疲于现实生活劳累，失去希望和进取心。这种类型在社会上大有人在。当我目睹有的女性没有发挥自己原有的力量，而虚度年华时，不胜遗憾。

　　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最重要的是毫无遗恨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负有的使命而奋斗终生。并且不应依靠别人来生活，而是在自食其力过程中，去开辟真正的欢快和永存的幸福之路。

　　南丁格尔曾在一封信中说："人生就是斗争，是一场同歪风邪气的搏斗。"(《另一个南丁格尔》，吉冈修郎著，医学书院版)

　　她一生中通过激烈"斗争"，改善医院条件，把护士从"丧失品格的女人"升华为"天使"。这是人类精神上的一个大变革。这一变革竟是一名女性完成的。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表明"一个人"的力量该有多么巨大!推动一桩伟大事业前进，最终关联到"一个人"的成长。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就看你是否能成为这"一个人"。

　　况且，南丁格尔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全社会都想把女性的生活方式限定在一个方向，这种势力，当时依然十分顽强。

　　而她作为一个女性，在那种时代却完成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她的气魄和热情确实值得敬佩。她在初期著作《致凯撒斯劳滕学园》一书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

　　"有一句老话说：十九世纪一定会成为'女性的世纪。'然而(中略)，它并未成为女性世纪，这怨谁呢?不是男人的责任。因为没有哪个时代像这个世纪那样，女性不仅拥有充分开发自己能力的自由，而且还获得了这种机会，我觉得对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南丁格尔著作集第1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我觉得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一个决不受环境左右、随波逐流的女性，她在端庄文静之中，有着凛然无畏的勇气，敢于向周围作工作，具有独立的近代女性先驱者的精神。应该说她的生活超越了世纪，在人生方面给予今天的众多妇女以宝贵启示。

　　克里米亚的天使

　　一八五三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战争，是由于宗教对立而引起的。当时，力图阻止俄国南下政策的英国和法国，为支援土耳其而参战。主战场是突出在黑海中的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叫"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一八五四年，南丁格尔根据当时陆军总司令的要求，组织一支三十八人的护士队，开赴战场。她当时三十四岁。在此后的两年中，她开展了英勇奋进的救护活动。因此而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她的名字载于世界史册。

　　当时年轻的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军官，在克里米亚服役，他曾写道："所谓战争，并不是那种军乐齐奏，锣鼓咚咚，旌旗飘扬，以及风姿飒爽的骑马将军等整然有序、光辉美丽的情景，它的真实情况是流血、痛苦以及死亡。"(《托尔斯泰全集第二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正如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当时的战场已分不出敌人和朋友，呈现出一片极为悲惨的景象。

　　南丁格尔所在的英军野战医院内的情景，同样是惨不忍睹的。伤兵源源不断被送来，霍乱患者也急剧增加，可是医疗用品、粮食物资等却极不齐备。而且据说野战医院的建筑物也极不卫生，运来的士兵因而染上鼠疫并且丧命的也相当多。

　　南丁格尔由于自幼在极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体格并不那么强健，所以也差一点死于疾病。但是她度过了这一切难关，她在信中写道：

　　"克里米亚热、痢疾、麻疹等，如今这儿的水土所带来的疾病，我全都得过。因此，我相信自己的身体已完全能适应这里的水土气候，我已作好同士兵们一起经受这场战争考验的准备。"(《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达姆、史密斯著，武山满智子等译，现代社版)

　　而且，还有来自医师团的非常明显的歧视。那些以权威自居的医生，根本不把南丁格尔等护士们放在眼里，甚至不让她们走进病房。

　　优秀的护士观察患者非常细致，有时甚至比医生判断的还准确。因此，必须尊敬护士，决不应轻视她们。

　　但当时的社会，到处对护士工作表现出无知和不理解。据说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担负扫除、洗涤、膳食，乃至所有物资供应，她整天忙于杂务。可是她对此并不介意，仍旧坚持说："我们有我们的使命。"

　　要是一般人，对如此不佳的境遇和残酷的工作条件，恐怕定会义愤填胸，改变志向的吧。而她却不改初衷，沿着自己确定的使命道路，一走到底。

　　南丁格尔在护士工作上作出了巨大牺牲。为护理士兵，有时整天不休息，一直站着。有时相反，为捆扎绷带，要连续数小时跪在那儿工作。

　　由于战斗极其残酷，士兵相继死亡。南丁格尔对很多在凄冷孤独之中断气的士兵，怀着深深的同情。她非常希望"不再出现在失意中孤独死去的士兵"，为此她在那些行将死亡的士兵眼前，竭尽全力进行护理、鼓励。看到她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频繁地跑来跑去，士兵们甚至以为医院里有好几个南丁格尔呢!

　　而且她还担负一件和护士工作不相干的事，即必须书写大量信件。每天有大量士兵死亡。因为联系中断，故乡亲人非常挂念。他们即使给军事机关写信，在当时情况下，也很难指望那些以权威和官僚自居的军官们给予亲切的回答。因此，士兵的亲眷们有时很自然地给南丁格尔写信。而她在极端繁忙之中，一一过目，并真心实意给予回信。

　　她给一个士兵的妻子写的回信，至今还保存着。那是一封告诉妻子当兵的丈夫不幸死亡的信，她那充满着同情心和无微不至关怀的文字，即便非亲非故，也要流着泪水才能读下去的。她还在信中装入了补助申请单，并详尽说明如何办理手续，帮助对方出各种主意。

　　她一生所写书信的数量极大，据《南丁格尔作品集》的监修者汤槙麻斯先生说："一种说法是一万封，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万数千封。"她写信既不为获取报酬，也不为扬名于世。

　　她只是一心想完成自己所确定的使命。这充分表现出她那崇高的形象。然而，尽管她不间断地做出如此巨大而真诚的献身和努力，却遭到很多的反对和干扰。当然那些直接受到亲切护理的大批士兵，是由衷感激和信任她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于士兵给予她的信赖，充满卑劣下流的中伤和嫉妒。

　　由此可见，百年前和现在，人的心胸没有取得什么进步。而她却超越了这一点，获得了进步，她才是真正的勇者，是把自己所确立的使命能够贯彻始终的人。

　　她在《护理备忘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所谓凡事均有'使命感'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是这样的：即为达到你自己认为'最正确'、'最完善'的崇高理想而去完成工作，而不是由于不主动，被人'提醒'才去干。"

　　(《南丁格尔著作集第一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别人说后才去做"，这不是基于使命感的行为，而是一种尽义务的行动。"别人不说也去做"，这才是可贵精神。

　　她继续写道："这就是'一心一意地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都必须具有这种精神。……一个护士如果不是为追求理想的圆满实现而看护病人，那么别人再做什么'指示'，她也不可能以极大的热情去进行护理。"

　　她所强调的是为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用不着别人指示，也能主动去工作，这才称得上"一心一意"。

　　我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做了哪些工作，为现在的社会和家庭带来多大幸福而决定。其关键恐怕在于是否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使命，是否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充分燃烧，并通过这火焰给时代和社会带来利益。人们常说女性和男性相比，热情、易动感情，为此而有动辄失去理智的不足。然而一旦树立起高大正确的目标，具有使命感，就能发挥出男性所不具备的特有的巨大力量。南丁格尔的伟大生涯充分说明了这点。

　　以辛勤的汗水开创近代护理工作

　　后来，南丁格尔被称为"克里米亚天使"，她在战场上的勇敢无畏的形象是尽人皆知的。

　　但是她所以能以"伟大人物"而著称于后世，是因为她是现代医护工作的创始人。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各种佳话，不过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起点而已。而且由于战场上的过度劳累，使她终生未能摆脱病痛。

　　南丁格尔一方面和折磨自己的疾病作斗争，同时她没有仅仅局限于护士工作，而是积极从事医院改革和印度卫生状况改善等全国性的更为重要的工作。如今，她被称作世界护士界开创近代护理工作的起点，被尊为护士的楷模。

　　她的事迹告诉我们：当确定了起点，并为自己的信念而生活时，即使病魔缠身，对其本人来说也丝毫不会成为障碍，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没着自己的路走到底。

　　另外，使我惊叹不已的是南丁格尔活动范围的广泛，以及她那开创这种局面的聪明的构想能力。

　　一个确立了人生目标，并为此而行动的人，其真正价值在于他既可成为教育家，又可成为实践家，可以适应多层次的社会活动。

　　她最初是一个普通护士，逐步扩展活动内容的领域，终于确立了近代护理体系的基础。她爱惜生命，所以她的视野逐渐从对一个人，扩大到对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进而扩展到国家乃至全世界。她并非单纯作为一个慈善家而生存，而是以慈爱为基础，为救护更多的人民，常常进行极为冷静透彻的分析考虑，不断向英国政府和陆军部毫不客气地提出改进建议。为此，得罪不少人。但她始终不懈地同社会上那种把弱者置于不必要的死地的懒惰和无知进行了斗争。

　　总之，她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护士而结束自己的一生。应该说在彻底完成护士工作过程中，她给自己的使命开辟了大片的良田沃野。

　　关于护理工作的所有方面，她都有一个明确的理想。可能是为一生的使命而生存的坚强信念，使她的头脑具有不随波逐流、强韧不倦的思考能力。她把耳闻目睹的一切，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以整理、综合，形成新的设想。并且为实现这新的设想而勇往直前，把世人的批评、赞誉全不放在心上。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时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如今我担负的工作中，护理仅仅占一小部分。"(《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达姆、史密斯著，武山满智子等译，现代社版)从那时起，管理和经营医院的一切工作，均由她负责。

　　她必定深深体会到：为进行充分护理，不仅需要医生和护士的协力，而且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合作。她已认识到为实现福利和卫生方面的目标，需要大批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可以说她从这时起，走上完成更大使命的人生道路。

　　她的有关近代护理体系的设想，是在当时的实践中孕育产生的。另外，她虽为上流社会出身，但通过护理工作，得以和各阶层的人积极接触交往，这也是促使她形成多元性思考能力的一个可贵经验。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极为宝贵的教训：

　　胸怀理想，构思蓝图，固然是人生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但我还深切感到它究竟是否是在和现实生活的搏斗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一切的关键。纸面上的空想易于破灭，通过辛勤劳动建立的理想才是牢固的。

　　我们应学习她这样一点，即牢固掌握同现实较量中所完成的蓝图设想，并由此使自己的人生前景得到无限扩展。

　　真正的英雄是谦虚的人

　　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南丁格尔回到英国，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先期回国的士兵们的传颂，她被群众尊为英雄，名声大震。但是她没有因为人民的赞扬而沾沾自喜，克里米亚战争的惨状和对下一步改革的愿望，占据了她整个身心。

　　南丁格尔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有过一段话，开头是这样说的："如果所谓英雄是指那种为他人进行了崇高事业的人，那么，"她接着说道："这种人一定是不骄傲自大，谦虚谨慎的人。"(《南丁格尔作品集第三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一提到英雄，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一种轰轰烈烈、傲气十足、得意洋洋的形象。但她却说"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人"才是英雄。尽管有人自以为了不起，但从大千世界来看，只不过是个小小娃娃般的人。只有缺乏真正力量的人才骄傲自大。谦虚则是冷静地正视自己，主动致力于自我成长、壮大的内心世界反映。谦虚的人总是雍容大度，能正确地认识事物。高傲的人总是焦躁不安，动辄屈服于虚荣心。如果说英雄是"为他人进行事业的人"，那么可以说他的必备条件自然是要有高洁的人格，深厚的仁慈心，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动。

　　南丁格尔还说道："如果说妇女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工作'中，也和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处理重要工作一样，或者干得更出色，因而人人能成为英雄的话，那么每天为他人做奉献的护士们正是个个皆可谓英雄。"(同前书)

　　英雄不只是出现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伟大壮丽的工作中，在那每天每日"为他人"呕心沥血、默默献身的人们中间才有真正的英雄。"为他人"而真心实意地做奉献，会使你真正感到喜悦和充实。"没有报酬的行为"带来的充实感，能使你最宝贵的生命充满丰富多彩的活力。

　　承担责任的真正意义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千真万确地献身于救护工作，并为此到处奔波。当时她这样说过："要说在这儿遇到的真正耻辱、真正辛苦是什么，就是不得不设法同那些既非绅士，又非有教养者，也非实业家，而且缺乏同情心，一心只想逃避责任、保全自己的人一起进行工作。"(《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达姆、史密斯著，武山智满子等编译，现代版)

　　她既不为繁重的工作感到痛苦，又不为恶劣的环境感到难过，而是为不能志同心齐而感到极大的痛苦悲伤。

　　她在四十岁时撰写的《护理工作备忘录》中说道："我觉得很多人似乎真的以为自己在出门或者吃饭当中，或者因病卧床期间，世界是静止不动的。能说在这段时间内，万一病人出了什么事，那是病人的责任，而与自己无关吗?!(中略)那种不管对大小事，懂得'承担责任'的意义的人——

　　这意味着他们是知道如何履行自己责任的人——男性也好，甚至女性也好，何其少啊!上自最大规模的灾难，下至小小的事故，究其原因(或者根本用不着追究)，往往不是因为'负有责任'的人不在，就是那个人不知道如何尽自己的责任。"(《南丁格尔著作集第一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她所强调的责任，应该说和尽心尽力完成赋与自己的义务，根本不是一码事。

　　现代，一般被称作"不负责任的时代"，对这种风气，我非常担心。一个人，尤其领导者们，不论在什么问题上要主动承担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绝不能忘记：在不负责任这种风气的对面等待着的是无法挽回的巨大破坏。

　　能够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问题，这才证明你具有真正的责任感。

　　南丁格尔的伟大处之一正在于此。她善于从那些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是问题的事物中，敏锐地提出问题。关于护理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她列举出很多项目，有关病理知识自不待说，诸如通风、暖气、消毒、住房、用水、采光、感染、噪声、环境变化、伙食、卧具等等，涉及面很广。如今，人们也许认为这些项目理所当然应该有，然而当时根本没人去想这些问题。

　　人们对空气、水和阳光等已司空见惯，越是这样，越容易忽略。

　　南丁格尔发现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她能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极为准确地提出来。例如她把"通风和暖气"作为患者必不可缺的设施加以强调说："这是'保持患者呼吸的空气和室外空气一样新鲜，保持他们身体不发冷'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却被彻底忽视了。"(同前书)她不仅提出问题，还从空气流通途径直到最后的换气方法，均给予极为具体的指点。她还说道："他们只能看到摆在眼前的问题，而观察不出一般情况中隐伏的问题。"(同前书)由于她的极其认真的态度和对人无限热情，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心，给她带来不厌其烦地追究疾病原因，并完成伟大事业的力量。

　　促使她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刻观察、思考问题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深刻牢固地埋藏于她心中的永远保护所有人的责任心。

　　自觉承担使命，不断向上、前进的人生

　　促使她从不动摇的根源在何处?在于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没有得到精心护理，而在痛苦与孤独中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形象，还有病死的人远远多于战死者这一可悲的事实。当时已查明，发生这一悲剧主要是由于军队卫生组织不完备，然而却置之一旁，不采取任何措施。由此可知，克里米亚战争的终结，对她来说正是战斗的开始，大规模改革和前进的起点。她的胸中搏动着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

　　反映当时南丁格尔心情的日记中有这样一节话："我伫立在被杀者们的祭坛前边。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为追究其原因而斗争。"(《南丁格尔的一生》，埃尔斯佩·哈克斯勒著，新治弟三、嶋胜次合译)

　　她振作起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勇敢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她以自己的经验和调查结果为依据，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如：改革陆军卫生状况，确立近代护理法，建立医院，改善管理，等等。据说在她推进这番事业的背后，得到了威克托利亚女王的理解，取得了同她那优秀的献身精神有共鸣的人们的支援。她已不知不觉在实际行动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养成一种人们不能不同她齐心合作的风格。

　　为改变环境，自己首先要进步。堪称"人生智者"的南丁格尔，很自然地运用了这一重要原理。她五十三岁时写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妇女当中，想要认真按照《每日生活》的要求，来改造自己心胸和性格的人，只有极少数。"(《南丁格尔作品集第三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她接着写道："而为了改善自己的护理工作，这样做是绝对需要的。"

　　不论哪个时代，总有很多人毫无意义地把时间浪费在讲别人的闲话上，或者追求虚荣。而能够真诚地正视自己的人却很少。

　　但是一切均要从变革自己开始。无论生活、事业、教育、政治以及经济、科学等，一切的出发点在于人，因此自身生命的变革正是一切的起点。我们之所以强调"人的革命"必须作为一切的基础，其道理正在于此。

　　百年前的一位女性竟能透视这一点，我深感惊讶和敬佩。

　　她在书信中写道："对我们这些从事护理的人来说，只要护理工作不能每年、每月、每周取得'进步'，那就可以说是'倒退'，事情就是这样。"(同前书)

　　她还大声疾呼道："(我决'不想成为'满腹牢骚、充满傲慢、私心的、不可救药的'那种'人。)我们决不应当成为像演剧时的合唱队那样，每二分钟高唱一次'前进!前进!'却一步也没有移动。"(同前书)

　　她是一位遵照上述誓言，实现了不断向上前进的女性。

　　她于一八六○年创立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由于身体多病，她终于一次也没能登台执教，但是她的热情深深打动着教师和学生的心，据说找她征求意见，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

　　学生们追随、敬仰她的心情，即便在毕业之后也一如往昔，每当遇到困难、陷入苦恼时，她们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来到她的身边。她不顾身体有病，在百忙中抽空同她们会面，极力鼓励她们。当毕业生重新振作起精神，恢复信心之后，便又离开她走向世界各地。

　　她在七十三岁时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些人死去的时候，能涌现出这样的领导者，她们亲身通过严格实践，懂得有组织进行护理工作改革的辛苦和喜悦，并能带领大家完成远远超过我们所作的工作!"(同前书第二卷)，她对后来人，倾吐了心中的万般感想。

　　弗罗伦萨·南丁格尔，如上所述留下了她的光辉业绩，九十岁时安祥地与世长辞。

　　南丁格尔开创的近代护理工作的传统，至今仍为人们所继承。她留下的伟大业绩，在她死后，仍然不断地前进。我们要深刻铭记：真正伟大的事业，即便在开创者死后，仍然能持续地大步迈进。

　　第四节　吉田松阴

　　人的真正价值是在逆境中放射光辉

　　我认为人所能完成的最高事业是培养人，造就人才。世间没有胜过人才的财产。

　　我一直为培养能承担时代重任的接班青年而全力以赴。

　　社会、国家以及团体，其未来均决定于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吉田松阴的一生经常引起我反复思考。培养出完成明治维新，打开新日本黎明的众多杰出人物的关键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怀着浓厚的兴趣。

　　人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正因为如此，培养人才不能使用一般办法。如果硬是按照某一模式对人进行教育，"教"势必破坏"育"，每个人的才能将被抹杀掉。

　　我觉得松阴作为教育者的最理想之外，是把"教"和"育"不偏不倚地巧妙地结合起来。

　　吉田松阴，幼名虎之助，文政十三年(一八四○)八月四日，出生于长州(山口县)萩市东郊的松本村。他是经营山鹿流兵学①师范的叔父吉田大助的养子，因而继承了兵学师范教育事业。他虚岁11岁时，就已能给藩主讲课。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因策划搭乘培利率领的美国军舰偷渡美国而被捕。出狱后，创办松下村塾，专事培育人才工作。由于反对幕府签订通商条约，唱导尊皇攘夷，再次被捕入狱。后来又由于安政年间的大案，在江户传马监牢的刑场被处死。那是一八五九年，时年三十虚岁。

　　①兵学——即军事学。主要研究中国及日本古代兵法。江户时代的兵学主要有山鹿流与甲州流两大流派。

　　关于松阴的思想，今天受到不少批评。特别有关他对邻国的看法，有各种意见，也有人指出从他所持的日本观看，产生侵略思想并不奇怪。他的思想中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从邻国的立场看，以日本为中心的色彩过于浓厚，这是不能否认的。

　　不过，松明虽有上述思想局限性，但他一生在那种剧烈动荡的时代，如同奔马一般积极活跃，这点是无一疑问的，而且他早就做好遭受迫害的精神准备，不怕掉脑袋，一心贯彻自己的信念，培养出很多人才，这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学习。

　　其一是他在逆境中发放出人的光彩。

　　松阴策划搭乘第二次来到下田海面的美舰，偷渡美国，遭到失败，被关进江户传马町监牢，后来被押回萩市，关入野山监狱。当时他二十五虚岁。

　　野山监狱是专门关押武士的，狱中生活比较自由。然而那是一座照明条件极差，遭受严寒酷暑折磨的牢房，这一点与其他监牢没有什么两样。

　　松阴把此处视为用功的好场所，一心一意勤奋读书。他从入狱到出狱的十四个月中，共读了约六百册书。从史书开始，广泛阅读了有关政治、经济、时事、小说、诗歌等方面的书籍。还写了相当多的著作，如：《幽囚录》、《野山监狱文稿》、《回想录》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除和狱中囚犯们讨论时事，把自愿者召集起来讲授《孟子》之外，还召开俳句会，甚至动员善长毛笔字的人做教师，举行书法讲座。连看守也参加俳句会。他讲课时，监狱长也前去静听。他还写了改革监狱的建议，说服狱方给犯人明确刑期，进行"教育"，甚至还推进了释放犯人的运动。

　　松阴身居苦境，并没有只是唉声叹气，空度时光。他总能寻找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专心致意地去做。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胸怀大志者很多，欲为实现理想而生活的人也很多。然而当身处逆境，为困难所阻时，则悲叹不幸，舍志而去者却也不少。或者虽未丢弃志向，却漫不经心地等待时运，徒费时光。

　　而松阴面对那一刻不停地流逝的"时光"，拼命加以利用。

　　他那不满三十年的生涯，所以成为历史上永不消失的光彩，永远放着光辉，是因为他一生，即便瞬间也不曾停滞、浪费过，他的一生是非常紧凑的一生。

　　根据记录，当时野山监狱关押了11个囚犯，其中年龄最大的七十五岁左右，平均年龄约四十五岁，关押时间平均超过十年。松阴是年龄最小的。按牢房生活的传统，很多杂务必须由他来承担。

　　可是松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能成为狱中的领导者、受到周围的尊敬和信任呢?

　　无须赘言，因为他拥有足以教人的丰富知识。既有在兵学师范时期积累的学业功底，又有旅游九州、东北、江户等地时直接耳闻目睹的知识，而且还通晓许多国家的历史、形势等。

　　但是，与其说来自其丰富的学识，不如说主要是由于他的为人和品德。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入狱后不久，知道了曾和他一起密谋偷渡而被捉进岩仓监狱的门弟金子重辅，病死在狱中。这时，"他连续数天，吃饭时不吃汤和菜，省下钱，凑足百疋(一千文)，送给死者遗族。"(《吉田松阴》，古川薰著，创元社版)。伙食本来就很糟糕，而从这样的伙食中又一连数日省出一部分，以悼念其故去的门弟。不难想像，周围所有人都会为他这种正直、诚实所打动。

　　狱中的松阴为每个囚犯操碎了心。有人得病，他就自己研究治病方法，尽心治疗，他还建议大家为互相帮助，设立零存整取的储蓄。他为使囚犯们不自暴自弃，有时征求他们对自己所持见解的看法，有时劝他们传阅书籍。

　　松阴，对狱中的人们来说，一定是第一次接触到的具有真正人的宽容和温暖的伟大人物。和他交谈，使囚犯们陷入孤独苦闷的心得到宽慰，甚至使他们忘记自己是在可憎的牢房里。囚犯们那时一定也胸怀希望，进而感到生存的意义。

　　囚犯们逐渐为松阴那种能体谅人的真心实意所吸引，自然而然地提高了素质，愿意听他讲话，遵从他的学说，主动要求他讲课。

　　励志养精，为信念奋斗

　　松阴所以身陷囹圄却不悲观失望，并且充分发扬自己的特长和本领，这与他的信念有深刻的联系。

　　他撰写的《讲孟余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事君而不逢时，相谏以死可矣，身遭囚禁亦可矣，忍饥挨饿亦在所不辞!身遭此境，功名几如全无，然仍不失人臣之道，永为世之模范，终必有感念其德风，而奋起振兴者。最终其国风必走向统一，贤愚贵贱必皆崇尚节义。"

　　(《吉田松阴全集第三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对松阴来说，酿成下狱之罪的偷渡计划是出自他的信念，为此他早已做好砍头、坐牢、忍受饥寒的精神准备。他坚信只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才能广开人臣之道，成为后世的模范，并且不久将来就能改变全国。他把过去的一系列行动，视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的一个开端。人一旦树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就会变得坚强有力。

　　松阴为表示自己的决心，取号为"二十一回猛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喜欢使用这个名号。目的是提醒自己负有完成二十一回拼搏行动的使命。他在狱中写下的《二十一回猛士之说》中阐明了其来由：

　　"我于庚寅年(文政十三年)诞生于杉家，长大之后过房到吉田家为嗣。甲寅之年(安政元年)因罪下狱。一日梦见神人，赐我名刺，其上曰：二十一回猛士。旋即醒来。"

　　(《吉田松阴》，吉川薰著，创元社版)

　　事后，他自释其义——我生于杉家，"杉"字，表示二十一("木"为十和八，"彡"为三，合计为二十一)，养父吉田家的"吉田"也表示二十一("吉"字的"士"为十和一，是十一，"田"字中包含着十，合计为二十一)，而把"吉"字的"口"和"田"字的"口"重合起来便成为"回"。另外，他当时的名字叫寅次郎，"寅属虎，虎之德是猛"，以此自称"二十一回猛士"。松阴说，迄今他已完成三次拼搏。即指：脱离藩属，游学东北;向藩主呈递意见书;策划偷渡等。他说还要进行十八次这类行动，担子很重。并说为此要"励志养精"。他从家族名称取义，要完成二十一次拼搏行动。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但这是他希望彻底完成使命的一种心愿的表露。他甚至从家族名称中寻找出相应的意义，作为奋斗的"凭依"，如此坚定的决心，不能不令人惊叹。

　　一生要完成二十一次拼搏，这意味着他在人生道路上要不间断地进行战斗。尽管偷渡失败，关进监狱，他不仅未一蹶不振，反而更大胆地宣布了新的挑战。人生是会有失败的，也会有长期痛苦的时候。但是远大的目标或理想，靠一、二次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失败不足惧，也没有必要畏惧。要确信：在百折不挠的意志面前，任何障碍总有一天会被粉碎，最后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

　　另外，请注意：他说为完成余下的十八次拼搏，要"厉志养精"，志气是一切的根本。它包含锻练、努力、研究等等。

　　所谓厉志，就是要锻练思想，坚定意志，培养力量，不轻举妄动，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光是心情急躁，没有充分积蓄力量，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松阴关在野山监狱，埋头用功，好像和书本进行格斗似的，那也是为磨炼意志。

　　不管怎样说，他心中有坚如磐石的信念，并燃烧着使命的火焰。因而他没有悲哀，也没有伤感。他那照亮黑暗牢房的智慧之光，以及使人们那冰冷的心得到温暖的热源，正是他心中不断燃烧着的信念和使命的篝火。欣慰和鼓励全来自此处。

　　以行动为榜样

　　松阴于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十二月，从野山监狱获释后，创办了松下村塾。那么他在塾中实行的是什么教育呢?

　　松下村塾，本来是他叔父玉木文之进利用松本村新道一带自家房屋而开办的村塾，因此他便以松本(下)村村名为塾名。松阴自己也曾在此学习过。后来，文之进晋升官职，此塾停办。这时，其舅父久保五郎左卫门开办的久保私塾继承了这名字。松阴的松下村塾，就是以此为基础开办起来的。

　　松阴在安政三年(一八五六)撰写的《松下村塾记》说：

　　萩镇的未来将从松本村开始，这所私塾将使全村震动奋发，进而为天下输送有为之才，书中充满这种雄心壮志。他在书中还说做学问之目的，就是学习如何为人，也即学习为人之道。

　　松下村塾最初设在杉家的一个房间里，不久，改造了院内一个小棚，建起一间八铺席大的教室作为私塾校舍。后来学生人数增加到几十人，于是又增建了四铺半席和三铺席大小的两个教室以及一个没有地板的房间。

　　学生的出身五花八门。既有藩士子弟，又有下级走卒的孩子，也允许农民、商人的小孩入塾。就连被称为不良青年的人也来此就学。

　　当时作为藩办学校有个明伦馆。那儿只准藩士子弟入学。

　　因此，下级走卒以及身分更低贱的青少年子弟连做学问的路也被堵死。这给青年带来多么大的消极沮丧心理是无法估计的。而松下村塾对这类广大青年敞开了做学问的大门。

　　在私塾里，各种身分的人一律平等。藩士之子和农民之子也平等往来，结为朋友。这是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组织的一个超越制度的崭新的小社会。他肯定深知这种多阶层人的广泛团结，正是变革时代的力量。

　　当你描绘出一个明确的理想蓝图时，为了予以实现，很重要一点是首先要从眼前着手，将其具体化。有的人到遥远的彼岸寻求理想，并把它描画得天花乱坠，可是现实却丝毫没有为之改变。因此，洋洋万言的理想论，不如一个具体事实更加重要。应从自己脚下挖起，让清泉从此处涌出来。要点点滴滴地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做起，随着它的累积和扩大，理想也将随之而实现。

　　松阴不仅不问学生们的出身、地位，连年龄也不加限制。

　　多数在十几岁和二十五岁之间，平均年龄为十七、八岁。其中也有九岁和三十五岁前后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同桌并肩而学。实在是一幅令人好笑的情景。他们也不收取学费之类。还常为没带饭的学生提供午饭。

　　那里的教学具有独特风格。完全尊重个性和自主性。

　　它和其它汉学私塾一样，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但这并不是特别规定，读什么基本上听从个人意愿。有的人读《日本外史》，也有学中国史书的。既有热衷于国学的，又有专门搞诗文的。学习时间也非固定不变。似乎没什么时间分配表之类。还有的学生白天去明伦馆，晚上来私塾。

　　在教室里，松阴经常在学生中走动，和每个人对话，进行细心辅导。他的座处不固定，也没有专设授课用的放书架。

　　每个人如其面貌各不相同一样，生长环境相异，其性格也不同。不能做千篇一律要求。因此，辅导教师要因人施教，一对一的指导，发扬其个性。这是培养人材的真谛。

　　以组织或团体为对象进行教学，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忽略个性发展。即便讲话也如此，向全体人讲的话很难深入每个人的心，也难于取得所有人的理解。教育宗旨既然始终是坚持因人施教，那么拿出几倍于花费在全班的时间，进行个别指导，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同时，正因有针对个人的个别指导和鼓励，集体指导和教育也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松阴还起居于教室，和学生一起活动，与此同时教给他们什么是人类和社会的理想状态等。有时还和学生一起，一边拔草、捣米，一边讲解读书方法和历史。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三月，又增建了校舍。这是松阴和学生们齐心协力，自力更生建起的。他就是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劳作，告诉学生们相互扶持、团结协力的重要性。

　　人并非先从语言文字来学习，而是在共同活动中学习更多的东西。松阴平等地和青年们接触交谈，同乐同悲，他的这种行动和做法本身，就是在进行人类平等和睦的教育，是"人学"的生动教材。行动是思想的反映，思想变成行动而表现出来。松阴在和学生接触中，可以说是把亲自示范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松下村塾，作为一个私塾应具备的环境条件一样也没有，这样说并不过分。但是它有一位难得的老师。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大最好的条件。对人进行教育的最佳环境条件，是教师本身，是人本身，难道一切不是从此开始，并在此结束吗。

　　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歌德说："青年人不愿听说教，而喜欢接受刺激。"(《歌德格言集》，高桥健二编译，新潮文库版)松阴的教学，就是不折不扣地从人格比较方面，来刺激、启发青年，从而使他们学得着迷入神。

　　松下村塾的学生们最大的乐趣是听松阴在晚间开设的自由谈这门课。他上这门课时，不使用教科书之类的课本，而是以周游全国所获得的丰富知识为基础，进行自由畅快的论说。讲时事，论世界形势，慨叹幕府面对形势发展无能为力，尖锐抨击对外国文化的完全无知，依旧保持锁国状态。有时讲到深夜，甚至议论到天明。

　　学生们学到的全是活生生的知识，在这里未来世界和个人应抱的态度完全融合在一起，学习也就是生存。

　　同明伦馆那种摆权威架子、没有发展进步的教学相比，松阴那热烈而又有气魄的讲授，对青年人来说，该是多么新鲜，多么具有魅力啊!

