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孙隆基：看透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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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13日11:20 南方人物周刊
孙隆基与妻子叶绍国。图 黄广明
“中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国家，美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孙隆基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香港
7月中下旬举行的香港书展上，学者作家名流云集，孙隆基在其中绝不是最惹眼的一个。香港市民追捧最多的是金庸、倪匡这样的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大家，学者方面，于丹和她的“庄子”、易中天和他的“三国”大行其道，相比之下，孙隆基似乎有些小众，而他的讲题——《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第三性和东方人》也稍显另类，或者说后现代。
为数不多专访孙隆基的媒体，兴趣点主要在他的一部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前现代”作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20年前的中国大陆，它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是复印件)一纸风行。学者许纪霖回忆，“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复印件，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而作家傅国涌也描述，当年他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如获至宝”，那时他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师，不容易得到全本。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成为那个年代“文化热”的必读书目，甚至可以说是它拉开了“文化热”的序幕。
但这本书却因为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硬心肠的”、“千刀万剐”(孙隆基语)式的解剖，而迟迟未能在大陆出版。
2004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删节本)一书终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此时，已距书稿面世二十又一年，孙隆基也由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须发灰白的老者。
“千刀万剐”解剖国民性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18岁高中毕业后去台湾上大学，在台7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史博士学位的孙隆基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让孙隆基谙熟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同时在海外的学习生活，让他在与外族的对比中对中国人的特性有了深刻的了解。
终于，一直以来郁积在年轻的孙隆基心中的对自己文化的不满，于80年代他在大陆的两年时光爆发——1983年，他写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
“本书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孙隆基自白，“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全力地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
孙隆基并不健谈，他所有的深刻都集中在了他的文章里，他的书面语，比他的口头语表达流畅得多。以下是几则孙隆基典型的表达(均见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中国文化“二人”定义“一人”的设计，就是让双方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自己就不知怎样去“做”，也毋须理会。笔者当时在大陆时发现：在公共汽车上以及街道上的吵架，几乎无日无之。确实，如果熟人走路时提箱子，中国人总会抢着替对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对方，也很少道歉。有时，在马路上看到骑自行车者撞到了路人，对方已经痛得弯下了身，撞人者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振振有词地诉说对方不对，结果自然引发了吵架。此外，大陆的人在排队时遇到了熟人也要来排队，总会硬将他拖到自己之前，热情地说，“你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经排在自己前面的，也会设法抢在他前头。
——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再如，他观察到，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男的一起去，结果搞到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势的人。(女性也有类似倾向)进而判断，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分化。从一些迹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面书生”，大众戏剧中“颠鸾倒凤”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国人有将男女之性别暧昧化的倾向。如果一个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可以显示出：无论男女所喜爱的，想与之认同的形象都是性别暧昧的，在异性的外形下有着许多同性的内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许多异性的内容。
“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共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这些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孙隆基眼中，是中国人具有“身体化”特征的表现。孙隆基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在国人身上自然而然而不自知的现象，在有着国际生活经验同时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孙隆基眼中，却解读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总体上，他用“二人”与“一人”的文法规则来整理这些观察与印象：中国人的“二人”表现为“心”，而“一人”的型态则是“身”，正是“心”对“身”的“照顾”造成中国人个体的不发达，前者变成后者的组织原理，它导致“自我之被非组织化”，使人格构造具有过度“母胎化”、“口腔化”以及“身体化”倾向。后者包括对身体动作和功能采取较放任态度。这种“心”对“身”的组织或者非组织的文法也表现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上。没有前者的“治”，后者会趋于“乱”。
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
