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十年后大学招生及毕业就业两端受争议

变异的大学
大学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在过去30多年间，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出口。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高中，一系列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向大学。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确为一代人打开了向上的通道，那么2010年的“高考”不再具有这样的魔力，许多高校面临“零投档”。一直以来大学都被认为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但是扩招后的10年间，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入学率则达到了60%，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的时候，大学的定位开始饱受质疑。
这种质疑来自大学的两端，入口与出口。
在取消了国家包办的“毕业分配”10年后，大学的入口仍然由国家统一把持。教育研究者储朝晖说，世界各国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垄断招生。这种统一招生模式的弊端正日渐显现，入口的狭窄让大学形成“千人一面”的模式，而高昂的培养成本则使大学的价值跌落云端。
在大学的出口，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与现实脱节的。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
大学专业的失衡与大学精神的失落，引发了接连不断的争论。至今无人能回答“钱学森之问”：大学为什么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
改变或将开始。在7月和8月，接连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目标显而易见，就是要衔接教育和人才培养。纲要提出，10年后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小康》杂志采访了参与起草教育规划纲要的专家，试图解析其中的变化根源，也希望探究中国如何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大国。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鲜明的信号是，大学的进口与出口都将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体制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都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信息，招生就是高等学校选择人才。而在大学的自我选择上，除了给学校“松绑”外，更重要的是解决高高校的低效率问题。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大学的改变则需要教育整体规划的改变，未来大学的定位，或将关系到中国能否制造出国家核心人才的竞争力。
有关大学的黑色幽默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性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高校扩招以后，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放暑假了，大学教师贾宏(化名)却依然不能睡个踏实觉，他心里装着的，除了那些两个月前已走出校门却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外，还有一个个令他不可思议的就业数据。
贾宏在天津一所高校里任教，除了教学工作以外，他还兼任系里的教学秘书，他从来不担心系里的招生情况，新闻专业持续多年的热度依然没有减退，“基本上每年都挤破脑袋。”但是，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却并不乐观，“也许新闻专业毕业生太多了吧，基本上各个院校都设置了新闻系。”贾宏分析说，他每天都盯着传媒英才网、沃华传媒网、笨鸟网等招聘网站，他不明白，为什么招聘单位那么多，而自己的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
“大学往往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因此入学关口竞争激烈，但最终的输出口却显得有些平常。”贾宏无奈地说。
不再统一分配了，为什么还在统一招生？
每年6月至8月，进入暑期的高校便会迎来吐故纳新的时节，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招生工作随之展开，新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梦想了至少12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年复一年，貌似简单的进进出出，事实上却变化巨大。
10年前走进大学的人，笃定会由国家安排一份工作，而10年后走进大学的人，大部分都得自寻出路。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他们所进入大学的课程设置，十年间的内容仍然大致相同。
到2010年，大学扩招已经迎来了第十一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1999年的首次扩招，使得这一年的大学生增加了52万人，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但是到了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增加到了1020万人。
但是，拐点已经显现，“多收了三五斗”的新民谣在校园里流传。大学十年不变的招考模式开始引发争议。
2010年，北京市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考生人数创下6年来最低，为80241人，录取率则高达80%以上。不上大学的人们，选择了另一条出路。但今年北京高考的最大亮点不是高录取率，而是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改革。朝阳区团结湖中学高三学生李冰并没有参加今年的高考，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李冰的理科综合成绩一直不理想，但动手能力很强，去年还获得了电工电子专业的中级资格证书。正是凭借这一证书，今年3月底他参加高职的自主招生考试并顺利通过。
4年前，北京市部分高职院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试点学校自主命题、自主组织考试、自主确定招生标准。今年，北京市推行的“高会统招”录取，则让成绩在本专科间浮动的普通高中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高会统招”是将会考成绩作为进入高职的前提条件，以“1个专业＋1所学校”为1个志愿单位，同一个专业志愿下，考生可填报5所学校，每个考生可以填报20个志愿，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考生的利益和职业意向。
“我们就是要让高校跟考生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谈恋爱的关系。学生能找到他希望上的学校，学校也能招到他希望要的学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前段时间做了个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60%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上的大学不满意。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高校招生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储朝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步统一招生：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教育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由国家包办，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后来发现，统一分配导致了人才的浪费，人不能尽其才，以前调工作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有时甚至需要省长签字。” 慢慢地，统一分配分不下去了，就改为了自主择业，但统一招生的方式至今还保留着。
