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道教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02:24
道教
我们为了时间等种种的困难，对于道家与道教的讲述，只能择其较为重要的，简介
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详，非一二百万言，不能以尽道家、道
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形成道教的来源问题，归纳它有四个原
因：（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会的演变。（3）促进于外来宗教
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关于第一个原因的内容大概，讲到目前为止，
暂且告一段落。如要从魏、晋以后，经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而讲到现在，那
就不胜其繁，短期无法结束，现在需要简明扼要地讲述第二个原因，以便暂做收场。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须要留心春秋、战
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当战国时期，由六、七百年来的周代政权与封
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春秋王制，几已破坏无遗。
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乱，尤其以
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衡之历史的成例，第当长期战争的结果，
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给后人的凭吊啼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
当时，必致民穷才尽。我所谓的“民穷才尽”，不仅是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
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有名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经济稳定的社会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
才能培养得出来，然而每每累积若干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
利，或一个失败的战争中，随流而没。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
史上留下两句名言，那就是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
值；只能用在战争的兵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
于历史人物的经验之谈，却有“老成谋国”与“英雄出少年”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确
是缺一不可的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
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战国末期，
老、庄的思想，人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人世出世之间，可以出世，也可
以人世的指导原则。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趋向人世为
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术，终而介乎道、儒之间而别走一路，
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成平民与贵戚社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
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
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
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当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
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家的儒生，与拔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
社会中，隐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乱法，侠
以武犯禁”的忌讳言论了。然而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
道造成时代风气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
时代趋势的大忌，要想一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
也必会遭遇到犹如商鞅的结果。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兴
的天下，但终以严刑峻法，而为儒、快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总之，此中大有玄微，
而存有历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功，已经在政治上占
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进身
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而在社会游侠方面，还是隐然存
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为彰明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
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可是汉高祖起自民间，他自己也来自游侠
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特殊社会的游侠分子，对于汉高，甚
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到了高级公子哥儿的太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
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豁达世故，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
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通，渐
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成西汉末年乱源的力量。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
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便与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
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气，到了东汉时期，
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榆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选举取士的要津，使有才
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学阀之间，便退而隐遁，走
入介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另有远处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态。
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后来佛教传入以后，出家为僧的比丘，与印度婆罗
门教士的雏形，他们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发，或遗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
秦以前的“隐士”思想。至于唐、宋以后，佛教出家的男女僧众，与道教出家的男女道
士，已经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认的遗世而独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约束，
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僧道
不拜帝王，只须长揖为敬的仪礼，已经成为不必明文规定的惯例。因此，过去所走高隐
远蹈的路线，到了唐、宋以后，不须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现实，进入佛教为僧，或道教
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风月，远离时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说的，五代的杰出人
才，大都人于禅林，不与世事的论调，也是大有道理的。东汉未期的朝野社会，当然有
许多累积的原因，造成三国时期的乱离局面，但我们现在站在道教立场来讲，只简单扼
要地举出上面一二个因素，藉以说明自张道陵所创初期道教的雏形——五斗米道的经过，
实是两汉以来读书知识分子，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刺激，因此而起为无言的抗争，便建
立他们自己精神王国的道教了。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便客居于四川，
后来他学道于鹊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符念咒道教符箓派的先声。
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
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
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
夺其众焉。”“子湾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
师君。”我们读了《三国志》有关于张道陵与他的孙子张鲁的记述，对于张道陵一系道
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并无宗教神圣光荣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视；当然，关于
五斗米道的学术内容，陈寿是外行人，没有详细提起，可能也根本无法了解，他说到张
鲁秉承他祖父张道陵的遗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箓派的事实，因为
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于驱神役鬼的作用上，对于形而上道方面，并不高明。我常怀疑，
