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军事 + 毛泽东兵法 (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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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军事

敌进我进 翻边战术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1年底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并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妄图封锁、割裂、蚕食抗日根据地，进而消灭抗日武装。根据地军民广泛采用"敌进我进"的战术，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敌人在多次"扫荡"中，不断翻新花样，一会"捕捉奇袭"、"反转电击"；一会又"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但无论敌人怎样翻弄花样，都掩盖不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当时刘伯承说的"腹地兵多、边地兵少和敌占区空虚"。如能抓住敌这一弱点，将我军一部分兵力结合游击集团坚持腹地斗争，而主力从敌人的合击空隙跳出包围圈外，奇袭敌占区要点，破坏敌人的交通，截断敌人的补给线，以与腹地游击战相配合；当敌被迫回撤时，则同时在敌占区给敌以回击，在敌补给线给敌以侧击，在腹地给敌以追击，诸方协同一致，则可以达到打击、消灭敌人的目的。为此，毛泽东指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敌处外线我处内线、敌处优势我处劣势、敌处主动地位我处被动地位的战略态势下，我军必须"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要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以最后战胜敌人。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即是遵循这一思想进行的。
日寇从1940年始就在晋察冀边区建造割裂根据地的封锁沟，到1941年形势愈益严重。敌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给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危胁，以致全区除北岳腹地外，其余部分都受到了日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单靠进行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已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和从根本上摆脱面临的困境。于是在1942年9月，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
"到敌后之敌后去"是指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的情况下，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针对敌人的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都深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在那里组织起大量的游击队，进行较大规模的游击战，把敌人压回到据点去。同时在那里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成片的占领。对已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的地区，努力争取成为游击根据地。这样，我们就能将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斗争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配合，在敌后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打破敌人向我根据地"蚕食推进"的被动局面。
据此，我晋察冀北岳区主力部队1/3到1/2的兵力化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封锁沟"、"封锁墙"，至1942年9月中下旬，杀出了根据地，到达敌后。他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建立敌后革命政权、革命组织的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散发各类宣传品、对敌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晓以民族大义，使他们走上正义之路。与此同时，武工队还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捕捉、惩罚汉奸，摧毁敌伪政权，通过广泛而又艰苦的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进一步孤立和瓦解了日伪军，从而使冈村宁次在华北推行的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严重受挫。
我军还进一步增派小股部队深入敌后，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和雁北等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配合武装袭击，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把这些地区的敌伪秩序打乱。三分区骑兵团侦察连奇袭了平汉路五京车站，烧毁敌人棉花10多万公斤。军区教导团一支小分队袭入唐县城关，把警察所、维持会等伪组织全部捣毁。其他小分队分别袭击望都城关、正定城关、正定车站等敌伪据点，迫使敌人从第一线抽调回更多的兵力来加强后方的防备。12月初，在敌后活动的武装工作队又发动对平汉路西几乎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的袭击，对所到之处，都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军的宣传品甚至进入了戒备森严的保定城，使惊恐万分的日军在保定戒严三天。我军还俘获了近6000名伪军和伪组织成员，使日伪统治在许多地方陷于瘫痪。从此以后，敌军困守据点，一般不敢轻易外出，连已经告示的所谓"庆祝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活动在大部分城镇也被迫取消。
1943年初，日寇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即拼凑一二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根据地守备比较薄弱的地区，得手后，立即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针对新的敌情，我军就趁敌兵力不足，经常在敌立足未稳时就给予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不到半年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由于实行"敌进我进"的战术，这期间，我军民在北岳区共收复和开辟了1600个村庄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扭转了从1941年开始的被动局面。
在冀中地区，抗日军民坚持平原战争，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天然屏障，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400多次，毙伤日军1900多名，伪军2000多名，恢复整顿了各极组织。这以后，根据地的小股部队和干部已能在冀中区4/5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也渗透到了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
在冀东区，我军民在1941年敌人夏季"扫荡"时，一开始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接到军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后，冀东部队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的斗争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以后，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冀热辽根据地。
这种"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当时被大家俗称为"翻边战术"，即敌打这边来，我到敌那边去。在实践中，它日益包容了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大胆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开辟战场；二是大踏步地由内经转入外线，机动歼敌。它既包括为创立根据地和转入反攻而向敌人深远后方挺进的战略上的"敌进我进"，又包括为粉碎敌人进攻而在战线附近以一部或主力转入外线到敌人侧背作战的战役战术的"敌进我进"。它丰富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内容，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侵华日军，为配合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地制宜 广泛游击
"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朱德同志的话很确切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用兵原则。
许多侵华日军士兵提起华北游击战就头痛。侵华期间，一些日军士兵在其家信中这样描述："此处差不多就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并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每日都受敌袭"。"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冲锋前进，整天和饥渴苦斗，要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又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他们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之极，同时又长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对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这些哀叹反映了华北游击战的威力。
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5万多人，却担负着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艰巨任务。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电示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阐明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一）中国共产党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红军有执行国民政府战略计划之一切自由；（四）红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国民党当局曾居心叵测地要求八路军各部队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以图日寇与八路军两败俱伤。毛泽东在反复研究日寇重兵进攻华北的形势后，对敌情作了科学的判断。1937年9月17日，他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的主要负责人，明确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济南根据地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回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9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轻敌，主张八路军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运动战的想法，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以后他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在华北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上海、太原失陷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这样，毛泽东较早地预见到国民党华北战场即将溃败，因此他先人一步，在敌占太原以前，就设游击战争问题，并果断地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没有按照国民党的安排进驻晋东北恒山山脉地区，而将八路军三个师分散配置：一二○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适时进至吕梁山脉地区活动；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并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这样的部署，使我军在敌之侧翼较易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既能钳制敌人南下，又使我军能即时转移，为我军"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了条件。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成立的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分散了开来，抗日烽火燃遍了华北、华中及华南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这些抗日根据地主要有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北和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并在这些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在实践中，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这就要求指挥员充分利用自己全部的有利条件和敌方的不利因素。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神头岭战役即是这种游击战的范例。
1938年初，侵华日军集结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疯狂进犯，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二九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集中主力到晋东南的武乡、襄垣地区，执行钳制日军进攻黄河防线和破坏日军后方交通线的任务。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针对日军在晋东南的点、线式布阵形势，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方法来消耗敌人。当时邯郸至长治一线是日军主要的交通线之一，它从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至长治，横跨太行山脉，线上各点都有日本侵华军盘踞，经常有车队来往。经过侦察和研究，大家决定围攻黎城，诱潞城之敌出援而于中途歼灭之。
潞城驻有日军一○八团和十六师团的一部，约几千人，我如打潞城之敌恐难迅速奏效。而属敌人重要兵站基地的黎城却只驻有日军1000余人，我如围攻这一目标，既可少用兵力，又必引起敌人的惊恐，引潞城之敌出城支援。3月，当一二九师一部兵力突然向黎城发起攻击时，潞城敌军果然立即出动步骑兵1500余人前来援救。但伏击地点选择在什么地方呢？从地图上看，应选在神头岭，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峭，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确是个设伏的好地方。但当刘师长组织指挥员战前实地勘察的时候，却发现实际地形和地图上标示的相差很远。原来这条车路根本就不在沟度，而是在高高的岭上通过，而光秃秃的山梁只有一二百米宽，路的两旁地形也只略高一些和留有一些旧工事，但它们都靠车路很近，最近处只有二三十米。看到这种情况，一些同志泄气了，认为神头岭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部队展开，在此打伏击凶多吉少，主张另选伏击阵地。但刘师长认为，"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这里地形固然于我不利，但这也是麻痹敌人的一个机会，如我偏偏一反常规，可能会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另外，神头岭公路附近的那些陈旧工事，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20米，敌人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要部队隐蔽好，敌人发觉的可能性极小。再有，虽然该地地形狭窄，兵力确实难以展开，但我们难，敌人更难。因为敌人的技术兵种在此难有作为，骑兵也不能活动自如。战争双方战场选择的利弊，不能只看一方，而要从双方利弊的对比中权衡。如此地是开阔地带，我军有了展开的余地，但敌军同样也可展开。于是，刘师长果然决定不改变原先计划，部队就在此设伏。
部队在严密封锁了消息以后，埋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8时许，敌人先是三辆探路的汽车隆隆开过，然后大队人马进入了我军的埋伏圈。日军怎么也想不到竟在这里遭到伏击。在我军猛袭之下，日军措手不及。激烈的战斗从早上8时一直持续到午后4时，我歼灭日军1500多人，俘虏80余人，取得了神头岭战斗的重大胜利。骄狂一时的日军受此打击，沮丧不堪，称这次战斗是共产党军队运用的"一流的游击战术"。
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指导下，根据地人民还创造了其他多种战法来歼灭或消耗敌人，使日军在中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推磨战、车轮战、地道站、黄蜂战等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尤以地雷战和地道战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因地制宜、出奇制胜的策略。
毛泽东讲："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社论，号召所有男女老幼，用洋枪、土炮、手榴弹保卫自己的土地房屋，把每一个洼地、坟地、房屋、树林都变为狙击敌人的阵地。应该"主动袭敌"，使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要用"麻雀战疲劳敌人，扰敌敌人，用地雷战使敌人寸步不敢移动"。这样，华北根据地各边区都开办民兵爆炸训练班，聂荣臻还亲自讲过地雷战术课。于是就有了1943年阜平城民兵地雷战的佳话。
阜平是北岳区的中心、边区首府，是1943年日寇"扫荡"的重要目标。一路奔袭而来的日军到处遇到了地雷的嘲弄。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也炸。庄稼地、渠道、沙滩等无处不炸。他们足足费了半个月，才到了阜平城下。此时城里的百姓已安全转移至山里，城里只留下民兵和早已布好的地雷阵。日军一到城门口，迎面遇着一个草人，手举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城里地雷五百三，看你小子哪里钻"，一路上被地雷炸得心惊胆战的日军怕那草人的诱饵，于是绕过它入城，哪知地雷爆炸声就此此起彼伏：走路，脚下的地雷炸；挖窖寻人，窖口的地雷炸；推门，门框上的吊雷炸；抓鸡，鸡窝里的地雷炸。还有的鬼子到菜地里伸手拔萝卜，萝卜下的地雷也爆炸。结果，日军在阜平城一夜也没敢住，当天下午就撤出了城。
针对敌人这次扫荡长期性的特点，民兵不满足于埋一顿、炸一阵，又提出"敌人到哪里，地雷响到哪里"的战斗口号。他们把游击组和爆炸组结合起来，互相配合，用步枪和地雷协同杀伤敌人，于是又有许多枪雷结合的战术创造出来，如"引诱爆炸"、"驻地封锁"、"迎头爆炸"、"尾追爆炸"等。在埋雷技术上也日益改进，创造出"连环套"、"迷魂阵"、"梅花群"、"空中跳"、"仙人脱衣"、"金蝉脱壳"等，敌人对此毫无办法。
就这样，地雷战有力配合了外线出击的主力部队，在粉碎日寇所谓的"毁灭大扫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后缴获的敌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的日记中记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到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敌之恐惧可见一斑。
当地雷战相得益彰的是根据地军民创造的地道战。此战法创造于日军"五一扫荡"以前。当时根据地领导普遍号召改造村落、修建地道，准备长期抗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但不待这项工作全部完成，日寇的"五一扫荡"便突然开始了。于是，地道斗争更有计划、有领导地普遍和秘密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形成了比较复杂和完善的地道网络。
晋察冀边区的地道一般高1-1.5米，宽1米左右（按土质而定），有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大地下室，室顶用木料支撑，较为牢固，并留有气孔便于与地面空气流通，在地下室周围又挖有许多小窖洞，有的住人，有的贮藏物品，有的作厕所。大的地道可容百多人，内备有开水、干粮、被褥、灯火，即使住上几天亦可。有些地道规模较小，仅容纳三五人，但亦有简易设备，这种地道不易被发现。还有些地产设有多处岔道和卡口，岔道分死道和通道，死道设有地雷，敌人如进入则必死无疑。通道内设有许多卡口，卡口处窄小的地方只能容一人匍匐前进通过。道口有土堆和木板，敌若放水或施毒气，可以迅速地把卡口堵住，以保洞内无虞。还有的地产挖成上下层或平行道，并设有翻口，可上下、前后翻动，翻口处设有坚固的木盖、石盖或铁盖，以便随时封闭，人们称此种地道为"天外天"、"楼上楼"。
地道的出入口一般极其隐蔽，敌不易发现。道口有的设在炕中，有的设在磨台和锅台下，也有的设在牲口糟里和门后。有的地区还创制自动口，人进入地道后，道口会自行复原。有的地道口是一处陷阱，内插竹刀或埋上地雷，道口用木板盖好并进行伪装，敌人如踏上去就会落坑送命。更多的地道为便于更好地保护自己，设有消灭敌人的战斗装置。有的在离出口不远处挖几个特别坚固的洞，民兵可以武装警戒。有的地道通往野外，充分利用坟丘、道沟、乱草冈等构筑射击孔、瞭望孔、突围口。村内的地道也可通向高房、暗堡，设有射击孔、瞭望孔、拉雷。这样，村内村外的阵地便联成一片，形成内外联防，可以互相配合打击敌人。
这种地道在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敌人来了，村民就坚壁在地道里，敌人走后即可出来照常生活、劳动。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日子里，坚持战斗的各极干部，在一些村庄里都有自己固定的地道堡垒户。我们的一些小型兵工厂、报社、印刷厂、医疗机构、通讯机要部门也都可根据情况需要，转移入地道继续工作。敌人的反复"扫荡"和破坏，使根据地的地道网络越来越完善。有些地方几乎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又能作战。广大的民兵组织常以地道为依托，与敌周旋，从村内打到村外，从地面打到地下，使人生地不熟的敌人道尾难顾，手足无措。后来敌人煞费苦心地破坏地道，最初敌人好不容易发现几个地道口后，便下去破坏，结果一去不回。后来日军一发现地道口便让伪军先下去，但伪军下去后，也是有去无回。最后日伪军就用水攻、火攻、毒攻，但也无济于事。冀中平原地道斗争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平原游击战的重要形式。
因地制宜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根据地军民在艰难的环境中保留了革命力量，保卫了群众利益，完成了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革命政权的任务，鼓舞了根据地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杀伤，使敌人对毛泽东的游击战闻之悚然。
转化矛盾 持久取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反击，从而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同时，有关战争前途的争论也在国内军事、政治舞台上开场了。
蒋介石在开战后不久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有的报纸即吹嘘此战之后的徐州战役应是中日的"准决战"，此战一胜，日阀"只有静候末日审判"，更有一些人鼓吹"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他们把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押在外国人身上，企图依靠英美的援助或干涉很快获胜。与此同时，也有人以"低调俱乐部"自称，讲"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然而，在中国西北的延安，却另有一种见解。
中国会亡吗？不会！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不能！战争是持久的。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提出了上述全新的观点，并就在这场持久战中如何用兵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认为，那些认为中国将亡或中国将速胜的观点，究其底蕴，是战争问题中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所致，是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
