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X光——龙应台在一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07年6月9日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
龙应台（1952～）：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
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对演讲者很容易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处理这种场合的手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当我年老的时候，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将深深依靠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作一个好医生”，那你就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你们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种题目，因为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未来的医生”这样一个单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作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如何作一个好医生”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在你作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人家的儿女──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和母亲——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独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自主性”教育的开学典礼。我今天的题目是：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第一、 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己相处。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欢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
独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1941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满”为目标，不给学生“独思”的时间。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诸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间，是让你用在“观察、欣赏、沉思、体会”之中？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作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自己对自己的检讨、探索、深思，难有空间。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伦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能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365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7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老天，他真是这么说的，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读过卡谬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一下……70人中只有4个，比例很低。我因为2003年的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做。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做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唯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卡谬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卡谬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X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X光，它照得到“空”。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今天在座，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自己。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就看见当年的自己，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自己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我7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16岁那年他到美国作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于是我逐渐认识到，原来父母子女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独立日”，其实，你们自己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到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他们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X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能，但是心灵的X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