周、秦之际方士修炼的方术，以及秦、汉以后，道教符箓的兴盛，是否都有与印度婆罗
门教，与瑜伽术派的法术互相影响，实在很难断言；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出家人），
在秦始皇时代，已经与中国通往来，那是有资料可查的事实，而且符箓的形态，有若干
与上古梵文的写法，大有相同之处，可是这些问题，暂时也把它算在题外文章，不去管
它。我们再看张鲁当时在汉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态，却是中国的政治史
上，汉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资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汉末政治与道教，由于
秦、汉的游侠精神，与两汉不满现状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结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国道教的
说明。如《三国志》所说，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
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
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
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张鲁的地方治权，被曹操打垮，他投降
了，拜为镇南将军，曹操待以客礼，“封间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
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我们看了张鲁实行五斗米道的简
短历史，实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以反映三国当时地方政治紊乱的怪现象，但是他比黄
巾张角号召起义的太平道，却大有高明之处。如果陈寿所记的都是事实，那么，张鲁在
汉中实行宗教性的地方政治，倒有近似“无为”之化，却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陈寿
著《三国志》的见地与历史笔法，当然远不及于司马迁，但是，他在张鲁等传记末了的
评语，却也中肯，如说：“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公孙度）残暴雨不节。渊（公
孙渊）仍业以载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
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张燕）、绣（张绣）、鲁（张鲁），舍群盗，列功
臣，去危亡，保宗耙，则于彼为愈焉。”他说张鲁等人，倒能够逆取顺守，得保祖先子
孙的宗祀，在当时群盗如毛，都是有始无终的乱世当中，比较起来，的确算是杰出的人
物。然而陈寿还见不到张鲁后世的子孙族类，竟能南迁于江西，历宋、元以后，受朝野
的尊敬，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相
提并论，都成为中国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岂非他的先世张道陵的道术，应有丰
功阴德的余荫，才能如此吗？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的张道陵，等于是以
“假道为骗”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便不同于陈寿的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送学长
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
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
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
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
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
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
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涵，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
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不但简要不详，而且
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扩展，晋室的名公巨卿，
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信奉不衰，以书法著名的王羲
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不是专为习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文化的功绩观念来讲，
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
之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
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
犯者，皆改为善矣。”
在这段的记载里，述说张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针，在于人人自觉自治，重廉耻，畏天
命，行善举为其重点，根据道家思想的“为政不在多言”，唯重实行的原则，那么，张
道陵这种措施，又何尝是不对呢？陈寿所谓“故世号米贼”，是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因
袭治权的正统观念而来，并不全足取信。其次，关于张道陵个人修炼道术的经过。
如说：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
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
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
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说长短形状。至时，
果有赵异者，从东方来，生平原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异，皆过，乃
授昇丹经。
这是说明张道陵所修炼的神仙道术，仍以外金丹的丹药为主，以服气、导引、房中
等的内丹修炼的助伴，最后，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归。
至于所说七次试验赵昇的道心，然后授以神仙道术，正是后世妄求学仙者先立道德
根基的榜样，如说：
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辱骂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
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
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
第四试昇：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
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
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值讫，而绢主诬之云：
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惮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
衣掌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
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
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
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政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
神之所护，何险之有，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数者，必是此桃有可得
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挪，投树上，足不磋跌，取挑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
能得退。于是乃以挑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
待异。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长三十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
之。食毕，临乃临谷上，笑而言曰：赵异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
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惟异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
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惟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
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
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
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二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乃没于去霄
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如其志
也。
我们读了葛洪所写这段张道陵授受道术的传记，对于一般妄求长生不老之方的人士，
应知有所反省。须知道家与道教所标榜的神仙可学，必以立德为先。后世的人，以价值
观念的小忠小勤，轻心慢心的意气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术，岂非缘木而求鱼，哪有
这种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学，就凭这种做人的德行为榜样，以此为人处事，亦正
是儒家所谓大人君子的风规，这样的教化，又何尝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骂其为异端
不可学，似乎有欠公允。我们非常简略地介绍了汉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后果，便可大概了
解秦、汉以后政治社会演变的关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声。
（二）魏晋以后的道家与道教
我们初步了解了汉末的学术情况，与社会人心逃避现实的趋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
