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的权术

第一章 篡权术
1. 寻找靠山，准备青云直上
蒋介石认为，“革命的人生观”只需跟定自己的领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此，要敢于冒险，犯大难，乃至杀身成仁。所以，年轻的时候，蒋介石就到处寻找靠山，期望青云直上。
早年的蒋介石无权无势，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也加入到了留学海外的行列。1906年，他前往日本学习军事。
来到日本后，蒋介石感到很失望：日本军事学院只接收中国政府陆军部推荐的学生，而普通人要得到这种推荐只能是一种梦想，当时可走的只有一条路——进入日本中学学习日语。蒋介石最终不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却结识了日后仕途上的恩师——陈其美，成为这次日本之行最大的收获。
陈其美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在上海金融巨头和帮会头目中颇有名气，此时正留洋日本。他比蒋介石大10岁，谙熟秘密帮会的运作，经商方面的经验也很丰富。与陈其美相识，在蒋介石这个年轻的浙江人心目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梦想能够借此在生活中顺利找到自己的位置，做一番事业。
得益于陈其美的帮助，蒋介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在同盟会的会议上，蒋介石和其他预备会员宣誓忠于革命：“我宣誓要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斗争!”
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的三年时间里，主要是作为陈其美手下的亲信，在浙江籍的同盟会员的同学中活动。虽然当时进行的革命活动仅限于同学中交谈革命形势和理想、阅读书籍等，然而这使年轻的蒋介石逐渐积累了从事秘密政治斗争的经验，并与张静江、陈其美结成了异姓兄弟。
1911年，武昌爆发起义，陈其美发电报给蒋介石，要他回国。由于怕学校不同意，蒋介石便耍了点花招，请假48个小时，和同学张群、陈星枢抵达东京，在同盟会支部换上便服，于10月30月回到上海，参与陈其美的革命工作。就这样，蒋介石加入到惨烈的革命斗争中来，在陈其美的麾下受到重用。
1915年，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策划摧毁共和政体，登上皇帝宝座。陈其美等革命同志拟定发动一场总暴动，以削弱北京政府的声势，抗议袁世凯称帝；然而，暴动惨遭失败，陈其美和蒋介石夺命而逃。为了彻底消灭“叛乱分子”，袁世凯派密使李海秋到上海，刺杀了陈其美。
“壮志未酬身先死”，陈其美含恨九泉。蒋介石闻讯后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殓，并撰写祭文悼念。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失去了惟一的靠山，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般。
【评析】 寻找靠山，是蒋介石夺权起家的第一步。透过蒋介石的个人成长轨迹可以发现，陈其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陈其美生前历任上海都督，工商总长等要职，又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这一靠山实力雄厚、势力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蒋介石实现了早年的青云直上。
正是有了陈的帮助，蒋介石才顺利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正是有了陈的提携，蒋介石才成为中华革命军军士，以后又做了陈其美的团长、参谋长。难怪蒋介石在为陈其美送葬的仪式上说：“你那两位白发苍苍的父母还健在，你的孩子还年幼……我一定照顾你的老人，抚养你的孩子，并在自己的心里，永远记住你。”
然而，蒋介石刚刚看到一点前途的曙光，就迎来了黑暗的时刻。在失去依靠的日子里，他忧忧不得志，痛苦万分；为排遣内心的烦忧，他匿居苏州纳妾姚氏，企图在酒色中获得解脱，一段时间内走上了放荡的生活之途。这一方面说明蒋介石不成熟、缺乏远大革命理想，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陈其美这个靠山的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其美的出现，让蒋介石的青云直上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尽管这一希望转瞬即逝，但是蒋介石尝到了“寻找靠山”的甜头。接下来，他把目标瞄准了孙中山，并为此累积雄厚的政治资本，以图获取更大的权力。
2. 投靠主子，累积政治资本，厚积薄发
蒋介石虽然出身于一个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蒋家孤儿寡母无权无势，处境凄凉。
1903年，16岁的蒋介石进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和1905年两次转学，1906年为学习日文又来到了奉化龙津学堂。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就读期间，阅读了《孙子兵法》，受到同情革命的老师顾清廉的影响，立志当一名职业军人，并决心去日本留学。第二年冬天，19岁的蒋介石怀着急不可待的兴奋心情，登上了去日本的海轮。
但是，在日本的学习并非一帆风顺，不久蒋介石返回祖国，不再指望继续学习军事。恰在这时，峰回路转，陆军部宣布为保定军校短训班招考学员。天赐良机，蒋介石参加报考，并榜上有名。在该校指导训练学员的大多数教官都是日本人，蒋介石的日语学习正好派上了用场。1907年冬天，保定开始从学员中选拔去日本留学的预备人员。蒋介石毛遂自荐，说自己去过这个国家，学过日语；随即，他和张群等40人被选中。
1908年，蒋介石第二次踏上了日本土地，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振武期间，他给表兄单维刚寄过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一首血气方刚的小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正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其中既有对战乱频繁的愤慨，又有雄心勃勃的鸿鹄之志。
在日本期间，蒋介石借助陈其美的帮助加入到革命斗争中来。接着，他参加了反抗袁世凯称帝的暴动，这为他日后的崛起积累了军事斗争经验和革命的本钱。军事革命充满了风险，后来，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所率部队解散，蒋介石一时间无处安身立命。
袁世凯死后，对蒋介石的追杀令终于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的性命无虞了，但是，尽管他四下寻找，茫茫然还是天绝人路，忧忧无处得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蒋介石开始寻找新的投靠对象。不久，他把目标定向了此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首先是通过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为严密组织纪律，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老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兴也坚决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其美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
通过陈其美的介绍，蒋介石赢得了孙中山的好感；但是，真正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却是在1922年以后。这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登“永丰”舰避难。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向孙中山效力的时候到了，便急忙赶往广州。
当蒋介石登上“永丰”舰时，孙中山泪水盈眶，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让蒋介石担任了代表团团长，可见孙中山对蒋介石之信任。蒋介石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没有考察和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没有考察和学习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却五次瞻仰拿破仑进犯莫斯科时的驻军地点，模仿着拿破仑的姿态，昂首挺胸，俯瞰四方，俨然以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军自居。
11月27日，蒋介石面见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临别赠言：“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如获至宝，以此作为成功立业的秘诀，欢喜得不得了。“忍耐”可以用在革命势力强大的时候，“活动”可以用在有机可乘的时候，这就是蒋介石赴苏考察的“最大收获”。另外，他赴苏考察不曾学到革命理论，但到底还学到了一些革命词句。回国后，蒋介石讲话时满口革命词句，也就更加得到孙中山的赏识。从此以后，有了一个可靠的靠山，蒋介石心里有了底，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了。
【评析】 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从无到有，颇费了一番心机。他先是借助陈其美，而后投靠孙中山，最终抓住了影响个人命运的救命稻草。除了“卖身投靠”以外，蒋介石还非常清楚厚积薄发的道理。因此，他注意累积政治资本，从而在未来某个时刻获取更大的收益。
一方面，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当一名职业军人，反映出其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军权是权力的核心。另一方面，他在陈其美的带领下参加反抗袁世凯称帝的暴动，通过革命斗争锻炼了自己。正是具备了相应的军事背景，以及登上“永丰”舰表示慰问，蒋介石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
此后，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加强与苏联方面的联系，通过给自己镀金扩大了个人影响，这都为他日后一步步攫取最高权力累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厚积而薄发，蒋介石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缓急相间、张弛有致，在权谋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手腕。
3. 有机会便进谗言诋毁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虽然表面上堂堂正正，但是为了获得晋升，他常常不惜进谗言诋毁对手，耍尽了手腕。
1921年，蒋介石和陈洁如婚后到溪口度蜜月，他们刚到了九天就接到了孙中山的来电。电报中，孙中山请蒋介石尽早前赴广州，就任陈炯明麾下的一个职位。这正符合蒋介石期待已久的愿望，于是他结束了蜜月旅行，携陈洁如一同赶往广州。
尽管已经启程了，但是，蒋介石一路上还是不时盘算着这次广州之行的得失。因为此前他与陈炯明积怨甚深，所以这次到广州任职注定又将面临一种难以应付的局面。
到达广州后，迎接蒋介石的是孙中山的追随者、第三号重要人物廖仲恺。不等蒋介石开口，廖仲恺就说：“孙先生已去梧州筹备北伐，你明日即可启程前去。”廖仲恺还告诉蒋介石，陈炯明成功地收复广东、赶走军阀陆荣廷之后，就表示欢迎孙中山前来领导政府。但是，孙中山一心只想筹办北伐讨逆之事，以求得将中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结果，陈炯明不同意这一计划，双方无法也没有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凉了半截。他拜会了陈炯明，第二天就赶往梧州；在那里，被任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军事顾问及战略官。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扳倒陈炯明，报仇雪耻的好时机。于是，他一有机会便向孙中山进谗言，诋毁陈炯明，意欲除之而后快。
孙中山给陈炯明连拍四五封电报，查询供应物资及军火何时运来，都没有回音。蒋介石借机说：“陈炯明将军不可信任，他对你担任领袖，只有轻蔑之意而已!”但是，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提拔上来的，孙中山仍没有失去对陈炯明的信任和希望。虽然每天会议、谈话、出游不离孙中山左右，但是，蒋介石感觉到这位领袖进行北伐靠的还是陈炯明，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重要位置，这令他十分懊恼。
有一次会谈归来，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陈洁如说：“我知道陈炯明为人奸险，有一天会背叛我们的领袖。但是领袖却听不进我的劝告，我应当怎样说服他呢?”当夜，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向孙中山写了封信：“我在写这封信时，心情沉重，我不忍写出它，但无法保持缄默。我已就陈炯明的奸险本性屡次敬告于您，但您却总是一笑置之。我恳请您相信我，因为那个人是不可能怀有任何忠诚的。”
第二天，孙中山问蒋介石：“我收到了你的信。告诉我你心中究竟有何想法?你要我做什么?什么是应当做的最明智的事情?”蒋介石毫不迟疑地答道：“应当做的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撤除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借以削减他的势力，下一道命令，使我首先快速离开这里，然后强制他离开职务，接管他对军队的指挥。再转回身消灭他手下驻守广西、由叶举指挥的部队。这件事完成了之后，北伐就可付诸实施，再没有什么阻碍。”
“但是，陈炯明还没有公开反对我，所以请不要制造事端。”孙中山先生对蒋介石的话并不在意，反而说，“我信任他。此外，驻扎在广西的部队都是我的同胞兄弟，曾经多年与我并肩奋斗。你怎可提出如此的建议?”
接着，孙中山不慌不忙地告诉蒋介石：“达到和谐的第一要件，就是信任、容忍，愿意了解对方的见解，在公开场合讨论问题；而不是在心胸中怀有无凭无据的猜疑或痛恨，并且将这些虚无的东西当作确定的事实一般传说出去。你如要好好地为我工作，就应当全心全力地合作，而不要逼我去同一位多年来显然忠诚的军官兄弟斗争!”
蒋介石受了孙中山先生一顿痛训，心中很是不快。第二天，他突然离开孙中山，去了上海。在当时的革命阵营里，蒋介石认为他是孙中山先生惟一可用的曾受日本训练的军事专家；然而，陈炯明当道，使他犹如困于浅水之龙，有才也无法施展。到了这时候，陈炯明已经成为蒋介石争取孙中山宠信的强力对手。
回到上海后，蒋介石便发起函电攻势，继续反陈。
这时，蒋介石的谋略是造成声势，使陈炯明若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逼其反叛，造成既成事实，落入自己的圈套，促使孙中山先生改变看法。于是，他多次致函、致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陈述反对陈炯明的积极主张，并劝促他们马上采取先发行动，驱逐陈炯明。同时，还继续给孙中山先生写信，力劝进攻陈炯明。
这些招式果然奏效，一时间谣言四起：“孙先生已决定逮捕陈炯明将军，剥夺其职阶，并摧毁其惠州本籍的基地。”就这样，反陈成为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三人成虎，这些谣言弄得人心惶惶，陈炯明本来也确实拥兵自重，想称霸一方，所以他被蒋介石这一招式吓坏了。然而，陈炯明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唯恐孙中山最终被人说服，于是及早采取行动了。
第一，不给孙中山任何军火、经费和供应品。
第二，秘密刺杀了孙中山的军火事务联络官邓铿。
第三，在孙先生回广州之前，为了消除谣言的不利影响，表明自己清白，致函孙中山请求辞去粤军总司令之职。
当孙中山到达广州时，蒋介石人在上海，而陈炯明已经离职归家。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不妥协的精神感到困扰，于是去函一封，责备他要忍耐和谐；同时，给陈炯明三封邀请函。但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炯明都没有答复。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6日，直系取得了胜利。接着，北京政府的总统换上了曹锟，副总统是吴佩孚的傀儡黎元洪。吴佩孚曾经许陈以两广巡阅使的职位诱使他叛变革命，此时的陈炯明看到直系主政，认为发动叛变机会来了，于是粤军发动武装叛乱，并悬赏20万元刺杀孙中山。
6月16日清晨2时，叛军4000人围攻孙中山总统府，并用大炮猛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后来，孙中山冲出包围，号召讨伐叛逆。经历这场生死考验，孙中山先生感受到了各路军阀部队的反复无常，于是给蒋介石去电：“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我现在白鹅潭外“永丰”号炮舰上，正准备发动反攻。事紧急，盼速来。”
身在宁波的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异常激动，见到孙中山后，他被授予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受命后，根据战情，立即掌管各炮舰的指挥，并借此充分显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孙中山身边“日侍予侧”，参与筹划作战。
蒋介石要搬倒陈炯明，不仅仅因为对方与自己有旧怨，还在于陈炯明一直得到孙中山的信任，是北伐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为了得到孙中山的倚重、获取更大的权力，蒋介石把陈炯明这个政治对手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孙中山力图通过北伐实现国家统一，但是陈炯明不同意这一计划，并在物资及军火供应方面掣肘。蒋介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抓住机会进谗言诋毁陈炯明；但是，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提拔上来的，根深叶茂，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为此，蒋介石到上海发起函电攻势，继续反陈，结果引起陈炯明恐慌，并最终发动了叛乱。
【评析】 在反陈的过程中，蒋介石不遗余力，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采取灵活的变通策略，表现出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正是这种坚持和苦心经营，蒋介石才让陈炯明彻底垮台，并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乃至后来孙中山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彻底把蒋介石作为信任的对手。
4. 以退为进，在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辞职，从而提高个人地位
1918年3月3日，蒋介石依照孙中山先生的请求，离开上海去广州参加桂系领导的一支新编军队。
抵达广州这个南方大城以后，蒋介石发现当时的情况对孙中山非常不利，自己的领袖面临着很大风险。因为那时的北京政府仍是合法政府，认定孙中山为叛徒，计划派出一支远征军去镇压他。而这时广州的军阀陆荣廷已经对孙中山有了敌意，于是孙中山急忙向当时驻在福建漳州的陈炯明求援。陈炯明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所以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孙中山介绍蒋介石去陈炯明那里，目的就是要他协助陈炯明研拟一项计划，准备攻占广州，用作革命基地。但是陈炯明一心一意在军中只安插广东人，以实现“粤人治粤”的口号，并以此激发广东人的爱乡情绪，来驱逐当时蹂躏广东的军阀——广西佬陆荣廷。由于孙中山的推荐，陈炯明难以拒绝已经到来的蒋介石，于是暂时给了蒋介石一个作战科主任的职位。
在征粤作战中，蒋介石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并三天三夜到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了一项决定性胜利。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赞赏，反而被斥责贻误军机。一气之下，他拂袖而去。
8月18日，蒋介石回到了上海，23日晚，到寓所谒见孙中山。蒋介石在对孙中山陈述自己辞职的理由时，并不谈工作受阻、难有作为的情况，却说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而使自己愤然去职。孙中山劝慰蒋介石再回到粤军中去，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
事后，陈炯明于8月26日、29日、31日接连给蒋介石写来三封信，邓仲元也写来信，邀请他回到粤军中去。但是，这些信都被蒋介石束之高阁、置之不理。直到9月19日，粤军在福建战场取得了有利的形势，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市之后，蒋介石才重回粤军，并且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
从“拂袖而去”到复职后升迁，蒋介石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此后，蒋介石经常有意采取这种做法，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
在运用这一策略时，蒋介石往往选择军事上最需要他的时候提出辞职，或者干脆不辞而别，以引起孙中山对他的刻意挽留。结果，孙中山也为了挽留这位“爱将”，不但函电交加予以劝慰，而且还出动党内重要干部去邀请，比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甚至，有时候孙中山自己还要专程前往劝驾。
对于孙中山的劝慰，蒋介石往往采取三部曲：
首先，陈述自己被迫去职是受到“小人妒忌”和“排挤”，标榜自己性格刚直，愤世嫉俗，自己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所以，在意见不合时决不“恋栈”，一再声言“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原则，以博取孙中山的同情和赞赏。
然后，针对时局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种种建议，表示自己虽然去职，但仍然关心“党中大事”，使孙中山更感到蒋介石人才可贵。
最后，则表示要勉为其难，把个人一切置之度外，服从孙中山的命令回到军中工作。有时候，还表示最好不担当任何名义上的职务，只求在孙中山的身边“参佐军务”，这又使孙中山看到蒋介石对他完全是一片忠心。
从这次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到1924年4月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六年之间，蒋介石在军中以各种借口辞职又复职，来来去去共达十三次之多。他在军队中实际工作的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左右，其中最长的工作时间为一年零十天(当中还请了两个月的假)。其次是五个月，多数是一个月左右，最短的只停留了四天便又走了。一次次的辞职、挽留、复出，都一次次地提高了蒋介石在军中的地位，增加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评析】《三十六计》中有“走为上”的谋略，意思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采取主动退却的策略，以等待时机攻击敌人。这种以退为进的用兵方法，并不违背正常的用兵法则，反而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手段。
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不仅仅懂得积极进取，还明了以退为进的奥妙，真正做到了“走为上”。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在权术方面就棋高一招，超越同辈之人。但是，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所作为，不是投降策略；恰恰相反，他总是选择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辞职，从而造成一种“人才紧缺”的局面，无形中提升了个人的含金量，造成一种奇货可居的局面。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孙中山面前的地位，突显出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影响力。从这一角度来看，蒋介石的辞职实际上是一种进攻；在这里，“退”成为“进”的一种形式，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现了转化。
5. 韬光养晦，欲擒故纵，吊人家胃口
为了夺取权力，蒋介石除了赤裸裸地要权外，还采取各种手段达到目的。欲擒故纵便是他韬光养晦的拿手好戏。
1920年，广州被收复以后，蒋介石仍然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领粤军第二军追剿粤西北一带的残敌。但是，许崇智因病不在军中，第二军中许多高级将领不以蒋介石为重，不听他的调遣。蒋介石曾气愤地两次给许崇智写信，并上书陈炯明，表达对这些军官的不满。然而，由于派系作崇，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的要求根本无望解决。
蒋介石由此深感以一个外省人去指挥地方派系的军队，决不可有所作为，必须有“自练可靠”的基本部队。所以，蒋介石一生中都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11月6日，蒋介石愤然离开正在前线作战的粤军第二军，回奉化去了。
后来，粤军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29日，他在广东军民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职务。但这时孙中山已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举起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只不过矫正北洋军阀政府的非法行为，实际还是承认它是中央政府。因此，要打倒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撤销了军政府。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职。
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后，随即颁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与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和措施。
不过，孙中山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北伐。而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必须首先消灭在广西的桂系军阀的残余势力。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各军分兵三路，讨伐广西桂军。
自1920年11月间离开在前线作战的粤军后，蒋介石除了回家乡探望母亲、游览山水外，就到上海照料交易所的生意。1921年初，正当孙中山初返广州重建政府之际，事业万端，亟待用人。孙中山以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函电交驰，一再请蒋介石回到广州来，但是蒋介石都以家母有病进行推脱，始终没有答应。
这时，蒋介石采取的方法是人虽然不出山，却不时给孙中山和陈炯明等人写信，针对时局提出自己的建议。例如，1月10日给孙中山寄呈了军事意见书；1月21日给陈炯明上书，纵论全局战略。
蒋介石这样吊得众人胃口悬到了喉咙，大家更加以为他是个千年难得的人才了。陈炯明更是急不可耐，一再来电催促，但是蒋介石还迟迟不点头答应；于是，陈炯明在电报中委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这样蒋介石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
可是，到达广州后在召开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与许崇智为各自部队进攻地点争吵起来，邓仲元又避而不出席会议。三位实力派人物意见不合，手中无一兵一卒的蒋介石在其间无从置喙，感到地位很窘迫。2月14日，蒋介石又离开广州，回奉化了。
这时，孙中山正在广州准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总统前夕，蒋介石于3月5日从奉化给孙中山写信，建议缓选总统。因为他在私下里了解到，许崇智和陈炯明都主张缓选总统，如果操之过急难免引起分歧，难以俯顺各方，对孙中山不利。在回信中，蒋介石又表示他虽然韬养乡里，仍朝夕关注孙中山的行动和时局动向。
这时候，蒋介石的母亲王氏患病，蒋介石静观局势，以照顾母亲为名，待机而沽。3月17日，“他就带着母亲上普陀山拜庙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斋饭，祈祝母亲康健”。
3月29日，孙中山给蒋介石来电，说出征广西事关重大，盼他速来粤筹划。蒋介石不予理睬，于31日去祭扫三代先人的墓地。4月21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来电，说出征广西已下动员令，许崇智病未痊愈，军事紧急，盼他接电速来。蒋介石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却带上儿子蒋纬国游天童山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肯去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划平定广西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意再与日趋骄横、以粤军为私产、视广州为领地的陈炯明共事，为陈“做嫁衣裳”；另一方面，他当时已另有打算 ：一是想赴欧洲考察，并去看看苏俄是怎样粉碎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而取得革命胜利的；二是想练成一支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但是，实现这两个目标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蒋介石还要顾及到眼前的时局。5月10日，他勉强离开奉化的寓所，20日抵达广州。蒋介石离家时，母亲正在患病；来到广州后，他在粤军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不愿意供职。没过多久，蒋介石又设法脱身。
1921年5月底，蒋介石从广州回到奉化溪口家中，这时他母亲病情已经开始恶化。6月14日上午，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时年57岁。蒋母死后，蒋介石在家守孝，并自己撰写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两篇祭文。这时，已经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完全被蒋介石搁置脑后了，他在奉化溪口大学姜子牙渭水垂钓，韬光养晦，静待时机。
【评析】 蒋介石获取权力是从白手起家的，尽管他能够找到可以借助的靠山，但是权力场上的争斗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因此，当许崇智、陈炯明等前辈掌握着兵权，而自己还势单力薄时，蒋介石采取了韬光养晦的行动策略。
看到自己率领的粤军第二军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先是给许崇智、陈炯明上书，表达对这些军官的不满；看到上诉无门时，他愤然离开前线，返回奉化老家。这固然是一种无奈之举，却让蒋介石冷静下来，反思自己，审视当时的时局。于是，他意识到：只要自己有了部队，就会有一切。这一认识，对蒋介石日后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嫡系部队，通过军权稳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对他是大有裨益的。
