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戴笠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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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充当蒋介石的鹰犬达15年之久。15年里,戴笠为维护、巩固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亦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至蒋介石的心腹杀手。但在后来,蒋戴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产生种种龃龉。最后,这位中国的“希姆莱”撞死在戴山脚下。   戴笠摸透了蒋介石的心理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最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决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可见蒋对戴控制之严。
 
 
   蒋介石虽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蒋戴之间又合作得相当默契。这是因为:一方面戴笠出于报答蒋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才智过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掌心的,惟一的出路就是取得蒋的绝对信任。
  
   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性格的研究,可谓精细入微,揣摩透顶。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但是,对特务工作蒋又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离间等方面,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戴笠对他的这种心理早已摸透,但凡涉及到敏感话题,戴对蒋只作口头汇报,对蒋的指令也只用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传达时,一般只讲“奉谕”二字,究竟奉谁之“谕”,也是不作解释的。蒋对戴笠的这套办法也是暗暗赞赏。   
       蒋对部下有两点是最忌讳的: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戴笠在这两个方面都注意把握到位。他表面上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以免招蒋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以沽名钓誉。
  
  戴笠素知蒋考虑问题,决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常有令属下防不胜防之处。于是,戴核实计划,回复问题,必定准备两三套方案。因而戴笠每向蒋献计献策,鲜有不中。
 
  
   蒋介石个性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是,蒋介石打人有两条原则:其一,不是亲信、心腹之人不打;其二,挨打之人,必有重用。蒋打戴笠,常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可见,蒋对戴信任之深。戴亦知蒋的心理,每每挨打之后,不但毫无怨言,反以能体会蒋的苦心为荣。
  
 
    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闲暇时,胡宗南陪蒋到西寺庙游玩,蒋久久不肯离去,然又不发一言。对此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问戴笠,戴当即告知胡宗南,校长必是有意想在此建一所别墅,但以校长之为人,他是绝不会自己说出这种意图的。戴笠一语中的。一年后,蒋再次来到西安,被胡宗南安排到西寺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果然分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决定将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戴笠担心死在蒋介石手中  
 
  戴笠虽然成了蒋介石的第一号政治杀手,但他与蒋之间亦时有互相猜忌,互相提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权力渐大,根基日深。不但军事、警察、交通、治安等方面都被军统组织渗透、控制,即使在财政、经济、党务等方面,戴笠亦有很大的势力。由戴笠控制的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超过了蒋手下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戴掌握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其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可小觑。想到这些,蒋常常不寒而栗。但是,戴笠认为,他不但是一位特工奇才,而且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伟略。理应是蒋介石的当然接班人。因此,仅仅当一家奴式的特工头目,绝非其最终目标。这就是戴笠为什么以特务工作作工具,从各方面拼命发展势力的道理。
   
  然而,蒋介石岂容戴笠如此坐大。军统“四一”大会后,蒋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上要用唐纵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加以抑制。
   
  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其有了防范之心,颇有一种“鸟尽弓藏”的酸楚之感。戴笠曾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
  戴笠始终跳不出老蒋手掌心
  
  戴笠很清楚,目前惟一的办法是抚平蒋失衡的疑忌心理,作应变对策。于是,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戴笠就开始调整与蒋及各方面的关系,以未雨绸缪,制变机先。
  
  第一步,进一步表明对蒋的忠心,以减少蒋防范戒备心理。1942年10月,蒋决定赴兰州、西安考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西安市区的每条大街小巷,都布置得“铁桶”一般。蒋感到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确实做得十分周密,对戴的忠心表示满意。  
 
  第二步,进一步加强与宋美龄、宋子文的感情联络,以作靠山。戴笠清楚,在蒋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或敢于说话的,当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了。  
 
  1940年夏天,宋子文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达两年之久。这期间,戴及时将国内政坛上的种种内幕和动向及时告知宋子文,使宋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为提高身份不急于赴任,仍滞留美国。1942年戴向宋发电,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促使宋回国出任外交部长。宋曾在上海北站路被王亚樵暗杀未遂,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戴抓住这一点,亲自安排对宋的警卫工作。宋子文对此极为感激。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第三步,进一步加强与胡宗南的合作,以作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胡宗南在蒋心目中的分量不断加重。戴与胡宗南本为至交,现在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重大政治问题上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步,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特工合作的步伐,积极谋取海军的领导权。戴知道,如果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头目,很容易将来被蒋以某种借口作为替罪羊铲除。惟有及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保险系数。为此,戴笠不惜花大量精力交好美海军情报官梅乐斯,此举很有成效。梅乐斯甚至在蒋面前推荐戴笠聘任海军司令。
   
  第五步,提高毛人凤在军统的地位,以抵消唐纵的影响,唐纵则被架空,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这时,蒋介石深感戴笠已对自己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了。蒋拟定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与蒋关系很深,而且门生故吏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的一举一动。至于吸收胡宗南,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结盟,蒋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认为,胡戴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依赖戴笠的目的还是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使他达到。因此胡宗南是不会在蒋戴之间舍本求末的。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从而对蒋感恩戴德。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也显示出蒋的奸猾之处。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跳出不蒋介石的手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