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31日 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1994年3月31日 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一日三十年 3月31日

　　●1984年我国第一例用精子洗涤法进行人工授精的男婴出生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结束，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获准成立

　　●1994年浙江千岛湖发生游船杀人抢劫案

　　●1998年中国国产民用飞机首次出口北美地区

自然之友 从拉钩开始的绿色约定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40多位青年会聚北京西郊“玲珑园”，参加一场关于环境保护的会议，有人称这是中国第一次民间自发的环境问题讨论会。与会者成为“自然之友”的第一批成员（面向众人者为梁从诫）。本版资料图片由“自然之友”提供}

^{2000年，徐大鹏、郭耕、奚志农、周又红、杨欣、徐凤翔六名自然之友会员获第四届“地球奖”。}

^{2000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自然之友”组织会员等300余人到长城下植树。}

　　从1994到2008，中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已经走过14年历程。

　　在发起人之一杨东平的心里，创办人梁从诫依然是那个骑着英国蓝苓牌老式自行车，从米市大街一路蹬到苏州桥的健硕老人。依然可以在楼下大喊他的名字，叫他一起去为“自然之友”注册。

　　但梁从诫已经76岁了，由于身体原因，他甚至无法亲自回顾那段为“自然之友”奔忙的日子。

　　在梁从诫此前的回忆中，最早对中国环保的忧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百科知识》杂志社编辑的他收到一篇稿子，里面讲到刚刚起步的中国乡镇 企业。“规模不大、大量使用淘汰设备，但星罗棋布，会造成遍地开花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看了很多遍，但他仍然认为，“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事情，环保局的事 情，专家的事情，我们这些外行人能做什么？”

　　为公众参与“挖一条渠”

　　梁晓燕是梁从诫昔日创办《知识分子》杂志的老搭档。

　　1985年，两人开始一起编写《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本，就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这本书被梁晓燕看作自己“环保意识的启蒙教材”。

　　两个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环境话题，并且了解到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国外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中国缺了这一块，光是政府在这儿制定政策、法 律、罚款，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问题。”90年代初，在沉寂的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人关怀着国家、社会，但是大家都感到无力和无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两人萌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时候，中国极少有人能够理解民间组织的内涵，也不知道民间组织能做些什么”，杨东平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有过众多的、相当活跃的民间组织，但在随后的社会变动中，它们逐渐消失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包揽了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

　　时任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司长的陈金罗回顾，这种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社团，尽管被冠以民间的组织形式，但基本上是官办社团，“作为部门的附属物而存在。”陈金罗说，改革开放，冲破了单一官办社团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需要，成为社团生长和发展的土壤。

　　梁晓燕对此的认识相对朴素，“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之心，这就好像潜在地下的泉水，看不见，渠稍一挖通，活水就哗哗地流过来了，民间组织就是这条渠。”

　　“政府会不会批准？”

　　为了“挖这条渠”，梁从诫让梁晓燕找些年轻人一起来商量，于是梁晓燕找到了时任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的杨东平和自由作家、探险家王力雄。

　　1993年3月，梁从诫参加八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间隙，4人聚到一起。

　　坐下之后，梁从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办这么一个民间组织，政府会不会批准？

　　一番议论后，4人决定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政府就一定不批呢？”“万一有风险，出麻烦了，后悔不后悔？”梁从诫又问。

　　“不后悔！”随后，61岁的历史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像孩子一样，和三个年轻人拉钩，约定“不后悔”。

　　但梁从诫坦言，自己还是有所准备的，“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不顶，难道叫那些年轻人去顶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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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观察

　　三十年盘旋再生的公民社会

　　今天，如果你对环境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可以找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民间环保组织，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倡导纳入环境议题；如果你的住房发生了问 题，很可能需要小区居民选出的业主委员会联合维权；如果你有孩子送特殊教育，或者有老人住养老院，或许发现提供服务的是非营利性质的民办机构；如果你的企 业准备拿出相当的利润关注社会事业，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你提供了创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可能；还有，如果你是2.1亿网民的一员，那么类似厦门PX迁 址、揭露黑砖窑这样的公共事件，其相关公共决策和最终的事件结果中，也许就体现了你的参与。

