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诺顿：站在“转折点”看中国经济

巴里·诺顿：站在“转折点”看中国经济
2010年8月21日   09：新财经周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绮雯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每一次，中国经济表现之优异总是超过多数乐观学者的预期。当你预计增长率是8%的时候，它会达到10%。
2003-2007年，中国是全球经济繁荣的组成部分，之后，中国竟然避开了2008-2009年最为糟糕的全球金融危机，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几乎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出色的经济表现令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比之前预期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沉睡多年的中国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举世瞩目。古老国家发生巨变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获得成功，那一定做了对的事情。在吴敬琏看来，巴里·诺顿对中国的研究始终在回答这个问题。
巴里·诺顿，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也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中国经济研究者，钻研中国经济30余载，他的著述被认为是 “填补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经济发展研究的空白”。日前，他现身上海，与中国的多位知名经济学家面对面，就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展开讨论。
“我们开始目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巴里·诺顿认为，中国的结构变化过程与其他东亚 “奇迹”经济体经历的过程极为相似，但是，中国的结构变化首先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改革规划，其次得益于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中国结构变化的步伐较快，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时间都快于和长于世界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体。 “转型和增长仍然是核心驱动力。中国正在沿着一条宽广的转型道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趋进。”
中国帮助世界走出危机
要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必须从繁荣的源头说起。
2004-2007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中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及分享者之一。 “这次全球性经济繁荣踩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脚步迅即出现，并非偶然。”诺顿教授分析说，这一时期，中国拆掉了其商品生产部门的贸易壁垒。私营部门不仅成了重要的出口商，而且享有更顺畅地获取进口商品的通道。这些政策导致出口部门生产力增长加速，中国开始以实实在在的低价向世界提供日渐增多的商品。与此同时，美国也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允许美国居民增加负债的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需求迅速增长时期。生气勃勃的美国需求和丰裕充沛的中国供给相互影响，创造出世界范围的繁荣。中国在保持对美国持续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了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对繁荣世界贸易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日渐增长的经济一体化和红红火火的国际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加速， 2007年达到了让人惊叹的13%。但硬币总有两面，好消息背后自然隐藏着问题。尽管角度不同，中国和美国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拥有大量的外部顺差 （即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 2007年，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 （包括服务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表现出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并引发了贸易战。
然而，结束这轮繁荣的并不是中国的外部贸易失衡，而是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早在2007年中，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已明显露出颓势，由于房屋价格的下跌，金融体制其他方面的脆弱性即刻显现。终于在2008年，美国全面陷入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状况都在2008年急剧恶化。
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竟能避开美国危机后倒下的 “多米诺骨牌”，通过及时部署大量有效的刺激计划，得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止住经济下滑趋势。 “2008年年底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应对，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都结合得非常好。”诺顿盛赞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危机的经济体， 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为全球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中国成功地帮助世界走出了危机。”他指出，此次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色决策，验证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不过，这次金融危机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少挑战，暴露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银行系统、地方政府预算等。
“上世纪90年代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最近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非常准确和成功，很好地适应了时局的变化。”诺顿对于以上两个时期的政策高度评价，但他也不忘提醒： “国际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都在继续进行之中，问题和应对都尚未结束。中国需要紧跟形势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政策。”
少投资，多消费，更“均衡”
诺顿教授认为，迅速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持续结构变化有关。
中国经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点：中国对总产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诺顿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意味着，这些独特的结构性特点并未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固定投资对总产出贡献在2009年超过了46%这一改革时期的纪录。政府将资源大量注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动机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刺激内需，可以防止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看成优先于需求的任务。政策的驱动力是期望新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改善生产力，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甚至创造出新的服务需求。作为结果，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系统，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更为发达。
然而，这些成就也付出了代价。 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期望有一个更为 “均衡”的增长模式，即更少使用重工业投入和投资，更多使用技术和教育的增长模式。但至少目前来看，进展还相当有限。
由于21世纪头10年的投资都在持续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比重实质上在下降。他解释说，虽然绝对意义上的居民消费增长迅速——大大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比重——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经常超过居民消费增长2到3个百分点。因此，居民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在稳步下降。数据显示， 2009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这一数字大大低于类似美国等由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可以比较一下， 21世纪头10年初期，这类经济体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的极端水平，而在1945年之后的多数时间里，消费在这类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在60%以上。
在诺顿看来，中国虽然不需要让消费达到类似美国那样的高水平，但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实质性增长确实可以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多样化，也更有意义。此外，消费也是最终需求最稳定的来源，因为消费受到人的需求和习惯的驱动，无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收入如何波动，居民也会本能地平滑自己的消费。与此相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未来预期的影响，如果未来预期让人失望，私人投资理论上就可能下降至零。虽然中国在2009年很快提升了投资水平，但诺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投资的绝对依赖肯定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另一大失衡指标就是21世纪头10年一直在发展的大额外部顺差。诺顿分析，事实上， 2009年年中后，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已经减少。因此在2009年，净出口已经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 2010年初，顺差还在继续减少。但是，这种减少多半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中国增长模式全面重新调整的结果。国外需求的强劲复苏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紧缩，都会很快引发顺差再次膨胀。他表示：中国的增长模式依然很 “不平衡”，未来的增长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由投资和出口增长决定。
