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字报栏到互联网论坛：“四大自由”在复活

从大字报栏到互联网论坛：“四大自由”在复活
李飞飞 石名岗
“四大自由”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乃至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好多人认为，“四大自由”是毛时代的发明，其实不然。早在春秋时代，在中国的思想论坛上出现了“百家争鸣”，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四大自由”。近代以来，由于信息手段的落后，“四大自由”成为体现言论自由的主要手段。但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四大自由”经历了极其复杂的遭遇。
1957年，中国正从长期战争状态恢复过来走上正规发展道路之时，不知为什么中央领导突然以“四大自由”为诱饵，引“蛇”出洞开展了反“右”运动。开始时鼓励人们提意见，然后再把他们打成“右派”，成为专政对象。使后来人认为“四大自由”只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方法，而不是民主手段。
“四大自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一开始，学校在礼堂、饭堂拉上铁丝设立大字报栏。后来室内放不下了，挪到室外的固定的大字报栏和墙壁上。许多大字报怕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标明“保留3天”、“保留一周”等字样。说起来也怪，那时候的人也挺“自觉”，像有默契一样，真还没有人覆盖。大字报的内容最早是批判“三家村”的为多，之后矛头指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有“反动”言论的人、出身不好的学生等），再之后又指向本单位的领导（叛徒、特务、走资派），再之后各单位分成了几派（一派拥护这个领导干部，反对那个领导干部；对立的另一派正好相反），开始互相攻击。与此同时，还召开大大小小的辩论会对各种观点进行辩论。至1967年，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杀向社会，“四大自由”的目标指向了县、市、省、中央各级“走资派”，城区的广场和政府门前成为了大字报和大辩论的中心场所。我们实在没见过法国大革命，那时人们的狂热程度应该不亚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至少人们觉得自己真正主宰了自己的命运。1969年以后，“四大自由”被纳入了官方的轨道，什么“清队”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失去“四大自由”本身的意义。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毛提议将“四大自由”写入了《宪法》。应该说，文革中的“四大自由”，既有群众自由的成分（包括群众对“走资派”或官僚的不满），也有极左派用“四大自由”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成分，不能一概而论地斥之为“整人的工具”。
1976年1月到4月间，“四大自由”又成为反映民意的工具。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借悼念周总理的时机，写诗作文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终于在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
1978年，在反对“两个凡是”的呼声中，全国著名的大字报栏——西单民主墙诞生。早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文章说：“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而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被主管宣传舆论的凡是派汪东兴查禁的事件直接导致了西单民主墙的诞生。西单民主墙的繁荣基于官方批判“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被广大人民所认可，西单民主墙揭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1979年3月，随着魏京生被捕，西单民主墙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政治态势下，1979年11月，五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取缔西单民主墙的问题。在改革派的默许下，老左派很快形成了决议，于1979年12 月6日，开始禁止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小字报。实际上，毛提倡的“四大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980年8月3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决定取消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实际上五届人大取消“四大自由”的决定是对《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的“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四大自由”以新的面目出现。互联网论坛与大字报栏极其相似。像西单民主墙一样，互联网“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字”小多了，传播的却更广了；版面小多了，内容却更丰富了。现今的互联网虽然还有许多限制，但争鸣者何止百家？其观点之精彩，论辩之激烈，远远超过当年之西单民主墙。可以说，“四大自由”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悄悄地”复活了。
当前对于“四大自由”是各有各的看法。左派认为“四大自由”是毛主席提倡的反对资产阶级、走资派及“防修反修”的有力武器；右派认为，“四大自由”毛泽东用来整人的工具；文革中被打倒有复活的“走资派”、非“走资派”及当政者则把“四大自由”妖魔化了，当年在“四五”运动中受过“四大自由”益的老当权派们“翻脸不认人”，由于也受过文革群众运动的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最终否定了“四大自由”，认为它是群众运动的“动力”，影响“维稳”的主要因素。“四大自由”给中国人的印象太深了，其实它就是言论自由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民主手段罢了。作为一种民主手段，“四大自由”像民主本身一样并没有阶级性。如果当年有互联网的话，毛肯定会用互联网论坛“引蛇出洞”，由于互联网要广泛得多，被打成的右派应该不止55万，可能是550万、5500万。既然“四大自由”是互联网论坛的雏形，互联网论坛是“四大自由”的发展，那么为“四大自由”正名、为“四大自由”平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按法理讲，《宪法》虽然取消了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不等于“四大自由”违法。只要《宪法》中有“言论自由”存在，只要没有在具体法律中规定“四大自由”违法，“四大自由”就和互联网论坛一样是合理合法的。不过，依照现今的客观条件，相对自由的互联网论坛能维持多久却也很难说。
201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