“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应该改革，实际上考试制度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是有限的，最主要的还是招生方面的改革，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在正式发布之前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就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根本观念变了——教育不仅仅是国家的，更是民生问题。”储朝晖认为，招生没有必要全国统一，只有学校跟学生之间的直接相互选择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统一招生就好比“先结婚，后恋爱”，学生进入高校后，再和所学专业、所在学校培养感情，而高校有了自主招生的权力，学生也不用再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学生与学校之间就有望形成“先恋爱，后结婚”的关系了。
“高考就好比是婚姻介绍所，有了这个中介后，谈恋爱的双方就互不见面了，失去了互相了解的通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让学校与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的前提，是让学校与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主体。解决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有一个统一考试，但这个统一考试就像美国的SAT、ACT考试，只是一个参照，到底要不要录取你，仍由学校决定，也就是提高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储朝晖建议。
“推进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深化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招生制度改革比考试改革更重要，要逐步缩小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范围，让一部分学校、一部分学科专业从统考统招中分离出来。”对于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高职招生不参加统考统招，采取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或提前招生、注册入学的办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表示支持。
“目前的分批次填报志愿统考统招和平行志愿录取的办法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将学校按985、211和一般本科高校分成批次录取，不利于部分非985高校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录取优秀生源；二是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学校和专业，有的人原本想读的专业因差了几分未能如愿，却要拿名牌学校的学位，硬着头皮读没兴趣的专业，将来很难成才。同时，这个专业的老师也无法找到有志向和有兴趣的学生。”胡瑞文说。
三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大学抉择”
统一招生的局限性在学生和高校这对“婚姻主体”之间设置了分数这个障碍物，于是，接下来，不管爱与不爱，适合与不适合，学生与高校之间都必须长相守，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储朝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叫“专业思想不牢固”，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或者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以外，过多地钻研了另一种兴趣爱好，都有可能被贴上此类标签。因此，在储朝晖看来，现在不少高校给了学生转系、转专业的机会，算是前进了。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天性为是”的概念，认为天生的东西就是符合内在规律的，外在强加给人的东西是不符合内在规律的。在储朝晖看来，中国教育之病根在于，本该属于每位教育当事人的权利被剥夺，层层上收，学生难以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教师难以成为教学的主角，以致千人一脑，千校一面，“我们现在要改革，就是要把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作为学校教学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把上级的行政指令作为依据，忽视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
不少人还记得，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出现奇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竟有9人师出同门。这位名师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当年叶先生创造的奇迹在现在看来像是个神话，但若深入探究叶先生的教学方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我国光学科学的奠基人王大珩是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年全国有2000多名学生报考清华，录取名额为340余名，录取比例为7：1。当时清华物理系是热门专业，叶先生亲自面试报考物理系的45名学生，最后录取了24名，而毕业时只有10人。叶先生不仅招生的时候亲自面试每个学生，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每隔两周就要和学生进行一次单独面谈，了解学生的特长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1980年考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据他回忆，虽然是本科学习阶段，但无论是基础课的教学，还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每个阶段的训练都非常严谨，尽管面临着成本的压力，但练习加工的时候，他们依然拿真正的金属练手，“记得一次做实验，一百个零件摆在我们面前，每个零件都要反复研磨三次，再达到很高的精度进行误差测试。”马陆亭说，实习的时候，他就会开机床了，“即使毕业后马上进工厂，我们也不会怵头。”
王尧读了4年中专后，2001年起在北京联合大学读大专，然后升本，他学习的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在他看来，从专业知识和实践的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对他的帮助甚至还没有中专老师大，“中专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对企业需求比较了解，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与用方面的脱节，实际上从教师安排和课程设置方面就开始了。”王尧至今还记得，学校里的一位老教师曾经无奈地说，像机械制图这门课应该至少学一年，每周4个学时，机械工艺这门课没有两年更是连皮毛都学不透，“但这些课往往都被压缩了，专业课不像以前学得那么深了，一些有利于拓宽思维广度的课程被加了进来，例如现代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我还学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会做网页，还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数控机床操作工职业资格四级证书。”
