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如何让人民看到希望？

教育改革，如何让人民看到希望？

文：颜昌海

2010-02-09 14: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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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来自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和教师代表，教育专家、学者，大、中学生及学生家长代表，教育管理系统负责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在这五次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纲要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民主科学决策。代表们指出，在当前经济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温家宝总理抽出5个半天的时间召开座谈会，充分说明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改革工作。

与会代表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等纷纷发表意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提出，我国高校要通过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办出特色。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建议，我国高校应借鉴国外住宿学院制度、开展通识教育、建立学生淘汰制度等办学经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认为，高校必须以教授为主导，改变当前依靠行政权力治校的局面。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结合自己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呼吁要保障高校科研人员的教学时间，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等分别提出了建立分类分层的高校管理体系、探索教授治学、吸引外国人来华从教等建议。广东省副省长宋海提出，应建立分类指导、分区规划的管理体制，使不同高校在教学、科研方面各有所长、各显其能。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提出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结合国外大学的发展经验，建议在国内一流大学引入竞争机制。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期望政府部门和社会消除对民办教育的歧视。

温家宝在这五次座谈会上讲了话。他说，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和学生关心的大事。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

然而教育改革，要让人民看到什么希望？有论者认为，权势越盛，教育越没希望。中国教育被权力渗透，就是没有希望的症结。

比如近日，四川南充蓬安县河舒初中，彩旗招展，横幅飘扬，多人陪同，美女解说，两排中学生齐刷刷的站立唱“赞美诗”，有网友戏称“堪比国庆阅兵”。但是，其实这只是该县教育局姚局长驾临“学校常规管理现场会”而已。一个县教育局局长摆的谱，能让中央领导都自愧不如。但人家还谦称：“我们局长是非常亲民爱民的”，“只是个别学生参加了欢迎仪式”。可与姚局长比肩的，还有山东科技大学王春秋校长的“阅兵大典”，以及安徽亳州原市委书记李兴民的阅兵闹剧。炫耀权力似乎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比如人们恭敬地列队，情绪热烈场面尊隆的夹道欢迎仪式的检阅，能极大满足权力者的炫耀心理。

这就是近年来各地不同权力场域的的类似阅兵闹剧，屡现报端的深层的“权力文化”心理。因为在这种仪式中，权力或曰权势不再是一种不可触摸的隐性状态，而是转化为可观可感的视听震撼。它成为“阅兵者”一种权势夸耀的符号化“消费”。

想起人大校长纪宝成前段时间的感慨：教授被小处长像训孙子那样指着鼻子训，师道何等不堪！对教授、校长颐指气使的教育行政系列的头头脑脑们，没有丝毫歉意；更无歉意的是类似南充这位教育局长一样，心安理得地“阅兵”还虚伪标榜“亲民爱民”。

论者认为，教育官员权势越盛，教育越没希望！

笔者曾经谈到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我们谈论了教育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些问题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是与钱有关的大背景。可以这么说，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

然而，当我们为钱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时，还不能不看到，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还有另一个因素——权力的渗透。

在一个极权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这个问题要比中小学突出得多。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是上海某重点高校的年轻教师。书中有一个小章节，专门谈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那里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熊先生的这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一个校长，五六个副校长；一个党委书记，两三个党委副书记；二十几个机关部处，三五百个机关干部；一个院长，三五个副院长；一个总支书记，两个总支副书记……。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有了这么庞大的官场，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肯定比抓好教书育人难得多。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正是原因之一。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中国的教育系统，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教授。

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中国的教育系统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但今天的中国，却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人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熊丙奇在谈及大学加薪时，拉了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待遇却是不一样的待遇。大多数高校加薪最高的是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再接下来是学校党政领导，以下是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从中可以看出，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前些年教师们拼命地发论文搞职称，而这些年，许多终于算过账来的年青教师开始朝仕途上奔。这毕竟快得多，谋个科长、副处长毕竟要比评个副教授、教授容易得多，不考外语、不看论文发表数量，不要考核课时多少；只要能将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尤其是将领导的关系搞好就行了，而搞好关系恰恰是这一代人的强项！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中国教育系统的各个角落。

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能轻易地、或错误地卷进某个派系中去，那样的话，你这一辈子算是干到头了；还有，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书生气，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今天能坐在学校办公室里的，也都是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离领导最近，而且部门之间也是相通的。你要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那会彻底地改变你在学校里的生存状态！

官本位，是封建、极权社会的固有特色。因此，在官本位这样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所以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无论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还是日常的教学和工作，都得分等按级。

官场权力，在中国大陆决定一切，一切也都为官场服务。比如医改三年投入8500亿，每年2700亿只少1600亿；只要把2010政府预算购置1000亿元汽车取消，还可以节省600亿元费用，全民医保就成了；更不要说每年近万亿的“三公”消费，只要节省一半，最要钱的住房问题也能药到病除。不要说全民医保，国务院规定的破产企业退休职工2009落实的医保至今还顶着不办。政府也知道，住房、医疗、教育是百姓的痛；官僚、腐败、造假是百姓所痛所恨！温总理强调要将“蛋糕”分好，但百姓的“蛋糕”却被官场权力抢入自己的怀抱。说到教育，比如教师的退休金原来和公务员相比就差二倍多，而这次公务员增加800一2000元，教师的退休金只增加120元；一下就变成了三倍多。从中可以看出，封建、极权社会固有特色的官本位在中国蔓延与恶化，人民对教育改革，看不到丝毫希望。

而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不仅对教育改革没有希望，对整个国家也是希望渺茫。事实证明，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以追求强国为起点，以落得一虚弱国家而终结。就前苏联而言，由于极权国家实行的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导致公民社会的长期缺席，缺乏具体社会公民背景的支撑。远在苏联的武装力量还如日中天之际，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斯特拉耶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演变，就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认为苏联其实连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还远末完成，因而对它的前景发出了不详的预言。不受任何宪政政治的约束而称雄天下，短期内可以俨然一世之雄，但也会历时短暂，逃不脱覆亡的命运。

要让人民看到希望，就必须改变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现状。否则，任何改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治本行为。而要改变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本位现状，必须强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受到约束与制衡。说到底，温总理邀请的那些专家并不傻，都知道教育的问题在根本上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但就是回避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之所以回避，原因也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