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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从黄仁宇 吴思到易中天
1980年代，李泽厚凭着《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书引领思想潮流，“四五一代人”如痴如醉的阅读李泽厚，与其说是被李氏思想所震撼，不如说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想从李氏的着作中获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启发，所以一旦“四五一代人”找到自己更惬意的表达方式，李泽厚的“落寞”便成了时代风向转变的一种必然。于是，在文学里我们发掘出筱敏的《成年礼》，收获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在哲学里我们听到张志扬敲《门》时“我在的呢喃”，感受着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甚至即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嗲叫”，那也表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啊，这时史学领域的情况怎样呢？很遗憾，“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所以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也就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说起。
一，世间已无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1年）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该书当时首印2.75万册很快发售一空，现在流行的大多是三联版，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销售量估计已逾百万，人称“黄仁宇旋风”。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着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目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着作中“核心概念”的论文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呐。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外，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箴、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与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二、吴思的“制度”寻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逼出了吴思的《潜规则》──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吴思何许人也？他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从他的履历来看，他阅历丰富，属于典型的“四五一代人”，怪不得对于黄氏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提炼出的“中国是一三明治结构”说，吴思居然很不以为然，还调侃到，“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那么，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血酬定律》中──“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可以说，走到这一步，吴思的思想体系就基本上架构起来。也许有人会将吴思着作中的“利益博弈”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相比附，甚至已经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这种评论其实都失之表面。我们首先要知道，吴思之所以厉害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记者出身，文字干净明白，没有文人滥情拖沓的毛病；第二，他谙熟制度经济学方法，就相当于长了一对“魔眼”，能洞彻到帝国制度结构的要害；第三，他是一个制造“概念”的高手，这种能力是他的天赋和阅历共同造就的。明乎此，笔者以为，吴思着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潜规则”其实是对“明规则”的呼唤，而“血酬定律”则是在提醒统治者，利益分殊所导致的集团博弈必须摆在“宪政平台”上进行才可能实现持续均衡。由此，从黄仁宇到吴思，一场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便在精英层中首先拉开了。
三、“预流者”易中天
随着吴思的成功，“浅说”历史或“趣说”历史的书便跟风般多了起来。书店热卖过的有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天涯网友谭伯牛的《战天京》、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快刀丁三的《蓝衣社》也是一炮而红。笔者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看到这么多前辈在参与一股“民间写史”的潮流，当然很是欣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让人遗憾的是，国朝历史学界的有些人似乎却拈不出陈先生这话的分量。这不，人家厦门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了一阵子了“汉代风云人物”，结果“火”了，不但书卖得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照理说，学院内的专业学者看到有人为他们做这种普及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就像霍金高兴自己的“宇宙爆炸假说”被人家谈论一样，哪怕人家借着谈论“宇宙爆炸假说”挣了不少钱，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本事。可我们国朝的有些历史学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股酸醋儿劲，说人家易某人“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还说什么“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更为可怕的是，人家易中天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这些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仪表等等。
说老实话，我也觉得用讲历史应该严肃点，才能营造出现场的历史气氛，而插科打诨的方式往往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历史减损悲剧性的震撼力，也就达不到“历史使人明智”的基本的功能。但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我没有权利要求“乙粉”不准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活出自我”的时代，个人有权型塑自己的生命感觉。况且，去听易中天讲历史总比去看“超女”要强吧。总之，我们固然要反对打着文化普及的旗号把历史庸俗化、粗鄙化的做法，但我们也应该宽容那些在文化普及中非“专业”的行为，西哲罗素说：“参差多样乃幸福的本源”，能不信乎？
我们都知道，其实“专业”这东西是海通以西潮冲击的结果，在此之前，是没有什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类的。孔夫子当年实行的是“六艺之教”，“六艺”讲的是什么？是“礼”、“乐”、“射”、“御”、“书”、“数”。林安梧认为，“礼”指的是分寸节度，“乐”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对象的确定”，“御”则是“主体的掌握”，“书”则是“典籍文化的教养”，“数”可说是“论理逻辑的思辩”。这种教育的目的培养有德的“君子”，但海通以后由于民族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拷贝西方“专业”设置也就成了所谓“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必然要求。近年来，一直迥异时流的刘小枫对此进行的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什么叫教育的现代化？首先就是教育的大众化和技术专业化，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众化），但在大学念什么呢？念的是实用（技术）性的知识。于是，现在受高等教育，绝非意味着品德和人生理解上的长进，而是技匠的培养，这与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文教理念都相违。”
基于此，刘小枫和甘阳等人都主张大学要实行“通识教育”，也就是要向“古典自由教育”回归。我不知道易中天教授是否有这样的自觉，他的履历中写着“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有记者曾就此问他：“你原来研究美学，后来着了与城市学、宪法学相关的书，现在又以讲史知名。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易中天轻松的回答到：“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8个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我是流寇主义”。
好一个流寇主义者！
“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汪丁丁的这一段话深刻的说明了易中天当时的处处境。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有些哗众取宠的成分，但我还是希望他继续表演下去，因为在这个“史学式微”和“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史学能人如此的利用又何尝不是史学的一种幸运呢？
易中天坦承，“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我被他的这一段话感动了，或许易中天是一位“预流者”，虽然他的知识也许不够渊博，他的见识也未必深刻，但从他坚毅的背影中，我似乎看到了国人对历史的热情正在冉冉升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像易中天这样亲切的感受历史的血肉和肌理时，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也就完成了。
从黄仁宇到吴思，历史走出了坚定的一步，他们的成功标志着“意识形态化”史学的坍塌；而从吴思到易中天，历史却又似乎踌躇起来，是“预流而上”，还是“娱乐到死”？历史仿佛划出了一根“下里巴人曲线”，但曲线到底是上爬还是下坠，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也多一份等待。
是的，“中国是磨练人耐性最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