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右脑”派宣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5:05:00
“新右派”宣言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在从以逻辑、线性、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之上。
丹尼尔·平克的新书让人绝望——如果他的预言成真的话，那意味着正在为加冕新“世界工厂”而沾沾自喜的中国不知不觉沦落到世界食物链的最底层，我们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左脑们，将会被那些闲庭信步式的右脑们所奴役，做牛做马，翻不了身。
这不是耸人听闻——那些编写代码的电脑程序员、起草协议的律师、啃数据的MBA们独领风骚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起码在美国)，未来将属于那些拥有不同思维的人(如艺术家、发明家、设计师、建筑师、咨询师)。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在从以逻辑、线性、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向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之上。
这一切正在发生，来势汹汹。
左脑是只狐狸，右脑是只刺猬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大脑两个半球不仅分立，而且有主次之分——左半脑是至关重要的一半，是理性的、有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的，符合人类对大脑的一切期望，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而右脑只起辅助补充作用，它无语言能力，是不平衡的、本能的，是一个自然天生的、已过时退化了的器官。
右脑研究的兴起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卫生组织于1995年在全球开展“脑的十年”运动，旨在促进脑科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美国国会已将“脑研究十年”批准为法律执行；欧盟也制定了“脑研究计划”；日本、俄罗斯也专门组织人力加强对右脑机能的研究。
右脑日益得到重视：左脑聚焦于单一答案，右脑延伸为完形感知。左脑注重分类，右脑则注重联系。左脑捕捉细节，右脑则看到大情景。就像古希腊寓言里形容的那样，左脑是只狐狸，右脑是只刺猬——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左脑思考方式以前像是司机，而右脑像是乘客。现在情况变了，右脑思考方式突然掌握了方向盘，控制了油门，决定我们将要去哪儿，怎样去。
已经有极端人士表示要抛弃左脑了，日本教育家七田真说：“左脑记忆是一种劣质记忆，不管记什么很快就忘记了。右脑记忆则让人惊叹，它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两种记忆之比简直就是1：1000000，左脑记忆实在没法和右脑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从上台起，就积极推进了一场“右脑风暴”，而事实证明，他在任期间，美国经济获得了近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强劲增长。
右脑是怎么颠覆左脑的
回忆小时候吧，我们都曾被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何为“有用”？成长至今，我们经历过上千次考试，要么是选择题，测试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力，要求你选出校验过的唯一答案，要么是问答题，要求你尽量符合标准答案。如果你幸运过关，恭喜你，你将成为所谓的“知识精英”，开始步入白领社会，成为中产阶级。
20世纪，机器被证明可以代替人的体力，21世纪，许多新技术证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脑。物质丰富、亚洲崛起、自动化盛行使当代文明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时代“效率至上”的价值观，美感、想象力等体验式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从左脑向右脑转化，是大趋势。
这些转化体现在：社会形态上，从“需求社会”过渡到“丰裕社会”;生存哲学上，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回归到东方审美主义，从理性主义回归到感性主义;生产方式上，从数字化到体验化，从科技到情感;生活方式上，则从效率到满足感，从功能到美感，从有用到娱乐，而这些，正是右脑之所长。
那些依靠左脑吃饭的职业岌岌可危了，如果你的工作，电脑可以完成得更快、更好、更便宜，雇主为什么不去请一台电脑呢？国际象棋天才卡斯帕罗夫脑子每秒钟可以计算一到三步棋，而一台普通电脑，每秒就计算200到300万步棋！但，再天才的电脑，也不会作出优美的诗歌、悦耳的音乐与传世的画作，它能了解人的需求与欲望吗？右脑型人才开始被视为社会的稀缺资源加以珍视，在英国，联合利华雇佣画家、诗人和漫画书作家等员工来激励其他人，一家伦敦北部的足球俱乐部甚至雇有自己的专职诗人。
产品好不好，右脑说了算
的确，左脑使我们致富。但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仅满足逻辑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这个商品还必须美观、独特、有意思，符合“审美的需要”。就像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德尔班科说的：“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在一出畅销美剧中，小偷破门而入，偷走了男主角家中菲利普·斯达克设计的电动咖啡壶与几双Gucci皮鞋——你看看，那些功能实用但外形简单的东西甚至能打动小偷的心。
被全球企业领袖公认为21世纪最成功品牌的苹果iPod，它设计简约，玩家即使不看说明书也能用一只拇指控制全机，再辅以电脑播放、网上购物等潮流，小小一枚掌中宝，改变了几十个行业的经营模式，并改变了整个Net Generation(生于1980年以后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所有的iPod玩家都承认，iPod外形是打动他们的最重要因素。
