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戒烟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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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戒烟
文章来源:湖南名人网

   “吸烟容易,戒烟难。”对于吸烟成瘾的人来说,戒烟是一场心瘾与灵魂之间毅力和决心的搏杀。染烟瘾易,戒烟瘾难。普通人戒烟痛苦,名人戒烟亦痛苦。名人也是人,其戒烟之苦形同炼狱。身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年轻时候,也跟普通青年一样,爱上了吸烟,上了瘾,累戒不止。为了戒这烟,毅力非凡的曾国藩也经历了一场历时多年的心灵折磨。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一个烟客,在父亲的影响下,曾国藩从小就习惯了浓浓的土烟味,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被人称作“枪棍”。曾家人吸的是那种湘中人自产的草烟。农家人选择自家地地道道的沙土栽种,用的是淘末灰,陈土砖灰,鸡粪灰等肥料种植出来的,既恼、又辣、劲头足,吸上一口,比吃鸦片还过瘾。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1831年,因为抽烟太滥,曾国藩受到了师长的训斥。曾国藩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知道抽烟有百害而无一益,于是决心戒烟。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还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涤生”,并发誓从此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在日记中他这样解释“涤生”二字,“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是,年少气盛的曾国藩对于此次戒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不过是一场口头革命而已,并没有动真刀真枪,其结果可想而知。此后,曾国藩极力想戒除它,几次发过誓,烟壶也收了,烟荷包也藏了,别人敬上来的烟拒而不接了,烟友面前再三庄严声明:“我戒烟了。”但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月过去,两月过去,终于敌不过久久萦绕在脑海中的烟香,那苦冽而诱人的刺激,那“巴啦巴啦”的雷鸣,见了它,眼皮好象睁不开了,写字、著文好象少了个精神支柱,饭菜、水果、饮料什么,吃到口里都少了个味道,什么也解不了这个烟瘾。每当睡到床上,也像心头丢了什么似的,怎么也睡不下觉,那痛苦的滋味,简直言莫能尽。在朋友的诱劝下,瘾一上来,又抽开了。

     曾国藩这么戒而复吸,吸而又戒,时已两度,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认为这是自己两次丑态的大暴露,两次心灵遮掩、装饰的彻底揭晓。归根结蒂,是自己“克己文学”的松懈和缺乏坚持,故而成不了学,成不了器,小事如此,大事概可相见。他自我检讨说,改名字都十年了,还是抽烟如故,真是可叹可恨。在日记中也写到:“为了培养精神,不自速其死。”为了表示他此次戒烟的决心,他当众发誓:“从今永不吸烟!”并且补充说:“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拨!”认识的提高,成了曾国藩最终决心戒烟的先声,也是他声讨烟害的檄文。此次戒烟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的确不抽烟了。但是,出门在外,只要见到别人抽烟,他的喉咙便发起痒来,而当别人敬他烟时,就又情不自禁的抽上几口,美其名曰“盛情难却”。以至于这次兴师动众的戒烟又以失败而告终。

     道光22年的10月,曾国藩依旧捧着白铜水烟壶,“巴啦巴啦”地抽,曾国藩实在觉得有些恼火了。一天清早,正襟危坐窗前的曾国藩,严肃认真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仿惶,几若无言。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诺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一个堂堂翰林,这一辈子如果连戒烟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经世伟国呢?曾国藩立誓的第二天,果然付诸行动了。他默默地举起锤子,铿锵几下砸烂了那根心爱的白铜杆水烟壶,又抱出那捆金黄色头等烟叶子将它们付之一炬。这一次曾国藩终于将烟彻底戒绝,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吸过。

     抽了十几年的烟,戒了十几年,曾国藩终于将片刻不离的烟瘾彻底戒绝,可见,戒烟的确是不易的。然而,曾国藩不愧为戒烟的榜样。以他的毅力和决心战胜了烟魔,更战胜了自己。日后,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对民族有所贡献,不能说与他说到做到的魄力无关。其实,戒烟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难就难在戒烟者有没有真正下定决心把心瘾戒掉。