　　教育必须具有感召性。如果单纯教知识，那就只有"教"而没有"育"，无法培养人。但是实行感召、激发，最重要的条件是教者要有满腔炽烈的热情。教者自己不热烈燃烧，便不可能使别人燃烧起来。

　　松阴怀着满腔热情，围绕为日本的未来应该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思考、讲解、宣传。也就是说他的教学，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是教给学生怎样去行动、去实践。

　　他对要求入塾的学生，一定要询问"你为什么要学习?"、"因为看不懂书，所以我要学会识字读书"，每当学生这样作答时，他总要说："不要做学者。对人来说，实践最重要。书籍之类，只要用心，在实践工作中，自然能逐渐读懂。"

　　(《吉田松阴全集第12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松下村塾有一本叫作《飞耳长目》的笔记录。记载着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来自京都商人讲述的见闻以及全国各地学生带回的消息等。它传递那些时刻变化着的新鲜生动的信息，起着如同今天的报纸的作用。

　　他还鼓励学生们积极出去游学，以便能耳闻目睹各地实际情况。

　　松阴认为搞学问的意义在于能将其运用于社会实践，所以他让学生走上社会，学习新鲜有用的知识。这是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不要从知识开始，而又以知识结束。要把知识变为智慧，在生活和社会中加以运用、扩展。所以松阴经常询问并教育学生为什么而学习。

　　如今在学校教育中，关于"怎样学习"进行着多种研究和教育，然而我觉得关于"为什么而学"的问题，似乎不那么很清楚。搞清为什么而学这一基本点，能直接转化为勤奋好学的动力。

　　松阴还具有识别人的潜在才能的敏锐眼光，而且更有将其诱导出来的力量。

　　就连在野山监狱中，他也能发现每个囚犯所具有的值得高度评价的才能，他把有的人安排为俳谐的老师，让性情古怪的富永有邻担任书法教员。松阴出狱之后，还开展了释放有邻的运动。在其获释后，松阴把他请到松下村塾当老师。据说后来国木田独步先生所写的《富冈先生》，就是以富永有邻为典型的。

　　松阴向离开萩镇走向社会的门生们，题赠充满亲切之情的送别辞，以资鼓励。在这些包括赠别辞在内的书信中，充分反映出松阴善于识别人的眼力。

　　如关于久坂玄瑞，他写道："年纪虽轻，志高气锐。而且他是个能以才能发扬志气的人。我自以前就推崇他是我藩年轻人中最优秀的人才。"

　　关于性情如烈马般放纵不羁的高杉晋作，他是这样写的：4020.com.cn

　　"我过去认为在年纪小的同志中，当推久坂玄瑞为最优。

　　后来得到高杉晋作。晋作是有识之士，但学问尚不够充分。然而他能自由奔放地进行思考和行动。于是我尽力推崇玄瑞，而抑制晋作，晋作似乎非常不满。不久，他的学力大长，能言善辩，其他同志也不得不服从他的看法。"

　　由此可以清楚知道，他对晋作的品行特点了如指掌，并进行了正确指导。

　　在年小的门生中，有个后来任过明治政府枢密顾问等官职的品川弥二郎，松阴对他曾评价道："临事而不慌，是少年中罕见的男子。"(同前书)

　　关于创立长崎造船厂的天野清三郎(渡边嵩藏)，他曾这样评价："天野具有奇才卓识，看人入深入细。"(同前书)说他知识出众，观察人敏锐，还说天野的话经常令他很钦佩。

　　松阴说：

　　"人都多少带着纯金来到这个世上。圣人拥有的纯金，和我们的纯金没什么两样。"(《吉田松阴入门》，山口县教育会编，大和书房版)

　　他接着还说道："提高天赐黄金的纯度，便是我们要修炼奋斗的目标。我们的学问和职责均在此处。"他的意思是说让每个人自觉认识自己的天分，为自己找到一个社会性的角色，并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奋斗，这就是教育的最重要之点。

　　不应当忘记，松阴那识别人才的眼光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即认为"人人怀中肯定有金子"。正因这样，他收留被称作不良少年，受到村民疏远的市之进、音三郎、沟三郎等人为门生，并对他们进行薰陶教育。

　　要有相信人能成才的思想。这才能养成发现别人长处的慧眼。相反，对人不信任，便封住自己的眼睛，观察不到人家的优点。

　　没有天生的优秀人才。通过教育使其才能得以增长、发挥，然后才成为优秀人物的。并不是突出的优秀人才全集中到松下村塾了。恐怕江户等大城市有很多具有更为出色的天资素质的人物。而松下村塾的学生们，只是由于松阴对其才能进行了启发诱导，才得以发挥巨大力量。一个人的长处被人承认，并永远受到重视，而且得到亲切培养，没有比这更能给人以勇气和力量的了。

　　让学生折断烟袋管的人

　　松阴于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写的《丁己幽室文稿》中，有一篇题为"折烟斗记"的随笔性文章。由于松阴第一次把高杉晋作写进自己的文章中，故此文早已广为人知。

　　一天夜里，在松下村塾，教师富永有邻和学生增野德民、吉田荣太郎，还有被称作不良少年的市之进、沟三郎等聚集在一起，议论武士的风格。

　　大家谈得很起劲，不久话题转到当时不在场的学生岸田多门的吸烟问题上。大家对他批评得似乎相当严厉。这时在场的松阴现出忧心忡忡的神色。有邻和学生们看到松阴的表情，便都默不作声了。

　　长时间沉默之后，吉田荣太郎突然把手中的烟袋管折断，并说道："我从今以后不再吸烟。"他一定是产生了悔改之意，希望改变当时那种年纪轻轻就吸烟的气氛。

　　于是增野德民、市之进、沟三郎等人也异口同声地说：

　　"我也戒烟!"接着一个接一个把烟管折断。这时年纪大点的有邻说："既然大家都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怎能一人坚持抽下去呢?"说完把烟管递给松阴，让他折断。

　　松阴既不饮酒，也不吸烟。他清楚知道吸烟的害处。但他从未硬性地让别人戒掉。他非常冷静地说道：

　　"烟虽然不同于饮食，但抽上瘾，成为习惯，是很难戒掉的。我很厌恶烟草，不过诸君凭一时激动，宣布戒掉，恐怕在今后的日子里，直到终生，会感到寂寞无聊吧?"

　　这时，有邻等人愤然说道：

　　"老师，您怀疑我们的决心?岸田，还有在这儿的市之进、沟三郎，他们才十四岁，就毫不避讳地吸起烟来，和年纪大的人一样……。如今社会上也是这样。因此，我并不仅仅是为岸田才戒烟的。这样说，老师还不相信我们的话吗?"

　　松阴一再俯首表示歉意。

　　"诸君既然有此考虑，今后村里的风气也会大为改观。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多么暖人心窝的师生交谈呀!

　　松阴立即把这段经过记录下来，并马上讲给岸田多门听。

　　话没说完，岸田感动得痛哭流涕，几天后，他亲自把烟具送回家中。打那以后，他彻底戒了烟，拼命钻研学问。而且到后来，高杉晋作也听到此事，并说："这可是个好机会!"也和烟一刀两断了。

　　松阴总是尊重本人的主动性，等待其自觉。建立规章，依靠权威和地位进行压制是最省事的。然而只要是其本人并非心里愿意，不是基于其自觉性而采取的行动，必将引起牢骚和不满，暗地破坏规定。

　　相反，从思想上真正理解，并且是基于每个人自觉的行为，才稳固有力，不会半途而废。教育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唤起这种自觉。为此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热情。

　　看看松阴的言行就会知道：他是个极其热心肠的人。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事，立即付诸行动。但另一方面，他在等待学生们自觉这一点上也十分有耐性。他绝不遗弃人，而是耐心地给予鼓励，沉着地等待时机。可见教育是一桩极为耐心的工作。

　　当学生们不仅是为自己，还考虑到其他很多青少年情况，而决心戒烟时，松阴似乎深有同感，因而将此写成文章，以传后世。我想他是为高度评价学生们的为人之心，并予以颂扬的吧。

　　他明白即便是全村的风气，没有每一个人的自觉，也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的心都在创造社会风气，同时也能改变社会风气。禁烟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一个小小决断，却使大家一直担忧，谈论的藩中武士的风气问题有了成熟的结论。如果议论仅仅是以议论而结束，便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付诸行动。

　　对人们心中萌生的自觉性，要予以精心培育。可以推想，松阴的赞扬定会使学生的自觉性变得更加深刻、牢固。

　　在门生身上培育起的这种改革时代的觉悟，不久转为使命感这样一棵大树，耸立于世，并成为改变日本历史的一个巨大力量。

　　松阴具有感召力的根本原因

　　松阴在松下村塾的执教时间非常短暂。自改建院内小棚，有了单独的校舍起，算起来大约一年，即使从为近邻子弟讲解《武教全书》算起，也不过两年多一点。除去兵学师范时代的门生不算，接受松阴教导的学生多数不满二年。不到一年或不满半载者也不少。然而时间不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量呢?

　　如前所述，松阴所教的是和实践、行动、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学问。同时他具有能发现每个人最大长处的"眼光"和对教育怀着高度热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仅以此来说明松阴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绝对不够的。

　　我想首先绝不能忽视他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松阴肯定学生的人格，尽管他们年少，也能以礼相待。这一点在说话的用词上也表现出来。据说他称呼学生时使用"您"字，翻阅他的信函，上面用的是"同志"。这意味着他把年长而又处于教育者立场的自己和门生们看作是平等的，以对等态度来对待。进行教育时也一样，是从相互信赖开始的，如果以为自己是教育者就盛气凌人，采取对待贴身武士或奴仆一般的态度，那么人们就会把心扉紧紧关上。这样一来，既不会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也不会结成心与心之间的纽带。那就失去教育之所以成为教育的基础了。相反，当尊重对方，把他视为和自己一样的独立的人时，他的心坎上的大门将完全敞开，并会产生信赖感。这是居于领导地位者必须注意之处。

　　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即身为师表的松阴，总是不失进取、求道之心，坚持修炼，并面对众人公开自己的主张，以求切磋琢磨。

　　松阴在塾里，一方面担任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和提倡"讨幕"论的默霖进行深刻的争论，同时还向主张"亲幕"的儒学教官山县太华征求对《讲孟余话》的批评，同他展开勇敢的论战。他还撰写并上书批判藩阀政治的论文《狂夫之言》。

　　人一旦受到众人尊敬，有了自己的门生，便往往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和想法，懒于钻研，只想求助于权威。

　　但是松阴却没有躺在自己的学说上，觉得万事大吉。他不停地进行论战，当听到对方的意见和主张正确时，便积极采纳。他身上总是充满着不断探索、向前的精神。

　　由于他总是满怀前进、向上的精神，所以感召力非常强。

　　一个领导者不可须臾忘记自我锻炼成长。

　　另外，他没有自私自利，追逐名位之心。他始终为开创新日本的黎明而奋斗，做到了无私忘我。这恐怕是唤起门生共鸣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年人单纯、勇于批判、心地纯洁。因此，他们能够敏锐地嗅出领导者的私心。同时又能和纯洁的志同道合者奏出共鸣音。那些自私自利，追逐名位者，即便能一时巧妙地蒙骗青年，但骗局早晚将被戳穿。而松阴那种去私则天，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生死观，牢牢地抓住了门生的心。关于其生死观本身，我们暂且不去议论，但生死观是决定人生道路的最根本问题。人应如何生活，追究起来也要碰到人为什么而死的问题。他在狱中给高杉晋作写的信里有这样一句名言：

　　"如果死而能不朽，就要随时准备死，如果生而能成大业，就要永远活下去。"(《吉田松阴全集第九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他是说如果你认为死能使自己的名字不朽，那你就在此战斗而死吧，你就永远垂名青史。如果你觉得不生存就无法完成伟业，那你就要长生久存，永远活下去。松阴是彻底按照这种生死观要求自己的。他的门生从他那儿看到了人生的典范，因而一定在内心深处唤起强烈的共鸣。

　　师傅是"针"，弟子是"线"

　　松阴的遗作《留魂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年至三十而结果，并与世长辞。我不晓得自己是一颗无实的稻壳，还是一粒成熟的稻米。如果同志们能继承我的微衷，那就像播下的种子，年年能结实，到了收获之年将无愧于心。同志请仔细想想我的话吧。"(《吉田松阴》，古川薰著，创元社版)

　　松阴在江户传马町的牢房中被处极刑。可以说，他以死贯彻了自己的生死观，并以自我牺牲的行动表现了生与死的意义。

　　当门生们知道松阴毫无道理地被处以极刑时，其愤恨之情不尽于笔端，这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来的。高杉晋作发誓说"我们既已结成师生之交，此仇不报誓不罢休。"(《高杉晋作全集(上)》，堀井三郎编，新人物往来社版)久坂玄瑞则说："光为老师之死于非命而悲痛是无益的，牢记老师之志最为重要。"(《久坂玄瑞全集》，福本义亮编，松野书店版)

　　从这时起，松阴的门生很快继承其遗志行动起来，大力推动时代走向明治维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实行"维新"，这是冒死才能完成的大业。事实上，高杉、久坂均先后中途倒下。然而"维新"取得成功，终于迎来日本的新的黎明。

　　当我们分析、研究松明与其门生的关系时，虽然当时情况和现代相比有很大不同，却使我深深感受到：当人们觉悟到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时，师徒关系该是多么重要!如今一提到师徒关系，似乎给人以非常陈旧，带有封建性的印象。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无论做学问或者搞体育，凡想学到东西，就必须有指导者。若有好指导者，则进步快速，提高明显。如果单靠个人摸索，往往徒劳，并且很快会进展不下去。同样，为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也须有一位好的指导者，也即"人生的老师"，来指导关于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

　　对松阴的门生来说，松阴固然是学问上的导师，但同时也是他们的"人生之师"。他们和松阴交往，并接触其思想、生活以及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凭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以松阴为师，因而决不是被迫的。

　　另一方面，松阴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为调动每个人的潜在力量而献身，以自己的行动告诉门生什么是人间正道。他们有相同的目标，即开创新日本黎明这个理想，并为它而共同奋斗。

　　他们之间，既不是按身分高低划分为上下级关系，又不是基于利益和报酬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真正自发的纯粹的精神结合，这种结合是因为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并且以相互信赖为基础。只有在这种"人"和"人"的关系中，人才能真正得到培养，并成良才。

　　这么一想，那种幸遇良师和伟大导师的人生，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了。而且所谓伟大理想，只有师生共有，门生继承先师遗志才有可能实现。

　　老师和门生之间，可以比作"针"和"线"的关系吧。老师开辟道路，阐明原理，留在后边的弟子们则运用、发挥、实现这一原理。同时弟子必须超过老师，老师必须自觉为后生们牺牲一切，甘作奠基石。

　　我也经常在心中发誓：为给青年们开辟未来的光辉大道，建造能够大显身手的舞台，要不厌恶任何劳苦，勇于牺牲自己，这就是自己的职责。

　　第一节　从“科学的世纪”到“生命的世纪”

　　思考"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

　　——"生命的浑浊"和"真正的安乐"

　　在我青年时代，最喜欢的名言中，有柏格森①的一句话：

　　①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等。

　　所谓健康，是"在对行动抱有热情，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同时，具有准确的判断力、不屈的精神和最正确的认识。"

　　这句话，真实地显示了这位"生命哲学家"的思想，已触及到跳跃着的生命。我曾多次相遇，并进行多次交谈的泽泻久敬博士也这样说过："所谓健康，(中略)并非只是早晨醒来，身体不觉异常而能即刻起身，4020.com.cn或感到精神十分爽朗，而是醒来后对当天的工作，立刻涌现出一股难以抑止的热情。这种心态，可谓真正的健康。"(《思考健康及其他》，第三文明社版)在这简单明了的一席话中，画龙点睛地指出健康应具有的重要的一点。

　　但是，现实与这种健康观似乎相去甚远。如人们常阅读保健书籍、选购自然食品、服用中药以至热衷于减肥和跑步等事例，都足以说明对健康的关注。但从反面看，这也正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无限忧虑和保持健康的愿望。也许用"健康热"这一新词所概括的上述种种现象，并非经过人们深思熟虑的行为，但在其思想深处，确确实实潜藏着——竭力保持健康，度过那富有价值的人生;战胜癌和循环系统疾病、疑难病症等这一现代人的急切的愿望。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对由于平时精神过分紧张而造成的身心疲劳;对各种现代病应采取何种对策;如何才能度过随着平均年龄增长而提出的"充实、健康的老年"等问题。今天，要真正健康地生活下去，将会感到日益艰难。因而可以说，建立正确的健康观，无疑是当前极其重要的一大课题。

　　有人认为："健康"，即指所谓"身体的健康"、"心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而且，这三者又是各自紧密相联的。

　　在法华经上，是从"五浊"这一多层次的联关性和整体观的角度，解释人的"病"的。所谓五浊，系指"命浊"(生命自身的浑浊)、"见浊"(思考的浑浊)、"烦恼浊"(本能的浑浊)、"众生浊"(人间社会的浑浊)和"劫浊"(时代的浑浊)。

　　天台大师在《法华文句》这部著作中，对"劫浊"之相进行了阐释，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说：

　　即："在浑浊的时代中，愤怒和憎恨，在人们的心中与日俱增。其结果便发生争斗。贪欲(一种为欲望所驱使的生命的趋势)剧增而总不得满足;那辨明是非、伦理的精神作用也日益迟钝，故疾病、病人增多。由于争斗、饥饿、疾病(合称"三灾")的相继发生，烦恼则越发增加。这种恶性循环所形成的规律，最终势必加剧价值观的混乱，时代的混乱。"

　　那么，是否可以说：所谓的"劫浊"，指文明全体的变化和紊乱吧。这种紊乱的内容，终究不得不归结于人本身的诸种浑浊。"心之病"，成为"身之病"和"社会混乱"的诱因，而它又加剧了"心之病"，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这一观察是何等敏锐!佛法，可谓实践的哲理。它通过使人冥伏、切断生命存在的不幸的根源，打开一条通向人生和社会均得彻底复苏之路。

　　原在表示"健康"之意的英语health的语源中，似乎含有"全体"、"完全"的意思。对一个人来说，首先"身"和"心"均须健康。因而可以说，人在社会中发挥才智，作出贡献的本身，就具有健康的本来意义吧。

　　关于"疾病"，虽有各种专门的定义，但表示"疾病"之意的英语disease，似乎来自"缺少安乐"这一词意的古代法语。

　　关于"安乐"的意义，在法华经的《安乐行品》这一经典中已有阐释，但日莲大圣人予以更深的教诲。说：从人生、生活的立场而言，所谓"安乐"，并非仅仅没有任何"烦恼"，没有"疾病"，也不是逃避这种困难。人生真正的"安乐"，则存在于：从容地克服连续产生的种种困难的达观的境界之中。

　　诚然，身心健康十分可贵，但人生是无法逃避疾病和苦难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健康"和"疾病"两者浑然成为一体，才是"生命"的实相吧。就是健康的人，到一定年龄也会多少染上疾病，有时也会略感身体不适。但也有许多人，即便为病魔所缠，也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相反，也有人尽管非常健康，然而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

　　瑞士哲学家希鲁迪①，在《同情和信仰》一书中说："犹如河水泛滥，人们掘土耕田似的，疾病开掘所有人的心，进行耕作。唯有正确理解疾病，并忍受其折磨的人，才能变得坚强、深邃、豁达;真切领会以往未能理解的灼见和信念。"(《希鲁迪著作集第七卷》，岸田晚节译，白水社版)还有一个医学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以为有的人，即便得病也可谓健康;而且在不同的死因中，也有健康的、有意义的'死'。"

　　①希鲁迪(1833-1909)，瑞士哲学家、公法学家、政治家。著有《幸福论》等。

　　因此，最重要的并非仅仅战胜"病"，而是应通过"病"，了解人生的奥秘和他人的痛苦，为使自己的人生观和所追求的目的，向更高境界升华而做出不断的努力。总之，为了使身心都能得到健康、活泼地成长，如何发现人自身的根本的生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以为：其中含有佛法的深奥意义。

　　旺盛的生命力，犹如奔流不息的江水，不断地在人生和社会中，构成人的每一天行动。人们可从中窥视到：与"全体"、"完成"的意义相通的正确的"健康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目的和态度，将会受到这一"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的严峻考验吧。

　　人的诗、生命的诗

　　——与亚历山大博士的谈话

　　维克多·雨果①说："有比大海更辽阔的景色，那是天空。

　　①维克多·雨果(I802-1885)，一般称"雨果"。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著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

　　有比天空更辽阔的景色，那是灵魂的深处。"(《悲惨世界》，佐藤朔译，新潮文库版)

　　今天，确实是个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但就在人们为这种绚丽、豪华的现实而感到眼花瞭乱，忘却了向往那心之豁达、无限深奥的意念中，我以为：存在着现代的莫大的谬误。若不深入到"心的深处"去进行探索，无论"生存"的真正意义，或人生的真正价值均难以了然。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是使人的"心"充实、闪光生辉的手段，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经济和政治才成为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

　　但是，现代似乎过分地偏重于物质至上主义。因而，今天的人们正迫切地期待着庄严的"人"的复权，"心"的复兴。

　　当务之急，不仅要为科学家、经济学家、政界人士，还要为诗人、哲学家、宗教家等，提供充分发挥其才智的舞台，开辟新的时代。否则，无限憧憬未来的使者——青少年的心，将日益萎缩;时代，也定会转入那失去人心的丰满和安宁的黑暗的舞台。

　　一九八七年秋，我和罗马尼亚诗人，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伊凡·亚历山大博士，进行过一次亲切的短时间交谈。一九八三年我曾访问罗马尼亚，此时于这位博士所在的大学，做了题为"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纪念演讲，并结识了他。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都为久别重逢而感到无限喜悦，谈话是从自然、诗之心、诗的真实的力量以及人的"心"等主题逐一展开的。

　　我并非职业诗人，但每当我接触到他们的目光——那一边与人生苦难作顽强的搏斗，一边默默地开创自己的道路，信心百倍地寄希望于明天的青年们的炯炯目光时，油然地产生一种应给予他们某些鼓励的心情。于是，我便作诗，分别寄赠。

　　年轻时，我也常去听诗歌的朗诵。在那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动辄被那黑暗窒息的年代里，这些诗篇，在当时滋润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场景，至今仍萦迥在我的脑际。

　　我还记得在结束一天活动，迈步回家的路上，一边仰望着满天闪光的星辰，一边朗诵着诗篇，此情此景令人难忘。直至今天，我仍怀有那种——只要遇上青年人，便想与他们一起朗诵诗篇的激情。

　　然而今天，那促使"人"和"社会"日益复苏的，洋溢着无限深奥的生命激情的诗篇，似乎已不多见;而且活跃在各界的人士中，具有"诗心"的人也在日益减少。对此，许多人由衷地感到遗憾，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总以为："诗心"，就是将展现在人的生命深处，充满着无限光芒的"心"，和谐地、激动人心地与大宇宙、大自然融合为一体，一边歌唱那辉煌的人生，一边讲述人生的真诚，向着幸福的方向奔去。唯有在这个意义上，"诗"，才带有为人的复兴而进行启发和熏陶的重要使命。

　　据亚历山大博士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①在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言，即希望在他墓前朗诵荷尔德林②的诗篇。这些诗是《寄德意志人》、《宥和者》、《面包和葡萄酒》等。其子遵照遗言，在父亲的墓前朗诵了荷尔德林的诗篇。尤其最后一首《面包和葡萄酒》的诗篇，使人倍受感动。应该说，这是一则描述大哲学家心灵的，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①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等。②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毕业于杜宾根大学神学院，著有书信体小说《许佩里昂》，诗作《自由颂歌》、《人类颂歌》等。

　　诗，并非所谓感伤，也并非宽慰，也不只是感情的吐露。

　　既不是批判，也不是评论。我以为：只有将下述"三者"联结起来的"心"，才称得上是诗。所谓"三者"，是肉眼不可见的大宇宙的法则;贯穿这个变化的现实世界——社会的法则;人的心的节奏。也就是——在悠远的时空中，一边相互交融、律动，一边搏动着的"人"、"社会"和"宇宙"。这样的诗，也必然成为不断提高和开拓"三者"的力量。那些被誉为世界大诗人的诗篇，无不具有这种力量。正因为此，诗才闪耀着"人类的宝石般的光辉"。

　　亚历山大博士说，他巡游各地，向青年人朗诵诗篇。我仿佛从博士的朗诵声中，看到充满自信的青年们的身影，不禁感到万分激动。

　　据说，博士通过这样的朗诵会，窥视到：闪耀在侧耳倾听的青年们眼中的那忽亮忽灭的"人的痛苦"，不觉十分痛心。

　　诗人的感受是何等敏锐啊!实际上，没有"苦"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如何解脱这种"苦"，才是人生永恒的课题。从古至今，东西方的哲人们为回答这一问题，是如何低徊呻吟、苦思冥索地予以阐明的啊!