的情形，然后再来研究魏、晋人对于学术思想转变的迹象，就有脉络可循，不致凭空臆
度了。汉末时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种种的激荡，社会的不安，随时随
地呈现一片紊乱，因此应运而生的新创各种道术信仰，便能普遍传开，深入各个阶层，
加上黠者利用游侠与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情绪，纵横牵扯，一拍即合，就形成三国时代
的局面了。我们想要了解历史文化的演变，必然不要忘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要讲魏、
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东汉未期学术思想的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魏、晋学术思
想的原因。
我在讲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因缘中，曾经讲到影响时代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于当权
执政者的领导作风，当汉末及曹魏执政的先后阶段，传习儒家的经学，绍述孔、孟的遗
教，除如郑玄、卢植等少数的大儒，稍具规模以外，一般所谓儒生者，都以文学见长。
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辞章的意境，其余济济多士，大多从事于救亡图存的时事，或奔竞
于当世功名的途径，即使从事学术思想，也都以见用于现实的世务为主，如研究科学而
哲学的易经象数之学，也只有少数有志之士，肯在业余作部分专长的研究，如郑玄的交
辰，费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纳甲等有数几人而已。此外，如华佗的医道，管辂的术
数，尚有正统道家的遗风，至于以道家法术见长，如于吉、左慈等人，虽然名动公卿，
影响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见重于士林，由此而知由汉末到三国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情
形，正同当世的时事是一样的紊乱。
曹魏时代，因曹氏父子擅长文学的关系，帏幄中的文士，亦多以文学见长，对于义
理学术的探求，已经减色，到了魏、晋转移的阶段，少年贵胄的世家公子，如何晏、王
弼之流，既不能做絮静精微的学问工夫，又不能疏通知远，于是，仅于思而不学的心得
之下，便以老、庄思想来解释《易经》；不但易经汉学传承的原意，由此丧失，即如老、
庄的思想，也从此大为变质。加以名公巨卿，世家大族们对于时势国事，有心挽救而无
力挽回，就与当时一般名士们群居终日，手把尘尾，清谈玄理以逃避现实，等于任何一
个世纪末期的人，趋向声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为时代颓废的心理作用，
因此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主的三玄之学，便应运而兴，所谓清谈与三玄，
便是如此这般所造成。恰当那个学术思想中心无主的时代，又加西域佛学的名僧居士们，
如支谦、支适等人，开始源源东来，灌输般若谈空，讲论“神我”“涅槃”的思想，蔚
为一时的风气。在另一方面，受到衰乱颓风的影响，故作旷达而流于疏狂，如嵇康、阮
籍、山涛、刘伶等人，便是受到这种世风刺激的牺牲者。
然而魏、晋之际，除了这般人物，足以影响时代的风气以外，其他讲究学问德业，
从事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者，难道真正无人吗？这又不然，人间世事，本来就如自然物
理一样，有了黑暗，自然也有光明，有正的一面，当然也有反的一面。魏、晋时期，从
事挽救世风的人物，大多走入道家与道教的路线，例如三国时期张道陵的创教以外，便
有南方的许逊（族阳），在江西创建净明忠孝教，内用道家、儒家修身敦品立行的传统
精神，外用符箓等法术，做为积功累德的修道基础，他的遗风流泽，覆荫千余年以下，
成为魏、晋以后南方道教的开建者，也就是唐、宋以后，庐山道术一派的渊源，江西南
昌道教胜地的万寿宫，便是为许旌阳而立的千秋庙祀。据道教的传达，许族阳一派的道
术，是带家室同修，不必离尘出俗的法派，所以相传许真人道成之日，全家大小，都拔
宅飞升，俨然犬吠云中，成为富贵神仙的榜样。其实，许族阳的德业，除如道教所说的
术妙通神以外，他的最大的功德，就是对江西及三江上游水利的开发与建设，的确留有
极大的功劳，虽然不及秦代李冰父子开建都江堰的源远流长，但泽及南方，诚为不可泯
灭的事实，据黄元吉所写的许真君传记，我们简择它的要点，稍作介绍：
如说：
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父玉。父肃。世为许昌人，高节不仕，颖
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乌二年己未，母夫人梦金凤衔
珠，坠于帐中，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生而颖悟，姿容秀伟。少小通疏，与物无忤。尝
从猎，射一囗鹿，中之，子堕，鹿母犹顾舐之，未竟而毙。因感悟，即折弃弓矢，克意
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律历、五行、谶纬之书。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颇臻其
妙，问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传其秘。遂与郭璞访名山，求善地，为
栖真之所。得逍遥金氏宅，这徙居之。日以修炼为事，不求闻达。乡党化其孝友。交游
服其德义……乃于太康元年，起为蜀旌阳令。时年四十二。视事之初，诫吏臀去贪鄙，
除烦细，脱囚絷，悉开谕以道教忠孝慈仁忍慎勤俭，吏民忱服，咸愿自新……蜀民为之
谣曰：人无窃盗，吏无好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真君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民
感惠赢粮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还者，有随至其家愿服役不返者。乃于宅东之隙地，
结茅以居，状如营垒，多改氏族以从真君之姓，故号许家营焉。……真君生于吴大帝赤
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住世一百三十六年。凡来参学净明弟子，皆尊之曰道师君。
真君既飞升之后，里人与其族孙，简就其地立饲。……隋炀帝时，焚修中辍。唐永淳中，
天师胡惠超重兴建立。明皇尤如宣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改赐额日玉隆。
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赋。政和二年，徽宗降玉册，上尊号日神功妙济真君。正和六年，
改观为官，仍加万寿二字。……元成宗皇帝，加封号日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
我们了解了许旌阳与魏、晋之间关于南方道教开建的简略情况，便可知道从东汉到
三国时期，中国朝野学术思想的趋向，以及民间社会风气转变的情形。所以张道陵创建
教雏形于桓帝、灵帝之际，黠狡者便利用它的作法，在民间纷纷成立各种道门，如黄巾
张角等利用太平道而作乱、开三国紊乱局面的先河。但在魏、晋之际，在南方吴、蜀之
间，又另有许族阳一派净明忠孝教的发展，综合传统文化儒、道两家的精神，建立即在
人间，由积功累德的善行升华，而成为天上神仙的超人境界，其功诚不可灭，岂可独以
历史记载中的片面之辞，认为魏、晋学术，唯有清谈玄学足以代表吗？
此外，如与许族阳同学的郭璞，发展易经象数、纳甲、及五行之理，对于地球物理
的研究，开创后世地理（也有专称为堪舆）占验学术的先声，可惜他德业的成就，不及
他的同学许族阳，立身的方针，又不及葛洪的自处，后世学道家学术，流入江湖之辈，
都同有犯了郭璞的错误。葛洪研究神仙丹道，著作《抱朴子》，概括内养精神、服气、
炼气、丹砂、服药、符箓等道家传统的学术，外涉用世之学，包括政治哲学原理，以及
为人处世的规范等等，都足以垂范千古，富有科学、哲学的宝贵价值。如抱朴子的自序
说：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
以。而意之所疑，又无足咨。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
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
聊论其所先觉者耳泄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
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日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日外篇。
据《晋书·葛洪传》所载，他除著作有《抱朴子》一百十六篇外，还有碑诔诗赋百
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
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匾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又云：。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
我们试读修撰《晋书》的唐代大儒房玄龄等人，对于郭璞与葛洪两人的中肯评语。
如说：
景纯（郭璞）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惰源秀逸，思
业离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
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灶于遐篆。而
官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块流形，玄天赋
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
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街刀被发，遑遑于幽秽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道。初惭
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
至于对葛洪个人的评语，却说：“稚川（葛洪）束发从师。老而忘倦。纟由奇册府，
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游德栖
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我们只要读了魏、晋以后，神仙传中的人物，
如郭璞、葛洪的传记及其评语，便可了解后代的人所谓：“英雄到老皆归佛”，“未有
神仙不读书”真正含义的道理了。
简单扼要地了解了汉末、魏、晋以来，由道家学术思想形成道教的大势，便可明白
道教在北魏扩大建立的趋势，及其前因后果了。由魏、晋学术思想遗风的影响，到了北
朝的北魏时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权是崛起西北的边陲氏族，当然很容易
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于当权执政者的信仰，风气所及，遂至于朝野奉行。如果从中
国佛教发展史的立场来看，北魏对于弘扬佛教的史实与功迹，应当极其重要，但在北魏
太祖、世祖的阶段，道教也随佛教之后，勃然而兴。而且综罗汉末张道陵、许旌阳等道
教同异的道术，另成一格而别创规模，成为初唐正式建立道教的张本，其中得力分子，
便是道士寇谦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国的权臣崔浩所造成。关于寇谦之的学道，大有如张
道陵经历的事迹，他的弘扬建立道教的经过，却因崔浩的推荐，当时便受魏国的封浩，