　　这就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

　　时间后退十年，从1998年至今，正是中国公民社会全面发展和政府谨慎开放的阶段。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版、《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出台，同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成立，现有对民间组织管理的核心体制形成，标志着政府对民间结社的重视和管理程度均在增强。

　　进入本世纪，一方面，《行政许可法》、《物权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接连颁布，公民的私权保护和政府的行为约束终于提上法律层面，民间组织 也迎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另一方面，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对媒体、出版、网络、集体行动等的监管制度，大体延续了严格审批原则，并与日 渐崛起的公民意识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张力。

　　在此前十年，刚经历了公民社会发展的跌宕和复生期。走过上世纪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迸发的阶段，90年代民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清理整顿和结构调整时期。期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确立了对结社等公民权利的审批原则。

　　不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蕴生的私人经济、行业组织，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各类社会服务组织等，却在这个阶段逐渐兴起，公民社会的空间在低调的 权利诉求下盘旋再生。追溯到1978年到198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空间迅速释放，公民社会的活力激发出来，并于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 个发展的高峰。

　　回看三十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呈现一条抑扬交错和充满张力的折线。今天的公民社会，比三十年前更加多元，公民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及其实现能力均更加扩展，但是管理体制的困境也更加明显。

　　单从社会自治空间的角度看，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中国就有社会组织和民间的自治空间。可见，公民社会不完全是一个新的事物，它能否突破已有的格局，向公民主体性、社会自治的方向进展，仍然有待未来的检验。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温故知新

　　永定门粮库装卸工获超额奖金

　　社主义企业的生产要不要定额？超过生产定额应不应该发给奖金？劳动有定额、超额发奖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市永定门粮库二十多年来装卸工计酬办法的经验和教训，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个粮库装卸工的工资形式曾经历了从计件到计时的多次变化，一九六八年以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再一次以计时工资代替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计件工资，而工人生产超额发奖金则被斥为“物质刺激”。

　　永定门粮库的工人和干部从多年的实践中，亲自感受到这种计时工资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给生产带来的恶果。有的工人说：“不管出勤多少，出力大小，干 多干少，干好干坏，工资都一样，真是先进不香，懒汉不臭。这哪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一九七七年九月，这个粮库经过反复研究、对装卸工在原计时工资的基 础上，实行了定额生产、超额奖励的办法。

　　新办法一经实行，工作上的散乱现象不见了，新老工人同心协力，突击装卸，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青年工人们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装卸工人劳动重，消耗大，每月增加一些奖金，用来补助生活开支，怎能说增加这点钱就增长了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资本家呢？

　　——摘编自1978年3月31日第1版，《劳动有定额超额发奖金———北京永定门粮库装卸工实行定额生产、超额奖励的调查》

　　那时流行

　　健美裤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指数：★★★★☆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句带有自嘲性质的顺口溜家喻户晓：不管多大官，都穿夹克衫；不管多大肚，都穿健美裤。

　　这里所说的健美裤，因地域不同，多有脚蹬裤、踩脚裤的别称。一般以黑色为主，由丝质的材料和适当的人造纤维混纺而成，有很大弹性，类似于舞蹈 裤，上宽下窄，裤脚下连着一条带子或直接设计成环状，以便踩在脚下，穿上后，产生一种拉伸感，衬托出腿部的修长，体现出一种线条美。

　　后来健美裤的材料变得多种多样，颜色也逐渐丰富，不过基本的特点都没有变：贴身，高弹力，且透风，但时间长了，膝盖部分会鼓起，有的地方会磨得光亮。作为当时流行与时髦的象征，几乎所有女性，无论年龄、身材、人人都穿，大街小巷出现前所未有的统一和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