当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政府，需要助手时，蒋介石都以家母有病进行推脱；同时，他又给孙中山和陈炯明等人写信，针对时局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一欲擒故纵的手法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无形中提升了蒋介石的个人威望。
《鬼谷子？谋篇》中有“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的观点，蒋介石在实力不济的时候，行韬光养晦之法，通过欲擒故纵吊得众人胃口，显露自己是不可忽视的一分子，实在有权谋大家的风范。
6. 不甘心只做军事干部，力图扩大个人权势从而大有作为
对权力的渴望是蒋介石最大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当采取韬光养晦，达不到目的时，他就从暗到明，公开地伸手要权了。
1922年，蒋介石与孙中山离开“永丰”舰，于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只在孙中山的寓所帮助办事七天，就到普陀山海岛，住在天福庵游山玩水，静养身体去了。
蒋介石在普陀山住了六天，到南天门去探过胜景，去般陀庵观鱼，剩下的时间就“泥塑”般地坐读佛经。廖仲恺与汪精卫来信，请蒋介石到上海协助孙中山策划军事方面的事情，蒋介石回信说：“连日腹泻不止，回沪之期，不能如约。”
当时，孙中山正在积极进行联俄、联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孙中山在上海“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认识到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要真正打倒军阀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建设广州为革命的大军营。因为身边可信赖的人不多，孙中山迫切需要蒋介石到身边来，为自己筹划夺回广州的军事。
8月29日，蒋介石从宁波给廖仲恺、汪精卫写了一封长信，对国民党目前应实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信中绝大部分内容是谈军事的，围绕如何夺回广东，提出一个面面俱到的军事计划。汪精卫与廖仲恺收信后，连夜给蒋介石回信，要求他回来谋划；而孙中山也给蒋介石回信说：“函悉……日本变局愈速，非兄来沪同谋不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封信中提到：“请孙先生注意，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最后还建议，经费再困难，也应维持国闻通讯社和商报这两个宣传机关。
由此可见，这时的蒋介石已不甘心只做一个单纯的军事干部了，他要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宣传等“党中大事”，涉足党务事宜。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孙中山只在军事上倚重他，自己在党内没有地位早就不满了。
蒋介石认为，自己多年来不仅在军事上有贡献，他在陈炯明叛变后登上“永丰”舰、救孙中山于为难之间，就已经是“有功之臣”了。但是，蒋介石的要求并没有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在国民党改组的各种委员会中，没有蒋介石的位置；在各个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也没有让蒋介石参加。
9月9日，孙中山和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好不容易在上海把蒋介石盼来了；但是，蒋介石只在上海住了一宿，就又回宁波了，原因是他“心绪不佳，亦无所事”。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们骂北京是铸造恶人的烘炉，则上海更是一个大烘炉，铸恶人的范围比北京更为广泛。”
上海对于蒋介石，应该说是“发祥地”。因为他在这里受到陈其美的栽培，参加了革命活动，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为何今天竟有“斯地不可一日居”的恶感呢?一个原因是蒋介石经营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彻底失败了；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9月9日来到上海时，孙中山正召开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但是蒋却没在受邀之列。要知道，蒋介石此前曾经给孙中山写过信，对改组国民党发表个人见解。因此，蒋介石到上海感到“心绪不佳，亦无所事”，第二天就走了。
蒋介石离开上海就直接到天童山去了，他在玉佛阁殿前“纳凉”，在寺庙外的幽静小路上散步，时时“作解脱尘缘之想”。此时的蒋介石，心情悲伤得竟想要出家去当和尚了。
9月12日，孙中山完全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上海来，但是蒋仍旧按兵不动。直到10月7日，蒋介石才迟迟到上海见孙中山，却也只是请领袖为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作序。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将撤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准备讨伐陈炯明。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福州，来到了东路讨贼军军部工作。在此工作初期，蒋介石拟订作战计划、观察地形、慰劳伤员，颇为起劲。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乎目的而已。”
但是刚来三天，蒋介石就给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胡汉民、汪精卫写信，说“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在信中，他竟提出：“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这简直是给孙中山下最后通牒了。孙中山见蒋介石信后，急回电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去，并告诉他，已经派廖仲恺前来福州，帮助他解除困难。
11月24日，廖仲恺急急赶到福州，但是，这时蒋介石已上轮船就要走了。廖仲恺顾不上喘口气当即赶到船上，把孙中山的一封长信交给他。但是，廖仲恺一走，蒋介石还是回到上海。见到孙中山以后，他大言不惭地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蒋介石如此不愿意到军队中工作，固然有派系斗争的苦恼和军费拮据这方面的问题，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蒋介石不满意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
孙中山虽然很重视蒋介石的才能，凡有重大军事决策和行动，都要蒋介石参与计划和执行；但是，孙中山却一直没有授蒋以实际军权，让他独当一面。因为孙中山早已看出蒋介石在军中缺乏人望，他主观好胜，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上下关系弄得很僵。所以，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做高级参谋工作较为合适。但是，蒋介石却不甘心长期充当别人的副手，做一个没有实权的高级幕僚。
此外，蒋介石是有更大欲望的人，他在努力寻找一条扩大个人权势的道路，而当前最迫切要求的就是过问“党中大事”。蒋介石非常清楚，只有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才能有所作为。
【评析】 军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与基础，蒋介石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他的终极目标不是成为军务系统的过江龙，而是要成为政治权力中的弄潮儿。所以，在写给廖仲恺、汪精卫的信中，蒋介石对国民党应实行的方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充分显露出他不甘心只做军事干部的愿望，一心想力图扩大个人权势、大有作为。
事实上，即便在军事工作中，蒋介石也不能充分按照个人意愿行事。比如，他刚到孙中山组建的讨贼军军部工作，就给胡汉民、汪精卫写信：“在这个部队中也还是存在有派系斗争的苦恼”。这更加剧了他进一步掌握核心权力，从而“大有作为”的渴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蒋介石的种种不满，以及他为何对最高权力如此迷恋。
7. 从暗到明，一步一步把自己揽权的手从军队伸进党务
一旦明确了自己需要什么，蒋介石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实现目标，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为了掌握核心权力，蒋介石采取了进退结合、从暗到明的策略，逐步染指党务活动。
1922年12月，孙中山联络了驻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准备夹攻广东陈炯明叛军。直到12月28日，蒋介石才在孙中山的劝说下，重返福州讨贼军总部。
但是，这次回到军中，他几乎不理事。12月28日，孙中山下令东路讨贼军进攻广东潮汕地区，蒋介石在这时却跑到鼓山过除夕之夜了。新年过后，蒋介石回到军中；但是元月7日，他又离开讨贼军总部，来到鼓山游山玩水。当革命军与叛徒陈炯明奋战的时候，蒋介石却一再无心军务，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消沉已极，也表明他更热心党务活动。
当蒋介石1月15日回到福州时，西路讨贼军已攻取了广州，陈炯明携残部逃回惠州老巢去了。这时在福建的东路讨贼军也全部正向广东开进，而蒋介石却在15日这天启程回上海了。
这时，孙中山正与专程来到上海的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会晤，他们接着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双方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这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21日到达广州，3月1日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回广州途中，曾给蒋介石发急电，告诉他已经被任命为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催促他“万请速来，勿延”。
孙中山急于请蒋介石回广州，因为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要继续进行，军事方面更需要人。这次帮助孙中山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各部军队，都是西南几省军阀的旧部；他们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替自己扩充地盘。而孙中山的嫡系部队、许崇智率领的粤军正在潮州、汕头一带与陈炯明的旧部作战。因此，孙中山在广州的处境是很不安全的。
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急电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只是先后给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智写去三封信，对广东的局势加以分析，提出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此后，他来到上海，后又到宁波，仍继续用信件应付广州方面的催促。期间，蒋介石所写的信较过去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直接在信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发泄不满，博取同情，从而求得进展。
如3月21日，他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提出现任管理财政人无能，要求并归廖仲恺一人全面负责财政。3月30日与4月7日，他两次打电报给许崇智，都是以“请令本军”如何的口吻提出作战主张。4月8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处长杨庶堪写信，提出在他回广州之前，需发表任命廖仲恺主管财政、许崇智部调回省城两道命令，否则他回广州后无法进行工作。
就这样，蒋介石直接向孙中山提要求、讲条件，并干预人事安排，认为自己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地位提高了。直到4月15日，他才从上海动身赴广州，以大元帅府参谋长的名义入大元帅府办公。
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大规模向广州反扑。被赶出广州的沈鸿英的部队，又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面猖狂反攻。孙中山两面受敌，处境十分险恶。于是，他亲赴前线督师，南征北战，捍卫着广州的革命政府。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参谋长跟随出征。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敌我双方各有胜负，形成拉锯战。
这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大元帅府的参谋长，经常陪同孙中山视察，制定军事计划，慰劳部队，但是手中仍然没有一兵一卒。想要贯彻自己制定的军事计划，蒋介石必须奔波于各军的司令部，仰人鼻息。最后，蒋介石到任还不到3个月，便于8月12日“愤而辞”，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回避到了香港。
广州革命政权重建之后，就遭到反革命势力四面八方的包围和进攻，这使国民党改组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孙中山与敌人殊死苦战的情况下，没有放松改组国民党与联俄、联共的工作。
1924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4月1日，孙中山指令正式恢复国民党广东支部。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这时在广州曾多次会见孙中山，他们谈话的中心是与苏联的联合和国民党的改组。这时马林建议孙中山派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谈判。孙中山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派出代表团赴俄国考察。
蒋介石在7月12日离开广州往香港时，就已经知道孙中山接受了苏联的邀请，决定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考察。7月13日，他从香港写信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表达他对孙中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孙中山答应了这一要求，决定派蒋介石赴苏。
8月5日，孙中山写信叫蒋介石到上海，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商谈赴俄考察事宜。最后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乘船启程。
蒋介石因此终于开始踏入国民党的党务活动了。
【评析】 蒋介石的“靠山”是孙中山，因此他要抓住核心权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必须迎合孙中山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开始从暗到明揽权。
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充满坎坷，这与当时复杂险恶的革命环境有很大关系。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宣布成立大元帅府，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孙中山忙于国民党改组和军事斗争，迫切需要得力助手，于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以后，蒋介石直接向孙中山提要求、讲条件，并干预人事安排。这是他从暗到明揽权的重要标志。
此后，孙中山决定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学习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从而为蒋介石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当蒋介石主动提出赴俄时，孙中山水到渠成地答应下来，最终实现了蒋介石由军队迈进党务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道路上非常善于把握时机。他从暗到明揽权，把手从军队伸进党务系统，并非乱来、胡来，而是切合时局的变化，注意顺势而为，最终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8. 耍手腕争当“一把手”，以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
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是蒋介石篡权的重要谋略，也是他最终成功的根本原因。为了取得军权，他把争当黄埔军校的“一把手”作为开始。为了达到目的，他耍尽了手腕。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到1924年，已经有30多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历程中，他以很大的精力领导武装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惨痛的失败给了孙中山很大的教训。特别是通过陈炯明的叛乱，使孙中山渐渐觉悟到：旧军队都是靠不住的，要想使革命成功，决不能依靠这个或那个军阀的支持，必须组建自己的革命军队。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8日，孙中山指定以广州黄埔岛为军官学校校址，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黄埔，又通称“黄埔军校”。
蒋介石深知，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掌握军队，就没有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蒋介石十分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以赫赫战功称霸欧洲于一时。蒋介石更崇拜曾国藩，曾国藩也是以治兵有道，屡建战功而成为封疆大吏。
民国以来，蒋介石看到袁世凯由于掌握北洋军事实力，不但威迫清廷，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且还能左右民国大局，其后各大小军阀也是凭借个人的军队才能割据一方。同时，蒋介石也看到孙中山所从事的国民革命，以及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发动的“北伐”屡遭失败，也就是因为孙中山手中没有可靠的军队。
这些年来，蒋介石因为手中没有掌握军队，因此在军中一直充任参谋一类的幕僚、副手，“为他人做嫁衣裳”，还受排挤、奚落，以致长期一事无成。因此，当蒋介石得知孙中山准备让程潜任黄埔军校校长，让自己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时，他老大不高兴，嫌官小无权。
其实，这时蒋介石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中都是后辈。蒋介石任副校长已是重用，孙中山满以为这一安排能拢住蒋。谁知道，蒋介石不愿居程潜之下，于是，便耍起以退为进的手段，竟放弃筹备军校的重要任务，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许可，擅自发给为黄埔军校招来的教职员一笔离职津贴，声称学校不办了。而他本人则于2月21日私自溜回了上海，又从上海回到老家溪口，整天同自己的新欢陈洁如游山玩水，他想以此要挟孙中山。
但是，就在蒋介石走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任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接替了蒋的职务。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静江、戴季陶都为蒋介石撑腰。蒋介石一急，赶紧找张静江、戴季陶哭冤，结果，张静江专为此事亲自由上海跑到广州，找孙中山替蒋介石说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等也都极力推荐蒋介石任校长，并向孙中山说：“校长一职，非蒋莫属。”
这样，5月3日，孙中山最后决定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5月9日，又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并规定，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交由党代表签署后交校长执行，否则无效。
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工作非常勤奋。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接着开始巡视，这使不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的人感到吃惊。其实，蒋介石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黄埔军校是培养忠于自己的干部的熔炉，要达到这个目标，自己就要身先士卒，做出样子，以便让人们去效仿。蒋介石当这个校长开始时，就抱着个人目的，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主持。500多名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咔叽布军装和翻毛皮鞋，英姿勃勃，军容极盛。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话，赢得了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蒋介石又在典礼上致词。就这样，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以此为摇篮开始培养他的亲信，建立自己的军队。
【评析】 残酷的现实让蒋介石意识到，只有掌握军权，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凭借军事力量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样一来，军权党权互相促进，交替上升，最终才会集党权军权于一身，使自己成为掌握军事实力的“革命领袖”。
明确了这一篡权要领，蒋介石就大胆行动起来。出于民主革命运动的需要，孙中山下定决心组建自己的革命军队。在这一背景下，黄埔军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心想建立自己嫡系部队的蒋介石看到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自然不会错过。
然而，蒋介石当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中都是后辈，所以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由于不满自己的职位，蒋介石便耍起以退为进的手段，并纠集张静江、戴季陶等人游说孙中山，结果他如愿以偿坐上了黄埔军校“一把手”的位子，开始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后来的历史表明，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紧密追随蒋介石，与蒋介石最初千方百计争到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有很大关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颇有战略眼光，他放长线钓大鱼，在争当军校“一把手”的权谋上棋高一招。
9. 用“铁血”和收买政策，操练新军，培植亲信
蒋介石为了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的崇拜，树立自己的威信，非常注意收买人心。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都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蒋介石由此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
东征出发前，共产党员李之龙等创办的血花剧社在黄埔军校北校场表演新剧《革命军》。演出结束后，蒋介石请学生到家中聚会。
言谈之中，蒋介石忽发奇想地说：“我看看你们之中谁最机灵。我这屋里有三件宝，我喊一二三，看你们谁先找到，本校长给予特别嘉奖!”
“校长的内室也可以进吗?”孙文主义学会领袖贺衷寒颇为自信，似乎已经有了目标，恭恭敬敬地问。
“当然。”蒋介石饶有兴味地靠在木椅上。
话语未了，十几个同学拥进蒋介石内室，偏着脑袋七猜八猜，蹲下身子东寻西找。青年军人联合会领袖蒋先云直扑蒋介石的办公桌，桌上有孙中山从北京写来的三封信。蒋先云琢磨，蒋校长素以孙总理弟子自称，自然视先生墨迹为珍宝……他一把抓起这三封信，走到蒋介石面前，可蒋介石摇了摇头。
陈赓翻开蒋介石的抽屉，一下发现三枝镀银的小手枪，枪身只有巴掌大，闪闪发亮。陈赓记起这三把小枪的来历。那是商团事变后，军校从苏联运来的一批枪械。陈赓和同学们连夜上码头去搬，十几小手枪，当时就少了几枝，蒋介石严令交回，几个同学才将手枪送回。原来蒋介石也爱枪如命!他兴致勃勃地招呼蒋校长：“宝贝在此!”蒋介石还是摇了摇头。
后来，贺衷寒取下蒋介石与陈洁如、张静江的大照片，蒋介石站在母亲后面的照片，蒋经国、蒋纬国站在蒋介石身旁的照片，蒋介石也叹息地摇头。
人们还在寻找，谁也不知道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有李之龙不动声色，在别人寻找的时候，他在仔细观察蒋介石的脸色变化和目光所向。蒋介石为什么总不时扫一眼枕头呢?李之龙走过去，把手搭在枕头上，蒋介石禁不住张开嘴。李之龙急忙翻开枕头，从底下取出三本书：《俾斯麦传》、《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
“还是你聪明。”蒋介石笑得脸色泛红。“我奖励你：从连党代表升为营党代表。”李之龙兴奋异常。他的这一任职是当时军校毕业学员中最高的一个。
蒋介石敛起笑容说：“我希望同学们都能熟读这三部书，并且记住：为军之精髓，在于绝对服从。”
说着他从公文夹里抽出一张纸解释道：“此次东征，为我校军首战必胜，我和廖党代表拟了《革命军连坐法》，之龙，你念念。”
李之龙非常恭敬地将《连坐法》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现在军队，不知节制，所以上下不相连系，以致进前者徒死而无赏，虽欲赏之，无从查考；退后者偷生而无罪，虽欲罚之，亦无从查考。今定有节制矣!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
李之龙读完《连坐法》，客厅里静得可怕，仿佛有个无形的、可怕的魔鬼溜进了房里，散发着恐怖和死亡的气氛。
蒋先云如同被针尖刺了一下穴位，有些麻木。他的眉毛皱了几皱想问句什么，却又打消了念头。
贺衷寒心笃笃跳，眼皮直哆嗦，脸发烧得像烤了火……陈赓摘下鼻梁上的散光眼镜，先用嘴对着眼镜哈了两口气，然后用衣角擦着，又戴上，提心吊胆地坐着。蒋介石的这个做法似乎给人一种下马威，真使这些黄埔生如坐针毡，陷入一种可怕的境地。
就这样，蒋介石抛出他的“三件宝”和连坐法，在操练新军的过程中恩威并施，有力地收买了人心，培植起自己的亲信。
【评析】 借黄埔军校培养效忠自己的军队，这是蒋介石通过军事手段掌握权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怎样才能有效操练新军，培植起自己的亲信呢？我们看到，善于学习他人的经验，从而为我所用。
在日本求学时，蒋介石就受到了日本军官的熏陶，非常欣赏日本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此外，中外历史上的拿破仑、俾斯麦、曾国藩也都是他效法的榜样。蒋介石明白，只有用绝对服从的思想对下属进行灌输，用连坐法进行限制、约束、威慑，才能使下属绝对服从。
另一方面，他也注意采用温情手段收买拉拢部下。总之，通过赏罚并重、恩威并举的御人手段，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的学生聚拢到自己旗下，培植了一大批亲信，真正建立起一支尽在掌握的“蒋记军队”。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在统御下属、掌握人心方面是很有一套的，他借助这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
10. 审时度势，先求保全自己，然后择时而进，争抢头功
审时度势是年轻时蒋介石最大的本领，他随时转换，以多面孔出现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方，从而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保全了自己。
1924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工人和许多团体的代表举行示威游行。商团分子公然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开枪射击示威游行的群众。很快，商团头子筑起炮台，封锁市区，进而控制了全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团叛乱。
叛乱发生后，黄埔军校忙作一团。升旗山架起了瞭望哨，学校四周日夜警戒。蒋介石更是内心恐慌，坐卧不安。他几次发电报给孙中山禀报：
“商团武装叛乱，广州危在旦夕，请总理即刻班师，巩固省垣……”
这时，蒋介石已认为广州既是革命的根据地，又是自己刚刚打下的地盘。决不能轻易拱手相让，但是，仅凭他的学生军难负守卫广州的重任，于是便向孙中山力陈平叛之必要，请总理班师助剿。
谁知孙先生获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迅速运往韶关。
这一下使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了，他一会儿摸摸稀疏的平头，一会儿对着门上的玻璃整整衣领，过了许久，他突然转身对着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我委托你做代理校长，如果为守卫本岛和军校需要发布什么命令，你有权以我的名义发布。”
“你到哪里去?”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诧异地问。
蒋介石扬扬手，不置可否，没作正面回答。沉默了许久，他才说：“我是假定我不在岛上的话。你没有听说吗，杨希闵坚决反对我出任司令，他参与商团叛乱，声称要解除黄埔军校的武装，枪毙我!”
切列潘诺夫马上劝勉道：“你无须担心，我国支援的枪支即将运到。‘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正停泊在黄埔码头。”蒋介石这才底气足了些，放弃了出走的念头。
过了几天，形势好转，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开始声讨商团叛乱。于是，蒋介石打定主意，想趁此机会露一下脸，抢个头功，进而树立自己的威信。
而孙中山在工农群众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也大大增强了解决商团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双十”惨案发生的当天，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自担任会长，蒋介石是该会6名全权委员之一。10月13日，孙中山命令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戡乱。
14日下午，传令兵终于送来了孙中山的急电：“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
蒋介石接到电令后异常激动，迅速在公文上签了字。然后抓起电话：“金佛庄、李伟章，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蒋介石高声喊着，“本校长以总指挥的名义，昭告在校师生，为平定商团叛乱，我将带领你们即赴广州，首树我黄埔军威!”