尽管在自己的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领域内浸泡了9年，但王尧在迈出校门后还是从事了一份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他已经算是幸运儿了。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22%。那年的六七月份，中国有多少像王尧一样的年轻人，从象牙塔走出后，脸上却写着茫然。
大学还能改变命运吗？
从上幼儿园，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再到上高中，参加高考，继而上大学，对于这些“天之骄子”们来说，每个环节的输入端都恐落人后，竞争异常激烈，而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站在最终的输出端口时，才发现异常冷清、乏人问津。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风向标”，“2006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只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而《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则显示，有18%的被调查者表示 “愿意”接受零月薪。
调查显示，有59.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制约因素。
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而今，当大学过多受制于统一招生制度、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学习深度不够等综合症并发的时候，大学还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吗？
河南农民滕振国，在自学数载后，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却遭遇求职难，最后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知识没有改变命运”曾一度让滕振国感到很无助，他坦言，“考上时，真的没想到过会再回来。”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就业率倒挂也成了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比不过职校生。
“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很不正常。”储朝晖认为，“这说明研究生的招生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以及高校的培养能力都没有很好的结合，许多人考研是学历导向拉动的结果。一定要让教育回到本位，有一句话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历只是给别人看的，而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一个人的素质。”
在胡瑞文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阶段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教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生产第一线，县镇和农村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现在太多的大学将自己定位为培养精英和学术型人才，但我国大学、科研院所每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到10万人，每年流入社会的却有50万研究生和300多万本科毕业生。“我认为高校扩招以后，不少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许多毕业生的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高等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让人们能够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上去审视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和世界规模第一的突破，进而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马陆亭告诉《小康》记者，高等教育到了一个提升质量的阶段，也就是以特色取胜的阶段，应该鼓励不同学校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形成差异。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路在何方？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说法，应该是：“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要有一个“大提高”。
流水线生产的中国式人才
塞在笼子里的中国人才
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2010年，大约有10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正在艰难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然而，在大学生为求职而焦虑的同时，企业也在忧虑，它们满怀希望地守候在中国人才生产线的输出终端，但是对贴上统一标签的“人才”进行了一番挖掘后，却发现依旧无法从成批的“中国式人才”中找到适合的人才。
“这种现象构成了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鸿沟’。”长期关注、研究大学生职业化能力培养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邢文祥告诉《小康》记者，“高校扩招带来了大学生数量的剧增，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在更宽的范围内挑选更加优秀的人才，按常理推断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应该越来越高，但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并不是很高。”
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已经基本成为一个人才的输出端口，大学毕业证成为最基本的入职门槛。如果把大学作为解剖台上的物体，把出口剖开，长时间教育累积形成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
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从一个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了。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发现，现在的家长在孩子小升初阶段极其煎熬，而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学习压力往往比大学生还大。有一段时期，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求小学低年级教师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但家长们却不干了。“小学阶段应该提倡快乐教育，完全不竞争；中学阶段再让孩子慢慢地开始竞争；而大学，应该成为人才培养最为艰苦的阶段，让学生完全竞争起来。”
让竞争步伐来得迟缓些，恐怕是每个家长、老师都希望的，但他们又唯恐自己的孩子、学生落在同龄人的后面。