以天师的姿态出场，大展其法术。后来北魏武帝一度摧毁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将所有
罪过，都记在寇谦之与崔浩的头上，其实，寇谦之对于当时灭佛灭僧的措施，并不完全
赞同，崔浩弄权，主张灭佛，那倒真是事实。不过，据《魏书》的史料，崔浩本人，不
但不信佛教，同时也不相信真正的老子遗教与遗文，他自己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喜欢玩
弄阴阳、五行、术数的人物，自比为张良，对于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谓一窍不通，所
以便造成当时历史上的宗教惨案。如欲研究北魏时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读《魏
书》一一释老志、崔治传，及道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寇谦之传，与佛教《佛祖
历代通载》中有关的资料，大约可以思过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阶段，根据史实的资料，当以唐太宗建国的时期为准。唐太宗立国
之初，由于传统宗法思想的观念，要拉出一个名垂万古，而天下人人都知其德业的远祖
做炫耀，便晋封老子李耳为道教的教主，确定其尊称为太上老君。并且正式命令天下，
以道教为国教，位居佛教之先，后来虽然引起佛教徒们一度的争辩，但始终不变道、佛
地位次序的成命，尽管他在信仰上，是倾向于佛教的学术思想，但在中国人传统观念的
祖宗信念中，仍然不变其初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特点
的长处。所以其他外来宗教，要想完全采用宗教信仰来推翻中国人的祖宗传统精神，违
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且蠢，违背原则的作为，结果恐其难有太好的收获。
我们论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不要忘记佛教与禅宗，但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唐
代以后，便确定以儒、释、道三家并称的源流，一直传到近代为止，道教与道家，的确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唐代的文学、小说、艺术、工业、建筑、日常生活等等，许
多都是道、禅合壁的成品，不可举一而偏废其他。简单扼要地说，诗人如李白的作品，
便是道家神仙思想的气质，杜甫是儒雅风流的正统，王维以佛学的成分为重，其余诸诗
人，不归于佛，即归于道，否则，便是儒、佛、道混合，难以严加分别的综合体。
唐代道、佛风气的隆盛，影响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人事物理的因果，必
然自相互为因缘，因为唐代文化在时间历史上，乃综罗秦、汉以下的所长；在空间上，
是融会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物质，所以它的雄浑博大，几乎有远迈秦、汉的趋势。道
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纲，混合周、秦之际，阴阳、老、庄、儒、墨、
兵、农、法、杂等等家的学术，抄袭佛教密宗修法与婆罗门教的方法，一概归入道教的
醮坛，蒙上道袍法服，披发仗剑，口诵真言咒语，驱神役鬼以炫耀它的宗门，这便是它
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终唐代三、四百年之间，道教本身，产生正反两个
特殊人物，成为完成道教建设的两支生力军。（1）是晚唐时代的吕岩侣纯阳）。（2）
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吕纯阳从道家正统修炼神仙丹道的途径，吸收魏、晋以后而至隋、
唐之间，佛家禅宗修养的长处，建立唐代以后丹道修炼的中心体系，永为世法，使道教
在后世的价值，为之提升不少，同时也使道家学术思想，普遍流传到中国民间社会，乃
至后来宏扬到亚洲各地区，也都是他的功劳。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学，笃信道教，除
了收集有关道术的遗书以外，又自动伪造很多的道书，以充实道教的内容，所以后世称
人师心自用，乱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称谓。但自唐到五代以后，道教思想内容，
纯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变化，而推及人能变化成仙的理论，最著名而最难研究的，便
有谭峭的《化书》，亦名《谭子化书》。其次，设想以人力的修为，吸收太阳光能，变
化生理气质，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体，变为光能而飞升直达太阳、月亮之中的，便有
道教的《日月奔磷经》的思想产生，后世所谓修道的神仙，吸收B精月华的作用，便由
此而来。不管这种虚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为事实，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寻求
太阳能和月亮究竟的观念，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早已渊源在三千年以上，直到唐代，
才有这种正式追求方术的出现，凡是科学家的理想，开始都如儿戏，为什么我们忘记了
自己祖先的儿戏，而不反省警觉，岂非怪事吗？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质，虽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来，但是宗派的分立，与
正邪混杂的演变，却大有异同，唯限于时间，不能一一详细分述。宋代的道教，因为未
真宗开始利用宗教信仰，来掩饰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种种失败的耻屏，便奠定后来徽
宗、钦宗迷信假道士们的谎言，至于国破家亡的后果。总之，我们要记住中国文化一个
不易的原则，要讲治国、平天下之道，就不能专以宗教来搞政治，从为政的立场而言，
宗教仅为辅导治化的一端，如果专以宗教而言治道，鉴之汉、唐、宋、元、明、清的经
验，就未有不败的先例。如汉末三国时期的黄巾张角，宋、元之间白莲教的韩山童，清
代的太平天国与红灯照、义和团等等，都是历史的殷鉴。但从纯粹的道教立场而言，这
些得失是非，与正统的道家学术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负责，只在领导者睿智的拣
择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为宋徽宗的提倡，却完成了一件学术上的大事，那便是张君
房遴选道教的旧藏道书，分门别类，编辑一部《云芨七谶》，成为研究道教学术不世的
宝典。
当南、北宋之际，在中国西北部与北方河朔之间，正当夏、辽、金的势力，互相消
长的时期，王重阳在陕西开创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长春的继续宣扬，便普及于山东、
河北之间，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门庭，明、清以后，成为道教北派主流龙门派的根源。
当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远征印度边境的时期，他为了邱长春，曾经派兵通过西夏，
到山东来请邱长春，间关万里，远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边境见面，后来便给邱长春以
钢符铁券，做为信守的契约。当元兵进入中国，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杀戮与
劫掠，这事是否为邱长春在事前有先见之明，或后人有指他为汉奸的嫌疑，实在不可乱
下断语，总之，这是中国文化宗教史上的一个大案，暂时无法多讲。但在《元史》，以
及元相耶律楚村遗留的资料上，对于邱长春，并无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怀疑邱长春及
全真道的价值。其实，所谓全真道的内容，是因袭宋、元以来禅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
主张清静专修的方法，它虽然属于道教的门派，实是融会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兴道
术，至于它的作为，是因边陲氏族入侵中原的变乱阶段当中，民族文化意识，受到重大
的刺激，因此形成新兴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权，本来就
无文化的根基，后来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后，从上到下，自始至终，便以佛教的密宗学
术思想做为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笃信密法，而且为鼎力维护佛教的重臣，同时他又学习
北方的禅宗，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对于邱长春等全真道的观念，不但在政治关系上，
当然互相对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视为敌对，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元史》中有
关于佛、道两家文化思想互争雄长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与明朝帝室政权的关系，闹过许多历史性的丑剧，其间功过是非，一
言难尽，在道教本身而言，却有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具有特别的价值。（1）便是永乐
时代，完成《道藏》的修辑。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仿照沸
教《大藏经》的组织，构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
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
颂、表奏），成为完整保留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罗的丰富，内容的庞
杂，实在多足观者，虽然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太多支离，但道家与道教的本身，本来就
是如此复杂，如非穷毕生精力，集思广益以类别繁芜，恐怕谁也无法能够对它清理出具
体的系统。（2）便是修炼神仙的丹道学派，从宋、元以后，如万派朝宗一样，都归元
宗奉唐代仙人吕纯阳为祖师，到了宋代张紫阳、白玉蟾以后，被称为丹道南宗正脉以来，
再到明末清初之间，复分为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张紫阳为主的，称为南宗丹
法，含有单修性命，与性命双修，乃至男女夫妇合藉双修的法派。北派，当然以元初邱
长春的全真道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虚为主，认为直接传承吕纯阳的
丹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派。东派以陆潜虚为主，也认为是直接承受吕纯阳的嫡传
口诀，是属于男女合藉的双修派。总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现以后，虽
然各有专主与所长，但支离蔓芜，弊漏也随分派而百出，而且与佛家的禅宗与禅定，始
终不无关系。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阶段，路径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术，便都以伍冲虚、
柳华阳一系的伍柳派为主，既不知有汉，更逞论魏、晋了，故终满清以来两三百年间，
