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龙困浅滩---西藏之水救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57:21
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缺水城市不断增加。首先从北方和沿海地区部分城市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9座，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189座的57.7％。长期的干旱给这些城市造成了更为严峻的缺水形势。
原先华北地下漏斗仅有几个，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这些地下盆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世界面积最大的复合漏斗区，俗称“空心漏斗”，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后果相当严重。
河北省8个供水区地面沉降200毫米到1000毫米不等，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有的市中心下降了1.6米之多。若再不谨慎对待，或许某一天，人们正沉浸在睡梦中，真的就会发生地陷楼塌的人间惨剧。
人们的普遍经验是，水是上帝赐给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世界上最廉价、最丰富的资源。事实上，这笔财富是非常有限的。科学家经过精确计算，得出如下一串基本数据：
地球表层面积为5．1亿平方公里，其中，海水覆盖面积为3．6亿平方公里，约占71％；陆地面积为1．5亿平方公里，约占29％。地理学家们简称为“三分陆地七分水”。
在这七分水体中，97％是咸水，淡水仅占其中的不到3％，这些淡水的2／3以冰的形式固定在南极洲和北极格陵兰的冰盖中，人们很难利用。人类所能直接利用的淡水，只占全球淡水总量的2％以下。
有人比喻说，地球总水量一桶水，可用的淡水只是一小勺。这点水供人均分配，数量就更少了。
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期，中国人终于在世界水荒的警示牌前猛然醒悟：龙的故乡原来是个贫水大国！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淡水资源量仅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1/4，世界排名121位，被列为世界上最贫水的13个国家之一。这么一点雨量，70％集中在4个月内降落，其中2/3以洪水形式白白流走了，致使原本缺水的形势雪上加霜。
地域差异造成了永久性旱区：中国长江流域以北，包括西北内陆河在内的广大地区总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3．5％，人口占全国的43．6％，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属严重缺水水平，而且绝对缺水。由于老天爷的厚此薄彼，中国北方出现了无处不旱、无城不渴、无河不干、无水不污的严重局面。各地缺水困情成了年复一年的热点新闻。
以色列缺水，世界闻名。
中国的地区缺水之冠是华北地区。故而业内人士将华北冠以“中国的以色列”。
这种比方会令人吃惊，也许会有人认为是夸大其词。然而事实是，华北人口的人均水量不如以色列。
全国平均降水量为每公顷2．9万吨，而华北仅占这个平均数的1/5到1/6。人均水量，全国人均数为2300吨，而华北的人口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4，人均水资源不足200吨。这个数字比以色列人均数还少。
拥有6500万人口的河北省，数十年来一直被干旱所困扰。境内的滹沱河、大清河、白洋淀等，20年前就先后断流或干涸。2000年大旱，全省372座水库和4．8万口深水井已经干涸见底。300多万人口和70万头牲畜得不到足够的饮用水，20万公顷农田颗粒无收。
如此严重的缺水形势，河北人为什么没有“以色列水荒”的忧患感呢？主要原因是超采地下水而掩饰了地面水的不足。河北省水利厅资料显示：近年来，全省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亿立方米已无法补充。照此耗费速度下去，石家庄的地下水15年就能采完，邯郸地区的情势更为危困，不用15年地下水就会枯竭。黄河全年流量约为580亿立方米，河北超采600亿立方米地下水，大大超过了黄河全年流量，这就是说，黄河全年的水，别处一滴不用，全部用来补充河北省的地下水，尚缺20亿立方米，地下水赤字触目惊心！
超采地下水带来的严重后果已逐渐显露出来：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大地开裂。
位于大运河畔的沧州，深达10米的裂缝有数百处，许多房屋已有塌陷趋势。整个平原地区已发现200多条地裂带，涉及35个县65个乡。河北省第二水利电力勘测院的总工程师英若师已经得出结论：原先华北地下漏斗仅有几个，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这些地下盆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世界面积最大的复合漏斗区，俗称“空心漏斗”，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后果相当严重。
河北省8个供水区地面沉降200毫米到1000毫米不等，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有的市中心下降了1.6米之多。若再不谨慎对待，或许某一天，人们正沉浸在睡梦中，真的就会发生地陷楼塌的人间惨剧。
华北的旱情虽然超过了以色列，但中国人的水危机意识远不如以色列那样强烈。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人还在浑然不觉之中。 提起内蒙古，人们立刻想到那首千古流传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惜的是，如今的内蒙古大草原，很难找到古诗里那种水草肥美牛羊壮的美丽景象了。内蒙古草原十分辽阔。站在草原上向四周眺望，天是圆的，地平线是弧形的。无论你向哪个方向眺望，“一望无际”不为过。资料显示，内蒙古整个天然草地面积有70多万平方公里，而饲草灌溉面积只有400多万亩。这里的降水量为50毫米至450毫米之间。据直径20公分蒸发皿测定，其水面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以上。亩均水量570多立方米，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4。由此可见，内蒙古的旱情是多么严重！
在这干旱天地里生活，人、畜用水得靠“基本供水井”来提供。说它“基本”，大意是“维持基本生活”而已。地下水很深，有的深达300米才出水。这样的水井，几十公里才有一口。也就是说，人、畜渴了，得跑几十公里才能取到水喝。
近几年连续大旱，有些水井干涸了。牧民们要到几十公里外拉水吃，水价贵到每立方米30元以上。因此，饱受缺水之苦的内蒙古人是惜水的。他们几乎都有这样的好习惯：吃完西瓜，把瓜皮扣过来，放在干净的石块或草地上，以防迅速蒸发，好给干渴的路人留下一点“救命水”，也给黄羊、鸟类等野生动物留下生的希望。
2000年，内蒙古又遇大旱。7月底，首都北京的各家报刊上，大都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天灾人祸，黄羊遭受灭顶之灾》。黄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尤其是生活在中蒙边境中段草原上的长尾黄羊格外珍贵。由于干旱的煎熬，许多野生动物在干渴中死去。有位记者在中蒙边境走了约300公里，亲眼目睹许多渴死路边的长尾黄羊，有的甚至在饥渴难熬中蹬腿挣扎，那情状，真是惨不忍睹。由于长期干旱，内蒙古草原进入盛夏季节枯草尚未返青，黄羊虽说能够忍饥耐渴，但长期断绝水草也是难以生存的。所以，到7月底，草原上已有上万头黄羊在干渴中死去。
内蒙古的这场大旱，渴死了上百万头牲口。牧草无收，牧民们无法生活，迫使10万儿童中途退学。这场灾难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查阅内蒙古地区往昔的干旱资料，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宋宝庆二年、清光绪十九年及二十五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和东部数盟，先后发生大旱，“河川全干，地面草全干枯”，“游牧连年荒生，畜牧业皆倒毙”。提及抗灾能力，史曰：“每遇干旱，牧草枯死，草原赤地千里，人畜饥疫，牧畜倒毙”。所幸大旱之后，草原遇雨，便有了牧草的兴旺。《敕勒歌》久唱不衰，关键的关键在于草原的旱后复生。
如今的大草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复生能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严重缺水。 提起大西北，人们立刻想起“大漠孤烟直”、“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古代诗句。大西北缺水历史触目惊心。干旱埋藏了繁荣的丝绸之路，干旱消失了昌盛的楼兰文化，干旱将一个好端端的西部变成了千里赤地、万里荒漠的荒芜凄凉地带，致使许多地区成了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区。
那些环境条件稍好的地区虽有人居，但也逃脱不了干旱的困扰和高度缺水的威胁。
