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创造的杂文辉煌

于继增
 
谈起邓拓，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杂文，想起《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可以说，他创造了中国杂文史上的辉煌，达到了当时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1961年1月，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提出克服经济困难，要有思想工作配合，“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书的状况。现在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方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较。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奋发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
据当时的《北京晚报》副总编顾行回忆，他们听了传达邓拓关于报纸要提倡读书的意见后很兴奋，“设想如果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杂文该多好呢！”于是就向邓拓书记组稿，邓欣然应允每周写两篇杂文交报纸发表。这样，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共一年半的时间，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邓拓为纪念曾在晋察冀战斗过的地方——马南村，遂以“马南邨”作为笔名，共发表杂文一百五十三篇。
同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部也向兼任该刊主编的邓拓约稿，要他写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专栏文章。邓拓为难地说：“我实在太忙了，恐怕我一人难以承担这专栏，是不是另外再请几个人，譬如吴晗、廖沫沙等人，大家一起来办这个专栏，怎么样呀？”他们一拍即合，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这个三人合作的专栏便在《前线》杂志刊出了，统一笔名为“吴南星”（吴晗、马南邨、繁星——廖沫沙）。邓拓执笔发表的杂文有十八篇。邓拓说：“我们生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
这些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的杂文，一推出便受到读者的欢迎，许多人每天都剪贴收藏，给报刊写信提问题，希望作者帮助解答。一时间，其他的报纸也争相效仿，纷纷开设杂文专栏。《人民日报》开辟了《长短录》，山东的《历下漫话》、云南的《滇云漫谭》、四川的《巴山夜话》、中央广播电台的《历史故事》等栏目也纷纷开设起来，使这种“短、平、快”的兼具针对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文体空前活跃，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
邓拓杂文以读史为主线，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充分发挥了历史学家、哲学家、才子和诗人的潜能特长。他以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见解谈古论今，从古籍考证一直说到农业植物、地理天文，从书法、绘画、文学谈到科技与智谋，从读书方法谈到人生理想，古今中外的知识任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尤其是古籍方面的知识，对他来说更是驾轻就熟，挥洒自如，令人叹为观止。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仅在《燕山夜话》这本书里收集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竟涉及历史人物二百八十四位，引证的古书典籍多达四百四十一部！《“玉皇”的生日》为考证正月初九是玉皇的生日，引用了九种典籍；《向徐光启学习》这篇千余字短文，为论证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杰出成就，竟采用了十五部古书资料。可以说，无典不说话，非古不著文，每篇文章都有几个典籍出现，这就大大增加了文章的书卷气和文化内涵。邓拓杂文引用古籍之多，国内作家无可望其项背者。他在几十年积累的知识宝库里沙里淘金，去粗取精，“化腐朽为神奇”，把有用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填补了人们的知识空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的广为流传，便是邓拓杂文的功劳。
但如果说邓拓的杂文只是给人以知识的涵养，也是不够的。邓拓杂文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优美文笔下的犀利哲思和对事物鞭辟入里的功夫。如《智谋是可靠的吗？》、《放下即实地》、《专治“健忘症”》等篇什，告诉我们一连串的认识论：一是不要一味自以为是，不顾客观条件地任意逞能；二是如果事实已经证明自己错了，就不要顾面子硬撑；三是错了就要认账，不要一股脑儿推给别人等等，它们可以涵盖一个时代应该注意的问题。《堵塞不如开导》引用古代治水分别采用“堵塞”与“开导”的不同方法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用以证明堵塞的错误和疏导的正确。
阅读邓拓的杂文，还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胆风骨和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这与他崇尚知识和尊重传统是分不开的。邓拓不仅经受过诗词、书画、考古等方面的严格训练，而且他的人格显然与他所敬仰的历史人物，如苏东坡、林则徐、郑板桥等不无相通之处。这些人物都才华横溢，忧国忧民，仕途多舛、经历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他们消沉，他们在诗词书画里寄寓着人生理想。仕途可以中断，抱负可以夭折，但人格不会变形。邓拓曾做过一首诗《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有骨气的先贤志士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作为党内的知识分子，邓拓承袭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风骨，同时建构了现代精神的框架。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人格操守，正如他在《郑板桥和“板桥体”》中说的：“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当奴才！”邓拓在这里虽然谈的是郑板桥书法，但那种超越了书法本身的思想指归却振聋发聩。
同时，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邓拓对当时的“浮夸风”看得很清楚，他在不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了反思和善意的批评，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等名篇中。利用可笑的故事、鲜明的形象、通俗的语言，讽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喜欢用许多大字眼”说一些“伟大的空话”，及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吹牛皮、说大话的反常现象。《燕山夜话》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承鲁迅杂文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大胆批评，使杂文这面旗帜飘扬在中国六十年代干涸的土地上。这就是邓拓杂文“韧性战斗”的风格。
邓拓无可非议地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当代杂文和思想建设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他是继鲁迅之后第一个在报纸上开辟杂文专栏的作家，而且蔚成风气，影响深远。尤其可贵的是在困难时期一扫沉闷的空气，活跃了文坛，用杂文的形式提倡和引导读书。其次，他开创了“知识杂文”的先河，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让人受到历史老人的熏陶。这就扩大了杂文的知识容量和教育功能，使杂文成为传授知识的良好载体。三是学者型高级干部带头写文章，使杂文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言之有物，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引起疗救的注意，提升了杂文的思想质量和批判功能。四是在“文革”非常时期使杂文受到空前的“反面”宣传和严峻考验，寻常百姓都知道了邓拓及“杂文”，彰显了杂文的思辨精神和文胆风骨。邓拓坚持真理，维护信仰，是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杂文和人格尊严的第一人。
邓拓十八岁入党，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二十五岁写出二十五万字巨著《中国救荒史》。1942年担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1944年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毛选”。建国后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后来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9月受到批评后调到北京市委。在《人民日报》社欢送会上，邓拓念了自己写的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燕山夜话》就是他在这个时期深入思考的产物。但当“文革”大潮涌来的时候，“笔走龙蛇”戛然而止，“文章满纸”罹祸难收。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说邓拓等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利用杂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究竟是什么人？》，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三家村”成员面临灭顶之灾，正如廖沫沙所说：“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倾国动干戈。三家竖子成何物，高唱南无阿弥陀。”
据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回忆，邓拓面对诬陷时而沉默时而愤怒：“叛徒！他不禁拍案而起，绕室徘徊。这个戚本禹血口喷人！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作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但这篇文章发表在权威报纸上，邓拓长叹：“也许这是中央重新给我做了政治结论”。1966年5月17日晚，邓拓写下了《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走向了不归路，时年五十四岁。他在遗书中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我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死捍卫了杂文的尊严。
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主持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邓拓举行的追悼会，李先念、彭真、薄一波、刘澜涛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祭奠。《人民日报》全体同志敬送的挽联是：
闽海波涛长城风雪四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燕山血泪云水襟怀百万里长征道路永记忠贤垂范八方泪洒马南村。
杂文家邵燕祥著文说：“像邓拓这样的同志，属于党的精英，知识界的精英，也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死于其不当死，就不止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不幸”。
不幸的邓拓留下了不朽的杂文篇章，他创造的辉煌和他的人格精神值得永久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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