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国首次成功空投原子弹的经过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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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国首次成功空投原子弹的
经过揭秘


1965年5月14日10时整,中国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执行这次空投任务的是航空兵某独立团副团长、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这次试验采用的是“地爆”方式进行的,为了增加试验手段,提高试验水平,确保试验安全,使用飞机投掷核武器,以“空爆”方式进行试验是十分必要的。
1965年春节刚过,距第一次核试验不到4个月,空军首长亲自来到航空兵某团驻地,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国即将进行原子弹空爆试验,并把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任务交给了该团,并确定了正式机组和预备机组。空军首长还代表空军党委提出了“必须以最大的干劲、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完成试验任务”的口号。正式机组人员也向空军首长表示:“我们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有信心为祖国投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
当时,李源一36岁,于福海33岁,两人一直在一个机组,互相都比较了解。李源一在抗美援朝期间是轰炸大和岛的二等功臣,于福海是全团投弹的技术尖子,他们对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充满信心。
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位于甘肃省金塔县的鼎新机场,开始进行战前训练。这次核试验的投弹是用光学仪器进行瞄准,机组人员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资料可供查阅,但投弹精度的要求却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平时普通的航空投弹,落弹点距靶心200米内就可以打5分评优秀,但这次不行。试验场区的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就修建了房屋、桥梁,放置有火车、兵器及动物等效应物,以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物质的杀伤力、破坏力,因此,必须把原子弹投到距靶心100米以内,才能获得更精确的数据,达到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要求。
机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天上飞,地上练,白天投弹,夜晚总结,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于福海为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更是废寝忘食。机组的同志一个个瘦了下来,轰炸训练成绩显示图表上,却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第一个月训练结束时,他们投了3颗训练弹,最后一颗距靶心仅35米。大家对指挥部制定的先连续3次把第一颗弹都投在300米以内,进而保证投入200米圈中,最后突击100米大关的训练目标,充满了信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戈壁的季风一反惯例,提前来临,西部高空终日涌动着剧烈的气流。这不仅给操纵飞机带来很大不便,对领航员于福海的影响更是难以想象。从万米高空往下看,靶标小如硬币,飞机一遇上剧烈气流,靶标就在瞄准镜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甚至无影无踪。
于福海俯身瞄准,眼睛不知被瞄准镜撞了多少回,简直没有办法把瞄准镜中的十字标线压在靶标上,哪怕只压半分钟、20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几个飞行日下来,训练成绩显示图表上的曲线折向下,又回到了开始起步的位置。
有一次训练,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投出的两颗弹偏偏又构造不好,结果一颗落在离靶心2000多米的地方,另一颗干脆找不到了。接着,在投掷250公斤航弹的训练中,于福海心情紧张地按下投弹按钮,炸弹晃晃悠悠地“飘”了出去,一报弹着点,偏离靶心690米,差点砸到靶标外铁道兵修建的一座用于测试效应的桥梁。
“于福海怎么搞的?大家给他提了那么多的好建议,可他连一点点进步也没有!”一些同志多日积聚起来的焦躁情绪爆发了。
“于福海技术上有问题吧?或者他头脑里有侥幸碰上好天的思想?”
“该增加预备机组的训练强度了。”
“不行就干脆把正式机组撤下来,用预备机组顶上去!”