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有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贯穿于中日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在战争过程中它们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战争开始阶段，敌我双方力量强弱悬殊，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所以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决定了日本不能在中国横行到底，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场战略上的持久战，它将分成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我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他分析道，敌人形成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则处于内线作战，以及敌强但兵不足，我弱但地大人多兵足，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我国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还有广大地区敌难于战领，这便给中国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活动地盘，给了中国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二是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我们可以利用地广兵多两个长处，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坚持持久战。这样，我们在战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就应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则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中我方用兵的具体谋略，即：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一句话，"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他认为这是实行持久战最好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便要求战争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运动战，主要特征表现为流动性。它要求野战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要求既利用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须有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为了能求得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我们不惜丧失部分土地，不与敌做一城一池得失的争夺，而诱敌深入，创造条件，使强敌变为弱敌，然后择机击之。
但是运动战的重要性是就决定战斗胜负、决定战争命运这个意义上说的。就抗日战争长时期说来，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在外线进行单独作战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它将是大规模的，且将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它的作用简单说来是两项：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此，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将演示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
他还认为，人民军队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作用，主要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它和运动战一起，大量地消耗日本帝国主义，使战局变得旷日持久，逐步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待反攻时机成熟，一举歼灭已不堪消耗的敌军。所以，游击战将主要是配合运动战的歼灭性，来充分发挥自身对敌人的消耗性，并且这种消耗必须带有歼灭性的特点，以达到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的目的。为此，毛泽东又提出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述--不能包围其全部也要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要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 部也要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前者采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后者采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前者采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后者采用分散指挥的原则。
毛泽东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整套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是因为他是站在人民战争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问题的。他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是中国最终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所以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的持久战论，高屋建瓴，全面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前途和方法。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贡献了一部全新的兵书，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部兵书的全部正确性。
其疾如风 其徐如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胜利到达陕北，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会合，并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这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在12月中旬至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战争。为这个目的，党的军事策略也转变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并以"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把红一方面军和原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并于2月20日至21日，分两路强渡黄河，开始了著名的东征战役。
为防止红军东渡黄河，当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将其所部作两线部署：以4个旅又1个团的兵力，沿罗峪口至禹门口地段筑堡守备，以1个师又3个旅守卫太原，以2个旅据守临汾、襄陵地区。同时，为阻止红军向西安或向晋西发展，蒋介石将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用来据守宜川、韩城、郃阳、澄城、白水地区；将张学良的东北军用来据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中阳等地区。第八十六师从榆林、安边等地向南靠拢，企图占领瓦窑堡、安塞；第八十四师据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另有晋军4个旅布防于吴堡地区。
毛泽东对红军主力渡河作了周密的部署，开始想从冰上渡河，但由于这年当地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又决定改为船渡。为统一大队人马渡河时间，19日毛泽东向部队发布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20日夜20时，红军先遣队敌前偷渡开始，不巧，很快被敌人发现，偷渡立即变为强渡。红军各路突击部队犹如锐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河东防线。至21日清晨，红一军团从陕西关堡以南的沟口强渡成功，并迅速占领山西中阳留誉镇；第十五军团从陕西清涧河口强渡，成功后速占山西义牒等地。至23日，红一方面军已控制黄河东岸南北50余公里、东西35公里的地区，站稳了脚跟。河东群众纷纷传说："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阎锡山为了挽回败局，阻止红军向纵深发展，急调兵力加强对红军的防堵和反击。为此，毛泽东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推进到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孤线以内，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调动敌人援兵，然后集中兵力打援，消灭援敌一至二路，为在这个地区建立作战根据地创造条件。由由红二十八军乘入陕晋军东调之际，恢复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以配合红军主力在黄河东岸的行动。命红十五军团在石楼以南歼敌一部后，进占水头镇。
26日，阎锡山重组兵力向红军反击，我红一军团主动东进迎敌，并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当天下午将其第四团就地全歼。十五军团也打退了敌人向石楼地区的进攻。焦头烂额的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赶快增援，一面把自己14个旅的机动部队编为4个纵队集中向我反击。我红一方面军先以一部兵力钳制敌第一、第四纵队，待机分割敌人。主力于3月10日清晨向集结在兑久峪地区的敌两个纵队发动猛攻，毙伤敌人约2个团。但此战我军也遇到了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强烈炮火的轰击，后探明，敌人此次投入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我原先估计的四五个团，共有3个步兵师、1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兵力。这时我军过河还不久，特别是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地形又不利，要一下子消灭这么多敌人是办不到的。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从3月上旬起，蒋介石的增援部队陆续进入山西，编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军，下辖9个师，由陈诚任总指挥。为在蒋军入晋前，向南向北扩大战果，毛泽东命令红十五军团从灵石前伸至文水、交城县境，向太原方向佯攻。3月下旬，十五军团前锋一度逼近离太原只有五六公里的晋祠，以掩护第一军团的南下行动。接着，毛泽东将部队重又分为三路：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从太原岔口向西北进发，引诱阎锡山的追击部队到达晋西北的苛岚、岚县。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在毛泽东带领下，活动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等广大地区，牵制敌人。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为右路军，乘阎锡山疲于奔命之际，向汾河流域前进。他们在20多天时间里，先后突破了敌人的汾河堡垒线，沿着同蒲路东侧南下，先后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克了襄陵和候马镇。这时，阎锡山才知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但为时已晚。红军在汾河流域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并且扩大了红军队伍，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地方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随着蒋介石的军队逐步深入山西，敌情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控制了离石至石楼以西的渡口后，以11个团的兵力，从兴县、岚县、方山等地向红军左路军发动了进攻，并以15个旅的兵力，分别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红军右路军进攻。驻守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也沿黄河北上封锁渡口，妄图包抄红军后路。敌想以此态势迫红军背水应战，聚歼红军于晋西的隰县、石楼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红军决定左右两路分别向中路军靠拢，南北收缩。右路军一路经汾城、古城、吉县进到大宁、蒲县、隰县地区，并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黄河沿岸的敌军堡垒；左路军经白文镇、圪洞镇、金罗镇，尔后进至孝义大麦效休整。红二十八军也在攻克三交镇后，到康城附近同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
红军收缩兵力后，敌人以25个旅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扑向红军，妄图寻我主力决战。考虑到红军东征已震撼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基础，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且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基本达到了东征目的。为避免与优势的敌人作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将部队撤回陕北。从5月2日晚开始，毛泽东在河东指挥红军按方面军直属队、两军团直属队、第十五军团主力、第二十八军、第一军团主力、第八师、警戒掩护部队的顺序，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平地区。与此同时，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揭露国民党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径，申明抗日先锋虽能打破反动军队的阻挠，继续挺进，但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和损耗国防力量，红军撤回河西。中共中央敦促南京政府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幡然悔司，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如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红军的东征和回师，使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和决心，在政治上大大孤立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红军东征共击溃阎锡山31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约7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扩大红军7000余人。在晋中、晋南、晋西北省30余县发起了群众，宣传了我党抗日主张，不少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区乡等地方革命政权。此外还建立了地方游击队30余支。这一切都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后来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征战役结束后，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又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建立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往无前 有我无敌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并顺利通过了彝民区。然而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红军的面前，这便是大渡河。它宽约100米，深约30米，流速每秒4米左右，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蒋介石两次围歼计划均遭失败后，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再次围歼红军主力。他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以二十四军、二十军以及二十一军一部在泸定、源汉等地区构筑工事，阻止红军北进；另一方面，又令薛岳率主力渡金江，向西昌方向尾随红军而来，妄图重演7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4万大军在清兵围追堵截下于此全军覆没的悲剧。
然而，毕竟黄河东流去，红军决不做石达开第二。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歼敌两个连后，控制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并缴获渡船一只。第二天，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机关枪的掩护下，红军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乘着唯一的这条小船渡河成功，抢占了对岸的滩头阵地。随后，我后续部队利用陆续找来的4只小船，轮番过河。但船少人多，一天过后，一个团还没渡完，且该段江流极为凶险，架设浮桥也不可能。源源而到的红军部队被迫滞留在大渡河西岸。
5月26日，毛泽东来到了渡口，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反映按这样渡河速度太慢，要另想办法。这时，敌军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大渡河逼近，红军如不赶快过河，将面临巨大危险。因此，他立即决定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军，继续在安顺场过河，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从东岸北上；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为左路军，迅速在大渡河西岸赶赴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红军大队人马将改从这座桥上过河。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安顺场到泸定桥160公里行程，先锋团一定要在两天半内赶到，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按时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左路军的先锋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受命后，他们立即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急速奔袭。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多是羊肠小道和栈道，稍有不慎，便有失足落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且一路上还要不断对付敌军的阻击。第一天下午，先锋团紧走快赶，才走了四五十公里路。第二天一早，军委紧急命令先锋团，要其将余下的120公里路在一天内走完，于明日夺取泸定桥。军令如山，先锋团边行军边将军委的命令传达下去，部队紧急行动起来，到晚上7点，部队离泸定桥还有55公里。这时天下起暴雨，天黑路徒，行军更加困难。尤其紧急的是，敌人似乎察觉了红军的意图，也正在对岸向泸定桥猛赶，以阻击红军从泸定桥过河。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团部命令不到万不得已，不向对岸敌人射击，放开双腿，与敌人赛跑。然而因为是摸黑赶路，要在漆黑中按时走完55公里山路，确定困难重重。当时任先锋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说：事到万难须放胆，先锋团从对岸敌人点火把赶路中得到启发，红军也点火把赶路。如对岸敌人向我联络，我们就用白天捉拿的俘虏去回答他们的问话。于是大渡河两岸，出现了一种奇观，敌我双方的火把，如同隔江的两条火龙盘旋。在红军的迷惑下，对岸敌人与先锋团并行了15公里而不知对方究竟是谁。晚上12点，对岸敌人宿营了，而红军打着火把更加快赶路的步伐，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于29日早晨6时，准时抵达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
面对红军的是汹涌咆哮的江水和一架铁索桥。在嶙峋峭壁间奔腾的这段大渡河甭说放船，就是一条小鱼也不可能停留片刻。这条天然巨堑约百米开阔，两岸间唯一的通道便是红军要抢夺的泸定桥。说这是桥，那只是13根光溜溜的铁索，从河东岸拉到河西岸，80丈长，8尺宽，每根铁索碗口般粗，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扶手。桥面原铺有3尺宽的木板，敌人为阻止红军过河，早把桥板全部抽空，只剩下在风中摇曳的13根铁链子。铁索两端还筑有桥楼，东岸的桥楼上，敌军筑成了坚固的桥头堡。针对这种情况，红军先组织一个营的火力，封锁了河对岸从竹林坪到泸定城那条唯一的小道，切断敌军的增援。同时，立即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准备飞夺泸定桥。
下午4时，总攻开始了。在全团火力的掩护下，第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1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10来颗手榴弹，如离弦之箭，直扑泸定桥。他们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溜滑的铁索，向敌人冲去。其后是三连组成的梯队，他们背着枪，挟着木板，在桥上边冲锋、边铺板。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从气势上压倒了敌人，对岸守敌左右不见援兵到来，便纷纷从工事里钻出来，逃之夭夭。临逃前，他们又在泸定城门前烧起大火，妄图用火烧退红军，阻止他们进城。然而，红军突击队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过桥以后，毅然冲过火海，杀进城里，子弹打完了，便甩手榴弹，手榴弹没了，抡起大刀砍。这时，红军后援部队越赤他们开辟的血路冲入了城内，很快歼灭了城内的守敌，占领了泸定城，并俘虏了敌军百余，补充了一批弹药。
打下泸定桥的第三天，中央红军主力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带着大部队走过泸定桥，进入了泸定城内。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指战员勇猛顽强的精神，为红军突击队员和团长、政委每人发了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奖赏了。红军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军队的成长有过重要的影响。44年后，年近八旬的聂荣臻同志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这场鏖战，并欣然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词："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桥后，继续北进，翻越了大雪山--夹金山，并于6月中旬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然后分两路穿过泥泞的草地继续北上。但由于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拒绝服从中央的命令，擅自命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南下，这样，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率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北上甘南。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坚持北上抗日。9月13日，部队从俄界出发，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向甘南前进。
甘南腊子口是红军北上途中最后、也是最险要的一道关口，由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一部把守，他们依仗这里的地理优势，凭险防守，企图阻挡红军北上。冲过这个关口，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便彻底破产，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即胜利在望。但如果拿不下这个险关，红军就要么掉头南下，重返草地走回头路，这是违背广大指战员的意志的，要么绕道西进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汉中，但敌人早已在那里张开大网，等着红军去钻。所以，对红军来说，突破天险腊子口是唯一的方向。9月16日，毛泽东发报给彭德怀，开头即言明："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当日下午，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打退敌人两次阻击后，到达了腊子口，揭开了红军长征中这场天险之战的序幕。
腊子口是一道约30米宽的山涧，中间有一条水流湍急的腊子沟，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四周均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走。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崖上筑着碉堡。碉堡下面，还筑有防御工事，在这两处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驻有两个营的兵力。谷地后面是终年白雪皑皑的腊子山，敌十四师3个团以纵深配置扼守在那里，切断了腊子口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封锁红军的去路。
根据一营与敌接触后敌人暴露的火力点，我军审慎地研究了地形和敌情，发现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可能敌人以为两侧均是峭壁，高入云霄，红军无法翻越，可不设防。根据这样的敌情，红军决定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腊子沟上的木桥；另派两个连，沿右岸的峭壁向上攀缘，迂回到敌人侧后奇袭，摧毁敌人火力点，配合正面部队攻占隘口。