　　哲学是为了消除人的"苦"，创造"幸福"而产生的，思想和宗教亦然如此。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科学等所有活动的一元的目的，也应在于此。可以说：诗、文学、艺术等都是人追求幸福、美的一种天性的自我表现吧。当人们在真挚地追求"幸福"的时候，最终不能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

　　"心"为何物?"生"为何意?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

　　佛法以慈悲为本。所谓"慈悲"，系"拔苦与乐"(去除他人的痛苦，给予快乐)之意。如上文所揭示，在今天，自觉地将他人之事视为己事的人日益减少，缺乏"同苦"、"共感"之情。"慈悲"，并非仅仅是一种安慰。可以说："拔苦"(去除痛苦)远远超越"同苦"、"共感"之情，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崇高的积极的行为。

　　"苦"，与人生共存，决不会消失。但是可以将"苦"转化为"欢喜"。佛法，不只是停留在观念性的理想上，其中还蕴藏着实现思想上的巨大转化的力量。佛法上称之为"烦恼即菩提"。若简单明了地予以解释，"烦恼"，则为"痛苦"、"作恼";"菩提"，则为"领悟的欢喜"。这可比作烧柴取火，并非为了去"苦"，毋宁说，倒是烧却"烦恼"之柴，生出"菩提"之慧火，使"苦"向"欢喜"的方面进行质的转化。

　　这犹如飞机，正因受到气流的冲击而得以升空似的，"苦"也成为向"欢喜"方向转化的动力。因此，"苦"越深，则"欢喜"越大。这就是佛法的教诲。

　　但是，将"烦恼"转为即"菩提"的根本关键，仍在于人。为"苦"而呻吟的是人;以这种"苦"为媒介，毅然打开"欢喜"之门的也是人。佛法之慧眼，总是不断地凝视着人。正因如此，可以说：在如何变革作为一切主体的人的伟业中，存在着佛法的睿知。若再进一步探求"人"的本质，则必归结于人的"心"，"生命深处之一念"。因而，唯有在如何锤炼人的"心"，不断地使它坚韧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解决"苦"的关键。

　　我以为：诗也是充实、丰富人的"心"，并使其坚韧的一种手段。

　　据佛法阐释，人，原被所谓烦恼、业、苦的云彩所覆盖。

　　因此重要的是：一边俯视覆盖着的云彩，一边矢志不渝地追求那能在云彩之上悠然翱翔的境界，即应向那不为"云"和"风"所干扰的更高的境界升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沉入那茫茫的苦海的吧。

　　为了向高层次的大空飞去，就需要有信仰、祈祷、无比正确的佛法。我还期望着诗之"心"，也有助于推动这种力量的增长。而最重要的：还是一边将悠远的大空及人诞生于世的深刻意义，牢牢地铭记在心，一边以朝雾般的爽朗的"诗心"，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克服精神紧张状态

　　——塞里埃①博士的学说和菩萨的生命

　　①塞里埃(1907-)，加拿大著名医学家。长期从事内分泌学的研究。于1936年提出"应激反应学说"后为世人瞩目。

　　凡人都希望度过"安乐"的一生，平平安安的一生。一提"安乐"，也许有人认为只是指沉湎于眼前的享乐，或指毫无波折的平稳的一生吧。实际上，即便今天很幸福，也不能保证明天依然如此。因为世界或自身，均处在瞬息万变之中。

　　所以，世上根本不存在那种悠然闲适的安乐境遇。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实相吧。

　　佛法所竭力追求的，并非这种肤浅的、表面的"安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更为持久的"安乐"。

　　今天，可以说是这样的时代，即是一个正如人的肉体、精神以及社会等，均处于紧张状态中似的，一切都受到紧张的威胁;人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的时代。

　　加拿大著名医学，应激反应学权威塞里埃博士说了以下的一席话：

　　"比如说，在二、三百年前，并没有核战争的威胁，但发生过几乎毁灭全体国民的，非常可怕的鼠疫病灾难。人生的一切，是无法预料的，偶发性的。今天是富翁，明天也许变成穷汉;今天十分健康，明天如何，却不得而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如此。而我们的时代，在社会生活中，还多了一个被人称为是额外增加的'精神紧张状态'。所谓'人丧失了能动性'，就是指它而言。"

　　为此，博士提出以下三点，作为最佳对策的处方。

　　第一，清楚地了解自身对紧张状态的承受能力，并在生活中注意调节。

　　第二，确定自己的目标，切实保证这并非他人所强加，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需要。

　　第三，所谓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就是一种在考虑到他人需要的前提下，谋求自己利益的处世方式。(《读者文摘》，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号)

　　据说，这个结论——"生命，只有在最原始的水平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才得以平衡"，是博士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人，只要活着，就会感到精神紧张。但据说，生命在不感到精神紧张的环境中，是不能完美无缺地存在的。对此，塞里埃认为：从一切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本身，便是死。还说：可将精神紧张状态，比作一种调节人生的调味品。这在广义上讲，人唯有在适度的刺激、紧张中生活，才会使"生"变得更富有创造，更有意义的吧。

　　博士在文章结束时所写的一段话，使我颇感兴趣。即：应努力做到更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这是一个不需冒险，而以毕生精力孜孜可求的目标。它将会使你从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使人"丧失目标"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保护的吧。

　　这可以说，与佛法所阐释的菩萨的处世方法，也是一脉相通的吧。

　　众所周知，佛法将那使人的身心烦躁、作恼的诸种精神作用，总称为"烦恼"。上述现代的所谓"精神紧张"给人们造成的身心痛苦，也应属"烦恼"这一范畴。

　　从宏观上看，在一瞬间、一瞬间地流逝着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或"境界"中，有十种范畴。佛法上称其为"十界"。简单扼要地说，任何人都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人所共知的"六道轮回"的境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等称作"四圣"的更高层次的境界。

　　在日莲大圣人的《观心本尊抄》这部佛书中，这样写道：

　　"屡见他面，或时喜，或时瞋，或时平，或时现贪，或时现痴，或时谄曲也。瞋者，地狱;贪者，饿鬼;痴者，畜生;谄曲者，修罗;喜者，天;平者，人也。"

　　在这六道之先的"声闻"、"缘觉"、"菩萨"，可称为反省的自我。

　　这一"九界"与诸种外境相对応，各自或显现，或冥伏。

　　但可以说九界的范畴，尚未脱出烦恼的境域。佛法的眼目，总是置于如何显现这具有尊严、无限威力的"佛界"这一生命的实存上。在佛典上，也将佛称为"自在王"、"世雄"、"能忍"、"如来"等。简而言之，所谓"佛"，就是通观三世，通会万法的真正圆满的境地。

　　据此十界论，可以说以往的人类历史，尚未超越六道轮迥之流转。所谓"地狱"之地，系表示最低之意;"狱"者，乃被束缚之谓。

　　任何时代，只要不切断这种"束缚"，人自身不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则人和社会也无法实现根本的复苏。佛法，在充满着所谓精神紧张的纷扰不堪的社会中，还发现了打开"佛界"这一最高、最尊严的生命的可能性;并提示了为它的显现而需领悟的具体的"法"和道。

　　于瞬息间，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的生命，犹如同是一人，却时悲时喜似地处于变化之中。在下一瞬间，又因何缘而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可谓瞬息万变。佛法的直观智，极其准确地以"十界互具论"，把握了这一生命的能动性。

　　塞里埃提出的应对精神紧张的方法，不禁使人感到："似乎竭力遵循佛法的大乘的处世方式。"在九界之中，菩萨是"求无上菩提(佛果)的人"，也是指"以利他为本的大乘之众生"。所谓无上菩提，乃佛所得到的最高的觉醒;为悟得此道而悉心修行者，乃菩萨。此种修行的核心，在于"以'大法'为根本，于有限而无常的世界中拯救人"这一利他的实践;自身也通过此为佛果之心所悟。而且，感得了的佛果，也将会在现实世界中，作为菩萨的行为表现出来。

　　菩萨，欲普救众生，必置身于充满精神紧张的世界之中。

　　岂止如此，普济一切众生的大誓愿，还将会使自己的生命，陷于无数烦恼的困扰之中。

　　菩萨之所以为菩萨，正是由于能积极地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而且还会因此而遇到无数的烦恼。现实的烦恼无穷无尽，多到甚至被称作"尘沙惑"的程度。再说各人的烦恼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应对这些烦恼时所产生的烦恼，更是多不胜数了。也就是说：菩萨一方面厌忌逃避于空，积极地注视着那使人精神感到十分紧张的社会的动向，另一方面，在求得菩提的过程中破除"尘沙惑"，不懈地修得佛果。

　　所谓菩萨行，不仅是以佛性的强大威力，使"尘沙惑"等所有烦恼的猛势得以不断地减弱，而且使它向质的方向，即朝着在使那坚强的生命波及其他的过程中，讴歌"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方向转化。

　　在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体现智慧和慈悲力量的实践，才能使自身更接近于对佛果的感得。也许可以说：塞里埃博士的学说，正是对那些因偏重于自我本位主义的处世方式，而缩小自身价值的现代人所敲起的警钟吧。

　　若在盛满水的杯子里，滴上几滴蓝墨水，水立刻呈现出蓝色。而在海中却不同，即便搀入少量蓝墨水，其色也完全被消失在大海之中。正如上例所示，重要的是：自己在追求无限深奥的境界时，纵然遇到艰难险阻，也能从容不迫地泰然而过。诚然，现实的苦恼是决不会消失的，但我以为：不要因为它的干扰而陷入不幸，应更加充满信心地去战胜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民众知识化时代所需的智慧

　　——知识的个别性和智慧的整体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被称为"民众知识化时代"。在这种信息化的社会中，民众逐步成为前所未有的，具备高度知识和信息的"知识民众"。而且，人的"知"①，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由于这样时代的到来，社会上提出所谓"知识价值革命"的口号，并一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①"知"，此处包含知识、智慧等意。

　　人们对于"应从今天偏重物质价值的时代，向重视'知'的价值的时代过渡"的这一揭示，是不会产生异疑的吧。

　　但我以为：必须铭记在心的倒是"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事实上，即便如何拥有"知识"，并收集到无数的信息，若为那庞大的信息量所困扰，反而使自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那信息，也就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了。也就是说，"知识"并不等于"智慧"。只有十分熟练、运用这些"知识"的本身，才是"智慧";"知识"，可谓进入"智慧"之门吧。在今后的时代里，唯有人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这信息化社会，已逐渐陷于知识泛滥的困境;若运用、汇集整理它，开拓其新局面的人的"智慧"，日益枯竭下去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而，我以为：决不可忽视——科学文明，需有一个不断开拓人的丰富内在价值的明确方向和力量。

　　一般认为近代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以要素来说明诸多现象的"要素还原主义"和计量的"分析加算主义"。因而往往由此失去整体性。实际上，那产生于我们周围的事件或事物，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形式保持着关联，构成一个整体。

　　就以我们人体为例吧，它可分为头、手、躯干、脚、五脏六腑，甚至还可分为更细小的部分，如每一个细胞等。但这些部分，作为人体是互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决不可忽视身与心的关联。正如最近的深层心理学和生态学的成果所示，若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去探索，则它的相互关联将会无限地扩大。可以说，小宇宙(Mikro·Kosmos)和大宇宙(Makro·Kosmos)两者密不可分，建立在绝妙的协调的基础之上。唯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整体性——作为由那不可见的协调的"线丝"，联结起来的生命体的整体性，才是为古今称道的人的智慧。

　　近代文明，一直不断地将整体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部分。

　　若从人的智慧日趋发达的角度观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必然的趋势。但从它的反面看，尽管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人本身却陷入这样一个境地——即岂止自然，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封闭，不得不在那仅存自己的孤独的空间，低声呻吟的境地。

　　我想在学术和教育的领域内，也需对那忽视"智慧的整体性"的"知识的个别性"的畸形发展，作出应有的评价。可以说，以往的知识，是与人的"幸福"，为了更好生活所需的"智慧"和价值等毫无关系，而是独自发展，日益庞大起来的。

　　明治时代，正是日本的近代化开始起步之际，福泽谕吉①似乎早已察觉到上述的现象。

　　①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等。

　　"彼万事通者，仅知物而不知物与物之间的缘，仅知限于一类事物，而不知其他事物彼此间关联之理。学问之要，唯在于知事物相互关联之缘而已。若不知事物间之缘，学问则无任何价值可言。"(《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版)

　　他甚至还说："仅知物而不知物之缘者，无异于辞书也。

　　若强述其所异，则纸之辞书不进食，而人之辞书进食而已。"

　　猛烈地抨击了那些一知半解，无所作为之辈。

　　福泽谕吉著《劝学》一书，旨在广泛地促进人们钻研学问，其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抨击的，并非学问和知识本身，而是指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的一种社会弊端。

　　我们切不可单从效用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福泽谕吉的这一席话。

　　众所周知，如"缘起"和"因缘"等的语源所明示，"缘"，本为佛教用语。此处暂不论述它的深奥含义，而福泽所说的"缘"，乃表示"关联"之意。这是指物与物之间的"缘"，也是指事物与自身间的"缘"吧。我们应该对这一整体性的问题——"学问和知识是如何与自身相关联，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索。

　　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的始末时，会发现：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确实起过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但其结果，却出现了核武器，多种有毒物质到处制造公害，从而不得不追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以必须再次明确：知识与人类、自己的命运，究竟具有什么"缘"、什么"关联"。只有依照"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态度"，去主动地探求知识体系，才是智慧的力量。而且，唯有探求它的"关联"，把握"整体"，使人们勇于创造价值的才称得上是智慧。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力量吧。

　　近代科学，运用西方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宿命的方法论，以人外在的构造，外在的约束力竭力地予以发展，而对丰富、充实那最紧要的人内在价值的本身，却未起过什么作用。当然，其责任并不在于近代科学，而在于人未能揭示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过分相信它的这一错误上。

　　假如人们因自己有知识而变得傲慢起来，那倒是最无知、最浅薄的表现。我不禁感到：唯有从这个角度去把握"民众知识化时代"，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意义。是否可以这样说，即问题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而是提出如何开发智慧的方法，并逐步地具体地加以完善。这才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吧。

　　计算机和人

　　——人工智能开发和生命的尊严

　　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从月球地面发回的图像而感到惊叹，而今天——约二十年后的今天，据说，当时把人类送上月球的计算机的性能，现在已聚集在被称为"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手指般大小的"小石子"似的零件上了。确实，科学、技术的进步，岂止"日新月异"，简直已进入以分秒计算的时代了。我总想：若能为和平、为人类更充分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该多……。

　　计算机，已飞速地深入到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也日益进入信息化时代。这种进步，的确给人类带来莫大的恩惠。但是，若一任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日趋商业化，那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合理化、高度化和简便化吗?可以说，信息化社会和人的关系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急课题。

　　现代，计算机正向人的智能发出挑战。几年前，开发"人工智能"一事已成为议论的话题，这可以说，正反映了计算机所竭力追求的最终理想。不少人从中看到：若这种"人工智能"，得到不断地开发，则被认为当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那些智能性工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将由计算机来承担。

　　若论数据的存储量，或计算处理的速度等，计算机在这方面确实比人要出色得多。实际上，在产业的所有方面，计算机已取代了过去人所承担的工作，而且效率也很高。它还渗透到——从电讯电话等一类通讯设备和管理银行的存款，到订购车票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

　　原来，计算处理数值化的对象和处理数据，为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根据符号化的知识和规则进行推论，而是"人工智能"的特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由于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那种被称为专家系统的，富有智能性的系统，现已得到逐步开发。

　　据说，之后的计算机，除在原有的领域外，还在医疗、科学、军事、经营中的"决策支持系统"等各个领域中，辅助人进行智能性工作，其中也有显示出超越设计者的推论和分析能力的事例。应该说，计算机确实在某一方面，具有任何聪明的人脑所难以企及的优点吧。但是，当计算机的功能，渗透到人的个人生活中去的时候，人的价值便变成数值化，得以承认的人性的基础，定将被这个社会夺走。这就成了所谓"计算机公害"，它将使人失去人所具有的生命。这样说，不谓危言耸听吧。

　　在目前的阶段，应该说，一旦以人性为计算机的对象，将其结果用于决定人的命运时，那其中必定潜藏着使人日益奴隶化的危险。

　　人们曾为过去那种还不懂得合理使用机器时，却盲目地任其发展的状态而不胜感叹。今天，这种忧虑，似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而日益加深。

　　美国哲学家西巴托·L.道莱依福斯，二十多年来一直批判"人工智能"，但他认为："只要适当地使用计算机，人的直观，由于合理的思索而变得更加准确。"(《批判纯粹人工智能》，椋田直子译)而且还指出：真正的问题是"百分之一百地借助计算机的思考，那未能形式化的，人的精神功能的部分将被忽视。"

　　实际上，在研究人脑功能的科学家中，似乎有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即便可理解为有规律的智能性行为，也不可能代替经验性的智慧和直观性的智力功能吧。若以浅近的事例而言，文学和艺术的世界，人的爱情和美的意识等，就是一个根本无法用数值来表示的，各具特点的领域。

　　问题不在于计算机技术的发达，而在于人自身如何理解这个事实——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加速了人对合理思索的追求，人的思考方式本身变得单一，充实而丰富的人性也有丧失的危险。因此，那偏重于科学技术的倾向，甚至会使"人学"本身失去其重要意义。

　　康德①认为：人应该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目的而受到尊重，不应作为单纯的手段来对待，他说："把这样的尊严和价格相提并论;或与其相比较，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行为，可以是会亵渎尊严的神圣性吧。"(《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篠田英雄译、岩波文库版)，人自身，没有像现代这样，更需要这种自觉的了。我过去与汤因比②博士对谈时，博士曾说了以下一席话：

　　①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著有《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实践理性批判》等。②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

　　"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博士说这番话时的严肃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力量，才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说到底就是——最需要人从根本上领悟到"生命的尊严性"，提高人自身力量的时代吧。

　　汤因比博士还说："人持有的力量，越是增大，对宗教的需求越是强烈。"(同前书)。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句探求新科学时代的生命的哲学、宗教的箴言。恩师户田先生也曾多次说过："那科学越是进步，佛法越易于理解的时代即将到来。"

　　因而，在以计算机的发展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步，包含着人性变质等诸多问题的今天，对于能恢复人的整体性，并使其丰富的价值得以生辉的宗教的需求，无疑将更加迫切了。我以为：唯有飞速发展的科学时代，才是最需要建立一个使"科学"和"宗教"相融合，共同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可贵的基础。

　　轻生的时代和生存的力量

　　——柏格森的"创造的欢喜"

　　人都希望使有限的一生获得最高的价值。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人的生存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人感到如此艰难的了。

　　人，随着社会的发展，终于获得了长寿，但遗憾的是：对现代人来讲，最重要的"生"的力量，似乎没有更多的增长，甚至有人指出在青年人中，已丧失"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力量"。另有不少人认为在现代人中，出现生命力衰退的迹象。

　　而且，人们还为这一事实——正如自杀者超过交通死亡人数的一倍所示，轻生的倾向日趋严重而感到不安。同时，不仅仅是事故和疾病，还有精神上的压抑、疏远感、虚脱感等一类社会现象，正在人们周围不断地蔓延、扩展。

　　今天的时代，与"生"的力量相比，削弱"生"的力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决非我一人的感觉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正视这样的现实，再次细细咀嚼一下"生存"的根本意义。

　　据说，人在临死的瞬间，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像走马灯似地在人的头脑中迴转。既有人因悔恨的泪水而使迴转在头脑中的情景变得一片模糊;也有人由衷地感到无上的满足，在无限的欢喜中迎接人生的终结。我以为：其中俨然存在着——人生成败的分歧点。

　　对于那些即便如何富裕或身居高位，度过无真诚可言的一生的人来讲，当然没有真正的人生胜利之感，想必仅有痛苦的回忆吧。而那些不管他人如何评价，诚实地奋斗一生的人;为主张、主义艰苦地拼搏一生的人，在迸发出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临终。这些人的实际行动——自己的生命、人生所取得的胜利;以强有力的步伐抵达生命的终点等，毫无遗憾地对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一切作出巨大的贡献。它作为人生的业绩，将在心中唤起无限欢喜的激情吧。

　　为什么胜利地度过一生的人，能在迸发出的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他的临终呢?据柏格森的深邃观察，认为欢喜之潮，是由创造，即"生命"的创造所形成的。在他的著作《意识和生命》中，精辟地阐明了欢喜和创造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创造越丰富，生命得到的欢喜越多，以致从心的深处泛起感情的波涛。

　　所谓创造，就是从过去确实没有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东西;那么"生"的创造，该是新创造生命自身吧。

　　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大宇宙，正是创造的根源，它产生并培育着生命。宇宙犹如巨大生物似的，创造出生息于地球的所有生命。

　　我们今天能如此享受生命的愉快，都应归功于这一可称作"宇宙生命"的，实存的无限的创造。我们人亦然如此，学者发现真理，并据此创造出知识的体系，艺术家创造出美。我以为：每天的行为，正是人参与宇宙的根本性创造的表现;它将不断地唤起激流般的喜悦。

　　柏格森不仅对艺术和学问的创造进行了论述，而且还涉及到生命自身的创造：

　　"若在所有的领域中，生命的胜利是创造的话，那在与艺术家和学者的创造不同，无论何时，无论是谁能追求到的创造中，人的生命才有存在的理由。难道不应这样认识吗?这种创造是自我创造。由于人们努力，从少数中引出多数，从无引出有，不断地给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显得更为高尚。"(《柏格森全集第五卷》，渡边秀译，白水社版)

　　换言之，所有的人，无论何时能追求到的创造，都是人自己实现的自我创造。

　　"创造"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毫无遗憾地贡献出毕生精力，不断扩大自我生命作用的一曲凯歌;是用汗和泪浇铸成的结晶。所谓"创造的生命"，可以说，是呈现在人生经受不懈磨练的行动中的一种生命的物生论。

　　人生，会有风暴，也会遭到豪雨，还会出现暂时的失败。

　　但，深知创造喜悦的生命，是决不会因此而退却的。创造本身，也许是一场打开沉重的生命之门的最严峻的战斗，也可谓是最艰难的工作。确实，与打开宇宙的神秘的大门相比，那打开"你自身的生命之门"，确实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了。

　　尽管如此，它显示出作为人的骄傲，不，应该说，是作为有生命的人的真正意义，真正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没有比不懂得创造生命的"欢喜"的人，更为寂寞无趣的了。柏格森曾说过"由于努力给予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更为高尚"的话，若将他的话归结到一点，那可以说是共同开拓境界，让生命变得更为丰富、充实吧。

　　佛法的目的，正在于为人的自我变革、人的完成而不断地开辟创造之路。佛法敏锐地看到：作为人的成长的途径，只体现在与他人同甘共苦，强化他人生存力量的行为之中。

　　那使人真正懂得：利他行为，就是通向自我完成之路;如不尽的泉水，涌现出的"生"的原动力的，正是佛法。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中，关于"喜"做这样的解释："喜者，乃共同喜悦之事。"因而可以说，唯有共同创造，共同唤起生命的欢喜，才是真正的欢喜。

　　在处于轻视生命和生命力日益衰弱的今天，这样的实践——如何使所有的人显现出生存的力量，迸发出生命的欢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那重要意义。

　　第二节　探索生老病死的深渊

　　已为医学所证实的"永葆青春"

　　——老化和头脑的活性化

　　战后我国的平均年龄，在短时间内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从昭和五十年①后半期起，真正保持了世界最长寿国的地位。

　　①昭和五十年——1975年。

　　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可庆可贺，但与此同时，对随着社会的高龄化而引起的，诸多结构性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这必将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健康、医疗问题"。

　　正如"WHO(世界保健组织)"的宪章所竭力提倡的，要建立这样一个，即不只是在肉体方面，还要在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如何使人获得健康的长寿的社会。诚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在医学领域中，正大力开展的"老人医学"的研究和医疗制度的完善等事项，但我总以为作为它的前提，有必要对可称为"生存价值的哲学"、"老年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加以整理、推广。

　　最近报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种见解——"在人脑的重要功能中，有人尽管年龄逐日增长，但由于其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变得日益活跃。"我感到：在动辄便消极地理解"老年"这个概念的今天，这种见解，应引起社会的极大注意。

　　在《朝日新闻》(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曾引用《纽约时报》的科学专刊，介绍了以下的事例。从对二十一岁到八十三岁的男性头脑的断层摄影发现：按新陈代谢的测定值计算，健康老人的头脑，与年轻人一样富有活力。另据丹麦大学霍恩教授说：那种被称作影响判断事物和洞察力的"结晶型知能"的功能，与壮年、青年相比，有时在老人身上发挥得更为充分。

　　老人医学权威赛依博士也曾指出："一部分人的精神功能，在六十多岁时开始衰退，多数人是在八十多岁前明显衰退。但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们，有时不仅精神功能不见衰退，反而有所增强。"据说，那些与外界隔绝，闭门不出的老人，确实变得日益衰老。

　　即便从我国进行的有关年龄增长的，发达心理学的最近研究成果看，"智能性功能"等不一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据说，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其间虽也有变化，然而，毋宁说是属于增强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证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间的差别"更加扩大。虽说这项研究刚刚起步，而那些被称为"长老"、"泰斗"的年长者在此关键时刻，以重金作出如此高明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生理上的老化现象。医学上认为：人身体的成长，于二十五岁前后达到顶点;至于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则过了四、五十岁后，便明显地开始衰退。但事实证明，那些精力充沛的、开创性地不断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的头脑，要比自身的年龄年轻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永葆青春"一词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它将放出新的光芒。

　　确实，经济的保障和环境的改善，是进入真正老龄化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但与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再没有比失去社会存在感，更使人寂寞、空虚的了。从下述的事实也可了然，即在曾被看作理想的北欧型的福利社会里，也出现了：如老人自杀人数的增加、劳动积极性的低下和意志消沉等诸多社会问题。因而，重要的是——高龄老人们，如何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觉得，这并非仅仅为了延长寿命，而且是创造富有生活意义和充满生命力的人生。

　　可以说，"老年"，是人生的完成，是人生向更高境界升华的一种表现吧。虽说其中有着所谓各自不同的人生途径，但不容置疑地在他们的心中，蕴藏着努力为社会做出某种贡献的热情和追求更高境界的意愿。

　　我以前曾有机会，与许多著名人士进行过令人难忘的交谈。其中不少是高龄老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是怀有青年人般的热情，毫无遗憾地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强者。欧洲最著名的美术家，也是法国优秀的哲学家鲁耐·由依库，也是我的挚友之一。在我们之间，有着以深切的理解和尊敬所结成的友谊。他已年逾八旬，仍精力充沛地工作着。我不禁为他那富有朝气的，真诚的人生而感动。

　　应该说，对于满怀工作热情和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的人来讲，"老年"，应是"圆熟"的别名吧。

　　那些积累了无数人生经验和充满朝气的人，即程度不同地受到人们信赖和尊敬的人，按照自我意愿完成了为人们所崇敬的一生。也许那些为开创使日后青年能充分发挥才智的"后辈之路"的人;满怀创造热情的人，将比年轻人更具有"青春之心"。这种"青春之心"，将永远不断地创造那光辉的人生。

　　人生的价值于五十岁后才真正闪光生辉。因而，即便已是年迈高龄，也需有一种"永葆青春"的气概，以连续的"建设"和"创造"的业绩，去谱写自己真正的一生。

　　医务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耆婆等名医的品性

　　确实，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对人类的幸福和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如：因抗生物质的发现、公共卫生观的确立等使许多传染病得以防治;外科，随着输血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进行心脏和人脑的手术。这些成绩应予以大书特书。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种医学发展的本身，也提出若干新的问题。美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诺马·卡慈恩，尽管患有胶原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但凭借其信念和意志，奇迹般地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得以生还。这位著名的记者，意味深长地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对微生物的战斗，虽大体取得胜利，但在为获得精神上的安宁而进行的战斗中，却不断地遭到失败。"(《人的选择》，松田铣译，角川书店版)

　　他还对今天的医学教育应有的现状，提出意见，说：需要培养"品性完美的人;不仅对于人的疾病，而且还要关心人本身的人;不仅能发现疾病的征兆，而且还能理解病人实际痛苦的人;不开那种失去人情味的处方的人……。"

　　在诊断和治疗人体疾病方面，确实取得惊人的成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对那为病痛折磨的人的生命深处的问题;涉及病人家属和社会应持有的态度等问题，总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医疗的现状被列为一大课题的理由。

　　美国的路耐·底福斯博士是一位在细菌学上，留下许多业绩的著名学者。我曾在东京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虽现已作古，但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底福斯和玛亚·柏英慈共著的《谈健康和疾病》一书中说："(慢性的——引用者)疾病的比例，正大幅度地增大，随着长寿者的增多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不由地联想到，无论家庭，或医院，或疗养院里，那些康复无望的老人，肯定会日益增多。这是由于——即便能勉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也不能使其恢复健康的缘故吧。"(《国际·时代·生活》，杉靖三郎日本语版监修)

　　这席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医学的本质。确实，年轻人的死亡人数，虽在减少，但正如人们称现代为"半健康人时代"似的，因某种疾病而感到苦恼的人，却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据说，许多现代人动辄便失去身心的平衡。疾病的种类剧增，已多得几乎无法统计。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尽管出现多种新的疾病，人们也不以为然。

　　在人们看到疾病多样化的情况时，不禁感到：佛法对疾病的见解给予莫大的启示。佛法上说，病的数目，为"四百四病"，或"八万四千"。"四百四病"，乃"身病"之数;"八万四千"，系指"心病"。所谓"八万四千"，与其说是数值，毋宁说言其数量之大吧。

　　顺便说明一下，在《大智度论》等佛典中写道："贪欲之病二万一千"，"瞋恚之病二万一千"，"愚痴之病二万一千"，"持有(上述——译者)三毒的病二万一千"，总计为"八万四千"。

　　在日莲大圣人的《治病大小权实违目》一书中，进一步予以说明："人有二病，一为身病。所谓地大百一、水大百一、火大百一，风大百一，以上为四百四病也。""二为心病。所谓三毒乃至八万四千之病也。此病二天、三仙、六师等也难治，何况神农、黄帝等之方药可及乎。又，心病因其轻重、深浅而种类繁多。"

　　在佛法上，将这"地大"、"水大"、"火大"和"风大"等归为"四大"。若就我等身体而言，可将其理解为："地大"，指骨和肌肉、牙齿、头发、指甲、皮肤等;"水大"，指血液和体液;"火大"，指维持生命的体温和消化作用;"风大"，指呼吸和新陈代谢的作用。

　　佛法上说：以此"四大"概括地解释人身体上的"病"，即身上的"四大"，一旦产生不协调便得疾病。

　　关于身体上的病，大圣人也曾教诲说："此病即便不是佛也可医治。"

　　但是，"三毒乃至八万四千"，即指来自"贪"、"瞋"、"痴"等人内在的烦恼的疾病，并认为这种疾病就是所谓圣人、大医学家——"二天、三仙、六师等"、"神农、黄帝等的方药"，也难医治。

　　若心病不重，用对症的方药便可治愈。正如日莲大圣人的著作中所写："人之烦恼和罪业之病，若轻，则智者的医师们予以医治，并对病施药。"但，若严重的心病，则任何方药也难以治愈。治这种心病，除服用使生命得以根本复苏，进一步体现新的生命力的"大良药"外，别无他法。佛法将这种最灵验的大良药解释为"妙法"。

　　现代社会面临着不仅是疾病的多样化，而且还有直接威胁"人生命尊严"本身的人工授精、脑死问题等新问题。人们十分忧虑，唯恐略有失误，将会影响医务人员和病人间的相互信任。可以说，现代医学开创一个维护生命尊严的，"为人的医学"的新时代，才是当务之急吧。

　　作为医师的著名始祖，在西方首推希腊的希波克拉底①和罗马的加莱诺斯，特别是前者提出的医师"誓言"，已成为有志于医学者所遵奉的信条。

　　①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编有《希波克拉底集》等。

　　在佛典等东方典籍中，也可找到不亚于希克拉底的"名医"，如印度的耆婆①、中国的扁鹊、华陀等，可谓其最著名的代表。其中的耆婆生于释尊的时代，以释尊为师建立了佛教医学的基础。他的名字，长期来为东方民族所传颂。

　　①耆婆——古代印度名医，生于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后归依佛祖，与中国名医扁鹊并称。

　　据说，这位耆婆在幸遇释尊的当时，已是掌握一流医术的名闻遐迩的印度名医了。尤其他的外科技术，更是无与伦比。如为医治被认为是世界首例的脑肿瘤而进行开颅手术;对被认为患肠梗阻的孩子进行剖腹手术，并将其治愈等，在佛典上均有记载。

　　但，耆婆也由于幸遇释尊，得其教诲后才发现：即便能借助医术治愈人的疾病，而要去掉内心深处的烦恼、业;解除潜藏在"生老病死"这个人生根源中的苦恼，也只有祈求佛教，别无他法。

　　这是由于他那清晰、明智的头脑，立即领悟到——任凭你如何精于医术，若不深切地理解病人之心，对病人无丝毫慈悲之心，那就失去作为"名医"的资格了。可以说，他的这番领悟，远远超越时代，显示出医务人员应持有的姿态。

　　以《医学概论》一书而闻名的泽泻久敬博士，关于人和医疗的关系，提出①人的身体由物质构成;②人是生物;③人是身心结合体;④人是独立的存在;⑤人是社会的存在等人所具有的六个方面后说："作为医师必须全面观察人的六个方面。"(《何谓医学概论》，诚信书房版)。

　　近代的医学，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人生来"就是身心结合体，是独立的、社会的、自觉的存在"的倾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完成"给病人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一医学的根本使命，要求医务人员自身更为深刻地理解"人学"。从这个意义上也可看出：建立一种"不以医学为中心来看人，而是如何以人为中心来看医学"的观点。在今后社会中，这一观点将日益显示其重要意义。

　　"延长寿命的医学"和人的幸福

　　——应有深邃的生死观、寿命观

　　在《每日新闻》的"余录"(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上，提及京都召开的一次小型集会。在这个以"思考寿命的含义"为题的集会上，提出了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两种不同的"死"。我不禁感到：这一报导，尖锐地点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死"问题。

　　据"余录"上说，死去的两个老人，均为八十六的高龄妇女，死因也都是衰老;而且在家属们发现病人异常时，两人都已处于意识昏迷状态。但是，医生的态度和家属的要求截然不同："据医生方面的判断，即便采用一切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也只能延长一个月，已无恢复意识的希望。还是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家属们竭力克制内心的极度悲痛，接受了医生的劝告。病人果然于一周后死去。"

　　"另一家属方面要求采取近代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后因堵痰，切开喉管。又因手术出血而予以输血;还为增进营养进行点滴。就在日夜守护着的儿女们疲乏不堪的时候，悄然死去。此时，一阵空寞之感顿时涌上心头。"

　　在这次集会上，宗教人士和医学家等，联系将来的延长、保护生命技术的发展，对"寿命的局限"交换了意见。当时主张采取延长寿命对策的儿子，在会上作了以下的发言：

　　"在最后的一、二天深夜，我确实看到那在痛苦中挣扎着的母亲脸上的肌肉，一下子放松了，露出真正的微笑。此时，想必那美好的回忆正闪过她的脑际吧。就在母亲脸上显露出微笑的一刹那，我终于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他的这一席话，不禁使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沉浸在深思之中。

　　这一报导，鲜明地反映出现代人所持的有关"死"的心态。对此，肯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如持这种意见——"不必勉强地延长寿命，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的，不乏其人;与此相反，对要求"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采取最佳治疗手段"的人的心情，也应予以充分理解。由于各自的立场、情况以及生命观、寿命观、孝道观的不同，意见自然分歧，切不可一概而论。