这里，不说缺水如何制约西北经济的发展，不提干旱如何造成了西部地广人稀的格局，仅就饮用水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对于饮用水困难，原水利电力部在1984年7月颁发的《关于农村人畜饮水工作的暂行办法》中制定了这样的标准：
一是距离标准：距取水点单程1公里至2公里以上，或至取水点垂直高度100米以上的村寨；二是水量标准：在干旱期间，北方每人每日应供水10公斤以上，南方40公斤以上；每头大牲畜每日供水20公斤至50公斤；每头猪、羊每日供水5公斤至20公斤。
以上两条为起码标准。凡达不到上述标准者，皆属饮用水困难。
事实上，解决饮用水困难，已经成了西北人民近期奋斗的一大目标。
拿宁夏来说，那些距黄河及引灌区稍远的村庄，吃水相当困难。笔者的爱人作为部队派出的扶贫医疗队，到陕甘宁边区扶贫巡诊，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缺水惨状。
那是一个平水年，但水源距村寨有10多里路。家有毛驴者可以把水拉回来，没有毛驴水车的，得靠肩担、手提、脑袋顶。
水贵如油，人们惜水如命。半盆水，洗完菜舍不得倒掉，用来喂猪喂羊。平时想洗脸洗脚，简直成了奢望。至于洗澡，那是雨天的事了。孩子拉了屎，地上的粪便无水冲洗，当妈的从院子里捧来沙土，然后，连沙带屎扫出门外。屁股上的屎也只好以沙行事：母亲将孩子领到院子里，极其简练地说：“撅着，闭眼！”一把沙子朝着孩子臀部扔下去，抹抹擦擦，就算完事了。
男孩没问题。女孩可就麻烦了，例假无水清洗，出现臭味，当妈的不忍心，总要为女儿留点“卫生水”。就那么一点“卫生水”，当爹的也舍不得，因为那是全家的保命水。
条件好的家庭才有水窖，水窖是上锁的，钥匙掌握在一家之主手里，家人渴得无法忍受时才动用窖子里的水。
当地人说，只有孩子出生、青年结婚、人老去世之后，才能动用窖子里的水洗一洗身体。
医生们说，那里的女人普遍患有妇科疾病，因为没水洗。
姑娘找婆家，不问存款多少，先问家有几眼水窖。
建个水窖这么难？说难也不难，不就挖个洞吗！再用胶泥和石灰封漏，加上木板盖即大功告成！这在别的地方也许很容易。但在贫困地区太难了。附近都是沙地荒坡，到哪去找胶泥和石灰？所以，那里的水窖大都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所用胶泥都是以金黄的小米从遥远的地方换来的。砌窖也有一定技术难度，弧度要合适，窖壁要夯实不渗漏，这就难上加难了。很多家庭连饭都吃不饱，哪有资金修水窖呢！
北京的老八路们闻知实情后为之动容。最关心西北旱情的人是曾经从那片沙棘中钻出来的老将军。每每谈及老区的贫困，将军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对不住乡亲们呀，解放这么多年了，那里的水窖还这么少，有愧呀！”
恶劣的环境增添了本不起眼的水窖的身价。因为它是旱区人畜生存的保障、财富的象征、战天斗地的胆量。因此，修建水窖成了大西北人民致富之路上一项独具特色的“水利工程”。
2000年特大旱灾，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赤地千里，渠道龟裂，河汊干涸，连水窖里也淘不出水来。于是，50万家庭，300万人口讨水过日子。讨水队伍绝望无助的模样，让观者潸然泪下。幸亏宁夏的“生命工程”，陕北的“甘露工程”，以及甘肃的“121工程”，解决了1000万人的饮水问题。否则，讨水人口会超过好几倍。
“远看像跑反（旧时指逃难避兵祸）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是讨水的。”这就是讨水队伍的真实写照。
怎样才能避免讨水队伍的产生？甘肃省的“121工程”为赤地千里的中国北部旱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甘肃省的“121工程”源于该省定西山区。
定西的年降雨量只有300毫米，而蒸发量却达2000毫米。山上无树，山坡无草，到处光秃秃的。雨季下了雨无法储备，裹着泥沙流走了。定西人在长期的干渴中创造了水窨储水的方法--这里说的水窨与前边提及的水窖是一个意思，即地下大水缸。 所谓“121工程”，即“一个家庭，两眼水窖，一亩庭院”。水窖深度6米以下才不致水发臭。每窖容量30至50立方米。每户有这样的两眼水窖，精打细算过日子，就可以结束讨水的历史。
如今的定西山区，每家每户都有1至10多口集雨水窖。尤为可喜的是，一座座干旱的黄土高丘被削平了丘顶，成了水泥平面的硬化积雨层。老天恩赐的雨水、雪水，80％流进了坡下的水窖群。不仅解决了人和牲畜的饮用水，连房前屋后的一块块土地都铺上了绿装。
通过连续5年的努力，甘肃全省建成了138万口积雨水窖。按每口窖平均蓄水30立方米计算，百万水窖一年可以集水4140万立方米，成功地解决7250万人、28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人生存着不光要喝水，还要吃粮食。因此，甘肃的“121工程”扩充了内涵：每户亩产1000斤粮食、建2个水窖、蓄100立方米的水。达到这个标准，旱区人民吃饭、喝水问题就有了可靠保障。甘肃旱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奋进。
但是，中国西部地区至今仍然约有130075人面对缺水困难，其中约有50万户约300万人严重缺水，如果再有30万口水窖，缺水的特困形势就会扭转。
一口水窖需1000元，全部资金缺口为3亿元。旱区经济贫困，自身无力解决。
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推出了“大地之爱母亲水窖”捐赠活动。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长陈慕华一家，第一个捐出1万元，资助甘肃漳县建水窖。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也捐出2万元、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阎颖女士带动亲朋好友及身边工作人员建水窖110眼。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开展“一村一居（居委会）捐一眼水窖”的活动。
近些年来，西部地区虽说解决了一户一窖的生存问题，但仅靠这么点水常年度日，母亲脸上会出现舒心的微笑吗？
2004年10月22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会宁水荒：初中生每天定量3杯水》--水荒涉及3万多人和4万多牲畜，这里关于水的故事听了让人心酸。
甘肃会宁县是红军长征时期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也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导致这里贫困的主因就是干旱缺水。1995年，甘肃省为了解决会宁等贫困地区缺水问题，实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即政府出资400元帮助山区缺水农户修建一块100平方米的庭院雨水水泥集场，挖两眼用水泥敷底的水窖，发展一处经济园林。毫无疑问，这项工程使会宁的老百姓找到了一条寻常降雨年份保障吃水的有效之路。但是会宁依然缺水，即便引来了黄河水，北部塬区也用不上。水窖可以蓄水，但老天不下雨时间长了怎么办？因此，解决缺水问题成了这些地区乡镇干部和会宁县一些负责人的中心工作。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边远县份老百姓的渴相：
娃娃牵上家里的羊群到川里的亲戚家去找水了；
从女儿家借的水，做的第一顿饭臭得没有办法吃；
农民衡量水的单位不是立方米，也不是吨，而是尺；
水荒时，每个初中生每天的全部供水量是3杯；
……
缺水，已经危及人民的基本生存。
印度和孟加拉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洪灾，与干旱的中东国家相比，这里的水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已经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和政局的安定。“大西线”工程从根本上说，是区域安全的一种保证，也是友谊的纽带。 古代小说戏文中经常出现的州郡牧首拜天祈雨场景，会在现代中国出现吗？城市人口最为集中，是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对水的要求最为迫切和敏感。
中国北方严重缺水，河水得不到地面水的汇入和补充，加上城市用水量的日益增加，“贫血症”越来越重。
世上所有国都，几乎都是大江大河的儿子。泰晤士河的伦敦、塞纳河的巴黎、尼罗河的开罗、湄公河的金边、红河的河内、恒河的新德里和达卡、大同江的平壤、汉江的汉城、多瑙河的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
中国首都北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北京，年降水量595毫米，年总水量为43．3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的1/8，世界的1/3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地区，是世界上最严重缺水的30个大城市之一。
北京严重缺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北京的母亲河是桑干河。
桑干河几乎是华北最早的断流河。《辞海》里说，桑葚成熟时此河就干了，故称桑干河。而桑干河易干的主要原因，除了流量不丰外，比降大也是重要原因。一遇大雨，泥沙俱下，暴戾的河水将下游的田园村镇立刻变成泽国汪洋。河水的含沙量很高，古诗里有“一石河水五斗泥”的描绘，故有“小黄河”之称。洪水的经常泛滥使下游河床蛇尾似的摆动不停。所以，官厅以下的河段曾被称作“无定河”。经过辽、宋、元、明、清的不断治理，这才使“无定河”变成了永定河。北京城逐代北移，就是为了躲避桑干河的泛滥。