红军攀缘的这面石壁，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七八十米高，与地面几成直角，连猴子也难爬上去，更何况是人。首长们带着这个问题下到连队，召集士兵开会，请大家献计献策。这时一位苗族战"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并说眼前这面石壁只要先上去一人，便可上下接应，最后上去一个连、一个营。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个战士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个树根，试着牢固了，便两手使劲握住竹竿，两脚脚趾用劲抠住石缝支撑，慢慢地往上爬。到了竿的尽头，则又向上寻找搭钩的地方，再继续往上。就这样，这位苗族战士爬上了山顶。
攀缘成功后，四团把战斗方案向上级汇报，并得到了上级指示：正面冲锋道路狭窄，敌人已经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我们的兵力展不开，必须坚决从侧面爬上去，迂回到敌人侧背突袭，这样定可奏效。指示强调，这是攻占腊子口决定性的一着，要打得狠，奏效快，迂回的部队要多一些。上级同意由团长亲自率迂回部队插到敌人侧面去，由政委负责指挥正面的战斗。为了加强正面攻击的火力，军团的迫击炮也配给了四团。军团的各级首长还亲自到前方察看敌情，替四团作了周密的部署，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
9月17日傍晚，迂回部队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绳，拧成了几条长绳作爬崖用。勇士们个个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10多颗手榴弹，在团长的率领下，渡过腊子沟。那位苗族战士从山顶放下长绳，下面的突击队员一个个顺着长绳爬了上去。山下，从二营六连挑选的2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乘着朦胧夜色，慢慢接近敌人的桥头阵地后，立即向正面的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毛泽东和军团首长再次派人到前沿了解情况，查明突击部队的位置，了解部队遇到的困难和增援的需求情况。这时，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还在拼命阻击正面的进攻的红军部队，而迂回部队攀上山顶后，一时难以找到路径，也没到达预定位置。为了迅速结束战斗，我军又立即改变了原先的战法，正面改由小分队形式向敌轮番进攻，以麻痹和消耗敌人，然后再伺机夺桥。这招果然灵验，当敌人真以为红军进攻已是强弩之末而麻痹时，六连趁天黑马上组织15名突击队员，分作两路，一路循河岸崖壁前进，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桩到对岸；另一路先到桥头，相约待前一路打响，就一齐开火，从两面夹击敌人。战斗正酣时，突然右岸高峰上面升起了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这是迂回部队到达预定地点的信号，于是山上山下一起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声。六连战士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阵中左冲右突。山顶上的部队则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阵地，扔下成排的手榴弹，减杀敌人阻击的火力。到第二天晨曦初露时，红军总攻部队终于冲过腊子沟上的小桥，突破敌人设在腊子口后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随后又在崖顶部队的配合下，冲破敌在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防线。敌人抵挡不住红军的猛烈进攻，向岷州方向败退而去。红军斗志正昂，立即穷追45公里，在大草滩又消灭了敌军一个营，我侦察连马不停蹄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惊，以为红军马上就要攻打岷州了，急忙调后遣将，然而红军却再次出人意料地挥师东向了，他们越过岷山，到达了哈达铺。至此，腊子口一战结束。
抢夺泸定桥和突破腊子口两仗是我军战史上有数的硬战，为红军长征打开了胜利的通道。它们真切地显示了毛泽东这样的用兵思想："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首先从学历上对比，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却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他的军事知识和采用的战略战术都是从书本上自学而来的，属于无事自通的那种，他没有上过军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所以也就没有那种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战术敝病的束缚，他军事指挥艺术更多是来源于实践中、来源于生活中、更来源于血与火残酷的现实环境中。
蒋介石19岁还未满就怀着“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愿望，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接受了正规的现代化陆军军事培训，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科班出身。由于当时学得是炮兵专业并且在日本交田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过，对于火炮和火炮在战斗中如何运用还是颇有心得的。
其二两人的建军原则对比，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面最早认识到军队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最早提出的，要建立一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并实现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余部前往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途中，到达一个叫三湾的地方，在那里首先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句话，这就是军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党的领袖对党的军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也为中央红军初期发展壮大和中央红军后期失败以致于进行长征埋下了伏笔。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中央面临国内军阀割据、国外势力又妄图阻止中国革命的复杂局势，决定创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而蒋介石自担任第一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想起以前国民党苦无自己军队而被各地军阀踢来踢去的情形，才开始下定决心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初衷也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础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党军。而蒋介石在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也充分利用了这支党军为他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完成了从军队领袖到党的领袖再到国家的领袖的原始积累。
其三两人的战斗生涯对比，毛泽东作为党代表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在红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作为战术指挥员亲自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同朱德一道结合当时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军事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等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全面发展壮大以后，毛泽东就很少再和战斗部队一起行军打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决策指挥者在后台进行指挥，只是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才又作为一个战术指挥者，率红军四渡赤水一举挽回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势，将自己的那套游击战术功效发挥到极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毛泽东基本就不亲自组织实施战术级的战斗行动了。平心而论蒋介石的单兵军事素质要大大强于毛泽东，在担任援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第二军总参谋长期间，在军事上有一系列不寻常的建树，并且在陈炯明叛乱保护国父孙中山的永丰舰上作为炮兵出身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军舰上的大炮对广州城里的叛军进行炮击，后又率黄埔学生军对广东军阀进行几次东征，都能亲自参与指挥部队行军打仗，若不是陈赓大将奋勇施救，老蒋在东征期间就自杀身亡了，从这个侧面也看得出蒋介石作为军队的总指挥也能作到身先事卒的表率。自两次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基本就不参与战斗的指挥，而专注于国家和党内的纷争。
其四两人的战略思想对比，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从初期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到中期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解放战争的“痛打落水狗”，到建国后抗美援朝初期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抗美援朝后期的“零敲牛皮糖”，还有六十年代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事后证明这些战略路线都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毛泽东伟大就伟大在他从不生搬硬套，他是从苏共的武装斗争史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走武装斗争这条路，是依照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攻占城市而后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政权，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是农民的这一特殊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以工农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结果获得成功。同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战略方面相差甚多，北伐和建立黄埔学生军初期，蒋介石还能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战略方针行事，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还是撕下了同情工农革命的伪善嘴脸，并利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的革命妥协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共口号，顺利地窃取了北伐以来的胜利果实。经过一、二次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置倭寇妄图亡我中国的决心而不顾，把主要精力放到围剿我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经历四次围剿失败后，终于趁中国共产党权力交接之际（李德成为我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中），攻占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了行程为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进。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倭寇策划华北事变之时，还置国家百姓即将亡国亡种于不顾，念念不忘“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战略，想一举致红军于死地。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勉强答应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在庐山发表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抗日宣言。在蒋介石的整个军事生涯中他的战略方针乏陈可举，战术家的成份多于战略家的成份。
其五两人的知人善用方面，毛泽东用人一般都会不计前嫌，一旦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他就会放手让你施展军事才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初期，林彪曾经针对他提出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论断，而毛泽东却认为林彪在政治上只是个娃娃，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还是比较突出，结果还是任命其为红军最具实力的第一军团军团长。除了红军建军之初毛泽东亲自组织过几场战斗外，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他基本就不插手军队战术方面的事，在大的战役发动以前，他会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所收集的敌军情报，给指挥员几个建议和应注意的事项，要其视情况的发展自行定夺，使指挥员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做出最适当的军事部署。而同期的蒋介石本应像以往一样发挥部属的军事才能，可不知道是因为剿共屡次失败对其部属不放心，还是怕部属有了自行决断的能力不听从其指挥的原因，竟然亲自组织部署战斗行动，尤其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先制定好一个作战计划和要实现的目标，又不让军队的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战斗部署，什么事都要听从他的意见，而自己又只是拿着根指挥棒在指挥室的地图上纸上谈兵，既诒误了战机，又使自己的部队陷入险境。再加上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这也是不到五年时间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就损失殆尽的重要原因之一。结果老蒋只好偏安台湾一隅，天天做着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还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的战略战术作战理论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好好地去挖掘整理研究的。
毛泽东兵法
楔子
看官，毛泽东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以所谓“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开始，发展出一支二、三百万人的解放军，“枪杆子里出政权”，最终指挥红色江山。这一点，左派、中派、右派；上层、中层、下层；中国人、外国人都不能不认可。毛泽东是一介书生，却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有口皆碑，却也无人否认其超凡的打仗才能。
毛泽东能够在战场上高奏凯歌，绝非幸致，与他精心研究战争、研究军事有关。毛泽东本人，形成了一套兵法。“毛泽东兵法”可以与古代的“孙子兵法”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我们一边讲毛泽东兵法，一边讲毛泽东打仗的故事。笔者虽说是纸上谈兵，但相信如此谈兵法，对读者会有裨益。所谓“人生如战场”、“情场如战场”、“商场如战场”、“政坛如战场”任何人了解“毛泽东兵法”，对自己的奋斗和事业应有百益而无一害。
看官，要讲“毛泽东兵法”，还得从毛泽东少年时代说起。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爱妻并不是“亲爱的江青同志”，而是“五四”时代雅丽如仙、国色天香的杨开慧。杨开慧之父，就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恩师杨昌济。
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其时“修身”课就是由杨昌济老师主讲。
毛泽东非常认真聆听杨老师讲课，并作笔记，即流传下来而保存在湖南韶山毛氏故居的《讲堂录》。《讲堂录》中就有一些关于兵法的文字——“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矛杀人，盾避敌，各当所用，此谓器使人。”“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
“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攻篇》）“杀人以生人。”“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毛泽东听杨老师讲课，当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择其要点而录。当杨老师讲到兵法，毛泽东认为字字珠玑、掷地作金石声，才一字一句记录下来。未来的岳父大人诸多教诲，有句话使毛泽东印象最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毛泽东数十年出生入死、胆色过人，与他遵循杨昌济老师教导密切相关。他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泰山崩于前”和“猛虎踯于后”的可怖场面，但他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仅大难不死，还转败为胜。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讲堂录》中有关用兵的文字，已是“毛泽东兵法”的雏形。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杨昌济指教下，已学会一些兵法。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杨昌济，就没有战略军事奇才毛泽东。水有源，树有根，杨昌济灌输的军事知识，虽说不多，却是“毛泽东兵法”的源与根。
看官，毛泽东虽然在《讲堂录》中记下一、两句《孙子兵法》，但他当时和后来的十多年都未曾系统读过这本古代经典兵书，直到抗日战争前的一九三六年才认真拜读，而在拜读《孙子兵法》之前，毛泽东已打了不知多少败仗胜仗。笔者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根有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风光绮丽的杭州对几位高级知识分子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前言
二十多年来，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蒋介石是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精通《孙子兵法》，指挥着数百万大军，为什么他却被毛泽东打败？我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定有高过《孙子兵法》之处。
于是，我经常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系身成都“市大监”时如此，出狱后到“五七”干校如此，一九七五年移居香港后亦如此。今年年初，台北海风出版社社长谢国诚先生伉俪飞来香港，约请我编一系列介绍毛泽东的书，我立即表示要编写一本《毛泽东兵法》。我对谢先生说：“我将从毛泽东学生时代写起，写到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谢先生说：“台湾人很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能在韩战中打败实力强大的美军，你最好写到韩战。”
这样，《毛泽东兵法》就写到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写毛泽东怎样遥控指挥志愿军与美军作战。我用了二十五天编写这本书，但我的研究，长达二十五年。
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后，迅速跃上畅销书榜，三个月印了三版。除海风出版社印行台湾版外，香港和平因书有限公司火速与我签了外文版权合约，年内印行日文版、英文版；明年印行法文版、德文版。
这本书还得到许多好评。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先生认为此书是“所有研究毛泽东著述中最突出的一部”。女作家夏捷认为此书造成的港出版界“毛泽东热”“所向披靡”。
这本书的出版，中国新闻社、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新民晚报》、香港《文汇报》、《新晚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快报》、《商报》和南亚一些报刊都作了报导。
我想，这本书受到欢迎并不是因为我妙笔生花，而是毛泽东兵法受到世人重视。我想，毛泽东兵法富哲理性，不仅适用于战场，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可以给任何阶层人士很多启发。毛泽东从无到有，以弱胜强，逢凶化吉，是“受命于君”的孙子所不如的。
写毛泽东是不能胡说八道，不能向壁虚构的，我力求用真实资料编写这
本书，如有谬误，希望读者指正。很感谢巴蜀书社印行此书大陆简体字本。很感谢四川杰出学者谭洛非先生为此书写了序言。我还要特别感谢上海郑正一老人给我提供了许多珍贵图片。赐教地址：香港英皇道九八九号新威园F座六楼六室昆仑制作公司。
刘济昆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
万丈长缨缚鲲鹏——写在刘济昆《毛泽东兵法》出版前
谭洛非
在当今林林总总研究兵法谋略的著作中，刘济昆君的《毛泽东兵法》可算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据我所知，作者花在编写这本书上的时间并不多，却是他二十五年来悉心研究毛泽东生平、诗词和军事思想的结晶。这之前，他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全集》和《毛泽东诗词演义》早已享誉海外，脍炙人口，高踞香港三联畅销书榜，并且在台湾获得了成功的出版。《毛泽东兵法》今年三月在港甫出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半月之内再版，接着又在台湾公开发行。现在，巴蜀书社与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及作者达成协议，决定在大陆印行。据悉，该书今明两年内还将发行英、日、法、德文版。
为什么这样一本推崇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纪录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实情的著作，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如此轰动的效应，特别是能够得到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关注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我想，除了本书的出版“躬逢其时”（“毛泽东热”的兴起和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需要）而外，主要的还是本书阐述的毛泽东兵法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哲理，以及作者持有的客观、率真的态度。我们中华文化可以说是世界兵法的宝库。《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的“兵学圣典”，毛泽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成功的军事战略家。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雄视古今，汇纳百川，创造了一整套军事理论和兵法谋略，“万丈长缨缚鲲鹏”，运筹帷幄，所向披靡。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毛泽东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但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无可批判的。”毛泽东兵法吸收了孙子兵法的精华而又高出于孙子兵法之上，他关于战争性质的分析，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论述，都是对孙子兵法的发展，这方面前人已有诸多评论。但是，把孙子兵法的特点归纳为“以强制弱”，把毛泽东兵法的特点归纳为“以弱制强”，不能不说是本书一个创造性的概括。这一概括看起来是那样的平凡一般，却道出了一个具有恒久和普遍价值的哲理。从总体上看，孙子从一般战争的规律出发，强调“庙算——五事七计”，强调“以众击寡”，反对“以弱击强”，就是要以自己强大的实力去战胜对手，以自己的威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则根据人民战争的特殊规律，在几十年戎马倥偬的实战中，总结出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达到“以弱制强”的战略和谋略，它是革命的法宝，弱者的武器。世界上任何新生的事物，最初总是很小、很弱的，它们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斗争、竞争，依靠自己战略谋略上的正确，逐步强大起来，终于战胜或代替了那些“庞大的”旧事物。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兵法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的辩证法，恰如本书所指出：“他以所谓'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开始，发展到一支二、三百万人的解放军，'枪杆子里出政权’，最终指挥红色江山。”当今世界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竞争，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解放，一切目前看起来还弱小的力量要反强权、争生存、求发展，就得学习研究毛泽东兵法。本书总结的毛泽东兵法四十八计，不仅比中国传统的三十六计多出十二计，而且在很多谋略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与毛泽东独特的思维方式，不信邪，不怕鬼，敢于想人之未想、言人之未言，是紧密联系着的，他往往能“不拘一格”，“出奇制胜”。例如，“守株待兔”、“杀鸡焉用牛刀”，这是人们熟知的兵家大忌，毛泽东却在一定情况下反其道而用之，淮海大战围而不打就是“守株待兔”，集中优势力量用三倍或四倍的兵力全歼敌人就是“牛刀杀鸡”。毛泽东有时强调“寸土不争”，有时却讲“寸土不让”，有时讲“穷寇莫追”，有时却强调“宜将乘勇追穷寇”。一切以时机、地点、条件为转移。毛泽东用兵之“奇”，简直使对手摸不着头脑，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得到了中国传统兵法的真谛。能够把毛泽东兵法中这种活生生的辩证法学到手，不仅用兵打仗，就是在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和经营管理中，也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创造出奇迹来。难怪作者喟叹：“人生如战场，商场如战场，政坛如战场。任何人研究毛泽东兵法，有百益而无一害。人生奋斗搏杀之术，尽在其中矣！”