“现在的竞争从一个人上幼儿园就开始了，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适应了中国的土壤，因此也毒害甚广。在一路竞争的过程中，人才的竞争变成了知识点的竞争，比考试、拼分数，有一批人自然就走在了前面，另外一群人自然就落在了后面，难道落在后面的人就是能力不够、潜力不足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竞争被演化为对知识点的快速反应，因此培养不出拔尖的创新人才，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马陆亭分析道。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也认为，由于各个地方都存在小学考试的压力，使得幼儿园在无形之中也被划入了应试教育的范围之内，让孩子接受内容完全被规定好的教育，“这和儿童的个性是冲突的，不利于人的长远发展和对人才的培养塑造。”
起于幼儿时期的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之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徐安琪曾做过一份题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用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调研报告还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若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
在北京、上海等地，若按照一个中产家庭的平均教育花费估算，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所需费用则高达100万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家庭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所负担的教育成本，社会呢？“要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每个学生都是人才的胚子、人才的雏形，每个人都可以成才，并不是学习好的才是人才，也并非社会上层精英才够得上人才的标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主张不拘一格培养多样化人才，鼓励特长发展、个性发展和自由发展。按照王烽的观点，人应该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若是这样，在人才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对他的培养同样重要。
在被称为“小社会”的大学，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多少成本呢？“1996年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了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四分之一。”马陆亭为《小康》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定一所大学2010年的人均学费为5000元，则可以得出现在大学生年人均培养成本为2万元。如果这所大学有3万名在校生，那么我们可计算出该校年运行支出应该为6亿元。但事实上整个支出还大于这个数，因为还有科研和学生的其他消费支出等。
对中国的1900多座高校来说，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花费如此高额的培养成本。但显然，培养成本一路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
流水线上的“断裂”
从幼儿园到小学，然后到初中，再到高中，最后到大学的这道流程，表明中国式人才生产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流水线。只是有的人没走到底，就在下一个制造环节的端口被统一考试制度和冷冰冰的分数过滤器筛选掉了。
在学术界，人才的成长理论分为几种，“积累论”认为学的知识多，人的素质自然就改变了；“轨道论”认为培养人才就像坐火车，要每站必经，才能到达终点。
“这两种理论都未必正确。”储朝晖认为，人才成长更像登山，极少数人通过走直线到达了山顶，绝大多数人盘着山绕圈子，但最终还是到达山顶了，“评价人才的标准不在于他走过了怎样的路线，而在于他最终是不是走到了山顶。实际上人的成长是必须要走曲线道路的。”这条曲线是否一定要经过大学呢？储朝晖说，未必。
储朝晖认为，如果高等教育成为了被学生选择的对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竞争就都会缓和，“接下来的竞争不是能不能上学的竞争，而是选择什么学校的竞争。这就要求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必须有所不同，但现在无论是招生，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高校都缺乏自主权。大学的‘婆婆’太多了，所以不可能从一个学生终生成长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我赞成适度引入推荐制度，由有经验的老师、校长、专家、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向大学和用人单位推荐有个性的青年人才进入相关大学深造，或者到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试用，而不是唯分数选拔。”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建议。
虽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已经尝试着迈出了自主招生、中学校长推荐制的步伐，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在流水线上被批量制造着，比“千人一面”更可怕的是大学“工厂”制造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根据麦肯锡公司刚刚发布的2010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中国大学生仅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仅有30万人跨过了及格线。
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于是，无奈的企业开始自办大学了。今年3月30日，麦当劳中国汉堡大学在上海正式成立，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曾启山表示，麦当劳计划今年内在中国开设150～175家餐厅，相应新增10000个工作机会，该大学将为这个增长计划培养和储备人才。8天后，中式快餐代表企业真功夫宣布成立真功夫米饭大学，将培训至少3000名管理人员，同时每年将陆续投入3000～4000万元，建立人才发展体系。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也一直有对大学毕业后的人才进行“再加工”的传统。王英(化名)大学毕业后通过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面试、笔试、体检、军训、培训五个阶段的严格考核后，目前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据他介绍，和他一起跨入企业“人才加工厂”大门的大约有七八千人，他们交纳了4800元的培训费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学习与实践，如果在某一阶段被淘汰了，就会把相应阶段的费用退还给他们。
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后，王英成为了被公司留下来的三四百个“英才”中的一个，如此激烈的竞争是他在大学里很难体验到的，对于像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走向社会后，似乎还面临着“重头再来”的问题。“说实话，在大学里学的知识挺多、也挺好的，但就是感觉与实际脱离，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王英坦言，机械制图、电气线路等，是极少数对他工作稍有帮助的课程，而大部分知识，还是得在工作中学习。