商团分子不是正规部队，属商界保镖性拼凑的武装。15日晨4时，各军同时向商团叛军发起反攻。在工农武装队伍和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下，仅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蒋介石就平定了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军威首树。而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不仅初露锋芒，而且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评析】 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以后，蒋介石迫切希望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然而，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他又因为实力不济而犹豫不决。
1924年爆发了商团叛乱，蒋介石受到军阀杨希闵的威胁。他固然不想放弃广州根据地，但是起初孙中山打算撤退了。危险之中，蒋介石一度想委托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做代理校长。但是，革命形势变化很快，当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开始声讨商团叛乱，特别是孙中山决定平定叛乱时，蒋介石开始急于抢个头功。
后来，蒋介石担任平叛总指挥，把广州各地的军事力量抓到自己手中，更使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得到锻炼。蒋介石的态度变化紧随着外部时局的改变，而他本人非常善于随时转换，既保全自己，又适择进取、争抢头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稳固了手中的军权。
在剿灭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批二千多名黄埔毕业生。此后，他率军攻打惠州，东征陈炯明，揭开了通过军事斗争扩大个人权力的序幕。
11. 玩弄两面派手法，捞取政治资本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没有政治资本，是难以出头露面的。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在革命风云变幻时，耍尽了两面派的手法。
蒋介石原本是不赞成国共合作的，但是孙中山对他表现出很大的信任，于1923年下半年派他到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亲自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仍然隐含反对之心。从苏联归来以后，蒋在1924年3月写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透露出这种反对之意，他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之一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认为，“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回国以后，对于共产党加入本党问题，曾对总理提出异议。”
但是，由于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态度明确，蒋介石不得不隐忍下来；而且，为了表示对孙中山本人的服从与忠顺，他又竭力装出完全拥护的样子，借以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捞取政治资本。
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攻下潮梅后，回到黄埔军校对入伍生进行第三次训话。期间，他大力赞赏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为了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蒋介石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蒋介石还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国民党员“不遵守党的纪律，不服从党的命令，不知道我们党员既然入了党，在党里头这个生命，就是整个的”。
接着，蒋介石又赞扬苏联共产党，进而指出：“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他还称赞俄国共产党员的自由牺牲精神，说他们把苦留给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所以15000人能够治平1.5亿人。“这样看起来，无怪乎俄国共产党成功那样快，我们不能成功，真是我们的大耻辱，倒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此后不久，广州商界代表召开了一个联欢会。会上，蒋介石对关于联合苏联、仿效苏联的问题又发表了演说。他指出，有人说国民政府里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到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翻脸了。他在1927年前后导演了一幕幕反俄反共的闹剧，使中国的革命斗争转入低谷。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羽翼已丰，彻底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评析】 蒋介石对权力的迷恋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获取权力，他经常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革命者，以博取孙中山的赏识和他人的敬重。因此，在早期革命阶段，蒋介石大力赞赏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结果，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考察，使他具备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和革命接班人的印象。
这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蒙蔽了孙中山先生，使蒋介石的威望确立起来，军事实力也逐渐膨胀。也正是由于早期的政治主张是虚假的，一旦孙中山逝世、自己成为“革命领袖”，蒋介石就丢掉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嘴脸。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可以不顾个人信义，可以信口雌黄，大肆玩弄两面手法，这就是蒋介石获取权力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他能够蒙蔽一时，却逃脱不了历史的拷问。
12. 借机会设圈套，夺取军权，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1925年3月，蒋介石率军攻下惠州，陈炯明乘炮艇逃之夭夭。蒋介石接管了城区，采取措施履行了必要的肃清工作，并将降军重新进行编组。
1个月后，肃清工作宣告结束。蒋介石急于返回广州，办理军校及其他业务，于是决定将这座新占领的城市移交给自己的长官兼导师许崇智。在离开惠州前，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还作了一次胜利演说，借以缅怀阵亡和伤残的三千多将士。
惠州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镇，全无现代风味，也没有夜生活的刺激可言。没过多久，许崇智就烦腻了这种乡居生活，于是他选定一位部下代理自己的职务，交出惠州的官印，匆忙返回广州了。
许崇智这样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未曾与人商量。更要命的是，代理惠州事务的部下是陈炯明的亲信洪兆麟的兄弟。因此，许崇智离开惠州不到48小时，这位下属就把惠州城门打开，让陈炯明和他的部队回来。结果，惠州再度落入陈炯明之手。
消息传到广州，蒋介石气得全身发抖，脸上一片惨白。他两手向上挥动，诅天咒地，一连串秽语脱出了口，几乎发起疯来。
这是一桩牵涉到三千多条人命的罪行，蒋介石强烈地感觉到有责任惩处失职者。按理许崇智应该送交军法会审判，会被判枪决。但是，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有了新的打算——他要借此机会逆中取利，把许崇智赶走，掌握粤军领导权。
在与许崇智见面时，蒋介石异常镇静，他没有责备许崇智，只是对许崇智说：“发生这样的事，当然很不幸。我那么多学员士兵都白白送了性命，我将带一支军队去夺回那城。不过，你必须拨给我一些你的士兵。”
“当然，我愿意照办。”许崇智说，这时他很想讨好蒋介石，因为他明白自己这一次是犯了大错。他也明白自己的这一失职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并且将可能会受到什么惩处。
“但是，你整个粤军，从上到下都毫无纪律。”蒋介石傲然地说。
“那你建议怎么办好?”
“让我为你把你的全军重新编训。”
这时许崇智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职，温顺得像只小猫：“凡是你建议的事我都同意。”
“可是，为求完成此事，我必须有一年时间，并且可以自由行事，来个彻底整顿。”
“你是什么意思?”许崇智不解地问。
“你本人在广州的时候，我无法重新组训你的部队，这点你了解。我需有一年，才能办好这事，你必须去上海度个假。你的军队整顿好后，我会请你回来接收它。”
“那太好了!”许崇智惊喜而叫。他想到将有整年的快活时光，去上海尽情享受一番，自然求之不得。
一切谈好之后，两人召开了一次交接会议，所有粤军大小将军都来出席。总司令许崇智宣布说：“从今天起，黄埔军校的蒋介石将军接掌我的粤军总司令职务，为期一年，以重新编训全军。我已授权给他，担任你们的新长官。从此，你们大家都要听他直接号令。”说完，许崇智豪爽地把粤军总司令的大印递给了蒋介石。
但是中将张国桢和少将杨锦龙拒绝接受新总司令的命令，完全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张国桢指责蒋介石虚伪、谄媚、奸诈，而杨锦龙向许崇智建言：“你落入圈套了!你索性向本军说声再见吧，因为即使30年后，本军也不会还给你!记得借荆州的故事吗?那块地方就是有借无还!”
对此，蒋介石哪能容忍?于是他决定先拿张国桢、杨锦龙二人开刀，杀一儆百。两天后，蒋介石以黄埔军校的名义，在广州城的大三元餐厅邀请张，杨两人赴宴。结果，两位抗命将军被逮捕，最后被押到东校场，未经军法审判便遭枪决。
自此，军内再无微词，蒋介石牢固地抓住了粤军的领导权。
【评析】 为了夺取军权，蒋介石把自己的人格扔入臭水沟，像猎犬一样寻找机会，一有机会，他就布圈套，巧取豪夺，提升自己的实力。
许崇智是粤军的总司令，手握重兵。他为了享受城市生活丢掉了惠州，本应送交军法会审判；但是，蒋介石为了把势力庞大的粤军收归到自己门下，采取了逆中取利的策略——借机把许崇智赶走，掌握粤军领导权。果然，蒋介石的策略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危难之中的许崇智轻易进入了蒋介石的圈套，拱手把军权让与了对方。
蒋介石兵不血刃就收编了粤军，使自己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这得益于他善于篡权的伎俩。通常，军事力量的获取借助的是实力和战场上的谋略，但是蒋介石善于钻营，借机会设圈套夺取军权，展示了一个权谋家高明的一面。
13. 抓住机会，一箭双雕；为了除去异己，像猫一样等待着机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当时，中国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反对军阀暴力的人们纷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为接班人的问题竞争激烈。1925年发生的廖仲恺遇刺案件，给蒋介石权力的上升带来了新的机会。蒋介石为了爬上国民党权力最高层，开始了紧张活动。
1925年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的陪同下，前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去参加会议。来到中央执委会大楼时，廖仲恺等人遭到刺杀，最后因为伤势遇难。
事后，人们从行刺后被逮捕的受伤刺客身上搜出了武器携带证，武器是国民党右派交给刺客的。廖仲恺的葬礼还没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决定了党的领导问题。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尽管这样，但是，党内最高职位还是空缺，成为人们垂涎的目标。
在最希望得到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选中，有汪精卫、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但是，许崇智因为他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杨锦龙等人与刺廖者有关而被捕，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汪精卫和蒋介石由于右派行刺的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却身价大增。
这样，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借着清查廖案，汪精卫、蒋介石有权审查任何个人与党、政、军机关。这时他两人手中的权力，可以说是至高无上。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控制了全广州市。
为了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又组织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都参加了。
开始时，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一时尚未查清，社会舆论对国民党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表示怀疑。胡汉民实际上充当了谋杀廖仲恺的“思想上的领导者”。蒋介石感到这是搬掉压在他上面的两个人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胁迫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进入了廖案审判委员会。此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利用群众的公愤情绪，亲自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包围了胡汉民、许崇智的公寓。
当夜，胡汉民听到有人敲门，知道事情不好，就赶忙跳下床，光着脚从后门溜到了汪精卫的家里。后来，蒋介石又派人把胡汉民押送到黄埔，软禁了一段时间，就悄悄地把他放走了。不久，胡汉民流亡国外。从此，蒋介石除去了一块心病。
至于倒许，则更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这时，许崇智因廖案已处于被审查的地位；蒋介石通过廖案，查明许崇智的罪名是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有阴谋叛国的行为。接着，蒋又将许本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等种种罪状散布出来，争得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的支持。同时，蒋介石还把粤军中对许崇智不满的将领李济深和陈铭枢设法拉到自己的一边，并收买了许崇智的嫡系第二师的旅长谭曙卿等人，使许崇智陷入了内外交迫的境地。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以保护许崇智为名，建议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住宅的警卫。从8月底起，许崇智事实上已被置于蒋介石所派的黄埔学生军的武装监视之中。9月15日，许崇智想调驻守在东莞、石龙他最得力的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回师广州，企图用武力来保卫他自己的地位。
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与蒋介石联合起来。9月18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9月18日深夜，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学生、教官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19日深夜，蒋介石对许崇智发动突然袭击，将他软禁起来。20日凌晨，蒋介石率领兵马解除了许济、莫雄两部的武装。
驱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一下成了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在蒋看来，影响自己通向梦寐以求的权力之巅的人物，就只剩下一个人——汪精卫。蒋介石在暗暗盘算着，他仔细地瞅着猎物，像猫一样悄悄地沿着晋升的阶梯往上爬，等待着机会的再次来临。
【评析】 1925年发生的廖仲恺遇刺案件，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动荡，改写了国民党权力格局。最后调查发现，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但是，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抓住关键时刻，纵横驰骋，巧妙运筹，驱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这两个政治对手，使自己在晋升的阶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如许崇智早期所言，蒋介石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一个依靠钻营而获得飞黄腾达的人。他先权衡了自己的条件，然后意识到自己在演讲和文才、表演艺术方面都不如汪精卫；并且汪得到许多人的拥戴，被看作新型革命运动的领袖。所以，蒋介石把赌注押在了先和汪精卫合作。
果然，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通过廖案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甚至蒋介石本人在事前也没有料到。一方面，蒋介石取代了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为自己日后成为“军界领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位置造成了极好的形势。由此可见，蒋介石一箭双雕除去异已的权术确实高人一等，难怪他能够青云直上，成为后来的佼佼者。
14. 巧打牌，利用自己的军事胜利一步步夺取政权、党权
1925年，蒋介石决定再度率军攻打惠州。当时在广州，除了粤军外，还有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刘、杨两军曾协助孙中山驱走陈炯明，立过大功，因此深得孙中山赏识，而蒋介石也自然给予了足够重视。
为了再度派兵去夺回惠州，蒋介石想到利用驻在广州的这两支友军，去获取胜利。但是，刘、杨二人收到蒋介石的请求后，都保持缄默，实际上进行暗中抵抗。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形，忽然觉得刘震寰、杨希闵两人也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他发了一个通报给杨、刘的粤军，企图劝说他们进行配合，击败敌人。然而，蒋介石的这一招仍然没有奏效，刘、杨仍旧默不作声。蒋介石胸中燃起了无名的怒火，对刘、杨痛恨之极，开始把他们视为新的敌人。
如能除掉刘、杨，那么广州就是自己控制指挥的天下了；蒋介石想到这里，开始倾注精力，策划如何把这两个人搞垮。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蒋介石决定带领学生军再度攻打惠州，然后解决刘、杨两军，从而釜底抽薪。
经过艰苦的奋战，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又获得了胜利。为了庆祝惠州大捷，蒋介石对部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了把盘踞在广州的桂、滇军队驱逐出去的口号，一时间鼓舞了将士的战斗热忱。
在率部返回广州前，蒋介石使用心理战，对刘震寰、杨希闵实行强烈的政治攻势，鼓动广州及附近的所有铁路工人和公共运输工人罢工，欢迎返穗大军，将恐惧注入敌人心脏。果然，刘、杨两位滇、桂军头目听到东征胜利的消息，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这次荣归，必定拿他们是问。现在，民众也对他们感到不满了，刘、杨更是手足无措了。
5月20日，滇、桂军先发制人，抢先占领了广州市城北的狗头山、观音山等重要阵地，控制了广州电报局、车站等处。一时间，广州危急!5月21日，蒋介石率领黄埔军第一旅由梅县出发，粤军第一旅和第四师从汕头出发，同时回师平叛。
6月6日，这两支东征胜利之师抵达广州市外围，同叛军展开战斗。在工农运动的配合下，革命军将叛军赶出广州，杨希闵、刘震寰二人逃入沙面租界，由英帝国主义庇护出走香港。
广东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很快，蒋介石率领部众凯旋广州，刘、杨的叛军立刻作鸟兽散。蒋介石轻而易举拥兵广州，随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掌握了最高军权。
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上，蒋介石要求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命他为所有各军总司令。大家慑于他新近大获全胜的余威，没有人敢拒绝，这样他如愿地当上了统帅诸军的总司令。
会议期间，蒋介石宣布戒严，在总司令部中，他又委派设置了与党部各机构实际相同的各部门及人员，进而独揽所有文武公务的否决大权。然后，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一套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也在紧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多数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了政府的最高机构，从前具有革命政府职权的大元帅府，改组为了一个正式的国民政府。此前名称互异的各种军队改组为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自此，蒋介石从渐渐获得军权开始，一步步获得了政权、党权。
【评析】 在夺回惠州的计划中，蒋介石起初想借助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但是，两个人不合作、不配合，招致了蒋介石的懊恼，更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既然没有力量可以借助，蒋介石索性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攻取了惠州，革命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这一军事胜利不但使蒋介石达到了最初的军事目的，还被他用来当作攻击和战胜政治对手的手段。蒋介石巧打东征胜利牌，掉头把滇、桂军平叛，进而利用自己胜利的威望和兵权出任广州卫戍司令、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揽权，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在夺权的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取得的一个个军事胜利并不是看成为了战败敌人，而是当成自己在内部阵营中夺取权力的资本和手段。因此，每胜利一次，他获取的权力就大一级。这种步步为营、通盘考虑的做法既得宜于蒋介石的勃勃野心，也离不开他玩弄权术的高超手腕。
15. 建立私家兵，保命护身，以备在争权夺利中性命无虞
夺权有性命之虞，但是，蒋介石有自己的护身办法——建立私家兵。
蒋介石改编许崇智部队，引起多数将领的强烈不满。他虽杀了张国桢、杨锦龙，暂时以威服众；但是，许崇智的堂弟许楚为首的一些粤军将领却伺机寻求报复。
这天下午，蒋介石要召集一次会议。午餐后，议员们聚集在财政大楼的国民党总部等候；蒋介石行至二楼时，遇到一位年轻人，身着制服，两手捧着一叠摺好的报纸走过来。他突然停住，对蒋介石说：
“你霸占我堂兄的军队，还把他手下两位最好的将领枪决，现在就给你这个!”
霎时间，他握着一枝手枪的右手从报纸下面伸出来。
蒋介石的卫士看见有枪，就立即跳上去抢夺。但是，枪弹瞬间发射了，只是已经偏离目标，没有打中。蒋介石大吃一惊，吓得沿着走廊跑开。这刺客不是别人，就是许崇智的堂弟许楚。
这一刺杀事件给蒋介石极大的震动。更令他恐慌的是，事后不久接连发生了几次行刺事件，无不是因为蒋独断专行、与人结怨造成的。
尽管蒋介石避免了一次次的意外袭击，但是这种危险举动使他忐忑不安，整日在恐惧中生活。同时，几次遇刺经历，也使他有了戒备之心。蒋介石不但对陌生人常持怀疑心，即使对身边的人、前去探访的朋友，也都不敢信任，他的直觉也被生活的阅历和恐惧感磨炼得异常敏锐，他时常警告自己提防眼前的危险。
然而，蒋介石知道，单单仅有戒备的心理还是难保生命无虞，在饱受惊悸之后，他想到了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系统，日本的绿黑龙会和上海的三合会和各种谍报组织，于是，蒋介石决定组织属于私人的秘密团体——蓝衣队，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他马上制定了全盘计划，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为助手，分管蓝衣队的调查处、统计处。这件事是绝对机密地进行的，丝毫没有泄露出去。
陈氏兄弟奉命成立蓝衣队后，把这个机构凌驾于警察之上，使它成为直接隶属于蒋介石总部的一个私人专用单位。而对蒋介石来说，启用陈果夫、陈立夫不仅实现了他在陈其美死后的诺言，更主要的是二陈都是他的同乡，又有与陈其美结拜的这层关系，由他们干这事，绝对放心。
陈氏兄弟接受任务后，负责挑选队员，然后由蒋介石过目。他们在挑选队员时只有一个原则，能够以他们的生命保护他们的领袖，效忠他们的领袖。除了来自广州中下层家庭的人员外，这些队员大都是从蒋介石的家乡挑选来的。
蓝衣队组织成立后，所有人员都分别进行了高度的专门训练。他们的具体任务，主要是打入敌人内部，搜集基本资讯，并防范各种反叛阴谋；秘密逮捕、扑灭一切抗拒政府的行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其方式是先妥适地设立一套由侦听点和监听站构成的工作网，这使阴谋分子策划阴谋时难以掩人耳目。
这些队员开展工作后，每天都向蒋介石提供一份报告，列述他的敌人们正在想什么，做什么。这些报告就是足以令人安心的情况报告书，蒋介石因此也获得一种强有力的安全感。
陈氏兄弟非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定将形成蒋介石手下政府中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组织，随着蒋介石权势的扩张，这个组织也会更加壮大。所以他们非常卖命地工作，不准他人染指。他们在若干幕僚协助之下，做出了许多奇迹般的事，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们，使他们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二陈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最终也成为了国民党中的显要人物。
【评析】 自古以来，军事政治斗争充满了血雨腥风，身在其中的人要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但是，那些对权力有着强大贪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明知有危险还要迎难而上。当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们都努力打造自己的“锦衣卫”。
蒋介石在经历了多次危险后，开始效仿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系统、日本的绿黑龙会等组织，建立自己的“蓝衣队”。为了激发蓝衣队员的极度忠诚，蒋介石经常对他们讲述效忠之道，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知识，培养他们民族主义的狂热精神，从而形成一种习惯接受命令的愚忠思想。这一秘密团体有效保护了蒋介石的个人安全，使他充满自信地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为所欲为。
16. 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对革命力量开刀，巩固自己的地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蒋介石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时，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执委委员、军委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
与当时广州的一些国民党领袖相比，蒋介石在军事、政治各个方面都超越了汪精卫、李济深、程潜等人。等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许崇智被排挤之后，蒋介石认为，这时横在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只有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了。于是，他又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阴谋策划，寻找一切机会对革命力量开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尝试着对革命发动了第一次突然袭击，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晚，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等三个蒋介石的爪牙，以学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广州文德路李之龙住宅传达命令，全文如下：
顷接邓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3月18日,这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诬陷计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李之龙在接到这个命令后，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给“宝璧”舰舰长，一张交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这时，蒋介石不在黄埔军校，“中山”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请示校长蒋介石。
因为“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困守的“永丰”舰，后来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中山”。不多时，李之龙又接到海军局的通知，说苏联参观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于是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俄参观团参观?在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市。
这时，蒋介石的爪牙们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即开始了诬陷阴谋的第二步：大放谣言。他们说“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派阴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于是蒋介石借机开始了大举逮捕共产党人，实现反革命政变。
19日深夜，蒋介石的行动开始了。当蒋介石在广州市内一切布置妥当后，于是他即电令驻扎在潮汕的第一军，把全军党代表撤销，并把他们逐出军外。
3月20日凌晨3时许，李之龙在睡梦中被蒋介石派人逮捕。随后，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同时，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被拘捕了。何应钦将驻防在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这次事变，达到了蒋介石的目的。“中山”舰的军权被夺，舰长换成了欧阳格，国民革命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以季山嘉为首的几个坚决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苏联顾问也被解聘回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精神上都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而蒋介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广东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地位。
“‘中山’舰事件”，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并不至如此，可以说它的作用是一箭双雕，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也因此被逼出国。
但是，这时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国民党内还不够强大，还需要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借以欺骗群众，巩固已得地位。因此，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即3月25日，他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又演了一幕自请处分的丑剧。尽管蒋介石把这次事件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装出认罪悔过的样子，其实这是他玩以退为进的把戏。
【评析】 野心谋求权力，权力助长野心。蒋介石在谋求到了相当大的权力后，个人野心随之膨胀，开始寻找机会对革命力量开刀。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排挤了共产党；同时利用汪精卫羞愤出走的机会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了自己的专制独裁地位。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把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卸给国民党右派部属，进而借以掩盖他的主谋元凶面目。
通过这种左右开弓的手法，蒋介石一方面骗取了革命人民信任，使左派对他抱有幻想，继续受他欺骗、利用。另一方面，他又争得了右派或明或暗的支持和鼓励，从而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最终夺得了国民党的军政领导大权。
第二章 固权术
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权、军权和政权于一身的目标完成后，他的地位并不巩固，到手的权力随时有可能失去。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蒋介石使出了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固权举措，他狡诡地与群雄较量，明争暗斗，软硬兼施。他一面不动声色，劲气内敛，甚至不惜下野以退为进，或者搬出死人，抬高自己；一面明火执仗，统率几十万大军在中原大地逐鹿厮杀，绞杀对手和异己。
综观蒋介石的固权之术，他或卸磨杀驴，或培植亲信，或炮弹、肉弹、银弹三弹齐发，或威胁恐吓并举，或投靠列强，或举起屠刀杀鸡敬猴……手段令人瞠目结舌，结果使一个个对手落荒而走。结果，蒋介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独裁者。
1. 不动声色，以静制动，劲气内敛被人推上“帅位”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并不是中央委员；但是，在孙中山北上后两年之内，他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不是得力于他的资望和功勋，而是得力于权诈和政治手腕。
起初，蒋介石联络汪精卫、廖仲恺、俄国顾问鲍罗廷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介石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中山’舰事件”，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精卫出国。汪氏既除，蒋又施展手段，将他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俄国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
这几招确实灵验，蒋介石终于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是，在北伐问题上，他改变了战略，变主动出击为守株待兔。因为蒋知道，有了一定权力和地位后，再不能引火烧身。于是，他决定坐享其成，被人推上“帅位”。
蒋介石认为，北伐成功与否，与己无干；反正权柄在握，可以随时行施生杀大权。所以只要能够随机应变，就可以灵活处置各种问题。为此，他采取了不动声色的行动策略。蒋介石在权力宝座上处事谨慎，体察别人的忠奸，审时度势，注意拉拢利用各方势力，颇有大将风度。难怪李宗仁称蒋介石“劲气内敛”、“待人狠”，进而感叹道：“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汪精卫被逼出国后，虽然由张静江(即张人杰)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是，实权却掌握在蒋介石之手。处于这种位置，蒋介石自感名不正、言不顺。遇事不急于表态，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当时，李宗仁亲赴广州力促北伐，曾慷慨陈词，洋洋千言。但是，蒋介石却在一边闭目静坐，不发一言。当李宗仁反复陈述北方各军阀的形势，两粤政情、湘军局势以及北伐利害之时，他才冒出一句“你和他们说说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李宗仁先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接着，李宗仁到各处游说，最后还是张静江的一句话：“再去和介石说说看。”
这时，俄国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鲍罗廷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也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是，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在社论中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张静江处境艰难，始终不愿表明自己的态度。军政界老前辈谭延闿、程潜因与湖南唐生智衔恨极深，极力反对援唐北伐。
因此，李宗仁赴穗慷慨陈词，正合蒋介石的心意，尽管表面上不露声色，但是他内心却喜出望外。此外，蒋介石还在暗中展开了有力的行动，他派出特使到张作霖、孙传芳军中进行外交攻势，以期远交近攻。
经过巧妙斡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终于正式通过北伐建议，军委会发表时局宣言，决定北伐。不久，蒋介石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最终如愿以偿。
【评析】 高处不胜寒。蒋介石初登最高权力宝座，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招致各种风险，带来种种危机。为此，他放弃了先前篡权时的主动出击策略，改为“以静制动”。
蒋介石的下一个行动目标是进行北伐，其目的是化解先前分共措施引起的各方不满，进而安抚人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扫除其他军阀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但是，他苦于没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以静待动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不动声色，并不代表无所作为，相反这恰恰是“无为而治”。通过劲气内敛，蒋介石在最高权位上察言观色，了解到各方势力的意图，使自己成为令人敬畏的“领袖”；同时，他还巧妙借助李宗仁的四处游说、斡旋，使中央政治会议正式通过了北伐建议，而自己被人推上“帅位”，达到了固权的目的。
2. 建立嫡系部队，培植亲信，努力增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
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就是组织北伐，提高他作为一个志在统一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的威望。为此，他利用黄埔军校培养忠于自己的干部，并把它作为巩固个人在军中地位的一个平台，进而建立起忠于自己的军队。
北伐军成立后，蒋介石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这就是他亲自领导的、由6000名黄埔军校毕业生组建的第一军。在第一军中，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占据优势。
荣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蒋介石更加私心用事，培植亲信。在北伐斡旋过程中，李宗仁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当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他首先听取李宗仁的意见。因为对方是第七军的军长，又是北伐的直接促成者，德高望重，很有影响力。
一日，蒋介石特地去找李宗仁，询问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李宗仁答道：
“钮永键(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攻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
李宗仁的话不能说不中肯，理由不能说不充分，从北伐军的作战谋划这一方面来说，钮惕生确实是合适人选。但是蒋介石内心中却有自己的打算，只是不明说而已。听了李宗仁的话，蒋介石沉默片刻，然后说：
“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李宗仁问：“你心目中认为何人适当呢?”