听到这些,于福海心情十分沉重,但又非常委屈:同志们是出了不少主意,可都并不是他们的亲身体会,一些建议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根据,怎么接受?轰炸训练成绩下降,确确实实是因为高空气流难以应付,预备机组上来可能还不如我。但转念一想,同志们的埋怨也是有道理的。像现在这样,怎么能完成任务?如果正式投弹也遇上恶劣气流,把弹投偏了,造成的损失就大了,自己这一辈子也就窝囊了……
一时间,大家心绪不定,思想波动,出现了一些混乱。
该团的副政委于复祥是个老功臣,在战争年代就荣获过“模范政治工作者”称号。他及时发现了问题,立刻找李源一交换意见。两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坚定地表示不撤换正式机组,排除了内外部的压力,很快把军心稳定了下来。
知道这一情况后,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袁学凯亲切地把大家召集起来谈心。他指出:“虽然有的弹投偏了,甚至投飞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每次投出的第一颗弹,都比前一个飞行日投得靠靶心近,这就是进步。哪怕比上一次近两米,也要肯定我们训练是有成绩的。”他还说:“不能把问题都集中到于福海一个人身上。飞行员有没有问题?高度、速度、飞机的空中姿态,都保持得很好了?我就发现进入轰炸航路后,标图板上的标线不稳定。机务上有没有问题呢?自动驾驶仪轻度偏航的毛病解决得怎么样了?瞄准具上陀螺仪摆动的情况还有没有?每个岗位都要从自己这方面细致地发现问题,彻底地解决问题。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就是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来克服眼前的困难。”
兰州军区空军刘镇副政委亲自找于福海交谈。他肯定了于福海技术上的长处和在训练中做出的巨大努力,帮助他重新树立自信心;同时也指出他过多考虑个人得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当时刘镇笑着批评说:“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考虑怎样战胜困难,不能只想自己如何如何。真的投不好,也不能把你杀了;就是杀了你,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那段时间,飞机正要做定期保养,空勤机组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于福海读了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后,深受启发,很快去掉了思想包袱,增强了“闯”的信心,表示要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投弹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李源一根据预备机组的经验,同刘景新一块,对进入轰炸航路后左右座飞行员的驾驶动作进行了科学的分工,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高度,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速度,加强对飞机颠簸和摆动的控制,保证于福海瞄准时不受干扰。就这样,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一整套提高投弹精度的可行方法,机组人员更加团结,以崭新的面貌重新投入训练之中。大家相互帮助,在地面轰炸台上反复演练,在空投训练弹时反复实践,然后再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通过这番努力,投弹技术日益成熟,训练成绩显著提高。
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指挥部来到机组,传达了周总理和军委首长对机组的指示和亲切问候。临别时,他轻松地告诉大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外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效应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机组的训练成绩迅速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最好水平。每次训练归来,李源一常常都要感叹一番,张副总长“投到哪里算哪里”的话,有辩证法,有用兵之道!
到了4月下旬,机组信心百倍地向指挥部报告:“保证投在200米以内,力争投到100米以内。”
4月28日,指挥部决定,对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做一次综合检查和考核,除了不是投实弹以外,一切都按实战进行。机组驾机起飞,投掷了一颗冷爆弹(外形、重量都模拟原子弹的梯恩梯炸弹)。根据雷达测定,冷爆弹的空中爆炸点距靶心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进入5月,天气时好时坏,核爆炸试验的日期一推再推。5月13日傍晚,指挥部终于下达了14日正式投弹的命令。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晚上,机组人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把投弹程序和要领默记了一遍又一遍,预想了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焦急地等待着。
5月14日清晨,机组终于驾驶飞机带弹起飞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异常激动、兴奋和紧张。飞机矫健、轻盈地通过了机场上空,然后轻轻向西转过机头,飞入了云絮重重的航程。他们都知道,弹舱里挂着的,已不是平常投掷的那种水泥训练弹,也不是装着梯恩梯炸药的普通炸弹,而是一枚球型、乳白色的原子弹。