当中国的用人单位纷纷开始建造“人才加工厂”的时候，高校必须反思了。
“一部分高校追求研究型、综合化和各项评比指标，比较注重学校的自我发展；怎样和企业、行业合作，怎样为企业培养实用人才，怎样加强产学研结合，花的精力还不够。应该强调学校要办出行业特色、职业特色。高校一定要有明确的行业服务目标，要多和行业、企业交朋友。”在胡瑞文看来，高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行业、企业可能更有发言权。
在当下的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有效机制。“大学除了基础知识教育外，如何根据市场的变化与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实用化教育明显不足。”邢文祥在进行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调研时惊讶地发现，对“职业意识”的看重程度造成了企业和大学生的根本性分歧。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如果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工厂，那么进入大学的新生就是这个工厂的原材料，大学毕业生则是出厂的产品。目前，高考制度可以统一检验原料的质量，而产品的质量只能依据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知识、技能、行为、贡献等来评判。“因此，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差异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目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邢文祥说。
(《小康》实习生李雅男、郭晨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人心中最理想的工作单位
NO 1.政府机关 32.4%
NO 2.国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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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外企 15.5%
NO 5.民企 8.6%
NO 6.自己创业 5.7%
NO 7.非政府组织 3.1%
(来源于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调查数据)
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
学校改革是所有改革的核心
——本刊专访《教育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 王烽
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如此重视的《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今年7月底颁布实施。此前的一个多月，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重新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小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第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方面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有何特点？
王烽：一是比较全面系统，特别在发展和改革部分，涉及到了各级各类教育，把学前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单独提出来了，还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六大改革任务。二是层次非常清晰，在推进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主线下，提出了战略思想和目标、发展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三是特别重视民意、特别注重基层经验，特别重视试点实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由原来自上而下推动的阶段进入到了自下而上的阶段，即大思路来自上层，但具体实施，主要依靠各地、各学校基层的实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小康》：“教育规划纲要”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任务。现在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由扩大规模转为提高质量，那么人才培养作为核心的位置也就更加凸显了。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突破，例如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是第一次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上提出来，而且提出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随后提到“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实际上里面包含的重要理念就是要摆正政府的位置，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保障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解决政府统得过死、学校过度行政化的顽症。“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提出也是一个突破。学校改革实际上是所有改革的核心环节，因为学校往上要承接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又是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所以位置非常关键。
《小康》：“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例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高校首先要解决低效问题
《小康》：目前我们仍是“一考定终身”，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内涵是什么？
王烽：从制度上、实施主体上、时间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依据和参考信息，招生就是高一级学校选择生源，这两个本身就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做计划、组织考试、统一排名、分批录取，无形中就把考试和招生混合在一起了。这样就体现不出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体现不出多样化人才观和人人成才观，也体现不出基础教育自身的价值。
改变这种现象，就要让不同的主体负责好自己的事，政府管监督、管公平、管宏观统筹，高等学校就要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念，制定各自招生标准，根据各方面的信息自主确定招收哪些学生，考试机构专门研究和组织考试，高中搞好自己的素质教育。
《小康》：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小康》：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小康》：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互联网共享讲座视频对校园课堂产生冲击
网上百家讲坛冲击波
网络自学会成为未来大学的新模式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预言说，5年以后，学生们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刹车失灵的电车正冲向轨道前方的五个工人，作为司机，你如果不改变行驶方向，那么五人必死。此时，有一条分叉轨道可供你转弯，不过分叉轨道上也站着一个工人。拯救直行道上的五个人将以牺牲分叉道上的一个人为代价，你会如何选择？”