“我正为此事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李宗仁一听，摇了摇头说。
蒋介石坚持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就这样，白崇禧被破格提升为参谋长。蒋介石为何要重用白崇禧呢?究其用意，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白崇禧确实干练精明，有“小诸葛”之称，可以肩负此重任，这为蒋介石所深知。如果这一次逾格提拔，白崇禧将会对他感激不尽，竭诚效力。
第二，以白崇禧与李宗仁、黄绍竑的公谊私交，蒋介石如果能得白崇禧为辅佐，对他来说，对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地掌握北伐的中坚力量。
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将校军官多半是白崇禧的保定军校同学，蒋介石可以利用白崇禧以联系一般保定出身的军官，使他们出力效命疆场。
因此，白崇禧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可事半功倍。蒋介石的用意是，白崇禧既然与各方都有深切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使唤、加以栽培；此外，如果想对各军有所举动，也能以白崇禧之名义指使他们，必要时可以使白崇禧代自己受过。
【评析】 蒋介石最初曾经到日本学习军事，在革命斗争中历练了自己。他深刻明了军权的重要性，更清楚建立一支嫡系部队的必要性。因此，建立起忠于自己的军队，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情。蒋介石身兼黄埔军校校长，从一开始就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忠于自己的干部；另一方面，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以后，蒋介石组建北伐军，自然要大力发展自己的黄埔系，在军中培植亲信，努力增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
李宗仁、白崇禧都是有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人脉广泛，所以蒋介石把他们做为培植亲信的突破口，委以重任，甚至破格提升。蒋介石的用意的确高明，一般人是很难意识得到的。
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对嫡系人马给予充分的信任和优待，其重视、爱护之心甚至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尽管他因此得到了嫡系部队的忠诚，但是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也潜伏着很大危机，那就是国民党部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重大危机和关键时刻，各路人马往往不能同心协力，导致了许多重大失败。这是蒋介石玩弄权术之失。
3. 换帖拜把子，意在拉拢私人关系，让他人为自己卖命
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是个心存忠厚，具有妇人之仁的人，可以拉住他为自己效力。因为有这样的心意，北伐军到达长沙时，蒋介石于是就和李宗仁唱了一出“桃园结义”的戏。
由于多次接触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蒋介石和李宗仁逐渐相互视为知己。蒋介石到长沙后，李宗仁时常在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李宗仁去见蒋介石，也不需预先约定。日渐一日，两人更加过从甚密，非同一般了。时机已到，蒋介石便开始实施他的“换帖”计划。
一日，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闲聊。蒋介石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的椅子上，李宗仁坐在蒋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介石忽然亲切地问李：“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说：“37岁。”
蒋说：“我大你4岁，我要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令李宗仁吃惊不小，心想蒋介石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忙推辞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同志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说着，蒋介石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只等时机成熟，拿出来让李宗仁收下。李宗仁赶忙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
蒋介石见他坚决不收，就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很能干……”李宗仁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蒋介石见状抢上两步，硬把自己的兰谱塞入李宗仁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辞别之后，李宗仁拿出蒋介石写的兰谱一看，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之类例有的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处，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蒋介石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让人为他卖命而已。
蒋介石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他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因此，李宗仁虽然不甚高兴，也不便违了一般人情常理。在蒋介石的再三催问下，他只好依样画葫芦，将蒋介石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然后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兰谱后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死，共患难，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完，脸上现出非常愉快的模样。
不管“换帖”的目的与动机如何，从此以后，李宗仁确实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北伐后期出现倒蒋运动，反蒋的说客到李宗仁的第七军军部来访，络绎不绝。李宗仁力陈拥蒋的理由，甚至连鲍罗廷的“酒叙”攻势，都没能改变他的主张。
原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越来越清晰了。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忽然专柬约请李宗仁小叙，李应约而往。
见面寒暄一番之后，鲍、李便入座上席，边饮边谈。鲍罗廷先是夸赞李宗仁赫赫战功，进而进入正题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汀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的兵。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接着，鲍罗廷说道：“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新军阀走!”
李宗仁看鲍罗廷面色十分严肃，觉察他们有意反蒋，便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李宗仁并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覆灭的故事，然后表示：对这一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后来，鲍罗廷一再劝说，但是都被李宗仁毫不客气地回绝了。就这样，一场辩论以一向不长于辞令的李宗仁胜利而告终，而李宗仁对于蒋介石的耿耿之心溢于言表。
【评析】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尽管革命理想能够把大家团结到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斗不息，但是遭遇私交时，当事人往往很难把公私分得特别清楚。蒋介石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非常注意拉拢私人关系，让他人为自己卖命。
换帖拜把子是中国的传统，虽然国民党是新式革命政党，但是蒋介石私底下还是借助这种民族心理认同方式收买了李宗仁。蒋介石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来李宗仁实力雄厚，有广泛的影响力；二来李宗仁心存忠厚，成不了危险的对手。因此，蒋介石唱了一出换帖拜把子的好戏，彻底拉住了李宗仁，使其为自己效力。
在识人方面，蒋介石的确有独到之处。鲍罗廷劝服李宗仁反蒋，如换他人，也许早就取而代之；但是，李宗仁岿然不动，出现了连鲍罗廷都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李宗仁当时确有民主革命理想，不愿谋求名利地位，但谁又能说他反对倒蒋，没有与蒋结为金兰的感情因素呢?
4. 要求迁都，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企图独吞革命胜利果实
北洋军阀的垮台和北伐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蒋介石更加得意洋洋，踌躇满志起来。但是，面对革命胜利果实，他垂涎欲滴，耍尽种种手腕企图独吞。
1926年10月1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并且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买办、官僚、政客和流氓头子频繁地出入于他的司令部，随即蒋介石独吞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急剧地膨胀起来了。
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迁到内地中心地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要。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打电报给代理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做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随后，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五人，随北伐军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12月7日，抵达南昌的各委员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会议针对目前的革命形势提出了五项决议，蒋介石都表示同意；但是，在会议中，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蒋介石的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武汉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优越得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武昌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应与中央设在一起，蒋介石为何不可将自己的司令部迁至武昌呢?所以蒋介石的理由是很牵强的，会上被各位委员们质问得理屈辞穷。
12月8日，各委员下庐山径直往武汉去了。12月13日，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等十多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之后，蒋介石函电交加，请张静江、谭延闿及还留在广州的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12月31日，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接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就这样，蒋介石假借中央的名义，在南昌成立了政府，从而造成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中央政府的局面，实行他的以军治政，以军治党的军事独裁统治。
迁都之争，实质是关系捍卫革命领导权和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场严重斗争，也是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的一个信号。蒋介石的非法活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给予了坚决否决。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强烈谴责蒋介石另立中央、分裂国民政府的行为，要求蒋介石立即撤销南昌政府，让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武汉报到。
蒋介石却态度蛮横地表示“绝不让步”，接着，他连连发电写信，要求定都南昌，但是武汉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1927年1月，蒋介石急匆匆地亲自从南昌赶到武汉，目的仍想说服众人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谁知这时，邓演达发动了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欢迎”他。在会上，群众纷纷起来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结果，兴致勃勃而来的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几乎下不了台。
蒋介石受到这样的“欢迎”后，恼羞成怒，没过两天来到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话。但是，作为北伐革命的另一领袖邓演达也是一条铮铮的汉子，并不惧怕威胁，丝毫不让步。几天之后，蒋介石怀着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离开了武昌，回江西去了。在中途，他又上了庐山，一起跟他上山的还有张静江和陈果夫。迁都之争，蒋介石以失败而告终了。
【评析】 迁都之争失败了，但是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是很明显的。通过迁都南昌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进而独吞北伐胜利果实，蒋介石的这步棋的确很高。因为武汉方面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南昌却在他的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蒋介石要把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必须使国民政府设在南昌，他才能以军治政。
实际上，蒋介石的迁都计划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他的实力相辅相成。从军事实力来讲，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中，他只占有1个军。但在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部队。因此，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野心急剧膨胀，而他自觉羽毛已丰、万事俱备，殊不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有时候权力并非万能的。
5. 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强硬派，不成就杀人了事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迁都南昌。面对蒋介石这一阴谋，邓演达立场坚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了当时反对蒋介石的武汉国民党左派的领导者。
1月26日，邓演达为了劝说被扣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武汉。在庐山上，邓演达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介石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提出驱逐鲍罗廷的问题，邓演达当即坚决反对。
两人不欢而散，后来邓演达到南昌时，蒋介石竟摆布出一场“兵变”来。邓演达差点在这场“兵变”中遭了蒋介石的暗算。
当时，邓演达一行人从牛行车站渡过辛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着武器，胡乱开枪。他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士兵。邓演达是个军事家，一看情形不对，便叫同行的郭沫若、褚民谊要小心，大家挽着手臂在街上走。
当走到南昌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盘问他们，他们只说是自己人，是第三军的，便把他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胡乱放枪。当经过县衙门的时候，在昏暗中，他们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关枪的声音。有人高声地盘问：“谁呀?”
邓演达又说，自己人，第三军的。就这样，他们顺利回到总司令部，避免了被乱枪打死。当天晚上，邓演达一夜没有合眼，感觉到蒋介石有意要除掉自己了。
第二天一大早，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称自己要立刻离开南昌、返回武汉。道别时邓演达还说，自己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
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的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择生呢?”
蒋介石如此关心邓演达，是因为他没有要到邓演达的命，便急着向郭沫若要人了。这时候，由于邓演达对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很是着急，在南昌没能除掉邓演达之后，蒋介石玩起新的花招，极尽诱惑拉拢之能事，拉邓演达上他自己的船了。
3月17日，蒋介石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昌找邓演达。在谈话中，他们请求邓演达和蒋介石合作，佯装说请邓演达和蒋介石共同领导黄埔同学，完成北伐大业，以不负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最后，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邓演达到南昌就任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为国家大计出谋划策。
但是，邓演达拒绝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蒋介石已下了背叛革命的决心，所谓“合作”和“欢迎”他任总参谋长，不过是妄图消除他对蒋介石的反对，施耍调虎离山的缓兵之计罢了。
果然不出邓演达所料，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上海，最后完成了他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各军阀势力的结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公然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邓演达随即领导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并且准备组织军队对他进行讨伐。
邓演达在武汉一系列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蒋介石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蒋介石心生一计，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
接着，蒋介石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说邓演达将一些企图破坏国民革命的人塞进总政治部，于是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后；然后又公布文件，斥责邓演达倡导实行列宁的工农武装暴动政策。
为了抓住邓演达，蒋介石不惜用重金悬赏，下令捉住邓演达赏大洋30万元。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做结业讲话时，由于叛徒的告密，不幸被捕。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但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严词拒绝了。
1931年11月下旬，广东地方军阀和南京蒋介石政府开了一个分赃会议，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蒋介石明白，他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把他干掉，那将是放虎归山，将来必定是他的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劲敌。于是趁下野前，也就是1931年11月29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谎称要邓演达移居汤山。把邓演达骗上了车。
就这样，年仅36岁的一代英豪毕竟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远逝而去了。邓演达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噩耗传来，宋庆龄、陈诚等人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评析】 要巩固自己已得的权力，必须把对手剪除掉。对此，蒋介石有精湛的认识，并且敢于下手，决不手软。
邓演达是三民主义的奉行者，因此当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背离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时，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很显然，这些举动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力，因此蒋采取了先软后硬的两手策略。然而，邓演达面对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丝毫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最后使蒋介石动了杀机。
当时，邓演达的确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比如，邓演达被扣押后，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因此，蒋介石首先要把这种人拉上自己的船，为我所用；而不能得逞，那么对方就会成为自己的反对派，最后只能杀人了事了。蒋介石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巩固手中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能柔能硬，软的时候卑躬屈膝，硬的时候不惜背上骂名，根本不顾及什么革命大义。
6. 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寻求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为了叛变革命篡夺北伐胜利果实，1927年2月15日，蒋介石派戴季陶化装成日本人，与日本的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司长会谈，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自己。接着，蒋介石还公开表示要求英、美帝国主义给予援助。
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纷纷聚集南昌，针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北伐，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企图分化革命战线。
当时，为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牵线搭桥，进行活动的主要人物有：张群，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这次来南昌被蒋委任为总令部参议；黄郛，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多次出任北洋政府重要官职；王正廷，他与各帝国主义都有相当联系。英、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也亲自到南昌说项，他说蒋介石如果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帝国主义就同意增加关税二五附加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和帮助，反对革命的胆量就更加大起来。于是他接二连三地在南昌发表反共反人民言论。与此同时，又抓紧加快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
早在1926年底，日本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1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最后，他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中旬，蒋介石秘密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答应以镇压上海工人罢工作为交换条件。3月25日，他亲自到了下关，通过驻下关的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同日本人接触。
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给外相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本日到达。下午2时顷，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来馆。刚好不久前，发生了帝国主义列强军舰炮轰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事件”。
杨杰当着全体避难难民的面，用日语对下官说：“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次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杨杰这一席话，其实就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讨好的态度。
下关会面后，蒋介石到了上海，又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等去勾结英、美、法、日帝国主义。他表示，经过和平谈判，“以平等待我(蒋介石)”；结果，南京事件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的彼此默契下不了了之。
不久，为了讨帝国主义欢心，蒋介石又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至此，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彻底结欢了。
【评析】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国外势力渗透进来，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国内财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支持政治集团，于是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随着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壮大，国内外反动势力都把他当作重要目标。另一方面，蒋介石为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巩固自己的权力，也懂得必须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双方狼狈为奸，勾结到一处。因此，在蒋介石处理各种国内外事务时，我们总能看到他不顾民族利益、违背民意的做法，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与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有时候，蒋介石就是反动势力的利益代言人。
借助这种手段，蒋介石使自己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但是，他是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无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手段多么高超，自己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利益，都掩盖不了他丑恶的嘴脸和险恶的用心。人生短短几十年，当权者赢得了一时的“荣耀”，却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7. 治军无法度，好施私恩，培植骄纵嫡系部队
北伐战争以来，按照惯例，北伐军必须按期发放草鞋。可是，蒋介石却吩咐，他的嫡系第一军每一士兵发两双；结果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平均每人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便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眉头一皱，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办公室后，蒋介石便一顿正经地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
蒋介石往往闻言大怒，顿时骂得对方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蒋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对方拿去向军需处要钱。就这样，这位军官赌博输钱的亏空由北伐军的军费开支，补发了事了。
蒋介石对犯法的军官不仅不加处罚，反而认为对方诚实，给予嘉许。黄埔学生知道蒋介石这一套作风后，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也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彼此之间常常以此夸耀于人。
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蒋介石本应站在全局的高度治军、用兵，但是他始终以第一军为主体，这就偏离了基本的统兵之道。
当时，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第一军的装备都比其他军要优厚得多。例如，江西“肃清”后，正值严霜如雪，部队中的南方人，不惯于寒冷气候，大多冻得瑟缩难耐。当后方军毯运到时，蒋介石立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有时，俞飞鹏问说，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员，如何应付?是不是一视同仁?蒋说：“不管，不管，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军长!”