无论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画桃符，与拨弄精神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
我们为了时间等种种的困难，对于道家与道教的讲述，只能择其较为重要的，简介
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详，非一二百万言，不能以尽道家、道
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形成道教的来源问题，归纳它有四个原
因：（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会的演变。（3）促进于外来宗教
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关于第一个原因的内容大概，讲到目前为止，
暂且告一段落。如要从魏、晋以后，经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而讲到现在，那
就不胜其繁，短期无法结束，现在需要简明扼要地讲述第二个原因，以便暂做收场。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须要留心春秋、战
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当战国时期，由六、七百年来的周代政权与封
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春秋王制，几已破坏无遗。
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乱，尤其以
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衡之历史的成例，第当长期战争的结果，
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给后人的凭吊啼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
当时，必致民穷才尽。我所谓的“民穷才尽”，不仅是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
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有名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经济稳定的社会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
才能培养得出来，然而每每累积若干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
利，或一个失败的战争中，随流而没。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
史上留下两句名言，那就是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
值；只能用在战争的兵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
于历史人物的经验之谈，却有“老成谋国”与“英雄出少年”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确
是缺一不可的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
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战国末期，
老、庄的思想，人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人世出世之间，可以出世，也可
以人世的指导原则。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趋向人世为
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术，终而介乎道、儒之间而别走一路，
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成平民与贵戚社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
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
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
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当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
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家的儒生，与拔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
社会中，隐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乱法，侠
以武犯禁”的忌讳言论了。然而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
道造成时代风气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
时代趋势的大忌，要想一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
也必会遭遇到犹如商鞅的结果。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兴
的天下，但终以严刑峻法，而为儒、快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总之，此中大有玄微，
而存有历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功，已经在政治上占
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进身
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而在社会游侠方面，还是隐然存
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为彰明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
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可是汉高祖起自民间，他自己也来自游侠
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特殊社会的游侠分子，对于汉高，甚
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到了高级公子哥儿的太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
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豁达世故，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
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通，渐
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成西汉末年乱源的力量。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
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便与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
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气，到了东汉时期，
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榆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选举取士的要津，使有才
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学阀之间，便退而隐遁，走
入介乎人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另有远处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态。
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后来佛教传入以后，出家为僧的比丘，与印度婆罗
门教士的雏形，他们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发，或遗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
秦以前的“隐士”思想。至于唐、宋以后，佛教出家的男女僧众，与道教出家的男女道
士，已经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认的遗世而独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约束，
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僧道
不拜帝王，只须长揖为敬的仪礼，已经成为不必明文规定的惯例。因此，过去所走高隐
远蹈的路线，到了唐、宋以后，不须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现实，进入佛教为僧，或道教
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风月，远离时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说的，五代的杰出人
才，大都人于禅林，不与世事的论调，也是大有道理的。东汉未期的朝野社会，当然有
许多累积的原因，造成三国时期的乱离局面，但我们现在站在道教立场来讲，只简单扼
要地举出上面一二个因素，藉以说明自张道陵所创初期道教的雏形——五斗米道的经过，
实是两汉以来读书知识分子，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刺激，因此而起为无言的抗争，便建
立他们自己精神王国的道教了。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便客居于四川，
后来他学道于鹊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符念咒道教符箓派的先声。
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
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
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
夺其众焉。”“子湾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
师君。”我们读了《三国志》有关于张道陵与他的孙子张鲁的记述，对于张道陵一系道
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并无宗教神圣光荣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视；当然，关于
五斗米道的学术内容，陈寿是外行人，没有详细提起，可能也根本无法了解，他说到张
鲁秉承他祖父张道陵的遗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箓派的事实，因为
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于驱神役鬼的作用上，对于形而上道方面，并不高明。我常怀疑，
周、秦之际方士修炼的方术，以及秦、汉以后，道教符箓的兴盛，是否都有与印度婆罗