　　但，至少这一想法是共同的吧。即作为子女来讲，让生育自己的父母"长寿"和"安祥的临终"，是最大的愿望;也是应尽的孝亲之道。这从上述的报导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真诚的祈求般的心情。确实，现代的医疗技术，在吸收其他各种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飞速的发展。但，即便如何竭尽现代医学之精华，也未必能真正令人信服。若仅仅依靠科学，则作为儿女的，作为人的真切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其中确实存在着严峻的现实。

　　因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现实——即便怎么使用精密的器械进行对症治疗，"人的温暖"，也会逐渐从病人周围的家属、亲友的心中消失。所以，医务人员必须牢记：医疗的机械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多人的援助和护理。

　　有人指出：在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人类虽然在时间上使寿命得以延长，但对最重要的"人"本身，却未给予充分的关心。我以为：在这种意见中，包含着有识之士对现代医学的反思和对生命的万端感触。

　　也许是基于这种反思吧，现在更加热烈地展开有关"生命伦理"的讨论。据说，"生命伦理"一词，最初用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美国，但它似乎在最近医疗事业中，即在技术上延长寿命已成为可能;诊断、治疗已达到操作遗传基因水平的今天，再次受到社会的重视。它将有助于人们如何克服以往"医学伦理"难以应对的，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但，专家们认为，要得到关于"死"的一般性的共同意见是极其困难的。有人指出：因为"死"本身，可谓千差万别，而且研究死的问题，必须与医务人员、病人双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联系起来。

　　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反而使医学难以完全解决的"死"的问题，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医学为治疗人的"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研究这"千差万别"的死的问题上，需更进一步从主观方面积极地对待生命的本身。

　　医学是以探究和治疗所谓生命表面的近因为目的，而佛法与此相反，也可以说是探讨、研究其渊源的原因、结果;创建富有价值的生命。我想是因为：在对医学发展，寄于无限希望的同时，其中还需要有比支持、指导其发展，更重要、更深刻的"生命观"和"宗教观"了。

　　今天，医学虽然已经达到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的水平，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迫切需要——使医学、医疗更有利于人真正的"幸福"和"安静"的哲学和宗教的了。

　　唯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才能开辟一条广阔的，人们所向往的"孝亲之道"。我认为：我等以佛法为基础，积极开展运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永恒的生命观"才是创建文明之路

　　——日莲大圣人的"本有之生死"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留下这样一句话："人，都是迟早要被执行的死缓囚犯。"(《死刑囚犯的最后一天》，齐藤直正译，潮文库版)死，是任何人不可逃脱的生者的宿命。八五八书房这个"生和死"的问题，是古今东西方哲人们作为毕生的命题，不断探讨、研究的一个最大的课题。恩师户田先生也曾说过：

　　"百年后的日本，将多达一亿人不复存在。想起他们死后的去向不觉愕然。"忧伤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生和死"，是不可思议的，极其严肃的生命的实相吧。

　　很久以前，我曾与被称为"EC(欧洲共同体)之父"的可旦霍夫·卡莱洛其伯爵，进行过交谈。记得当谈话无意中涉及"生和死"的问题时，卡莱洛其伯爵曾指出：东方和西方对此所持的想法可谓大相径庭。

　　"我觉得在东方，生和死，犹如书本中的一页。翻了上页就是下页，即新的生和死，得到不断的转换。但欧洲却认为：

　　人生，好比一本书，有头有尾。"(《文明·西方和东方》，产经新闻版)。

　　据卡莱洛其伯爵所说，在东方是基于这种思考方法——

　　犹如翻书页，新的生与死，得到不断转换。与此相反，在欧洲一直认为：人生是"一本书"，作为人的生，与死同时消灭。

　　因而，伯爵颇有感慨地说：欧洲人对死的恐怖心理，要比东方强烈得多。

　　在印度，自古以来笃信"轮迴转生"，即认为：人，并非在今世消灭，而是通过"死"向新的"生"复苏。佛法是以轮迴说为基础，从更加深邃的永恒的生命观的立场，阐释"生死"这一根本问题。

　　可以说，在比作书本中一页的，这种东方的"生和死"的生命观的深处，显示了佛法无限深奥的洞察力，而且这种生命观，能使"生"安定、沉着、充实。

　　关于"生死"问题，在法华经的《寿量品》中，解释为"方便现涅槃"。若简明地将一生比作人生一天的话，则太阳冉冉升起，人从睡梦中醒来便是"生"。作为这种"生"的延长，开始了一天的活动。一天活动结束后便踏上归路。晚上，为了明天的"生"而上床休息，这就是一天的"死"。佛法所说的"生死"与上述相同，结束富有价值的一生活动后，为了获得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显示了"死"这一"方便"①的姿态。

　　①方便，佛教用语。犹云权宜。谓对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采取各种不同的教化方式使之生信，故名。

　　佛法上还说："生"和"死"，本与生命共存，"本有之生命"，乃生命之实相，生命是永恒的，无限地转换着"生"和"死"。而且，不仅仅限于人，就是世上森罗万象，也无不遵循着"成住坏空"的顺序发生变化。

　　我所住的东京信浓町附近，于神宫外苑的街道两旁，种着银杏树。我常驱车经过那里。春天，树木吐出嫩芽;夏天则枝叶茂盛;一到秋天，树叶尽染，黄橙橙的一片;随着冬天的降临，枯叶飘落，空枝参天。我多次看到这四季不同的景色，总感到这是一幕描写生命深邃变化的戏剧。若以银杏树树叶为例，则可以说，春，为"成";夏，为"住";秋，为"坏";冬，便为"空"了。

　　我想在此与西洋哲学作一对比，探讨一下更为深奥的佛法实在论的思索。可以说，这就是"空"的法理，其中包涵着大乘佛教的真髓。所谓"有"，则无，"无"，则有。但，确实俨然存在着。佛法上称其为"中道一实"或"我"。这"我"的存在，作为某种具体的一个生命而出现、诞生。这称之为"成"。它不断地遵循着"住"、"坏"、"空"的顺序流转。

　　日莲大圣人说："若纠我之心性，无可生之始，故也无可死之终。"我之心性，即一念之生命。它无始无终，并不因为死，而从这个宇宙上消灭。生命，原为超越生死的永恒的存在。若比喻说，它不为烧尽全世界的大火所毁灭;也不因水灾而使其腐朽;刀剑砍不断;弓箭射不透。即便将其放入极其微少的芥子粒的微尘中，芥子粒也不见变大;即便将其布满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宇宙本身也不会过宽。即一念之生命、"我"，是超越生死、生灭、大小、宽狭的，相对性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可以说，这就是生命存在的证明;生命，就是"时间"、"空间"均由此产生的无始无终的实在。佛法上，论述它为"我"。

　　论其结论，那便是：若领悟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则"生死"自然就不会使人感到恐惧。死，决不是"生"的失败，毋宁说，是使新的生命得到复苏的重要转机;是艰难地最终完成人生的宝贵时刻。站在那永恒不变的幸福境界，积累无量的"生命之宝"的同时，能实现转换无上幸福的生死之"大法"，乃佛法;具体地予以实践的，乃人的信仰。

　　总之，不探求深奥的生命观，就无法确立从容、悠然的生活态度和真正的幸福观。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与诺曼·卡慈恩慈交谈时，他说：

　　"'生命的永恒性'的哲理，在'和平'受到威胁的时代里给予极大的启迪。现代已是人类可能走向灭亡的最初时代。这种灭亡，既反映在人的肉体方面;也体现在创建崇高的人生的'精神性'方面。我们必须竭尽所有的智慧和能力，摆脱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所面临的摧残的危机。我以为：'生命的不灭性'这一佛法的教诲，具有一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那造成这种危机的，现代人错误思想的力量。"诺曼·卡慈恩慈的揭示，何等尖锐、深刻!佛法，是阐释那蕴藏在永远转换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深处的，常住不变的生命法则;并在此基础上，注视严酷的现实社会，由此出发的变革现实的哲理。

　　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已陷入僵局的时代和文明之路。到那时，不用说生命观，连宗教观也会变，对人的看法也会变。

　　它定将促使社会观、自然观、幸福观等一切文化、思想的基础，发生巨大的变改。

　　死并非仅仅是"悲"

　　——日宽上人的《临终用心抄》

　　"在向死亡存在中，此在·对·它·本·身之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为。"(《存在和时间》，原佑、渡边二郎译，中央公论社版)——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不仅指出：死，是难以逃脱的问题，而且还表明了在觉悟到人是"死的存在"之处，展示了人的"生"的深渊。实际上，即便是与死无缘的青年，也难以回避死的问题。若真想回避它，则人生将毫无意义。

　　据说，作为佛法的一个观点——"人，生在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到十分严峻的时刻，则反而会不幸。"

　　这就是说，若人，生在能获得极其长寿的，所谓"长寿天"的话，则不会真切地感到死的无常。因此，总是无心希求无上菩提，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成佛的境地。有一著名"说话"①，便是讲述这"长寿天"是使人难以成佛的"八大难关"之一。当然，这并非否定"长寿"，而是显示了对佛法处世的一元的实相吧。

　　①说话——系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童话等的总称。具有传奇性、叙事性和浓厚的佛教教训色彩等特点。著名说话集有《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等。

　　可以想象：在人总不得"疾病"，非常"健康"的情况下;

　　在几乎不懂得"死"的真正含义的"长寿"的条件下，是很难确立极其深刻的人生观的。

　　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当前这种既不认真考虑"生存"，也不认真思索"死"的问题，毫无紧迫感，随波逐流的倾向的吧。人们可以从中感到：佛法的法则的伟大——一边正视"生"、"老"、"病"、"死"等不同的人生阶段，并将其看作推动一切的力量，一边从质和量两方面，提高对永恒的幸福的向往。

　　因此，佛法，也是极其重视构成人生最后乐章的临终的状况。我时刻铭记在心的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应先习临终之事，后习他事。"关于"临终"的教诲，相当于日莲正宗第二十六世的日宽上人，留下《临终用心抄》一书。日宽上人于本书中说："临终之一念，归于多年之行功，也即归于不断之用心也。"此话表明了：那构成贯穿正法实践的"日常不断的宿业转换的良'生'的行为，招致良'死'"的法理。

　　但，关于这个生死问题和临终之际的痛苦，在佛教中详细地阐述了"断末魔"之苦。所谓"断末魔"的"末魔"，乃梵文marman的音译，为"死节"、"死穴"等意。在印度医学中，称体内的肌肉、血管、韧带、骨、关节等互相关联，浑然一体的小而致命的"穴位"称为"末魔"。若将其割断，即致人于死地。

　　一说全身有六十四，或一百二十个末魔，它在临终之际，因被割断、拆离，故带来激烈的痛苦。这就是所谓的"断末魔之苦"。

　　佛法认为人的身体，乃由"四大"(地、水、火、风)一时融合而成。"四大"在人体中各有对应，如"地"，具有"坚硬"的性质，相当于骨和肉;"水"，具有"潮湿"的性质，相当于水分;"火"，暖和，相当于体温;"风"，活动，相当于呼吸。

　　在上述的《临终用心抄》中，解释这"四大"的结合为：

　　"此四围卷虚空者，乃此身也。如板、柱等集而建屋也。"(即由地、水、火、风结合成的"四大"，围绕空的心法者是人的身体。这犹如汇集板、柱等材料建造房屋似的)日宽上人还教诲说：死时之所以痛苦，是由于构成身体的"四大"，犹如用铁锤砸屋，屋倒柱歪似地被拆离、支解所致。

　　日宽上人关于如何才不为断末魔之苦而心烦意乱，并予以克服一事，举出三点，提醒人们平时多加注意。

　　其一，平时需谨言慎行，不可有诽谤、欺侮他人，刺伤人心的行为。也就是说，诽谤等恶劣行为，会加深死的痛苦。

　　其二，要告诫人们，充分理解"人的身体乃'四大'(地、水、火、风)一时结合而成"的实相。即做好精神准备，不因自身的"四大"向宇宙法界的"四大"回归、结合时而感到惊讶。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才不致使人临终时心烦意乱。

　　其三，若悟得自己的"生命"和佛的"生命"，是同一"生命"，则不会出现影响临终安宁的恶业。这显示了满怀信心，勤于修行的重要性。即坚持正确的信仰和实践的人，于临终之际，能从容地告别人世，向毫无忧虑、疼痛、苦楚的新的"三世"①走去。日宽上人指出：其中贯穿了佛道修行的重要目的。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将这样的死，看作是人生的胜利的完成。

　　①三世——佛教用语。亦称"三际"。"世"是"迁流"之意。用于因果轮回，指时间过程的划分，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佛教各派对此有各种说法，是业报轮回说的理论依据之一。

　　相传撰写《临终用心抄》的日宽上人之死，就是十分庄严、安详。

　　享保十一年(一七二六)三月，日宽上人结束在江户的布道后回到大石寺。之后一直感到身体不适，日益衰弱。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向日详上人嘱咐法灯，并委托一切后事。进入六月后，身体更为衰弱，但毫无病痛之感。

　　在迁化的前一、二天，日宽上人穿上法衣，于卧室处坐轿外出告别。先去正殿，读经、唱题，然后参拜庙所。继而又顺道去隐居所的日宥上人(第二十五世)和住在学头寮①的日详上人处。据说，日宽上人坐在轿中，非常诚恳地向他们一一辞别。

　　①学头寮——"学头"，系司管一宗一派有关教学事务的僧职名："寮"，寺院、学校等的宿舍。

　　随后，日宽上人在三门前向师，日永上人之妹告别。当轿子经门前町回到大坊时，一路上，人们伏地表示惜别。

　　上人回住所后，便命木匠、棺木工赶做丧事所需的棺木等，并在这具棺木盖上，亲笔题上一偈一首。

　　至八月十八日深夜，在事先指定的壁龛前挂上大曼荼罗，献上香华、灯明，此时日宽上人对侍者说："我即将离开人间。"

　　并细致地嘱咐了临终时有关事项：需等我死后再通知周围的人;临终时一、二人守护即可;需读经、唱题等。

　　此后，题写临终的一偈一首。写毕便立刻命侍者做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少时，侍者将立即做得的面条端上。日宽上人吃了七口后，脸上露出莞然一笑，并说："呜呼，美哉，寂光之都!"这正是通观"三世"的生命的境界啊。

　　接着，他漱口，虔诚地向大曼荼罗合十，念经，于十九日辰时(上午八时)，像睡觉似地半合眼半闭口地迁化了。

　　读了有关日宽上人临终时的言行举止的记述后，不禁感到："死"，究竟是"悲"，还是"喜"呢?在人世间，总认为"死"是悲伤的，痛苦的。但若以"三世"的生命观来理解，可领会到日宽上人的教诲——沐浴着佛法之光的"死"，总是与"喜"相伴。唯有在十分满足的境地，一边欢唱"生命的凯歌"，一边迎接"庄严的死"的心的深处，才能显示出最富有价值的人生及其最终的乐章。

　　展现在心底深处的"九识"世界

　　——弗洛伊德①、荣格②和佛法的直智观

　　①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精神分析引论》、《释梦》等。②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型态》等。

　　关于人精神方面的自我意识的部分，很早以前已成为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了。但据说，对人精神方面真正的探讨和研究，在西方始于十九世纪的弗洛伊德以后。

　　之后，根据深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意识不过是精神的表层部分，在其深处，潜藏着相当大一片无意识层。这可比作为浮在海中的冰山。具体说，潜在的无意识层，相当于冰山沉在海中的那部分;那浮在海上的，即可以看到的那部分，相当于表层的意识层。

　　因而，只有对潜藏在人的具体行动、思考、欲望深处的无意识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才能辨明人的精神，乃至生命的全貌。只要看一看这样的事实——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伟大的艺术创造的光辉，均由比意识活动更深的"直观"所完成的事实，也会对无意识层领域的研究，寄予更大的希望吧。

　　过去的西方深层心理学，经过探讨和研究，大体上似乎发现三个层次。第一是上文将其比为"海中的冰山"的那个，"个人的无意识"层。这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本人发现的无意识层，其中潜藏着：为意识所遗忘的事物和受到压抑的心理上的内容。作为第二层，有索迪所提出的"家族的无意识层";

　　在其深处有第三层，此层展现出一片荣格所提出的"集合的无意识层"，并提示：在"集合的无意识"中，积存着种族和民族，甚至包括人类最古的祖先的所有经验，它从根本上，与宇宙自身相联结。

　　在另一方面，先于弗洛伊德一千数百年前，佛教(唯识①学派)，早以极其完整的体系探明了深层心理。这是多么惊人的洞察力啊。据此说，心，即识。它是从其表层部分向深层的五识、六识、七识、八识的方向深入扩展。它是一边把握识别事物的心的作用，一边力求接近生命的全体性。

　　①唯识——系指"唯识宗"。此宗也称"法相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珈宗。因主张"万物唯识"而得名。

　　总的讲，所谓西洋心理学，是比较客观地分析心的结构、功能，甚至对人的感觉、感情、意识、记忆等心的领域，也进行了探讨。与此相反，也许可以说，佛法是始终主动地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

　　在佛法心理学上，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五种感觉的意识(五识)和掌管、合并上述(五识)功能的第六识，以及在相当第六识的"意识"的底层，还有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

　　笛卡儿①所提出的"考虑自我"，也可认为是基于第七识的末那识吧。但是，佛法尖锐地观察到：这一领域，属于深邃的理性范畴，同时常受烦恼的侵扰。而且还在那为烦恼所侵扰，狭小地限定本来自己的，自我意识(第七识)的更深处，发现第八识的阿赖耶识。这犹如被称作"含藏识"似的，潜藏着由一识到七识的行为所积存的一切结果，并逐渐成为产生七识等的根源。

　　①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著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等。

　　佛法还说，一识到六识，虽与死同时消灭，但末那识，阿赖耶识决不会消灭，从无限的过去一直延至未来的永远。

　　索迪的"家族的无意识"和荣格提出的"集合的无意识"，似乎从西洋心理学的立场，窥视那广阔的阿赖耶识的领域。佛法对上述生命深层的观察更为深刻。中国的天台大师发现：在向宇宙生命，即向在第八识的深处，作为使那包括人身在内的森罗万象产生的，本源的宇宙生命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第九识"阿摩罗识——根本净识"。日莲大圣人悟得此乃宇宙生命的本体，称其为"九识心王真如之都"。

　　这"九识心王真如之都"的"心王"，乃心的作用的根本。

　　"真如"，乃远离虚妄、不变、不改之意。"都"，为"心王"的住处，即无边无际的境界世界。

　　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上写道："全勿用求助于他人。唯在那信奉我等众生的法华经，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胸中之肉团。此谓九识心王真如之都也。"也就是说，任何人的生命中，有着清净无垢、常住不灭的本体。而且还阐释了这一法理——

　　在使那生命内在的宫殿闪耀光辉之处，能不断地创建永恒的幸福，开辟真正的伟大的人生。

　　实际上，生命一边经常与外境因缘和合，一边通过"六识"接受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也产生着种种的苦恼。但是，只要"九识"的太阳光在胸中闪耀，这些苦，犹如霜露一般全都消融。所谓信仰，也许可以说就是每一天，任何时候都使太阳在胸中的太空冉冉升起的连续作业吧。人们应一边使全身充满着如灿烂发光的太阳般的生命力，由衷地感受到无量的喜悦，一边从容地，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

　　总之，人，即便社会地位和声誉再高，也不会感到满足;

　　即便财产再多，内心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充实。唯有彻底打开这无边无际的境界——自我胸中的"宫殿"，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感到无限的幸福。

　　这第九识，是一种自我本身与无限的宇宙生命相融合的境界;是产生生命在身体、精神方面的所有功能的根源;是创造力的源泉。

　　在人的生命之中，理性之光所照射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可以推测到：现代人在发达的西方近代文明中，削弱了把握世界——包含能尖锐地发挥正确功能的，超越理性的直观智和无限慈悲的身心内层世界的能力。我不禁强烈地感到：有心之人，已开始开发隐藏在生命内部的真正的睿智，希求为创造你我幸福所需的方法。

　　战胜人生苦难之路

　　——哥伦布、马奈①等非业之死

　　①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大师。曾受哈尔斯、委拉斯开兹等人的影响。作品有《左拉像》、《奥兰毕亚》等。

　　约十五年前的事了。一次和汤因比博士对谈时，他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话尖锐地揭示了世界上的领导人，总是回避"死"这一根本问题。

　　"为政者，各界的领导人，都未向这个根本的命题挑战，而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是卑怯的、也是最可耻的。"汤因比博士本人虽面临老龄这一现实的苦恼，但仍对这个问题进行日益深入的探讨，似乎要从东方的佛法思想中找到它的答案。事实上，与我长时间的对谈中，他已被佛法所阐明的生命观的深奥所打动。当时那种惊叹不已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在历史人物中，有虽身处逆境，仍为实现自我信念、主义、主张而奋斗终生的人。但也有不少虽名声显赫一时，但在悲惨的晚年，悄然了却一生的人。

　　哥伦布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著名航海家，毕生致力于寻找从欧洲到亚洲的西方航线。他的名字，将永被称颂，永垂史册。

　　但是，他的后半生与其无数的美誉相反，陷入失意、绝望的深渊。他第一次出航时抵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对古巴、海地等岛屿进行实地调查，以极大的成功返回西班牙，受到热烈的欢迎;其名声也传遍整个欧洲。但在第二次，尽管由十七艘船，多达一千五百人组成的大船队出海探险，可未得预想的收获。而且在以后的第三次、第四次航海中，均未取得理想的成绩，并招致众多不满。不料这种不满之声竟传至王室。他终于逐渐受到王室和社会的冷淡。

　　哥伦布虽具有一个"开拓者"所必备的"先驱性"、勇往直前的"开创性"，但竟不能在他亲手开拓的土地上，发挥他那"领导"、"统率"的才干。

　　为此，他怀有许多不满和不平，后为国王等人所闻，终遭致来自王室的冷遇。

　　世上相似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譬如，过去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才智的人，当处于更高的地位时，也会因领导不力而失败;再如：在某地区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领导者，在转至别的地区后，因其领导和统率的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而失意。人才的合理安排和使用，是何等困难啊。

　　晚年的哥伦布，对来自周围的冷遇十分不满，加之衰老之身又受关节炎和疟疾等病的折磨，后终在病痛和失意中了却了一生。

　　名闻遐迩的法国画家马奈，以清新的风格开辟了通往印象主义的艺术之路。他曾在重重苦难中，以独特的笔触给众多画家以巨大影响，而自己却日益陷入极度苦恼的深渊之中。

　　约于四十五岁前后，他感到左腿痛疼，然而不知病因;后一直也未予以对症治疗，病情自然日益恶化。这位甚至被誉为"印象派之父"，给绘画艺术带来巨大革命的马奈，后终因受坏疽的侵蚀，左腿不能动弹。在他死的前二年，政府授予"荣誉勋位勋章"①。而这种荣誉，与正悲惨地处于极度病痛中的马奈，究竟有什么意义!据说，后来尽管接受了左腿截肢手术，但仍气喘、抽风，在苦闷中悄然死去。

　　①荣誉勋位勋章——法兰西最高勋章。系拿破仑一世时代建制，分一级至五级。授予在军事上或文化上建立特殊功勋的人。

　　只要读一读古今东西方的历史，便可了解到：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结局，或被暗杀，或溺水，或自杀，或被押上断头台等。

　　佛教解释人生为"无常"。也称其为"无常迅速"。

　　所谓无常，即"变化"之意。"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是佛教的根本认识。也可谓人生的严肃的真实吧。

　　在哲学家、作家仓田百三的小说《出家及其弟子》(角川文库版)中，有这样一节：

　　"这个社会真可谓无常迅速。这种无常，即便年轻人也能感到，但不到老年，似乎很难感到它的迅速。"

　　也就是说，年轻人在观念上，也许不难理解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的道理。但显示其变化速度的"迅速"，不到一定的年龄是很难体会到的。

　　当人们回顾过去时，无论谁都会感到惊讶——与那比较悠然而缓慢地度过的儿童时代的一年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一年过得很快。那一个月、一周更是飞一般地过去。前几天，一个熟人深有感触地说："一周一周地过得真快啊!"他那不胜感慨的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若漫不经心地对待无常迅速——人生，它便转眼即逝。即便青年，迟早也会深切地感到它的到来。

　　因此，佛教所阐释的本来的"无常观"，往往受到歪曲，似乎多认为它是一种感伤的、消极的东西。

　　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基于这种否定现实的、被动的人生观，加以联想的倾向。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深深地浸透着无常观的思想。而且，在文学中，不乏探讨有关无常观源流的研究。但，真正的佛法的"无常观"，并无这种感伤的意义，毋宁说，它是教导人们去创建一个坚强的、朝气蓬勃的、勇往直前的人生。

　　确实，释尊曾说过：此世"无常"、"苦"、"无我"等。但只是对那些肯定沉溺于享乐和安逸的现状，不追求真正人生者的一种所谓"方便"的训教。

　　释尊的这番教诲，是让人自觉到人生的无常，然后竭力使其认真地求得"常住"之法。在大乘佛典中，一下转至阐释"常乐我净"，就是为此。

　　在受表面的无常观束缚的众多日本文人中，也有努力于接近佛法的真实的人。如高山樗牛①和姊崎嘲风②等人对法华经的理解，似乎已接近其字面上的意思。还有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使人感到他到底是个一流哲学家。其评论集《何谓无常》，别具一格，颇有见地。

　　①高山樗牛(1871-1902)，日本评论家。著有小说《泷口入道》和评论集《论美的生活》等。②姊崎嘲风(1873-1949)，宗教学者、评论家。著有《复活的曙光》、《法华经的行者日莲》等。

　　总之，在变化中有常住之法，有永恒的生命。在不断移动着的云层的高处，有着不变的大空，闪耀着不灭的太阳。

　　那些受"无常观"束缚的人生，似乎不知那宏伟辽阔的天空的高远，只是低头移步而已。从这样脆弱的人生观和消极、感伤的文化中，恐怕产生不了活跃于二十一世纪的著名国际人物的吧。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培育的都是一些毫无建立坚定人格之"芯"的，稚气未退的人。我们决不为人生的无常而消沉;决不沉溺于感伤之中。

　　譬如，客机在天上飞行。在抵达之前，需掌握气流及各种气象情况等的"变化"，迅速地采取对策。即必须一边看清所有变化，逐一解决，一边从容不迫地沿着航线，向目的地前进。

　　与上述相同，人生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即人生无常。

　　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环境在变，家族和社会也在变。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时光的流逝。人们应在这无限的变化中，作出最准确、最有价值的判断，向幸福的方向飞去。信仰，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原动力。

　　这才是基于正确的"常住之法"的人生应持的处世态度。

　　在妙法中，蕴藏着能将一切变化，不断地引向正确方向的力量。

　　人生，如白驹过隙，瞬息即逝。就在你或踌躇逡巡，或抱怨，或批评他人而白白消磨时光，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人生早已飞一般地过去了。该是多么可贵的每一天啊。

　　法国大哲学家帕斯卡①，将那些根本不正视人生真相的一切行为称之为"慰戏"。"慰戏"，乃单纯的逍遣、娱乐之谓，是一种于人生的创建无任何补益的，毫无价值的行为。苏格拉底②认为：人为了开觉其本性，必须从"有关自身的无知"中解脱出来。因为不幸的根源，皆产生于"有关自身的无知"。这一论断，可谓对人生创建的真知灼见。

　　①帕斯卡(1623-1662)，一译"巴斯噶"。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思想录》、《致外省人书》等。②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其言行大抵见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等书中。

　　我们要在现实的激流中，顽强地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的同时，于敬仰"大宇宙"，向往"永恒"的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度过那一日通千年、甚至千劫般的毫无悔恨的一生。

　　第三节　宇宙和心的世界

　　星辰和内在的道德律

　　——康德、梭洛①等的至理名言

　　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曾支持废奴运动;主张回归自然。著有《森林中的生活》、《郊游》等。

　　"以考虑它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则越新，越发增强的感叹和崇敬，来充实内心的有二。那就是在我头上的星辰闪耀的天空和人内在的道德的法则。"

　　这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波多野精一、宫本和吉译，岩波文库版)中的一段话。它常引起我的深思。其中存在着：

　　即便人凭借理性，也难以把握的悠远的大宇宙，和以内在的心灵为对象的深邃的精神。我不禁感到——那诗一般的心，与宇宙相对比的那种绝妙的意境。

　　宇宙，具有无限而玄妙的广阔的时空。人的心，也具有对"内在的世界和宇宙"产生微妙变化的广阔天地。一方面它是对外的无边无际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有着内在的，深不可测的深远的天地，有时两者相联结。

　　康德的这段话，在将隐藏在宇宙中的神秘的深奥，置于"我内在之心"的对照地位上，显示出它的伟大。我看到：在深为"星辰闪耀的天空和我内在的道德的法则"所打动的一念，即在为自己的灵魂和无限的苍空感动不已的，深邃的洞察中，对人的"生"的无限肯定。

　　美国思想家梭洛，是爱默生①的朋友，对印度的甘地等以巨大的影响。他也志于自我"生命"本身的探讨，曾说过以下的话：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等。

　　"看看你的心吧。在你心中会找到过去未曾发现的一千地域吧。可以在那些地域中旅行一番，成为自己"宇宙杂志'的大家。"(《森林中的生活》，神吉三郎译，岩波文库版)

　　我不禁感到：一流人物的思想，似乎总是与佛法一脉相通的。而持有那只看到事物表面现象的，浅薄的人生态度的人，是决不会发现它的。唯有真挚地追求事物内在的，深奥世界的人，才能认识这永恒而广阔无边的世界。

　　梭洛说："在生命的世界中旅行，成为自己'宇宙杂志'的大家。"这才是佛法所阐释的生命的世界。我们不应悉心追求那种安逸而狭小的"人生杂志"，而是在生命这一广阔的宇宙中，不断地创建"通向幸福之路"。

　　梭洛还说："成为寻找诸君内在的，一切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但并非为了贸易，而是开拓思想上的新航线。"

　　(同前书)即希望人们成为"内在新世界的探险家"、"新思想的开拓者"。梭洛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心中的一千地域"。他虽未能提示其具体的方法，而佛法上早已阐明了那深奥的"一念三千"，即在一念之中包含三千的世界、现象的法理。可以说，"生命旅行"中最重要的指南针，是佛法，是信仰。

　　在人的生命的深处，有着比大海，比大空更辽阔的无限的世界。在穿过苦恼和痛苦的云层的对面，是一片无穷尽的蓝天。而阐释那甚至通向大宇宙的，生命这一庄严的实在，正是佛法。日莲大圣人说："一心法界之旨者，将十界三千之依正色心、非情草木、虚空刹土等连尘土也无不收入一念之心;