又如在马口之役，参谋长白崇禧将所获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介石和各军长都前往牛行车站进行视察，看到这么多的战利品，一个个都欣慰无比。当时，白崇禧因为一、二、三、六各军损失很大，于是，当面请蒋介石将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分给这几个军补充。蒋介石闻言却不置可否，白崇禧误以为总司令已经默许了，于是通知各军前来领取战利品。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看到这种情况，身为主帅的蒋介石，却反而露出满面不愉之色。
虽然蒋介石对自己的嫡系偏爱非常，但是在北伐各战役中，蒋介石所统领的嫡系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这更使人们对他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
何应钦的东路军进入福建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浙闽地区却并不是敌人的主力，福建周荫人的军队原不堪一击。但是，在北路作战，蒋介石嫡系的第二师在武昌围城参战之后，也没有赫赫之功。尤其是在南昌战役中，第一师弃甲曳兵而逃，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竟然于9月21日“失踪”，不知去向。
北伐期间，就战功而言，第一军不仅与四、七两军相距甚很远，而且与二、三、六、八各军也难相等。但是，蒋介石却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结果，更使第一军无所作为了。
在蒋介石的骄纵下，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干部和见习官习气和作风也非常坏。在王家铺战役后，总司令部曾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50余人到第七军随军见习。谁知这批学生十分骄纵，根本不听营、连长的指挥也不受约束。每到行军时，随意脱离队伍，不听命令，忽而争先恐后前进，忽而自由停止休息；宿营时四处觅取舒适民房居住，不受纪律的约束，强占民房。
蒋介石私心自用，尽管获得了嫡系部队的忠诚。但是革命军上行下效，风气一日比一日坏，反过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评析】 偏爱自己的嫡系部队，并在装备等方面给予一定照顾，本在情理之中。但是，蒋介石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后，过分纵容嫡系队伍，遇事不论军法而好施私恩，造成了治军无法度的局面。
蒋介石位居最高统帅，手下学生军一个个以“天子门生”自居，目空一切；乃至对其他中、下级军官也不放在眼里，不屑与所属的营、连官长共同生活。这固然实现了与“校长”一条心，不分彼此。但是，蒋介石在收获“忠心”的同时，却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治理，严重弱化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此外，北伐军中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最后也荡然无存，更是军事管理制度的重大纰漏。
我们可以想见，多年以后的大决战中，蒋介石的部队为什么瞬间土崩瓦解，蒋本人的纵容包庇、治军无方早就埋下了祸根。蒋介石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却不能从严治军，最终丢掉了江山，真可谓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8. 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稳固根基，进而乱中取胜
1927年夏季，中国大地上存在三足鼎立的三个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个个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
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夺权较量。
汪精卫反共之后，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他进行合作。这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自己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到底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即谁是“正统”。
矛盾发展，不久就自然深化，结果双方不仅“文攻”，“武斗”也开始了。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于长江中下游励兵秣马，严阵以待。风雨欲来，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急了，他担心北伐就此终结，急忙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避“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商和平”的会议。
在电报中，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咎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许多真是事实。这样，蒋、汪都成了“应当负咎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如果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中国的局势引起了各帝国主义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进攻张作霖。
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
在谈判中杨宇霆提出休战可以，但是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还应包括冯玉祥。因为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了江浙财团的利益。然而，让他与武汉合作，他又绝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
同时，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玉祥的部队200万元厚饷外，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于是对蒋介石就产生了好感，愿意替他出力了。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
有了冯玉祥的支持，蒋介石的底气增加了许多。于是，他开始从全国的乱局中谋划更大的动作，使自己能够保住来之不易的权力，在这场争斗中取胜。
【评析】如果说蒋介石以往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那么面对汪精卫、张作霖、冯玉祥等人，他需要做的是击败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稳固自己的权力。
尽管北伐战争早已经打响了，但是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府的出现破坏了蒋介石党内的统治地位，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继承国民党的“正统”，获得名正言顺的中央名号，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先后展开了“文攻”、“武斗”。
为了集中兵力对付武汉，蒋介石谋求与奉系的张作霖休战，一度放弃了北伐。此外，蒋介石还拉拢势力雄厚的冯玉祥，让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而在稳固根基的同时，进而乱中取胜。蒋介石想统一全国不假，但是在实力不济的时候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分化对手，不但保全了自己，还为日后的胜利提供了基础，这种手段是很高明的。
9. 面对群起攻之的时候，以退为进，以备东山再起
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斗争是生死之战。面对蒋介石的围攻，武汉汪精卫集团采取的对策是：反蒋排共双管齐下，并且以反共升级，来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1927年7月29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举行会议，密谋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队。革命武装力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正当敌人准备要下毒手之时，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 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8月2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大骂，一面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蒋介石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的错误了。在电报中，汪精卫还表示如有和平统一的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冯玉祥认为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即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汪精卫对此表示赞同，而蒋介石反倒变得被动了。哪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候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又爆发了，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原来，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又不甘心对蒋介石俯首称臣。特别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引起多方不满，这使桂系与蒋介石更加水火难融。
1927年春，蒋介石曾施诡计企图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潜侥幸逃往武汉，但是，蒋介石并不罢休，设下圈套把程潜的第六军强行缴械改编。蒋介石这种消灭异己的毒辣手段，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意识到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无成功的把握；此外，他与与白崇禧私人关系不错，不想无故翻脸。结果，蒋与何的关系开始恶化。
不久，李宗仁、白崇禧知道了蒋介石的阴谋，加紧勾结各方反蒋势力，准备把蒋赶下台。此后，双方在徐州交兵，但是蒋介石战败了。哪知道，愤怒中的蒋介石不问情，又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处决了前线总指挥王天培，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
于是，何应钦与李、白串通一气，寻机对蒋发难。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于是立即以辞职相威胁。
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势力异常庞大。尽管南京政府的上层开了多少次会，庙里的菩萨更换了多少牌位，但是，十八罗汉与众小鬼都是蒋记的班底。而陈果夫一直控制中央党部，手下有一帮“小兄弟”专门为蒋介石充当坐探与打手。宋子文和黄郛为蒋介石跑前跑后，不仅同各帝国主义拉关系。上海的买办势力一直支持蒋介石，蒋由此控制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第一军的各级军官都是蒋的忠实奴仆。
因此，反蒋势力无论如何争吵，蒋介石都不担心以后的东山再起，他只是想利用这种争吵寻找复职的最好机会。
但是，几个月的执政经验也使蒋介石觉察到，自己的政权支柱还不牢固。他不仅遇到党内其他派系的挑战，而且嫡系内部也不统一，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以后的发展，他需要加强对嫡系的控制。
蒋介石下野，事前没有来得及与他的爪牙们打招呼，致使他下野的消息一传出，他的黄埔嫡系分子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而惊愕，纷纷给他写信，有的亲自跑到溪口去找他，请示机宜。
黄埔系一直在蒋介石的羽翼下飞黄腾达，骄气十足。文武之功很少建树，攀高官抢厚禄却冲锋在前，只能听别人赞扬，不能容许他人反对，内部纷争不已。
嫡系部队的这种状况使蒋介石很担心。他“断然”下野，也是想让他的“骄子”们尝试一下喜笑怒骂的滋味，使他们发胀的头脑能够清醒一些，促使他们认识到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跟着蒋介石死心踏地地干到底，服服帖帖地听从蒋的指挥。9月20日，蒋介石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突出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
接着，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各派争吵不休的机会去日本一游。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由上海登船前往日本长崎。
【评析】 权力之争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蒋介石虽然狡诈过人，但是，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有脱身之术。
在巩固权力的道路上，蒋介石遭遇到了其他力量的围攻，甚至是公然反抗。这些问题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权支柱还不牢固，面临着巨大挑战。具体来说，既有党内其他派系的挑战，也有嫡系内部的不统一。
但是，蒋介石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够从根本上撼动自己。他既有陈果夫、宋子文等辅佐，也有上海的买办势力的支持，更有嫡系部队效忠自己。所以，当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诸侯与自己分庭抗礼，而自己又无力收拾乱局时，蒋介石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面对群起攻之的局面，蒋介石选择了暂时退出政局，以后求得东山再起。这种做法使其他人意识到蒋介石是不可替代的，无形中提升了他的重要性，为他日后复出做好了铺垫。
10. 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挤走强硬对手后实现复职
1927年，蒋介石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交易之后，于同年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蒋介石回国的时机选择得很妙：宁、粤斗争刚刚开始，汪精卫、张继与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夺两广，正在明枪暗剑地进行着较量。他回上海，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他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别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复职的根本障碍。因为特委会里的西山会议派大都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特委会等于临时中央，加之桂系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派别。
事实上，特委会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矛盾激化的产物。9月11日至13日，宁、沪、汉三方代表多次举行谈话会，宁、沪两方联合起来反对汉方。为了打破汪记武汉中央的“正统”名义，宁、沪方提出了四项主张，决定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
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抢先表示赞成孙科的提议，各方代表也附议赞成。经过讨价还价的争吵，产生了32人的特委会，委员名单有：汪精卫、胡汉民、张继、邹鲁等。宁、汉、沪三方面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了，甚至还有在野的蒋介石。
其实，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这三人因与汪、唐有矛盾，已秘密转向宁方)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用的是偷梁换柱术。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32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这样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也被剥夺，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接着又利用特委会把汪派势力排挤出去。
汪精卫自感形势不妙，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9月16日特委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时，汪精卫及汪派要员都拒绝参加。
9月21日，不甘心失败的汪精卫返回武汉，与唐生智正式成立了武汉政府政治分会，管辖两湖与江西三省，这实际是支持唐生智拥兵割据。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责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置之不理。唐生智还派遣刘兴的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并与李宗仁和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
不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六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拉到了自己一边，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军队，唐军全部撤回湖南。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汪精卫又极力拉拢住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在广州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陈树人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刚武力解决，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从日本到沪后当天，就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听到蒋介石挟有帝国主义赐与巨资回国，以图东山再起，便又想拉拢蒋介石，于是急忙插足进来，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6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启程时，他一定要拉着李济深同行。结果，11月17日，广州就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政变。
李济深11月18日到了上海，听到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愤怒不已。宁、沪两方抓着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
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高兴，因为国民党各派都向他求援。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
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产生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但是，蒋介石知道现在出山还不是时候，仍然待价而沽。
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而受到多方攻击，于是又急急地找蒋介石密商，寻找对策。25日，汪精卫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说明广州事变，但是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蒋介石赞赏汪精卫的辩答能力，然而特委会的要员却气得暴跳如雷。
结果，特委会与汪精卫唇枪舌战，大有闹翻之势，蒋介石暗自高兴，他貌似公允，实际上仍然暗中扇风点火。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争先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12月10日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
李宗仁看到这种情形，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冯促蒋复职的电报也雪片似地飞到了上海。
就这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上，利用各派系矛盾，进退自如，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搬掉了。
【评析】 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宁、粤斗争爆发。回到上海的蒋介石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让各方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出手，这样就能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固。有了这一打算，蒋介石就开始行动了。
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战略大手笔。通过这一举动，他要消灭那些比自己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由最初加入特别委员会，到最后双方反目，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但是他不急于行动，而是待价而沽，坐收渔利。后来，汪精卫受到多方攻击，急忙找蒋介石密商对策，并抢先请蒋介石复职。接着，各方势力都争先恐后地促蒋复职。蒋介石重新登上权力宝座，把特委会搬掉了。
由此可见，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力，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因此，“乱中取胜”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当然，制造乱局的目的是为了分化各方的力量，在瓦解对方的同时，使自己抓住问题的关键、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11. 卸磨杀驴，巧施连环计，驱逐汪精卫、赶走胡汉民
蒋介石对待他人的一贯方针是，用得着时拉过来，用不着时推出去。联合汪精卫打击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一旦完成了这一目标，汪精卫与胡汉民就成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所以，蒋介石巧施连环计把二人击败了。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李济深、李宗仁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
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结果，汪精卫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
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广州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
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
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预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如果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力袒汪派。
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誓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就是这样，蒋介石靠拉拉打打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1928年1月9日，蒋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2月2日到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并作出了四项决议：《整理各地党务案》、《中央党部改组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把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巩固了既有的权力。
【评析】 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蒋介石深谙此道，时刻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决定下一步行动的策略。打倒特别委员会以后，汪精卫、胡汉民浮上水面，成为蒋介石巩固权力的绊脚石，于是蒋介石干脆卸磨杀驴，巧施连环计驱逐汪精卫、赶走胡汉民。
对于这种卑劣行径，蒋介石本人不是不知道，而且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让人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良心何在。但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贪欲、巩固来之不易的地位，他接二连三地玩弄政治把戏。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全面篡改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全“统一”了国民党，从而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夺党权斗争的胜利。
以政治利益划分敌友，以政治利益决定自己的取舍，这是蒋介石玩弄权术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始终遵循这一规则，使出浑身解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使自己的权力逐渐扩大、得到保全，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得手。
12. 整顿内部，杀鸡儆猴，给反对自己的人敲警钟
蒋介石第二次上台以后，当务之急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时，南京政府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是，对蒋介石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设法把国民党各派势力纠合起来，听从他的指挥。为了驾驭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新军阀，整顿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可谓煞费苦心，最后决定先从整治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
惩治何应钦，重整第一军，是蒋介石整治嫡系部队的第一着棋。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不听从指挥，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他非常清楚，想要统率新军阀的各派势力与奉张集团争夺北中国，完成北伐大业，就必须先把嫡系部队牢牢地控制住。
1928年2月9日，刚刚开完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就悄然前往徐州前线。首先，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入壁夺符的办法，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撤销何应钦总指挥职务，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警卫部队。
这时，何应钦在外打猎未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蒋介石从徐州电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大舅子)、中央执委书记李仲公及何成浚、贺耀组、陈调元等赴徐州开会，唯独不召何应钦前去。蒋介石向李、王二人讲明撤销何应钦职务的原因：
一是他曾与白崇禧联合逼他下野。
二是他迟迟不发拥戴电，支持蒋介石复职。
三是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经指挥不了黄埔系的言论。
“所以，我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蒋介石的用意是要通过李、王二人向何应钦提出警告，不许在嫡系中有离经叛道的行为。同时，还宣布调何应钦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样的处置，蒋介石既削了何应钦的实权，也留有了余地。
撤销何应钦的职务后，蒋介石又以军纪弛废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并自兼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三个纵队，分别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三路纵队总指挥。
但是，蒋介石还不能完全踢开何应钦，在狠打之余又予以轻拉：“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何应钦深怀惊惧，羞愤难当，于是告假二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又亲往上海慰抚，然后何应钦才到总司令部就任参谋长之职。
何应钦从此失宠，蒋介石也没有履行“请他回来统率第一军”的诺言。打下北京之后，只给他以“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训练总监部总监”之类无实权的职务。蒋介石杀鸡儆猴的办法，给反对过他的人敲了警钟。
【评析】 蒋介石把嫡系部队看作自己的命根子，因此在装备、待遇方面给予了优厚的条件。但是，在治理方面，蒋介石也绝不会手软，一方面他要保证牢固掌握绝对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杀一儆百，给反对自己的人以威慑。
这种宽严相济、刚柔并举的做法并不鲜见，但是蒋介石玩起来要更成熟，可谓滴水不漏。他先采用汉高祖刘邦入壁夺符的办法，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撤销何应钦总指挥职务，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警卫部队，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通过既成事实使自己掌握了主动权；接着，蒋介石又对王伯群、李仲公、何成浚等大员阐明利害；最后，对何应钦在狠打之余又予以轻拉。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蒋介石权术手段的高妙、心思的缜密、执行的到位。更重要的是，在抓好何应钦这一典型的同时，蒋介石还实现了由点到面的威慑效果，即通过杀鸡儆猴的办法给其他人敲响了警钟。
13. 进行内部政治分化、收买，使各派势力听从自己的指挥
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蒋介石在整治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后，又腾出手来收拾其他派系的军队。
李济深既拥蒋，又与蒋有矛盾。但是，这时他为了重整广东，主要还是拥蒋。而蒋介石对他则暗中防范，表面上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不与他为难。
李济深与黄绍竑联合，把缪培南的第四军打得无处藏身。起初，蒋介石曾资助李济深30万元军费；后来，见李济深穷追不舍，想彻底消灭而后快，蒋介石又张开双臂，把第四军保护起来。李济深对此虽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此时，蒋介石为了向北方发展，暂时与李济深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并任命他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就这样，蒋介石把李济深的势力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
在国民党内，程潜的湘军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也是有影响力的派别，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异己应当搞掉。
程潜曾经与桂系联合反对唐生智，而后得到了湖南；他本想有所作为，但是处于桂系与谭系的牵制之中，日子并不好过。而桂系联程倒唐后实力大增，它占有两湖地区，收编了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的主力。刚刚复职的蒋介石根基尚不稳固，因此无力对桂系动手。但是蒋介石发现桂系与程潜之间的矛盾正在发展，于是，决定利用桂系整垮程潜，以换取桂系出兵参加北伐战争。
在国民党中，程潜在1922年时就是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的陆军部长，他的资历是李宗仁无法相比的。桂系如不搞垮程潜，他们自然不会得到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的领导权，所以他们一直寻机行事。而程潜自恃“老资格”不肯对李、白低三下四，不满之情见于形色。
1928年5月19日，程潜接到李宗仁的通告，与白崇禧一起由长沙赴武汉开会。这时李宗仁摸清了蒋介石对待程、桂两系的不同态度后，便设计要搞垮程潜，以搬掉他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路上的一块石头。到武汉后，白崇禧为了麻痹程潜，托辞赴河南访问冯玉祥，离开武汉北上。
5月21日，程潜来到武汉，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李宗仁扣押。第三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在蒋介石的把持下作出决议，免除程潜所兼各职，撤销湘鄂临时政委会，着令程潜听候查办。
桂系依靠蒋介石倒程成功，李宗仁便宣布就任第四集团总司令职，并决定由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部北上，参加国民党军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这样，蒋介石以牺牲程潜为条件，实现了他与桂系的合作。
这样一来，国民党新军阀中实力最强、而又没有进入蒋介石阵营的只有冯玉祥和阎锡山了。
蒋介石心里明白，为了争权，他和冯、阎之间避免不了要进行一场较量。然而，在北伐奉系张作霖时，冯玉祥、阎锡山都是蒋介石队伍中的主力，为了在与奉张集团作战时让他们多出力，这时蒋介石主要还是采取笼络的策略。
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电邀冯、阎前来开军事会议，但是，冯、阎只派代表参加，而没有亲往。2月16日，蒋介石竟然亲自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17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了他的西北军。
18日，蒋介石在郑州以封建行帮的方式，与冯玉祥换兰谱，盟誓结拜。这样，二人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了。
为了让冯、阎在战场上多出力，蒋介石又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蒋介石还委任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
蒋把权力分给他人，只是权宜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打败奉系张作霖之后，他就要把施舍出去的权力再收回来。各实力派的首领对蒋介石玩的这套把戏也看得很清楚，但他们暂时不动声色，而是将计就计，先利用蒋给予的权力，在向北进军中尽量扩展实力，足足地捞上一把。等到战争结束，由于实力增强，蒋介石对他们也奈何不得。因此，各派军阀都顺从了蒋介石的安排，乐意共同向北进军。
【评析】蒋介石与国民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他善于利用各派系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采取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之皈依自己。当时，蒋介石的最大目标是北伐奉张集团，因此他充分运用手中权力对各派军阀进行内部政治分化、收买，使各派势力听从自己的指挥，完成了向北进军的组织准备。
蒋介石向他人“施舍”部分权力是有严格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服从蒋的指挥，为攻打奉张集团出力。蒋介石的安排可谓机关算尽，他实际上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对各实力派也都分给他们一份权力；同时，又防止各方权力过大，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
李济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都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人物，大家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在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的关系中，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左右逢源，把每个人都治得服服帖帖，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这离不开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厚黑的权术智慧。
14. 打击对手，反共榨民，投靠帝国主义，以讨取欢心
1928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好转：工农红军已经建立起来，开展了农村土地革命，开创了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海陆丰、鄂东等根据地；在中心城市，党的秘密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领导工人、学生、商人、青年等群众革命运动，与农村斗争紧密配合，沉重地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发展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扼杀中国革命运动，是国民党各派反动势力的共同要求，他们都把反共作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论功请赏的砝码。对蒋介石来说，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需要通过反共打击对手、获取政治利益。