劳动力不再取之不竭
过去几年，中国在快速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在快速地积累着人力资本。 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也还只有100万之众，但截至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0万。小学入学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意味着，教育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强化。
这种变化与依赖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走到尽头有着密切的联系。诺顿指出， “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中非同寻常的快速转型引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快速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接近于发展的末期。”
的的确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依赖于农村劳动储备，随着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差不多无限量供给的农民工愿意进入城市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与此同时，在外出打工人员离开以后，农业生产还能继续维持。但现在，这一阶段已经走到尽头。不少调查都表明，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已外出，至少在中国中东部交通条件较好的那些村庄是这样。为了从更遥远的乡村吸引农民外出打工，城里的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我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工资已开始大幅上涨，有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始于2006-2007年。然而，这一过程却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出口下滑而中断，当时，许多城市工人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但由于中国在2009年下半年的快速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又重新提振。因此，珠三角出口加工区的工资上涨压力较之前更为明显。在浙江和苏南地区也明显具有相同压力。
中国走到了 “转折点”
对很多观察者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诺顿说， 1954年，阿瑟·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概念，上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详尽阐述，他们强调，成功的发展可以通过 “转折点”来推动经济，过了这一转折点，工资将大幅上涨，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减少。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转折点，接下来或将出现社会和经济的急速变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确信他们所谓的 “转折点”真的能带来这种激烈而突兀的变化。
理论上，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可以以一种平稳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然而，其他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超快增长阶段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950年到1972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超过6%；韩国的增长模式也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严重困难。在诺顿看来，如果要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中国向前发展的增长潜力似乎更大。他的理由是：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劳动密集型增长阶段末期时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基于国内市场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没有理由重蹈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经历过的增长率暴跌的覆辙。但诺顿也提醒，这种经历可以成为一种警示，即从一种增长模式向另一种增长模式的转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论上较为平稳的经济变化也常常会受到现实中不可预期事件的扰乱。 “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转型时期，驾驭好这一转型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绝不亚于1978年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以前那种低成本消耗的路线了，诺顿说： “我相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将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复杂程度也会升级。”
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潜力
诺顿教授认为，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世界经济也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几年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弥补了持续软弱的经济。积极的货币扩张能够使世界经济避免潜在的经济不景气。迄今，低利率已经支持了资产的名义价值。同时，全球生产能力（尤其在中国）的巨大累加，已经同生产力的改进一起对商品价格施加连续的压力。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经济正平稳地恢复，尤其当目前商业投资的势头能够继续。作为响应，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短期利率，由扩张性政策转为中性政策。所谓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经济增长。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
外商持续向中国注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地区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新的方式取代，而中国的公司正在学会如何在这种新的方式下与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响。在电子业，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装和生产，它已经开始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
中国的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源能力也快速上升。大学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猛增。信息和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传向世界各地，中国成为这个传播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这个机会至少会从现在延续到2015年。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快。
驾驭新增长模式
中国已经设计出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规划，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出于对静态 “平衡”问题的考虑，更是希望借助于已累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成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难的政策挑战。
自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围绕 “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前进。这一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知识投入以及获取更大的生产力收益而提高增长的质量，这就有可能减缓资本和物质投入的增长，并相应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的净收益将是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诺顿用两大主要政策概括这种努力：一是鼓励 “自主创新”，一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
鼓励自主创新是受欢迎的政策，随着中国脱离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中国显然要从事更高技术的活动并实质上要有持续的生产率增长。中国的政策就是通过鼓励和补贴研发、支持采用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以及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推进这种转变。 2009年和2010年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政府明显加强了这方面的力度。
与此同时，一段时期以来，降低中国能源消耗的紧迫感一直不断加强，比如，节能目标写入了十一五规划。不过，诺顿直言不讳，由于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类似钢材和水泥这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所以投资率的上升一直在拖这种努力的后腿。他总体的判断是，中国仍然会向有较高技术并更有益于消费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道路前进。
诺顿认为，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成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国际化开放经济体。而民营企业的兴起，使中国变得更多样化，更具市场导向且生活更富裕。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方面仍然具有独特性。 “中国漫长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条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
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很早就预料到的经济变化，但这个变化来得早了一点，速度也快于外部观察者的预期。因此，虽然中国克服了一些局限性，却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今天，中国站到了大国的门口，即将跨入中等收入生活水平国家的行列。为迎接这一挑战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继续适应各种制度，构建自己的能力，并对急剧变化的环境灵活作出反应。我想或许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需要找到新的指挥棒。”
总策划 何洛先 马海邻
策  划 汪敏华 唐蓓茗 陆绮雯 孟群舒 唐  烨 郭艺珺
策  划 吴名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