　　指此一念之心，布满于法界为万法。"也就是说，宇宙的森罗万象、万法，全包含在生命的"一心"、"一念"之中。

　　现代，可以说是一个正失去为"天上闪耀着星辰"而激动的时代吧。也是一个难以接近生命深处的，缺乏对"我内在道德律"，予以真正肯定的时代。这也显示了是一个不可能发现人生真正的价值，同时缺乏指导人生准则的时代。但不应让这一毫无衡量价值标准的荒野永远存在下去。我不禁感到：正因为是喧嚣的时代，更需对生命和宇宙充满激情和持以真挚的态度。

　　我们正处在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只有树立那不断地向社会，向宇宙无限扩大的"一念"，才能有助于建立心地充实而丰富的境界。我觉得：假如树立了无时不信奉这"一念"的坚定的人生观，则定能从容地闯过这怒涛般的社会。

　　但不应仅从这个意义上来思考隐藏在宇宙中的神秘性。

　　若回避人和社会所面临的乌烟瘴气的现实，只是一味地神秘地思考，那宇宙必定成为一个只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大舞台。当然，也不应只使宇宙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工具。我们的人生，在永远保持对宇宙的敬畏和虔诚态度的同时，也必须对深奥的生命，进行不断地探讨、思索，于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

　　自然与生命的节奏

　　——妙乐大师的"弘决之文"

　　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傍晚，夕阳西下，落日余辉染红了天际。夜空，无数星辰闪耀着银色的光辉。当人们想到自身和宇宙所在的，这个绝妙的舞台时，不由地思索起那深远的真理。

　　昔日，人们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由自在地生活。不难想象：他们比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对于人自身的生命体和宇宙的生命体的感应，更具有超越理论、一般道理的丰富的直观智。也可以说，即便当时人没有科学知识，也可以从实际经验中，领会到每天升起的太阳所施予的恩泽和自然的规则吧。

　　在宇宙中，确实存在着绝妙无比的本来的节奏。这自然的节奏、社会时光流驶的节奏，潜藏在人肉体内的生态活动周期，还有这个宇宙的节奏等，在不同层次所弹出的节奏，从根本上讲，它有着决非人的才智所能抗拒的东西。从近边的事例而言，就说音乐的节奏吧，若正在演奏某一曲子，忽然有一人表示反对。此时，即便心中竭力想试奏其他旋律的曲子，但总也不能改变。那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种难以抗拒、不可违背的力量。

　　宇宙和人的生命的关联是十分紧密的。譬如，人的血液，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微妙的关系。血压在一天中，白天高，夜晚低。从季节上看，冬天高，夏天低。据实验结果的报告：仅从气温十九度的房间到只有八度的寒冷的房间，即便三十多岁的健康的人，由于自律神经所引起的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到十——二十毫米。

　　再看看人的睡眠，似乎与太阳和地球的运行有着紧密的关联。人们常说："十二时前的睡眠，其熟睡程度，比十二时后要高一倍。"而事实上，人的熟睡程度，从下午至日落逐渐增高，在深夜十二时左右达到完全熟睡的状态。之后便急速下降，在早晨四时、五时日出前后降到最低。有时即便晚上熬夜，白天很想睡一睡，然而由于过分劳累反而难以熟睡。这不仅仅是因为习惯，或噪音，或白天光线强烈，而且还违反了本来的节奏。

　　据说，激素的分泌也有规律，成长激素在人睡眠时分泌，副肾皮质激素保持二十四小时的周期。

　　这种所谓概日性节奏，不仅限于动物，植物方面也常出现。因为无论宇宙或生命都能听到这样清晰、和谐的节奏。

　　佛法称其为"依正不二"。简单地说，"正报"，乃主体;

　　"依报"，为环境之意。这处于一种"不二"，即"二而非二"的关系。另在《一生成佛妙》的书中，解释为"于己心之外无法"。

　　因此，佛法早已明确而具体地阐释了：从久远元初起，宇宙中存在着它自身的一切法则，同时在人自身内在的深处，也存在同样的法则。

　　日莲大圣人引用了妙乐大师的《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在《三世诸佛总勘文教相废立》一书中说了以下这段话：

　　"弘决之六云：'知此身中具仿天地。知头圆仿于天;足方仿于地。身内之空种者，即虚空也。腹温，乃法于春夏;背刚，法于秋冬……。'"这段话，简单明了地借用显示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的比喻，说明了"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的关联。若从宏观上看，可将一一解释为："头"圆，乃天;"足"，乃地;

　　"身内"之空间，乃"虚空"。"腹"，常处于温热状态，为"春夏";"背"刚，为"秋冬"。它们分别与一年四季相对应。

　　日莲大圣人继而还说："'四体，法于四时;大节十二，法于十二月;小节三百六十，法于三百六十天;鼻息之出人，法于山泽溪谷中之风;口息之出入，法于虚空中之风;眼，法于日月;其开合，法于昼夜;发，法于星辰;眉，法于北斗;

　　脉，法于江河;骨，法于玉石;皮肉，法于土地;毛，法于丛林……。'"这就是说，将头、手、身、足"四体"，解释为仿效春、夏、秋、冬的"四时"。还将双手、双足中的各三大节(合为十二)，视为"十二个月";将有小节的三百六十，视为"三百六十天"(旧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又将"鼻"的呼吸，视为"山泽溪谷中之风";"口"进行呼吸，视为"虚空中之风";"眼"，视为"日月";"眨眼"，视为昼夜。又，"发"，为"星辰";"眉"，为北斗七星;"脉"，为河流;

　　"骨"，为"玉石";"皮肉"，为"土地";毛，乃树木茂盛的"丛林"。

　　人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五脏"，为"在天之五星"，也可看作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吧。

　　在佛法上，将其理解为人与大自然、大宇宙，本是相互紧密关联的。

　　世上任何生命，都与大自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宇宙的律动中，创造着各自的"生"。世上万物，都是在那大宇宙的绝妙的节奏的支配下，不断地进行着生和死的转换。而且，大宇宙的这种协调，完全体现、凝聚在作为小宇宙的人的生命之中。这样说，不谓言之过甚吧。

　　以往的西方近代的学术研究，由于过分偏重分析的方法，因而很难看到综合性的见解。与此相反，东方的思考方法，是从与大宇宙的关联出发，综合地阐明人的生命。我以为：这种方法，今后将产生更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

　　关于宇宙与人的关联问题，在最近的物理界中，由迪维导·霍姆提出，并引起人们关注的"全息照相术模式"，似乎也提示了一种思考方法。

　　所谓"全息照相术"，原指运用激光的一种立体摄影。霍姆将这些特征，即从干扰波集聚的全息照相中出现全体像;从被分割成一张张的全息照像的碎片中显出全体像等的特征，用于阐明物质现象。

　　这一理论于现存的一切事物的背后，有着贯穿全体的秩序，以全体包含在部分中为其核心。

　　当人们从作为个人的意识和大宇宙的关系，看这个颇具特点的理论时，就会感到：在我们头脑里的信息和宇宙全体的信息，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在当前的现代科学中，由皮思柯庞提出的，以宇宙的信息为基础，那无数星辰的诞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般的天体的出现;我们的身体、头脑、精神等的一切源泉均在其中，信息也收在其中。即便一个微小的人，从根本上讲，也是与无边无际的大宇宙紧紧相联的。

　　若如此考虑，所谓节奏，可以说是在宇宙和人的生命相互运动中，发出的一种奇妙的共鸣。

　　世上所有东西，归根到底都与其他生物相关联，与自然相关联，也与宇宙相关联。在文明的都市的一片喧闹中，也俨然存在着与自然界本身所持有的生命的相互关系，和循环的节奏。人的肉体方面的机能和精神方面的机能本身，原都产生于自然界的节奏，社会越复杂，越需用心注视这本来的节奏。而且应将使自身与它相一致的行为，视为"生"的根本。我以为只有生活在这种"一致"中，才能感到真正的安定和充实。

　　追求所谓真理的人的智能和好奇心，一旦使人失去与自然的一体感，造成科学和人生命的断绝，这将带来莫大的不幸。科学，应永远从人的手中起飞，又回归于人间。

　　而且，在不断地反复中，将树立起正确的科学观和生命观。无论医学也好，天文学也好，可以说凡是科学，原来都是从生命的故乡，不断向无限的、神秘的时空挑战的一种学问吧。不少人指出："宇宙的科学，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必须知道，哪些已被查明是可以依靠科学弄清的问题，和哪些是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难以弄清的领域。"可以说，这些难以弄清的领域，正是生命内部深处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这种倾向——连明确解决生命奥秘的高等宗教，也与许多宗教相提并论;认为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连高等宗教也被视为多余之物。这是莫大的错误。以非凡的才智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许多学者，最终矢志追求的，就是步入那所谓高等宗教的理想境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已进入一个迫切需要对以大乘佛教为首的高等宗教，进行真诚地探讨的时代了。

　　我以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得到最重要的人性的完全觉醒。

　　充满宇宙的生命

　　——道莱依柯、柯拉乌斯等博士的揭示

　　世上没有比生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最崇高、最尊贵的财宝，除生命外断无他物。而且，也没有比生命诞生的戏剧，更使人感动的了。

　　二十世纪，已成为人类向宇宙这一壮观的新开拓地，迈出第一步的伟大时代。并由于天文学等的发展，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不断进展，了解到在宇宙中，还存在着无数个与地球相同的天体。据有的学者想象——在其中一部分的天体中，出现与人类同样的生命，在比地球更古老的天体中，已建立起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社会。

　　据说，在宇宙空间，不断发现产生生命的因子，并逐步查明在地球以外的宇宙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产生生命的可能。

　　要明确解答宇宙之谜，似乎弄清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生命为什么诞生在这个地球上?"据最近测到的二、三例推测：在天琴座的首星周围，聚集着被认为是行星群的物质，也许正处与我们的太阳系相似的发生过程。还有报告说：观测到在猎户星云中，存在着被认为是太阳系即将形成的气体云。

　　美国的约翰·柯拉乌斯博士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太阳，只不过是构成银河系的千亿个星辰之一;银河系星云，也不过是存在于宇宙中的千亿个星云中的一个。即便假定拥有地球般的行星存在的机会，不过百万分之一的话，那在银河系中拥有的行星的星数，也达到十万个。天文学家认为：有着比上述更多的星辰，所以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巨大的耳朵》，鸿巢巳之助译，CQ出版社版)这确实使人颇感兴趣。同是美国的道莱依柯博士，也提出计算银河系内的文明的数量的著名方程式。很多学者似乎据此进行计算。某一学者预测银河系内的高度文明的数量，为十万之多。

　　现代，一方面认为：在宇宙中形成生命体的可能性很高，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却将生命发生的概率估计得极低。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不能将具备产生生命的条件，和实际产生生命一事混为一谈。

　　据说，以《偶然和必须》一书而闻名的杰克·摩诺博士曾说：即便专门的分子生物学，就连齐备全部材料和用品，创造生命的一个蛋白质，都是个超天文学的数字。因而，若不编组顺序，那产生的概率也将很少。

　　地球上的生物，均由蛋白质和核酸构成。这种蛋白质，是由二十个种类的氨基酸，如锁链似地连在一起才产生一个。然而，要制定自己所需求的东西的概率，则几乎等于零。据说"即使宇宙的物质全都是氨基酸，要制成一个构成身体的蛋白质，也几乎没有希望。"至于原始生命，若不完成更高层次的结合，是不会出现的。

　　所谓"偶然说"——在不可能产生生命的概率中，有时完全偶然发生的仅一次性现象。这种说法，至今仍很有影响。

　　据说，作为其中一例，即在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L型和D型的两个种类，但地球上的生物，均由L型的氨基酸构成。然而，若在实验室中进行化学合成，L型和D型的氨基酸必然各为一半。因此，可以认为：从概率上讲，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仅有一次，在那原始地球上所产生的原始生命，偶尔诞生于L型的氨基酸。这不正是优先持续增殖、进化的结果吗。

　　与此主张相反，也有人认为：在原始地球上的各地，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生命，然而由于自然的淘汰，最终才留下现在这样一种稳定的类型。也还听说在一部分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见解——与D型相比，L型稍稍稳定。考虑到上述见解，不禁使人感到单凭"偶然说"，似乎很难阐明生命的产生。

　　但无论怎么说，在这个地球上，生命已经诞生，并完成了它的进化。我曾听说一个说明上述事实的饶有趣味的说法——"自然要创造生命"。野田春彦博士一边毫不动摇地坚持作为科学家的立场，然而又说："假如仅有一次那不可能发生的事，竟无缘无故地发生了的话，之后当然不会有任何议论。

　　要是还感到有些不折服的话，那只能考虑在自然界的物质中，存在着"要创造生命"的这种倾向。"(《生命的起源》、NHK文库版)

　　我感到这"自然要创造生命"，是一种含义很深的说法。

　　那是因为若再进一步深思隐藏在自然界中的，那"要创造生的倾向"的意义的话，定会遇到作用于内涵在宇宙存在自身中的，生命的根源性的倾向。若更深一步说，我似乎可以推测到：在大宇宙生命中，具有产生、培育生命，并驱使其向着创造之路迅跑的，根源性的内在力。唯有在这种宇宙生命的根源性的力量的引导下，即便在这个地球上，原始生命也能呱呱落地的吧。当然这是需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严密的思索。但一般说，人们总认为物质或物体，似乎与生命的存在毫无关联。我以为：在结合物质本身，发现作用于生命存在的倾向性中，显示出无比锐利的洞察力。

　　佛法中，将宇宙解释为"三世十万"的佛土。即在时间上，从过去久远至未来永劫;在空间上，也称十万。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广阔天地间，持有存在着佛、众生和国土的构想。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中，这样写道："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者，即指取名为一四天下的东西南北、一须弥山、六欲梵天。

　　称百亿之须弥山、四州等为小千;称小千之千为中千;称中千之千为大千。"这就是说，大圣人基于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宏大的世界观、宇宙观，俨然阐释了现在我们所住的世界，并非唯一的世界，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与人类相同的生命，在那里也有生命尊严之法。佛法，不仅可以说是适用于全宇宙广阔天地的教诲，而且若从这一思想出发，即便说在宇宙的所有地方，存在着产生生命的契机，还有产生生命的众多星辰，也决不会使人感到奇怪。

　　在那始终贯穿着——"隐藏不可思议的生命的神秘，无限大地扩展开去的宇宙"之中的无限的生命之法，也就是说，明确地阐释那连实存于宇宙间的一尘一石都包含在内的世界观的，正是大乘佛教。

　　在偶然见到那深奥而经历无数艰难的生命诞生的戏剧，和广大无边的佛法哲理时，一边打开我胸中通向连接大宇宙的世界，紧紧依助于根源性的力量，一边不由地感到于坚强的生活中，存在着真正的尊严和充实。日莲大圣人曾说："春时至，值风雨之缘，无心之草木，皆萌发成长。百花盛开，乃逢世之景色也。至秋时，值月光之缘，草木皆成熟、结果。养育一切有情之物，终使人延命益寿。遂连显现成佛之德用(中略)之无心之草木，尚且如此，何况于人伦乎。"

　　我早就提出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的世纪"。而且，二十一世纪也即将来临。生命最为可贵，一切的出发点在于生命。我觉得：今天，在从宇宙的广阔天地中，得到那宝贵生命的同时，建立一种真正能感受到生命尊严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才是最最重要的。

　　大海般的境界

　　——"生命的母体"海的诞生

　　我已很久未去伊豆了。这次有机会来此与许多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日莲大圣人，于弘长元年(一二六一)五月十二日遭幕府迫害，被流放到伊豆。此处是他度过苦难岁月的王难之地。同时也是牧口、户田两会长，仰慕大圣人而来此开展炽烈的法战之地。所以，伊豆对佛法的"师弟"来讲，是缘分很深的地方。

　　"众流入大海，而大海怎使河水复归。于法华大海之行者而言，诸河之水，犹如大难流入，而不会责难复归之事。"——

　　是日莲大圣人在流放伊豆前，寄给椎地四郎的信中的一节。这段话显示了：他那身遇大难而毫不畏惧的无限广阔的"生命大海"的世界。

　　每当我来到这里，追想起那流放中的大圣人的心情时，不禁使人肃然起敬。我一边凝视着大海，一边总想：大圣人是以何种心情观赏这辽阔的大海的?海，显示出无限的庄严。海，能映出历史，闪耀着光辉。海有难以尽善尽美地予以表达的诗篇。这不可思议的大海，还为许多人编织了不少动人的故事。

　　海，被称为"生命的母体"。事实上，孕育生命的是海，同时她那汹涌起伏的浪涛，充实了人的心灵，并不断地给予生活在母亲般自然的怀抱里的那种宁静。现在地球上存在着很多生物，但使这些生物诞生的，是无边无际的"海"。

　　地球，如被称为"水惑星"似地在其表面盛满着水。但在"即便同是太阳系，生命也只存在于地球"这一事实，几乎已被逐渐认定的现在，可以说唯有海的诞生，才是赋予地球特征的决定性事件。

　　但是，海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对大气的产生进行一番考查。关于大气的产生，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一说是约五十亿年前，原始太阳已经生成，汇聚在其周围的尘和气体逐渐积集，于四十六亿年前地球诞生。在它变成现在这样大时，其周围似乎已产生由氢和氦形成的厚厚的大气圈。这被称为"一次大气"。

　　据说，地表已全被溶化了的岩石、岩浆所覆盖，其温度甚至达到约摄氏三千七百度，高压达二万气压之多。之后，这"一次大气"，被不断流动的太阳风吹散。因此，气压急骤下降，从受围阻的溶浆中，蒸发出种种物质，"二次大气"由此得以形成。

　　此外，还有最近颇受注目的微惑星撞击说。这是说明直至"二次大气"形成前全过程的理论。据此说，从汇聚在原始太阳周围的尘和气体中，首先生成无数的微惑星(直径约十公里)。这种微惑星，经过反复的撞击、合体，地球终于出现。就此说法而言，相当于上述的"一次大气"的，几乎没有。然而认为相当于"二次大气"的是：包含在微惑星中的水、二氧化碳、氮等，由于撞击原始地球时所产生的撞击能量而成为气体，遂集聚在地球的表层。

　　我们非常熟悉的月面上的火山口状地形，就是构成这种微惑星的撞击、合体说的论据。据说，火山口状地形，系微惑星(陨石)的撞击所留下的痕迹。由于近年来人造卫星的发展，弄清了：即便在太阳系中，以岩石为主体的水星、金星、火星，均与月球一样为火山口状地形所覆盖。在地球上，也同样留下许多如加拿大的马尼柯卡火山口状地形，和有名的美国亚利桑那州陨石坑等火山口状地形。从通过宇宙飞船拍摄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有直径达六十公里的陨石坑。这种说法，似乎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对此暂不作详细讨论，总之无论那一种说法，当"二次大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后，水便凝聚，地球上降下最初的雨。

　　雨一开始降落，地球便急速地冷却，雨降入地表，产生了海。

　　由于大气中的氯化氢溶入雨和海水，形成了酸性很强的海。在这个过程中，盐酸和钠，进行化学反应，形成水和氯化钠(盐)，因此才成为现在这样含有盐分的海水。

　　另一方面，"二次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大量地被那中和了的海所吸收，遂成为岩石，被固定在海底。

　　此时，残存的大气，以氮为主要成份，加之由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构成。同时，正一步一步地为生命的诞生进行准备。利用雷放电和陨石的撞击能量，以大气和海水中的碳、氮、氧、氢等元素构成生命的物质——氨基酸和核酸盐基等;海，仿佛变成一碗盛满有机物的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具备了——从可称为"培育生命"的汤的"母体之海"中，产生最初生物的条件。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过程。而且，似乎也可以这样考虑：那时从太阳来的紫外线一直射到地表，存在着破坏即将诞生的生命的可能性。但水，起着阻隔紫外线的防御作用，加之诸因素互相影响，于是生命便在海中诞生。

　　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出现利用二氧化碳、水、光，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由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被提供于海水和大气之中。这回在此所产生的氧，构成臭氧;这种臭氧阻隔紫外线。因而，生命才有可能从水中进入地表。在地上，植物开始成长，氧在大气中也急速增多。地球就是这样，用去漫长的，据说有三十亿年之多的岁月积存了氧气。

　　现在，地球上生息着数百万种动植物。但无论是海，或出现含氧的大气，若从结果来看，这仿佛约定人类必将诞生似地为此形成了宏伟的舞台。这不能不使人实际感受到：与水星、金星、火星等不同，在降雨，海的诞生的自身，存在于远离太阳的极其恰当的距离之中。这真可谓大宇宙演出的一出深奥莫测的戏剧吧。不可思议的地球，不可思议的大海，还有那可贵的生命。若我们是这样认识，那不由地使人感到——人类究竟为何如此缺乏对宇宙、地球和生命的虔诚、崇敬的态度，并自招核战争般的地球的危机?

　　日莲大圣人引用涅槃经和法华经"药王品"中的文句，阐释了"海"所具有的德性。

　　如关于涅槃经的"八不思议"，是这样写的。

　　"大海有'八不思议'。一，渐渐转深;二，深而难得其底;三，同一咸味;四，不误潮限;五，有种种宝藏;六，大身居住在众生之中;七，不存留死尸;八，万流大雨收之而不增不减。"

　　即大海有八个不可思议。其一，海水不断加深。二，深得难以极底。三，所有海水均带咸味。四，涨潮、落潮，均有一定规律。五，藏有种种珍宝。六，居住着巨大的生物。七，不留尸体。八，即便诸河入海，天降大雨，海水也无增减。

　　而且，大圣人通过上述海的"八不思议"，比喻法华经的伟大。

　　首先写道："渐渐转深，比成法华经从凡夫无解至圣人有解皆成佛道。"即海渐渐变得很深，比为：法华经使无解的凡夫到有解的圣人皆能成就佛道。

　　继而写道："深而难得其底，系法华经乃唯佛与使之境界，故等觉已下不可极之意。"即水深难以极底，比为：法华经仅仅是佛与佛所领悟的境界，而等觉(指菩萨的极位，完成长时间菩萨的修行，将得妙觉的佛果之位)以下的菩萨，尚不可极。唯决定于妙法领悟的程度。

　　还写道："有种种宝藏，比喻为菩萨之万行万善、诸波罗密之功德，皆收于妙法。"海藏有种种珍宝。这系指诸法、菩萨的一切修行、善行、修行诸种波罗密的功德，均收入妙法之中。其他的五个不可思议则从略。大圣人就是这样阐释有关极其深奥的佛法的生命的法理、生命的极尊的。我不禁对以海的德性所比喻的佛理，感到寓意深远，耐人寻味。

　　在那大宇宙于地球上产生的"生命的母体"——海，和可谓不可思议的海及富有戏剧性的生命的诞生中，窥视到——为产生一个生命而需费时几十亿年的大宇宙的壮观工程。当我凝思其中的奥秘时，不由地想到：一边依照"生死之大法"，在实践中感受那尊严的生命，一边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生命进化与智能的源泉

　　——赖阿路·瓦特逊的"第一百只猴的试验"

　　生命进化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命起源问题，曾引起科学家与宗教界的对立，引起各种斗争的波澜。

　　自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他的震撼世界的观点虽然遭到过各种批评，但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新达尔文主义①进而成为现代进化论的主流与正统学派。与此同时，现在也存在着否定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他们不断掀起打倒新达尔文主义的风潮。这些人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人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另一种人承认生物进化，但对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的主要因素是突然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论，持反对态度。

　　①新达尔文主义——A.惠斯曼提出。他认为是自然选择作用于生物内部遗传上的变异而引起进化。

　　第一种人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自然是上帝造人论。不过，事实上生物进化确曾有过，现在已是无法否认了。基督教认为上帝在六天之中创造了世间的万物。现代的基督教徒，虽然在信仰中贯穿了这种神造论的思想，但大多数人在遇到进化论问题时，似乎也接受了现代科学的理论。

　　不过，在美国等地，目前也还有人站在基督教的"神造论"的立场上，掀起反对进化论的运动。例如，在加里福尼亚州就有人因为公立学校上课只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旧约圣书中提到的上帝创造世界问题，向法院提出控告，认为这是反对宗教自由。不过，这种人已经为数不多。

　　主要问题还是第二种人。及至今天这方面仍有激烈的争论。甚至学者当中也有人对自然选择是否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提出怀疑。就是说，对于偶然发生变异，只有适应环境者生存下来，不能适应者被淘汰下去的这种适者生存的原理，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

　　由此疑问令人感到，今后可能会产生一种学说，主张进化是有固定方向的。例如，日本的今西锦司博士最近提出的独树一帜的进化论理论，就显示出这种方向，非常引人注目。

　　关于进化原因的研究，今后肯定会继续下去。最近，冈村祐一先生的著书(《睿知人?》，玉川大学出版部版)就生物进化达到顶点时出现人类的起因问题，树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点。他认为人类诞生在地球温度突然转冷的时期。由于寒冷，森林面积缩小，食物越来越少。于是人类的祖先便与猿人走向不同方向，他们不再死死依靠森林，而是按照自己意愿，离开大树，来到地上。

　　一方面是森林减少，缺乏食物，另一方面走到地上又有遭到肉食动物侵袭的危险。在此进退维谷时期，人类祖先为要越过困境，便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过了"决断时期"。

　　赖阿路·瓦特逊为了说明由类人猿走向人类的短暂时期情况，他通过一百只猴子做了一个试验。他发现猴子们学习吃洗净的红薯这个新文化的过程，首先是由第一只开始，以后逐渐增加，几年之后由九十九只达到一百只，由于这第一百只猴子的加入，数量上已超过一定的值，越过了临界线。自这一瞬间起，新文化被一下子吸收了。他通过这个例子，还谈到大脑发展问题：

　　"可以想象，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脑子在某一时期达到了临界线水平。此时由于脑物质量变的结果，脑机能也发生质的突变。人类脑体积的鲁比昆①界河或叫脑细胞数上的"第一百只猴子"的界线，大体上为七百立方厘米。"(《生命的潮流》，木幡和枝、村田惠子、中野惠津子译，工作舍版)

　　也就是说，影响到智力高低的脑体积在超过七百立方厘米时，人类便越过了界河。

　　①鲁比昆河——原是古意大利与邻国间界河，公元前49年凯萨远征渡过此河。(Rubicon)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过，看来人类由动物性转化成地地道道的人时，曾是以某种形式迈出那决定性的第一步的。应当说，生命向着人类形成之路的逐步跃动与当初生物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无数物种的形成，是具有不同色彩的两种领域。

　　我想最初推动生物进化的因素主要是身体方面的运动，是动物的本能。但是造成由动物向人类进化的生命飞跃的因素，便不只是动物性的无意识的本能了。推动人类进化的，应是人类特有的理性光辉与人类的自由意志。这理性之光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最后使人类超过动物水平。

　　换句话说，在人类始祖身上出现的"飞跃的灵魂"，超过了动物进化阶段，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道路。这灵魂产生出智慧、理性、道德、意志与精神，它们便是人的内在的推动力量。

　　当然，如果没有地球上达三十亿年之久的生物进化的漫长旅程，人类进化之门恐怕也不会开放。但是，如果把人类进化过程仅仅看作是生物的进化的延长，也甚为不妥吧。

　　究竟人类始祖是如何寻找到智慧、理性与道德，使它们自人类诞生时起便放射出光辉的呢?索列奇博士在考察尼安德特人①与古罗马尼翁人②时，找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些启示。他发现那些远古人在认识"死"的问题上，有重大进步。据索列奇博士说：尼安德特人有在坟墓的四周供献野菊花、紫罗兰的习惯。这表明那时已存在对死亡与宇宙表示敬虔的行动。

　　①尼安德特人，是更新世纪中期的化石人。约十万年前在欧洲生活，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出土。②古罗马尼翁人是欧洲石前人种。

　　所有生物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然而只有点燃了智能与精神之火的人类，才能觉悟到未来的死亡，尼安德特人正是具有了"死"的意识。而且进一步调查一下他们的文化之后，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用集体力量设法保护老人和病弱者。

　　他们大概是从那些人身上获得了生死流转的知识，与此同时也摸索到实践中的理性，找到了道德法规。这种从内心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道德法规，究竟是从何种实在物中发现的呢?太古时代的人，通过"死"的现象，把目光转向了未来，同时也开始探求道德、伦理。因此深入到自己生命的深层。于是便对给予自己天赋能力的某种根源性的实在物产生了敬畏之情。因为这天赋能力使自己在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都能渡过难关。就是说，尼安德特人对于"死"的思考已变成一种动力，这动力使他们把直感的智慧的光亮照射在自己生命与大自然的流转关系的深层部位。当然他们还没有科学的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也尚不成熟。但是他们身处的时代促使他们要拼命挖掘出那根源性的实在物。这点可以说比我们还要优越。许多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心中已有了宗教性的忏悔，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古罗马尼翁人曾在阿路塔米拉①石窟中留下大量壁画，这已早为人知。通过这些绘画自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艺术才能，但我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作品中表现的复杂的精神生活。我认为凡是"智能之火"照到之处，不管是多么微弱的光亮，不管是多么轻微的萌动，那种对自己死的自觉，终归会在心中浮现。另外，如果道德、伦理的内在法规已出世，那种寻找根源性物质的智慧必然随之行动。如果要适应生命的严格的规律，人类在成为人的时候，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性的心理、观念。

　　①阿路塔米拉：在西班牙北部山中，1878年发现这批壁画。是用黑红色彩笔画出的野牛、野猪、马、鹿等等。

　　在思考人类生命的实际真相时，在人的心中升起的"智能之火"与拼命追究根源性物质的宗教性观念的萌动，恐怕是同时产生的。只不过智能、道德、伦理的萌生是通过语言、工具等表现在外部，所以后人能够找到证据。而宗教的萌动始终发生在内部，很难找到证据。仅此区别而已。

　　我认为，如果从人类生命角度考虑，智能等与宗教观念的萌动应是发生在同一时期。当我们把考察的视线移向宇宙生命这个包罗万物的、悠久宏大的世界时，就会发现宗教之心才是唤出生命内在智能的力量;才是喷射出道德法规的泉源。因为宗教之心，是认为"人的生命瞬间即可转回到宇宙生命"的观念，是寻求这种生命归宿的观念。

　　宗教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在人的生命中，较之智能、伦理、良心占据着更加深入、更加本质的地位。换句话说，那打开人类自己道路上的"大门"的"关键"，并不是人类的智能，也不是良心，而是由宇宙根源生命产生的宗教性冲动;是寻求回归祖先之处的生命深处的宗教之心。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从宇宙生命中极力吸取的宗教之心，才使自己变成人类。

　　这点也可以算作是从宇宙角度探索人的生命的一个视点吧。

　　宇宙的任何地方，只要有宇宙根源性生命的存在，就会和地球一样，在思考生命之时，出现宗教性心理。它必然促进伟大进化的飞跃发展。在地球上出现最原始的生命之后，曾经历了三十亿年的生物进化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深处，曾不断有宇宙的根源性的生命的脉动。

　　而且，在人类诞生之时，宇宙生命的波动呈现空前的高潮，受到各种外界条件的影响，并在这些条件的触发之下，使生物进化突然飞跃成为人类的进化。如果从人类生命角度来看，这个事实意味着人类与宇宙的根源性生命之间有着坚固的深刻的纽带相联。我认为这个生命的飞跃以及人类生命诞生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人手无法触及的宇宙边缘，也是可以适用的。

　　在宗教力量与各种条件结合之中，手举智能、伦理等理性之火的生命便相继降生。

　　我不禁想到，在人类诞生的戏剧中曾有过的人与宇宙生命的邂逅之缘以及人类的宗教心理的萌动，不正是我们认识人生的根本意义以及认识人生应有态度的重大启示吗!