古代桑干河上没有什么水利设施，只在狭窄的山谷地段设了个瞭望台。一旦洪水来临，那高高的瞭望台上便以狼烟或火把向京城报警。瞭望台是官方设立的，当地故称官厅。
新中国成立后，桑干河上筑起了东榆林、册田和官厅三座水库，起到了蓄洪为宝的关键性作用。前两座水库为山西、河北供水，官厅水库则成了北京的一大水盆。北京缺水，官厅水库的水不能轻易下泄，所以，永定河早就成了有河无水的干河。
真正哺育北京成长的是京杭大运河。
由此看来，北京是养母带大的孩子；京杭大运河就是养育他茁壮成长的最为称职的奶娘和养母。
由于先天贫血以及养母的无力供养，北京的生命之源出现了危机。
光绪年间，铁路运输异军突起，运河漕运失去了当年千帆竞渡的繁忙盛况。大运河的北端因年久失修而失去了青春秀色，好端端的京城水网随之沦为排泄污垢的臭水沟，城内连通的诸多“海”、“湖”、“潭”，有的干涸了，有的成了一息尚存的独立浅潭。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京都龙庭，出现了龙困浅潭的困厄。
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修筑了官厅、密云、怀柔三大水库。有了这三盆清水，这才保障北京市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
半个世纪过去了。北京的缺水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上游地区来水越来越少，地下水赤字越来越大。近30年来，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59亿立方米，地下层出现了2000平方公里的空心漏斗，“盲人瞎马、夜半临渊”。这种危险状况，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北京的水利建设开始由昔日的农田排灌转向了城市节水。由于北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市政府抡起“节水”的砍刀，砍掉了20万亩水稻田。因为稻田用水太多，每亩耗水量在2000立方米左右。仅此一项，一年就可以节水数十万立方米。这笔开销原先都用地下水来补充。如今退粮还林，有的改为节水型旱田，随之关闭了4000眼机井，这就有效减轻了地下水的负担。
位于玉泉山下的京西稻，曾是皇宫的贡品，连慈禧太后都夸那米好吃。现将这片稻田变为绿地，北京的节水决心之大，由此可见。
虽说目前北京落实一系列节水措施，但未来北京水荒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曾以三种办法度过了三个时期的水危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靠开挖京密引水渠，引用密云水库的水度过了城市供水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期靠中央决策，密云水库不再为天津、河北供水，这叫舍津冀而保京城，加上京内的节约用水和计划用水，顺利度过了水荒。
21世纪初期，北京的需水量为每年49．27亿至50．59亿立方米，到2010年，年需水量为52．70亿至53．95亿立方米，而地表水加地下水为年40．88亿立方米、枯水年和特枯水年仅为37．54亿至33．99亿立方米。这就是说，北京今后每年用水缺口达10亿到20亿立方米。长此以往，北京地下水和库存水的老本还可吃几年？
决策层何以面对首都水荒？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缺水只在个别地区及个别年份发生。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缺水城市不断增加。首先从北方和沿海地区部分城市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9座，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189座的57.7％。长期的干旱给这些城市造成了更为严峻的缺水形势。
原先华北地下漏斗仅有几个，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这些地下盆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世界面积最大的复合漏斗区，俗称“空心漏斗”，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后果相当严重。
河北省8个供水区地面沉降200毫米到1000毫米不等，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有的市中心下降了1.6米之多。若再不谨慎对待，或许某一天，人们正沉浸在睡梦中，真的就会发生地陷楼塌的人间惨剧。
人们的普遍经验是，水是上帝赐给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世界上最廉价、最丰富的资源。事实上，这笔财富是非常有限的。科学家经过精确计算，得出如下一串基本数据：
地球表层面积为5．1亿平方公里，其中，海水覆盖面积为3．6亿平方公里，约占71％；陆地面积为1．5亿平方公里，约占29％。地理学家们简称为“三分陆地七分水”。
在这七分水体中，97％是咸水，淡水仅占其中的不到3％，这些淡水的2／3以冰的形式固定在南极洲和北极格陵兰的冰盖中，人们很难利用。人类所能直接利用的淡水，只占全球淡水总量的2％以下。
有人比喻说，地球总水量一桶水，可用的淡水只是一小勺。这点水供人均分配，数量就更少了。
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期，中国人终于在世界水荒的警示牌前猛然醒悟：龙的故乡原来是个贫水大国！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淡水资源量仅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1/4，世界排名121位，被列为世界上最贫水的13个国家之一。这么一点雨量，70％集中在4个月内降落，其中2/3以洪水形式白白流走了，致使原本缺水的形势雪上加霜。
地域差异造成了永久性旱区：中国长江流域以北，包括西北内陆河在内的广大地区总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3．5％，人口占全国的43．6％，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属严重缺水水平，而且绝对缺水。由于老天爷的厚此薄彼，中国北方出现了无处不旱、无城不渴、无河不干、无水不污的严重局面。各地缺水困情成了年复一年的热点新闻。
以色列缺水，世界闻名。
中国的地区缺水之冠是华北地区。故而业内人士将华北冠以“中国的以色列”。
这种比方会令人吃惊，也许会有人认为是夸大其词。然而事实是，华北人口的人均水量不如以色列。
全国平均降水量为每公顷2．9万吨，而华北仅占这个平均数的1/5到1/6。人均水量，全国人均数为2300吨，而华北的人口超过了全国总数的1/4，人均水资源不足200吨。这个数字比以色列人均数还少。
拥有6500万人口的河北省，数十年来一直被干旱所困扰。境内的滹沱河、大清河、白洋淀等，20年前就先后断流或干涸。2000年大旱，全省372座水库和4．8万口深水井已经干涸见底。300多万人口和70万头牲畜得不到足够的饮用水，20万公顷农田颗粒无收。
如此严重的缺水形势，河北人为什么没有“以色列水荒”的忧患感呢？主要原因是超采地下水而掩饰了地面水的不足。河北省水利厅资料显示：近年来，全省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亿立方米已无法补充。照此耗费速度下去，石家庄的地下水15年就能采完，邯郸地区的情势更为危困，不用15年地下水就会枯竭。黄河全年流量约为580亿立方米，河北超采600亿立方米地下水，大大超过了黄河全年流量，这就是说，黄河全年的水，别处一滴不用，全部用来补充河北省的地下水，尚缺20亿立方米，地下水赤字触目惊心！
超采地下水带来的严重后果已逐渐显露出来：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大地开裂。
位于大运河畔的沧州，深达10米的裂缝有数百处，许多房屋已有塌陷趋势。整个平原地区已发现200多条地裂带，涉及35个县65个乡。河北省第二水利电力勘测院的总工程师英若师已经得出结论：原先华北地下漏斗仅有几个，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这些地下盆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世界面积最大的复合漏斗区，俗称“空心漏斗”，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后果相当严重。
河北省8个供水区地面沉降200毫米到1000毫米不等，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有的市中心下降了1.6米之多。若再不谨慎对待，或许某一天，人们正沉浸在睡梦中，真的就会发生地陷楼塌的人间惨剧。
华北的旱情虽然超过了以色列，但中国人的水危机意识远不如以色列那样强烈。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人还在浑然不觉之中。 提起内蒙古，人们立刻想到那首千古流传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惜的是，如今的内蒙古大草原，很难找到古诗里那种水草肥美牛羊壮的美丽景象了。内蒙古草原十分辽阔。站在草原上向四周眺望，天是圆的，地平线是弧形的。无论你向哪个方向眺望，“一望无际”不为过。资料显示，内蒙古整个天然草地面积有70多万平方公里，而饲草灌溉面积只有400多万亩。这里的降水量为50毫米至450毫米之间。据直径20公分蒸发皿测定，其水面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以上。亩均水量570多立方米，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4。由此可见，内蒙古的旱情是多么严重！