在蒋介石的操纵下，1928年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国民党新军阀根据这项反革命议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查封所有的工会和群团组织。对工农红军进行了疯狂的“清乡”、“围剿”。
同时，为了增加经济实力，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除了不断增捐加税外，又连续发行公债，使广大群众的负担难以忍受。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蒋介石却奴颜婢膝。
1928年2月间，英国公使兰普森与总税务司易纨访问广州，受到极隆重的接待。3月间，李济深与香港总督金永泰互相访问。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易纨在上海顺利进行了关税谈判。2月5日，法国公使马泰尔访问南京。2月25日，美国公使马慕瑞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在上海秘密谈判。
各帝国主义首先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解决“宁案”，来试探蒋介石投靠的诚意，作为与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所谓宁案，是指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刚刚占领南京之时，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竟出动兵舰，向革命军寻衅，无端炮轰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二千多人的大惨案。当时，南京军民奋起反抗，给帝国主义主暴行以回击。事后，美、英、日等五国，反诬北伐军挑起事端，向武汉革命政府提出“惩凶、道歉、赔偿，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
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本应由中国人民向美英等帝国主义清算。但是，此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又把当年的无理要求提到蒋介石面前。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3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竟然替帝国主义的罪行进行辩护，说南京事件是由于“共产党的煽动”，造成了“流氓劫掠友邦领馆”。大肆诬蔑南京军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行动。
按照蒋介石定下的基调，南京政府表示愿意承担事件的责任，负责赔偿“损失”。蒋介石对南京惨案的处理，使英、美帝国主义从此坚信蒋介石是他们在中国最理想的代理人。
蒋介石为了战胜奉张，当上全中国的最主要统治者，急需得到西方的支持，这决定了他必然奉行对帝国主义采取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于是，蒋介石更加向帝国主义摇头摆尾了。
【评析】 自古以来，一些争权夺位者为了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甚至投靠国外敌对势力，这是一种毫无廉耻的卑劣行径。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除了在国民党内部打击各个对手、进行北伐外，还在全国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谋取所谓的政治利益。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声势，他更投靠帝国主义，乞求援助，实行起更为露骨的反动外交政策。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稳固权力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能够一时得逞，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卑劣行径把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恐怕是他当时没有想到的。一得一失，提醒我们“历史是由人民写成的”。
15. 假辞职以收各方挽留之效，增高身价逼迫各方表态，统一军权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中国结束军政，开始进入训政的和平时期。”
但是，谁也想不到国民党在宣布中国“统一”之时，“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却于6月9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6月12日，他又宣布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接着，中央党部常委丁维芬申请辞职，海军司令杨树庄提出辞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电请蒋介石批准他辞职赴欧洲留学。南京政府的内政部长冯系的薛笃弼也提出辞职。
在这股辞职风中，6月11日冯玉祥也自河南新乡发出电报，表示愿与蒋介石一同辞职。紧接着，阎锡山在北京却忽然“病”了，请假三日之后，又连告续假，移居北海的养心斋“养病”。
人们不禁要问，造成此番情景的原因何在呢?原来蒋介石刮的是欲进则退的“政治风”，阎锡山与冯玉祥得的是消极反抗的“政治病”。
事实上，蒋介石玩弄的辞职只是他巩固自己已有权力和地位的一个伎俩，其用心从他的辞职通电中可以看出来。在电文中，蒋介石的用意很明白：按规定，他的法定任期将到，如果恋栈不去，那么众人就会不服。所以他主动“出击”，乘北方各项工作纷乱紧张之时提请辞职，逼迫各方不得不来挽留他，这样他就可以增高身价，变被动为主动。
此外，“北伐”“大业”已经完成，蒋介石要把全国的军权都收归己有，但是，他估计各地的实力派肯定不会轻意交出军权。还有就是，蒋介石对各派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暗中搞了不少政治交易，在新军阀的各派之间积累的矛盾实在太多，难以解决。因此，他必须以辞职相威胁，逼迫各派表态，交出军权，服归统一的中央领导。
对蒋介石的政治伎俩，阎、冯等人都看得明白、心里清楚，于是纷纷效法，用辞职怠工来与之相对抗。但是，这时的中国局势是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只有蒋介石的力量在众人之上；蒋介石一辞职，各派军阀立即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在国民党内挽留蒋介石之风接踵而起。
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出挽留的通电。
阎锡山、白崇禧从北京发出挽留的通电。
李宗仁在武汉吁请蒋介石留职。
何应钦从南京向广州发电报，请李济深出面挽留蒋介石，李济深立即响应。
…………
可是，挽留的呼声越高，蒋介石的辞意似乎越坚决。6月14日，他向南京政府请假一周，带着宋美龄及众多随从，畅游金山寺，又顺江而下到达上海，接着又转道返回奉化省亲，表现了一种少有的闲情逸致。
结果，蒋介石越“无意”于一切职位，各派军阀和国民党的要员们越是慌了神。大家平时你争我夺，这时都更担心蒋介石一走，局势更乱，各人的既得权势和地盘在“无秩序”中失去。于是，举国上下挽留蒋介石的通电满天飞，前往游说的人络绎不绝，蒋介石的身价一下子又增加了几倍。
时候到了，经过一番扭捏之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介石感到自己玩弄的假辞职已达到了真目的，于是在6月17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打消辞意，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评析】“北伐”结束以后，南京政府对外宣布“统一”全国。蒋介石的皇帝梦实现了，然而他并没有直接乘势而上，享受胜利的喜悦。相反，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玩起了辞职下野的伎俩。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采取退一步的做法是蒋介石玩权的杰出智慧。但是，他的这些退让之举并不是真“走”，而是据此抬高自己，获取更大的权力。蒋介石对当时全国的形势有深刻的认识，即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只有蒋介石鹤立鸡群。如果蒋介石一辞职，大家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就会重新洗牌，这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大家都一致挽留蒋介石。
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反其道而行之，在大家的恳求声中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这实在是伪君子的作为，政治权力争夺中虚伪的表现。
16. 利用遗训，以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身份慑服众人
1928年，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了平津地区。北京换旗之后，发生了一场首都所在地的争论。
阎、冯等北方派手下的文人连续发表文章，主张迁都北京。他们的理由是，南京为六朝金粉地，又邻近上海，腐败萎靡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的首都。凡是在此建都的朝代，都很兴旺发达，建都北京理所当然。
江南蒋派御用文人则大谈南京是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的遗训不能违背，因此首都所在地不能变。一时间，南北政客和御用文人，引经据典，舞文弄墨，各执其说。
实质上，这场争论又是国民党各派系的权力之争。阎、冯等北方派，主张建都北京，是因为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便于插足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可是，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买办势力，也得到了美、英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地理上与上海一水相连的南京，是蒋介石的命根子，他当然要抱着石头城誓死不放了。
由于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于是他下令把北京改称北平，然后搬出孙中山生前定都南京的遗训压服北方派，结果阎、冯的文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首都之争只是北方军阀孤立蒋介石的一个迹象，蒋介石感到最难办也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北伐奉张后，各实力派更加强大，要削夺他们的兵权，恐怕他们不服。如处理不当，让实力派抓住把柄，起兵反抗，他就更招架不了了。
怎样才能使众人听从他的摆布呢?刚刚利用孙中山遗训压服北方派的定都之争给了蒋介石启发，于是他又再一次乞求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随即，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发出通知，决定在北平举行四总司令祭灵盛典。接着，他召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各集团总司令、总指挥，都到北平参加盛典。这一招果然灵验，那些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谁都不敢怠慢，先后都来到北平。
6月26日，蒋介石偕同吴稚晖、张静江、陈布雷等多人，从南京出发，乘军舰逆流而上，28日到汉口，然后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同赴北平。30日，张静江返回南京，蒋介石、李宗仁等一行沿京汉线北上。7月1日到达郑州，蒋介石特地与冯玉祥会面，并作密谈。接着，他又邀请冯玉祥一同北上，但是，冯玉祥推托有事，不愿与他同行，答应晚些时候赴北平。
7月3日，蒋介石、李宗仁到达北平。蒋介石夫妇立刻住进了西山碧云寺，作出孝子守灵之态。7月6日，冯玉祥也赶到了北平。
为了使自己真正在众人眼中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又几番发电报邀请已经被他逼得出国的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祭礼。为了讨好宋庆龄，他和宋美龄亲自到火车站迎接。7月6日，在碧云寺正式举行各集团军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整个碧云寺布置得庄严肃穆。上午8时20分，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奏哀乐，主祭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读祭文。
祭文中所说“总理亲承提命殷殷，寄以非常之任”等语，显然是在告诉众人，我蒋某是授命于先总理，是孙中山当然的继承人，你们是不能相比的。蒋介石这是借助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企图以死人压活人，要夺他们的兵权，君临各军阀之上。
读罢祭文，开棺盖，瞻仰孙中山先生遗容。蒋介石一见孙中山先生遗容，顿时扶棺失声痛哭。冯玉祥上前相扶。他哭得更厉害了。不料这时后边有人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
蒋介石精心设计的这场祭灵哭棺，是为了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便于慑服众人。这样一来，通过祭灵大典，蒋介石这位北伐军的第一集团军司令，就名正言顺地以“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统帅地位自居，凌驾于众军阀之上了。
【评析】中国古代奉行王道，一个政权的建立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必须从“上天”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后继者要想一展宏图，必须把自己打造成继承人的角色，才能赢得大家的拥戴。所谓“名正言顺”、“出师有名”就是这个道理，蒋介石对此十分明了。
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各派军阀眼里，这是一块金字招牌，因此蒋介石非常注重以此维护、巩固自己的权力，从而压制其他势力。
蒋介石举行祭灵盛典，是在自身地位不很稳固时采取的一场心理战术。我们看到，蒋介石夺权、固权的手段各种各样，利用遗训亡灵达到称霸固权的目的，可谓一大“绝招”。通过这次思想动员工作，蒋介石封住了大家的口，自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集大权于一身了。由此可见，他巩固权力的手法实在令人冷惧。
17. 借编遣之名，削弱异己，壮大自己的实力
1928年，张学良继承父业后，宣布东北换旗，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统治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1928年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北平开会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
在会上，蒋介石提出：战争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庞大的军事费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以节省国库开支。蒋介石建议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面约请冯、阎、李、 白等人和他一路到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随后，蒋介石马上就提出了一个《军事善后意见书》，进一步说明整编军队的重要意义。蒋介石想削藩，但是却不敢赤裸裸地干。于是，他与心腹吴稚晖、宋子文等人密谋，编造裁兵的理由。
大家商议之后认为，以节约开支搞建设为旗号提倡裁兵最妥当。这样既可避免有削夺异己的兵权之嫌，也有贯彻民生主义的美名，使他人没有反对的余地，于是乎蒋介石才有了前面所说编遣裁兵之说。
由于蒋介石的理由冠冕堂皇，冯、阎、李、白等人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无法公开反对，但各自心里都很明白，这是蒋介石拿编遣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好使自己的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同时，冯、阎、李、白也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早就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早想借机改变局势。
国家已经“统一”，编遣裁军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尽管各军阀各有各的打算，但在裁军这一点谁也不敢明言反对，于是， 各总司令在北平期间都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说，高唱团结统一。其实他们的用意都是一个：自己是正统，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可以主宰中国全局，应在裁兵中做主席。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邀请各个总司令去南京，目的是要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压服军事领袖接受裁兵，然后召开编遣会议以实现他的计划。这样，国民党的分赃争吵就由北平转到了南京。
结果，五中全会没有达到统一人心的目的，相反更加深了国民党各派之间的裂痕，蒋介石的削藩之策遭到激烈的反对。地方实力派受到了《军事整理案》的裁兵威胁，各种调子总是唱不到一起去。各派头目怨气冲天，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于8月15日发表了一项空喊统一的宣言而草草收场。
会后，各中央委员几乎对全会都采取了消极态度。蒋介石首先称病，进了上海医院。其他众委员也多在沪、杭观山玩水，吃喝嬉耍，以消除他们心中的烦闷。冯玉祥与众不同，他返回河南，又到开封、潼关、西安巡视。
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蒋介石、胡汉民的操纵下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规定了编遣会议的职权范围，并明确规定编遣事务限6个月完成。
鉴于情况紧急，于是各派首领又急急赶回了南京，首先为裁留标准问题展开紧张和秘密的活动。这时，蒋介石早已想好了办法：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在北平时，他已摸到了冯玉祥的打算，认为可以利用冯去对付晋系与桂系。于是，他“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南京郊区的汤山温泉洗浴，借闲谈之名鼓动冯玉祥去争夺平、粤、沪、汉四个地方。在闲谈之中，蒋介石又假意尊重冯玉祥，几次敦请他首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与方案来。
结果，冯玉祥经不住蒋介石的诱惑，把他的主张全盘托出，提到了预备会议讨论。12月26日开预备会，冯玉祥提出了他的方案：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8个师。冯的方案一提出，立即成了各派攻击的目标。
各实力派的首领由反对蒋介石转而反对冯玉祥。蒋介石反而成了中间人物。于是，桂系极力拉拢晋系，挑动阎、冯对立，商讨对抗冯玉祥的方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借机多次派人密访阎锡山，并由何应钦出面，数次邀请阎赴蒋宅共同进餐与密商。蒋介石对阎锡山显得格外亲热，他向阎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与冯案一起讨论。阎锡山明白，蒋介石这是要利用自己提出他的方案。
阎锡山经过反复权衡利害之后，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6—8个师。其余6—8个师由中央处理。这个方案含蓄地表达了蒋介石的意思。
当阎锡山把方案交给蒋介石时，他高兴地接受了，于是，蒋介石决定利用阎的方案压冯的方案，以此达到了开预备会的目的，因此，他决定由编遣会议转入正式会议。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玉祥、阎锡山两个方案同时提出讨论。他不表态，任各派去争吵攻讦。蒋介石在各派争吵中，采取了会下拉、会上逼的方法，让大家就这两个方案表态。
各派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会议开了近1个月，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多数人还是赞同阎锡山的提案。
最后，蒋介石组织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程序大纲》规定：
(一)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南京政府下令，正式取消国民革命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
(二)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编遣与委任；
(三)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干部与任免军官。
这实际上就等于削夺了各实力派的大权。
到此，阎、冯、李等人才忽然醒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又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并要设法抑制编遣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各实力派的首领沉默不语，消极对抗。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实力派就范，便也顺水推舟，同意暂时不编遣。阎锡山进一步提议休会，编遣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蒋介石只好宣布休会，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结果，吵吵闹闹的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到了1929年1月25日才告收场。
【评析】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军队，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提出了精兵简政以节省国库开支的建议。但是，冯、阎、李、 白等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自己而来，所以大家与蒋介石展开了明争暗斗。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不乏削藩的先例。北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杯酒释兵权”，巧妙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蒋介石也想完成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收编，但是他却不敢赤裸裸地干。因为对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双方的实力即便有差距也难分伯仲。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军队是自己的命根子。谁有兵，谁就有权，谁的兵多，谁的权力就大。蒋介石曾一度要把他施舍给冯、阎、桂的权力收回来，他要先从削弱他们的兵权入手。但是，实力派的首领一旦失去了军队，也就失去了相互竞争、向蒋介石挑战的能力。如果激怒了各实力派，联合起来造反，蒋介石明白自己到时也难以招架。
这样一来，蒋介石就要开动脑筋、步步为营，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了。这次削藩是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是政治权力争斗的集中较量。削弱异己是固权的必然，为此，蒋介石或明或暗，采取多种手段，打击异己，壮大自己，以实力固权扩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是如何玩弄权术伎俩的。
18. 军权不稳，就借重党权以固权位，使国民党成为自己的工具
蒋介石扶持陈立夫为首领的CC系，借以控制党权。在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的过程中，蒋介石依靠、指挥他这支基本队伍，开始了一系列扫除、打击反对派的活动。
蒋介石与陈果夫掌握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在整理各地党部时，派去建立党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CC系分子。在进行党员重新登记时，凡不是拥蒋分子，便以“共产党嫌疑”之名不给登记。凡愿跟随蒋介石爪牙的分子，不问其是否有党籍或被开除党籍者，均授意他们到指定地点去登记。蒋介石企图用这种办法，把国民党变为清一色的拥蒋派。
为了操纵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第一八七次常务会通过代表产生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出席三大的代表不用选举办法产生，而一律采取圈定与指派的方式。
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强烈不满。1929年3月14日，在改组派的组织策动下，南京市召开了讨论出席三大代表问题的会议，声势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蒋派分子闻讯后混进会场，竟大打出手，随后蒋介石派来的打手队也冲进会场，抛砖飞石，抢夺文件，打落中山遗像，多人受伤，造成了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当时，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基础。桂系已经与蒋介石闹翻，正酝酿大战一场。蒋介石派人诱劝躲在上海的李宗仁赴宁，对方不肯上当，潜回广西。白崇禧从北平电告南京，请求辞职。李济深本无意到南京开会，但是蒋介石特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邀请，他才姗姗来迟……国民党正面临一场更大的分裂。
虽然出现这样严重的不正常情况，蒋介石还是要坚持召开三大。他说：“全国代表大会实在是再不能延期了，如果再延期，不独本党的基础将要动摇，本党的生命也将要断绝……”
何至于如此严重?原因是，反蒋派的反抗活动迅速扩大，再拖下去必将危害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这时，各实力派的军心不稳，桂系与蒋系已在调兵遣将，摆好了阵势，一触即发。蒋介石只有充分地利用这暂短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期，迅速把最高的党权抓到手，才能接着用中央的名义去镇压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与胡汉民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三大开幕。大会宣布了两个反动内容：
(一)大会的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会议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苏联诬为“赤色帝国主义”；把中国共产党人说成北伐革命的对象。
(二)大会不仅宣布开除国民党二大中央执监委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而且对真诚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也分别予以开除或停止党籍的处分。
在会议上如邓演达、彭泽如、路友于、徐谦、陈其瑗等人，却受到开除党籍的惩处。相反，公然分裂国民党而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却由大会作出决议，宣称：“因反共而开除党籍的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沈定一等11人先行恢复党籍。”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已荡然无存。
3月21日，大会通过一项所谓《奖慰蒋中正同志案》，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在国民党三大之前，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中，从未称蒋介石是全党领袖。这次会议是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由此，国民党三大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工具。
【评析】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在蒋介石这里，它只是获取和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而已。国民党召开的三大完全在蒋介石的操作之下，因此，完全成为他维护个人政治利益的玩偶。
事实上，蒋介石对争夺党权是很有经验的。早在1926年5月，他就制造过《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借机窃取了一部分党权。1927年4月他提出“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并从他控制的地区把共产党员全部驱逐出国民党。国民党三大上，他又故伎重演，提出了《整理各地党部案》，不过，他这次打击的对象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是以达到夺取国民党全部党权为目的。
诸葛亮曾经解说“兵”字的含义，说它大有文章。“兵”不仅包括具有肉体身的兵，风云雷电、大地草木都可以成为军事统帅手中的兵。蒋介石在权术方面可谓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在他眼里，所有能够用来巩固和维护个人权力的组织、个人都被拿来使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19. 面对反对势力决不相让，绞杀对手时，炮弹、银弹、肉弹三弹齐发
面对各种反对势力，蒋介石从不手软，在绞杀对手时，他的手段也是全方位、多准备，炮弹、银弹和肉弹齐发。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内矛盾远未解决，反蒋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和冯玉祥手中的军队加起来，仍有近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寝食不安。这时改组派串联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堕落到处进行反蒋宣传，给蒋介石的中央造成很大的威胁。
1930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战争，是从蒋、阎的争吵开始的。
自从南京政府成立后，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回旋于各势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阎锡山虽多次充当蒋的帮凶，绞杀其他派系，但是，蒋介石还是不能容忍晋系保存实力，占据北中国，威胁他的政权和分享权力。
于是乎，蒋介石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要轮到阎锡山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财政、军事方面压缩阎锡山的战略空间。结果，阎锡山在各派系争夺中渔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在反蒋、拥蒋这两条道路上面临着抉择。
1930年1月16日，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虽然是个手续问题，却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不愿再沉默，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黩武，造成党的分裂，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
蒋介石得讯后，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一面反唇相讥，与之喋喋不休的展开了两个月的电报论战。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亲近起来。这时，冯玉祥被困建安村。他观察形势，认为蒋、阎总有一天要闹翻，于是吸引阎锡山与自己合作对抗蒋介石。果然，阎锡山前往建安村，用极“诚恳”的态度劝冯回到陕西，并提供了50万元军饷，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回到潼关，于3月11日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的通电。冯玉祥联阎反蒋的旗帜树起后，处在困境之中的桂系，极力推崇阎、冯领导反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胡宗泽5人联名通电，拥护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组成联合阵线反蒋。叛冯附蒋的冯军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以及韩复榘等，也致电声明服从冯玉祥的指挥。经过各方代表会商，3月15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接着，蒋、冯、阎之战开始了。由于各方投入的兵力空前，主战场是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因此又称中原大战。
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皆指向了南京。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联军的军事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军下达讨伐令。
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典礼上，他表示要与反蒋派拼杀到底。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的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5月11日，河南、山东同时展开了大战。
战争初期，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处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到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后来，蒋介石接连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并针对阎、冯之间矛盾，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
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山。8月15日，蒋军占领了济南。8月21日，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
为了瓦解西北军，他特命南京政府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结果，火车车厢、汽车，布置成了流动酒店，其中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久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一个劲地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退战，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了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发动了总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是，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结果连连向陕西退却。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炮战了5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派也在会场上舌战了5个月。后来，汪精卫来到北平，为了结束党务问题的争吵开始了紧张的活动。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实现了大联合。
但是，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军已呈败局。更致命的威胁是，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入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从北平逃到太原。至此，形势发展对蒋介石越来越有利了。
【评析】蒋介石要保住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当其冲的是必须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武力威胁。于是，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为维护本集团的私利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起初，蒋介石采用文攻的方式与各方势力展开了斗争，但是谁也不服气，只能以武力解决，于是有了“中原大战”。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权力争夺手段是包罗万象的，而军事是夺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核心，所谓“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以“战”固权的过程中，蒋介石也不忘记采用多手策略，为自己获取胜利这一根本目标服务。蒋介石抓住了阎、冯之间的矛盾，制定了“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有效保证了最后的胜利。
在疯狂的军事打击下，阎锡山领导的晋军连连败退，军事上彻底失败。而对冯玉祥的西北军，蒋介石没有直接军事进攻，而是抓住了对方士兵“待遇低，生活苦”的事实，采取了瓦解措施。中西大餐、烟具、赌具、上海舞女、妓女、金钱……在这些腐化的生活面前，早已不耐其苦的西北军彻底放弃了抵抗。就这样，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逐渐走向胜利。
20. 煞费苦心，联合其他势力，一旦得手就斩尽杀绝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的中央与反蒋派的实力几乎势均力敌。因此，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谁能首先争取到张学良的支持，便会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所以蒋介石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沈阳城。张学良却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入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未固，参加内战甚至会引起内部分裂，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会商解决分歧。
但是，双方都把他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各派代表先后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哪里，蒋介石的人也跟到哪里。这不奏效，于是任命张学良为副总指挥，不久，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戊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