儒家修士曾国藩

2008-10-06 19:32

儒家修士曾国藩

中国以自制力甚强而获得成功的曾国藩就是一位“百忍道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奉行“打脱牙和血吞”为守身不渝圭臬,认为小忍小成,大忍大成,富者能忍保家,贫者能忍免辱,父子能忍慈孝,兄弟能忍义笃,朋友能忍情长,夫妇能忍和睦,总之在曾国藩看来,克制冲动,凡事则忍。

曾国藩的自制力首先表现在对功利的态度上。即使是曾国藩,在青年时代也是好名心盛,而在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后,曾国藩修身养性,渐渐克服了自己对名声的欲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名誉和权力是不祥的兆头,一个人名誉越高,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骄傲情绪难免日益增长,而周围的人却会逐渐远离他,最终,他就会摔得非常惨。曾国藩的诸位弟弟都在他的部队里,在承担职责方面,曾国藩总是督促他们抢在前面,论功劳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所谓“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并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的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多次写信规劝他让李鸿章参加攻取金陵,可曾国荃根本不听劝说,而是想独占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大名和首功,后来金陵城攻下,向朝廷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更是多多美言。

曾国藩的自制力其次表现在自我的修炼上。曾国藩曾指出,培养人的自控能力关键在于慎独。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你,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真正的“领导者”。成功的关键在于自制,自制的关键在于恒心。早起、勤奋、谦虚等等任何美德,要实行一两天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每个人都有不少抱负,立下许多志向,订立雄心计划,但大多数人都难免“三分钟热度”,曾国藩也曾遇到这样的麻烦。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的日记中曾写道:“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曾国藩决定用恒心来约责自己,并改名“涤生”,表示与“旧我”决裂,一切重新做起。他通过拜师求教,用“静”字功夫来磨练自己的恒心和毅力,勉励自己:“吾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语言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进步功夫。”正是这样,曾国藩的立志经历了几十次、几百次有恒与无恒的反复较量,才最终战胜自己,成为一个有志有恒之士,也才有他后来的成功。

案例评述: 曾国藩出身农家,朝中无任何依榜,却三十七岁便官至二品,九年升十级。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是一种中国文化现象,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自制力与修身养性。

二、曾国藩的情商表现 
  情商又可分为心商、德商、志商、恒商、关商、逆商。 

  1、心商。 
  所谓“心商”,就是维持心理健康、调试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和活力的能力。心态决定人生。积极的心态和自信、快乐相伴,适应现实,“向内”索取,具有求胜性格,它是心灵的良药,将吸引成功、快乐、财富和健康;而消极的心态和自卑相伴,和烦恼相伴,抱怨环境,“向外”索取,具有求败性格,它是心灵的毒药,将排斥成功、快乐、财富和健康,甚至夺去人的生命。 
有一句古语说:“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曾国藩为了“降服自心”,很精进地做了一辈子的“慎独”功夫,力求心静,严格内省。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廿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总是浮的。”曾国藩省察自己毛病的主要方法,就是坚持记日记。他这么做,是受倭艮峰先生的启发。 

  2、德商。 
  所谓“德商”,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和品格修养。古人云:“道之以德”,“德者得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以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得到人生的成功。“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成功者,在道德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实中的大量事实说明,很多人的失败,不是能力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道德的失败。目前全社会都在呼唤诚信,诚信已经成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经济身份证。在诚信面前宁可吃得一时之亏赢得海阔天空,不能占得一时便宜落得山穷水尽。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千学万学,要学会做人”讲的就是德的重要。 
曾国藩为近代儒学大师,他立德立言立行,出色地弘扬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概括起来主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精神,提倡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推崇仁爱信恕的人本主义,追求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坚持勤俭淡泊的立身准则。