在这干旱天地里生活，人、畜用水得靠“基本供水井”来提供。说它“基本”，大意是“维持基本生活”而已。地下水很深，有的深达300米才出水。这样的水井，几十公里才有一口。也就是说，人、畜渴了，得跑几十公里才能取到水喝。
近几年连续大旱，有些水井干涸了。牧民们要到几十公里外拉水吃，水价贵到每立方米30元以上。因此，饱受缺水之苦的内蒙古人是惜水的。他们几乎都有这样的好习惯：吃完西瓜，把瓜皮扣过来，放在干净的石块或草地上，以防迅速蒸发，好给干渴的路人留下一点“救命水”，也给黄羊、鸟类等野生动物留下生的希望。
2000年，内蒙古又遇大旱。7月底，首都北京的各家报刊上，大都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天灾人祸，黄羊遭受灭顶之灾》。黄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尤其是生活在中蒙边境中段草原上的长尾黄羊格外珍贵。由于干旱的煎熬，许多野生动物在干渴中死去。有位记者在中蒙边境走了约300公里，亲眼目睹许多渴死路边的长尾黄羊，有的甚至在饥渴难熬中蹬腿挣扎，那情状，真是惨不忍睹。由于长期干旱，内蒙古草原进入盛夏季节枯草尚未返青，黄羊虽说能够忍饥耐渴，但长期断绝水草也是难以生存的。所以，到7月底，草原上已有上万头黄羊在干渴中死去。
内蒙古的这场大旱，渴死了上百万头牲口。牧草无收，牧民们无法生活，迫使10万儿童中途退学。这场灾难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查阅内蒙古地区往昔的干旱资料，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宋宝庆二年、清光绪十九年及二十五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和东部数盟，先后发生大旱，“河川全干，地面草全干枯”，“游牧连年荒生，畜牧业皆倒毙”。提及抗灾能力，史曰：“每遇干旱，牧草枯死，草原赤地千里，人畜饥疫，牧畜倒毙”。所幸大旱之后，草原遇雨，便有了牧草的兴旺。《敕勒歌》久唱不衰，关键的关键在于草原的旱后复生。
如今的大草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复生能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严重缺水。 提起大西北，人们立刻想起“大漠孤烟直”、“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古代诗句。大西北缺水历史触目惊心。干旱埋藏了繁荣的丝绸之路，干旱消失了昌盛的楼兰文化，干旱将一个好端端的西部变成了千里赤地、万里荒漠的荒芜凄凉地带，致使许多地区成了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区。
那些环境条件稍好的地区虽有人居，但也逃脱不了干旱的困扰和高度缺水的威胁。
这里，不说缺水如何制约西北经济的发展，不提干旱如何造成了西部地广人稀的格局，仅就饮用水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对于饮用水困难，原水利电力部在1984年7月颁发的《关于农村人畜饮水工作的暂行办法》中制定了这样的标准：
一是距离标准：距取水点单程1公里至2公里以上，或至取水点垂直高度100米以上的村寨；二是水量标准：在干旱期间，北方每人每日应供水10公斤以上，南方40公斤以上；每头大牲畜每日供水20公斤至50公斤；每头猪、羊每日供水5公斤至20公斤。
以上两条为起码标准。凡达不到上述标准者，皆属饮用水困难。
事实上，解决饮用水困难，已经成了西北人民近期奋斗的一大目标。
拿宁夏来说，那些距黄河及引灌区稍远的村庄，吃水相当困难。笔者的爱人作为部队派出的扶贫医疗队，到陕甘宁边区扶贫巡诊，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缺水惨状。
那是一个平水年，但水源距村寨有10多里路。家有毛驴者可以把水拉回来，没有毛驴水车的，得靠肩担、手提、脑袋顶。
水贵如油，人们惜水如命。半盆水，洗完菜舍不得倒掉，用来喂猪喂羊。平时想洗脸洗脚，简直成了奢望。至于洗澡，那是雨天的事了。孩子拉了屎，地上的粪便无水冲洗，当妈的从院子里捧来沙土，然后，连沙带屎扫出门外。屁股上的屎也只好以沙行事：母亲将孩子领到院子里，极其简练地说：“撅着，闭眼！”一把沙子朝着孩子臀部扔下去，抹抹擦擦，就算完事了。
男孩没问题。女孩可就麻烦了，例假无水清洗，出现臭味，当妈的不忍心，总要为女儿留点“卫生水”。就那么一点“卫生水”，当爹的也舍不得，因为那是全家的保命水。
条件好的家庭才有水窖，水窖是上锁的，钥匙掌握在一家之主手里，家人渴得无法忍受时才动用窖子里的水。
当地人说，只有孩子出生、青年结婚、人老去世之后，才能动用窖子里的水洗一洗身体。
医生们说，那里的女人普遍患有妇科疾病，因为没水洗。
姑娘找婆家，不问存款多少，先问家有几眼水窖。
建个水窖这么难？说难也不难，不就挖个洞吗！再用胶泥和石灰封漏，加上木板盖即大功告成！这在别的地方也许很容易。但在贫困地区太难了。附近都是沙地荒坡，到哪去找胶泥和石灰？所以，那里的水窖大都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所用胶泥都是以金黄的小米从遥远的地方换来的。砌窖也有一定技术难度，弧度要合适，窖壁要夯实不渗漏，这就难上加难了。很多家庭连饭都吃不饱，哪有资金修水窖呢！
北京的老八路们闻知实情后为之动容。最关心西北旱情的人是曾经从那片沙棘中钻出来的老将军。每每谈及老区的贫困，将军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对不住乡亲们呀，解放这么多年了，那里的水窖还这么少，有愧呀！”
恶劣的环境增添了本不起眼的水窖的身价。因为它是旱区人畜生存的保障、财富的象征、战天斗地的胆量。因此，修建水窖成了大西北人民致富之路上一项独具特色的“水利工程”。
2000年特大旱灾，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赤地千里，渠道龟裂，河汊干涸，连水窖里也淘不出水来。于是，50万家庭，300万人口讨水过日子。讨水队伍绝望无助的模样，让观者潸然泪下。幸亏宁夏的“生命工程”，陕北的“甘露工程”，以及甘肃的“121工程”，解决了1000万人的饮水问题。否则，讨水人口会超过好几倍。
“远看像跑反（旧时指逃难避兵祸）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是讨水的。”这就是讨水队伍的真实写照。
怎样才能避免讨水队伍的产生？甘肃省的“121工程”为赤地千里的中国北部旱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甘肃省的“121工程”源于该省定西山区。
定西的年降雨量只有300毫米，而蒸发量却达2000毫米。山上无树，山坡无草，到处光秃秃的。雨季下了雨无法储备，裹着泥沙流走了。定西人在长期的干渴中创造了水窨储水的方法--这里说的水窨与前边提及的水窖是一个意思，即地下大水缸。 所谓“121工程”，即“一个家庭，两眼水窖，一亩庭院”。水窖深度6米以下才不致水发臭。每窖容量30至50立方米。每户有这样的两眼水窖，精打细算过日子，就可以结束讨水的历史。
如今的定西山区，每家每户都有1至10多口集雨水窖。尤为可喜的是，一座座干旱的黄土高丘被削平了丘顶，成了水泥平面的硬化积雨层。老天恩赐的雨水、雪水，80％流进了坡下的水窖群。不仅解决了人和牲畜的饮用水，连房前屋后的一块块土地都铺上了绿装。
通过连续5年的努力，甘肃全省建成了138万口积雨水窖。按每口窖平均蓄水30立方米计算，百万水窖一年可以集水4140万立方米，成功地解决7250万人、28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人生存着不光要喝水，还要吃粮食。因此，甘肃的“121工程”扩充了内涵：每户亩产1000斤粮食、建2个水窖、蓄100立方米的水。达到这个标准，旱区人民吃饭、喝水问题就有了可靠保障。甘肃旱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奋进。
但是，中国西部地区至今仍然约有130075人面对缺水困难，其中约有50万户约300万人严重缺水，如果再有30万口水窖，缺水的特困形势就会扭转。
一口水窖需1000元，全部资金缺口为3亿元。旱区经济贫困，自身无力解决。
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推出了“大地之爱母亲水窖”捐赠活动。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长陈慕华一家，第一个捐出1万元，资助甘肃漳县建水窖。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也捐出2万元、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阎颖女士带动亲朋好友及身边工作人员建水窖110眼。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开展“一村一居（居委会）捐一眼水窖”的活动。
近些年来，西部地区虽说解决了一户一窖的生存问题，但仅靠这么点水常年度日，母亲脸上会出现舒心的微笑吗？
2004年10月22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会宁水荒：初中生每天定量3杯水》--水荒涉及3万多人和4万多牲畜，这里关于水的故事听了让人心酸。