由于作者在撰写本书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求实的态度，因而他所得到的很多结论，自然就比较能使人信服。要谈毛泽东兵法，必然涉及到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作者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必须两党的史书同时找来看，进行比较，作出分析，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历史。”作者生活在香港，有条件充分利用两方面的材料，他不仅引用了毛泽东著作、中共的史书，也大量引用了外国记者的评述、国民党史书和蒋介石的著作、电文，其中有些材料是鲜为人知的。例如在论述井冈山斗争时，除了引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红色割据的地形优势、群众基础和战略战术上的成功而外，还引用蒋介石的话加以印证：“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从，避实就虚，随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蒋介石写成一钱不值的草包，他指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之争，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军事高手之战”。本书引用蒋介石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讲词中提出的剿共五大政策（封锁政策、交通政策、工事政策、挺进游击，争取主动）和十条战略布置（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以迂为直等等），看起来也说得头头是道，颇得曾国藩、胡林翼剿杀太平天国的兵法真传。与此同时，红军却召开了反围剿誓师大会，会场挂了毛泽东写的一付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比之下，毛泽东显然比蒋介石棋高几着。为什么北伐中槃赫一时的蒋介石，在这里一切法宝都失灵了呢？作者虽然没有从理论上（战争的伟力植根于民众之中）加以阐释，却用历史事实作了回答。蒋介石曾经指示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瓦解红军及其根据地，结果却是：“用国民党的话来说，'毛泽东使得并冈山的红军和民众都愿意为他捐躯卖命。’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作者把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称为“洗脑”，但却认为这种“洗脑”是很成功的。所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不过，作者也没有为红军抹粉饰过，在第五次围剿中，中共领导人排斥了毛泽东，结果就打了大败仗，丢掉了井冈山中央苏区，被迫进行长征。关于长征，作者引证了国民党史书的一段记载：“赤匪自称这次流窜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四个月中，军队差不多经常在移动，激烈的战斗也不断发生，经过无数的困难，穿过中国最长最深的河流，跨过最高最险的山隘，经历了广漠的草原，备受冷冻、炎热、风霜、暴雨，终至抵达陕北。”从另一个角度具体描绘了红军的艰苦卓绝以及最后胜利。作者从胜败对照的事实中、从正反各方史料的比较中得出结论：“中共打仗，只要有毛泽东指挥，必然节节胜利；一旦排斥了毛泽东，就会一败涂地。”这样的例子，在尔后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可以说俯拾即得。因此，本书虽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实际上蓨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作者穿插了很多别有情趣的小故事，但决不单纯追求“秘闻奇轶”，所言所叙，都有历史文献作本，都经过作者的抉择订证。把科学的严肃性与记叙的生动性结合起来，殊非易事，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
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像坊间那些讲兵法的小册子那样，孤立地提出一个一个的谋略（即所谓一计），然后举一两个例子加以解释，而是以毛泽东的生平为经，以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为纬，从求学时代起直到抗美援朝结束，透过他驰骋南北几十年的战争生涯，总结他的治军用兵之道。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48计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下提出的，又获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前后贯串起来更可以分明看出毛泽东是怎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军事思想和兵法谋略。毛泽东不是神，也不是7??7生就会打仗，而是被“逼上梁山”的，只不过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实践，善于总结创造罢了。所谓天才就是比常人更聪明更勤奋。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的。所以我们读这本书，有如浏览一遍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加之作者文笔挥洒自如，纵横开阖，热情犀利而又富于幽默感，读起来引人入胜，趣味盎然。这也是本书能够畅销的另一重要原因。我们虽然不同意他在具体问题上的某些看法和提法，但对洋溢在全书中的那种民族自豪感、那种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挚爱，那种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崇敬，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书中谈到一九四九年渡江解放南京之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强闯我军防线，被我开炮击伤。毛泽东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身份，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的声明。作者在摘引声明之后，这样写道：
毛泽东这篇声明，是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年来痛斥英国佬的最痛快淋漓的声明，每一个被英国佬欺负过的中国人都会大叫“好嘢！”
毛泽东这个人，平生最不怕的就是洋鬼子。反共人士也承认，自从毛泽东席卷神州大陆，坐上民族元首宝座，洋鬼子就奈何不了我们中华民族了。
这确实一语道出了当前海内外兴起“毛泽东热”的“玄机”，说出了炎黄子孙心里的话，令人拍案叫绝。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日
第一计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时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地点/湖南长沙
兵力对照/两百名学生对北洋军第八师之一部
策略/以木枪和鞭炮应张声势，欺瞒真枪实弹的北洋军
结果/北洋军全部缴械
看官，毛泽东生前是中共最高统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他最初参军时，参加的并不是共军。也就是说，他不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首先参加的，可以说是国民党军。实际上，毛泽东参军时，中国还没有共军呢。
这点并非耸人听闻，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湖南是第一个热烈响应的省份，政治局势极之紧张，巡抚杨文鼎宣布在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然在城内外秘密而频繁地活动着。
一日，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到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其时毛泽东就在这间学校读书。这个革命党人演讲时，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讲后，热血沸腾，打算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去参加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革命军，后来因交通事故，未能成行。这时，湖南起义胜利了，长沙组织了一支学生军。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乌合之众，不愿参加，而决定参加正规的革命新军——也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即国民党军。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的军饷是每月七元。
当了半年丘八，却从来没有雄赳赳气昂昂上战场冲锋杀敌，毛泽东颇感失望，终于退出军队。
看官，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打第一场仗的呢？
说来话长，一九一六年十月，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这支极不正规的军队却有堂而皇之的宗旨：“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个连，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者，被选为连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毛泽东与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部分败兵的枪枝。
这件事，毛泽东同窗密友周世钊有详尽生动的回述：“一天午餐过后，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正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校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这时，毛泽东探听了北兵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又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志愿军中胆大的同学两百多人，持着平日操练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志愿军的最前列。溃兵乘着暮色苍茫，沿着妙高峰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毛泽东见他们已距离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便要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齐声呼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后，真的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所缴获的枪和其他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了。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
毛泽东还有个同学邹蕴真，当年曾问毛泽东：“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
毛泽东气定神闲地回答：“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门，只得闭门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看官，毛泽东打的第一仗，已充分显示其军事天才。他只有木枪爆竹，却能逼得敌人缴出全部真枪，实际上，这一仗已接近他《讲堂录》所记的孙武《谋攻篇》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
毛泽东指挥这一仗，是受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故事的启发。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前秦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与其弟登上寿阳城，远远望见晋兵阵势非常严整，又望见前面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后来大败而逃。毛泽东也学得谢玄虚张声势，以假冒真。初试啼声，就见不凡。
一九一八年，南北军阀再次混战，张敬尧进入长沙。在战乱中，毛泽东等人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警卫全校的安全。最初，“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适北军至乃止。”后来，“湘军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甚至做到“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的地步。
第二计逼上梁山——枪杆子里出政权
时间/一九二七年
地点/湖南省
策略/将工农武装化整为零，就地潜伏，等待时机
结果/保存了工农武装的实力
看官，一九二七年夏，国共两党反目相煎，中共指蒋介石之“清党”为“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杀。
毛泽东本来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当然不会蠢到伸长脖子等候屠刀砍下，他秘密潜返湖南，对那些共产党早已渗透的工农武装作出三种安排——
一、已经被国民党察知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一律上山“扎寨”。
二、尚在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合法招牌——挨户团面貌出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铁锤镰刀的共产旗号。
三、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械埋入土内，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的部队，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枝。
上山“扎寨”，在当时的国民党看来，就是“上山当匪”。毛泽东这个主张，显然源于他幼时熟读《水浒》。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这境界曾是毛泽东神往的。
毛泽东主张上山“扎寨”，他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毛泽东又叫一些工农武装分子化整为零，潜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民团，这一套，与西洋的“木马屠城”异曲同工。
毛泽东还说过：“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间跟绿林交朋友。”
上山“扎寨”，是“毛泽东兵法”极之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连上山“扎寨”的勇气和实践都没有，就休想日后拥有雄兵百万、纵横驰骋于天下。
山上的工农武装，到秋收时节，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羽毛渐丰，实力大增。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毛泽东又指出，这次秋收起义，“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在研究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首次提出震惊中外几十年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作出军事部署，他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一、二、三团。第一团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由湖南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以安源工人武装和共产党掌握的安源矿警队为骨干，由萍乡、安福、莲花、醴陵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还有部分平江工农义勇队、部分警卫团战士组成。三个团共计五千人左右，由毛泽东任党代表、卢德铭为总指挥的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等人还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长沙。进军的路线是——第一路以第二团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自安源进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配合，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以第一团原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主力，由修水出发，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待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出击。第三路以第三团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小部分警卫团战士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通长沙。三路紧密配合，待各路得手后，再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看官，毛泽东这套“战略部署”，看来头头是道，实际是不够“伟大”的。因为长沙由军阀唐生智部队守卫，固若金汤，想要攻克，谈何容易。同时，好事多磨，毛泽东还未上战场，却在走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拘捕，几乎未出师而身先死。
毛泽东后来心有馀悸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件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工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和国民党通声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恐怖手段达到了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共产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身边带着从一个同志那里借来的几十块钱，我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士兵是雇佣来的，我如遭到枪决，对于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答允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躲着。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搜寻我，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碰到他们了。虽然有几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走，可是，我还是没被发现。最终，黄昏时分，他们停止搜索，我马上翻山爬岭，连夜赶路。”
毛泽东捡回大命一条，心花怒放，壮志凌云。决心将军事计划付诸实施。九月上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首先破坏长沙岳阳铁路和长沙株洲铁路，切断敌方交通要道。同时，第一团和第四团（师长余洒度擅自组编）自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行至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毛泽东本人率领第三团于十一日从铜鼓出发，向浏阳方向进发，一度与敌军恶战。后来得知一团腹背受敌，连续受挫，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下令各路起义部队赶往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的兵马抵达文家市，第一团和第二团的残部亦先后来到，三路人马会师。
这样，工农革命军又似模似样，浩浩荡荡。毛泽东曾有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第三计武装割据——石头击破大水缸
时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地点/江西三湾村、井冈山
策略/先在农村建立武装力量，再以乡村包围城市，扩展地盘
结果/建立红色政权的雏形
看官，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是不想以卵击石，避免工农革命军全军覆灭，但是，他的善意不被理解。当时有个名叫余洒度的师长，就反对毛泽东，指责毛泽东退到农村是想当“山大王”。
毛泽东振振有辞：“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有利于我们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还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毛泽东强调作战略退却，退向农村，退向湘赣粤边境山区。“将来湘赣粤三省，任何一省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参加。”那年九月十日上午，在文家市一座学校操场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高见——“诸位兄弟：大革命已经失败，工农遭疯狂屠杀，革命处在低潮。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高潮迟早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枪杆子的亏。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有人说，蒋介石现在力量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耽心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依我看，我们力量小只是暂时的。我们好比一块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
最后，毛泽东又强调：“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力量。”
看官，毛泽东颇有演说天才。要当军事指挥家，讲起话来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演说，真真正正称得上是“号召”，如吹号角般，令闻者争先恐后响应。
如此这般，那许多工农革命军就跟随毛泽东南进。前有去路，后无追兵，士气十分高昂，最初几日，一路顺利。但是，到了第五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官兵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遭敌人突袭，总指挥卢德铭中弹身亡。毛泽东看到战友牺牲，悲痛之馀，咬牙切齿，随即率众攻克莲花县城，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又攻进监狱，救出一百多名共党人士。又过三天，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看官，不要看三湾是个小小村落，这个小村落在中共党史上至关重要，因为当年毛泽东在那里作了一件史称“三湾改编”的事。
原来，毛泽东在三湾实施其治军的最重要措施——在部队建立中共各级组织，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当书记。
党指挥枪！“三湾改编”从此实现了这一条。
毛泽东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建立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制度，并提出废止肉刑，不枪毙逃兵、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伕、讲话和气、买卖公平等新型纪律。
看官，毛泽东当时还有被人视为“收买人心”的十分高明的一手，那就是宣布了“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的政策，对于自愿离开部队者，开具证明，发给路费。自愿离开而得到路费者，虽未必视毛泽东为大救星，却必然对毛泽东不会有深仇大恨。
不久，毛泽东率军开上江西井冈山。他不仅是上山“扎寨”，而且被指为“与匪结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井冈山最初并非“革命根据地”，而是两股土匪的巢穴。那两股土匪的首领一叫袁文才，一叫王佐，各有六十枝坏枪，六百多名土匪。
毛泽东千真万确，万确千真有“与匪结盟”之嫌。他曾对斯诺表白：“井冈山的匪首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加入了红军，使红军实力增加了将近三团之众，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
