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女儿多年讨要购房权 因纠纷报警七八十次

2010年09月03日 10:57南都周刊【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他们是将军的后代、红色资本家的后人，都在为上一代房子遗留下来的问题奔走相告。而这样的个体，在充斥着4000多栋老洋房的上海，更是成为一个群体。
他们不是钉子户，不用自制燃气弹，他们试图用中国的《物权法》、《拆迁条例》法律手段，理清并不清晰的产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发现，遭遇到的却是法律的盲点。
法学专家杨建顺说，这是国有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来处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权法》予以解决。因为这个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权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
康国雄说，房子是小事，他只是想讨个说法。
而在史家胡同51号，“红二代”洪晃已经面临腾房结局。她的“房事”没有产权纠葛，只是，她的所有记忆都在那里面了。
将军女儿捍房记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噌噌噌，一个保安从院子门前走过，突然猫着腰加快脚步，消失在视野里。
“现在我一拿相机他们就跑。” 56岁的胥晓琦，将20多年记者职业习惯运用到了现实抗争之中。
另一栋将拆的楼与胥家相隔20米，现在住着一些保安。这样的事情，胥晓琦说，只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
今年5月底，她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开头，胥晓琦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开国将军胥治中的女儿讲述与母亲悲惨现状，将军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画面中，她在前面一边倒退一边拍摄，小区的保安队长，带着4个保安，紧追着她，一路追，一路骂，直到到了胥晓琦家门口时，视频里，那个保安队长还在继续布置手下：“后面两个，前面两个，给我接着骂！”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她的父亲胥治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之一，上世纪60年代，胥治中随供职单位转为地方干部，曾担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买不到的房子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对不上点的规划图？
2005年，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旁边，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号楼。
施工队在21号楼的施工现场，贴出了一张局部施工图。胥晓琦才发现，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筑，那应该是一个方框；如果是拟拆除建筑，应该是方块边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竣工后也将什么都没有。
这让胥晓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规划委申诉，表示拟建21号楼的北墙，距离北边永久性建筑即20号和20B号楼，分别为52米和48米，这中间事实上并不是空地，而是位于此地面的9号和8号楼。当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回复说，“现您所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您所居住的9号楼为拟拆除建筑，故许可证规划总图中未进行标注。建设单位应按规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迁问题，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胥晓琦认为，规划拆迁前，公有住房应卖给个人，再进行拆迁。胥晓琦想不通，既没有卖，也没有拆，怎么能开工呢？她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盖楼，要求先拆迁，后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队终于写下保证书，答应在胥与甲方达成协议前，不会动工。这个保证很快被单方撕毁。2006年11月18日，施工队突然来了上百名工人，将9号楼围住，强行开工。
胥晓琦说，当时近80岁的母亲和她，还有邻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连夜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上访，要求与第七研究院谈判，说，“你们盖楼可以，要先拆迁我们。”但结果，被信访办的人拦在大门外的传达室内。胥晓琦的母亲跪在地上哭着求信访办的人，不要把他们从这个家赶出去时，信访办的人大声叫喊：“我管不着，你们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滚出去！”并带着保安在寒冷的冬夜，从零点开始，大开门窗冻两位老人。胥晓琦的母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连气带饿、连冻带无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医院急救。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年初，与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邻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胥晓琦说，政府的回复是，“规划没有问题，竣工的同时拆迁。”
但2007年21号楼竣工后，第七研究院并没有提竣工后拆迁的事，而是一再发出选房通知，以“房改”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边的安置房。
胥晓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积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内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还得公摊面积，这太离谱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当年12月则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晓琦认为，按照国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应该不低于原住房使用面积，拒绝搬迁。“再说了，那个楼明显一看质量就达不到部级干部楼的标准，墙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于是，胥晓琦再去规划局上访。规划局回复说，院方一直没有报竣工验收。这与“竣工同时拆迁”，形成了一个死结。
那些“无缘无故”的谩骂和殴打，也从这时候起，变成了家常便饭。“你知道为什么连居民都来骂我打我吗？”胥晓琦说，“我不走他们就不会报验，不验收，所有这几栋新盖的楼，就都没有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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