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究竟杀了多少贪官

一个理想中的静态的小农社会，是绝对不能容许存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一生，不屈不挠地与贪污作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却每次都是孤身冒进，又孤身而退，功亏一篑。在他整个的反贪生涯中，规模庞大的郭桓案，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朱元璋的道德制高点，看到了他的愤慨与暴怒，但最终，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理智。
一份超级人头订单
对刽子手这份职业而言，洪武年间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时光。他们唯一的客户朱元璋先生手里掌握着太多等待咔嚓的人头，动不动就签上两张数万人头的订单。那些年里，刽子手们身价百倍，从业人员数量也直线上升。
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先生豪气干云，一口气就签下一张两万多人头的大订单（此后十多年里，这份订单又不断得到追加，最终超过三万）。刽子手们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后的纪录，孰料不到五年时间，朱先生又卷土重来，而且豪气不减当年。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具体的人头订单有多大，恐怕连朱先生自己都不甚清楚。史书里说得很吓人，“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这讲的是百姓；官员们更倒霉，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司，注意，当时全国就这么几个布政司。朱元璋先生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准备把大明朝的官员们一网打尽。
据朱元璋先生自己在《大诰》里面所说，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的主要罪状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也就是“红色老区”。由于老区人民长期“无私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为了回报这份恩德，朱元璋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几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竟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自瓜分了。
第二条，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郭桓却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就被郭桓伙同当地的官员私分了。
第三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什么叫沿江神佛钱？其实就是在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
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也是最恶劣的，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搀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这种恶劣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结果，出身贫民的朱元璋先生震怒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
统统地都该死
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自然是保不住了，同时，对他们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朱元璋先生决定采取铁血措施。
很明显，朱元璋认为：把官员们拉出来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在这个想法支配之下，为了保证除恶务尽，他超时代地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先进理念。
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
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
此案过后，中央各部，每个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的空前绝后。
中央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倒在了来势迅猛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当然最终也难以逃脱朱元璋先生亲手编织的既不疏，更不会漏的超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大明朝竟有十二个省政府的官员涉入郭桓案——顺便说一下，当时大明朝总共只有十来个省级行政区。
朱元璋先生的愤怒可想而知。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副部长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全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破产了。
人头订单下到这种程度，显然受冤枉的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跟朱元璋说这个事情，但朱元璋完全不以为然。
他说，各个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老百姓多一点恻隐之心，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能够拒绝在横征暴敛的公文上签字；能够阻止贪官们的行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诉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我确实是在枉杀无辜。可是，每次贪官们横征暴敛时，他们都没有任何阻止的行动，这样不作为，把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还有啥冤枉可喊的！
行政不作为，本身就等同于犯罪。朱元璋先生的逻辑很前卫，你不能说他不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朱先生处罚行政不作为的方式很极端，是杀头。
一个潦草的收场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把全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给整破产了，郭桓案横扫了整个明代社会。尽管朱元璋先生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个案子确确实实损害了他的统治基础，大大地伤了全国知识阶层们的心。虽然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知识分子们却群情汹涌，议论鼎沸。
朱元璋发现人头订单开得太大的后果有些不太对头，于是赶紧出来收拾残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这其实是朱元璋在强行给案件定性，最高领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嘴皮子。
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但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背景下，竟敢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收入，本身就很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务网络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郭桓却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也不正常；更何况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朱元璋自己竟会没发现，还需要等着御史来揭发？
再者，从来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收益集中。郭桓贪污国家的公粮，却居然放肆无忌地和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所以，这绝对是一桩经不起深究的案件。虽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许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来的内幕。
故而朱元璋赶紧下达手令，及时宣布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终审定性。他说，按照算起来，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我现在追赃，只要求追出来700万就算了。追700万，有中产阶级破产，你们就这样议论纷纷，真要认真起来，我其实还该追赃2400万呢。
不过，话虽然说得激昂，但朱元璋终归觉得一定程度的妥协还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处理：进一步扩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头订单。
这次进入订单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一批审判官们。
负责此案的国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吴庸，于是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所谓“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来。吴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实很有用，连死都极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来平息众怒。
办完了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
其实没有收场
朱元璋觉得事情结束了。但事情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的几个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们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仓库里看管粮食。然而，还不到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里去放粮，早晨发出200根放粮的筹码，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进士责问之下，发觉是上次受了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听说了这个事情后极为感慨，他说：“朕以为那些挑脚筋、挖膝盖的刑罚已经够残酷了，享受过个中滋味的人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哪里想得到，康名远这帮人，尽管肢体已经残破，命也只剩下半条，却仍然作恶不止，还在私自盗卖我的官粮！”
朱元璋先生自己也纳了闷了，他说，这等凶恶顽固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我究竟该用什么刑罚来惩治他们呢？
当然，这一类的问题，朱先生最后终归要归结到官吏们、百姓们的思想觉悟太低这个结论上去。作为一个性格刚强、自信力极强的人，朱先生平生极少怀疑问题的根源其实在自己身上。
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问题确实出在朱元璋自己身上。
对于做官不要贪污，朱元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经常对那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官员们唠叨：“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百姓，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灾。这时候，你的那些赃款又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这段话被记录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系列丛书里，后来被好事的史学家们美其名曰“守井哲学”。
“守井哲学”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这口井的流量必须足够大，再怎么着，也得能够保证守在井边的人不至于渴死才行。
朱元璋先生的“井”，说实在话，流量小得有点离谱。例如：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工资标准，一位县太爷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现在，大约每个月也有2000-3000块钱的样子。朱元璋是不承认一切官场潜规则的，他觉得这个工资水平，县太爷一家吃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县太爷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年头不比现在，县太爷不光是县长、县委书记那么简单，同时他还是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财政局长，县税务局长，县工商局长……这么多事情要找人做，少不了要打点下面的小吏们，不打点，谁会卖力给你做事呢？县太爷还得聘请跟班、聘请师爷等等，这些开支国家都不报销，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此外，上级路过，逢年过节什么的，招待、送礼都是少不了的，少了就没法在官场混，这些也都得从县太爷的工资里扣。
这样一路算下来，两、三千块钱的月工资，等同于让县太爷去喝西北风。
此外，还有一笔重要的“损耗”没算进来。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偶尔才发银子。官员们的工资多少，是用大米来衡量的，所以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折算成大米。朝廷就经常在折算率上跟下面的官员们玩猫腻。《典故记闻》里有记载：户部曾将市价不过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当时的市场上，至少可以卖20两银子。这就等于是说，如果拿布匹当工资发给县太爷，一位县太爷每年只能领到3匹粗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县太爷全家这一年，就只能出去挖野菜，就着野菜喝稀粥。
朱元璋总是不断抱怨，官员们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开始贪污。他杀了一批又一批，结果还是没能阻止官吏们贪污，是因为官吏们没法不贪污。
当然，不贪污，严格遵循朱元璋先生“守井哲学”过日子的人也有，海瑞就是一个。不过海瑞守着这口要枯不枯的旱井，自己渴得皮包骨头，还连带着渴死了自己两个儿子。（摘自《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