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桌前著伟绩的十大元帅

马广志
2010年02月11日14:5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谈判桌前著伟绩的十大元帅--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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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之上，他们挥洒自如，用兵如神，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谈判桌前，他们把握分寸，据理力争，亦是唇枪舌剑的谈判大师。他们就是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朱德：1937年的“南京谈判”
1937年8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享誉“红军之父”的红军总司令朱德飞抵南京。这是朱德代表中共中央、红军和毛泽东，肩负全民族的重托，要面对面地同蒋介石就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军团结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同朱德一道去南京谈判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等。
朱德等人是应蒋介石之邀去南京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我党的多次倡导下，8月2日，蒋介石密电邀毛泽东、朱德等去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急欲调动红军对日作战。此举受到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但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谈判能够成功吗？坐在机仓内的朱德显得神态自若，信心满怀。他认为此次谈判应该是有把握的，问题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我党还郑重地拟制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15日交给了蒋介石。这个《宣言》，实质上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既充分表明了我党对合作抗日的诚意，又使蒋介石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心，从而为南京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共合作谈判就是政治谈判。谈判中，朱德、周恩来等人始终如一地站在党和民族利益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地和蒋介石等讨论并决策问题。首先，代表团强调我党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谈判的政治基础；重申《宣言》中提出的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改善民生等三项抗日基本主张。其次，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承认我党的合法政治地位及其对红军抗日的继续领导等。再次，对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以及组织红军参战、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亦郑重地阐述了我党的正确主张。
8月11日，朱德还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可在正面集中太多兵力，以避免造成损失。我们必须到敌人的侧翼去活动。朱德还预言，敌人为分散中国当局对华北的注意力，还会声东击西，可能在上海发动战争。
不日，日军发动的八一三事变使朱德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也让国民党丢掉了“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的幻想，并且这还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区。在这种情势下，朱德、周恩来相继严肃而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只有我们两党加紧合作抗日，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此前，国共南京谈判很是艰难；在这以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才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才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多项正确主张。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即发表“自卫”声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南京谈判取得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我党中央、归功于朱德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也是付出了一定努力的。
彭德怀：1933年的“王台谈判”
1933年，红军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中央再派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围攻国民党第19路军。第19路军是一支有着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第19路军在闽西、闽中与东方军的交战中连吃败仗，蒋光鼐、蔡廷锴等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积极“剿共”的命令，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是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并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第19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所以才想跟共产党合作。
当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第19路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第19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的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第19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发生，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第19路军接触，在第19路军承诺若干条件后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第19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第19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进行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第19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第19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由此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第19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第11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第19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与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协定签订后，第19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
后来，蒋介石派兵进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第19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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