门教，与瑜伽术派的法术互相影响，实在很难断言；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出家人），
在秦始皇时代，已经与中国通往来，那是有资料可查的事实，而且符箓的形态，有若干
与上古梵文的写法，大有相同之处，可是这些问题，暂时也把它算在题外文章，不去管
它。我们再看张鲁当时在汉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态，却是中国的政治史
上，汉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资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汉末政治与道教，由于
秦、汉的游侠精神，与两汉不满现状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结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国道教的
说明。如《三国志》所说，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
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
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
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张鲁的地方治权，被曹操打垮，他投降
了，拜为镇南将军，曹操待以客礼，“封间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
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我们看了张鲁实行五斗米道的简
短历史，实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以反映三国当时地方政治紊乱的怪现象，但是他比黄
巾张角号召起义的太平道，却大有高明之处。如果陈寿所记的都是事实，那么，张鲁在
汉中实行宗教性的地方政治，倒有近似“无为”之化，却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陈寿
著《三国志》的见地与历史笔法，当然远不及于司马迁，但是，他在张鲁等传记末了的
评语，却也中肯，如说：“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公孙度）残暴雨不节。渊（公
孙渊）仍业以载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
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张燕）、绣（张绣）、鲁（张鲁），舍群盗，列功
臣，去危亡，保宗耙，则于彼为愈焉。”他说张鲁等人，倒能够逆取顺守，得保祖先子
孙的宗祀，在当时群盗如毛，都是有始无终的乱世当中，比较起来，的确算是杰出的人
物。然而陈寿还见不到张鲁后世的子孙族类，竟能南迁于江西，历宋、元以后，受朝野
的尊敬，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相
提并论，都成为中国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岂非他的先世张道陵的道术，应有丰
功阴德的余荫，才能如此吗？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的张道陵，等于是以
“假道为骗”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便不同于陈寿的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送学长
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
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
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
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
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
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
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涵，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
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不但简要不详，而且
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扩展，晋室的名公巨卿，
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信奉不衰，以书法著名的王羲
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不是专为习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文化的功绩观念来讲，
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
之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
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
犯者，皆改为善矣。”
在这段的记载里，述说张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针，在于人人自觉自治，重廉耻，畏天
命，行善举为其重点，根据道家思想的“为政不在多言”，唯重实行的原则，那么，张
道陵这种措施，又何尝是不对呢？陈寿所谓“故世号米贼”，是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因
袭治权的正统观念而来，并不全足取信。其次，关于张道陵个人修炼道术的经过。
如说：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
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
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
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说长短形状。至时，
果有赵异者，从东方来，生平原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异，皆过，乃
授昇丹经。
这是说明张道陵所修炼的神仙道术，仍以外金丹的丹药为主，以服气、导引、房中
等的内丹修炼的助伴，最后，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归。
至于所说七次试验赵昇的道心，然后授以神仙道术，正是后世妄求学仙者先立道德
根基的榜样，如说：
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辱骂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
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
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
第四试昇：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
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
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值讫，而绢主诬之云：
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惮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
衣掌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
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
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
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政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
神之所护，何险之有，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数者，必是此桃有可得
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挪，投树上，足不磋跌，取挑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
能得退。于是乃以挑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
待异。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长三十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
之。食毕，临乃临谷上，笑而言曰：赵异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
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惟异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
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惟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
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
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
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二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乃没于去霄
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如其志
也。
我们读了葛洪所写这段张道陵授受道术的传记，对于一般妄求长生不老之方的人士，
应知有所反省。须知道家与道教所标榜的神仙可学，必以立德为先。后世的人，以价值
观念的小忠小勤，轻心慢心的意气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术，岂非缘木而求鱼，哪有
这种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学，就凭这种做人的德行为榜样，以此为人处事，亦正
是儒家所谓大人君子的风规，这样的教化，又何尝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骂其为异端
不可学，似乎有欠公允。我们非常简略地介绍了汉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后果，便可大概了
解秦、汉以后政治社会演变的关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声。
（二）魏晋以后的道家与道教
我们初步了解了汉末的学术情况，与社会人心逃避现实的趋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