3、志商。 
  所谓“志商”,就是确立人生志向和目标的能力。《三国演义》中曹操有句名言“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意思是说:要成为英雄(成功者),需要有两个条件,即大志和良谋,大志处于首要地位,大志是大成的首要决定因素。美国哈佛大学曾对300名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其中仅15人有明确的志向和目标,20年后,这15个人的财产超过那285个人财产的总和。人生是小志小成,大志大成。许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才干,而是缺乏志向和清晰的发展目标。 
  曾国藩超尘脱俗的地方,就是他很早就能摆脱名利思想的束缚,而立志做圣贤。他二十岁改名“涤生”,就是这一志趣的突出表现。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曾直截地说:“吾有志学为圣贤”。 

  4、恒商。 
  所谓恒商,就是自我激励、持之以恒的的韧性和毅力。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书中阐明了自己对“恒”的深刻认识:“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致沅弟:“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谕纪泽:“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谕纪泽:“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曾国藩的恒心突出表现在他一生坚持读书、练字、写日记上。他从道光19年(1839年)29岁时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最后一篇日记是同治11年(1872年)3月11日,即他病逝的前一天,他坚持写了33年日记。真正是“学到老,活到老,改造到老”。

5、关商。 
  所谓“关商”,就是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把握自己和他人感情的能力。关商高的人,人见人爱,总是能得到很多人际关系的资源。 
  (1)曾国藩对长辈孝顺。曾国藩不仅带头事亲至孝、以身垂范,而且反复告诫家人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也”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日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2)曾国藩对子弟关切。曾国藩对国荃、国潢兄弟和儿子纪泽等,可以说是十分用心,关切备至。曾国潢在乡下常常流露出满腔骄傲之气,他便在家信中以“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告诫之;曾国荃作战勇猛有余,稳重不足,他便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告诫之。 
  (3)曾国藩对皇室忠诚。曾国藩以宋明理学为指导思想,“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家训》)处理与清朝皇室的关系,就是要忠于朝廷、忠于皇帝。他在道光年间官运亨通,对道光皇帝是非常感激的。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又在家信中表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家之私”。与此同时,他明白“伴君如伴虎”,“晓得上岸”,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败局已定,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太露。” 
  (4)曾国藩对同事友善。曾国藩认为,“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主张“说人长每长一分,说人短每短一分。”左宗棠常因政见不同而对曾国藩横加指责,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应诏复出时,考虑左才气横绝,并世难求,滞长沙特拜访,集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表示敬左虚己,乞左书篆联,携挂前线辕室,疑忌因此冰释。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逝世,左宗棠果然前往沉痛吊挽:“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正是这样,胡林翼、左宗棠等同事加朋友,才助曾国藩的湘军成民大气候。 
  (5)曾国藩对下属爱护。曾国藩认为对待下属,“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久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在给潘鼎新等将官的批示中又写道;“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斯二者,总须纪律严明,训导有素。” 

  6、逆商。 
  所谓“逆商”,就是如何认识逆境和战胜逆境的能力。1854年,湘军首领曾国藩率新练的湘军水陆师第一次出战,向西征的太平军进攻,败于岳州、靖港,他愤不欲生,第一次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后在湘潭获胜,转入反攻,连陷岳州、武汉。继之三路东进,突破田家镇防线,兵锋直逼九江、湖口;后水师冒进,轻捷战船突入鄱阳湖,为太平军阻隔,长江湘军水师连遭挫败,曾国藩率残部退至九江以西的官牌夹,其座船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杀,被随从捞起,只得退守南昌。其间,幕僚代他起草奏折时有“屡战屡败”的话,他提笔改为“屡败屡战”。次序一颠倒,境界大不一样。此后曾国藩用兵更加稳慎,战前深谋远虑,谋定后动,“结硬寨,打呆战”,终于平定太平之乱。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而对于弱者则是一个万丈深渊。”“顺境显示高尚或邪恶,逆境显示坚韧或怯懦。”著名成功学大师卡耐基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教育”。古今中外大量事实说明,伟大的人格只有经历熔炼和磨难,潜力才会激发,视野才会开阔,灵魂才会升华,才会走向成功。一个人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必然做常人不能做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生吃苦就是吃补,是补意志,补知识,补才能,补灵魂。