2010年，一个电车撞人的公开课视频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开来。故事出自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开设的政治哲学课“正义”(Justice)。偶然看到这堂课的网络视频时，英语专业的王翔说他想不出该驶向哪边，“但正因为纠结，所以一下子就被这门课粘住了。”
王翔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争论，于是翻译之后，他把带有中文字幕的视频传到了互联网上。只是那时他还不知，一些著名的字幕组早就开始成规模地为中国网友译介类似课程。
几个月后，被粘住的已不止王翔一个人，粘住人们的也不止“正义”这一门课——耶鲁、剑桥、斯坦福的教授们，用英语和桑德尔般引人入胜的方法，解读西方历史、人类学或狭义相对论。如此高端、易得、妙趣横生的教育资源，不受青睐也难，特别是在当下人人标榜学习的时代。
网上的“百家讲坛”
情理之中，对于这样的视频，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但几乎所有人在看过之后都觉得应该早点了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认为这些课程绝对值得体验，而那些理由，大多就来自对比。
王翔说，他也曾看过国内一些大学的课程视频，“好不好我无法评论，但感觉限制太多，而且我知道XX大学说过，要把一些言论不当的教师清出课堂。”
王翔说这话的8月中旬，由若干位当代著名学者主讲的通识教育课已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几天。“非常精彩！只有120个座位，但听讲的人站满了教室走廊”，特意从外地赶到北京的穆心说。魅力如斯，好学者有录音、录像的想法便是意料中事。“不过老师一再强调，录音自己学习可以，但千万不要传到网上。”穆心对此深表理解，“老师在小环境里讲话比较自由，传到网上就后果难料了，尤其是人文社科课程。”
然而这样的比较，同时也使外国大学课程作为“教育”资源的吸引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够真实。自从“人人字幕组”启动课程翻译项目以来，一直参与桑德尔“正义”课校对工作的Joanna已经“听讲无数”。她说是那些从没听过的知识给了她最初的新鲜感，不过她也怀疑当下的追逐者大多是在看热闹。“如果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就会选择了，我想这应该是个逐渐理性的过程”，Joanna说。
“人们不喜欢国内的课程大概是觉得都是陈词滥调，而非官方声音和西方世界的事物却总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和想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李志毓博士说。这样的评价，至少对一部分“好学者”来说算是中肯。
不过，外国大学公开课给人们的另一些感觉却格外真实。
在大学里学了七年法律的李凡对艺术颇有兴趣，他最初接触的课程是耶鲁大学克雷格·怀特教授的“聆听音乐”。两节课看下来，李凡说有很多收获，但更多的是感动。
“请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总是说‘那位女士’或‘这位先生’，而且他并不忌讳调侃自己。”李凡觉得，这种缩短了距离的平等感和国内老师的居高临下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的老师不见得对学生缺少尊重，但我们的文化不会允许他们用外国老师的方式表达尊重。”
在更多的人看来，最有意义的体验还是在外国课堂里接触知识的方式。
“那些老师是在和你一起领略某些东西，他们不是指挥官，而更像是学生的引渡者。”李凡说。
事实上，北欧各国早已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当下世界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教”被“学”所取代就势在必然。因为“所谓的‘教’，就是以‘有答案’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来教别人。”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几年前曾用欧洲人的这种见解提醒日本教育界，“所以北欧不主张‘教’，而贯彻‘要孩子们自己学’的想法。”
拜那些外国大学的公开课所赐，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夏天得以对此有所体悟。
“这次假设电车驶来的时候，你正站在桥上，而你旁边有个非常胖的人，胖到如果你把他推到桥下，他的身体可以挡住电车，从而救下五个工人，虽然这个胖人肯定会死。这时你又会如何选择？”这是桑德尔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此时他还没有提到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或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道德学说，但至少据电脑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听懂那些理论学说的准备。
“哈佛课程的说理方式特别好，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引发你去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教你一些道理。”Joanna说，她由此更加排斥灌输式的教育。
中国课堂，如何分享
然而，在人们以零成本获得这些全球教育资源中的奢侈品时，他们或许还是“被灌输”了。
“波士顿公共电视台与哈佛大学联合出品。本节目由以下企业提供赞助……。联合赞助商包括……。”桑德尔“正义”课开始前的几屏字幕告诉人们，有人在为这些这些奢侈品的降价支付成本。
“本年度结束时，所有的视频录像都会出现在互联网上，免费对所有人开放。希望这门课能够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各个国家……我视此为耶鲁的光荣，更是对耶鲁资源的充分利用。当然，这也是耶鲁建立世界学术霸权计划中的一部分。”耶鲁大学保罗·布鲁姆教授在其“心理学导论”课上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免费开放背后的动机。
自从李凡发现这些公开课视频后，他说他有空就会和那些外国学生分享一下他们的课堂，“在他们花钱费力拆掉了大学围墙之后，我的视听进去了，但他们的知识也出来了。”
怀特教授在“聆听音乐”课上讲道，“今后，你们会成为古典音乐的给养者。你们，未来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会成为这一西方文化中灿烂瑰宝的保护人。”这时候，已经为自己赋予耶鲁学生角色的李凡觉得，他也被期待着完成这个使命。
于是问题浮现：在西方的课堂得以籍互联网灌输全球的时代，中国的课堂能否被分享？
其实在刚刚开始翻译外国公开课的时候，“人人字幕组”也曾经讨论过能否为中国大学的课程视频配上英文字幕，然后传到互联网上。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虽然可能只是暂时放弃。
“国内大学的一些课程，如果认真听的话你也会有所收获，不过这些课程形式比较死板，接受起来非常困难”，Joanna说。
“合作拍摄是最理想的，我们的原创剧制作组里有很多拍摄人才可以用上”， “人人字幕组”课程组负责人梁良这样憧憬，“如果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一起策划制作几套有代表性课程，然后向全球推广，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然而他们最终发现，憧憬或许只是憧憬，因为“向全球推广”这样的话，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说，即便合作拍摄的课程听上去和看起来都还不错。当Joanna不定期地到哈佛、耶鲁的网站上搜寻新视频时，她说她意识到中国的课堂也需要通过如哈佛、耶鲁一样全球来朝的平台来推广，只是中国得享全球来朝的平台在哪里，她和她的字幕组还不知道。
教娱时代的“学问”
这是个问题，但没有影响人们对课程本身的兴趣。李凡说，“聆听音乐”至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节拍、什么是旋律，以及如何欣赏《命运》和《欢乐颂》。不过他也坦言，这样的课程视频似乎与教育无关，“‘育’比‘教’更重要，但这需要真实的过程。如果你不能走入耶鲁的校园，那么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具备耶鲁精神的人。”