的情形，然后再来研究魏、晋人对于学术思想转变的迹象，就有脉络可循，不致凭空臆
度了。汉末时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种种的激荡，社会的不安，随时随
地呈现一片紊乱，因此应运而生的新创各种道术信仰，便能普遍传开，深入各个阶层，
加上黠者利用游侠与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情绪，纵横牵扯，一拍即合，就形成三国时代
的局面了。我们想要了解历史文化的演变，必然不要忘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要讲魏、
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东汉未期学术思想的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魏、晋学术思
想的原因。
我在讲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因缘中，曾经讲到影响时代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于当权
执政者的领导作风，当汉末及曹魏执政的先后阶段，传习儒家的经学，绍述孔、孟的遗
教，除如郑玄、卢植等少数的大儒，稍具规模以外，一般所谓儒生者，都以文学见长。
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辞章的意境，其余济济多士，大多从事于救亡图存的时事，或奔竞
于当世功名的途径，即使从事学术思想，也都以见用于现实的世务为主，如研究科学而
哲学的易经象数之学，也只有少数有志之士，肯在业余作部分专长的研究，如郑玄的交
辰，费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纳甲等有数几人而已。此外，如华佗的医道，管辂的术
数，尚有正统道家的遗风，至于以道家法术见长，如于吉、左慈等人，虽然名动公卿，
影响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见重于士林，由此而知由汉末到三国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情
形，正同当世的时事是一样的紊乱。
曹魏时代，因曹氏父子擅长文学的关系，帏幄中的文士，亦多以文学见长，对于义
理学术的探求，已经减色，到了魏、晋转移的阶段，少年贵胄的世家公子，如何晏、王
弼之流，既不能做絮静精微的学问工夫，又不能疏通知远，于是，仅于思而不学的心得
之下，便以老、庄思想来解释《易经》；不但易经汉学传承的原意，由此丧失，即如老、
庄的思想，也从此大为变质。加以名公巨卿，世家大族们对于时势国事，有心挽救而无
力挽回，就与当时一般名士们群居终日，手把尘尾，清谈玄理以逃避现实，等于任何一
个世纪末期的人，趋向声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为时代颓废的心理作用，
因此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主的三玄之学，便应运而兴，所谓清谈与三玄，
便是如此这般所造成。恰当那个学术思想中心无主的时代，又加西域佛学的名僧居士们，
如支谦、支适等人，开始源源东来，灌输般若谈空，讲论“神我”“涅槃”的思想，蔚
为一时的风气。在另一方面，受到衰乱颓风的影响，故作旷达而流于疏狂，如嵇康、阮
籍、山涛、刘伶等人，便是受到这种世风刺激的牺牲者。
然而魏、晋之际，除了这般人物，足以影响时代的风气以外，其他讲究学问德业，
从事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者，难道真正无人吗？这又不然，人间世事，本来就如自然物
理一样，有了黑暗，自然也有光明，有正的一面，当然也有反的一面。魏、晋时期，从
事挽救世风的人物，大多走入道家与道教的路线，例如三国时期张道陵的创教以外，便
有南方的许逊（族阳），在江西创建净明忠孝教，内用道家、儒家修身敦品立行的传统
精神，外用符箓等法术，做为积功累德的修道基础，他的遗风流泽，覆荫千余年以下，
成为魏、晋以后南方道教的开建者，也就是唐、宋以后，庐山道术一派的渊源，江西南
昌道教胜地的万寿宫，便是为许旌阳而立的千秋庙祀。据道教的传达，许族阳一派的道
术，是带家室同修，不必离尘出俗的法派，所以相传许真人道成之日，全家大小，都拔
宅飞升，俨然犬吠云中，成为富贵神仙的榜样。其实，许族阳的德业，除如道教所说的
术妙通神以外，他的最大的功德，就是对江西及三江上游水利的开发与建设，的确留有
极大的功劳，虽然不及秦代李冰父子开建都江堰的源远流长，但泽及南方，诚为不可泯
灭的事实，据黄元吉所写的许真君传记，我们简择它的要点，稍作介绍：
如说：
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父玉。父肃。世为许昌人，高节不仕，颖
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乌二年己未，母夫人梦金凤衔
珠，坠于帐中，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生而颖悟，姿容秀伟。少小通疏，与物无忤。尝
从猎，射一囗鹿，中之，子堕，鹿母犹顾舐之，未竟而毙。因感悟，即折弃弓矢，克意
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律历、五行、谶纬之书。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颇臻其
妙，问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传其秘。遂与郭璞访名山，求善地，为
栖真之所。得逍遥金氏宅，这徙居之。日以修炼为事，不求闻达。乡党化其孝友。交游
服其德义……乃于太康元年，起为蜀旌阳令。时年四十二。视事之初，诫吏臀去贪鄙，
除烦细，脱囚絷，悉开谕以道教忠孝慈仁忍慎勤俭，吏民忱服，咸愿自新……蜀民为之
谣曰：人无窃盗，吏无好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真君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民
感惠赢粮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还者，有随至其家愿服役不返者。乃于宅东之隙地，
结茅以居，状如营垒，多改氏族以从真君之姓，故号许家营焉。……真君生于吴大帝赤
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住世一百三十六年。凡来参学净明弟子，皆尊之曰道师君。
真君既飞升之后，里人与其族孙，简就其地立饲。……隋炀帝时，焚修中辍。唐永淳中，
天师胡惠超重兴建立。明皇尤如宣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改赐额日玉隆。
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赋。政和二年，徽宗降玉册，上尊号日神功妙济真君。正和六年，
改观为官，仍加万寿二字。……元成宗皇帝，加封号日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
我们了解了许旌阳与魏、晋之间关于南方道教开建的简略情况，便可知道从东汉到
三国时期，中国朝野学术思想的趋向，以及民间社会风气转变的情形。所以张道陵创建
教雏形于桓帝、灵帝之际，黠狡者便利用它的作法，在民间纷纷成立各种道门，如黄巾
张角等利用太平道而作乱、开三国紊乱局面的先河。但在魏、晋之际，在南方吴、蜀之
间，又另有许族阳一派净明忠孝教的发展，综合传统文化儒、道两家的精神，建立即在
人间，由积功累德的善行升华，而成为天上神仙的超人境界，其功诚不可灭，岂可独以
历史记载中的片面之辞，认为魏、晋学术，唯有清谈玄学足以代表吗？
此外，如与许族阳同学的郭璞，发展易经象数、纳甲、及五行之理，对于地球物理
的研究，开创后世地理（也有专称为堪舆）占验学术的先声，可惜他德业的成就，不及
他的同学许族阳，立身的方针，又不及葛洪的自处，后世学道家学术，流入江湖之辈，
都同有犯了郭璞的错误。葛洪研究神仙丹道，著作《抱朴子》，概括内养精神、服气、
炼气、丹砂、服药、符箓等道家传统的学术，外涉用世之学，包括政治哲学原理，以及
为人处世的规范等等，都足以垂范千古，富有科学、哲学的宝贵价值。如抱朴子的自序
说：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
以。而意之所疑，又无足咨。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
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
聊论其所先觉者耳泄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
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日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日外篇。
据《晋书·葛洪传》所载，他除著作有《抱朴子》一百十六篇外，还有碑诔诗赋百
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
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匾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又云：。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
我们试读修撰《晋书》的唐代大儒房玄龄等人，对于郭璞与葛洪两人的中肯评语。
如说：
景纯（郭璞）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惰源秀逸，思
业离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
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灶于遐篆。而
官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块流形，玄天赋
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
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街刀被发，遑遑于幽秽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道。初惭
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
至于对葛洪个人的评语，却说：“稚川（葛洪）束发从师。老而忘倦。纟由奇册府，
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游德栖
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我们只要读了魏、晋以后，神仙传中的人物，
如郭璞、葛洪的传记及其评语，便可了解后代的人所谓：“英雄到老皆归佛”，“未有
神仙不读书”真正含义的道理了。
简单扼要地了解了汉末、魏、晋以来，由道家学术思想形成道教的大势，便可明白
道教在北魏扩大建立的趋势，及其前因后果了。由魏、晋学术思想遗风的影响，到了北
朝的北魏时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权是崛起西北的边陲氏族，当然很容易
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于当权执政者的信仰，风气所及，遂至于朝野奉行。如果从中
国佛教发展史的立场来看，北魏对于弘扬佛教的史实与功迹，应当极其重要，但在北魏
太祖、世祖的阶段，道教也随佛教之后，勃然而兴。而且综罗汉末张道陵、许旌阳等道
教同异的道术，另成一格而别创规模，成为初唐正式建立道教的张本，其中得力分子，
便是道士寇谦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国的权臣崔浩所造成。关于寇谦之的学道，大有如张
道陵经历的事迹，他的弘扬建立道教的经过，却因崔浩的推荐，当时便受魏国的封浩，
以天师的姿态出场，大展其法术。后来北魏武帝一度摧毁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将所有