甘肃会宁县是红军长征时期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也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导致这里贫困的主因就是干旱缺水。1995年，甘肃省为了解决会宁等贫困地区缺水问题，实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即政府出资400元帮助山区缺水农户修建一块100平方米的庭院雨水水泥集场，挖两眼用水泥敷底的水窖，发展一处经济园林。毫无疑问，这项工程使会宁的老百姓找到了一条寻常降雨年份保障吃水的有效之路。但是会宁依然缺水，即便引来了黄河水，北部塬区也用不上。水窖可以蓄水，但老天不下雨时间长了怎么办？因此，解决缺水问题成了这些地区乡镇干部和会宁县一些负责人的中心工作。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边远县份老百姓的渴相：
娃娃牵上家里的羊群到川里的亲戚家去找水了；
从女儿家借的水，做的第一顿饭臭得没有办法吃；
农民衡量水的单位不是立方米，也不是吨，而是尺；
水荒时，每个初中生每天的全部供水量是3杯；
……
缺水，已经危及人民的基本生存。
印度和孟加拉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洪灾，与干旱的中东国家相比，这里的水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已经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和政局的安定。“大西线”工程从根本上说，是区域安全的一种保证，也是友谊的纽带。 古代小说戏文中经常出现的州郡牧首拜天祈雨场景，会在现代中国出现吗？城市人口最为集中，是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对水的要求最为迫切和敏感。
中国北方严重缺水，河水得不到地面水的汇入和补充，加上城市用水量的日益增加，“贫血症”越来越重。
世上所有国都，几乎都是大江大河的儿子。泰晤士河的伦敦、塞纳河的巴黎、尼罗河的开罗、湄公河的金边、红河的河内、恒河的新德里和达卡、大同江的平壤、汉江的汉城、多瑙河的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
中国首都北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北京，年降水量595毫米，年总水量为43．3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的1/8，世界的1/3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地区，是世界上最严重缺水的30个大城市之一。
北京严重缺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北京的母亲河是桑干河。
桑干河几乎是华北最早的断流河。《辞海》里说，桑葚成熟时此河就干了，故称桑干河。而桑干河易干的主要原因，除了流量不丰外，比降大也是重要原因。一遇大雨，泥沙俱下，暴戾的河水将下游的田园村镇立刻变成泽国汪洋。河水的含沙量很高，古诗里有“一石河水五斗泥”的描绘，故有“小黄河”之称。洪水的经常泛滥使下游河床蛇尾似的摆动不停。所以，官厅以下的河段曾被称作“无定河”。经过辽、宋、元、明、清的不断治理，这才使“无定河”变成了永定河。北京城逐代北移，就是为了躲避桑干河的泛滥。
古代桑干河上没有什么水利设施，只在狭窄的山谷地段设了个瞭望台。一旦洪水来临，那高高的瞭望台上便以狼烟或火把向京城报警。瞭望台是官方设立的，当地故称官厅。
新中国成立后，桑干河上筑起了东榆林、册田和官厅三座水库，起到了蓄洪为宝的关键性作用。前两座水库为山西、河北供水，官厅水库则成了北京的一大水盆。北京缺水，官厅水库的水不能轻易下泄，所以，永定河早就成了有河无水的干河。
真正哺育北京成长的是京杭大运河。
由此看来，北京是养母带大的孩子；京杭大运河就是养育他茁壮成长的最为称职的奶娘和养母。
由于先天贫血以及养母的无力供养，北京的生命之源出现了危机。
光绪年间，铁路运输异军突起，运河漕运失去了当年千帆竞渡的繁忙盛况。大运河的北端因年久失修而失去了青春秀色，好端端的京城水网随之沦为排泄污垢的臭水沟，城内连通的诸多“海”、“湖”、“潭”，有的干涸了，有的成了一息尚存的独立浅潭。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京都龙庭，出现了龙困浅潭的困厄。
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修筑了官厅、密云、怀柔三大水库。有了这三盆清水，这才保障北京市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
半个世纪过去了。北京的缺水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上游地区来水越来越少，地下水赤字越来越大。近30年来，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59亿立方米，地下层出现了2000平方公里的空心漏斗，“盲人瞎马、夜半临渊”。这种危险状况，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北京的水利建设开始由昔日的农田排灌转向了城市节水。由于北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市政府抡起“节水”的砍刀，砍掉了20万亩水稻田。因为稻田用水太多，每亩耗水量在2000立方米左右。仅此一项，一年就可以节水数十万立方米。这笔开销原先都用地下水来补充。如今退粮还林，有的改为节水型旱田，随之关闭了4000眼机井，这就有效减轻了地下水的负担。
位于玉泉山下的京西稻，曾是皇宫的贡品，连慈禧太后都夸那米好吃。现将这片稻田变为绿地，北京的节水决心之大，由此可见。
虽说目前北京落实一系列节水措施，但未来北京水荒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曾以三种办法度过了三个时期的水危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靠开挖京密引水渠，引用密云水库的水度过了城市供水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期靠中央决策，密云水库不再为天津、河北供水，这叫舍津冀而保京城，加上京内的节约用水和计划用水，顺利度过了水荒。
21世纪初期，北京的需水量为每年49．27亿至50．59亿立方米，到2010年，年需水量为52．70亿至53．95亿立方米，而地表水加地下水为年40．88亿立方米、枯水年和特枯水年仅为37．54亿至33．99亿立方米。这就是说，北京今后每年用水缺口达10亿到20亿立方米。长此以往，北京地下水和库存水的老本还可吃几年？
决策层何以面对首都水荒？ 天津的缺水窘境，自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引滦工程出现后，已经是国人皆知。天津在1000年前只是个很小的村镇码头，时称“直沽寨”。后来渐有发展，以“海滨渡津”之意，改称“海津镇”，这就有了“津门”、“津沽”、“沽上”诸名。到了明代，明成祖由此渡沧州，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经海渡津”。永乐年间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清代改卫为州，后设天津县。1928年才改为特别市。1930年改称天津市。
天津的母亲河是海河。辖区年降雨量550毫米至650毫米。北部山地的迎风坡为华北多雨地区，可达900毫米。1975年7月29日，这里日降雨量为316．5毫米。降水如此集中，极易形成水灾，造成有限水资源的浪费。新中国成立后开挖了河道宽400米的永定新河；治理了独流河、子牙河等人海河道，提高了排洪能力。从此，北部的蓟运河与海河水系共同组成了天津地区的水网，基本消除了广大辖区洪涝灾害。但对天津的缺水形势改善不大。
由于便捷的铁路运输和天津新港的建立，天津成了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成了直辖市和我国第四大城市。无论工业用水或生活用水，需求量越来越大。在此期间，盘踞华北的旱魃鬼使神差地吸去了大量血脉，造成了大范围的北国水荒。作为天津水源的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以及海河一些支流，先后断流或干涸，大大减少了对天津的水源补给，天津成为真正的“困城”。
海河流量减少了，海水侵蚀，天津人天天喝苦水，那滋味真叫度日如年。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沉重地说天津人喝的一杯水里，就含有1/3杯尿。
天津人作出了好大的努力，这才争取了引滦济津工程（又称引滦工程）的顺利动工。引滦工程的主要水源是潘家口水库。这是一个大水盆，柳河、兴州河、大小滦河、伊马吐河、武烈河、爆河等10多条河川汇聚潘家口水库，当时的水量是比较充足的。在整个引滦工程中，解放军官兵承担了最艰巨、最困难的关键工程，出色地完成了引水任务。天津人结束了喝苦咸水的历史。
告别了无水之虞的日子过了20年，不知不觉进入2000年7月，天津市节水办公室发出警报：潘家口水库已经到了死库容。按照正常要求，死库容里的水是不准动用的。如果那样，天津这个9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就会变为死城。水利部决定动用2亿立方米死库容的水救急。
天津的正常年份缺水6亿立方来，总需求量为24亿立方米，有限的死库容简直是杯水车薪。
水危机中的天津市关闭了公共浴池、桑拿浴室和其他耗水的娱乐中心。市民每月用水量限制在8立方米之内。提高水价，禁止用水洗车、洗房，并欢迎居民电话举报浪费现象。这些节水措施的现实基础是“有水”。死库容的水用完了，自来水管里再也流不出水来，又何谈节水？
引滦工程刚刚20年，天津再度面临水荒--上游地区毁坏林木和草地，层层截流，潘家口水库入水量越来越少，而天津市需水量却与日俱增，这就产生了水账的逆差，使潘家口水厍蓄水量日趋萎缩，甚至出现了靠死库容活命的惨局。