很多论者将孙隆基与柏杨、李敖相提并论。“确实许多人将我和他们两人作比较，但这其实是对我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误读，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孙隆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试图从中国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杨和李敖主要以文采取胜，在当时台湾特定历史下，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国人的‘劣根性’，吸引了读者和年轻人的眼球。”简言之，两者的区别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
谈到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时，孙隆基说，“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答案。在有机会与读者面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中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之，‘救国’原非写这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须藉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一种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中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国家，美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孙隆基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矛头指向美国
按照中国人的骂人方法，你真可以骂孙隆基“没良心”、“数典忘祖”，最后你还可以质问他，“你还是炎黄子孙，你还是中国人吗？”
其实，孙隆基早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他现在是美国公民。
即便是在文化上，孙隆基也有意识地疏离己身所出的中国。对孙隆基来说，写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人格重组的过程。他对自己出身民族的劣根性了然于胸，因此，自觉不自觉地，他开始了自我反省的过程。
孙隆基在香港长大。小时候，他梦想当一名画家，但上大学时最终选择了更喜爱的历史专业。无论是绘画，还是历史，在务实的香港人眼中，都是没多大用处的东西。70年代初，他去美国之后，一位香港同胞问他学什么专业，他说是历史，这位同胞脸色立马变了，那意思很明确，“觉得那是很笨的人读的，日后找不到工作”。
类似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让他思索中国人的务实与身体化倾向，这正是他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一版序中写到的——
笔者原本的计划是探讨中国人“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书名原定为《中国人与现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讨的结果，发觉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并不因“现代化”而减灭，反而是有加强的倾向。因此，遂憬悟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够成立，而所谓“现代化”可能只是表层的现象，至于一个文化则有其不变的深层形态。
例如，香港与大陆、台湾比较，无疑是最“现代化”的中国人社会，而中国人的“食”却因物质条件的许可而获空前未有的发扬。香港有四五层的饭店，每层有四五十张桌子，乃世界上少见的现象。连当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国都没有这种现象。笔者在日本的东京时，则发觉有七层楼的书店，每一层比香港的“三越”还要大，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现象，连美国也没有。从香港与东京的这两个特色，就可以看出两地不同的精神面貌。
孙隆基在中国进修时，大陆刚去“文革”不远，物质还很贫乏，观今日大陆经济起飞之后餐馆的火爆，毫不逊于香港，可见孙隆基当年观察之深刻。
记者请他给出医治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个药方，他却说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只是一个文法(grammer)，这个文法可以创造出佳词妙句，也可以创造出很丑陋的句子。”正如他在书的结尾所说，“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词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孙隆基有着典型的江浙人的相貌。2006年2月18日，61岁的他在台北举办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摆宴席15桌，与学界知己、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通识与核心课程中心”主任叶绍国喜结连理。此前，孙隆基曾与一位意大利女性有过一段婚史。在叶绍国眼里，丈夫是一个很聪明很勤奋的人，有大智慧，不重细节，“很潇洒，出门时两手空空”，“业余爱好是收集瓷器”。
2005年，他以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之职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的问题有一点，但是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
孙隆基的母亲还健在香港，此次书展期间，他与妻子抽空探望年迈的母亲。在推崇孝道的中国，这个举动与所有正常人无异。但让记者联想起他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批判的中国人的“恋母情结”，而中国母亲对子女过于呵护也造成中国成人的不独立和儿童化。在记者采访他的过程中，遇到双方都想表达时，他竟停下话来让记者先说。孙隆基身上中国文化的因素还有几何？它与西方文化的因素是如何搭配重组他的人格的？在短时间的接触中还真不好判断。
“身为中国人我也曾经自卑过。”孙隆基说，这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学者的孙隆基很简单，支撑他学术进程的只有“求真”与“批判”二词，与爱国与否无关。“读者或者会发觉到我对中国人的批判不如20年前热衷，这是由于本人的一个毛病：我总是对自己的祖国批判不遗余力，如今既然入了美国籍，因此遂把矛头指向了美国。请读者对我的《杀母的文化》拭目以待。”
孙隆基 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台大历史学研究所。1971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东亚史，后转俄国史。1977年入斯坦福大学博士班。1983年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流传于中国内地并引起巨大反响。1984年获博士学位后，任客座教授于堪萨斯大学苏联与东欧研究所与历史系，1985年获梅隆研究员奖，在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访问一年，旋即获加拿大克伦研究员奖， 1986年获得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于孟菲斯大学任职至2004年12月，转赴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著作有中英文论文多篇，收集于《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2004)。专著有《未断奶的民族》、《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2002)等。