“我不会去听这样的音乐课程”，毕业于北京某音乐学院的周徽说，“但这类东西总的来说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求”。关于学习需求是什么，周徽的解释是：了解各类知识，而且确保获知的途径不那么外行，反感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深度，但欢迎兼收并蓄的广度。周徽觉得，在这个少有人能沉下心来探究什么的年代，她的学习需求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学习需求。
也许正是因为教育已经卷入消费社会的快餐化进程，所以翻译过那么多课程之后的梁良才会说，“课程很不错，但没有炒作的那么神，好处就是拓展视野，同时让你学到一些东西。”至于梁良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我的英文有了明显提高”。与那些能够“兼收并蓄”的知识相比，原来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英文才是最终的真实。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这是李志毓博士的问题，但她并不期待答案。“当外国大学课程视频、“TED”——一个与“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相关的演讲节目，以及“百家讲坛”等信息民主化平台使所有的知识对所有人而言都触手可及时，大量来得过于容易的也许真的会丧失“育“的意义。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在5年以后，年轻人可能不用再去大学接受教育，他们只要在家打开计算机连上网络，就能轻松地获取知识，而且这些课程可能比任何一所大学提供的都还要优质。
事实上，在耶鲁、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知名高校都纷纷网上开课，放出了课堂实录的下载后，其中YOUTUBE已有300家大学的200门课程和6万堂录像课。当下中国的网络传播则有另外的渠道，电视上“百家讲坛”的火播让人窥到了中年人的知识饥渴，但是青少年们则更喜欢袁腾飞这样的另类教师，讲给他们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后者正是因网络视频的传播才“红”极一时。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大学的门不再是唯一的通路。
一所现实大学，一所网络大学，如果教学内容都一样，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台湾教改失败主要因教育精神内涵讨论缺失
台湾教改为什么会失败
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的，但是1990年之后启动的教育改革却被亲历者们认为是台湾近年来社会发展最大的失败。台湾教改的经验或可当作“它山之石”。
文｜龚鹏程
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后来自己操办了两所大学，校长当了十几年，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今天再来回顾这样的历程，未免百感交集。
台湾教育从受称道到非改不可
1895～1945年，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台湾的现代教育体制是移植于日本。但实际上，台湾本地人几乎很少能够上高中，读高中后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幸而能读的，读的也是工程、渔业，或者是少量的医科，人文社会学科是绝对没有的，所有想学人文的台湾青年只能到日本去或者想办法出国留学。这就限制了台湾高级人才的发展。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基础。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慢慢地重新建立台湾的教育体系。1950～1970年代这二三十年间，台湾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1968年以后，台湾开始实施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一般评价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还不错，可以说就是教育提供了相当好的、非常平均、有素质的人力资源，所以当时的台湾教育比较受称道。
但是，1980年代以后，这个本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却备受质疑。在批评和争议中慢慢开始酝酿改革。到19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运动，称为教育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次社会调查，问青年：你觉得我们社会哪些问题最紧迫？大家觉得最严重、排名第一的是教育。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觉得，台湾教育是非改不可了！
为什么原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到了90年代就非改不可呢？因为，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对专门人才的训练促进了经济。但是正因为这样，教育是被规划的，该有多少学校、该设哪些科系，乃是根据经济计划来考虑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的社会，却有着一个计划经济式的教育体制，你说协调不协调？教育变成了工具，大家当然会有很大的意见，人们常说台湾其实没有几十所大学，只有一所大学，就叫“教育部大学”。大学其实应该根据学校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提供不同的管理体系，但这些，当时是没有的。
此外，大学还有一个非改不可的原因：整个校园里，无论是执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不快乐，非常苦闷。因为入学很困难，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入学压力非常大，当时台湾考生都要参加恶性补习。其次是入学后，学生都是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每个人想通过教育使自己“富国强兵”，将来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可是，这么读书，学生读起来会有乐趣吗？毕业以后事实上也缺乏价值感，因为读这个专业只是为了钱，所以完全不快乐。再者，整个大学类似工厂，学生类似工厂里的工人，老师类似工厂里的技师，教你娴熟工种的知识，通过测验以后送入社会。这样的大学还不该改革吗？
台湾教改的脉络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呢？当时的教育改革有几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与台湾当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同步的。政治若想改革，必然先要在思想上解放，所以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没有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故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前身就是校园的改变。
第二个脉络，是对大学本身的性质重新来做检讨。当时的教育由于要配合经济发展，以致教育功利化、工具化，所以大学里学术气氛并不浓，教授们也很少写论文。如要改革，是不是应该由教授知识的创新、研究来带动教学呢？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有的是想建立大学的学术导向，有的要推行通识教育，以改造大学功利性的知识倾向。这些都是对大学性质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是大学内部的整体结构重组。原来大学的行政体系，校长是官派的，底下的下属都像做官一样。所以就有许多人提出大学校长要有遴选制度，要有任期制；大学内部各级的人员由学校自选；关于学生的权利义务、老师的权利义务等也该重新拟定。这是大学校园内部重整的问题。当然也跟政治退出校园有关。