为开辟新的水源，水利部立即启动了引黄济津的救命工程。从山东段的黄河自流650公里到天津以南，解决天津燃眉之急。幸好有许多旧河道可供利用，加上灾难面前中国人的凝聚力，不出两个月，黄河水流进了天津市。除了解决天津之渴，还给干旱的沧州补水7000万立方米。
天津人喝上黄河水，不像当年喝到滦河水那样雀跃欢呼。因为当年滦河水是干净的，而流到山东的黄河水虽然在悬河段得到泥沙的一些净化，但总不如滦河水那样使人放心。如果黄河至天津途中再遇污染源，天津人岂不更苦了！
黄河水本来就紧缺，断流复断流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再给天津供水，总有源竭之患。人们担心，天津的引水史还会出现曲折篇章。水利部向人们做了安民告示工程：启动南水北调东线引水工程，这个工程从江苏的江都扬水站，沿古运河向黄河送水，保证天津供水永无枯竭之虑。
由此看来，天津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未来：东线引水，长江水进天津，千里调水，逐级扬程，所耗电价必然增加水价成本。还有治污费用，污染的长江水要净化，淮河、洪泽湖，还有山东境内的湖泊和河流，以及古老的运河河道，早已严重污染，这笔数额巨大的治污费谁来承担？如果由水费平摊，天津的自来水将昂贵似油，百姓如何生活？
天津900万人口，农业人口占去一半，如果水价太高，这一大半的人如何发展生产？天津的“小站米”也像北京的“京西稻”一样闻名，但水稻耗水量太大，每亩按耗水量2000立方米计算，若依北京现行水价每立方米2．5元计算，仅水费就得5000元，而每亩水稻仅产千斤，每斤水稻合水费5元，加上肥料、劳力等开支，耗资就更大了。如果不能以科技手段减少水稻的耗水量，“小站米”也将失去生产价值。
天津的淡水养殖也很发达，水贵如油，养殖业更无意义。
离开种植和养殖，天津400多万农民如何谋生？
有人主张将一半农民迁入现有的220个小镇住宅中，这就给天津市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现有的下岗职工尚未妥善安置，又增添了200多万小镇居民，如何解决他们喝水、吃饭问题？难题！天津人太难了！天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西安，原本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函谷关、散关、武关、萧关，四座雄奇的关隘像四把大锁，将东西南北四扇大门牢牢锁定，锁出了景色如锦的关中平原。周、秦、汉、隋、唐等相继在此建都，促进了八百里秦川及周边山区的先期开发。超负荷开发引起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水荒的出现就是大自然对于这种疯狂掠夺的有力报复。
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水量原本十分充沛。其上游是六盘山和秦岭的分界线。两岸山高谷深，峰锐峦奇，森林茂密，虽麋鹿难以进出，高高的草丛使野兔难辨前程。晴空的太阳将岸边的森林投影在滔滔碧波之中，形成了逶逶迤迤的黑色阴影，故有好几条支流被称为“黑水”或“黑河”。诸流合股流过散关，进入了八百里秦川。出秦川便入黄河。七朝古都就建立在渭河干流或支流上。
渭河的血脉，不仅给八百里秦川赋予了生机，并以千帆竞发的舟楫沟通了西安与黄河及京杭大运河的联系。
古书记载：公元前647年的春秋时代，晋国大旱，呼救于秦。秦从都城雍（凤翔）装粮上车，运到渭河边上船，顺河东进，由风陵渡入黄河，逆黄河水北行入汾河，然后卸粮，陆运到晋国都城绛（山西新绛）。这便成了“秦晋之交”的又一话题。渭河水运亦从此留下了“泛舟之役”的美名。
通过渭河水运，黄河下游的粮食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了长安。来来往往的船只，大都是渭水岸边的华阴县制造的，所以，历史上有“造舟于渭”的记载。
秦人古居都以木材建造“木板屋”，加上舟楫和宫廷用木，刀砍斧凿，致使关中以及上游来水地区森林越来越少。
后来京都东移洛阳、开封等地，王宫越修越奢侈，陵墓也越修越大，所用木材大都来自陕西。特别是宋代，京城开封积木成山，而渭河上游的山川失去了秀色。
渭河的漕运使自身失去生机。水土流失，泥沙塞流，明清时期再也见不到舟楫的影子了。
这样的局势一直朝后延续，人口越来越多，对大自然的破坏也越发严重，加上工业化巨足的蹂躏，以及短期效益的诱惑，古都长安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昔日“八水绕城”的景色不复存在，城内居民连喝水都成了问题。
西安节水办公室曾经公布过这样的数字：1981年市区20平方公里采取了断水措施。20世纪90年代初，西安城日需水110万吨，而日供水能力仅67万吨，缺水40余万吨。市区60％区域水压不足，20％地区经常断水，50万人用水困难，数百人排队接水已成常事。常有十多万人出城找水或排队等水。部分工厂不得不停工，企业上班时间更改，就连学校也提前放了假。
另据报载，西安因停水每年造成5亿元的经济损失。
这是令全球华人最为痛心的年度新闻之一：西安大雁塔向西北倾斜已近一米，倾斜是地下塌陷造成的。
地上水不够就开采地下水，超负荷开采使地下水日渐下降，许多建筑物遭到了破坏。钟楼基座开裂，西安古建的杰出代表、距今1300多年的唐代建筑大雁塔向西北倾斜已近一米。
“大雁塔渴歪身子”的消息使人惊叹不已！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启动了引黑河水进西安的“引黑”工程。
黑河发源于秦岭太白山，上游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46％，雨量充沛。
经过10年的努力，黑河水连同与之配套的石峪水、石头河水，也一块引进了西安，日供水能力达到116．8万吨，大大缓解了西安的用水形势。
有了这么多的来水，西安关闭了100多眼抽水井，使地下水得到了补充和涵养。
全市地下水逐年回升，大雁塔很快停止了倾斜。但是倾斜的塔影仍在警示国人。除了上述北京、天津、西安三大城市，中国许多城市都有一本缺水账、一部干旱史。
古代小说戏文中经常出现的州郡牧首拜天祈雨场景，会在现代中国出现吗？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缺水只在个别地区及个别年份发生。
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缺水城市不断增加。首先从北方和沿海地区部分城市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9座，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189座的57．7％。长期的干旱给这些城市造成了更为严峻的缺水形势。
2000年7月中旬，国家防旱总办公室透露：“北方城市供水紧张，100座城市被迫限水”。有关内容摘录于下：
我国北方地区的春夏连旱已经给城市供水带来严重影响，出现供水紧张局面的城市不断增加，目前已有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被迫限时限量供水。
进入7月份以来，华北地区出现了较强的降雨过程，大中型水库蓄水量有所增加，但由于受旱时间长，旱情严重，而且降雨时间短，产生径流总量少，水利工程蓄水严重不足状况没有大的改变。天津、山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等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因供水紧张，被迫实行定时限量供水。
据观测，目前天津市主要水源潘家口水库仍在死水位以下，于桥水库供水能力只能维持到8月上旬。北京地区由于连年干旱，密云水库蓄水量严重不足，加之地下水位因多年超采而大幅下降，城市供水也敲响了警钟。山西省较大的河流中一半以上已经断流，有27座大中型水库、560座小型水库干涸，全省县以上缺水城市人口160多万人，日缺水量60多万吨。山东省有5个地级市、33个县级市180多万人出现用水危机。济南市主要水源水库只能维持供水20天。烟台市城市供水仅能维持2个月左右，威海市只能维持到8月中旬。东北地区自6月份以来即维持晴热少雨天气。目前哈尔滨、长春、沈阳、营口、盘锦、葫芦岛等城市，生活用水极为紧张。沈阳市日缺量达30万到40万吨。哈尔滨日缺水量达32万吨，全市有40多个居民小区出现供水紧张，40多万人吃水困难，其中有20万人吃“夜来水”，有20万人得不到正常供水。长春市已从7月15日起实行定时限额供水。陕西省有26个县城每天供水缺口达20万吨以上。榆林、延安两市有11个县城每天供水量较正常年景减少30％-40％……
上述百城限水的旱情通报所列数字实在触目惊心！
凭着一系列限水措施，加上上帝的慈悲，北国终于度过了那个春夏连旱的揪心岁月。
但是，全国670座建制城市中有400座不同程度缺水，109座严重缺水，正常年景缺水量60亿立方米；这一状况严重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由于城市供水不足，每年经济损失达1800亿元。
在严重缺水的同时，水源污染使这一状况雪上加霜。据环境部门的最近监测数据表明，中国176条城市河段中，52％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是化工和石油类污物及重金属。地下水污染也很厉害，全国城市供水30％源于地下水，北方城市达59％。90％以上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其中28％已不能饮用。
“献国策”描出奇伟画卷
国人瞩目的“再造中国工程”：修一条人工运河，引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雅砻江、金沙江2006亿立方米之高水入黄河，经青海湖、岱海调蓄，输水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及晋、陕、冀、京、津等地。十大流域水网“手拉手”，大半个中国不再困于水旱灾害，西藏之水泽被中国。开掘朔天运河，启动朔天运河首期工程--“大西线”调水工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南水北调，统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决策问题。