　　生命的网络与有毒物质

　　——生态学与盖亚假说

　　啊，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伟大的奇迹?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奇迹：

　　不论是我漫步在曼哈顿的街道上，还是越过千家万户的屋脊遥望那高高天空，或者光脚涉步浪涛拍打的岩岸，有时伫立在森林的阴影之中。

　　白天与心爱的人儿交谈，夜晚与心爱的人儿一起安眠，时而与他人共进晚餐。

　　有时坐在马车中端详对面素不相识的人们，有时也注视夏日午前的蜜蜂。

　　旷野里放牧着动物，空中有奇异的鸟类与昆虫。

　　太阳奇异地落山，星辰静悄悄闪烁，春天的新月分外娇美、柔和。

　　这一切以及其它的一切，在我看来无一不是奇迹。

　　他们各居其位，而又互相联系。

　　(《惠特曼诗集》，白鸟省吾译，弥生书房版)

　　在这位造诣极深的诗人心中，响彻着人类生命与周围的动物、星辰、月亮等组成的有条不紊的旋律。惠特曼在《奇迹》一诗中，从各个角度，出色地歌颂了这些客观现象。这伟大诗人的锐利目光已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眼睛无法看到的奇妙的连带关系。

　　的确，任何生命都不是孤立地只靠自己生存。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些乍一看彼此没有联系的生物与自然之间，也有着惊人的关联。

　　遍布宇宙万物间的这种微妙、精细的连带关系，我想可以用"生命网络"一词来表达吧。

　　当前，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欲望，即人类的利己主义思想，已变得合法化。其结果带来了公害和对环境的破坏。生态学则通过展示生物之间的这种生命网络与他们摆开对阵。

　　听说当我们步入森林时，就会看到脚下有几万只微生物在为生存而奔忙。这无数的生物，彼此之间通过"生命网络"联系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求得生存。就是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数的生物，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在总体上，俨然维持着和谐与秩序。

　　最近英国学者拉布卢克提出"盖亚假说"引起普遍关注。

　　他提出的"地球为一生命体"学说，与生态学的方向迥异。他着眼于地球大气的特异性，观察以大气为首的地球上的各种类型的无机物的特性，提出一个大胆观点——不光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大气、盐分等各种成份在内的一切环境，都应看作一个生命。这就是盖亚假说。

　　生态学也好，盖亚假说也好，都表明地球是一个奇异的统一体，其内部存在着奇迹般的协调与连结关系。

　　人们早已指出公害中尤其引起关注的是有机水银及农药PCB和BHC。它们通过食物链①被浓缩起来，具有威胁人类生命的危险性。据说，有人在进一步研究为何该物质对人体有害时，发现它不光是个有毒物质浓缩后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物理问题，通过考察，更发现它关系到"生命诞生及进化和环境"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①食物链——农药杀虫剂等有害物在土壤里不能分解，滞留在作物中。动物吃了作物，人又吃了动物或喝其乳汁。如此循环，农药便在各生物体内积累，每经一环浓度增数十倍。最后人吸收时浓度高出数千倍。

　　有毒物质之所以有毒是与人体内缺少相应的防御机能有关。科学不断证明：生物对未知的物质及细菌有一定程度的潜在的防御能力，但这能力是有限度的。生物对自身进化过程中遇到的物质有一定防御能力，而对其它物质却很难产生防御能力。可以说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人类始终要带着自身诞生时环境造成的制约前进。

　　镉和水银之类原来埋在地球深处，地表上几乎不存在。农药等则是人为制造的新物质。所以人类都无法适应，从根本上就是有毒物质。原子灰也是一样，人类对它没有防御机能。

　　即使在自然放射阶段尚能抵御，一旦超过临界浓度，身体就要受到彻底破坏。

　　由此可见，毒性本身的问题是与宇宙、地球产生生命这一根本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这难道不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吗?就是说，人为制造的新物质将会切断原本处在协调之中的"生命网络"。在人类对"自然"与"生命网络"不够尊重之时，便会忘记人是与自然共生的"生命的存在"，进而产生利己主义思想，认为迫令其它生物与自然界均为自己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并被这种利己主义牵着鼻子走下去，任其捉弄自己。

　　最近，日本反对公害，反对破坏环境的呼声虽暂时平静下来，并不等于问题已不存在。相反，担心整个地球的环境、生命受到破坏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无法处理的放射性核废料也不断增加;人们疾呼：破坏森林将引起地球沙漠化或洪水泛滥。这些已不只是局部的有毒物质问题，而是全球性规模的危机，对此人类不应束手无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把无法挽回的悲惨后果留给未来，现在已到了整个地球团结一致，集中智慧，保护环境的时刻。

　　佛法从深刻的生命观出发，认为关于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不可分割，主张生命主体与环境虽然现象上是两个物质，但内里却是浑然一体，相互关联，不断运动着。日莲大圣人在《瑞相御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十方乃依报，众生乃正报。

　　譬依报如影，正报如身。无身，则无影，无正报，则无依报，而正报又通过依报而形成。"

　　此处的"十方"是指整个空间或环境而言，"依报"就是一切环境。"正报"是对依报而言，可以说是指众生的身心，即"生命的主体"。也就是说，如果把正报看作人类，那么围绕我们的一切环境，就可以看作依报。

　　关于正报与依报的关系，大圣人又进一步下定义道："臂依报如影，正报如身。"就是说，依报和正报表面上是各不相同的物体，实际两者密切关联。依报如同身影，受正报这个生命主体的支配，因正报而变革。反过来，"正报又是通过依报而形成。"意思是作为生命主体的正报是受其赖以生存的国土、环境等支持才形成的。只有在考虑这些相互关系并不断加以综合分析之后，才会看清生命与环境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人类能从自己居住的大宇宙有秩序的变化之中发现何种能动性，这是关系到人类和地球命运的大事。如果人类能看到万物的和谐旋律，努力和一切生物共存下去，人类就会起到支持存在于宇宙中的"生命网络"的作用，走向新的创造性道路。还可以认为，大宇宙的生命营造者反过来会把要保护和支持"无上宝贵的宇宙"有节奏运转的人类生命，作为同样"无限宝贵的一个生命体"，施以更大慈爱。

　　相反，如果人类依然故我，在丑恶的贪婪、愚蠢与个人主义的支配下，我行我素，互相仇恨、撕杀，那就必然破坏其他生物与大自然环境，必将把支撑万物的"生命网络"切得七零八散。

　　究竟选择哪条道路，这完全要由我们人自己决定。而且我们人本身生来就有这种能力。重要的是为把宇宙和自己引向创造生的道路，人该如何开发蕴含于自己生命之中的这种驾驭力与主动性，并把它表现出来。可以说，佛法的着眼点正在于此。

　　一个生命主体，如果驾驭力不足，即便有慈爱与信赖之心，也很难带动别人或促使生命运动;反之，即使驾驭力极强，如果内心充满疑虑、不信任、仇恨，人类和自己个人都只能走向灭亡。

　　当人类能从各种不同角度弄清"宝贵的宇宙与自己"的关系时，人找到了自己创造"生"之路的方式与宇宙节奏取得真正和谐下，经营生计的广阔领域时，佛法主张的"依正不二论"，必将作为搭救人类的实践哲理，在人们行动中发挥作用。

　　在科学领域中的个别与整体

　　——海森堡①对经典的要素主义的批判

　　①海森堡(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立者之一。1932年获诺贝尔奖金。

　　据说现代天文学认为星辰也有"生"和"死"，一切都在适应"生死流转之理"。而且星辰死后带来的物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会产生新的星。就是说，星死后便为下一代星辰提供材料。

　　可是奇怪的是，据天文学家研究，宇宙诞生之时这些物质并不存在。就是说在宇宙中不存在任何东西之时，产生了物质，产生了星辰与银河。由于量子力学的进步，揭示出：即使宇宙本身全部消失，看上去好像零的状态之时，宇宙依然在进化，一旦条件具备，物质仍会生成的。

　　众所周知，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①已从理论上证实：看起来处于"真空"状态的宇宙，实际却是不断产生物质的场所。

　　①狄拉克(1902-)，英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质子说创立者之一。1929年提出"相对论性不变"原理。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已经二十世纪的科学证实了的伟大成果。佛法中有个"空"的伟大概念，这并不是指"空虚"、"无"之意。佛法还认为"一切皆空"，认为万物是在这"空"的状态下产生，并灭亡下去。说得深奥一点，所谓"空"，恐怕就是"超过有无的存在"。这种"空"，说得直截了当一些，就是潜藏着产生一切"物"的可能性的地方。即由于遇到某种机缘，受到相应的条件或某种作用的影响，于是发生相应活动，因而诞生出新的物。就是说这里有着巨大的潜力，无限的创造性，可以称为"生命空间"。这种"空"的概念，不只在西欧的思想、哲学中，而且在其宗教之中都没有过。这是佛教独有的东西。

　　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步明确了许多真理，要证实这些真理，只靠西欧的思想范畴，有许多问题已无法解决，因此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上述佛教的"空"念。像海森堡、玻尔①、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都对佛教理论非常关注。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立志研究佛法。

　　①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旧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科学研究，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探求物质根源的旅行。

　　特别是物理学、更是此种探求的典型。物理学对物质分析、还原，分成分子、原子、质子等基本要素。这要素正因为是基本的，所以具有普遍性。一旦掌握了要素的基本规律，通过对它们的组合与计算，就可解释一切物质的性质与现象。

　　这种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在物理学这种以物质为对象的学问中，尤其发挥出巨大作用。但是发展到质子阶段，单靠要素论的方法，有许多现象已无法说明了。

　　比如，爱因斯坦在相对性理论中，发现了质量与能量为同等的关系的规律。这个发现，随着质子物理学的发展，已从实践中得到证明。由于这个规律的出现，否定了存在着具有永恒的质量的、基本要素的粒子这个概念。另外，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又说明，在具有粒子与波动的双重性格的质子身上，要想同时测出它的位置与运动量是不可能的。古典世界观认为按照不变要素的规律，可以计算出一切现象。而海森堡的原理则由于否定了古典世界观的根基——粒子，从而否定了古典世界观。那里存在着用单纯的要素主义已无法说明的世界。

　　我觉得现代物理学研究，越是接近质子的实态，就越发显示出佛教"空"的概念的重要。

　　想到物理学正在朝着支配质子生成消灭的法则这一目标进行探索，便不能不深深惊叹佛教理想的卓越性及其直观的聪颖智慧。

　　海森堡在其题为《局部和整体》的回忆录中说道："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信奉德模克利特的旧的前提。那篇文章标题也可以改写成《一开始就存在粒子》。人们一直假设：肉眼所见物质是由比它小的单位组合而成，如一直分割下去，便达到德模克利特称作"原子"，而在今天则称作"质子"的最小单位，诸如"阳子""电子"等。然而说不定这个哲学是百分之百的谬误，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无法再进行分割的最小单位。

　　可是，如果这么说，那最初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由于海森堡对要素主义的质疑，使现代科学，尤其物理学所面临的课题突出出来。

　　当然，要素主义方面的研究也在前进。比如"夸克理论"就是一个。美国的马来·盖尔曼主张存在构成质子的更为基本的成分，即"夸克"。它促使现代物理学出现了新的局面，理论上的研究已有相当大的进展，好像已经宣布发现好几个"夸克"。由于采取这种还原主义的手法，出现了对"夸克"自身进行探源研究的新阶段，因而从附属夸克类开始将做进一步研究，并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这点是不能否定的。

　　佛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解释说：人类或者万物，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所以有各自不同的姿态、形状，是因为那些必然的"因缘"暂时融合在一起所致。这种认识，即便从"局部和整体"关系这个观点来看，也非常富于启发性。主张贯彻局部独立的要素主义的认识方法是根据万物的"一因说"，即事物是由最初的一个原因、因素构成的，一开始先有基本粒子的思想。佛教则认为万物是由于因和缘而发生的。换言之，佛教认为在同整体的关联之中，"因"和"缘"暂时相合的形态便是人，也便是万物。

　　妙乐大师在其《摩诃止观辅行伝弘决》中写道："亲生成因，疏助成缘。"即对于产生结果直接发生关系者为"因"(亲生)，协助了"因"的是"缘"(疏助)。暂时融合的现象叫作"假谛"。虽然"空"的概念的背景是有八万法藏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存在，但作为原理，它是由"空"、"假"、"中"的"三谛"来表现的。

　　所谓"谛"，就是"真实、明确"和"永恒不变的真理"之意。可以说它是以永恒的规律来解释大至宇宙，小至生命实体的。因此，"空"、"假"、"中"的"三谛"中的"空谛"，是掌管万物之性格、性质。凡具有形态之物均有其不同的性格。例如非常细小的质子也各具不同的性格。

　　带着这种性格、性质，通过某种因缘的结合而成为"假谛"，"假谛"并非永远保持原来状态，必将走向灭亡。但是，即便形态消失，其"空谛"，即内在的性格、性质是永远存在的。

　　"空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假谛的"生"产生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死"又冥伏于宇宙之中。死，是无法看到也无法认识的，但"空谛"中有个永恒不变的核。这个核即"中谛"。在"空谛"和"假谛"之中，都具有这个根源性的"中谛"。

　　在"中道一实之妙体"(《一生成佛抄》)中，曾极为明确，具体地讲明了形成这个核的起因以及促使它出现的根本性物质。

　　另外，关于"三谛"之关系，应当是："假谛"的"生"中有"三谛";"空谛"的"死"中也有"三谛"，常存的"中谛"之中也有"三谛"。

　　上述各种"三谛"井井有序的协调状态称为"圆融三谛"。这是法华经中最最重要的观点。

　　以上诸说属于对三谛论的初步讨论。总之佛教无论对宏观宇宙或微观宇宙，均能无一遗漏地加以包容，并且阐明了使人类、社会更好地创造、发展的所有规律，即阐明了达到和谐、有秩序以及能够创造和复苏的规律。

　　如上所述，佛法的透彻哲理对现代科学为首的各种事物均给予了无穷的启示。在人类所进行探索的各种领域之中，都必将看到佛法闪动着的耀眼的智慧之光。

　　译后记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宗教活动家。192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富士短期大学。现任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等职，为振兴和发展创价学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多年来，他以宗教活动为基础，倾全力于宗教文化、国际和平等活动，是日本公明党、东方哲学研究所、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创价大学等的创始人。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和发展，曾不辞辛苦地多次与各国领导人、著名学者、友好人士进行诚挚而认真的对谈。1983年荣获"联合国和平奖"、1988年又受"联合国荣誉表彰"。此外，曾获"桂冠诗人"的称号;莫斯科大学、索非亚大学名誉博士;北京大学、圣马科斯大学、复旦大学名誉教授;纽约、莫斯科等城市名誉市民的称号。

　　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珍惜寸阴，勤于笔耕，著述甚丰。在相继发表的作品中，主要有《人的革命》(现出10卷)、《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与A.汤因比的对话录)、《黑夜盼望黎明》(与露内·依古的对话录)、《敲响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第三座虹之桥》(与A.A.罗蒙诺夫校长的对话录)、《谈"和平"、"人生"和"哲学"》(与H.A.基辛格的对话录)、《池田大作文集》、《论生命》、《我的释尊观》和《佛教思想源流》等。

　　《我的人学》，是作者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他从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的立场出发，通过对国内外著名历史人物(拿破仑、武田信玄、南丁格尔、鲁迅等)和著名文学作品(《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新·平家物语》等)的精密剖析，探索了现代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等问题;并对宗教、生命、道德、教育、人才、孝道、社会乃至世界等均有论述。内容丰富，立意新颖;加之文字清新流畅，表现准确洗练，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对了解日本社会、现代人的思想;研究作者的宗教观、生命观、社会观、人才观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我的人学》(《私の人间学》)上下册(1988年读卖新闻社版)译出。上册由铭九翻译;下册

　　第四章至

　　第五章，以及

　　第六章

　　第三节的"生命进化与智能的源泉"以下三篇为庞春兰译;

　　第六章

　　第一节至

　　第三节的"大海般的境界"和中文版序言为潘金生译;下注均为译者所加。最后由潘金生负责统一译文的体例。

　　《我的人学》在翻译、出版期间，曾得创价学会三津木俊幸副会长、北京大学出版社麻子英社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支持和协助，于此一并致谢。

　　译者

　　1989年10月识于北京大学

　　上一章目　录

　　第二章　发挥每个人作用的“人的组织”(二)

　　要深深理解"人"与"生命"

　　——深通人心机微的文化人桑原武夫

　　本年四月十日(一九八八年)，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逝世了。享年八十三岁。桑原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仍活跃在人生"第一线"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优异的成果。作为日本人，他是稀有的卓识之士。可以说是与法国的人道主义者阿兰相仿佛的大知识分子。

　　我曾经和法国的"行动知识人"安德烈·马尔罗举行过几次对谈，后来将对谈的内容，题为《人的革命和人的条件》的对谈集加以出版(潮出版社版)。那时，桑原先生给我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文，他的厚意使我永远难忘。

　　大概是四十年前，我在青年时期就对桑原先生如下的一段话，深为感动。

　　"现代的人道主义，是否名副其实，取决于是否心中有民众。"("朴素的人道主义"，收于《桑原武夫全集5》，朝日新闻社版)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确应该立足于民众现实之上，具备贯彻理想主义的精神和态度。它应该是这样一种远见卓识：能够先期敏锐地觉察出强烈要求，以民众为主角的真正民主社会的时代大势。这也可以说是和佛法所追求的、以实现众生幸福为第一义的精神，一脉相通的吧。

　　在桑原先生的巨大成就中，可以举出他在人文科学中开创了共同研究的道路。文学、哲学这类人文系统的学问，由于它的性质，几乎全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桑原先生在同一研究课题下，动员了济济多士的研究者，使之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的确是划时代的创举。

　　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开辟这样的道路，其背后存在着先生这样的一种信念："如今，独创的行动，离开协作和组织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青年的冒险精神"，同前书)

　　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吸引许多研究者，完成以共同研究为中心的任务，其秘诀究竟何在呢?这可能有种种原因，如他深厚的教养以及旺盛的好奇心等等。但是，我这里愿意特别指出的一点，那就是桑原先生是个具有人情味的深深"理解人的人"。

　　先生自己也说："在德语中不是有个menschenkenner(懂得人的人)的词语吗。……为了能成功地使大家携手并肩前进，主要的因素，是靠'懂得人的人'。"(《人的史观》，潮出版社版)

　　这是前辈的对人生的意味深长的金玉之言。

　　对于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伙伴来说，最重要的存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最希望的领导者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那决不是单纯的技术者或单纯的有教养的人。也不是有名声的人、有财力的人。人们希望并欢迎那种深知人情机微、明白人的心理、能充分理解自己的领导者。能得这样的领导者，就会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桑原先生深明此理。所以才强调共同研究中的"懂得人的人"的重要性。

　　关于这点，不只关系到领导者，而且在整个人生中也是个重要的课题。

　　桑原先生还说：

　　"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理解人。……这不是指关于抽象的人的一般学理上的知识，而是指由自己去观察、理解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并根据和他们打交道的体验，得出的见识。"(同前书)

　　这种对人、对人生的透辟的洞察——我认为桑原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这里。桑原先生虽然年逾八十，仍然精神矍铄地从事各种活动。他的"懂得人的人"的底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放出光采，更加生气勃勃地被发挥出来。

　　集体组织这种东西总不免把人划一化。而且科学的知识也容易把人抽象化和一般化。这样，在观察人物时，大多只是以自己的好恶感情或先入为主来观察人。但是，这些做法，都不外是精神脆弱的表现，不能全面把握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如实地了解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人的生命本身。那种时而苦恼、时而啼笑的活生生的人，才是真正现实中的人。

　　关于这一点，一个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具备高迈的人格，必须具备敏锐的、强韧的洞察力才行啊。

　　佛法的伟大性就在于从现实出发来发现真理，一贯彻底地凝视现实中每个人每一件事物，从中发现真实。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在于是否热爱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并从这里开始，作为人与人交流的出发点。

　　辨认"诚实"的人的眼力

　　——柴田胜家和毛受家照

　　看穿人的真实。再也没有比这点更加重要、更加成为一切事物的关键了。但是同时，也没有比它更难掌握、更难指望十全十美的了。

　　被人们认为是天台宗中兴之祖的妙乐大师说过："障未除者为怨，不喜闻者为嫉。"我想特别提出"不喜闻"这件事。

　　正像世上所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样，不愿意听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话，不愿听到刺耳之言，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常情。

　　反之，奉承和甜言蜜语，就极易听得进去。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自身的成长，也不会有相互的进步。只让那些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围绕在自己周围，肯定会自掘坟墓。造成领导者"不喜闻"的骄傲与怠慢，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新编太閤记》①(吉川英治著，讲谈社版)里边，描写了一个名叫毛受胜助家照(在历史上名叫庄助或胜介)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柴田胜家背②的侍从头，虽然年纪很轻，却极有见识。有一次，他看到柴田胜家的举动过于粗暴，他为了唤起胜家的注意，把胜家要看的书某一页折叠起来。胜家打开一看，那折叠的地方写的是暗暗规劝胜家的一段文字。胜家看后很不高兴，自那以后，就疏远了毛受家照。据说，在柴田的亲随当中，再没有比他更受到胜家冷淡待遇的了。

　　①《新编太閤记》——"太閤"是指丰臣秀吉，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丰臣秀吉一生的故事。②柴田胜家(1522-1583)，日本战国末期，织田信长麾下有名的武将。

　　但是时间会证明谁是忠臣。后来，柴田胜家，在"贱岭"一战中，遭受了丰臣秀吉大军的致命打击，当时从死中救出胜家的，正是毛受家照。"秀吉攻来了"。一听到这个报告，胜家军就阵势大乱，许多人吓破了胆，装病的，逃跑的，相继出现，甚至胜家平时信任的人都呈现逃跑的丑态。当时，有一员武将，向败退的胜家再三请求将表示主帅所在的帅字旗交给他，这就是毛受家照。目的是为了做胜家的替身去死。当他终于得到了帅字旗后，便率领少数的几名亲兵回马驰入秀吉军中，壮烈地战死了。当胜家看到毛受家照来要求接过帅字旗时，翻然悔悟，但悔之已晚。而且据传，打了胜仗的秀吉，也厚葬了毛受家照的首级，找来毛受家照母亲，郑重地进行了吊问。

　　人是无法从表面现象来理解的。平时寡言少语、性格温和、面孔白皙的毛受家照。在我们身边肯定也会有像他那样忠诚的勇者。是让这样的人发挥作用呢，还是让他白白死掉呢?而且要知道，如果让一个"毛受家照"白白死掉，就会使许多有心的人大为寒心。

　　背叛者的心理结构

　　——隐藏在虚荣与骄傲后面的"卑怯的心"

　　这里有一段关于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的有名的故事。秀吉与光秀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代表武将，他们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其最明显的差别，据说在于他们侍奉其主君——织田信长的态度不同。信长气性刚烈，主张才干决定一切，而且是个唯理主义者。因此，在对待家臣们的失败上，其人纵然以往有过很大的功劳，也立即以严厉的态度没收其所封的领地。据说由于他的这种冷酷的做法，使得家臣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秀吉与光秀都是信长依重的部下，他们对其主君感到一种畏惧心理。

　　但是，对于秀吉来说，无论信长是个多么难以伺候的主君，和自己过去穷困时期相比，他觉得侍奉信长还是要好些，所以他一直忍耐着。

　　但光秀则不然，据说光秀在战国武将之中是个难得的具有最高文化的人，擅长和歌，文化修养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作为武将他的才能也很出众，是个智勇双全者。

　　但是，光秀对自己的才干和修养很自负，而且又出身于名门，因此对信长的做法往往不以为然。

　　在光秀的观念里，总觉得比起信长自己是名门出身。因此，他总是不能心悦诚服地跟从信长。不满和反感郁积在他的心中，终于造反，发动了"本能寺之变"①，导致了他的悲惨的末路②。关于光秀谋反这件事，有人说是出于对信长的粗暴处置的怨恨和对前途的不安;有人说是出于光秀的个人野心钻了信长疏于防备的空子。许多研究，说法各有不同。但不容否认，起因于像上边所说的光秀本人的性格，或者往更深一层说，起因于光秀的生命的倾向性。

　　①本能寺之变——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发动兵变，杀死驻军在本能寺中的织田信长的事件。②明智光秀发动兵变后，只过了十三天，即为丰臣秀吉所败，逃跑时为土民所杀。

　　历史告诉我们，人与人在人生中相互遇合，形成了很深的关系，而要终生保持这种美好牢固的情谊是十分困难的。

　　许多时候，人的许许多多叛逆与背信弃义的行为，反映的是人的微妙的心理活动。

　　古代中国就不消说了，就是在日本，也有一部政治必读书《贞观政要》，作为政道及帝王的指针之书，这是将唐朝皇帝——太宗(七世纪)和群臣的问答，由史家吴兢辑录下来的一部书。

　　日莲大圣人也在《佐渡书简》的"又及"项下，请求将《贞观政要》寄往他的流放地佐渡，据说这成了他座右之书。

　　在这部书中有如下一段插话(守屋洋编译，德间书店版)。

　　——一次，太宗问其臣下："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的大臣，蒙受天子的厚恩而最后都反叛了，这又是何故呢?"

　　对此，臣下岑文本答道：

　　"君子一旦蒙恩则终身难忘，而小人却与君子不同，很快就会忘掉。玄感、化及之辈，无非是小人而已。古来，贵君子而贱小人，其理由正在于此。"

　　据说太宗听了这个解释后，频频点头称是。

　　不消说，这段插话是要人们提防"忘恩的小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都是隋朝功臣的子孙这一事实。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这两个人都是年纪很轻就受到重用的。

　　但是，乘隋朝末年混乱之机，这两个人都反叛了。而最后，其中一个被杀，一个自杀，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这就告诉人们一个历史的教训，即：功臣的子孙很容易受到重视、受到骄纵，堕落为任性骄横的人，最后终于为了保全自己，走上反叛的道路。

　　背叛者的心理，很可能代表人的动摇不定的心理的一个断面。但说到底，恐怕还是出于傲慢与虚荣，出于怯懦。由于怯懦，即使在微小的事情上也要用傲慢来装样子吓人;由于怯懦，以羡慕虚荣的心理来逢迎世上的权威。

　　日莲大圣人在世时，由于权力的不断镇压和迫害，他的弟子中也连续出现了许多脱退者。

　　在这些脱退者中，也有少辅房、能登房、名越尼这些人的名字。日莲大圣人在讲到他们脱退的原因时说："这些具有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等弱点的人，就如往涂好的漆上泼水，自然流走。""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当然从外部而来的权力压迫是它的导火线，而更应指出的是，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探求信仰的真正勇气，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了解佛法，由于受名利的支配，由于愚昧，从而走上了脱退的道路。这种人不去和盘腿自己内心的"怯懦心"搏斗，而是任凭"怯懦心"的摆布，沿着颠落的轨迹滑下去。而结果，作为人世之常，无非是变成可悲的失败者，谁也不会信任他们。

　　另一方面，在出现了背叛、出卖者的营垒，虽然一时陷于困难的境地，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那种沿着信念走下去的"心"，却会经过锻炼变得更加坚强。

　　这样看来，可以说，背叛者最后招致的悲惨结局，是在人生分歧点上为潜伏在人的生命中的"怯懦心"所支配的必然结果。

　　正确的情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马拉顿与桶狭间战役

　　一般人常说："人生如同马拉松竞赛。"的确，开头虽跑在最前边，有时又会被后边的人超过。有时，在起跑线上虽然跌倒，但逐步追上，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人生也是如此，在长期的比赛中，会发生种种悲喜剧。马拉松之获得高度的赞扬，其秘密之一正在于此。

　　作为马拉松的起源而著名的是"马拉顿战役"。

　　公元前四九○年，爆发了第一次波斯战争。波斯的大军从雅典的东北方约四十公里的马拉顿登陆。当时，在雅典内部，很有出现波斯内应的危险，因为有些人认为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结盟比较有利。雅典根据将军弥尔蒂厄迪斯的建议，迎战了登陆军。经过激烈的战斗，雅典胜利了。厄乌科列斯(一说称费迪庇迪斯)作为传令兵，带着这个胜利捷报，拼命地奔跑，最后他向群众呼喊了一句"祝贺吧，我军胜利了"，便气绝身亡。

　　他之所以这样拼命奔跑，急于报信，是有原因的。当时在雅典，抗战派和投降派争得难解难分，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假如没有他死命奔跑传来的"我军胜利"的捷报，很可能出现无法收拾的混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送来的捷报具有万金难买的价值。

　　比任何一点都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时机，在每一瞬间怎样去抢先。一旦落在时机后边，那么不管怎样力量雄厚也会输掉的。更何况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是速度的时代。

　　获取正确的情报、联络与报告绝对守秘，这可以说是取得胜利的根本铁则。

　　"桶狭间战役"——这是织田信长打败今川义元①、改变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今川方面的军队二万五千，而织田信长的军队不过三、四千。这次对今川的战役，似乎是大胆的和孤注一掷的，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它是在信长充分计算之后进行的军事行动。

　　①今川义元(1519-1560)，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在东海地方称雄，与织田信长争霸，"桶狭间"一役与织田信长交战，兵败而死。

　　今川义元的大军，怀着击溃织田军易如反掌的信念，在进入尾张平原之前，在桶狭村一处叫做"田乐狭谷"的、为丘陵所围绕的小盆地中休息，这对织田信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

　　据信长看来，进入平原的战斗是绝无打赢的希望的。除了在丘陵当中攻打义元，此外一切均毫无胜利之可能。只有在宽窄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田乐狭谷"中作战，实力才各占一半。不，形势对于攻击方面更为有利。信长就在这关键的瞬间，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上面去了。

　　"今川义元的大营，正在桶狭间休息!"——梁田政纲向信长传来了准确的情报，信长立即挥军直入。

　　信长取胜的原因，当然会有人从种种角度加以评论，但正确的情报，不失时机地迅速传递过来，是他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点从信长本人称赞政纲的功勋为第一来看，也足资证明。

　　无论任何时代，"情报就是力量"。而且正确的情报，并不只限于来自专家或中枢部的人们。织田信长在攻打岐阜的稻叶山城的时候，引导从间道进军的，是樵夫之子堀田茂助，反过来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个牧童向普鲁士军指明了正确的行军道路。

　　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众是否站在自己这边，是作战的生命线。同时，只有在最前线的现实当中，了解真实的、活生生的情报，才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关于疏忽大意

　　——伊藤一刀斋的"剑道极致"