孙隆基与妻子叶绍国。图 黄广明
“中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国家，美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孙隆基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香港
7月中下旬举行的香港书展上，学者作家名流云集，孙隆基在其中绝不是最惹眼的一个。香港市民追捧最多的是金庸、倪匡这样的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大家，学者方面，于丹和她的“庄子”、易中天和他的“三国”大行其道，相比之下，孙隆基似乎有些小众，而他的讲题——《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第三性和东方人》也稍显另类，或者说后现代。
为数不多专访孙隆基的媒体，兴趣点主要在他的一部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前现代”作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20年前的中国大陆，它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是复印件)一纸风行。学者许纪霖回忆，“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复印件，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而作家傅国涌也描述，当年他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如获至宝”，那时他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师，不容易得到全本。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成为那个年代“文化热”的必读书目，甚至可以说是它拉开了“文化热”的序幕。
但这本书却因为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硬心肠的”、“千刀万剐”(孙隆基语)式的解剖，而迟迟未能在大陆出版。
2004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删节本)一书终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此时，已距书稿面世二十又一年，孙隆基也由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须发灰白的老者。
“千刀万剐”解剖国民性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18岁高中毕业后去台湾上大学，在台7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史博士学位的孙隆基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让孙隆基谙熟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同时在海外的学习生活，让他在与外族的对比中对中国人的特性有了深刻的了解。
终于，一直以来郁积在年轻的孙隆基心中的对自己文化的不满，于80年代他在大陆的两年时光爆发——1983年，他写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
“本书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孙隆基自白，“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全力地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
孙隆基并不健谈，他所有的深刻都集中在了他的文章里，他的书面语，比他的口头语表达流畅得多。以下是几则孙隆基典型的表达(均见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中国文化“二人”定义“一人”的设计，就是让双方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自己就不知怎样去“做”，也毋须理会。笔者当时在大陆时发现：在公共汽车上以及街道上的吵架，几乎无日无之。确实，如果熟人走路时提箱子，中国人总会抢着替对方提，然而，如果是陌生人，自己提箱子刮到了对方，也很少道歉。有时，在马路上看到骑自行车者撞到了路人，对方已经痛得弯下了身，撞人者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振振有词地诉说对方不对，结果自然引发了吵架。此外，大陆的人在排队时遇到了熟人也要来排队，总会硬将他拖到自己之前，热情地说，“你先！你先！”但是，如果是陌生人，即使已经排在自己前面的，也会设法抢在他前头。
——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再如，他观察到，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男的一起去，结果搞到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势的人。(女性也有类似倾向)进而判断，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分化。从一些迹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面书生”，大众戏剧中“颠鸾倒凤”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中国人有将男女之性别暧昧化的倾向。如果一个文化中的主流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可以显示出：无论男女所喜爱的，想与之认同的形象都是性别暧昧的，在异性的外形下有着许多同性的内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许多异性的内容。
“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吐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共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这些在中国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孙隆基眼中，是中国人具有“身体化”特征的表现。孙隆基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在国人身上自然而然而不自知的现象，在有着国际生活经验同时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孙隆基眼中，却解读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总体上，他用“二人”与“一人”的文法规则来整理这些观察与印象：中国人的“二人”表现为“心”，而“一人”的型态则是“身”，正是“心”对“身”的“照顾”造成中国人个体的不发达，前者变成后者的组织原理，它导致“自我之被非组织化”，使人格构造具有过度“母胎化”、“口腔化”以及“身体化”倾向。后者包括对身体动作和功能采取较放任态度。这种“心”对“身”的组织或者非组织的文法也表现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上。没有前者的“治”，后者会趋于“乱”。
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