郭开所说的朔天运河，系指从西藏的朔玛滩到天津之间开一条运河，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向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总调水量2006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的年流量。
中国缺水，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中国北方严重缺水，致使这一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千里赤地令人忧心，数百座城市企盼着正常供水。水量水质的“水桶效益”决定着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结局！
面对北方的旱况，许多人都在思索：如何给赤地万里的北方大地普降甘霖，弥补老天爷的厚此薄彼？怎样营造沙尘暴的克星，从根本上遏制这群蚕食沃土的“怪兽”？中国人如何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促使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怎样才使北方广大城乡居民喝上无污染的洁净水？中国城镇1200多万的失业大军以及农村近7000万剩余劳动力出路何在？如何使他们在各尽所能的劳动中解决就业问题？中国经济如何腾飞？如何迈开西部大开发的稳健步伐？一切的一切，症结在于水，谁解中国渴？
潜心研究治水方略的民间水利专家郭开一语惊人：西藏之水救中国！
他的调水方案简明而启人思路：古老的中国有条龙，不是长江，不是黄河，也不是中国大地上任何一片泽国汪洋。中国的龙宫，不在江河湖海，而在世界屋脊的冰山上。
他的理想境界浓缩在这样的四句话里：
“抬起龙的头，水塔储满水，潜龙北飞时，江河手拉手。”
他的治水方案为世人所知缘于1998年江泽民的一份批示。由原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郑重举荐给江泽民的报告题为《关于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文章开头写道：“我国水形势日趋严峻。黄河断流已连续7年，断流时间逐年延长。1997年黄河断流达13次，累计断流时间226天。断流不仅发生于黄河，永定河、海河、滹沱河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生断流，20世纪80年代辽河、滦河发生断流，20世纪90年代汉江、岷江也发生断流。由于严重缺水，东部地区水位下降，频繁干旱，全国100多座城市缺水。缺水问题导致土地沙漠化的扩大。1949年全国解放时，有沙漠16亿亩，现已扩展到21亿亩；加上半沙化退化草场，达68亿亩，几乎占全国面积的47％，而且每年还在以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生态破坏之严重，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也对民族的生存不利。”“要解决北方干旱、黄河断流的问题，每年须引水2000亿立方米以上。”
哪有这么大的水量填补这一空缺？郭开一语惊人“青藏高原实际上是座‘湿岛’。来自印度洋上空潮湿的西南季风，在青藏高原3500米等高线以上地区形成降水，年降水量1000到2000毫米。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年降水高达2800至3600毫米，是全国大面积降水最多的地方。西藏地区以积雪冰川和地下水形态保有的水资源达680万亿立方米，是我国最大最丰富的水源，其中只有1‰形成径流。”
因此，郭开建议，开掘朔天运河，启动朔天运河首期工程--“大西线”调水工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南水北调，统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决策问题。
郭开所说的朔天运河，系指从西藏的朔玛滩到天津之间开一条运河，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向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总调水量2006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的年流量。
这个令人振奋的构想的要点是“在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把水抬高至海拔3588米；引水到波密、松宗，过3500米高的分水岭，进入怒江。在夏里朔瓦巴筑坝堵江，提高水位至海拔3500米，回水过嘉玉桥，在马利打隧洞入澜沧江，在昌都筑坝拦水，开凿隧洞到江达，做工程过分水岭，引入金沙江。在金沙江筑坝拦江，使水位达海拔3469米，使水入四川省白玉县境内的赠曲，溯源到打错，开隧洞过分水岭，到甘孜入雅砻江。甘孜（海拔3402米）南多村的雅砻江筑坝，回水向东，过分水岭入达曲--尼曲，在入口下游筑坝，使水位达3454米，开隧洞过分水岭入大渡河上游的色曲--杜柯河。在两河口筑坝成库，回水过壤塘入麻尔柯河。引水到阿坝查理寺，过分水岭进贾曲，入黄河（海拔3399米），一期工程到此结束。入黄河的水经黄河拉力口峡库沿共和盆地216公里拉青大渠流入青海湖边的耳海淡水湖，成为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河北及京津等地的水源；部分水沿黄河下流，成为黄河的新鲜血液，以解晋、陕、豫、鲁之渴。”综上所述，从雅鲁藏布江到黄河，这就是朔天运河的雅黄工程，又称“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这个概述是最初的设想，经实地勘察后略有改变--作者）
这一工程的工程量是：“从雅鲁藏布江到黄河，直线距离760公里，实际流程1239公里，其中隧洞工程有8处，最长的隧洞60公里，短的6公里，隧洞总长240公里。这段雅黄运河，两岸皆是人烟稀少的山区。这段线路低平顺直，全部自流。实行定向爆破，搞人工塌方，堆石筑坝，堵江截流，施工容易，不怕地震，且淹没极少，移民仅25000人。
这条”大西线“调水工程的明显效益是：“受益面广，可以涵盖国土面积的65％。每年总引水量2006亿立方米，相当于4条黄河的水量，且可利用黄河4600公里的河道把水送到西北、华北、中原。经青海湖调蓄，可输水柴达木、塔里木、准噶尔三大盆地以及河西走廊与阿拉善；经内蒙古的岱海调蓄，可输水晋、冀、辽、京、津及蒙北草原。它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都十分巨大。黄河干流已建成10大电站，总装机800万千瓦（当时小浪底水库未完工，故未计其中--本书作者注）。现因黄河水少，经常停机，效益很差，‘大西线’引水完工后，将使黄河发电量倍增。”
这么浩大的工程得花多少钱？郭开在报告里写道：“以1990年不变价计，一期工程总耗资为580亿元人民币。项目预算分为两大类，包括辅助性项目和土建工程。辅助性项目30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60亿元、青海格尔木到西藏拉萨修一条铁路65亿元（当时修青藏铁路的建议遭许多人反对，有人指责”异想天开“--作者2010年注）、2000公里公路20亿元、后勤补给40亿元、勘测设计前期费用20亿元、25000人的移民费30亿元，计235亿元。土建工程包括：19座大型水库，总库容2888亿立方米；6条隧洞总长56公里；400公里引水渠、200公里集水渠，包括89座渠库；6个大翻水（倒虹吸）工程（这是当时的建议。其后，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总老安指点：现有倒虹吸材料受不住千米以上水的压力。故郭开在后来的方案中作了更改。--作者注），包括10个汇水池。这些土建工程投资335亿元。加上辅助性投资235亿元，合计570亿元。外加10亿元的预备金总计580亿元。”以上费用总计，约合21世纪初的2250多亿元人民币。
促成“郭开计划”直达最高决策层的关键人物周子健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水”已经在这位老部长头脑中萦绕多年了。 周子健，1914年生于安徽省临泉大陂集。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81年2月，周子健任安徽省省长，其后几年里，他与安徽人民一道，经历了水旱灾害的严重威胁。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党中央肯定和推广了凤阳农民冒着风险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和经验。这种近似“单干式”的生产方式，比起原来的“队为基础”，规模显然缩小了。它虽然可以调动各家各户的生产积极性，但其抗灾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这样的生产方式遇到旱灾和水灾怎么办？政府怎样才能为“靠天吃饭”的农民们尽量提供安全保障？带着这样的难题，周子健经常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意见和呼声，并到邻近的省份去商讨联手抗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就在他深入山山水水间进行农户调查时，1982年的淮河洪水泛滥成灾了。这时，他虽已年近70，仍不顾自身安危，亲临灾区视察水情，并深入最危险的河段，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稳妥的行洪方案，确保了下游的安全。从此，“治水”二字，在他脑海里占了重要位置。