外观设计创新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创造利润的魔杖。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平均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其销售收入将增加2500美元；日本日立公司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每增加1000亿日元的销售额，工业设计的作用就占51%，而技术改造的作用仅占12%。以产品设计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已成为未来国与国之间角力的焦点，英国分析家约翰·霍金斯估计英国创意产业每年产值约2千亿美元，他更估计在今后15年里，这个行业的全球产值将达6.1万亿美元。
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早就告诉业界，今后IT公司主攻的战场，不在实验室，而是在消费者的右脑与左心房；科技产品不应该高高在上，等着顾客卑躬屈膝地来学习，而是该参与到消费者的生活之中，与他们一起激动、幻想和创作。取悦右脑即取悦心灵，体验经济即右脑经济。
中国的右脑都到哪儿去了
曾经，中国人被认为是世界上形象思维最发达的种族。正因为汉语的形象思维等方面的表现力格外突出，有西方人评价其是最接近上帝的语言。传统西方文字，读和写的顺序是从左至右，操练的是左脑，传统汉语则是从右至左，操练的是右脑。当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人类用“脑”思考，中国人却一直认为人类用“心”思考。就这样，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因之左脑承受了太多压力，科技的进步并不能增强人们的幸福程度，甚至有所减少；东方人善于顿悟，右脑总处于高度愉悦状态，左脑的记忆库里却从未进行很好的整理，于是幸福的东方人遭受了西方人枪炮的教训。
但近代尤其是解放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熟的形象思维让位于并不成熟的逻辑思维，培养了一批只会按章行事，缺乏应变能力和创造性的左脑型人才。尤其是“填鸭式”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不断强化的是掌握语言、逻辑分析、数字处理的左脑，而负责形象思维的右脑则被闲置，结果学历越高，右脑能力越下降。
再没有什么比高考和标准答案更能扼杀人的创造性了，1998年某省高考作文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上万名考生以“自幼父母双亡，独自一人承担家庭重任成长至今”的公式化构思开题。知识的获取本应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但高考和标准答案的存在，只会让人把所有知识当成完成时，只在乎“标准答案”，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趋同，想象力却越来越枯萎。
在一切的标准化之中，教育的标准化最不可饶恕。仅就我们中国而言，1950年代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使得在大学的教学体系和学科设置上，人文社会学科被严重边缘化，具有很强人文内涵且给人带来美感的建筑被划入理工科，难怪有人说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房子不能看，只能住；高中生文理分班，文科生娘不疼，父不爱；政坛与商业明星更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天下，一代代人重复着左脑教育模式，右脑型的人才被扼杀——当然，这个好像也怪不了谁，自西方工业文明勃兴以来几百年中，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就是这样。
中国不缺码洋百万的畅销书作家，不缺走上奥斯卡红地毯的电影巨星，不缺标价千万的商业艺术家，令人羞愧的是，不仅中国大陆十多亿人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奖，近30年来，中国也从未曾诞生真正世界级的大文豪与艺术大师。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的左脑们极其成功，中国的右脑们却令人羞愧。据说，徐冰、谭盾这样的艺术家多少表现出了超凡、优质的右脑素质，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祖邦并不吃香，原因是他们“太不标准化了”。
2006年10月09日 新周刊 文/朱坤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在从以逻辑、线性、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之上。
丹尼尔·平克的新书让人绝望——如果他的预言成真的话，那意味着正在为加冕新“世界工厂”而沾沾自喜的中国不知不觉沦落到世界食物链的最底层，我们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左脑们，将会被那些闲庭信步式的右脑们所奴役，做牛做马，翻不了身。
这不是耸人听闻——那些编写代码的电脑程序员、起草协议的律师、啃数据的MBA们独领风骚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起码在美国)，未来将属于那些拥有不同思维的人(如艺术家、发明家、设计师、建筑师、咨询师)。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在从以逻辑、线性、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向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之上。
这一切正在发生，来势汹汹。
左脑是只狐狸，右脑是只刺猬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大脑两个半球不仅分立，而且有主次之分——左半脑是至关重要的一半，是理性的、有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的，符合人类对大脑的一切期望，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而右脑只起辅助补充作用，它无语言能力，是不平衡的、本能的，是一个自然天生的、已过时退化了的器官。
右脑研究的兴起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世界卫生组织于1995年在全球开展“脑的十年”运动，旨在促进脑科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美国国会已将“脑研究十年”批准为法律执行；欧盟也制定了“脑研究计划”；日本、俄罗斯也专门组织人力加强对右脑机能的研究。
右脑日益得到重视：左脑聚焦于单一答案，右脑延伸为完形感知。左脑注重分类，右脑则注重联系。左脑捕捉细节，右脑则看到大情景。就像古希腊寓言里形容的那样，左脑是只狐狸，右脑是只刺猬——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左脑思考方式以前像是司机，而右脑像是乘客。现在情况变了，右脑思考方式突然掌握了方向盘，控制了油门，决定我们将要去哪儿，怎样去。