罪过，都记在寇谦之与崔浩的头上，其实，寇谦之对于当时灭佛灭僧的措施，并不完全
赞同，崔浩弄权，主张灭佛，那倒真是事实。不过，据《魏书》的史料，崔浩本人，不
但不信佛教，同时也不相信真正的老子遗教与遗文，他自己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喜欢玩
弄阴阳、五行、术数的人物，自比为张良，对于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谓一窍不通，所
以便造成当时历史上的宗教惨案。如欲研究北魏时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读《魏
书》一一释老志、崔治传，及道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寇谦之传，与佛教《佛祖
历代通载》中有关的资料，大约可以思过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阶段，根据史实的资料，当以唐太宗建国的时期为准。唐太宗立国
之初，由于传统宗法思想的观念，要拉出一个名垂万古，而天下人人都知其德业的远祖
做炫耀，便晋封老子李耳为道教的教主，确定其尊称为太上老君。并且正式命令天下，
以道教为国教，位居佛教之先，后来虽然引起佛教徒们一度的争辩，但始终不变道、佛
地位次序的成命，尽管他在信仰上，是倾向于佛教的学术思想，但在中国人传统观念的
祖宗信念中，仍然不变其初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特点
的长处。所以其他外来宗教，要想完全采用宗教信仰来推翻中国人的祖宗传统精神，违
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且蠢，违背原则的作为，结果恐其难有太好的收获。
我们论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不要忘记佛教与禅宗，但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唐
代以后，便确定以儒、释、道三家并称的源流，一直传到近代为止，道教与道家，的确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唐代的文学、小说、艺术、工业、建筑、日常生活等等，许
多都是道、禅合壁的成品，不可举一而偏废其他。简单扼要地说，诗人如李白的作品，
便是道家神仙思想的气质，杜甫是儒雅风流的正统，王维以佛学的成分为重，其余诸诗
人，不归于佛，即归于道，否则，便是儒、佛、道混合，难以严加分别的综合体。
唐代道、佛风气的隆盛，影响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人事物理的因果，必
然自相互为因缘，因为唐代文化在时间历史上，乃综罗秦、汉以下的所长；在空间上，
是融会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物质，所以它的雄浑博大，几乎有远迈秦、汉的趋势。道
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纲，混合周、秦之际，阴阳、老、庄、儒、墨、
兵、农、法、杂等等家的学术，抄袭佛教密宗修法与婆罗门教的方法，一概归入道教的
醮坛，蒙上道袍法服，披发仗剑，口诵真言咒语，驱神役鬼以炫耀它的宗门，这便是它
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终唐代三、四百年之间，道教本身，产生正反两个
特殊人物，成为完成道教建设的两支生力军。（1）是晚唐时代的吕岩侣纯阳）。（2）
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吕纯阳从道家正统修炼神仙丹道的途径，吸收魏、晋以后而至隋、
唐之间，佛家禅宗修养的长处，建立唐代以后丹道修炼的中心体系，永为世法，使道教
在后世的价值，为之提升不少，同时也使道家学术思想，普遍流传到中国民间社会，乃
至后来宏扬到亚洲各地区，也都是他的功劳。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学，笃信道教，除
了收集有关道术的遗书以外，又自动伪造很多的道书，以充实道教的内容，所以后世称
人师心自用，乱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称谓。但自唐到五代以后，道教思想内容，
纯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变化，而推及人能变化成仙的理论，最著名而最难研究的，便
有谭峭的《化书》，亦名《谭子化书》。其次，设想以人力的修为，吸收太阳光能，变
化生理气质，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体，变为光能而飞升直达太阳、月亮之中的，便有
道教的《日月奔磷经》的思想产生，后世所谓修道的神仙，吸收B精月华的作用，便由
此而来。不管这种虚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为事实，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寻求
太阳能和月亮究竟的观念，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早已渊源在三千年以上，直到唐代，
才有这种正式追求方术的出现，凡是科学家的理想，开始都如儿戏，为什么我们忘记了
自己祖先的儿戏，而不反省警觉，岂非怪事吗？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质，虽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来，但是宗派的分立，与
正邪混杂的演变，却大有异同，唯限于时间，不能一一详细分述。宋代的道教，因为未
真宗开始利用宗教信仰，来掩饰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种种失败的耻屏，便奠定后来徽
宗、钦宗迷信假道士们的谎言，至于国破家亡的后果。总之，我们要记住中国文化一个
不易的原则，要讲治国、平天下之道，就不能专以宗教来搞政治，从为政的立场而言，
宗教仅为辅导治化的一端，如果专以宗教而言治道，鉴之汉、唐、宋、元、明、清的经
验，就未有不败的先例。如汉末三国时期的黄巾张角，宋、元之间白莲教的韩山童，清
代的太平天国与红灯照、义和团等等，都是历史的殷鉴。但从纯粹的道教立场而言，这
些得失是非，与正统的道家学术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负责，只在领导者睿智的拣
择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为宋徽宗的提倡，却完成了一件学术上的大事，那便是张君
房遴选道教的旧藏道书，分门别类，编辑一部《云芨七谶》，成为研究道教学术不世的
宝典。
当南、北宋之际，在中国西北部与北方河朔之间，正当夏、辽、金的势力，互相消
长的时期，王重阳在陕西开创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长春的继续宣扬，便普及于山东、
河北之间，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门庭，明、清以后，成为道教北派主流龙门派的根源。
当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远征印度边境的时期，他为了邱长春，曾经派兵通过西夏，
到山东来请邱长春，间关万里，远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边境见面，后来便给邱长春以
钢符铁券，做为信守的契约。当元兵进入中国，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杀戮与
劫掠，这事是否为邱长春在事前有先见之明，或后人有指他为汉奸的嫌疑，实在不可乱
下断语，总之，这是中国文化宗教史上的一个大案，暂时无法多讲。但在《元史》，以
及元相耶律楚村遗留的资料上，对于邱长春，并无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怀疑邱长春及
全真道的价值。其实，所谓全真道的内容，是因袭宋、元以来禅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
主张清静专修的方法，它虽然属于道教的门派，实是融会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兴道
术，至于它的作为，是因边陲氏族入侵中原的变乱阶段当中，民族文化意识，受到重大
的刺激，因此形成新兴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权，本来就
无文化的根基，后来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后，从上到下，自始至终，便以佛教的密宗学
术思想做为重心，耶律楚村不但笃信密法，而且为鼎力维护佛教的重臣，同时他又学习
北方的禅宗，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对于邱长春等全真道的观念，不但在政治关系上，
当然互相对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视为敌对，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元史》中有
关于佛、道两家文化思想互争雄长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与明朝帝室政权的关系，闹过许多历史性的丑剧，其间功过是非，一
言难尽，在道教本身而言，却有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具有特别的价值。（1）便是永乐
时代，完成《道藏》的修辑。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仿照沸
教《大藏经》的组织，构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
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
颂、表奏），成为完整保留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罗的丰富，内容的庞
杂，实在多足观者，虽然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太多支离，但道家与道教的本身，本来就
是如此复杂，如非穷毕生精力，集思广益以类别繁芜，恐怕谁也无法能够对它清理出具
体的系统。（2）便是修炼神仙的丹道学派，从宋、元以后，如万派朝宗一样，都归元
宗奉唐代仙人吕纯阳为祖师，到了宋代张紫阳、白玉蟾以后，被称为丹道南宗正脉以来，
再到明末清初之间，复分为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张紫阳为主的，称为南宗丹
法，含有单修性命，与性命双修，乃至男女夫妇合藉双修的法派。北派，当然以元初邱
长春的全真道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虚为主，认为直接传承吕纯阳的
丹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派。东派以陆潜虚为主，也认为是直接承受吕纯阳的嫡传
口诀，是属于男女合藉的双修派。总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现以后，虽
然各有专主与所长，但支离蔓芜，弊漏也随分派而百出，而且与佛家的禅宗与禅定，始
终不无关系。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阶段，路径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术，便都以伍冲虚、
柳华阳一系的伍柳派为主，既不知有汉，更逞论魏、晋了，故终满清以来两三百年间，
无论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画桃符，与拨弄精神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