不过，毛泽东并不将这两个加入红军的匪首视为共产党同志，反而心存戒心。他说：“两个人虽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经投身过国民革命，现在他们准备对反动势力作战。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俩可算是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执行着党的命令。后来，他们擅自离开井冈山，恢复了他们的土匪脾气，结果是被当时已经组织化、苏维埃化的、有自卫能力的农民所杀。”
利用土匪，将土匪置于自己指挥之下，这是“毛泽东兵法”中非常出色的部分，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矣。
一九二八年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馀部和湖南南部起义的农民军，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这就是威震中外的“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合后，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建立起一个红色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占城市，解放全中国。要建立且巩固这个政权，首先必须经营好红军。
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一九二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有容，从而成为中外皆知、还谱歌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看官，毛泽东治兵，十分讲究备战，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一种备战。共军经常说“人民军队人民爱”，真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洗澡避女人”一类，自能赢得“人民爱”。
如今大陆有些贪官污吏，不知还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否？当年毛泽东的红军连一针一线都不拿，倘非如此，而是贪污民脂民膏，焉能打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
第四计敌进我退——隐势藏形山林中
时间/一九二八年
地点/江西永新
兵力对照/两营兵力对国民党军十一个团
策略/利用山险地形和广大民众掩护，采四面游击战术
结果/牵制国民党军二十五天
那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了他的兵法中最重要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生非凡功业的金钥匙。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惊天地泣鬼神，首先是靠这十六字诀造就。看官，毛泽东这十六字诀，并非一朝一夕冥思苦想得来，而是毛泽东经长年血战得来的宝贵经验。
经笔者考证，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最初是以下十六字——
彼出我入，
彼入我出，
避实就虚，
隐势藏形。
毛泽东这原始十六字诀，纯粹是为经营井冈山根据地而设计。意思是说，敌军出山，我就入山；敌军入山，我就出山；避开敌军实力而向敌人弱点攻击；善于隐蔽自己，神出鬼没。
毛泽东说过：“在周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呢？中共史书回答道：“因为：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民众。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武装。三、井冈山上有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粮、筹款。四、井冈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它的史书也回答了这问题：“赤匪之蔓延坐大，实受地理环境之影响。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耸，海拔约七、八百公尺。但山势虽高，而侵蚀已深，山间多有狭长之溪谷，中含局部平原，亦有良田美池。其地雨量充沛，森林繁茂，山深林密，守易攻难。一般匪薮，多系贫瘠闭塞之区，若江西之匪巢，在军事上为天险，在经济上亦差可自给。著名匪巢井冈、东固，皆最宜于隐势藏形之地，匪每溃败，则退据匪巢，扼要坚守不出。”
毛泽东精心经营的井冈山有何变化呢？中共的史书往往语焉不详，如“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一类。我们不妨从国民党的史书中寻找答案，更为客观翔实：“赤匪盘据赣南，穷数年经营之力，不独陇亩之界址荡然（因分配地亩，将旧有业主界址完全消毁），即地形亦有变化。除高山大川非人力所能维持外，乡村路径悉已变化。如前之曲径可通，今而阻于榛莽；前之深潭浅泽，今忽贯于羊肠。行军作战，以军用地图为全军命脉，前之按图索骥者，今等于歧路亡羊。”
看官，我们从这段话中可知，毛泽东经营后的井冈山，已使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变成废纸一张，按图索骥的国民党军官，到井冈山一带就变成歧路亡羊，可悲矣！
笔者并非有意中伤国民党军官，当年蒋介石就曾说过：“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从，避实就虚，随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看官，毛泽东在井冈山日益发展，甚至惊动了蒋介石。声势自是不凡，但他是否只有捷报频传，而无损兵折将呢！非也！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高层有几个“左”得出奇的人物，鼓吹“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人不会打仗，却又喜欢发号施令。毛泽东有事离开井冈山到永新县去之时，他们趁机下令红四军拉到湘南，攻打郴州。结果招致二十九团全军覆没。整个红军损失半数兵力，中间阶级大部分被驱逐到豪绅一边，贫农阶级成了孤军，红色地区各县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为国民党军占领。
毛泽东倒也不慌不忙，从容应付。正当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要去湘南之时，毛泽东却率领三十一团两营兵力，在永新阻击吉安来犯之敌军。
毛泽东自己透露，他在这一仗所采用的兵法，是“四面游击”。他说：“在广大群众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
第五计草木皆兵——党与群众军事化
时间/一九二九年八月
地点/江西井冈山
名称/黄洋界保卫战
兵力对照/二个连对一个师
策略/充分利用地形及动员地方民众
结果/确保井冈山看官，
毛泽东有首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主张“人民战争”，甚至主张“全民皆兵”，这种军事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形成。
毛泽东有篇大作《井冈山的斗争》，他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西江月·井冈山》所写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一场“人民战争”。
“黄洋界保卫战”是按照毛泽东兵法打的，却不是毛泽东亲自指挥，而是一个红军营长陈毅安指挥的。
八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部队在永新、莲花、茶陵三角地带集结，准备下一步行动。但是，突然传来二十九团在湘南完蛋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他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接战败的二十八团，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
这时，敌军得势不饶人，奔袭井冈山。营长陈毅安急忙率两个连赶回，然后发动男女老幼保卫红色基地。
两个连队跨过山峰，进到黄洋界阵地。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多米，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羊肠小道可通。两面是敌军进攻方向，地势很低。山峰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毛泽东曾有诗句：“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八月三十日，敌军发动攻击。但红军居高临下，草丛中又插了千万枝竹钉，敌兵虽说不上寸步难行，却只能一个个缓慢匍匐前进，每一个兵又都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射击。
看官，攻击井冈山的敌军虽说有足足一个师的兵力，但由于地形限制，使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红军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加固工事，还准备了许多石块，作投掷之用。
敌军鱼贯式队形进攻无效，便用机枪扫射掩护，然而低射妨碍其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乱飞，无明确目标。红军则弹无虚发，每弹打死或打伤对方一人。竹钉防线也很可怕，敌兵踏上，痛入骨髓，难贾馀勇。
下午四时许，红军抬出一门八二迫击炮，发射了三发炮弹，敌军听到隆隆炮声，以为山上有千军万马，吓得魂飞魄散，争相转身逃遁。
毛泽东不仅作首词歌此役，还向中共中央报告：“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还有什么作为呢？用我的话来说，毛泽东十分善于“洗脑”。《孙子兵法》中提倡“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毛泽东的“洗脑”，即他所谓“政治思想工作”，与《孙子兵法》的“道”异曲同工。用国民党的话来说：“毛泽东使得井冈山的红军和民众都愿意为他捐躯卖命。”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毛泽东首先对士兵们说，大家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打了胜仗，可以翻身作主人，可以分田地。任何穷人听了，无不心动。毛泽东还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毛泽东认为这一套如灵丹妙药，很有神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原来毛泽东早在二十年代就鼓吹实行“民主”了。当然，他绝不是今日“民运分子”的祖师爷。他对“民主”的解释和今日的“民运分子”也是绝不相同的。
毛泽东尤其善于在俘虏兵身上做功夫。他非常坦率地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
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看官，毛泽东这一套，当年使得国民党官员杨池生惊叹：“毒矣哉！”毛泽东知道后，更是沾沾自喜。毛泽东对井冈山，一往情深，除了一九二八年秋写了首《西江月·井冈山》之外，他晚年——一九六五年五月还写了两首有关井冈山的词。一首是《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第六计捕鱼撒网——随时打开又收拢
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时间/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兵力对照/四万对十万
策略/集中全部兵力攻击优势敌人最虚之一点，一举歼灭以夺其势
结果/歼灭张辉瓒部九千
除了十六字诀外，毛泽东还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又提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毛泽东把这种战术比作捕鱼撒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规定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战争形式，制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其一路”、“各个击破”等基本兵法。
毛泽东那时还不老，却老谋深算。他指出，红军既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就必须使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赤卫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如此这般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要调兵遣将，还要调动所有的平民百姓，甚至调动老弱残兵。中共有本史书记述井冈山情况时提到：“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兵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兵员充满了信心，处之泰然。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动员起来，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
动员全民作战，连老弱残兵也不例外。毛泽东也就日益发展。
连老弱残兵都能调动的毛泽东，特别强调“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他说，这样就可“使我如鱼之在水，处处明亮，敌如鱼之在陆，处处黑暗。”
看官，毛泽东军事天才万中无一，他当然不甘心在井冈山当“山大王”，如果其志止于此，那就变成“池中物”了。毛泽东的凌云壮志是“解放全中国”。
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决定离开井冈山，下令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发，建立以江西省瑞金
为中心的根据地。换而言之，他决定把地盘扩大，实行扩张主义。
两年之后，即一九三一年，毛泽东们的红色区域已拥有三百多个县，几千万人口。这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大会”，到会代表六百多人。大会发布了宣言，通过红色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毛泽东那时到底有了多少兵马？据国民党史书记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域内，红军正规部队有三十六万人，非正规部队有六十五万人。”这巨大数字，看来是毛泽东“虚张声势”所导致。实际上红军主力只有四万人。
一九三○年八月，蒋介石提出“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毛泽东主持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当时，红军一方面军约四万馀人。十月三十日，该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罗坊召开会议，讨论了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攻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为对付围剿作了准备。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下令“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军队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这时红军主力已转移到龙冈等地区。
十二月六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经过二十天，也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
相反，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八百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又提出新的战术：“中间突破”，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分敌为远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
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下令于次日先歼灭“深入”共区的谭道源师。
红军召开了“反围剿誓师大会”。会场两侧挂了副毛泽东写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看官，这副对联，且莫等闲视之，它溶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宣布：“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谭道源并非草包饭桶，他并不上毛泽东的圈套，而是下令手下坚固阵地。
毛泽东未能将谭道源制服，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毛泽东大喜过望，对朱德说：“天助我也！”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红军第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大部份队伍，分别从龙冈西北和东北方向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包围，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形势。
下午四时许，红军指挥所发出全面攻击的信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顿时，枪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红军仅有的一门大炮，也被用来装模作样，射出几颗炮弹。
这一仗，张辉瓒被活捉，他率的师部和两旅人马或死或伤或被俘，九千馀人，无人漏网。毛泽东打了胜仗，自是要写诗填词，他有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后来谈到打张辉瓒的龙冈战斗时说：“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
蒋介石派十万大军进行围剿，红军四万兵力歼灭张辉瓒九千人马。这在战略上是“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毛泽东又将这一套说成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第七计将来兵挡——游击战加运动战
时间/一九三一年五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兵力对照/三万对二十万
策略/以机动转进分散敌方主力，再伺机逐一歼灭
结果/历时十五天，五仗全胜，缴枪两万馀
看官，毛泽东还有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词写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击败了。仅仅休息了四个月以后，南京又开始第二次围剿，兵力超过了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那时一般认为红军的形势是极不利的，苏维埃所管辖的区域太狭窄，财源有限、设备简陋，而南京的物质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红军。可是我们迎接这次的进攻，红军仍旧用他以前赖以取胜的战略，仍旧让他们深入苏区。
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攻击他们的第二路，击败了他们好几旅人，消灭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接着我们很快地接连攻击他们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击退了他们，第四路没有作战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卒被歼灭，在十四天之内，红军打了六次仗。进军八天以决定性胜利结束之。其它六路被击溃和败退之后，由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一军，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撤退了。”
毛泽东还在其大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十五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馀，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两次围剿，皆被毛泽东打破，但是，毛泽东是不敢轻敌的，他面对的是中国另一个军事高手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战，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军事高手之战，绝不是如江青样板戏中所描写的英雄对草包之战，如果那么容易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就不必绞尽脑汁研究兵法了。
话分两头，我们且看蒋介石提出什么兵法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要对共党斩尽杀绝，他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讲词里，把剿共所用的战略，归纳为下列五项——
第一、“封锁政策”：即严密封锁，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蛟蚁之通报。”当时江西有所谓封锁地带，其中堡垒星罗，巡探密布，就是要断绝共区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一切经济资源不得丝毫进到共区。
第二、“交通政策”：交通政策与封锁政策相对。反过来说，就是要消极的阻止共方的交通，而积极发展国军（国民党军队）方面的交通。无论道路、电报、电话、输送、通讯、传令等一切交通设备和交通人员及其工作，俱国军命脉，操国军胜败生死之权。战争就是争取时间，谁能节省时间，行动迅速，谁就胜利。换句话说，作战全靠机动，谁能机动，谁就成功。交通政策就是要机动敏捷，这是剿灭共军（共产党军队）的一个主要战略。
第三、“工事政策”：国军只要到了与共区接近的地方，无论是准备驻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军队一到，立即将防御工事做好。并且只要有馀暇，还要督促指导老百姓修筑碉堡，设寨围墙，与军队打成一片。国军只要有了据点，就有了凭藉，便可站得稳，无论共军怎样袭击，总可以抵得住。勤做工事，坚壁清野，是致共军死命的一个最稳实而可减少牺牲的方法，亦即是多出汗少流血的道理。
第四、挺进游击：共军根本不用正规战术，其长处就在于跑路、伺机、侦探、化装、袭击而已。现在国军要剿共，也要能善于此道，用共军的战术才能消灭共军。胡林翼曾根据他剿匪的经验说过：“与其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意思是说剿共必须随时随地，找到共军的弱点，一有可乘之机，马上就要出击进攻，易守为攻，出奇制胜。蒋介石曾将游击战术，简括为“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四句话。
第五、争取主动：国军从事一切战争，都有一个最紧要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主动。凡能依自己的计划，支配整个战局演变者便是主，便谓之立于主动地位。凡是属于主动，便常是胜者；陷于被动，便只有失败。
蒋介石熟读历代兵书，精通打仗，他又将主动的战略，分析为下列十点：
（一）以静制动：胡林翼曾说：“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就是要“以主持客”、“以逸待劳”的道理。
（二）以拙制巧：懂得以静制动的道理，就很容易明白以拙制巧的精义。就是共军以很巧妙的方法扰乱国军，国军要以坚忍、实在、稳当的方法来制伏它。
（三）以实击虚：就地位而言，则曰“以主待客”；就态势而言，则曰“以静制动”；就方法而言，则曰“以拙制巧”。更就力量而言，则曰“以实击虚”。这就是发挥国军力量，击破共军的弱点，集结国军实力，战胜共军虚张声势的宣传，扫荡共区的组织。
（四）以迂为直：国军剿共时，无论行军、进攻、或追击，都要采“曲线行动”，有时宁可不走易走的大路，而要另寻小径山路来走，甚至有路的地方不定，偏要从没路的地方绕转过去。如此不怕崎岖，不怕吃苦，才可使共军觉得神奇莫测，国军才可出奇制胜，不会被共军埋伏袭击的惯技所算。
（五）独立作战：国军剿共，务须协同一致，互相策应。但是在赣南剿共，多是山地战，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以及共军的诡诈百出等各种原因，国军各个部队，无论是一军一师，甚至一旅一团，都要随时随地有独立作战的准备。
（六）全力决战：在决战之前，国军一定要集结所有兵力，务使一兵一卒，同时皆能用于决战的一点。必须如此用兵，才能算是最经济的使用兵力，才能发挥其军队最大的效用。
（七）就地固守：这是根据稳扎稳打的原则而定下来的要领。所谓“稳扎稳打”，无论行军宿营与作战，总要谨慎小心，严密戒备。“防守是手段，进攻才是目的。”
（八）纵深配备：前线与敌作战的正面愈狭愈好，国军要留二分之一，最好三分之二的兵力，摆在后面作预备队，随时可以相机增援。
（九）机动配备：机动配备者，即根据指挥官卓越的才识，以冒险的精神与英明果断的决心来活用兵力。至于活用兵力的要诀，就是“进退不一，多寡不一，分合得当，攻守咸宜”四句话。总之，指挥官果能将兵力抽调得法时，危险性就越会减少，成功的把握也就越大。但惟一要诀，就是要严守秘密，不得被共军窥破。
（十）六项要务：所谓六项要务，就是侦探、搜索、警戒、连络、掩护、观察。这六项要务，无论是行军宿营或作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切实检点。侦探、警戒，务求严密；搜索、掩护，必须周到；连络必须确实。观测必须精敏。
蒋介石又综合以上各点而作一结论，就是“战术上要取守势，要以静??????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
此外，蒋介石又提出作战的三个口号，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和战术的两项要旨，一是分散，一是集合，一切战术不外乎分合二字。蒋介石特别强调一个慎守，谓自古以来，兵皆不得已而用之，只有敬慎悲戚者，可以获胜。他引用老子的话：“两兵相接，哀者胜矣。”
蒋介石兵法就是如此头头是道，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颇为英明之敌。
第八计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虚弱
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兵力对照/三万对三十万
策略/诱敌深入，择虚而噬
结果/历时三月，共歼国民党军三万馀，缴枪一万四千
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剿共大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德、日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共三十万人，向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一回，蒋介石依靠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力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其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