　　山本有三①的随笔中曾经写过一段很令人感动的"心的集注所在"的小故事。公认为一刀流开山之祖的伊藤一刀斋和他的弟子小野二郎右卫门(使一刀流臻于大成，将其流传于后世的人)师徒两人在全国进行"巡游练武"的时候，一天二郎右卫门向其师傅询问"剑道的极致"。当时，一刀斋是这样回答的：(《山本有三集》第十卷，新潮社版)

　　"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极致的东西，只不过，最紧要的，是不粗心大意。"

　　①山本有三(1887-1974)，现代有名的小说家、剧作家。

　　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平凡，但我觉得这是最能释明真理的、一句了不起的名言。

　　据说一刀斋几乎没有教他的弟子练武，但是走路时也好，坐下来也好，一旦二郎右卫门有所粗心大意，他就立刻毫不容情地责打二郎。这可以说是，他进行的是严格的训练，不是从理论上让其弟子懂得什么是每一瞬间的疏忽大意，而是在实践上使其弟子从实际感受中去深刻体会。

　　少年时期，我读过的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专讲"油断大敌"的气①的。文章中讲了"油断"这个词的由来。古时印度的一个王让他的家臣手中捧着一个盛满了油的钵往前走，并命令说："如果溅出一滴油就断尔的命"，在捧钵的家臣身后紧跟着一名拔刀监视的人，因此这个家臣即使一瞬之间精神也不敢放松。

　　①"油断大敌"——意谓稍一疏忽，就会招致失败，所以"疏忽"是最可怕的敌人。"油断"即疏忽的意思。"油断大敌"的出典，据说出自佛经《涅槃经》。

　　在从事某种工作时，瞬间的疏忽大意、微小的失误，都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上，由于中心人物的疏忽，导致整个事业失败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人的心是极其微妙的。正因为它微妙、极易动摇，所以对于"心"的锻炼是不可缺少的。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就曾严厉地告诫我们说："人生，由于一点小事会酿成大事，万不可疏忽大意。"逆境时还好说，特别越是顺利的时候，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越要自戒，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常是"失败时积下胜利之因，胜利时积下失败之因"。考察一下许多事故的原因，大多可以防患于未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人灾"。如果追问一下它的根源，那么许多情况下，最后都应归因于精神的懈弛、只往好处里设想、判断或认识的肤浅、由习惯产生的疏忽大意、惰性、怠慢等等人本身的"心"的问题。所以告诫人们不可疏忽，不应只停留在"不可丝毫放松注意"这一层次上，更重要的是，从平时起不断锻炼自己的内心世界，养成对待小事也绝不轻率从事的心理准备。

　　真正的勇者，对细小的事都一一加以注意，达到好像是胆小的程度。这可以称得上是"胆小的勇者"。经常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明明觉察出全体都缺少认真的态度，或整体的气氛出现松弛，却不加以制止，袖手不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正是在这种时候，领导者的使气氛为之一变的决心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这样想：一旦遇上紧急关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够毅然打退乘虚而入的敌人或阻力，必须具备如同绷得紧紧的表面张力一般的紧张感和冲上前去的气魄。

　　山本有三在上述随笔中还写下如下的话：

　　"所谓疏忽，不是说'心'中空无所有，而是说'心'为其他事物所夺。人一般总是一旦手中有把刀，心就只注重在刀上，做学问，心就只放在学问上，受到夸奖，就会为受人称赞而得意忘形，这就是'疏忽大意'"。

　　人由于弱点而遭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太多，更多的情况，毋宁是在自鸣得意的领域内自掘坟墓的。山本有三的这段话，真是把人生的深层的内心世界说透了。

　　人才的"城堡"

　　——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的教诲

　　我出于所从事的事业的需要，经常外出旅行。在繁忙的日程当中，总要挪出一些时间和青年或大学生们一起去访问当地著名的城堡、古迹，以增长见识。

　　日本有许多有名的城，大阪城、江户城、名古屋城、姬路城、熊本城、冈山城、和歌山城，等等。当时的著名武将们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和谋略，修筑了战略用的城堡。如今有的只剩下城址，有的已经修复。总之，这些城堡，留下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印痕。而且即使经历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城堡所在的地方，大多仍是中枢之地。有形的城堡也许总有一天会倒塌，但是它的历史的重量却会长存的吧。

　　我曾经有一次和户田先生一起去访问过仙台的青叶城城址。当时先生站在城址上所说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

　　"不管修建多么牢固的城堡，几百年后就会像这样变成废墟。

　　筑起永不倾颓的人才的'城堡'才是重要的啊。"的确，人才是一切的关键，一切发展都取决于此。

　　因此，户田先生集中全部力量培养人才。我也深信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竭尽心力为培养青年而奋斗着。

　　那种以为只要人多，人才就会自然培育出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不是倾注心血，通过实践来激发青年，是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的。我想，为了筑起"人才的堡垒"，那么领导者仔细去识别每一个人，培育每个人的这种头脑清醒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天台大师在阐释《法华经》奥旨的《摩诃止观》中有一节说："如城主刚烈，则守者强;如城主怯懦，则守者恐，心是身之主。"说到"城"，一个组织是一座城，一个工作岗位也是一座城，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座城。而自己本人则更应当是牢牢修筑起来的一座重要的城了。作为"城主"的领导者，如果是个勇者，那么守卫它的人也自然坚强，如领导者懦怯，那么守卫它的人也必然胆小。这向我们说明，在"人才的城堡"这一问题上，领导者的念头决定一切的道理。

　　而且，正像"心是身之主"所说的那样，以我身、我的生命作为城的时候，领导者的"一个心思"、"一个念头"，就是城主。为了确立自己，在自己的深处确立不会倒塌的牢固的"芯"，是至关紧要的，这里边也蕴含着信仰的力量。城之强弱不在于外表上的豪华绚烂。它集中表现在构造这个城的人才的结合和人的质量上，而且说到底，它最终取决于领导者的一念是否坚毅，取决于领导者生命内部的强韧程度。

　　维系组织的"信"与"诚"

　　——苏格拉底的"对话"

　　现代被称为组织的时代——人不可能离开组织而存在。

　　那么使得组织能够成立的，又是什么呢?

　　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说过："信是组织的核心力量，诚是组织的推动力量。"话虽简短，却是意味深长的。

　　这就是说，对组织说来，形成其核心要素的是"信"，也就是广义的信任。而推进组织的力量则是"诚"，是真诚的心。

　　它绝不计较利害得失、名声和毁誉褒贬。为社会，为人，真心实意地服务。——这对组织说来，是至为紧要的。

　　而且他还说："小船装载大石则必沉。因此，那种肤浅的、低水平的、缺少领导者的宗教，不能使苦恼的人获得幸福。"

　　就宗教来说，教义的高低深浅固然是它的根本，但同时也说明领导者的为人如何，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当然不只限于宗教。即使是一般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个私心颇重、一味考虑自己的飞黄腾达，缺乏坚强的信念、为人浅薄可鄙的话，那么也不会使人们信服。这里当然不会产生"信"与"诚"。

　　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作为"信"与"诚"的媒介呢?

　　最主要的是心心相通的对话。

　　现在，对一个组织说来，也强烈地要求在组织之中能做到一定的自我实现。据说，如今是在社会最尖端的企业中也会进行这样要求的时代。一切团体或组织，都努力使自己的组织能充满活力，能不断跃进。为此，尊重每个成员的个性，鼓励每个成员发挥出他的主体的能力。

　　从而，组织的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在梅泽正先生的著作《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书中指出当前的许多变化：例如，将统制从"依靠指示、命令"朝向"依靠传播媒介"的方面变化。而且将权限从"根据上级的赋予"朝向"根据受集团的支持"方面变化。领导方式也从"根据权限"朝向"根据情报"方面变化。同时将意向的决定，也从"集权化的个人决定"朝向"根据总的意见定下来的、符合情况的决定"方面变化。

　　领导者是否弄清这种时代潮流，恐怕是最重要的。同时，正确地掌握情报，倾听一切人的意见，也就更加成为重要的了。

　　我由于所处的地位，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我把每一位来信人的想法和意见铭记在心，认真地思考各位会员"希望什么""我怎样做才好"，每天都在分析，摸索。而且我对"对话"也倾注全力。

　　牧口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人生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对话，那么不可能说服对方。如果只是讲演，听的人只能感觉与己无关。就以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论》来说，不也是使用问答的形式吗?"

　　我想，这的确是说穿了人性本质的名言。日莲大圣人除了《立正安国论》之外，还以问答形式写许多《御抄》。说明他充分了解唯独对话才是深深进入对方生命的最好途径。

　　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都深明此理并付诸实践。

　　对此，现代的学者、名人，如果每当讲演，自己竟讲些难懂的内容，以为这样就能事毕矣，那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缺乏对民众的诚意。这种人不能不说是已经落后于"民众的时代"。因为只有在民众之中才能感觉出时代的脉搏。

　　最懂得"对话""问答"的作用的人，大概要数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了。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他，据说到了晚年，他把关心集中于人的问题，反复进行了探索。

　　他每天从清晨就到雅典街头、市场或体育馆等处可以会见许多人的地方去，和人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问答。苏格拉底人格高洁、善于使用温和的幽默和敏锐的说理。他是个充满魅力的对话的名手。据说有许多青年人都是受他的开导的。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变得年轻美好的苏格拉底》，竹林二著，田畑书店版)。总之，对于发问，把自己所想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是"灵魂裸露"的意义，这里边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愿望：通过这种坦率的对话，来验证人的最宝贵的真实。苏格拉底采用的方法——这种重视相互"灵魂的对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有着与现代相通的重要意义。

　　同时，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学者O.F.卜尔诺强调"对话"对人的形成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的话：

　　"对话给生活带来新鲜的活力。因为它把人从白昼的痛苦和夜间的孤独拯救出来，不断引向新的生命，引向慰藉的源泉。由对话中产生的真理，不是残忍的、可怕的、强制的真理，而是可以给人以慰藉、支持人的生活的真理(《语言的力量》，李奎浩著，丹羽笃人译，成甲书房版)。

　　时代明确地取向于"人的组织"。组织从个人出发，又归结于个人。始终保护个人是它的原点，"人的组织"必须彻底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满足于由上边强加组织权威的做法，早已行不通。即使是小规模的集会，恐怕也必须是能使对方满意的对话。不应该是使人感觉有某种威压或强制味道的命令式的东西，而是必须以对话为基调，这种对话能给对方以心理上的安心与勇气，认同基于生活的真理。总之，如果领导者决定一切，那么由于领导者的优劣，许多后辈既可以振奋也可能垂头丧气;既可能幸福，相反也可能不幸。同时，既可能走向胜利，也可能向失败的方向后退。牧口第一代会长的名言，是以佛法为基本的组织论。我想，一个领导者的态度、做法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适用于一切的真理。

　　引发一个人无穷力量的组织

　　——微粒子的世界

　　"生命遇上生命就会发出光耀，带上磁，而一旦孤立，磁就消失。生命越是和自身不同的生命交杂在一起，就越增加与他者存在的联系，增添力量、幸福和丰饶，变得活生生的。"

　　法国的历史学家密修莱，在其所著《民众》(大野道译，篠竹书房版)中做了如上的论述。他在这里清晰地说明了人与人彼此集合起来的意义。

　　有人反对说，有了组织，就要受组织的束缚，失掉自由。

　　但是，这只是片面地理解组织。

　　就以人的身体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目、耳、鼻这些器官，手、足以及心脏、肝脏、胃等等内脏，一方面相互辅佐、相互补充，一方面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如果丧失了各部分的组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完成作为生命体的整个机能。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尤其现代是个组织的时代，如果没有国家、企业以及各种团体这些组织的存在，那么任何前进与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就从宗教界而论，姑且不论它是否起着有效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具有组织形态。最近，似乎在科技领域被称为超微粉的超微细的粒子引起人们的注意。将金属粉碎，使之成为直径百万分之一厘米的超微细的粒子。这样一来，据说构成粒子的元素，原来的块状并无变化，但性质却大不相同。

　　根据专家的研究，超微粒子的性质变化，其一被称为"大小"效应，与粒子本身的"大小"(size)关系非常之小。

　　同时还可以举出它与块相比，表面积相对增大——也就是说，出现在表面上的原子，其粒径越小也就越随之变大，由于表面的原子的性质，产生种种具有特性的变化。

　　具体的例子，据说每一个小粒子的表面张力(缩小表面积的力)很强，内部产生数十万气压的高压。

　　而且，在低温域，比原是块时比热变小，化学性质的"活性"很强，作为催化也很有前途。

　　正如应用在音响装置、录像机的磁带上那样，铁系合金的超微粉末，由于它的"大小"，比起块来，表现出很强的磁性，等等。

　　以上说的是物理性质的领域，如果将组织与构成其组织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加以对照的话，那就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也就是说，只有把每个人都照亮，才会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所不晓的非凡的力量。组织绝不单只是具有"个"的总合的力量。细致去观察"一个人""一个人"，激励他们，培养他们，同时使每个人潜伏着的、无法估量的力量，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乃是关于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

　　如果只是用"大家纠合在一起"的观点来谈论或发指示的作法，那么每个人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是不会发挥出来的。

　　这也可以用人的生命和细胞与分子加以比拟。在主体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发动力或发现力的触发下，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与分子，作为调和的统一体，生气勃勃地将生命的活动持续下去——这种伟大的生命活跃本身可以说是活动着的组织的象征。整体各自为政，当然不会发挥出组织体的力量，并且也发挥不出个人的真正力量。可以说时代越来越要求人的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个"与作为组织的"全体"调和起来，使两方面的长处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是组织应该努力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标。

　　没有"死角"的组织

　　——五棱郭的筑城法

　　一九八七年八月，我访问函馆时，和青年们一起去参观了五棱郭，五棱郭是戊辰战争①最后激战之地。畑本武扬率领的旧幕府军据守在这里，向萨长的政府新军进行对抗。五棱郭又是以日本最初的西洋式城郭而著称。幕末的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开工，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竣工。它所以叫五棱郭，意谓它是一座"从平面看，形成五角形的城塞"，设计者是伊予大洲藩(爱媛县大洲市)出身的荷兰语学者武田斐三郎，他以法国筑城书译成荷兰语的文本为依据，担任了设计工作。

　　①戊辰战争——明治元年(1864)明治新政府的军队与旧幕府的军队进行一系列战争的总称。

　　这座五棱郭的筑城法，是伴随着大炮的发达，在法国等地经常使用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平地上挖掘五角星形的壕，用这些土筑起土垒，在每个向外突出的星角(棱堡)上设有炮座。然后围绕上外壕。日本十七世纪中叶在兵书上已记载了这种棱堡式的筑城。同是幕末筑造起来的长野县南佐久郡的龙冈城，据说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筑城法呢?这是因为从城内向外发炮"没有死角"的缘故。这种形状的城堡，对前来攻打的敌人，能够浴以二层、三层的炮火。

　　"不留死角"——这对于组织的构造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时常从各种角度，向我讲述怎样搞好组织。关于组织和"死角"的问题，他也是通过"经营论"等论述，向我进行了如下的教导：

　　"经营公司，要像银行那样，使职员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搞一些小房间或用屏风围成办公的地点，就会促成出现暗处的结果。这点必须注意。重要的是，总经理必须一眼就能看到全体职员的工作情况。"

　　任何组织，这一原理恐怕都是相同的。一旦产生不易看清的"死角"，从中心人物看来，出现难以弄清的部分，那么在那里肯定会发生问题。所以领导者必须使组织成为一个能展望全体的"明快"而"清晰"度很高的组织。为此，中心人物充分听取成员的意见，充分理解他们，就变成十分紧要的事了。

　　而且，造成"死角"的可怕后果，不只限于组织。对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总有些不透明的部分，或者无法了解其内心的想法，领导者就应当充分加以注意。一个人背叛他人或者做坏事，那么他总要有某种不透明的部分。不进行汇报，很少碰头，交谈时缺少明快，总要留下一些不透明的部分，这时就应当看成是进入危险水域。

　　全体成员都在领导者的一望之下，齐心合力地前进——

　　这样充满活力的明快的组织，才可以说是向前迈进的组织。

　　同时，我还要提醒这一点：五棱郭是"平地城"。这当中也蕴含着组织的视角问题。组织也可以比喻为一座城。不管什么样的组织，都不应该是构筑好多层次的"耸立"着的那种"城"，组织也应该是站在同一层次上，人们共同积累经验，共同前进的"公平"而"平等的""平地城"才行。如果组织变得像山地城那样高高耸立在山顶上，那么领导者就望不见下方，很容易出现"死角"。

　　"不造成死角"——这是如何处理好组织及人心的要害之点。我深深感到，五棱郭以它静静的风貌，告诉我们组织的要害和人的要害在哪里。

　　第三节　《三国志》(二)

　　"仁德"之人·刘备的轨迹(1)

　　——论领导者的条件

　　在《三国志》主人公刘备的足迹中，的确有许多故事，足以使人想见刘备其人的人性，给人以丰富的启发。和关、张的"桃园结义"，对孔明的"三顾茅庐"，晚年和东吴交战大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离开刘备的个性，不可能出现的。

　　通常，刘备被称为"仁德"之人。但在战乱之世的领导者重要条件之一的军事才能方面，他并无可观之点，只能说他是一般的才能。实际上，刘备固然在三十年当中，经过许多战役，可以说是个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之将，但在他得到孔明之前，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他之所以能成为蜀帝，成为三国时期的一方之雄，是因为他作为领导者还兼有特别显著的"德"。

　　许多史书上，说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有英雄之器。"①(《三国志四》，守屋详、竹内良雄译，德间书房版)这就是说他人物风格的高洁和阔达，能使人联想起汉高祖来。在战斗攻防这类智谋方面，他虽远不如曹操，但在作为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包容力、重诚实、守信义等等人性方面，可以说刘备是本时期首屈一指的德高之士。这点，从刘、关、张、孔明、赵云等蜀君臣亲密无间，胜过手足的情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①此处系改用我国陈寿《三国志》的原文。

　　《三国志》之所以不单只是作为战斗攻防的戏剧，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仍作为人的戏剧，充分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就在于刘备处战乱之世，与其臣下难能可贵的深厚的个人情谊。产生蜀军这种独特的结义式的纽带，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刘备既是个极其守"信义"的人，同时又是个非常讲"情谊"的人。

　　最足以说明刘备深厚"情谊"的事例，恐怕要算是那场为关羽报仇的大战了。终生的结拜弟兄关羽被东吴谋杀之后，刘备不听部下的一切反对，出兵伐吴，众所周知，这次战役刘备的军队大败，西蜀濒于危殆。从这种意义说，这次战争是刘备晚年致命的失败，其结果，会招致西蜀的灭亡。所以对刘备领导能力的薄弱，即使受到后人的严厉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种领导上的幼稚与愚蠢，经常出现在刘备这个将军身上，这就是使他复兴汉室的远大理想变得半途而废的最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刘备个人的致命缺点。

　　但是，这次发兵讨吴虽从军事常识说难以理解，然而，如果从刘备的心情来说，那么这是他不能把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的仇置而不顾的、一种"情谊"的直接喷射。如果不考虑这点，那只能意味着"信义"的死亡。将人世上最可贵的"信"、"义"弃而不顾去求得胜利，这种做法真的能存在吗?

　　……这次事件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总之对于刘备说来，这是一个绝不肯做这样策谋和打算的人，是一心以"信"、"义"为重的感情喷射。在这点上，又可以使人领略他那对人所具有的绝大吸引力的纯粹生命。对于孔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与之志同道合的人来说，恐怕正是把这点看成是主君的美德，而寄以绝大信赖的吧。

　　作为人的至情直接流露和作为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刘备往往缺少这两者的平衡，从而每次招来不幸。和这次倾全蜀之力为关羽进行报仇的作战一样，刘备的这种"情谊"、"仁德"造成灾祸的事例还有许多。当他被曹操的军队打败，在千里的路上退却时，刘备携带了爱戴他的数万百姓。但是，和不懂打仗的百姓一起行军，是极其困难的。在曹军的追击下，许多民众牺牲了。据吉川的《三国志》所写，他看到这种光景，十分悲哀，他说："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多么可怜，都是因为我，才使他们遭受这样灾难。……如果没有我那就……。"说着他就想投河自尽。这是最能象征刘备人性的一个场面。他就是具有这样感伤性侧面的一个领导者。周围的臣下向他进谏说："死易生难，活下去的道路，本来就是非苦斗不可。难道您抛弃众多的百姓，就您一个人企图解脱吗?"这样，他总算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整旗鼓，但这次撤退毕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在退走时带领百姓在一起，这一决定是否正确，这是赞否分岐的、很难说清的问题。实际上，的确也有人严厉批评刘备的这一决定。但他热爱民众的心情，是十分可贵的。而且，我想，正是这点，是一个做领导的人必须做为龟鉴的。从这种意义说，刘备可以说是具有比其它人都加倍强烈的"慈爱之心"的一位好领导者，而这种"慈爱之心"恰恰是为民上者的人伦基础。但是，对他说来，问题在于他的力量。如果没有与领导者相应的力量，那么不管具有什么样的高迈理想与温馨的心情，最后甚至免不了要牺牲可贵的百姓。领导者刘备的悲剧之一，就在于他空有这美好的心情而缺少保证这种心情的实力，由于这个缘故，使西蜀招致不幸的事例，绝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刘备的故事，说明了即使一个领导者非常热爱民众，但能将民众保护到底，又是何等的困难。这点，也是我本人平素真实不假的感受。正义与力量——能够兼而有之，对于领导者说来，该多渴望能够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啊。

　　考察"仁德之人"刘备的一生轨迹，使人再一次认识到这点。

　　"仁德"之人·刘备的轨迹(2)

　　——母亲、继承人、人生论

　　关于刘备，有一件不该轻易看过的事，那就是关于他的母亲。刘备是个很有孝心的青年。父亲已故，只有母亲一人。

　　刘备衷心敬爱母亲。而他的母亲又是个非常气性刚烈的人。伟大的母亲，任何时代也好，都是这样的。

　　刘备离开故乡，二年、三年——虽然壮志未酬，但在思乡之念的驱使下，他回到母亲身旁。这位老妇人不但没为儿子的归来高兴，反而严厉地向他说道：

　　"这是怎么的啦，活像个吃乳的孩子。……你这样，还算是个忧国的大丈夫吗?既然回来，也就不必提了。但不准你久呆，今晚安歇一晚，明天你就走好啦。"

　　同时老母还以严峻的爱子之情，鼓励他说："你要想到千万人的幸福!我这个余年无几的妈妈，算得了什么!你的心思——好容易立下的大志——如果只为了我这样的一个妈妈就有所松懈，那么妈妈我为千万人的幸福，宁愿少活几年，也要鼓励你出去啊"(《三国志》，吉川英治著)。

　　正因为有这样伟大的母亲，刘备才没有放弃初衷，并加强了自己的决心，得以不断地前进。的确，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我见过许多这种关系，我是深知，母亲的一个决心的举动，一个决心产生的力量，对孩子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同时，通过刘备的这样家庭环境，正像俗语所说"家贫出孝子"那样，可以说，一个杰出的人物，大都是出身于贫寒家庭，这几乎是古今不变之理。

　　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刘备正相反的事例却是他的长子刘禅。西蜀在刘备死后，这位刘禅继承了帝位，他没有其父那样的大才，这主要是因为他在不知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的确，培养后继者是极其困难的，领导者最大的忧虑也在这里。以刘禅来说，他是刘备年近半百时所生之子，刘备死时他只有十七岁。从这种意义说，也许他被过分地骄宠了。

　　户田先生说过如下意思的话："父母在艰难创业时所生的孩子多易成人。"这是告诉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孩子说来，了解父母最艰难的时刻，和父母一起体验千辛万苦，是对孩子最大的教育。

　　不过，刘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儿子刘禅的未来，不掺杂任何私情。他预感到死期临近，向孔明托付一切后事，留下了遗言。吉川英治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一场面做了如下的描写：

　　"君(孔明——引用者)之才十倍曹丕。孙权也难与君相比。……所以必能安蜀，使基业不致坏坠。但太子刘禅年纪太幼，很难说将来会如何。如刘禅充分具有为帝之资，君又辅助之，固所欣慰。但，如刘禅鲁钝、非帝王之器，则丞相可自为帝，以治万民……。"

　　随又给刘禅留下遗言："汝父死后，汝可父事孔明。"吉川英治先生以动人的笔触接着描述说："这该是何等英明的决心，何等悲壮的遗诏啊。这分明是说，太子如不才，汝可自立为帝、完成帝业。孔明伏俯在龙床之下，痛哭流涕，几成血泪。"刘备作为领导者不同凡响之处，正如表现在他对孔明的信任那样，他不搞专制君主那种习以为常的家天下，比起家天下来，他更重视大义，这说明他毫无私心的态度。

　　他的这种态度，可以认为是君臣的楷模。而受托一切后事的孔明，在刘备死后，果真以"死而后已"的决心，为完成先主的大业，奋不顾身地开始了尽瘁于国的努力。

　　这样，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观察了刘备的人性，而他走过来的、波澜起伏的人生轨迹，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教训。首先，这是刘备在西蜀建国以前的事：当时，他周围的人为刘备的不得志而深感愤慨，但他本人却泰然处之。为什么他会这样?当时在刘备的胸中有如下的想法，即"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即所谓蛟龙潜子深渊，目的在于升天"(《三国志》，吉川英治著)。这里所说的"蛟龙"是传说上的动物，它潜伏在水中，等待雷雨，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化龙升天，在这里给人一种生活的启示：当人生处在逆境或不遇之时，应如何对待。

　　特别是青年时代，一个人很容易为别人不承认自己的处境而悲叹，但青年时代也需要有一种深沉大度，内心里抱着到了四、五十岁时将会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活动天地，而泰然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千万不要忘记如刘备所说的那样，曲是为了伸，竭尽全力，尽到现在的本分，一边等待着天时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通向大成之路。

　　而且，在人生中有时也会失败。遇到这种时候应如何自处，如何行动呢?刘备不只一次遇上过作战的不幸失败，有一次，他的结义兄弟关羽鼓励他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人的成败在于时机，……时机来了则自然顺利，时不至则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对待漫长的人生，得意时不为得意而骄，面临绝望深渊，也不陷入失落感。——

　　不为外界所动，不受外界摆布，出处进退，均能处之泰然，才是最难能的啊"(同前书)。

　　在人生中，如果面临一次失败，就悲叹来悲叹去，那就会甚至使整个人生陷于失败。倒是应当将这次失败作为下次胜利的动力和决心，以积蓄自己的力量。

　　关羽还劝说刘备："人也总要有几次须效仿'泥鱼'那种隐忍的时期"(同前书)。泥鱼，是一种什么也不怕的鱼，遇上久旱水涸的时候，就会全身裹上呢，滚上几天，八五八书房有了水便立刻从泥壳中爬出，又照旧游来游去。

　　"泥鱼和人生"——这又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失败，的确会给人生带来失意和绝望，但只是胜利，也绝不会造就深刻的人生。只有经历过多次的败仗，懂得自重，一心锻炼自己的人，才能体会到真正人生胜利的喜悦。这样看来，使人感到，比那种简单的英雄、胜利者，克服了多次失意与失败的刘备的一生，蕴涵着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的人生的深邃、人生的可贵、人生的价值。

　　希世的名臣诸葛孔明

　　——《三国志》上灿烂光芒的睿智

　　《三国志》后半部中的英雄诸葛孔明，使任何时代的人都会对之崇敬不已。他那不朽的光彩，可以说是《三国志》中任何人也不可能与之比肩的。户田先生也是在所有登场人中最喜欢孔明的。那么，孔明究竟是什么缘故能使人感佩至深呢?不消说，一是他那"智慧"的光耀，使人觉得达到了人所能具有的智慧的顶峰。在孔明身上，到处体现出类似人所憧憬的理想的"智慧"的明晰性。他那宛如满天星斗般的"智慧"的光耀，为三国兴亡史增添了无限的光辉和丰富的色彩。

　　诸葛孔明的"智"——刘备"三顾茅庐"时曾向孔明说过："先生神算，每次都使我心服口服"(《三国志演义(上)》，立间祥介译，平凡社版)。这说明刘备对他的完全信任。他的神妙的智慧，还在于既非学究式的，也非权谋数术式的策谋。它是在后汉已经倾颓、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为了那些饱尝涂炭之苦的民众，企图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迸发出来的实践的智慧，这点也正是使人们所以深为感佩的缘故。说它是人的睿智的究极的出发点，也并非言过。

　　使孔明登上正面历史舞台的机缘，是刘备那次著名的"三顾茅庐"，当时他二十七岁。构成这两人带有命运性的相遇的伏线，据认为是刘备与司马徽的一段问答。吉川先生描写说：司马徽曾说，像刘备这样的人4020.com.cn，使之身心徒然疲惫，空度岁月，实在"可惜"。对于这点，刘备则概叹"自己的时运不济"。司马徽指出：不该委之命运，原因在于刘备身边人才不足。

　　据司马徽的看法：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人，固然都是力敌万夫的勇将，但他们缺少洞察时代趋势之才。而其他一些人物也非经纶济世之士，这样当然不能成就天下大业。当前刘备需要的，既不是无双的豪杰，也不是白面的书生式的人物，而是应当去搜求俊杰人士，那种能洞察时代大势，对天文、地理了如指掌、具有经纶抱负的人。一个有识别人才能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司马徽所说的"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是脍炙人口的名言。

　　随后，小说描写了刘备通过徐庶，终于见到了孔明，刘备曲尽"三顾"之礼，孔明讲了"三分天下之计"，以两人的"鱼水之交"，为从战乱走向统一，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活动。这时的刘备是如何积极地活动，正像孔明本人对刘备所说的"(使君——引用者)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蜀书·诸葛亮传》，本田济译。收于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①，那样，他广求人才，积极接受人才，以伸张大义。不难看出，刘备这种真挚的心情，是充分打动了孔明的心的。

　　①此处系直接引自《蜀志·诸葛亮传》的原文。

　　总之，刘备获得这样希世的名臣以后，过去那种一进一退的形势，大为改观，在军事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沿着"三分天下计"这一正确道路不断迅猛前进，这真正可以说明得人是如何的重要了。孔明加入刘备的势力以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武勇绝伦的武将的才能也得到了尽情发挥，无一不通往胜利。在孔明出山以前，刘备的军队总是进行直线的、平面的作战，但由于得孔明这样一位希世的军师以后，一转而展开了立体的、机略纵横的作战，形成了一个组织体系，使每个力敌万人的勇将都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孔明的活跃，充分显示出一个人的力量，会如何给人和组织以活力，给时代带来巨大变化啊。当然，他的睿智绝不只限于军事战略方面。

　　最足以代表诸葛孔明的智谋战略的事例，可举出"赤壁之战"。所谓"赤壁之战"是指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与吴主孙权进行的"史上空前的大战"，也是《三国志》中描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在这次大战中，刘备的军师孔明，乘一叶扁舟，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往说吴军，最后导致了赤壁的大捷。他把英名盖世的孙权、周瑜玩弄于股掌之上，晓以大义，使他们和魏进行决战——他的这种胆识和智谋，从另一种角度说，正可以说是"战争不靠武力而靠政略的尝试"，充分显示出孔明真实的雄才大略。