最后，新教育的模式被提了出来。新教育的模式，是要打破现状的。通识教育就有这样的意向，所谓通识教育，目的并不是在大学里增加一点东西，而是要颠覆现有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大学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台湾当时是从小学做起，有强调人本教育的森林小学、毛毛虫小学等等。森林小学，在山里面办。学生不参加义务教育式的教学，是家长和老师合作办一种新模式的学校。
各种方向不断在尝试，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就汇聚成一个大的气候，几百个社团集体上街游行，逼使“行政院”成立了教改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由李远哲主导，提了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报告，主要的关键词叫做“松绑”，就是让学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结构上有若干自由。
以此进行的改革，相关的内容非常多，前后大概有上百项。大原则是松绑，通过松绑也开放了私人办学。这里要补充一点，台湾私立大学很多是1949年前大陆大学在台湾设的分校，后来就暂停申办学校。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重新开放私人办学。松绑之余的另一个重点，是人本教育。我们过去的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职业为本，假如以人为本的话，就要发展全人教育、通识教育，或者是终身教育。
以上是台湾在教育改革上大体的方向。
教改的失败
可是，当时提的热热闹闹的教改，后来大家却基本把它当个笑话，或者说是悲剧。社会大体上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呢？原因非常复杂。
整个教育改革不是说几句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松绑的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松绑，私人可以办学，但是松绑是有过程的。就像我原来办的学校，申请的时候，只同意开放办工学院，所以我只能申请办南华工学院。后来开放商管学院了，才又去改为管理学院。又后来，才再开放人文和社会学院。开放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人文放在最后面，整个教育改革那么庞大，绝不是说提升了理念马上就可以改变的。
松绑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民党还没松手呢，民进党却又插了手进来，结果是政治化愈趋严重，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减反增。学校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各政党都在学校里各自选取支点，在里面运作。做学者很困难，学者几乎都被贴上了标签，你是绿的我是蓝的，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话，选择发言角度，以利于他言论的传销。官方教改领导人李远哲的政治立场及作为，更是备受质疑。变成这样以后，愈发显得所谓的教改非常荒谬。
而且行政力量继续在做经费的介入和绩效管理。三天两头要评鉴，大学要评鉴、设施要评鉴、老师要评鉴，用这些来进行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经费介入更是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种种都造成教改困难重重。
还有就是整个高校的规模扩张。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希望增加学生的就学机会、降低学生压力。结果是大学的数量激增到一两百家，也鼓励大学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治人物竞选，想发展地方经济也往往主张增设大学，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大学内部组织庞大，数量又多，当然就会考虑经济上的运作，因而越来越强调要引进企业管理经营模式。过去我们若批评大学是学店，是骂人的话，现在的大学却是公然做学店，且以做学店为傲。有些学校还强调老师就像店员，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要好好伺候这些学生，否则学生不来读了，老师就没有薪水。弄得教师毫无尊严，士气大受打击，人人意兴阑珊。
其他原因还很多，不再赘述。总之，台湾的教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李远哲先生等人提出的改革多半属于体制、权力分配、技术性的问题，对教育的精神内涵却讨论很少。正因为没有内涵的讨论和导引的方向，缺乏价值目标，所以教改没有未来。
当时基本上又只是处理眼前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比如“广设高中大学”就是典型例子。当初为了解决学生入学困难，结果是现在大学却设得太多。大学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个学校准备招生1000人，结果只招到30个人，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很多。学生5科0分，也有学校可以读的。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来，大学还不敢当掉他，已经不够人了，再当掉学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目前的困难都是因为当时没有长远的视野。
而且改革的过程变成了资源和权力重组的内部争夺。表面看起来是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校园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过去更激烈。“教育部”每年谈的是5年500亿要分给哪些学校，学校抢来抢去。大家讲的好听，大学多元化，要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型大学，但是谁也不愿意做社区型大学，都想做研究型大学，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分得到钱。所谓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里天天不做学问了，拿着大学法规在学校里大斗法，天天开会，忙得不得了。大学的世俗化又比过去更甚，大学没有办法给社会提供价值性的发展方向，反而流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学者想着做官，大学生则崇拜流行偶像远甚于学院里重要的学术型学者。企业管理的精神又贯穿在大学制度里，整个学校都世俗化了，对现实世界价值不但没有批评，基本上是顺从的、艳羡的。
体制也没有改变。虽然大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上谈得很多，但仍然是专业化的体制、功利化的导向，仍然要深深嵌入市场化的机制里面去。我们的教学活动，又仍然是机械化的从记忆到考试，再到遗忘。考试完了，学生也就忘了。毕业拿到文凭以后，更是连教科书都丢了，老师是谁也不记得了。
所以，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是失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评价，而是台湾社会的公论。内地人看台湾，可能会觉得政治上乌烟瘴气是个问题。但是在台湾，社会上常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败其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失败使得台湾生命力斫伤了许多。
提供这样惨痛的经验和教训，给各位做参考，相信对大陆也会有不少借鉴作用。
(作者为台湾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本人审定，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