1983年4月，周子健调回北京，受聘担任国家计委特邀顾问。他继续关心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使国有资产不流失，如何解决“三角债”，如何稳定金融秩序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良策。他原本是学机械的，并在机械系统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但对我国的治水大业亦十分关切，“治水”二字在他头脑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淮河流域的旱涝灾害的袭击，黄河断流的严重威胁，北方缺水的严峻现实，沙尘暴的频频光顾，沙化面积的不断扩大，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些严峻的现实都勾起他对治水方略的深刻思考。
周子健的秘书叫马焕召，他对老部长所思所忆，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当他从人民日报的那份《内部参阅》上看到郭开的治水之策时，心情为之一颤：这不正是老部长最关心的热点吗？他将这份材料从诸多阅件中抽了出来，郑重其事地放在特设的文件夹中，及时地送到了北京医院北楼4层病房，交给了正在住院的周子健老部长。
谈起老人阅读《内参》之事，周子健的孙子周若涵对笔者说：“1998年春天，爷爷因哮喘引发了心衰，住在北京医院里。这里虽说医疗条件很好，但家里人仍不放心，总有亲人陪住。爷爷眼睛不大好，看东西吃力，常让家人念给他听。那天我陪住，爷爷拿出登有郭开‘大西线’引水方案的那份人民日报《内部参阅》，让我给他念。那文章很长，足有一万多字，我怕爷爷累着了，念一段，就停下来说会儿话。爷爷总说不累，叫我继续朝下念。念到一些地名和数字时，爷爷就在纸上记下来，有时还向我核实：是这字吗？文章念完了，爷爷让我谈体会。我说很好。他说好在哪里？我说引的水多，整个北方解渴了，中国有救了。我还说，高水下流，便于施工，可以发电……爷爷赞同我的看法，他补充说，这个郭开方案有六大特点：一是（治水）从源头下手，从高处下手，等于为全中国修建了一座大水塔，水塔里有水，下边的事就好办了；二是正确认识了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表面看来，那是藏水北调的大碍，仔细想来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在合适地段筑坝拦水，几十公里、几百公里的水渠就形成了，这一条条天然水渠，省工省力，也很少破坏环境；三是汲洪济旱，合理利用水资源。爷爷说，我国的大江大河，都受季节影响，雨季闹洪灾，洪水也是资源呀，这笔资源不利用，还闹灾，损失更大了。郭开的蓄洪济旱，十分可贵；四是利用青海湖和岱海作为巨型蓄水库，体现了咸水湖的利用价值；五是以治水为突破口，带动沙漠治理、土地利用、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第六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主席提出‘南水北调’的战略口号，50年了，迄今没有很好地研究一番，实现这一战略口号的进军方向究竟在哪里，闹来闹去，还是在低水上做文章，急功近利，泥巴萝卜揩一段吃一段，事倍功半呀！这个郭开方案给人以启示：建立中国水塔，沟通江河联网，这才是南水北调的战略目标和进军方向。谈到这里，爷爷很激动，惋惜之情也随之溢于言表。他并不认识郭开，但支持郭开的设想。他说郭开的文章用词太猛了，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他还叹息说，自己的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否则，他可以为这个方案做好多工作。后来我才知道，爷爷这时正在考虑如何向党中央推荐这一方案。向江泽民爷爷写信的事，他没向我透露过，这就是爷爷的风格：工作上的事他只跟秘书说，不跟家里说。爷爷的规矩严着呢，公私一清二楚。比方说，他长期在一机部工作，怕败坏党风，我爸他们兄妹7人，谁也不准在机械系统工作。我们都知道，爷爷曾是江泽民的老上级，跟江泽民关系一直很好，正因为这种特殊关系，爷爷给我们三令五申，谁都不准打着他的旗号给江爷爷添麻烦。我们都守纪律，谁也没有犯过规。这段话你可以照实写，以便大众监督。今天谈到这里，有关‘建议’情况，可去采访马秘书。”
马焕召秘书也说：“老部长看了人民日报的那份《内部参阅》后，觉得很有新意，是解决我国北方缺水的好办法，大思路，大气魄，大手笔，符合我国地理特点。他叫我代他起个草，向江泽民总书记写封信，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推荐郭开的这一治水之策。接受任务后，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缺水问题的资料，竭尽所能地完成了荐举信的初稿。老部长阅后对我说，中国缺水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十分清楚，他们很忙，这方面情况可以一带而过。重点讲讲郭开的治水方略，以引起党中央的重视。经过老部长的一番删改，给江泽民的这封荐举信基本上定稿了。我拿回机关后用微机打印出来，又去医院请老部长审阅。他看后说，就这样吧，送上去！我将这封信以及人民日报的那份《内部参阅》的复印件装在同一信封里，通过机要系统，将信送到了江总书记办公室。”
此信发出20多天后，一直未见回音。正当老部长心生疑窦时，江泽民总书记来医院看望这位昔日的老领导了。周子健动情地说：“人老了，生病是常事，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该分散你精力抓大事呀！”
江泽民笑着说，探望老领导不也是大事吗？
周子健说：“我给你信上那事才叫大事呢！”
“信？你向我写过信？”
10多天后，周子健的这封荐举信终于有了回声：199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向党政军各界印发了《江泽民同志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批示的通知》。笔者有幸见到了周子健上书的全部内容。故而抄录于下：
泽民同志：
向你反映水资源及其利用问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和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大国。矿产资源（煤除外）按人口平均也不算丰富，而水资源则更缺，在世界各国中排在100位以后；矿产资源如不够还可进口，而水源则进不了口。
已有水源分布不均衡，南多北少。北方十几个省市（区）严重缺水，如沿黄河八省近多年来常遭受旱灾，而下游已有7年断流，问题异常严重。解放以来近五十年北方地区水源问题，好像还未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如再拖二三十年才去解决，不仅农业受到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看到《内部参阅》（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所提方案值得考虑。可否与先前长江南水北调西线方案结合研究，提出可行方案，供中央决断。21世纪将要到来，能否在下个世纪初见诸行动（我当然看不到了）。
周子健
1998年4月17日
周子健的这封推荐信，引出了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5月24日关于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批示。批示指出，当今水资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我国水资源大为短缺；我们过去的认识很不够，必须引起全党十分重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认真做好水的资源开发与节约用水工作，二者不可偏废。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已有若干方案，现又接到子健同志来信并所附的人民日报《内部参阅》上郭开写的《关于大西线调水工程》一文。南水北调的方案，乃国家百年大计，必须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
在这份批示中江泽民还提到：在开源的同时要注意节流，认真做好工业、农业、日常生活的节水工作。以色列在沙漠地区采用滴灌技术，解决了农业与花卉的发展，可见事在人为。当然以色列又依靠了高新技术，我们要很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用水量大的项目，要建在丰水地区，切不可先搞建设，然后临渴掘井。
江泽民的这一批示向全党、全国各级领导机关传达之后，郭开的“大西线”调水工程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各阶层的关注，正当人们仔细研究贯彻细节时，长江、松花江的特大洪水，成了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依然回到中国缺水问题的研究中。
2003年3月24日，周子健病逝。
经他的作用，郭开的调水方案送达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案头并得到及时的回应。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前程的巨大课题，“大西线”调水工程计划不再以纯粹民间状态存在。它已经进入决策层视野，并开始进入酝酿动作阶段。对此，周子健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