1、立志与学习

   立志是我国古代自孔子开始就非常重视的一个非智力因素概念。曾国藩继承了我国古代的传统,把立志看作是学习中的大事。曾国藩说:“凡将相五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他在给诸弟的书信中郑重其事的谈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他在《劝学篇》中反复说明“为学之道,以立志为本”的道理。并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他强调,人要立志,当立坚卓之志、宏远之志。这里的所谓坚卓之志,用曾氏的话解释即“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与父母之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诚然,曾国藩所选定的志向是以巩固清朝封建阶级的统治为最高目的,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为富国强民读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他提出读书要立“坚卓之志”,并与增进个人道德情操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是颇有见地的。为什么学习必须立志?从曾国藩的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立志在学习中有航标的作用。他说:“盖志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2)、立志能使学习高度自觉,避免环境的干扰。咸丰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针对诸弟择地读书的现象,指出这是立志不真所致。曾氏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在曾国藩看来,环境和条件如果优越、风气如果纯正,对于学习自然是有好处;但若环境、条件恶劣,同样可以读书,关键在于“立志之真不真”。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立定志向,就不会在意读书的环境和条件。(3)、立志还能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若自己不立志,则虽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我哉?”                                                                                                                                                                                                                                                                                                                                                                                                                                                                                                                            

2、恒心与学习

   立志主要是解决奋斗目标即理想的问题,而要实现理想,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强不懈的精神,也就是要有恒心。曾国藩把“有恒”与立志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如果仅有志向,而没有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志向是实现不了的;若既有志向,有有恒心,则世界上“断无不成之事”。他从自己切身的学习实践中体会到恒心的重要:“学问之道无穷,总以有恒为主”。而要做到“有恒”,万不可求速效,欲速则不达。曾国藩强调;“求速效则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侯,愈欲速效则愈痼弊矣》”他谆谆告诫其子: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毫无疑问,之所以学习要有恒心,曾国藩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2)、学习之道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就要学者迎难而上。他说:“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这就需要恒心,才不会被拦路虎绊倒,才不会虎头蛇尾,才不会见异思迁。否则,“人而无恒,终身无所成”。

 

3、专心与学习

   我国古代最早提出专心这一概念并使用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国藩也十分重视学习时专心的作用。所谓专心,就是全神贯注,专心致志。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已矣。”他有云:“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他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诠释:”如读昌黎集,则觉天地间除昌黎之外,更无他书。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也。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哪怕时间再短,也要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不要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有以射之。曾国藩多次自我反省:“读书时,心外驰,总是不敬之咎”。

 

4、虚心与学习

  曾国藩十分重视虚心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事实上,曾国藩的才智并不算得高超,常以“中才而屡安顺”为幸事,左宗棠说他“每苦钝滞”,可见他原本不是一个天生才华横溢的人,何以他能在读书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除了前文提到的因素之外,与他的虚心有关。他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反之就是骄傲,他曾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这的确是至理名言。曾国藩钦点翰林,以求不失词臣体面着意诗文之时,恰时翰苑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师。何绍基,字子贞,是当时名噪京城的宋诗派的倡导者程恩泽的弟子,且那时渐有诗名。曾国藩常登门拜访,切磋诗艺,虚心请教。如曾氏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在十一月十八日又云:“更初,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者。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与何绍基二人切磋诗艺之勤,几无虚日。在何绍基的激励及指点下,虚怀若谷的曾国藩的创作热情猛涨,且诗艺提高不少。如曾国藩在《致诸弟》中写道:“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 时过两年,曾国藩便感觉诗作大有长进,“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发狂言者”了。诚然,这有曾国藩年轻时心气过高而高自标置的因素,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曾国藩诗歌的长进确与他的虚心有关。这也是曾氏在日记、书信、家书中多次肯定的。他也因此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主张诸子弟多向他人求教。如曾国藩在给温甫弟的信中特别提到:“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凌笛舟最善于律诗,若在省内,尔可就之求教。”

 

 

曾国藩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学富五车,才兼文武,堪称一代儒臣。他为后世留下了几十卷的著述。他所提到的学习中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散见于日记与书信中,尽管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某些片面性,但也有积极的因素,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