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蒋介石曾以300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
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意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这使得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9月18日，张学良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反蒋联军。至此，这位少帅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从而换取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
接着，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邵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
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他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同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进行飞机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绛县、汾阳一带驻扎。至此，阎、冯的军事实力已经瓦解殆尽。
接着，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自己则收编西北军。11月4日，阎、冯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结果，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
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久后，终于彻底失败了。至此，蒋介石在巩固个人权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评析】不可否认，蒋介石在新军阀中拔得头筹，在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等方面超过他人。但是面对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联合阵线，蒋介石想要轻松获得胜利并非容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实力雄厚的张学良带领东北军虎视眈眈，成为影响双方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蒋介石与阎、冯各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使自己稳操胜券。但是，双方在具体行动过程中运用的力量、花费的心思却不一样，显示出了彼此的权术高低。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一面许诺，一面收买东北军高级将领；而阎、冯等部却缺乏诚意。结果，张学良投靠了蒋介石。
一旦拥有了制胜的筹码，蒋介石就大动干戈，彻底剿灭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蒋介石在用权方面的惟利是图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21. 别有用心，神化孙中山，实为树立自己
蒋介石掌握了中央大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大搞神化孙中山的活动，借以抬高自己，巩固地位。
国民党在建立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的时期，为了保守组织秘密，规定加入组织的人要宣誓对孙中山个人尽忠。这样相传下来，国民党成员一致尊崇中山先生为本党的最高领袖。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为了以实际行动进行悼念，国民党中央曾作出决定：每逢星期一的早晨，各级党部要做总理纪念周，恭读遗嘱，检查工作，以求改进。当时，这一做法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践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纪念周的形式却沿袭下来。不过，狡猾的蒋介石纪念内容完全篡改了，除了照旧要向中山像敬礼、背诵遗嘱外，检讨缺点这一项变成了“老子”对“逆子”的训话。凡是蒋介石认为碍于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都要拿到纪念周上大骂一通，就这样，纪念周变成了他推行个人专制的工具。
后来，国民党又把做纪念周的形式，推广至一切会议上去。国民党内的各派系都热衷于搞这种形式，但是，在神化和借用孙中山先生的威望、抬高自己方面，蒋介石要“技”高一筹。
在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蒋介石把神化孙中山的活动推到高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举行奉安大典，即把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碧云寺移回南京中山陵安葬。
国民党中央出于自己政治的需要，曾经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决定，1929年1月10日为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随后召开的中常会又决定，将奉安定于孙中山先生逝世4周年（1929年3月12日）时举行。紧接着，蒋介石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其中包括：安葬日期纪念办法、全国举行安葬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等等。2月，国民党中央196次常委会又决定改期在6月1日举行。
为安葬作准备，南京大兴土木。为修中山陵拨专款50万元。修建了迎榇大道和辅助马路。对南京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由著名的风水先生反复测量，选定穴位，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靠陵，以合帝王之象。工程浩大不必细说，奉安大殿的设计别具一格。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造陵时还修筑了许多别墅，供国民党要员们居住，并以此表示他们对已故总理的“忠诚”。
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派出迎榇专员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孙科等前往北平，筹备移灵盛典。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榇专列，专列到达北平后，停在前门车站。
北平的移灵仪式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5月25日午夜，灵柩在30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到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柩运上专列。4时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专列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以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10点，灵车抵达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南京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一步一礼地将灵柩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灵柩经过中山大道和20余座牌楼，送往中山陵。沿途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上午10时15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经过一整套的礼仪程序，于正午12时，在第六次鸣101响的礼炮声中，完成了全部安葬仪式。
这次安葬，全国动员。除国内上下一致参加纪念活动外，南京政府特邀请了18个国家的使节参加。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各种纪念书刊大量发行，足足热闹了1个多月。在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蒋介石为了增强这次宣传的效果，特请旅居欧洲的宋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但拒绝参与蒋介石安排的其他活动。奉安之后，宋庆龄居住上海，与蒋介石政权保持泾渭分明。这使蒋介石的欺骗宣传减色不少。
【评析】蒋介石是一个“真方卖假药”的老手，他用来骗人的一个妙方，就是自命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为了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真传弟子，是无可非议的接班人，蒋介石多次利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的崇高威望，掀起神化孙中山的浪潮，把孙中山抬到上帝的高度，甚至把孙中山言论当作圣经去叨念。
搞奉安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件大事，蒋介石为了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那就上借安葬遗体之机，别有用心地大搞对孙中山的神化，显出他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
在商业活动中，有人发死人财，赚得钵满盆满；而蒋介石在政治上也非常善于计算，精于谋划，他利用“奉安”极大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获取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他的这一套手法，在中国政坛史上，也可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举动。
22. 笼络利用帮会，使其为自己服务，维护统治地位
蒋介石早年就和帮会关系密切，深切了解笼络帮会首领是联络帮会、利用帮会、控制帮会的关键。为此，他通过种种手段与帮会“闻人”结成深交，利用帮会为其所用。
为了笼络帮会首领，蒋介石善于利用各种时机，尤其利用婚丧喜庆向社会影响巨大的帮会“闻人”表示“敬意”和“深情”。
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浦东高桥举行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时，蒋介石不仅派参军杨虎代表自己到现场祝词，而且以“主席”名义送上另一幅祝词，此外还以“总司令”名义亲笔为杜氏家祠题了“孝思不匮”四个大字的金匾。
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党国要人”及各界巨头纷纷向杜月笙致贺。杜月笙极度炫耀，大讲排场，典礼规模之宏伟，耗资之惊人，为民国以来所罕见。
这时，正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阀大混战刚取胜，并已开始“围剿”红军之际，蒋介石对杜月笙如此优礼，主要是为了换取杜月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与帮助。
黄金荣是上海滩的另一黑帮头子，他曾经退还过蒋介石签上的门生帖子，但是，蒋介石并不以为忤，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仍把黄金荣作为帮会的老前辈而“以礼相待”。
在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委任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授予勋章。黄金荣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送上了亲笔题的“文行忠信”四个大字的石碑。黄金荣奉如至宝，立于大厅右边的六角亭上，并以此将新建的大厅题名为“四教厅”。从此以后，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1936年，黄金荣过60岁生日时，蒋介石给他送来了2万元寿礼。在宴会上，黄金荣不无炫耀地当众宣称，他准备把这2万元寿礼用于在杭州为青帮祖师爷建立家庙，结果，全堂拍手拥护。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70岁生日，蒋介石先派了他的次子纬国前去拜寿，三天后，又亲临黄家花园，当面向黄金荣跪下磕头如泥，这使黄金荣感激涕零，受宠若惊。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表演，是为了显示自己身居显位而不忘尊师孝祖。但是，他更主要的是让自己的亲信和部属依样画葫芦，效忠于自己，同时，也是为了笼络黄金荣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利用黄金荣和各地帮会力量的关系和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1947年8月30日，杜月笙60岁生日时，蒋介石派专机送上了亲笔写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蒋介石此时最希望杜月笙为他内战出钱出力。当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杜月笙立即响应，亲自花几百万元，一架接一架地购买美国飞机，而且有一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向政府捐献了整整一中队飞机。
蒋介石早年就参加帮会，深知帮会具有组织上的封建性、政治上的盲目性、行动上的冒险性。而帮会的这些特点正是可以被他利用作为反革命工具的基本条件。
早在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就派遣他属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联络青红帮捣毁九江、安庆等地由左派主持的党部和工会，拉开了反革命政变的序幕。随即，他又派杨虎联络上海的帮会势力，命令东征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从武汉东下，辅助杨虎进行长江中下游的“下层工作”，杨虎到上海后，立即与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拉上关系。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联络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同时大力组织青红帮流氓，不惜用60万款子收买青红帮充当打手。蒋介石不仅利用帮会流氓充当打手，并且利用帮会头领制造反共舆论。4月12日，以青红帮打手出面闹事，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4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署名在各报上发表“真电”叫嚷反共灭共，为蒋介石张目。
蒋介石一方面要利用帮会势力维护其统治，同时又担心帮会内部集结力量，担心它们秘密活动的传统方式，危害其统治地位。为了防止帮会势力形成全国性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蒋介石对帮会又是采取了两面政策，既利用又限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断然拒绝帮会建立全国性组织，以防止在政治上对帮会“失控”，1927年上半年，当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头目准备正式成立“中华共进会”时，蒋介石也不予支持。结果，各方面已准备就绪，而蒋介石却不批准其正式成立，黄、杜、张的计划只得付诸东流。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又与杜月笙合作，成立了一个所谓“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总队”。这是一支以帮会成员为基础的武装力量，蒋介石虽然批准了这支武装，但是，明确规定，其前提是由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加以控制。这样一来，杜月笙的领导地位有名无实。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深深感到帮会的势力不好对付；当时川、陕、云、贵等省洪门势力也很普遍。为了控制青洪帮，免得它们被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利用，于是，他又指示戴笠“要用软的手段把青洪帮控制起来，免得动摇后方。”
戴笠奉令后，立即与杜月笙商量，于1940年前后，组织了“中华人民动员委员会”作为青洪帮的联合组织，把全国青洪帮头头都邀请来担任委员，把次要头头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的名义笼络起来，从而也就控制了青洪帮。
【评析】旧中国的帮会在组织上具有传统的封建性，帮内实行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等级制；首领在帮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至具有生杀予夺之特权；帮内全体成员都要绝对服从和尊敬领袖。因此，帮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蒋介石早年就参加帮会，深知帮会的运作流程和组织特点。于是，他身体力行，与帮会首领往来密切，注意收复人心；同时利用对方的力量为自己巩固权力服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比如，在暗杀政治对手、屠杀革命人士方面，蒋介石就利用帮会的黑社会特点达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此外，蒋介石也非常懂得帮会一旦失控，就很难掌握，所以他极力把帮会的势力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使其为我服务，而不是成为绊脚石。从蒋介石对帮会势力的一边利用和一边控制，可见蒋的权术手腕之高超，玩权经验之丰富了。
第三章 专权术
蒋介石是民国的大独裁者。他专权独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实现独裁，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一个是怎样独裁，以一人治天下。
在实现集权独裁的道路上，他与人抗斗，倒汪抗胡，联胡抗汪，既拼实力，又玩诡计；在消除独裁的削藩中，他或巧用矛盾，秘密交易，兵不血刃，或与人联手，借力打力，暴掣肘既斩了草，又除了根，终于达到独裁中国的目的。
在独裁的实施中，他用法西斯思想，愚弄人们，实施特务统治，滥施捕杀，查禁书报，钳制舆论，对拒绝听命于自己的人，施以最无情的打击，使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蒋介石的独裁专权是全方位推行的，他的专权术也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展现出那个特定时代权力斗争的画面。
1. 加强特务组织，进行监视活动，与胡汉民抗斗
1928年8月下旬，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全国统一”，国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又迎来了一个十分激烈的高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企图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于是决定采纳原政学系政客杨永泰的“削藩策”。但是，在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削藩策遭到了冯玉祥、李济深等人的激烈反对。
正当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出现了僵持的政治局面之时，又传来了雪上加霜的消息——胡汉民、孙科将要回国。
胡汉民、孙科是1928年1月25日被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气走，远游西洋的。蒋介石认为胡汉民此时回国，一定是来者不善，担心两个人要乘自己政治危机之时，策动两广起兵。为解燃眉之急，蒋介石急忙筹划对策，希图再次与汪派合作，共同对付胡汉民，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但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胡汉民一行回来，既没有赴广东发动军事行动，也没有发表反蒋言论。8月28日，他们到达香港，第二天，他们又立即声言不在广州停留，过数日后就北上。胡汉民的言行，使蒋介石转忧为喜，心头上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意识到，胡汉民的归来，不但不会加害于他，反而会帮助他摆脱困境。蒋介石因此暗笑自己太多疑了。
但是，胡汉民并不是傻瓜笨蛋，也不是甘心淡泊名利的人。他明知手上无实力，不可能与蒋介石作硬性较量，于是决定采取“以柔克刚”之术，即以“文墨”来对付“黩武”。胡汉民准备利用国民党内军事实力派的矛盾，采取先分权，再逐步夺权的办法，把自己推向中国政治的舞台，打败蒋介石。
9月3日，胡汉民等到达上海。蒋介石特派代表张群前往码头迎接，随后见面。经过多次长时间的秘密协商，两人对一些重大问题形成了共识，最后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协议，决定由胡汉民任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除了直接控制立法院外，对国民党党务、政务方面的事也抓得很紧。凡是中央、国府有什么会议，他总要出席参加，极力想造成他一手把持党务、政务的局面。为此，他组织了“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不是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级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并派自己的人掌管各地党务。这不可避免地马上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随即，蒋介石也采取对抗政策，加强属下特务组织，对国民党中央及国府官员进行监视，强迫这些人全心全意为蒋服务，否则随时加以杀害。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胡汉民及其手下人的言行。
1930年11月，在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又以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身分兼行政院长，并立即在行政院进行改组，换上了几乎清一色的蒋派人马，行政院变成了蒋介石的家内阁。蒋介石这些做法收到了显著效果，使胡汉民主持的政务常常难以执行下去。
于是，胡汉民又心生一计，在政府上面设立一个“太上政府”名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这样，由胡汉民主持的“政治会议”就成了全国最高决策机关。然而，蒋介石也有他的招数，即不断行使他的否决权，这样，胡汉民主持议决的提案不断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胡汉民虽为争夺党权绞尽了脑汁，但最终还是受制于握有军权的蒋介石。
【评析】胡汉民自当上立法院长以后，组织立法，加强党权，希望借此能把蒋介石架空，自己行使实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经常对别人宣讲土耳其的领袖，曾经自愿放弃握在手中政权的凯末尔的圣明，企望蒋介石能效法凯末尔，把实权交给他。但是，蒋介石却不肯学凯末尔，也不把政权交给胡汉民，相反，他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
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加强特务组织，进行监视活动；改组行政院，换上清一色蒋派人马。这样一来，胡汉民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了。
1928年以后，国民党新军阀依然在各地割据称雄，各自为政。在军阀林立的形势下，胡汉民认为自己没有军事实力，要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只有在党权上下工夫，才能抬高自己的地位，控制政府和军队。这种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也是争夺党权的老手，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权力，他根本不会任凭胡汉民染指党务系统！
2. 软硬兼施，用监禁的方法搬去绊脚石
胡汉民回国以后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不可避免要与蒋介石发生矛盾。并且，胡汉民把自己摆到一个国民党元老的位置上，训斥起官员来非常严厉，甚至连蒋介石也不放过。这对独断专行的蒋介石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为了一人独大，他必然要玩弄权术，搬去胡汉民这个绊脚石。
1930年9月，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死后，蒋介石立即兼任行政院长。这时，中原大战将取得胜利了，蒋介石踌躇满志，以为他“统一”中国的万世功业就要完成；于是便要效法袁世凯，先爬上总统的宝座，再以此为阶梯，足登天子堂，充当蒋家王朝的开国皇帝。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连连发表政治主张。9月3日，他在河南开封前线指挥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他希图在国民会议上依靠合法程序，通过所谓的选举，当上能专制一切的总统，使五院长都受他管制。
胡汉民已经以五院制的政府组织法从蒋介石手中争到了一部分权力，如果蒋介石改变原来五院制的政府机构，而把总统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独揽党政军的一切大权；那么，自己分到的一部分党权与政权就要重新被蒋介石吞掉。所以，胡汉民极力反对约法的制定，更反对选举总统。
1930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的三届四中全会上，蒋胡的矛盾公开化了。胡汉民在致开幕词时，便对蒋介石进行了影射，并且警告蒋介石要老实专心军事，不要把眼光盯在党务上。
然而，蒋介石不理胡汉民在四中全会上讲的那一套，决心要把总统梦做到底，仍然按着制定约法，选举总统的步骤，紧锣密鼓地加速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这样，蒋介石、胡汉民的矛盾更加扩大了。
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作报告，写文章，高举着“遵奉遗教”的旗帜，朝总统的宝座攀登。胡汉民也在立法院的纪念周上作报告，题目是《遵依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用“总理遗教”反对蒋介石在“训政时期”制订约法，选举总统，公开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蒋介石觉得与胡汉民公开争论对自己不利，便想私下了结。2日24日，蒋介石请胡汉民到他那里谈话，好言相劝。请求胡汉民作出让步，但是，他没想到胡汉民却反过来滔滔不绝地说服他。蒋介石说不过胡汉民，结果不欢而散。
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的日期即将来临，可是，陈果夫、陈立夫派往全国各地的特务了解的情况表明，选举形势对蒋介石并不利。如果投票选举，蒋介石可得32%的选票，而68%的选票将属于胡汉民。为此，蒋介石十分焦急，急忙连夜思虑对策。
第三天，蒋介石先让吴稚晖出面，劝胡汉民“休养”。胡汉民勃然大怒，痛斥吴稚晖是无耻之徒，吴稚晖如丧家之犬惶惶而归。这时，戴季陶为蒋介石献上一计，只要把胡汉民关起来，其他人就不敢出面反对了。
1931年2月26日，胡汉民接到蒋介石派人送来的请柬，邀请他28日到国民党总司令部赴晚宴。28日，胡汉民从上午8时一直工作到晚上8时，最后拖着疲倦的身子赶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
到宴会厅以后，胡汉民并没有遇到蒋介石，只接到一封信，内容是蒋对自己的指责。到12点钟，蒋介石才到，而且带着十几个卫士，气势汹汹，这更惹胡汉民恼怒。结果，两人一直吵到深夜2点。
第二日，胡汉民被迫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写了一封辞职报告，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天亮后，蒋介石便派兵把胡汉民押到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就这样，胡汉民由国民党中的“老前辈”沦为了“阶下囚”。
3月1日，蒋介石所控制的报纸都登载了胡汉民请求辞职的消息，诡称在28日晚召开的会议上，胡与蒋政见不一，因而争论不已，气愤之下提出辞职，避居汤山。
蒋介石随便扣押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纷纷要求恢复胡汉民的自由。但是，蒋介石却不管那一套，硬着头皮做下去。随着国民会议的会期临近，反蒋的浪潮有增无减，胡汉民派的中央委员纷纷离京赴粤，有的则到各地串联反蒋。
5月5日，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是充当了一部蒋介石的表决机器。蒋介石利用这部表决机器，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选举了自己为国民政府主席。就这样，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他梦寐以求的“总统”，开始了他的独裁和专制统治。
【评析】胡汉民与蒋介石都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层人士，两个人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说是“时合时离”。蒋介石曾经把胡汉民当做一个政治筹码，将他拉过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一旦胡汉民成为竞争对手，蒋介石就把他看作绊脚石，进行打压。
在政治角逐中，蒋介石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打”、“拉”、“买”、“分”是他常用的几种手法。蒋介石每逢政治、军事对手时，总是又打又拉，或先分化再打。胡汉民是国民党的元老，中山先生的同辈与助手，其资历之深连蒋介石都不能相比。面对这样一位对手，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铲除政敌。而胡汉民丝毫不肯退却，最后蒋介石以监禁的方法搬去了绊脚石，实现了自己的专制统治。
胡汉民当时是立法院长，地位显赫，蒋介石扣押对方，颇有政变的味道。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蒋介石完全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根本指针，因此只要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一人独大，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在所不惜。
3. 打冯玉祥这张牌，确立树唐倒白的策略，弱化强大的对手
1929年，一次新军阀大战爆发了，这就是蒋桂战争。在这次大战中，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其他集团军的兵力，使之统归于自己的指挥棒下。
蒋介石第二次北伐结束的时候，桂系达到了全盛。当时白崇禧盘踞在华北，自广西经武汉、平津，桂系南北呼应，形成了一条长蛇阵势，大有吞噬南京之势。因此，蒋介石决定对桂系开战。
根据战前形势，应该说蒋、桂的力量对比不相上下，而冯玉祥的西北军比蒋、桂的兵力都要大，所以，能否争取与冯玉祥合作，成为决定这场争斗成败的关键。蒋介石和李宗仁都是想打冯玉祥这张牌，一时间冯玉祥成了香饽饽，他的住处人来去往不断，好不热闹。
而冯玉祥一面想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势力，另一面想利用蒋、桂交战之机，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到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连结起来，这样既能控制长江局势，又可以增加收入。因此，冯玉祥派韩复榘带兵进驻武胜关，开始坐观胜败了。
为了确保取得绝对胜利，蒋介石还与亲信一起精心策划了消灭桂系的计划。他们利用桂系的弱点，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瓦解河北白崇禧部、武汉李宗仁部及拆散粤桂联盟。待这一套计划得手后，再发兵征讨，以求全胜。
树唐倒白是蒋介石灭桂的第一个招式。他的计谋是利用桂、唐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
唐生智部队被桂系改编之后分成两部分。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部是原唐军的主力。另一部分，原三十五军何键部、十二军叶琪部，分别改编为第六师、第九师，留在湖南。白崇禧到河北后，企图长驻在此，结果受到阎锡山的冷遇，处境十分孤立。白崇禧的部下希望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唐生智的部下，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盼望唐生智能够东山再起，广大官兵中普遍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倾向。
蒋介石认为这是扶助唐生智出山，赶走白崇禧的好机会。于是，他请性情中和的蒋百里为保证人，叫他同主持北平行营的何成浚接洽。蒋百里设了一个连环计，起用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辖八、九两军，八军是唐生智的旧部湘军，九军是何成浚在北方收编的杂牌军，九军军长由何兼任，而第五路军又归北平行营指挥。
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计策，派刘文岛请唐生智前往唐山，接收旧部，所需经费由南京政府供给。刘文岛代表蒋介石与唐生智相约，只要唐进入白崇禧部，南京政府即发布命令，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这是唐生智盼望已久的事，当即一拍就合，唐生智立即准备北上。
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白崇禧所统率的唐生智部开始活跃起来了，官兵秘密串联，计划驱白迎唐。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到达上海，面见唐生智，向他表示，全体旧部一致拥护唐总司令重返部队，并愿意陪同唐北上。随后，周武彝又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五十一师、五十三师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生智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赞许他们的行动，并指示他们可以立即动身北上。随后，唐生智携带巨款，在周武彝的陪同下，乘日轮由上海赴天津。
这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领五十一、五十三师南下浦口，准备攻蒋。但是，这时部队已经不再听从他的指挥了，公开闹事驱白。五十三师的一个旅长凌兆尧，集合全旅官兵在纪念周上宣布反桂拥唐，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都贴到了来往于北京、天津的火车车厢上，反桂迎唐的声势很大。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只好在廖磊的保护下，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说来也巧，这艘日轮刚把唐生智由上海载来，又把白崇禧载走。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团以上军官迎接。3月20日，李品仙发表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重归唐生智节制。当天，唐生智到达唐山，原手下军官各复原职，又以重金犒赏官兵。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总指挥。21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郡王府设立指挥部，宣布就职。至此，蒋介石树唐倒白的计划宣告实现了。这无异于把桂系的长阵的“蛇头”斩断了。
【评析】蒋介石利用全国编遣会议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剥夺其他派系的一切大权，但没有一个肯俯首听命，都筹划对策，这使他的削藩之策大大受挫。蒋介石要按照自订的“不中辍”方针把削藩之策进行到底，可是，由于力量不足，难以全面出击，旋即又采取各个击破的惯技，在各派势力中首先打垮一派，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于是，桂系被蒋介石选为了第一个打击目标。
一旦确立了目标，蒋介石就开始稳扎稳打。他一方面拉拢冯玉祥，一方面精心策划了消灭桂系的计划。唐生智作为桂系的重要力量，自然进入蒋介石的视野。他于1928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开始静观国民党内的风云变幻，伺机再起。他虽然反蒋，但桂系把他赶下台后，蒋介石却还一直关照着他。唐生智认为要想重整旗鼓，还得依靠蒋介石的力量。这样，昔日之敌，今而为友，唐生智从此暂时放弃了反蒋的图谋。当蒋介石把在野的唐生智当作一张王牌时，蒋、唐在共同倒桂的基础上就抱在一起了。
从确定打击桂系，到打冯玉祥这张牌，确立树唐倒白的策略，蒋介石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实现了弱化桂系这一强大对手的目的。
4. 战争是最大的政治，蒋介石把它作为解决问题最有力的手段
为了达到独裁专权的目的，蒋介石把战争看作最高的政治，把武力剿杀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有力手段。他以打促降，用实力降服对手，以拉促打，玩尽了计谋。
树唐倒白的目标实现以后，蒋介石又开始了瓦解桂系的第二项阴谋，即诱骗李济深北上，拆散粤、桂联盟，孤立桂系的老巢广西，使李、白无后退之地。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白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竑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所以，在蒋的倒桂阴谋中，李济深也成了一个打击的目标。
李济深虽然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亦步亦趋，却一直坚持反对蒋介石独裁。当蒋、桂双方都向他作出解释时，他相信桂系，而怀疑蒋介石。李济深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深感不安，而桂系却把李济深引为自己的力量了。
广东省的内部情况复杂，派系很多。蒋介石决定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瓦解粤、桂联盟。他在粤系将领中物色了一些人物日夜监视李济深的行动。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为了与李济深争权，经常向蒋密报李济深的情况。
桂系控制湖南，一手制造了所谓的湘案后，李济深立即打电话给李宗仁，批评桂系，要求他严加控制部队。蒋介石借机电请李济深北上，调停湘案。李济深对蒋介石的诚意有怀疑，本来不想前往。但蒋介石却派吴稚晖到广州来，专程迎接。陈铭枢也愿意他离开广东，他好在此称王。所以他与吴稚晖都力劝李济深北上。陈铭枢甚至表示愿意与他同往。在这种情况下，3月5日，李济深离开广州去上海。
李济深到达上海后，同李宗仁、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协商处理湘案的办法。在蔡元培等4人向李济深担保绝对安全后，3月12日，李济深来到了南京。不料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然后把他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