面对强敌压境形势，毛泽东决定仍采“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八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结。
这时，各路国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国军中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七日至十一日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歼敌一万馀人。这时国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分两路对红军采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毛泽东则命令红军取声东击西战术，命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红军则越过国军重兵之间二十华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国军发觉再向西时，红军已休息半月。这时，战场上国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日益明显。蒋介石鉴于参加剿共的军队已疲惫不堪，而与他不和的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只好下决心退却。
红军乘国军退却，实行毛泽东“敌退我进”战术，九月上旬进行两次追击，毙伤俘敌四千馀人，九月十五日又歼敌一个师。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共歼灭敌军三万馀人，缴枪一万四千枝。
毛泽东对打破第三次围剿非常得意，后来他著书立说时津津乐道——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蒋介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相当聪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暂时不打毛泽东，而先打毛泽东在各省的同志。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剿共总司令，调集大批国军向中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蒋介石调动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约三十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六个师另四个独立师、一个独立团，共四万五千馀人。
国军攻入红区以后，蒋介石的剿共总部即发出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须出快刀斩乱麻手段。”
蒋介石的国军这回得心应手。中共史书有云：“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十月十日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馀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还以十馀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中共史书承认：“九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二千馀人落入敌手。”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
到了年底，何应钦的剿共总司令部调集三十多师计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而以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主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七万人。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战，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坚决围歼战的作战方针。
国军主力在东路、西路的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战先打敌之西路，经一天半激战，全歼两个师。国军即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企图报复。红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于宜黄南部地区，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营。这两次战役共缴枪万馀枝，至三月间打破国军围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第九计寸土不争——将欲取之先予之
时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
红军总指挥/李德、博古
兵力对照/十万人对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
策略/面对绝对优势敌人，不固守死阵线，必先放弃土地、转进待机，以求胜利，再收回土地，扩大土地
结果/因未采用毛泽东之战略，红军被逐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看官，毛泽东指挥了四次反围剿，确实战果辉煌。根据中共军事委员会的统计，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正规红军三年来的战绩，总计：击溃敌军七十八万名，消灭三十一万六千名，俘虏十九万六千名，缴获武器十六万五千七百件，无线电台十九架。这时，闽浙赣共区扩大了，和赣南中央所在地连结，增地十万平方里。中央根据地约有人口三百万。接着中央红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增兵三十万，势力大大膨胀。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他对国军郑重指示，剿共之根本要道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引用古人的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指示国军军官“分别忠信的良民和奸诈的莠民，然后挑选出一方之良，以锄一方之莠。”“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
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多方面准备。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蒋介石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大批反共军官，聘请以德国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征集大批新兵，购卖大批飞机、大炮、汽车，扩充军备。
“堡垒主义”不同凡响，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仅在江西已共筑碉堡两千九百座。
万事俱备。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对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声势浩大、震惊全球的第五次大围剿。
步步为营、碉堡推进，从四面向共党腹地压缩，特别是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当时中央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战争于十月底开始。
其时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被极左人物所取代，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看官，毛泽东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但他的军事思想，他的战略战术，是最完美的，是无可批判的。中共打仗，只要有毛泽东指挥，必然节节胜利；一旦排斥了毛泽东，就会一败涂地。
当时，王明、博古一类左倾人物大唱高调反调，指毛泽东搞“游击主义”，他们强调正规化，反对毛泽东兵法。他们否认红军弱于国军事实，反对毛泽东主张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的方针，而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在战争形式上，他们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正规战。在战役战术上，反对诱敌深入，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反对运动迂回，主张“短促突击”；反对歼灭战，主张击溃战。
这许多鬼主意，实际是一个德国鬼子出的。据中共史书记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布朗）从上海来到瑞金。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李德和博古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的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哀叹：“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大丈夫能缩不能伸。
毛泽东虽然丧失指挥权，但他还是出过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兵法。是年六月，他到赣南会昌县，对一些红军军官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去，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箝制敌人。在整训中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
毛泽东又说：“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要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在会昌、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的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
但是，毛泽东的一套被置若罔闻。
国军方面真是捷报频传，蒋介石围剿胜利。且看国民党史书所说：“我军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里面收缩，其最后目标在以坚硬的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这种军事围困及经济封锁，非常有效。匪军与其伪政府乃不得不采取远遁战略。七万多共匪为避免被歼灭，突围而出，向西流窜。这次撤退被称为长征，历时一整年，路程二万五千里。到陕北时，只剩下二、三千人。”
红军打了大败仗，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冷静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后来写道：“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毛泽东又说：“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第十计万里长跑——战略转移保实力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五年十月，共三百六十八天
地点/从江西出发至陕西止，历十一省、二万五千华里
名称/二万五千里长征
策略/大撤退，大转移
结果/虽丧失根据地，但保住实力，伺机翻身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虽未被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却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跑”。
国民党方面，认为“江西共匪已经肃清”。那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有云：“赤匪盘据赣闽，数载于兹，凭藉险要，啸聚亡命，恣行破坏，非仅当地人民，有水深火热之痛，实为国家民族心腹大患。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
其实，江西共军并未完全消灭，中共大员陈毅、项英、邓子恢、张鼎丞等仍率领部分红军留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仍然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跑”，毛泽东称之曰：“长征”，蒋介石则称之为“流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一次战略上的大撤退、大转移。
那年十月初，国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百城三大重镇相继失守。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红军主力五个团八万馀人，分别自瑞金、零都出发，被迫实行保存实力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敌进我退”。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八万人一起“逃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无“话事权”。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红军大转移和突围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叫士兵们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累赘的队伍，这对“长跑”、“逃命”的红军是极不利的。
按照当时中共高层的计划，八万人马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大批人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一直向西行动。
国军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调遣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但是，各路国军各有算盘，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逃命前夕，十月初，红军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这样，红军突破国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又作哑，只是向天鸣枪，并没有进行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看官，湖南是毛泽东家乡。对于湘江一带，毛泽东非常熟悉。有其绝妙好词《沁园春·长沙》为证：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湘江一带打仗而排斥毛泽东，焉有不碰壁之理？当时，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一筹莫展，又不肯请教毛泽东，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国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短短三个月中，八万人马锐减至三万人，有五万人“逃”不了命。
国军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会合。于是又构筑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顽固地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时，毛泽东根据两方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部，到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国难思良将”，毛泽东的韬略奇谋，关键时刻就出来。他的主意，博古、李德仍不接受。到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攻占的贵州省黎平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有了用武之地。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九三五年初突破乌江天险，一月七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看官，如果你想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你一定要记得遵义，就像记得井冈山一样。
遵义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用中共的话来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那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人。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后来的会议上通过。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兵法唱颂歌。
决议说：“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第十一计瞒天过海——三十六计第一计
时间/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月
地点/贵州、云南、四川
兵力对照/三万对数十万
策略/制造烟幕，隐藏动向
结果/突破围堵，渡金沙江入四川
看官，春风得意马蹄疾，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古而然，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刚刚掌握中共党政军大权后，就指挥红军打了一次胜仗，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艺术。
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力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沪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也发挥其军事天才，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毛泽东之命撤出战斗。翌日，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军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毛泽东将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分属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
川滇国军很快又从南北西面向扎西逼进。
这时，红军决定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国军，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万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跑’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蒋介石并不因打了败仗而缩手，他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国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毛泽东也不示弱，立即指挥红军跳出国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调动重兵围堵。毛泽东又令红军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
当各路国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对方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前进，于五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看官，毛泽东攻下贵州娄山关时，曾写一首颇为悲壮的同《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话分两头。我们不妨看看国民党的史书如何记载那两年的事：“赣南匪巢虽经摧毁，而残馀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尚有待于剿匪将土之再接再厉，予以追堵。蒋总统以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于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躬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宜。由重庆飞贵阳，由贵阳飞昆明，复由昆明飞成都。至八月间在峨眉山主持军官训练团。曾与云南主席龙云，同乘飞机，在会理西昌上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氏观总统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大为叹眼，当时国军自江西出发，追剿赤匪，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诸省，盘旋曲折，纵横驰驱。结果使赤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连裹协民众的工夫都没有。国军沿途所过，如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都是最险要、最艰难的地方。总统三月入川以来，辗转于滇黔间，驱逐朱毛残匪，两月有馀，五月下旬，始抵成都。残匪乃于六月中旬与徐向前合股于川西北松潘、懋功一带。”
红军是如何渡过金沙江的呢？
金沙江属长江上游，蜿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望而生畏，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
红军当时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国军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调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渡口。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为了迷惑吸引国军，毛泽东出了个主意，叫红军伪装架桥，作出要渡江的架势。果然国军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
当国军集结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五月初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赶到绞车渡。这时渡口空无一船，江上交通断绝。幸好得到当地百姓协助，在附近找到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渡江后，就在渡口边一个山洞内，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人多船少，经七灭七夜，红军才全部渡过金沙江。过江后，就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古代兵书“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毛泽东率红军渡金沙江时，巧妙地运用此一策略。
第十二计兵贵神速——三步并作两步走
时间/一九三五年
地点/四川大渡河
策略/以急行军制敌机先，抢占要塞
结果/强越大渡河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看官，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又号“了了”，意为“成功便了不得，失败便不得了”。他率领十万大军就是在大渡河上“不得了”，全被曾国藩指挥的清兵击溃，饮恨坠河。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中，没有回旋馀地，极易被敌军伏击歼灭。石达开的大军就是在这渡口覆没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下令国军薛岳、周浑元部继续围追红军，一面下令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修筑碉堡，布置防线，阻止红军渡河。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要他效法清代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想方设法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先给红军打气，说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红军一定可以走通。军心因而大振。
红军先遣队冒着细雨在夜间火速赶到安顺场。安顺场附近有近百户人家，早有小批敌人在那里恭候红军驾到，但他们却未料到红军来得如此神速，还来不及回过神来，已被红军消灭。
先遣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加紧渡河准备。但河边的船只已被敌人掳到河北岸去了，南岸边只留有一只作交通用的小船。红军夺得这只小船，并找来渡河的船工，决定强行渡河。
翌日上午，由十七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连长率领和南岸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前进。
北岸国军对红军渡船展开猛烈的射击，子弹在船周围激起串串浪花。但载着勇士的小船依然劈涛斩浪迎着弹雨前进。
小船一靠对岸，十七名勇士便立即登岸，向敌发动猛攻，很快打赢，控制了渡口的工事；小船又迅速返回南岸，继续运载红军过河，过河的勇士全力杀敌；敌人军心大乱，全部溃败。
红军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乘胜追击，并在渡口下游缴获两只小船。但仅靠找到的几条小船，要很快渡过全部红军实非易事，毛泽东立即决定，红军一师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沿右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三百二十里的沪定桥。
时间只有一天，路程却有二百四十里。沿路不但有高山深谷，且有敌人阻拦，极之艰难。为何要在二十九日夺下沪定桥，这是因为两旅国军正向沪定桥增援，如果比国军到的迟了，莫说渡河，恐肝脑涂地矣。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红军必须争分夺秒，三步并作两步。