很多论者将孙隆基与柏杨、李敖相提并论。“确实许多人将我和他们两人作比较，但这其实是对我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误读，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孙隆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试图从中国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杨和李敖主要以文采取胜，在当时台湾特定历史下，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国人的‘劣根性’，吸引了读者和年轻人的眼球。”简言之，两者的区别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
谈到这本书的写作动机时，孙隆基说，“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答案。在有机会与读者面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中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之，‘救国’原非写这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须藉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一种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中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国家，美国人探讨国民性往往是为了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孙隆基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矛头指向美国
按照中国人的骂人方法，你真可以骂孙隆基“没良心”、“数典忘祖”，最后你还可以质问他，“你还是炎黄子孙，你还是中国人吗？”
其实，孙隆基早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他现在是美国公民。
即便是在文化上，孙隆基也有意识地疏离己身所出的中国。对孙隆基来说，写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人格重组的过程。他对自己出身民族的劣根性了然于胸，因此，自觉不自觉地，他开始了自我反省的过程。
孙隆基在香港长大。小时候，他梦想当一名画家，但上大学时最终选择了更喜爱的历史专业。无论是绘画，还是历史，在务实的香港人眼中，都是没多大用处的东西。70年代初，他去美国之后，一位香港同胞问他学什么专业，他说是历史，这位同胞脸色立马变了，那意思很明确，“觉得那是很笨的人读的，日后找不到工作”。
类似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让他思索中国人的务实与身体化倾向，这正是他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一版序中写到的——
笔者原本的计划是探讨中国人“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书名原定为《中国人与现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讨的结果，发觉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并不因“现代化”而减灭，反而是有加强的倾向。因此，遂憬悟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够成立，而所谓“现代化”可能只是表层的现象，至于一个文化则有其不变的深层形态。
例如，香港与大陆、台湾比较，无疑是最“现代化”的中国人社会，而中国人的“食”却因物质条件的许可而获空前未有的发扬。香港有四五层的饭店，每层有四五十张桌子，乃世界上少见的现象。连当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国都没有这种现象。笔者在日本的东京时，则发觉有七层楼的书店，每一层比香港的“三越”还要大，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现象，连美国也没有。从香港与东京的这两个特色，就可以看出两地不同的精神面貌。
孙隆基在中国进修时，大陆刚去“文革”不远，物质还很贫乏，观今日大陆经济起飞之后餐馆的火爆，毫不逊于香港，可见孙隆基当年观察之深刻。
记者请他给出医治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个药方，他却说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只是一个文法(grammer)，这个文法可以创造出佳词妙句，也可以创造出很丑陋的句子。”正如他在书的结尾所说，“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原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词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孙隆基有着典型的江浙人的相貌。2006年2月18日，61岁的他在台北举办了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摆宴席15桌，与学界知己、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通识与核心课程中心”主任叶绍国喜结连理。此前，孙隆基曾与一位意大利女性有过一段婚史。在叶绍国眼里，丈夫是一个很聪明很勤奋的人，有大智慧，不重细节，“很潇洒，出门时两手空空”，“业余爱好是收集瓷器”。
2005年，他以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之职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的问题有一点，但是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
孙隆基的母亲还健在香港，此次书展期间，他与妻子抽空探望年迈的母亲。在推崇孝道的中国，这个举动与所有正常人无异。但让记者联想起他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批判的中国人的“恋母情结”，而中国母亲对子女过于呵护也造成中国成人的不独立和儿童化。在记者采访他的过程中，遇到双方都想表达时，他竟停下话来让记者先说。孙隆基身上中国文化的因素还有几何？它与西方文化的因素是如何搭配重组他的人格的？在短时间的接触中还真不好判断。
“身为中国人我也曾经自卑过。”孙隆基说，这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学者的孙隆基很简单，支撑他学术进程的只有“求真”与“批判”二词，与爱国与否无关。“读者或者会发觉到我对中国人的批判不如20年前热衷，这是由于本人的一个毛病：我总是对自己的祖国批判不遗余力，如今既然入了美国籍，因此遂把矛头指向了美国。请读者对我的《杀母的文化》拭目以待。”
孙隆基 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台大历史学研究所。1971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东亚史，后转俄国史。1977年入斯坦福大学博士班。1983年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流传于中国内地并引起巨大反响。1984年获博士学位后，任客座教授于堪萨斯大学苏联与东欧研究所与历史系，1985年获梅隆研究员奖，在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访问一年，旋即获加拿大克伦研究员奖， 1986年获得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永久教职，于孟菲斯大学任职至2004年12月，转赴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著作有中英文论文多篇，收集于《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2004)。专著有《未断奶的民族》、《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2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