接着，蒋介石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入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1929年3月28日，蒋桂战争爆发。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汀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这种做法不仅害了桂系，也让蒋介石感到不满，结果，受到双方责难。
3月29日，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总参谋长。共出动三个军：刘峙的第一军，朱绍良的第二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还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为此，蒋介石采取了挖心战术、分化瓦解桂系的核心力量，使其失去战斗力。
桂系的前线指挥由师长李明瑞、杨腾辉负责。蒋介石了解到李明瑞的师长职务是他的表兄俞作柏让给的，李明瑞对俞作柏十分感激，在政治上完全听从他的意见。据此，蒋介石策划先拉俞作柏入伙，然后再由俞作柏去分化武汉桂军。俞作柏的活动告成，成为蒋介石发起讨桂战役的关键一步棋。
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的强大攻势下，桂系很快就支撑不住局面。4月5日，由于蒋介石事先收买了李明瑞和杨腾辉，中央军很快就占领了武汉。这无疑又把桂系的“长蛇阵”的蛇腰斩断了。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应付的办法，企图从中渔利，却没想到蒋介石收复武汉如此之快。4月5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冯玉祥先于蒋而入武汉的幻想破灭了，于是他旋即先向蒋介石致电祝贺。4月10日夜，蒋介石在武汉单独召见韩复榘，赠以巨款，埋下了韩叛冯投蒋的伏线。
蒋介石在拿下武汉之后，各路大军纷纷向广西合围。这时，桂系这条“长蛇”，“首”、“腰”被斩断，“尾巴”已无多少战斗力。李宗仁被迫去香港暂住，白崇禧、黄绍竑也无力抵挡，由广西南部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6月初，桂系的三个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r通电下野，广西全省表面上为南京政府所统一了。7月，俞作柏在南宁市就任省政府主席职，李明瑞就任广西编遣区特派员，组成了以俞作柏为首的广西政府。至此，蒋桂战争宣告结束。
【评析】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蒋介石在与他人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除了借助“文治”等权术外，也会在必要的时候诉诸武力，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蒋介石把它作为解决问题最有力的手段，使战争成为最大的政治。
为了战胜桂系的白崇禧、李宗仁等，蒋介石决定发动战争。但是，在进行军事斗争以前，他又非常注重分化和瓦解对方的力量。从唐生智到李济深、李明瑞，蒋介石把桂系打得支离破碎，使自己的军事进攻摧枯拉朽一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其权术斗争的价值所在。
5. 用谣言攻身，使对手陷入被动
蒋介石征讨桂系，引起国民党各派的极大震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手法之阴狠，不得不使其他非蒋派的人感到惊恐。他们于是一个个寻找出路，或奋起争斗，或委身投靠，或以两面派手法左右逢迎。但是，为了专权，蒋介石并不罢休，他玩弄起各种剿灭对手的伎俩，其中用谣诼攻人，使对手陷入被动，然后动师征讨是他的又一“绝招”。
蒋介石打败桂系后，效法春秋战国时张仪远交近攻之法，拉住晋阎，继续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他的第二个对手冯玉祥下手了。
在平定武汉之后，蒋介石立即调集主力，准备进兵河南，并在鲁省增兵，要把孙良诚部挤出山东。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蒋、冯这一对盟兄弟便成了冤家对头。
冯玉祥对蒋介石早有戒心。编遣会议之后，他预感到一场战争将要来临。他想避开内战，整经修武，使豫、陕、甘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保存力量，待机争雄。然而，由于他要“待机争雄”，所以，他经不住蒋、桂双方的诱惑。向两湖或者南京进军的强烈愿望，使他难耐于稳坐华山，终于堕入“红劫”，侧身于蒋、桂之间。冯玉祥使用了卞庄刺虎之术，想着坐收两虎之利，可是没有预料到狡猾的蒋介石窥知了他的用意，早有防备。结果，冯玉祥的一切打算不仅全部落空，而且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无法调和了。
在讨桂战争中，蒋介石先是处处制冯。名义上蒋、冯配合作战，实际上蒋介石另搞一套，不向冯玉祥通报真实情况。蒋介石出其不意地抢占武汉，使冯玉祥为之恼火。蒋介石把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召到武汉行营，蒋氏夫妇“盛情”相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赠以数十万巨款。一下子，他不仅收买了韩复榘，而且还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了几十万元，实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在蒋介石银弹的攻势下，立即答应愿意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为了打击冯玉祥，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俄的舆论，给冯玉祥罗织罪名，挑拨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
蒋介石的特务在民间散布谣言说：苏联东方政治分会于1929年2月10日致驻外各临时政治分会及军事分会训令一件。其中对华部分称，苏俄将与冯玉祥结好，支持冯玉祥向天津、浦口发展，进攻蒋介石；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将中国的西北与苏联连成一片。蒋介石以此为据，宣称冯玉祥是苏俄的代理人。阎锡山对这些谣传半信半疑，但也对冯玉祥提高了警惕，沿黄河布防，准备与西北军作战。
蒋介石在传播政治谣言的同时，又制定了《国军对冯军警备计划》。这项计划证明，蒋介石在对桂系作战时，就已经把西北军列入消灭的目标了。所以，湖北战事一停，蒋介石立即转移兵力准备讨冯。
这时，冯玉祥不可能知道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是，蒋介石频繁调兵遣将，磨刀霍霍，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冯玉祥不得不作出紧急处置。
4月18日，冯玉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对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广为传播的他同苏俄有联系的谣传说几句公道话：“恳请迅派负责大员切查究竟，以明真相。”
22日，蒋介石给冯复电，假惺惺地说：“我辈患难与共，相知尤深，此等伪造文字，故意挑拨，显系别有用心，同人均甚明了，我兄幸勿置怀也。”
5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又对冯玉祥的代表刘治洲表示，要冯不要介意谣言，请北到南京来议事。接着，蒋介石又数次请冯入京。但是，冯玉祥看透了蒋介石的用心，他决意不做李济深第二，不去南京，于是，电请蒋介石派代表到潼关面商一切。至此，蒋、冯的暗斗，已经转为明争了。
【评析】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中，有一个威力无比的招式：谗毁诬陷。它没有刀光剑影，无须真枪实弹，却能在略动声色之间，使政敌轰然倒塌，陷于死地。历史上，岳飞、袁重焕都倒在了谗毁诬陷的利刃下。
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专权的目标，把自己谗毁诬陷之能事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打击冯玉祥，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俄的舆论，给冯玉祥罗织罪名，挑拨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结果，阎锡山对冯玉祥提高了警惕，沿黄河布防，准备与西北军作战。
通过谣言攻身的方式，蒋介石使冯玉祥陷入了被动，自己则掌握了主动权，极大地增加了自己获胜的筹码和信心。由此可见，在专权的道路上，蒋介石善于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他把谣言变成进攻的武器，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力。
6. 从内部瓦解对手，然后动师征讨，实现最后的胜利
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使尽了浑身解数。在用谣言攻身，使对手陷入被动以后，蒋介石开始在掌握先机的情况下发动了致命一击，即兴师武力征讨。
1929年5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惟一之希望》一文，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发兵讨冯张目。蒋冯之战已箭在弦上了。
面对蒋介石的严重威胁，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命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以断绝蒋介石的进兵之路。随即，于5月中旬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了西北军的行动方针。冯玉祥认为，蒋介石刚刚打败桂系，气焰正盛，进攻西北军势在必行。阎锡山沿黄河布防，意待蒋、冯战争开始后，从冯军侧后杀出，抢占河南。为了迎击蒋军，相机打击晋军，冯玉祥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一线撤至潼关集结。会议决定武装反抗蒋介石，冯玉祥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立即行动。
华阴会议后，属于冯军的山东孙良诚的部队奉命西撤，在5月17日，并把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了。当天，何应钦在汉口商会发表演说，称豫、陕、甘三省已为赤俄所利用，公然指责冯玉祥是勾结赤俄的叛逆，把蒋介石指明为“伪造文字”，“别有用心”的谣言，当作攻击冯玉祥的利器。蒋介石也于同一天致电冯玉祥，质问他炸桥毁路的事由。冯玉祥在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下，于5月19日复电驳斥对方的指责，明确表示自己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并继续收缩部队，破坏交通。
蒋、冯之间已经刀兵相见，蒋介石于是使出全身的解数，企图一举消灭冯系。蒋介石对冯系首先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法，策动韩复榘、石友三破坏冯玉祥的西撤计划，叛冯投蒋，不战而瓦解西北军。经过一番努力，韩复榘于5月23日致电蒋介石表白拥蒋的诚意。石友三起而响应，他的部队从南阳到达许昌，也宣布拥蒋反冯。
蒋介石接到韩、石表示投靠的通电，喜出望外，立即发出两电嘉奖，电中还令驻豫、陕、甘等省军队统归韩复榘指挥，并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并立即赠送现款500万元，以作犒饷。后一电多为对冯玉祥大张讨伐之辞。随后，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
就在蒋介石收到韩、石通电的当天，蒋介石又下达了讨伐冯玉祥的命令。第二日，在蒋介石操纵下，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24日，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下令查办冯玉祥。蒋介石还采用以派制派的惯技，拉唐生智来打击冯玉祥，把他推上了反冯的第一线。
冯玉祥万万没想到，在起兵反蒋的关键时刻，自己的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背叛他，投靠了蒋介石。韩、石投蒋后，一时使冯玉祥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信心，只好采取免战自守的防御策略。
5月27日，在大军压境的危局下，冯玉祥在华山通电下野。冯玉祥退入幕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他的目的有二：一个是宣布隐退，使蒋介石失去了攻击的目标，这样他可以保全实力。二是此举可以解除阎锡山对他的怀疑，冯玉祥的设想是拉阎反蒋，增强反蒋的实力，然后再与蒋介石决一雌雄。
冯玉祥的这一举动果然见效，蒋介石的主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一场铁与血的争夺战转为互头心力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记。
【评析】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任何政治对手都不会放过，任何手段都会使用。以前还口口声声称之为“如胞”、“大哥”的冯玉祥，很快就成为蒋讨伐的对象。为此，蒋介石采用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手法，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
当然，蒋介石凭借自己的实力想要消灭所有诸侯势力也并非容易的事情。一旦冯玉祥在声势浩大的讨伐声中开始战栗，采取退缩政策，通电下野，蒋介石的主力进攻就暂时停止了。因为，蒋介石已经达到了惟我独尊的目的，实现了专权的目标。
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冯玉祥进行的是一场铁与血的争夺战，更是一场政治阴谋。但是，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在策略、手段方面无疑更胜一筹，实现了自己专权的野心。
7. 抓住关键人物，重点打击政敌，扫除独裁路上的反对障碍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蒋介石利用合法中央的名义，要“根本铲除封建割据”，坚持武力统一，而随意派兵“讨逆”的霸道行径，不仅引起桂，冯、阎三大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日益尖锐的斗争，其他一些小实力派也在遭到威逼、摧残时设法反抗。
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首的改组派抓住时机，开始在反蒋派军阀之间奔走联络，企图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1929年10月初，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反蒋派顿时感到有了精神支柱。在汪精卫的鼓动下，河南的唐生智、安徽的石友三联合起来，发起了反蒋战争，与广西的桂、张联军相呼应。
唐生智、石友三先后投靠了蒋介石，但却都不与蒋介石一条心。
在投靠蒋介石的将领中，韩复榘、马鸿逵、石友三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他们寄蒋篱下后，有如后娘之子，备受老蒋的歧视，三人同病相怜，为了相互庇护，秘密结成了小集团。1929年11月，唐生智也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后来，唐生智派袁华选专程到太原会晤阎锡山与冯玉祥，进一步策划联合反蒋之事。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则专等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炮声一响，给他们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以坐收渔利。
可是，哪曾料到，反蒋的炮声还未打响，蒋介石就先动手了。
针对唐、石的不同情况，蒋介石采取了不同办法，分而治之。石友三见利忘义，蒋介石投其所好，准备诱其就范，而后聚而歼之。对唐生智，蒋介石的计策是实行重兵包围，加强封锁，使他孤立无援，待寻找机会围而歼之。
11月下旬，蒋介石声称要委任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职，令石友三率领部队到安徽接任。11月26日，石友三奉命将部队开到蚌埠，准备接管安徽省政。11月27日，石友三高高兴兴地赴南京谒蒋。但蒋介石突然提出，抽调石友三的部分军队到广东帮助陈济棠打桂系。石友三立即醒悟：这是蒋介石为拆散他的实力所施的一个计策。为了对抗此计，石友三当即提出亲率本部人马全部赴粤，没想到蒋介石痛快地答应了。
回到军中后，改组派的代表为石友三揭穿了蒋介石的骗局：蒋介石要将石友三的部队诱上木船，在长江东下途中缴械。石友三恍然大悟，随后秘电唐生智，两人约定，石友三由浦口进攻南京，唐生智部南下直取武汉。
石友三拿定主意后，按时把部队带到了浦口“待船”。1929年12月2日深夜，石友三在浦口车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起兵反蒋。石友三先把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兵站总监卢佐扣押。随后，以数十门大炮排列长江北岸，突然向南京城猛烈轰击。
第二天，石友三发表通电，列数蒋介石的罪行，宣布反蒋。然而，石友三部炮轰南京后，并没有继续进攻南京，而是在浦口大肆抢掠，劫走浦口全部车辆之后，迅速北撤，向韩复榘、马鸿逵的部队靠拢。12月17日，石友三在安徽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为了避开蒋军的追击，在韩、马的掩护下，石友三又移驻河南商丘。
浦口的炮声一响，唐生智即在郑州发表通电，列入名单者有75人之多，宣布联合反蒋。12月3日，唐生智还发表了《拥汪联张电》。
这时，两广战事还没有停息，石友三、唐生智又突起肘腋，蒋介石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最后，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唐、石之乱即可平复。
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为名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反唐，向马鸿逵发出训令，切实维持徐州秩序，调集蒋系主力新编第二十路军冯铁裴部从浦口向北进击，以打击唐生智的进攻。
结果，阎锡山与张学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表示支持蒋介石讨伐唐生智。于是蒋、阎相约，阎锡山从山西、河北向河南出兵，蒋系军队沿平汉路从南向北攻击郑州。为了使阎锡山尽快出兵，蒋介石又许给阎锡山支配河南省政权的利益。
阎锡山态度的改变，立刻引起全局的变化。原来在唐生智的通电上列名的将领，纷纷发表声明，否认他们参与反蒋。
这时，石友三看事不好，赶紧与韩复榘商量，结果，两人决定投靠阎锡山，韩复榘仍依靠蒋介石。而西北军也给唐生智拆台，致使唐生智变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与蒋介石较量的力量。
12月9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讲话，扬言要坚决以武力平定唐生智。随后，调集刘峙等嫡系部队沿平汉线北上，进攻郑州。阎锡山派孙楚、杨爱源率领部队从河北、山西向南推进。12月19日，蒋介石电令“讨逆军”全部归阎锡山指挥。这样，河南境内的王金钰、韩复榘、石友三等都在阎锡山的麾下作战了。
20日，蒋系军队在飞机的支援下，在平汉线率先发起向唐生智的部队进攻。经过大小数十战役，相继攻占了遂平、汝南等地区。阎锡山的晋军也于20日从北面抵达郑州。驻扎在南阳的杨虎城部也于元旦之夜袭击了唐军的供应站驻马店，给唐生智部队拦腰一击，加速了唐部的崩溃。
唐生智的军队本已刚从郑州进攻到了驻马店以南地区，在这一袭击后，唐生智虽亲率主力连续反攻，但是因兵力不足，又遇到大风雪天气，最终没有挽回败局，只好向北撤退。
1930年1月3日，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委任韩复榘为北路总指挥，督率所部南下。唐生智在两面夹击之下，失去了抵抗力。1月6日，唐生智致电阎锡山，请准允他离开部队出国，他的军队交刘兴负责，听候改编。
随后，唐生智化装潜逃，经开封到天津，在租界隐居下来。
13日，刘兴率部陆续到漯河集中，听候改编。至此，唐生智挑起的反蒋之战彻底失败了。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在北方拉起的这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名的“护党救国军”，也因此烟消云散。
【评析】擒贼擒王，语出唐代诗人杜甫《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国民间也有“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与“擒贼擒王”是同一个意思，提醒人们做事要善于抓住关键环节，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从而提纲挈领，赢得全局的胜利。
蒋介石在巩固个人权力、实现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善于抓关键，并且不达目的不罢休。面对反蒋联盟的强大声势，以及对手的军事进攻，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为名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反唐，结果有效瓦解了敌对阵营，收到了“擒贼擒王”的功效。此后，蒋介石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
由此可见，为了取得合法的专制、独裁地位，蒋介石非常善于抓住关键人物，重点打击政敌，杀鸡给猴看。这是他扫除独裁路上反对障碍的又一玩权术。
8. 将政敌推到前台，承担责任和罪名，自己居于幕后潜心策划实行独裁
1932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关系的变化为转移，而实际支配全局者却是蒋介石。
1932年1月，蒋介石、汪精卫合组国民党政府之后，胡汉民属于在野地位，南京政府形成了蒋、汪双头政治。不过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就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也各有山头，企图自成体系，所以当时舆论界称南京政府为“四头政治”。从形式上看，汪主政、蒋主军、宋主财政、孙科主持立法，大家各司其职；实际上，四人之中，唯有蒋介石才能指挥国民党的全局，形成四头政治一人独裁的局面。
汪精卫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之后，原想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把汪派势力发展起来，主掌全局。但是，由于手中无实权，他内心很矛盾，为了保住高位，不得不对蒋委屈从事，但内心又不甘心充当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于是力争想得到与蒋介石同等的地位。
蒋介石早就看清了汪精卫的目的，就利用他的弱点，在国难深重之际，拉他担任行政院长，由汪充当对日外交的总经纪人与筹集浩繁军费的“后勤部长”。
汪精卫上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待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爆发了上海抗战。十九路军官兵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二将军率领下，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旨，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反抗日寇的野蛮侵略。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奋战，迫使日寇三易主帅，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
这时，蒋介石把汪精卫推到前台，主持对日媾和，他居于幕后，潜心策划反共战争，统一军权。最后，他请出了帝国主义当调停人，同日本签订了屈辱条约，把上海人民及十九路军的抗日成果葬送了。上海停战协定告成后，全国人民愤怒谴责汪精卫丧权辱国，违反法律程序，擅作主张签订屈辱条约。蒋介石的这一招，使汪精卫受到了上台以来第一次政治打击，给他来了个杀威棒。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接着，1932年5月21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正式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请惩戒行政院长汪案》，称上海停战协定乃行政院不交立法院议决，遽行签字，其为违法，“彰彰甚明”；呈请由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依法办理。
上海停战决策，本来是蒋汪合谋，蒋介石为主谋，可是，汪精卫一人受国人指骂，蒋介石这时却沉默不语了。于右任弹劾汪，固然出于爱国之心，但是，这时蒋系人马却又添油加醋，推波助澜，更散布一些有损于汪派名声的谣传。
汪精卫不仅受到舆论界的痛斥，又受到监察院的弹劾，名誉大损。这时，蒋介石才出来为他解围。5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后，为讨论对汪的弹劾案，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蒋介石、汪精卫等出席，蒋介石主持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本案手续上办理既无错误，当然不成问题。”
蒋介石总算给汪精卫开脱了一点儿罪责。但是，于右任认为蒋介石的这一做法不仅违背法律程序，而且也是对他监察院长的藐视，使他的人格受到污辱，因而怒气冲冲。汪精卫认为蒋介石不早出来说话，是有意给他难堪，也对蒋不满。于是汪、于二人都向国民党中央提请辞职。5月2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议对二人慰留，风波方平。
【评析】在政治斗争中，风险与利益并存，危机与机遇交织。想要获取政治利益，必然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和厄运。蒋介石要实现专制统治，很难避免在政治风雨中遭受打击。但是，他在地位还不巩固时，采取了将政敌推到前台的手法，让他们在四面困境中承担责任，自己居于幕后，使对手难堪，背负罪名，从而实行个人专制。
这种把政治对手放到明处，自己暗中获取政治利益的做法在历史上很常见。慈禧垂帘听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典型的代表。蒋介石玩弄这一手法，使汪精卫承担淞沪抗战中对日媾和的骂名，在维护个人的政治名声的同时，有效实现了专权的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城府既深、心计且盛，是玩弄政治、耍花招的能手，令同辈之人望尘莫及。
9. 玩弄连环计，两边做好人，使汪、张在自己掌控之内
1932年6月，蒋介石赴湖北、江西“剿共”之后，名义上由汪精卫主持南京中央，实际上汪精卫只是个守门奴。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设在南京，国民政府在洛阳，但党、政、军的大政方针在南京。蒋介石常驻庐山，庐山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实际所在地。
自从蒋介石离开南京后，掌握中央“全权”的汪精卫吃尽了苦头。行政院主管的内政、外交，没有蒋介石的同意行不通，汪精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跑武汉，上庐山，还要向在洛阳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告。
汪精卫奔波了两个月之后，深感处处受制于蒋介石。但是，他也清楚，这时候，蒋介石决不肯抛弃他，于是，他也利用蒋介石的这一弱点，大掼乌纱帽，再次以辞职向蒋介石示威。
这一次辞职的起由是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实际上暗中作梗的还是蒋介石一人。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己涂上一些抗日的色彩，做一点抵抗的姿态。刚当行政院长时，汪精卫曾指令陈公博、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但张学良只答应他遵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
上海停战之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满洲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都要由汪精卫负责处理。汪精卫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为此，汪精卫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介石商量，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到北平，与张学良相商，请张学良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学良回答说：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精卫再想与他继续相商，张学良便称病进入医院。汪精卫在北平住了4天，张学良一直对他怠慢。6月22日，汪精卫返回南京，为自己的指挥棒不灵而十分苦恼。
这时，蒋介石又来催促军费了，汪精卫只好飞沪找宋子文，结果也不顺利。这时，热河告急的电报又接连送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谈话会，但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只好屡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抵抗。但是，仍然不见张学良的抗敌措施。
于是，汪精卫便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于7月22日发表通电，意在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发电同时，军事参议院的参议们也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立即召开华北治安会议。之后，又开了北平政务会议。7月3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此电驳斥了汪精卫22日的通电内容，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精卫见此电气愤不已，希望蒋介石回南京会商。
但是，蒋介石既不返回南京，又不让汪精卫上庐山。汪精卫主张惩罚张学良，蒋介石默不表态。汪精卫认为这是蒋张在演双簧，给自己难堪。于是，汪精卫于8月6日向各部门发了5份电报，提出辞职。
其中，汪精卫给张学良的电报措辞严厉，痛责张学良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控诉他只知向中央要款，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不为国家出力的罪责，要求张学良“亦以辞职谢4万万国人”。
汪精卫的5份电报一发出，南京政府顿起波澜。张学良挨汪精卫一顿臭骂，火冒三丈，又是开会，又是通电，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声称准备交代工作，辞职下野。
接着，汪精卫又向记者发表谈话，申诉坚决辞职的原因。随后，汪精卫避入德国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晤，宋子文无奈，于8月9日中午领衔通电，宣布行政院各部长总辞职。
这样反使张学良不知所措，于是只好等待蒋介石定夺。而这时，蒋介石离不开汪精卫，但又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不能抛弃张学良，还要张学良听命于己，于是便耍出连环计：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限制汪。
首先，他设法留住汪精卫。8月中旬，他向汪精卫“诚恳”表示：请汪精卫继续负政治责任，汪如坚持辞职，他则与他共进退，并称同意张学良辞职。汪精卫本来也是假辞职真要权，见蒋介石此戏演得颇为真实，也只好同意先回南京。8月16日，汪精卫从上海返回了南京。
汪精卫回到南京后，召开中央谈话会，他提议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由于张学良坚持辞职，华北755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要与张学良共进退，经各方出面进行调解，张学良取消了避入颐和园、不再过问政治的计划。
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汪张矛盾，又见风使舵，既借汪精卫之力压张学良交出部分兵权，又借张学良之口给汪精卫以难堪，挫其锋芒。目的达到后，蒋介石于是两边做好人，允许张学良辞职，给汪精卫出了一口气。
这一风波的最后结果是，张学良同意改组东北军，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分会委员长，这标志东北军已开始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可是，蒋介石又把华北军事的主持权交给了张学良，让他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学良感恩于他。同时，蒋介石给汪精卫很大面子，使汪精卫感到蒋介石确实离不开他。
汪精卫掀起两场风波，与蒋介石暗斗，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蒋汪合作，徒有其名，蒋介石独操大权，个人专制，才是实质。
【评析】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根源在于蒋介石。张学良从东北易帜之后，一直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东北丧失，退入关内，这也完全是听命于蒋介石的一纸手令，张学良也误认为只有依靠蒋记中央才能反攻复土，因此对蒋介石唯命是从。
这样一来，造成了上海停战之后，热河吃紧的局面。汪精卫处在前台，自然要与张学良发生龃龉。蒋介石利用两个人的矛盾，唱起了连环计，他一方面对张学良多方关怀，寻机把东北军的指挥权抓到手；另一方面又安抚汪精卫，使其为自己服务。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学良、汪精卫不过是蒋介石手中的棋子。蒋介石充分利用两个人的矛盾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实现了独操大权、个人专制的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在玩弄权术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一种棋局意识，他往往能够通盘考虑整个事件和问题，从而巧妙利用各方的矛盾和利益纠葛，实现自己的意图。
10. 不惜以杀人为手段，扼杀“民众喉舌”，使所有舆论为他一手操纵
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命令禁止《申报》邮递。在30年代的中国，《申报》是一份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申报》因为在上海租界发行，上海警备司令部对它无可奈何，于是，只好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和国内其他各省市城乡，凡被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就一律禁令截留、不能投递。
《申报》突然遭此厄运，这下可急坏了它的主人史量才。因为，禁止《申报》的邮递，其实就是逼《申报》关门，于是，史量才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
由于《申报》驻南京办事处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史量才于是派秦墨晒奔走于南京、武汉之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求情。
秦墨晒在南京先去见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对《申报》的情况表示同情，但是，他说这事自己无能为力，因为关闭《申报》是老头子亲笔指示。解铃还要系铃人。于是，陈立夫写了两封信，一封介绍秦墨晒去见蒋介石，一封介绍秦墨晒去汉口见公安局长陈希曾。
秦墨晒马不停蹄来到庐山，正好碰上蒋介石乘轿下山，准备乘专机飞汉口。他送上了陈立夫的介绍信，蒋介石看后说：“《申报》的事我们到汉口去谈。”
秦墨晒到了汉口后，先见了杨永泰，杨永泰就把7月间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写给蒋介石的一封8张信纸的长信和在上海的特务头子潘公展的一份报告，一并拿给秦墨晒看。原来，信上有蒋介石用红铅笔批的“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
实际情况是这样，当蒋介石正忙于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围攻，《申报》先后发表了几篇《剿匪时评》。1937年7月3日，《申报》发表的《中大学潮评议》一文。
蒋介石由于“日理万机”，忙于打内战，“围剿”红军，先前没有看到这些文章。现在朱家骅、潘公展把它们剪附在信和报告里送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不看则已，一看大大触痛了蒋介石的心。因为这些文章评论直接对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大加品头论足，甚至在他看来，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蒋介石看过以后，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这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段：《申报》被禁止邮递。
秦墨晒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见面后，又求见蒋介石。秦墨晒在对蒋介石陈述了《申报》应该办下去的一些理由后，蒋介石表示可以恢复《申报》邮递，但是应该撤换总编辑陈彬苏等，并且由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秦墨晒立即把蒋介石的话用电报和史量才商量。
史量才表示：总编辑陈彬苏自愿去职，可以另派蒋所指定的张蕴和接替，但是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甚至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假如若政府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蒋介石见史量才如此强硬，怕拖下去社会舆论会对自己不利，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摆布史量才本人。
1931年底，蒋介石命令他的侍卫长王世和把邓演达杀死在南京汤山，宋庆龄听到消息后异常气愤，用“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谴责蒋介石杀死邓演达的罪恶。该项英文宣言由杨杏佛翻译成中文于1932年初派人送到《申报》馆。后来，《申报》虽然没有敢刊登，但是，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却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
1934年初春的一天，史量才和他的小老婆沈秋水、内侄女沈丽娟、儿子史泳赓和史泳赓的同学邓祖询一行6人坐自己的汽车由杭州回上海。当汽车开到离笕桥不远的沪杭公路上，忽遇一辆“京字72号”别克汽车横在公路上，史量才的汽车只好被迫停了下来。
然而，史量才的车一停下，就有六七个穿黑色短装持手枪的大汉斜刺里窜出来，先打死司机和邓祖询，史量才等慌忙下车，狂奔而逃。但除了沈丽娟略受微伤外，沈秋水和史泳赓都没受伤，而史量才却被枪杀在一个涸水塘里。
史量才被杀后，蒋介石还电唁史量才家族，并且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拿凶手，这显然是演的猫哭老鼠的把戏。
【评析】 新闻媒体一直是专权独裁的大敌，蒋介石实行个人专权，不惜以杀人为手段，扼杀“民众喉舌”，使所有舆论为其一手操纵。
史量才及其领导的《申报》由于表达自由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遭到了蒋介石的扼杀。后来，他一再威胁到蒋介石的专制政治，因此惨遭杀害。史量才的死，对报界震动极大，从此，几乎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于是，国民党把所谓舆论也一手包办，不再有丝毫史量才式的所谓“民众喉舌”和“公道”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除了对直接政敌进行文喝武攻外，对威胁到自己统治的舆论也决不心慈手软，乃至必要的时候结束对方的性命，使所有舆论操纵在自己手里。“专权”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