此时此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注和期待,凝聚着数以万计科研人员和工人们心血与汗水,可以让全国人民振奋、世界震惊的核试验,全都在机组6个人的一举一动上,他们感到责任重大。
然而,他们能不能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中毫无差错地飞临试验场区,能不能在气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将原子弹从万米高空准确地投到靶标上空,能不能在火光四射、蘑菇云腾起的瞬间安全脱离危险空域,谁都没有完全把握。
飞机起飞十几分钟后,大家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似乎忘记了一切,只是集中精力工作。飞机在茫茫云海中穿行,向西,向西……
航程过了大半之后,一直在机身两侧翻滚不息的云浪,渐渐平静,渐渐淡薄,透过机舱向下望,往日熟悉的弯弯河流和碧绿的点点湖泊,又依稀可见。当飞机飞近试验场区,天气已完全转好,蔚蓝色的晴空,点缀着几朵浅浅的白色云朵,大家一阵兴奋。没过多久就发现了记标,那是个方形的白框,里面套着一个直径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所有条件都十分有利,大家的心情非常坦然。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准确投弹,机组事先研究了投弹程序,飞机要进入记标3次。
第一次进入,搜索识别靶标,进行概略瞄准。
李源一打开自动驾驶仪,对于福海说:“我和大刘 (刘景新)一定把高度、速度保持好,你放心大胆地瞄准!”于福海信任地看了看李源一,然后试着用光学瞄准具瞄了瞄靶标,机身平稳,瞄准镜中的靶标晃动不大。
于福海迅速求出了投弹诸元,报告瞄准情况:“航向270度,偏流负2度,中间风修正80米,按照规定的高度、速度和原子弹的标准落下时间,计算结果,用34.8度的投弹角,没有发现靶标有偏离的趋势。”
听完于福海的报告,机组人员立即互相通报各自情况。
李源一:“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
刘景新:“航向和高度都很准确。”
“于福海求出的投弹角数据和我计算的完全一样。”张公祥接着又报告:“原子弹温度正常,设备良好。”
……
最后一次进入了。
当通信员孙兴富发出“进入靶场上空投弹”的请示后,立即得到地面指挥员成钧副司令员的批准。
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于福海利用飞机转弯进入靶标的机会,将一直俯在瞄准具上的上身直了起来,靠在坐椅背上,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镇定了一会儿。
到了轰炸进入点,李源一再次把飞机交给于福海,说:“沉着一点,瞄准时间长一点。”
于福海接过飞机操纵,把瞄准具里的十字标线稳隐地压在靶标中心,开始做投弹动作,每做一个动作就口述一遍,机组成员则按事先分工,对每个动作进行检查落实。
爆炸时间定为10点整。
爆炸前7分钟,于福海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
“打开投弹总开关。”射击员韩惠安复述,同时在程序表上划去了这一项。
爆炸前3分钟,于福海报告:“接通原子弹上电源。”
爆前1分20秒,于福海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
“打开自动投弹器!”第二领航员张公祥激动起来。
“打开弹舱!”
“打开弹舱!”
……
9时59分10秒,于福海操纵瞄准具,使观测角和投弹角准确重合,紧接着,电路接通,原子弹脱钩而出——飞机猛然减轻了重量,突然向上窜了一下。
于福海向外一看,乳白色的原子弹在阳光下亮闪闪地直向靶标冲下去。他接着又在瞄准具中观察了10秒钟,十字标线仍然死死压着靶标,丝毫没有偏移。
李源一忙问:“怎么样?”
于福海很有把握地报告:“没问题,肯定能投进去!”
“立即关上遮光罩!”李源一高兴地命令,同时加大油门,将飞机增速到950公里/小时——争取远离原子弹爆炸中心,获得最大安全系数。
他们刚把座舱玻璃上防止光辐射的遮光罩拉闭,一阵耀眼强光就射过来,约持续了四五秒钟。光焰刚过,于福海实在忍不住,摇开遮光罩飞快地向靶标瞟了一眼:靶标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仿佛是太阳落在了大家的脚下。
机组的其他同志也难抑惊喜之情,纷纷往下望去:靶标已不见了,机翼下是一片汹涌壮阔的火海,乌黑的浓烟从火海中不断翻滚而出,越聚越多,飞速升腾。飞机飞离原子弹爆炸中心大约19公里,冲击波赶上来了——飞机强烈地抖动着,持续了六七秒钟,好像是在欢送大家胜利返航。
这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投弹。据地面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时,距靶心只有40米!
坐镇指挥的成钧副司令员兴奋地对机组人员说:“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总理让立刻转告你们。总理说:‘你们工作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很好总结经验。’”
“明白!明白!”听到周总理如此及时地鼓励和赞扬,大家都非常激动。
返航!飞机从试验场区侧面掠过。眼前,核爆炸特有的蘑菇烟云已经形成,宛若一条黑褐色的巨龙直冲九霄。大家一言不发,静静地凝望着这壮观的奇景,直至蘑菇烟云远远地留在后面……
核爆试验一结束,李源一、于福海作为机组的代表,随张爱萍副总长同机到达北京。5月30日上午,他们和参加核试验的各单位代表一起,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经空军党委批准,李源一机组荣立集体一等功,李源一、于福海分别荣立个人一等功,机组其他4名同志分别荣立个人二等功。
此后,李源一、于福海又与徐文宏、徐克江等战友一起团结奋斗,相继完成了空投带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第一枚氢弹等核试验任务,为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