一夜急行军，左路军先遣队终于在拂晓抢先赶到了沪定桥，占领了桥西头。
大渡河上的沪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十三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拦，底下并排九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作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沪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巨浪和漩涡。
桥对岸沪定城内屯驻着两团国军，桥头早已筑好防御工事，并将铁索上的桥板全部抽去。对方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信心十足。红军先遣队又挑选二十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另有一个连携带木板，随后铺路修桥。下午，冲锋号响起，红军二十二名突击勇士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对方密集炮火，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红军勇士们扶拦突进，勇往直前。河水在脚下咆哮，子弹头顶呼啸，他们置若罔闻，一心要杀过河去，夺下铁索桥。
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关键时刻，忽然东头浓烟冒起，烈焰冲天，原来对方放火焚烧桥头的亭子，试图用烈火阻止勇士前进。勇士们无所畏惧，即使眉发被烧也义无反顾。终于威慑敌军，占领东桥头。然后冲到街上，同国军展开巷战。
左路军控制了沪定桥，过河后和右路军会合。如此这般，红军主力从沪定桥源源不绝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石达开是“不得了”，红军则相反，“了不得”。“兵贵神速”，毛泽东充分发挥了此一古典兵法。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冲破敌军，经天全、芦山、宝兴进入川康边境，翻越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大维和懋功，和川陕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合。
毛泽东过夹金山时，写了《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又发出指示——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四方面军主力应在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巩固茂县、北川、威州作为向北转进之枢纽；而懋功地区、大渡河两岸至峨嵋山间、西康等处均非发展方向。”
这一套，却行不通。有个红军首领张国焘，根本不听毛泽东指挥。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战，红军强渡成功，打乱了国军“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广大新区，兵员增至八万多人，有天时地利，但人不和。张国焘看不到形势美妙，反而认为前途有限，未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就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把留守根据地的红军转移到嘉陵江以西。
毛泽东指张国焘这一套为“逃跑主义”、“分裂主义”。张国焘后来再三捣乱、诸多阻碍，使红军损兵折将，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才被毛泽东清算，一九三八年春季逃出陕甘宁边区，从此反共不停，后来流亡香港、加拿大。
第十三计深入不毛——敌方无从摸底细
时间/一九三五年/八月
地点/甘肃大草地
策略/出敌之意，化不可能为可能
结果/穿越大草地，摆脱包围网，免除被歼灭之危机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指挥红军过大草地：目的是陕西省北部。
毛泽东首先指示先遣团：“北上抗日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西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合于雅川。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
当时红军三面受敌，前面是大草地，如果不过大草地，就会“断送革命”。换而言之，就会“大家送命。”
毛泽东又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看官，现在我们不妨翻阅一下国民党史书，其中有云：“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蒋总统督伤中央军及川中各军，加紧围剿，但匪所据的松潘高原，自九月以后即已冰山雪地，气候严寒，而当地居民，十之七八皆游牧为生之藏族，不事耕种，仅有少数玉蜀黍生产，粮食奇缺。赤匪劫掠藏民及喇嘛寺的牛羊，以为补充。而义民与喇嘛等，自动纠众，与匪殊死抗战。赤匪至此，乃感饥寒交迫，企图他窜。残匪五六千人，沿川青甘边境窜向陇东，国军沿途兜剿，击散不少。”
大草地荒无人烟，那里遍地都是积水，看上去是碧油油一片草地，下脚时却泥深没胫；没有人家可以投宿，只得露宿在潮湿的荒野中；没有粮食做饭，只能靠自背的干粮充饥。
美国学者特里尔用以下的文字描述红军过大草地——
“在甘肃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经历，毛泽东失去了几千名战士，他们陷入泥淖、死于饥饿或受到当地土人的阻击，但这并没有影响毛的战略战术。一个部落的女酋长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任何帮助红军的人都将被开水活活烫死。红军第一次不得不为得到食物而'抢劫’。毛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偿还！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抢来的给养。’”
红军先遣团从八月十一日出发到八月十六日，不到一个星期，完成了从茫茫草地踏出一条前进道路的重任。全军随后通过大草地。
九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渡过白龙江，通过残缺而危险的栈道，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乃岷山山脉一个重要隘口，是四川进入甘肃的天险门户。两座高山夹着一道山沟，山沟宽约三十多米，两边是悬崖峭壁；山沟两峰之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江上横架一座木桥，将两山相连。这桥是过腊子口必经之地。
甘肃军阀鲁大昌派有重兵把守腊子口。桥的附近筑有许多坚固工事，形成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
鲁军阀企图通过天险和重兵来阻挡红军去路。从当时情况看，左右两边都有敌方重兵，一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一边是杨土司的两万骑兵。红军要北上，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腊子口这条路。
毛泽东和同僚研究后，决定夺取腊子口。
夜幕降临后，三十多名红军第六连勇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对方展开正面猛攻。但国军一时并未还击，严守工事内，等红军火力一停，勇士们开始向桥头冲锋时，国军抛出大量手榴弹。红军方面所处地形不利，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红军为压倒对方火力，加强攻击，轻重机枪不停扫射。但对方扔出更多手榴弹，使勇士们难有寸进。
毛泽东对突击队战斗情况和力量配置极之关心，多次派人到前沿阵地观察了解。不久下令突击队暂时撤回，休息后再攻。
配合六连正面进攻的一、二连，在团长率领下，准备从腊子口侧，包抄敌军后路。但腊子口右侧的石壁非常陡峭，难以攀登。有位勇士似有猿猴身手，终于攀爬上去，然后用绳将战友一个接一个腾空吊走。
撤下来休息的红六连，更组织敢死队，挑选到十五名勇士，编成突击小组，准备分两路向桥下集结，突击敌方：一路从桥底攀桥柱过到桥对岸袭击桥上敌人；另一路则在桥这边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军作两面夹击。
新的战斗又起。第一路战士趁天黑摸到桥下，再攀桥向对岸运动；途中因有人不慎跌入水，目标暴露，敌军顿时向桥下猛烈射击，战士们无法前进，只好隐匿岩石背后，伺机再动。另一路战士，趁敌军向桥下扫射时，迅速冲到桥边，向对方掷出一排手榴弹，随即冲进敌军工事，展开肉搏战。右翼一、二连迂回也奏功，冲锋号起，杀声震天。
红军攻占腊子口，部分残敌直向岷州方向败退。毛泽东又赢一仗，心情舒畅。
第十四计得手回师——停战议和共抗日
时间/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月
地点/山西汾河河谷地区
名称/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
兵力对照/一万二千对七个师
策略/高喊抗日口号，制造舆论。得手后立即回师，呼吁停战议和
结果/消灭阎锡山七个师，歼一万三千人，俘四千馀人，旋即班师，力主和议，避免与其三十万援军决战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后，即浩浩荡荡开进甘肃南部，连续突破渭河防线和西兰公路、平固公路之间的防线，越过了六盘山高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为首的陕北红军会师。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完成战略大转移，整整经历了一年时间。
这次战略大转移，毛泽东称之为长征。国民党史书提到：“赤匪自称这次流窜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四个月中，军队差不多经常在移动，激烈的战斗也不断发生，经过无数的困难，穿过中国最长最深的河流，跨过最高最险的山隘，经历了广漠的草原，备受冷冻、炎热、风霜、暴雨，终至抵达陕北。”从这段文字中，亦可看出毛泽东的红军“长跑”时如何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
毛泽东有首诗《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其实，毛泽东本人在登上六盘山时已“开颜”。他有首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提到长征，极为自豪。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馀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赋诗填词、豪言壮语之外，毛泽东也冷静地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看官，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就表示要抗日，但是，五年漫长岁月，他却未抗过一个日本鬼子。原因主要有二：先是在江西鞭长莫及；后是“长跑逃命”无暇顾及。
如今在陕北，才开始履行“北上抗日”的承诺。
一九三六年初，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全军约一万二千人。一月十五日，下达《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二月十七日，发表《东征宣言》，声称红军渡河东征的目的是为实现抗日。
二月二十日夜，红军在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约一百华里的地段，分两路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阎锡山在黄河由碉堡工事组成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
阎锡山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把晋绥军七个师兵力集中，阻止红军东征。
看官，中共做事，一向先造舆论，这次也不例外。
三月十日，东征红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布告》，指责蒋介石、阎锡山行径“反动”，重申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东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
二十三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十师以上共三十万人，进入山西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军部队进扰红军后方根据地，蒋介石说：“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根消灭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匪。”也就是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
东征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溃阎锡山部七个师，歼敌一万三千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四千馀人，扩大新兵七千多人，在二十多个县“煽风点火”，鼓吹抗日。
得手之后，眼看蒋介石三十万援军快到。毛泽东即提出：在此种情势下，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中国抗日红军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必造成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一九三六年五月，毛泽东和朱德发表回师通电一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回师河西是“以此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向国民党发出警告，用语十分坚决：“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红军回师陕北后，国军继续向陕北进攻。红军为打破包围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又发动西征，进入陇东，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扩大地盘。十月，攻克甘肃会宁，在那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会合，这是长征以来三大主力红军的历史性大会台，势力再度大膨胀。不久，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在马城堡歼国军胡宗南部三个旅，这是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次大捷。
第十五计退让一步——察敌破绽再进攻
策略/战略退却，形势弱时先予退让，保存军力，静待反攻时机，再一举溃敌
看官，毛泽东在陕北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著书立说，写成一本可以与古代《孙子兵法》媲美的兵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集毛泽东兵法之大成，只是香港和海外华人未必有机会拜读。这里，笔者择其要点介绍，应可使读者一开眼界。
这本兵书中，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战略退却”——毛泽东兵法中最重要一法。
毛泽东举例阐述：“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又提到：“春秋时候，鲁与7¨5战，9??1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术。”
毛泽东在书中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全文：
春，齐师代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遂之。
毛泽东分析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随后又举了中国战史中“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有名大战实例——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成皋县西北境，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筥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新汉昆阳之战：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馀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用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袁曹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
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吴魏亦壁之战：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湖北省嘉鱼县东北的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五十馀万，号称八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和曹操的敌人刘备联合，出兵三万，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吴蜀彝陵之战：彝陵在今湖北宜昌县东。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刘备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毛泽东非常精明地指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嘲笑极左人物的原则，什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什么“全线出击”、什么“夺取中心城市”、什么“两个拳头打人”。
“两个拳头打人”，今天看来十分好笑，即使八岁小童也懂得两个拳头同时打人是打得不痛的，远不如一个拳头有力。但当年是极左人物指挥整个共产党作战的“伟大方针”，结果招致数以万计的红军战死沙场。即使不上战场的中共人员，一旦不赞成“两个拳头打人”，就会被整肃，被冠以“机会主义”的头衔。毛泽东本人就遭批判过。
邓小平、谭震林当时也因支持毛泽东“诱敌深入”、“抽肥补瘦”的军事路线而被指责。
第十六计瓮中捉鳖——第一仗务必打赢
策略/形势不利时先行退却，避敌主力。一旦窥见敌方弱点，有把握战胜才打第一仗，务求一战而胜，壮己势，挫敌势，先声夺人
看官，毛泽东在宣传时，常说红军“伟大”，但在打仗时，他却强调红军“弱小”。要以弱胜强，殊非易事，毛泽东对这点有深入的研究，有精明的论述——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
什么条件呢？毛泽东指出六点：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又说：“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毛泽东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首次拜读了《孙子兵法》，并学以致用。
他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毛泽东这些理论，对于今日在香港商场上“作战”的任何人来说，实可奉为“最高指示”。
弱军要打败强军，具备条件后，就要转入反攻。
毛泽东特别指出“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因为“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这实际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也颇为得意他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迭挫强敌震惊世界。
毛泽东总结五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
第一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不过十万人，其中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毛泽东看准形势，指出红军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另外，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军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军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于是，红军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
第二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二十万人，其中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红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于是，毛泽东决定找王金钰打第一仗。
这第一仗打赢后，接着打其他敌人部队，势如破竹。
第三次反“围剿”时，进剿军三十万人，而且来势汹汹。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企图压迫红军干赣江而消灭之。红军上次苦战后未休息，又要绕道千里。毛泽东决定对付方法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以最土头呆脑的师长上官云相为第一仗打击对象，果然一打就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缴枪数千。
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分三路，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且迫近红军之集中地。因此毛泽东决定先打西路。
果然，第一仗就一举消灭敌军两个师。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第一仗一败涂地后，就接连失利。
毛泽东痛心疾首地写道：“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
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终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毛泽东因此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致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迟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看官，毛泽东以上三个原则，堪称“金科玉律”，如果你打算在千变万化的香港金融市场大展拳脚，牢记毛泽东这些原则，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还可能钱生钱、利生利、财源广进呢！这三个原则充满人生哲理，人生奋斗之术尽在其中矣。如你上考场，第一仗败北，势必影响情绪，以后各科皆可能不及格矣。
第十七计领土流动——打不赢敌人就走
策略/无胜战把握时，不死守固定领土、固定作战线
看官，毛泽东这个人，用反语来说，堪称“诡计多端”，他提倡运动战。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首先看准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时大时小时缩时伸”，这些字眼，实是可圈可点。
“领土的不固定”、“领土的流动性”，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事实上必然如此。但是，打起仗来，许多人都喜欢“寸土不让”，正面御敌，毛泽东不以为然，反而主张经常不固定，经常流动。
看官，毛泽东考虑任何问题，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想，尤其喜欢与常人的看法背道而驰。人们认为不固定，流动不好，他偏偏说好，而且视若等闲。
他说：承认不固定和流动性，“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
毛泽东要红军官兵过流动生活，“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什么叫运动战？毛泽东作了最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句话香港人一定可以铭记心中，因为许多马迷到马场时常说类似的话：“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走。”马迷因有这座右铭，所以长年赌马而不会倾家荡产，因为大家小注怡情，“赌不赢就走”也！
毛泽东也像香港马迷一样，打仗打不赢，就溜之大吉，莫奈其何。
毛泽东有非常精彩的话：“天下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打不赢就走”，就要将领土让出，看来十分大方，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的。
毛泽东指出在四种情况下不打而走。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他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
“走”，在敌人看来，就是逃跑、流窜。当你“走”的时候，是不必计较敌人和别人怎么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有逃之夭夭，才能最后灼灼其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就制定了抗战的军事战略——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强调“打不赢就走”，但辩证法如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缩。“打不赢就走”是“缩”，我们不要忘记“伸”——“打得赢就打。”
中共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就是非常漂亮的“打得赢就打”运动战。
当时，红军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从陕西三原誓师东进，渡过黄河，开至晋北。以右翼接防平型关之右二十里者为最先头；形成与日军争夺平型关之势，原来的守军王靖国部在西北长城线上。
其时，侵入察哈尔的日军进入山西，一路由大同攻雁门关，另一路号称日军“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甘一旅团四千馀名兽兵，向灵邱蜂拥而来，直逼平型关。
九月二十六日，八路军与王靖国部联合行动。八路军任务在攻下关沟、蔡家峪、东口而达上铺西；王靖国部东进出击日军到上铺西与八路军会台。
二十六日拂晓战事开始以后，华军一鼓作气北上，于正午十二时左右，先后占领蔡家峪、东口南关沟等地，追击日军至上铺西，日军伤亡一个联队以上。日军闻讯增援两联队，于突过蔡家峪而达小塞村的深沟途中，又为华军完全歼灭。