　　曹操在这次"赤壁之战"中大败，正想逃回，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被关羽拦截，但曹操以巧妙的言辞，打动关羽，诉之以情。信义之士的关羽，不忍杀害失败了的曹操君臣，最后放走了他们。在这段描写中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奸智，他利用了关羽为人感情深厚的可乘之机。极端善良的人与足智多谋的人的这两种缩影，是世上屡见不鲜的，因此描绘得仿佛如在目前。恩师户田先生评论这时的曹操说："他，总之，是命不该绝，是他的运气还没有到头。"户田先生明知在小说中曹操是被当成恶人来描绘的，所以说他"命不该绝"，其实恩师在这段中真正想要强调的用意别有所在。那就是说派遣关羽，是孔明的战略失误。吉川先生写的《三国志》中，关于这点，写成了孔明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而故意派遣关羽，其实，孔明的先见之明，能否高到如此地步，是很值得怀疑的。

　　对于这一情节，恩师想说的是：当时如果派遣了张飞或赵云，则肯定会消灭宿敌曹操，或者孔明本人前往也可。孔明没有这样做，只能解释作：即便是像孔明这样英明的智谋者，也会出现调遣失误。恩师之所以反复强调知人的重要性，正是出于"将领学"的考虑——他指出要经常认清人的优缺点，用人要做到适材适所。有的人适于战时，而有的人则适于平时。而且在作战上强有力，不一定就适于从政。因此，任何人只要按照与各自的特点相适合的方向前进，都会有所作为。孔明为什么派遣关羽，它的真正原因不太清楚，但如果单从效果而论，即使是名将孔明，也不免在人才调配上有所失误，这可以说明看清人的本质是如何的困难。

　　说明孔明的卓越智慧的典型事例，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擒获南方土豪孟获一事。为了使西蜀得到安泰，他在刘备死后进行南征。征讨与东吴有联系的南方，解除后顾之忧，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对魏作战。但是，南方有许多土豪、酋长，其中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就是孟获。孔明进军南方，擒了孟获又放掉，擒了又放掉，足足重复了七次，世人称之为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在这一过程中，孟获对孔明心悦诚服。即便说是对野蛮无学的敌人也罢，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过七擒七纵的事例，对于这样的大恩，孟获怎么能不衷心感激呢。

　　这段故事，是说：以力服人，后来必定还要反逆。深深了解这一人性的孔明，使南方的最有勇力的土豪孟获敬服，在人的力量、智略及仁德等方面，都使之甘拜下风，使其永远感恩戴德。这是孔明出自洞察这类人所采取的独特行动。这点，即使现在仍可以给人以新鲜的视角吧。

　　孔明的节操

　　——《出师表》中表现出来的清冽的心灵

　　诸葛孔明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闪闪发光的睿智，同时也是雨于他终生面对理想，一贯无私意所致。这点在他成为西蜀丞相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孔明为政始终清廉公正，他作为一国丞相的态度在《蜀书·诸葛亮传》(本田济译。收于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中有如下的记载：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①

　　①两段文字均据我国《三国志》原文。

　　如这里所示，政治家孔明，他十分注意公正的政治，从某种意义说，几乎使人感到认真到过分的程度。为此，他严格地遵守信赏必罚的原则。同时他的伟大，在于律己极严、十分清廉。

　　他在向蜀主上奏中说："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中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①据记录，他死后，果如其言。西蜀的人民在他死后仍在不断怀念公正无私的孔明，自是理所当然的。

　　①两段文字均据我国《三国志》原文。

　　孔明通过自身的人生，显示了他为大义为理想而献身的心灵，该多么清冽澄明!特别是《出师表》，使他为贯彻高迈之志所怀抱的真诚得以千古不朽。这是在刘备死后、他向继承帝位的刘禅所上的有名的上奏表文，在其中，他吐露了忧国至情，可以说这是使读者不能不堕泪的一篇名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中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①(守屋洋、竹内良雄译。同前书)

　　刘备死后，征南又过了一年左右。孔明极力充实兵力与粮草，准备北伐。但是蜀中的许多大臣安于现状，嫌忌战争。

　　而且虽说是三国鼎立，魏据有十二州而蜀仅据一州，相比之下未免弱小。从这种意义说，任何人都认为这种战争对西蜀说来胜算较少，但孔明的决心却非常之大。为什么孔明这一时期宁可付出极大的代价，决心伐魏呢?这是因为他已经看穿魏越来越强大，正在窥伺着西蜀。因此，他已预见到如果不在自己有生之年，先发制人，则魏必灭蜀。这是任何时代，只有身负重任的领导者才怀有的内心苦衷，在《出师表》中，孔明深察未来的时代大势，所以他那悲壮的决心，字里行间，溢于言表。

　　①此段文字，据汉文原文。

　　他在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中是指皇帝侧近的人，府中是指政府官僚，在先帝死后，蜀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必须宫中与府中成为一体，尽职尽责，这的确是极中肯之言。户田先生也对这篇上表文十分共鸣，经常引用。

　　用现代的话说，这是在阐明领导者必须与民众成为一体以完成预期目的的道理的。

　　孔明还在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同前书)。对年轻的刘禅讲述了为帝王之道。

　　在当时，蜀国由于孔明的励精图治，内部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大臣们的心，也逐渐保守化，丧失了前进的锐气，开始出现堕落与衰退的征兆。

　　《出师表》是出自孔明坚强心愿的建议书，目的在于打破蜀国这种安逸与惰性，恢复创业当时的远大理想，使宫中府中都能改变士风，以挽救国家的危机。诸葛孔明的过人智略，足以使许多人为之惊叹。而更为深刻动人心魄的，则可以说是在于他的这种鲜明刚烈的人生态度。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那就要属五丈原了。

　　鞠躬尽瘁的孔明

　　——秋风五丈原的晚节

　　对于诸葛孔明出兵伐魏，许多人感到不安，如果单纯从魏与蜀的兵力和国力之差来考虑，这种不安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孔明对这种差别早就知悉而且做了万全的准备。人们未能理解孔明的深思熟虑，所以反对。但孔明北伐中原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准备。

　　刘备死后，完成了五次对外的征讨，特别是后期这三年间，倾注全力于健全内政上，可以说这都是为了上述目的。吉川英治先生在他写的《三国志》中，为了叙述孔明北伐中原是先帝刘备在世时的宿愿时，这样写道："他决定三年不再出兵，蓄养士卒，积蓄兵器粮草，卷土重来，以报答先帝知遇之恩。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北伐中原的大计，就连睡梦中也绝不能忘记，这就是孔明唯一的心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北伐也就没有孔明。"要知道，他所事奉的刘备，正是被曹操从中原赶出来的啊。

　　不只是最后的五丈原这一役，孔明胸怀刘备的遗志，开始走上北伐之途，就已经是临近晚年了。但是，直到他的晚节为止，在他的心愿中，从未忘掉他的大业，从未消失过他所受的先帝的大恩和对先帝发过的誓言。从这种至诚的一生中，感到孔明这个人人格的真正伟大，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吧。

　　这样，孔明把最后的战场定在中原，毅然举行了数次北征。在力量弱小，兵粮也难以为继的不利条件下，仍然坚持反复北伐，这完全是出于孔明百折不回的夙愿。第二次出征前他写的《后出师表》中说："与其坐而待亡，何如伐之。"说明了这是"与其坐而待毙，毋宁应该北伐"的孔明壮烈的心情。

　　但是，如所周知，这次与魏交战，结果只是使世上无与伦比的著名军师孔明，更加显示出他那晚年的忠心耿耿而已。

　　其最典型的场面，当然要属"五丈原"他本人的病殁，不过，"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普遍为人所知的第一次北征，也渗透着孔明的苦衷。

　　第一次北征，孔明充分发挥了他的智略，取得了节节的胜利，但在街亭一役，由于马谡的失误，使战事遭受了挫折。

　　马谡是孔明的知交马良之弟，其兄战死后，由孔明收养，处处加以照拂。孔明很重视培养才气焕发的马谡。在这次战争中派他去担任天王山的街亭的战斗。但是，马谡缺少经验，又有恃才和贪功的毛病。当然，孔明是了解这点而起用他的。从孔明的想法来说，是想给他一次机会，来考验马谡的。孔明这种认真考验他的心理，可以从孔明临送走马谡之前所说的"军中无戏言"这句严峻的话，充分得到证明。

　　但是，可悲的是，马谡并未理解孔明的深刻用心，也未能拭净他那恃才和贪功之心。他最后还是傲慢地违背了孔明的命令，脱离常轨在山上安营，结果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大败，使孔明已经布置得十分周密的作战计划归于惨败。宛如穿针引线一般以极少的兵力和人才的优势以期对魏克敌制胜的孔明费尽心机的布置，由于这个浅薄的年轻人的傲慢，想不到竟然化为一场泡影!不但如此，违抗他的命令的马谡本人，又正是他寄予厚望的、他所亲自培养起来的人!孔明拒绝了众将的求情，挥泪斩了马谡。这可以说是，像孔明这样的贤明的主帅，也由于对马谡过于慈爱，造成判断有误的例子。但从另一种看法说，这一调遣马谡的悲剧，也可以说它真实反映了蜀国人才的缺乏。关羽、张飞均已亡故，谋臣法正以及黄忠等建国以来的得力之臣也相继死亡，当时西蜀只靠孔明一个人在那里孤军独撑。不但如此，随着与魏战斗的加剧，西蜀人才匮乏日益成为孔明很大的压力。孔明不得不使用后来谋反的魏延，也是大有难言之隐的苦衷啊。

　　关于孔明的心情，吉川先生在"五丈原之卷"中，做了如下的描述：

　　"孔明虽未说出口，但他内心里确实有一抹寂寥。他内心里早已想好了连科学的创造力都无法企及的作战方略，他也相信执行这个作战方案肯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唯独西蜀军中人才的缺乏，是怎样也弥补不了的。"

　　关于证点，户田先生指出："人的才干总是有长有短。即使英明如孔明，也是无能为力的。蜀国之所以未能很好地收揽人才，是因为孔明之才太高，而又过于严肃认真的缘故。"

　　各方面的才能都过于擅长所造成的悲剧——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军师孔明自身所造成的悲剧。同时也不应忘记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话："而且他也没有尽力搜求人才的余裕，我想，这点是他未能培育后继者的原因。"这说明户田先生同情孔明所处的困难处境，同情孔明必须完成的使命的严峻性。

　　晚年的孔明，内心里怀抱着别人无法为之分忧的苦衷，而同时又落入不能不进行到底的、为国奋斗的孤立命运。激烈的军务和精神的劳瘁，使他身染重病，而且，他手中足以托以后事的人，为数并不多!

　　即便如此，孔明为报答刘备的厚恩，完成刘备的遗业，还是毅然与敌将司马仲达相对峙着。孔明这一赤诚的心和他峻烈的生活态度，自古以来，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感动得下泪。土井晚翠①的著名诗篇《星落秋风五丈原》，就是歌唱孔明的这种心情的。

　　①土井晚翠(1871-1952)，诗人，曾长期任过第二高等学校英文学教授。

　　祁山之夜夜色深，萧瑟秋风发悲吟。

　　繁露零落田野冷，阵云黑压五丈原。

　　草桔黄，马肥壮，蜀军旌旗暗无光，

　　营静鼓角几声寒。丞相已病危!

　　(中略)

　　梦寐难忘君王恩，临终遗诏铭心田。

　　鞠躬尽瘁忧国家，风风雨雨几春秋，

　　而今败叶雨中颤。一旦大树倾颓后，

　　汉室气运益难言。丞相已病危!

　　(《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58卷》，土井晚翠作，筑摩书房版)

　　这是一首极好地表现了以最后战场五丈原为背景的、诸葛孔明的生平及其精神境界的诗。病重的孔明。蜀军旗帜暗淡无光。来去于孔明胸中的是大志中途未酬，刘备对自己的深切信任与对蜀汉的命运。……在这首诗中充分写出了即将病殁的孔明极其悲痛的心情。

　　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的新年，我把这首《星落秋风五丈原》的歌唱给了恩师户田先生听。这是将土井晚翠的诗附上曲谱的歌，恩师静静地倾听着，听着听着，他摘掉眼镜，用手绢捂起了眼睛。随后他说"真是一首好歌，请再唱一遍。"前后我唱了六遍。他向我们说："你们了解这首歌的真正精神了吗?"

　　于是户田先生宛如讲述自己的事情一般解释了孔明壮志未酬、半途死去的心情。他说："孔明的生命已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眼看就要从断崖绝壁坠下的时刻。他的军队正处在败色笼罩当中。在这关键时刻，人会想起什么，怎样想呢?绝不会是简单的悔恨，更不会是可以认命就能解决的。……当我想到孔明死不瞑目的心情时，不由得掉泪啊。"

　　诸葛孔明在五丈原落下了他人生五十四岁的帷幕。壮志只实现了一半就不得不死去的他，其心中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即使他在临终的一刹那间，他的这种执著念头的烈焰也绝不会熄灭。这种贯穿于他现世与来世的强韧的执著之念，以奇妙的现实，凝结在"死诸葛能驱走活仲达"这一事实上，结果保卫了蜀国的安全。魏灭蜀是孔明死后又经过了三十年的事，这样看来，孔明晚年的北伐，虽未能取胜，但他那动天地感鬼神、壮烈至诚的一念，既挽救了蜀的危机，同时也使他的英名永垂千古。

　　诸葛孔明，受刘备知遇时是二十七岁，到他五十四岁身殁于五丈原为止，在这波澜万丈的二十七年间他一贯坚守的洁白的"生与死"，在《三国志》的人物当中，至今仍然放射着不朽的光辉。

　　第一节　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二)

　　民众的原像

　　——中国人与正视现实的思想

　　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

　　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社版)

　　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

　　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确的疑问的。

　　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史记》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

　　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司马迁式的质问。

　　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便得以横行。

　　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狂人日记》(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

　　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

　　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

　　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

　　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

　　扎根于庶民之中

　　——前汉宣帝时代的善政

　　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主义与虚套。

　　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

　　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

　　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们。

　　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

　　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点。"

　　陈舜臣又写道：

　　"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

　　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安宁。

　　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同时又具备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顽强精神。可以说他的苦难经历使他把民众永远当成思考问题的尺度，又使他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可驾驭的血肉之躯。

　　畜生横行的地球

　　——桐生悠悠的信念

　　长野县曾有一位坚持自己信念，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人。

　　他就是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编，著名的桐生悠悠。他是在后人谈论"战争与记者"一题时常常提到的人。

　　他是这样描述信州风土的：

　　"原来(——引用者)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评论界的理想地区。"(《桐生悠悠自传》，太田雅夫编，传统和现代社版)

　　的确，信州(今长野县)的人民大多聪慧而独立性很强。

　　他们刚直大胆、具有毅力，似乎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由于生活在这种"言论之乡"，所以桐生才写出了这段正义的文字斗争史。

　　这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事。从八月九日开始，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连续举行三天防空大演习。八月十一日，正值演习高潮之中，桐生主编写出题为"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

　　社论大体梗概是："应当在敌机到达日本上空以前去击退它。如果忘记这点，即使进行演习来预防空袭，也无济于事。"

　　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观点。

　　但是这篇社论惹恼了日军军部的掌权者，桐生最后被迫辞职。就连这样客观反映是非的一点点自由都要受到镇压。骄横的强权实在可怕之极。

　　辞职之后他搬到名古屋，经营出版私人杂志《他山之石》。在这里，也由于他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屡次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他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他曾说过：

　　"我并非只是要表达一下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是要尽情畅所欲言以求一快。我所说的，都是不能不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国民，在此非常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出于一个爱国者的立场，同时也是人类的立场，必须说出的话。随心所欲说出心中的话，会感到痛快，然而说出必须要说的话，却不是痛快，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最终我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同前书)

　　就这样，那时他受到迫害，被视为国贼。今天，他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的典范，永远名标青史。

　　他曾把当时的世界形容成"畜生横行的地球"。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也依然如此吧。他在这句话中表现出的敏锐思想，以及他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他用行动回答了所有新闻报道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而写"，"如何而写"。

　　新闻报道是为什么人存在的?永远是为民众而存在。是为什么人而写?是为平民之友而写。新闻报道事业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

　　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利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利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给日本带来危机。我为此深觉担忧。

　　总之，桐生悠悠这个新闻报道事业正路上的先驱者的足迹，也向当今世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残酷的宗教审判

　　——开普勒之母与"捕捉妖女事件"

　　每当想到迫害，就想起一个与布鲁诺、伽里略一样，同罪恶的宗教权威斗争的人。他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是关于太阳系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他被称为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开普勒定律"，大概也不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

　　开普勒原来师从丹麦天文学家戴克·布拉埃。开普勒不只依靠先立假说，然后找出证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通过对布拉埃积累达十七年之久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分析，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子计算机帮忙，在得出结论之前要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计算过程。他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埋头于反复计算的、充满热情与执着的人。

　　可见，如果他不成为布拉埃的学生，没有遇到那些观测数据，便不会出现开普勒定律。因此，他的发现可以说是师徒共同劳动的结果。

　　开普勒活跃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近代科学的建设时期，也是"捕捉妖女"①的宗教运动狂热到顶点的时期。不幸的是开普勒的母亲也被指控为"妖女"。他的兄弟和亲戚由于害怕世人指责竟抛弃了这位母亲。传说她犯有各种罪行，从记录看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但开普勒完全不顾这些传说，坚决出来斗争，营救母亲。最后终于获得胜利。在审判"妖女"的历史上，被指控为妖女之后，尚能得救的人是极少的。

　　①捕捉妖女——审判妖女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迫害习俗。传说妖女与恶魔性交后得到魔力，宣传异端邪说，加害于人。罗马教会视其为异端者，经审判处以死刑。

　　在阿萨·凯斯特拉所著的《约翰内斯·开普勒》，(小尾信弥、木村博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一书中介绍说：对开普勒母亲审判时，竟举出四十九项罪状。其中包括有她听到圣书的语言没有流泪之类的例子。当时这叫"哭泣考验"，是审判妖女活动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足见这种审判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为了救出身带枷锁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母，开普勒勇敢地站出来，他断言那些迫害母亲的人，才是受了"恶魔"的指使。在战斗中他没有朋友，那是一种"孤独"的斗争。为了给母亲辩护，他写下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辩论文稿。

　　他的母亲已把死置之度外，坚决拒绝承认"是妖女"。儿子伟大，母亲也同样伟大。这样，经过一年监禁，母亲终于获释。一场艰苦的奋战过去了。但半年之后，她便告别了人世。

　　开普勒此时含着悲愤向世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星的第三定律"。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小说《梦》。这是描写他和母亲一起到月球旅行的科幻故事。小说根据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写成。他以此书有力地反击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开普勒之梦》，约翰内斯，开普勒著，渡边正雄、畑本惠美子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我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曾参观过那象征基督教残酷历史的古宗教审判所。现已成为博物馆，保存着当年黑暗历史的遗迹。

　　在欧洲各地都有宗教裁判所，但像这样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法庭天花板上的雕刻和监狱等依旧保留原来的样子。生动地再现了那造成大批牺牲者的悲惨历史景象。

　　一九七九年在利马发行的《宗教审判》(塞巴乔斯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博物馆再现了那充满真正苦闷的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是无法言表的受难的日日夜夜。在这里，那些被诬告的无辜受害者，被扔在与毛骨悚然的小路相连接着的洞穴之中，堆积起来，活活埋掉。被囚禁的人们受到残酷拷打之后，他们诅咒着人世的一切，被迫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最后生涯。"

　　这个宗教审判所于一五七○年诞生，最初按照西班牙国王命令，在利马中央教会开办，一五八四年正式改设在现在的波利巴鲁广场上。

　　在此之前，西班牙人皮诺洛一五三一年入侵秘鲁北部，逐步征服一个个地方。在此前后，那些具有审判官资格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使节，早已在秘鲁登陆。所以在此审判所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进行了多次宗教审判。

　　利马宗教审判所的完全废止是在一八二○年。它坑害民众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当人们听到废止的消息时，一齐拥向那里，砸毁设备，推倒房屋。足见它在民众心中积结了多么强烈的怨恨与愤怒。

　　宗教性的镇压行为，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处屡见不鲜。不过通常所说的"宗教审判"似乎多指基督教而言。这是对那些违背所谓的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者以及其它宗派，强迫实行改宗的制度。从中世纪中叶到近世，在欧洲、拉丁美洲都广泛开展过这种审判。这是一段真正的残暴拷问和严酷刑罚的历史。看来审判的最初目的在于维持天主教的纯洁单一，强迫改宗。但实际上重点放在对异端者的取缔和处刑方面。

　　塞巴乔斯又写道："利马宗教审判所的机构由七十一人组成。审判长以下有二名审判官，另外有律师、咨询官、审查官、出版物检查官等等。它是一种法庭形式，但事实上由于没有刑法，一切均按审判官的意志决定。"据说，由于审判中那些替犯人进行辩护的人，可能也被扣上异端者的帽子，所以很少出现对犯人有利的证人。看来，那些法定的辩护人实质上是诱导犯人坦白的说服者。足见审判官的权限是极大的。

　　二百五十年之中，利马审判所共有四十二名审判官。他们都是由西班牙派遣而来。他们背后就是最高权力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民众却十分惧怕他们，称其为"从地狱来的吃人魔鬼"。

　　塞巴乔斯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最可鄙的是这一件件的残暴行为都是由精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进行的。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残忍行为毫不介意，而且避开承认自己行为残忍的一切机会，岂止如此，这些专门从事镇压职业的人群还组成了特定的集团。他们生活在隔离于群众之外的巨大庭园内、歌声荡漾的笼子里，根本听不到被推入悲惨深渊的平民的哀叹之声。"

　　下面有篇判决书，可以充分显示那些反复进行残暴审判的审判官的心理状况：

　　"认定犯人有罪之后，便进行拷问，拷问是为了使犯人承认被告发的具有证据的事实。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间里命令进行拷问并持续下去。其结果即使犯人死去，或流血，或断去手足，都是由拒绝坦白认罪的犯人自身造成。责任在于犯人，与我们无关。"

　　这是多么巨大的谎言!被怀疑者的多数都是遭到诬告的人，有什么"坦白"可言呢!对这些依仗宗教权势的、压迫民众的狂妄的当权者，我心中涌起无比的愤慨。

　　宗教审判也有杀一儆百的因素。审判时，除审判官之外，该地区的要人也全部出席。塞巴乔斯指出："绅士、淑女也有义务盛装出席，这是当时对教会及政治忠诚的证明。据说，那些盛装的有权势者要拉着"罪人"，由中央广场沿大街游行。

　　然后"罪人"们被绑在十字架上处刑。被告人变成一种示众、儆戒的工具。也常成为人们寻开心的街谈巷议的话柄。

　　尽管被称为"罪人"，他们也是痛苦的、将死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寻开心，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状态。

　　宗教审判的牺牲者仅在秘鲁就有五十万之多，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非命呢!其中肯定也有人格高尚者，还会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正义的人。这样一些人却被强行推入可怕的死亡深渊。真是一部令人战栗的历史。

　　早在秘鲁等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宗教审判之前，欧洲各国自中世纪开始，都进行过这种审判。

　　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王权"与教会的"教权"并存时期。社会机构与教会互成表里，结为一体。在宗教审判过程中，王权与教权的利害相互纠合，加上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作祟，便造成阴森可怖的屠杀历史。教会不顾平民痛苦，一心要满足自己追求财富、权威、以及权力的丑恶欲望。基督教本来是个劝说人们尊重良心，倡导博爱、宽容的教会。然而正是这个教会却使数百万的平民无辜流血牺牲。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镇压的对象不只是异教徒，一些地道的基督教徒，一旦批评自己教会的教义也会遭到不幸。动辄被处以烤刑，或绞刑。这段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当然它已成为过去，现代的教会也已完全不同，不过，在回忆这段基督教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能不想起汤因比博士对它的狭隘性作出的严厉批判。

　　自古至今，有多少种宗教都曾仰仗自己巨大的权势，压迫蹂躏过百姓。本来理应为民众而存在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了迫害民众的机构。这种可怕的历史场面永远不应忘记。

　　譬如日本江户时期，也有过宗教压迫。那时许多佛教界信徒由于强烈的信仰支配，常常自发地出去布教，因而遭到逮捕。

　　本来寺院有责任保护信徒，保卫信仰的纯洁性。但是他们害怕牵连，便申明这些"是教徒自己的布教活动，与寺院无关"。

　　传布佛法原是宗教者的使命，然而在遇到迫害之时，他们却毫不顾忌地竟把责任全都推到普通信徒身上。

　　这太卑鄙!任何时代遭到牺牲的总是平民百姓。今后必须改变这悲惨的历史。为此，我认为最需要的是个人的坚决、勇敢行动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的民众力量，以此抨击那些将会导致集体性的疯狂行为的心理因素。总之，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应当看到时代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

　　民众才是佛法存在的土壤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

　　世上最宝贵的是民众，任何东西离开民众的土壤都无法继续繁荣发展。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曾有种种评述。大体来看，在外因方面有两种分析，一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一是由于"与印度教的妥协"。但是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最主要的是内因作用。即"脱离民众"。

　　佛教本来是为民众兴起而又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宗教。释尊深刻体会到平民的哀乐，在同人生痛苦的斗争中，才留下珠玉般的教诲。

　　据某佛教研究专家说，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偏激看法，说"释尊不曾宣传过佛教。"释尊宣传佛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乍看上去极为奇怪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于含蓄意义的语言。当听说释尊曾宣讲过"八万法藏"这一庞大佛理时，便会使人联想到体系精密、详尽的教理，觉得释尊似乎也是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宣传佛法的。然而释尊的说教是对苟延于贫苦中的黎民众生进行的激励，是对呻吟于病苦之中的老媪抱着无限同情的言词，是对陷入精神苦恼深渊的青年们亲切的鼓励。在他结束传教生涯之后，他站在苦于等级差别和身份制度的大众一边，所发出的火一般热烈的字字句句，便形成"八万法藏"留传下来。经文始终都用问答形式叙述，就充分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释尊说教的佛法是在同民众对话和行动中迸发出来，而后归纳成经典的。

　　一提起佛教，人们往往以为它存在于深山老林，是一种静寂无声的东西。但实际佛教的正统从一出现时起，就是深入生活实践，在群众当中得到生动的宣传继承的。这点值得注目。

　　但释尊圆寂后，佛教远离了普救众生的精神。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解释学的先行"。释尊曾使用比喻等方法，巧妙、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悟彻之理。并使用其卓越的、慈悲的人格教化民众。因此使那些不能理解高深佛理的人，通过释尊的因时、因人、因地的"自在的说服力"和"伟大的人性"的影响，而依归了佛教。

　　但是，释尊圆寂之后，佛教教团就佛说含义及教理展开了烦琐的研讨。由于见解不同，又分裂出多种派别，出现所谓"部派佛教"时代。

　　因此他们背离了释尊作为实践者"深入民众之中"、"普救民众苦难"的真意。后来由于反省到这一倾向，兴起了大乘佛教。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救活一个个具体的人。忘记民众，脱离现实，一味玩弄空洞的理论，便完全失去佛法的根本精神。

　　不论他们怎样炫耀"难解"的"论理"，怎样用深奥晦涩的言词来装饰自己，这种人都是不可信的。

　　不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如果群众不懂，也就没有价值。所谓深奥的道理，不能算是优秀的东西。也称不上宝贵。相反，能用通俗的言词解释最深远的哲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学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说明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例子是使用梵文编集佛典问题。释尊在世时要求其弟子用俗语讲经，即用社会上通用的日常语言宣讲佛法。这一点从目前各地发现的佛典手抄本使用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

　　自古普塔王朝开始，国家提倡使用梵文，因此佛典也用了梵文。这是佛教衰落的开始。

　　梵文不是群众的日常用语，曾作为神圣的语言用于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等处。可以说是一种特权阶级的语言。

　　一种观点认为，编集民众无法看懂的佛典正是佛教失去在民众之中活跃地位的证据。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

　　日莲大圣人也曾使用平假名(日文字母)写过信，那是因为对方不认识汉字，这里正体现了佛教本来的精神，体现了他指导与弘教的方法。

　　印度佛教脱离群众的另一原因是它的支持者只限于城市居民。城市里有王公贵族、商人。佛教团体自然一直依靠这些人的捐赠。其结果却无法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农民之中生根开花。

　　由于"依赖城市市民捐赠"而出现另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就是"寺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僧众的堕落。以前是一个个僧人分别去化缘乞讨，来解决供养问题。后来僧院增多，供养问题统一由寺院来解决。

　　手捧钵盂一家一户去乞讨化缘的修行，原是基于一种严格的规矩进行的。随着寺院的增多，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艰苦修行竟逐渐被遗忘了。

　　即使不进行修行，那些有权有势者照旧捐来财物。而且供奉额逐步增加，因此寺院积蓄起巨大财产。最后甚至接受土地的捐赠，寺院简直变成一种依靠收取土地租金过活的"世俗领主"。

　　这样，随着寺院财富增多，生活具有保障，比丘(僧)们便失去与民众的接触机会，脱离人民，堕落下去。甚至出现为了吃饭而出家的僧人，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安全逃进寺院出家的情况。

　　形成教团组织的比丘们，本应是求道的"修行者"，同时也是"弘教者"，是民众的好"导师"。但是佛教变成寺院中心主义之后，寺院成为僧人们的专有财物。其结果，严格的"修行"、慈爱的"弘教"、以及为民众的幸福而献身的作为"领导者"的使命等统统撇在一边。

　　印度佛教的"脱离民众"情况，从以上各方面看，都极为明显。

　　印度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基于坚定"信仰"的生命力走向唯心主义，最后只能走向衰败。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是同样道理。

　　由此可知，当伊斯兰教侵入之后，印度佛教立即彻底消亡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此外，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印度教兴起之后，印度佛教受到排挤、感到压力，便主动吸收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发展成密教。从而失去原来的精神，同所谓"活死尸"相信，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可以说来自伊斯兰教的打击，只不过是促使其内部早已腐朽的印度佛教这棵大树倒下去的最后一击。

　　与此相反，实际上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却是印度教。抛开教养的高低、深浅不谈，就数量而言，目前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佛教徒仅不足百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却占百分之八十。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有人研究说，纵观印度佛教的历史，佛教从未像印度教那样得到民众支持过。即便在被认为是佛教最为昌盛的阿育王朝、迦腻色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中占有最强势力的，依旧是印度教。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佛教对印度教逐渐妥协，这从某种意义看是同群众的接近。但是佛教已失去至关重要的释尊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独立性，受到同化。因而必然消声匿迹。

　　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本来精神的同时，做到设法与"民众"共同生存，不断启发"民众"的觉悟。"民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脱离民众的结果造成印度佛教的衰亡。如果重犯这种错误，将是最愚蠢的人。

　　以上便是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