小塞村以南的土沟，是蔡家峪到平型关必经之路，两旁悬崖壁立，形同深谷，将前后团团围住，士兵高喊“缴枪！”但日军不懂，死命挣扎，结果华方健儿奋勇上前，用手榴弹枪弹将日军杀死大部，坂垣师团血肉淋漓。
二十七日，华军进攻灵邱附近，前后两次大败日军，毙日军三千，夺获汽车一百徐辆，坦克、大炮等军需给养无数，使整个日军无法立足，只有怆惶溃逃。
平型关的胜利，是华方在晋北处处失利之后最光荣的一页，这一役，使华方认识了战术和战略的重要。
一位参加这次战争的华方军官说：“我们这次战役，首先证明活的战法，攻势防御，利用运动战的绝对有效，而且是战胜最基本的办法。反之，挨打的阵地战，单纯的防御战略最是危险，是已往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一）行动秘密。任何一个军事行动不为日军所侦知。（二）行动迅速。日军无法察觉，察觉以后已经迟了。一次日军与我军两面抢一个山头，本来日军先在山腰，而结果仍让我们先登。（三）地形熟悉。我们随时将阵地战变为山地战。山地战是我们抵抗进步武器最占优势的办法。”
运动战实行方面，毛泽东列出了很多问题，包括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隐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
看官，这许多问题毛泽东再三思考过，但他没有详述，殊为可惜。我们为人处世、奋斗搏杀，是否也可深思这些问题呢？如“养精蓄锐之必要”就值得我们奉为圭臬。
第十八计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
时间/一九三七年十月
地点/山西忻口
名称/忻口会战
兵力对照/国共联军对日军
策略/共军主力于日军后侧方骚扰，破坏其交通补给线
结果/日军补给切断，被迫败退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畅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首先向贝特兰介绍当时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基于对这种形势的观察，毛泽东透露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那是其他的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
毛泽东表示他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但他强调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
毛泽东指出：“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
他又指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
一本国民党史书记载：“八路军自受命抗日，即全军开赴冀察晋三省，专事游击的工作。他们游击的任务，一是破坏日军交通线减少其作战力量；二是东西突击，牵制日军；三是乘虚进袭，歼灭日军。”
那年十月二日，雁门关失守，阎锡山为了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省会太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蒋介石急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
参加忻口会战的华军有中央军、晋绥军、川军等部。进攻忻口的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另有关东军一部和其他特种部队。
十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转告国军高层：日寇占领石家庄后，必将向西进攻，故娘子关一线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利太原以北作战的胜利。
周恩来参加了忻口会战的作战研究。阎锡山等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部署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中路的正面防御。当时商定：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右翼各军（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周恩来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而胜算小。他建议中路地区以少数兵力箝制敌军，加强侧面部署，以主力向东北代县方面出击，可收阻敌向南突入之效。自九月十一日夜晚起，忻口之线开始接触，日军乘其战胜馀威，企图一鼓而下，但难以得逞。
十三日起前方战事激烈，华军布置充裕，所以大胜了一仗。十四日起，各路协同总攻，华方亦有数十架飞机助战。将日军炮兵阵地完全摧毁，阵地续有进展。十四日上午华日两军在南槐花镇激战，日军数千，被击毙千馀。
十五日晨日军反攻，首次坦克数十辆乱冲，华军沉着应付，待其步兵逼近，即冲锋肉搏，日军不支溃退。
十六日，日军又开到三千馀人，突入华军阵地。华军亦增加生力军，复将日军包围、激战终日，毙日军二千馀。总计数日血战，华方缴枪五、六百枝、轻重机枪四十馀挺、炮二十门。十七日并击落巨型轰炸机一架，战果辉煌。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南进时，八路军总部即部署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带的交通线和据点的作战任务。
第一一五师主力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师主力活动于晋西北，袭击忻口至雁门关、宁武至大同的交通线，并派雁北支队向长城以北出击。
当忻口正面激战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各部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多次截断敌后方主要交通线，击毁日军大批运输汽车，袭击敌增援部队，收复了一些县城，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协，前线不得及时得到粮食、弹药的接济。
十月十七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看官，忻口会战，震古烁今、惊天动地。是国共合作极之光辉的一页。这次会战，并非毛泽东亲自指挥，但他派出周恩来参加作战研究，实施了他的一些兵法。尤其八路军东西突击，主力使用于侧面，更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美妙实践。
看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写了一篇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堪称抗日宣言的《祭黄帝陵》，全文如下——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答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一九四○年，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
第十九计神出鬼没——深入敌后建基地
名称/敌后游击战
策略/在敌后全面建立游击根据地，重创日军
结果/以少数兵力牵制日军数倍部队
看官，毛泽东到陕北后，就明确提出抗战方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周恩来：“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像平型关大战，忻口会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在抗战初期偶一为之则可，经常如此就行不通。
这点，毛泽东看得相当准，所以，他强调游击战。当时，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他第二部兵书：《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将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所持的理由是：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因而，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六项战略原则，他称之为“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
（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五）向运动战发展。
（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又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看官，毛泽东这一套是如何付诸实施的？我们不妨拜读重庆新华书店一九四四年十月出的书《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中一篇文章《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那是原始资料，所以十分有价值。文章说——
“八路军七七事变后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给予如下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在敌后牵制敌人，建立根据地，这样正面才能支持。因此就准备派一部兵力挺进燕山山脉，深入敌后。但刚一出动，南口就失守了。随着接到军委会的命令，前往蔚县阻敌，途中蔚县又丢了。二战区又命赶到飞狐口阻敌，但师至太原，飞狐口又丢了。这时，敌人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的国防工事，正拟突破平型关、雁门关。于是一一五师就迂回敌后，阻止南下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娘子关、太原、忻口形势吃紧时，八路军急往驰援，总部率我军主力，星夜离开五台山南下。
这一师的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十月二十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区，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根据地，所有的兵力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共二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奉朱德总司令之命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抗日游击战初期，各敌后游击区捷报频传。仅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华北的八路军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五百馀次，毙伤敌军三万人，缴获枪支一万多枝。此外还摧毁了日寇的机动车辆一千多辆。
除了晋察冀根据地外，还有几个根据地值得一提。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进入晋东南地区，在正太路南线阻击敌人，并积极摧毁敌伪组织。当太原失陷国民党军南撤时，一二九师乃以太行山为依据，取得晋东南地方党组织和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的山西抗日力量的配合，并粉碎了十二月间敌军的六路围攻，创建了太行山太岳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起，日寇由于屡遭打击，深受太行威胁，遂以三万之众，向晋东南九路围攻，八路军粉碎了敌之围攻，从此奠定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基础。当石家庄安阳陷落，冀鲁豫大平原极度混乱时，一二九师开始分遣部队向平汉线作扇形推进，辗转血战。自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东进后的十九个月中，先后克服六十馀县，建立了冀鲁豫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底，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中共泰安党员乃组织一批平津抗日学生和农民，以三杆破枪在徂徕山举行抗日起义，成立山东纵队。至一九三八年秋，发展到九个支队共三万人，接连收复十馀县城，在胶东、黄县、蓬莱、掖县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并于八月间一度攻入济南，又几次进出烟台，占领过威海卫。
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发动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江南部队，于六月进入南京、镇江、丹阳、芜湖一带，建立了以黄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六、七、八三个月中，战斗三十馀次，予敌以重大打击，使这地区敌军由原三个联队不得不增兵至三个师团。新四军江北部队，于五月进入安徽之巢湖、无为、定远一带，以藕塘为中心建立了江北根据地，总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沿海之滨，都有游击队神出鬼没，在敌人的后方给日寇以打击和重创。
第二十计迂回包围——断一指胜伤十指
时间/一九三八年四、五月
地点/山西河防
兵力对照/八路军九千人对日军一个旅团
策略/迂回敌后包围伏击
结果/重创日军，确保河防
看官，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与人不同，自成一格。他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曾经妙论“包围”。
毛泽东首先指出：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
同时，毛泽东颇为英明的指出：“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
其次，毛泽东又指出：“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
“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
毛泽东千真万确“放眼全国”，而且精通辩证法，才有这种敌包围我、我亦包围敌的观点。
毛泽东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毛泽东不仅胸怀祖国，还放眼世界。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
具体打仗时，毛泽东也喜用包围的方法，主张歼灭战。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日军攻陷西北各重要城镇并打通同蒲路南段后，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
当时，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有九千馀人组成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第一二○师和第一一五师的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付强敌。
三月中旬，日军一部在神府河段发动攻击，企图强渡。陕甘宁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开始东渡，队形密集之际，给以猛烈射击，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迫使进犯河防之敌退回兴县。
四月间，日军在离石一带集结兵力，企图侵犯河防。五月初，日军以约一个旅团的兵力经大武向军渡进逼，威胁八路军宋家川河防阵地。陕甘宁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在离石西北地区采取包围伏击、袭击等手段予日军沉重打击，迫使日寇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看官，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写了第三部兵书《论持久战》，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这本《论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十个月的总结。当时的战局，从日寇方面看，它挟其优势兵力长驱直入，占领了华北各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把战线推到华中华南，准备围攻武汉和广州。
从中国方面看，一方面是国军正面战场一再失利，虽也勉强取得了个别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但获得一些战役的胜利，而且取得了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立足点。
毛泽东在这本兵书中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既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迟却的时期。毛泽东又指出，从战争的形态看，抗日战争是广大范围的“犬牙交错的战争”。这说明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最后胜利将在何种情况下取得。由于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一举打败敌人的武装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又由于敌之优势不能一时减弱，我之优势不能一时增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经过一个战略退却立即转入反攻。所以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打进中国，挟其优势向我进攻，我劣势，处于防御。但是这种强弱、优劣形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改变的。
另外，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不能无止境地前进，不能占领全中国，而必然在达到一定战略目的之后不得不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又由于在敌后将开展广大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敌人只能占领大城市，一部分平原和某些交通要道。这就出现了敌我相持局面。也就是说，敌人无法前进，不得不和游击队展开激烈争夺战。
相持阶段将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而我之力量的生长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最后，游击战争发展成为正规战争，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国际的力量和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我军转入反攻，实行战略决战，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第二十一计持久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
策略/抗日战争不得求速胜，须作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看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哪里？
毛泽东指出，具体表现为：有我军在内线和外线对敌人的夹攻；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的同时存在；有敌对我之包围又有我对敌之包围；敌人所到之处可能很广，但其实际控制力则难超出大城市某些交通要道和一部分平原（大块和小块）。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
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个方针将在长时期内被采用，不到战略反攻阶段，是不能改变的。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方针，速战速决的方针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方针、持久战的方针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然而，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以少兵临多兵，只能占领我国部分领土，而在占领区内还会留下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我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就有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一来，在战役战斗上，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于是，我进攻，敌防御；我在外线，敌在内线；我进行速战速决，敌企图持久待援。结果，在具体的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造成战役战斗作战中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完全被消灭。
战役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中心在于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但实行这个方针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所谓主动性是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联系的，但敌之优势是相对的，并且是有限制的，所以我欲立于主动地位，关键在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这就要“知己知彼”，少犯错误，而给敌人造成错误，或利用其主观错误。所谓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略战术，只有这样，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才能较多地取得胜利。所谓计划性，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一切作战的行动应有计划，否则就是盲动，一定要吃败仗。但战争计划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固定性，它应随着战争的运动而运动，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键。
第二，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即前面提到过的“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能速胜，这就需要建立进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游击战需要向运动战发展，即把本身变为运动战。所以，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一方面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民兵；另一方面把正规军分散去负担游击任务，组织游击兵团，而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
《论持久战》一书刚发表，周恩来就向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宗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忆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着重阐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许多反共人士喜说毛泽东善于“收买民心”，他是标准无产阶级，没有美金英镑日圆马克法郎，如何能收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心？若说他“争取民心”，那倒是比较贴切的，当年他确实争取到了不少民心，使许多人都愿为他和他的共产事业卖命。
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再次强调“以土地换时间”，就是有时要避免不利决战而勇敢退却、放弃土地。他有段极之精彩、在现代商场上仍有相当启示作用的论述——“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
第二十二计兵不厌诈——不要蠢猪式仁义
策略/采取一切有利于己之手段，以求最后胜利
看官，你听过宋襄公的故事吗？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这个故事。他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原来，毛泽东是在谈“兵不厌诈”时提到宋襄公的。
毛泽东指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下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
错觉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到两个成语——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是锗觉之一例。
“声东击西”，这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毛泽东非常形象地阐述“兵不厌诈”：“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三镇以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毛泽东指出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寇经过近十六个月的战略进攻，已推进到从包头、风陵渡到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和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到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二十三个师团、十六个旅团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由于国共两党俱全力抗战，使日军伤亡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人。
抗战爆发后，直到武汉陷落，日本是以国民党为主要打击对象，全力以赴的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因此，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着抗击日寇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一共组织
会战二十二次，主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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