已经有极端人士表示要抛弃左脑了，日本教育家七田真说：“左脑记忆是一种劣质记忆，不管记什么很快就忘记了。右脑记忆则让人惊叹，它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两种记忆之比简直就是1：1000000，左脑记忆实在没法和右脑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从上台起，就积极推进了一场“右脑风暴”，而事实证明，他在任期间，美国经济获得了近数十年难得一见的强劲增长。
右脑是怎么颠覆左脑的
回忆小时候吧，我们都曾被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何为“有用”？成长至今，我们经历过上千次考试，要么是选择题，测试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力，要求你选出校验过的唯一答案，要么是问答题，要求你尽量符合标准答案。如果你幸运过关，恭喜你，你将成为所谓的“知识精英”，开始步入白领社会，成为中产阶级。
20世纪，机器被证明可以代替人的体力，21世纪，许多新技术证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脑。物质丰富、亚洲崛起、自动化盛行使当代文明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时代“效率至上”的价值观，美感、想象力等体验式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从左脑向右脑转化，是大趋势。
这些转化体现在：社会形态上，从“需求社会”过渡到“丰裕社会”;生存哲学上，从传统西方形而上学回归到东方审美主义，从理性主义回归到感性主义;生产方式上，从数字化到体验化，从科技到情感;生活方式上，则从效率到满足感，从功能到美感，从有用到娱乐，而这些，正是右脑之所长。
那些依靠左脑吃饭的职业岌岌可危了，如果你的工作，电脑可以完成得更快、更好、更便宜，雇主为什么不去请一台电脑呢？国际象棋天才卡斯帕罗夫脑子每秒钟可以计算一到三步棋，而一台普通电脑，每秒就计算200到300万步棋！但，再天才的电脑，也不会作出优美的诗歌、悦耳的音乐与传世的画作，它能了解人的需求与欲望吗？右脑型人才开始被视为社会的稀缺资源加以珍视，在英国，联合利华雇佣画家、诗人和漫画书作家等员工来激励其他人，一家伦敦北部的足球俱乐部甚至雇有自己的专职诗人。
产品好不好，右脑说了算
的确，左脑使我们致富。但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仅满足逻辑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这个商品还必须美观、独特、有意思，符合“审美的需要”。就像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德尔班科说的：“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在一出畅销美剧中，小偷破门而入，偷走了男主角家中菲利普·斯达克设计的电动咖啡壶与几双Gucci皮鞋——你看看，那些功能实用但外形简单的东西甚至能打动小偷的心。
被全球企业领袖公认为21世纪最成功品牌的苹果iPod，它设计简约，玩家即使不看说明书也能用一只拇指控制全机，再辅以电脑播放、网上购物等潮流，小小一枚掌中宝，改变了几十个行业的经营模式，并改变了整个Net Generation(生于1980年以后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所有的iPod玩家都承认，iPod外形是打动他们的最重要因素。
外观设计创新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创造利润的魔杖。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平均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其销售收入将增加2500美元；日本日立公司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每增加1000亿日元的销售额，工业设计的作用就占51%，而技术改造的作用仅占12%。以产品设计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已成为未来国与国之间角力的焦点，英国分析家约翰·霍金斯估计英国创意产业每年产值约2千亿美元，他更估计在今后15年里，这个行业的全球产值将达6.1万亿美元。
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早就告诉业界，今后IT公司主攻的战场，不在实验室，而是在消费者的右脑与左心房；科技产品不应该高高在上，等着顾客卑躬屈膝地来学习，而是该参与到消费者的生活之中，与他们一起激动、幻想和创作。取悦右脑即取悦心灵，体验经济即右脑经济。
中国的右脑都到哪儿去了
曾经，中国人被认为是世界上形象思维最发达的种族。正因为汉语的形象思维等方面的表现力格外突出，有西方人评价其是最接近上帝的语言。传统西方文字，读和写的顺序是从左至右，操练的是左脑，传统汉语则是从右至左，操练的是右脑。当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人类用“脑”思考，中国人却一直认为人类用“心”思考。就这样，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因之左脑承受了太多压力，科技的进步并不能增强人们的幸福程度，甚至有所减少；东方人善于顿悟，右脑总处于高度愉悦状态，左脑的记忆库里却从未进行很好的整理，于是幸福的东方人遭受了西方人枪炮的教训。
但近代尤其是解放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熟的形象思维让位于并不成熟的逻辑思维，培养了一批只会按章行事，缺乏应变能力和创造性的左脑型人才。尤其是“填鸭式”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不断强化的是掌握语言、逻辑分析、数字处理的左脑，而负责形象思维的右脑则被闲置，结果学历越高，右脑能力越下降。
再没有什么比高考和标准答案更能扼杀人的创造性了，1998年某省高考作文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上万名考生以“自幼父母双亡，独自一人承担家庭重任成长至今”的公式化构思开题。知识的获取本应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但高考和标准答案的存在，只会让人把所有知识当成完成时，只在乎“标准答案”，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趋同，想象力却越来越枯萎。
在一切的标准化之中，教育的标准化最不可饶恕。仅就我们中国而言，1950年代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使得在大学的教学体系和学科设置上，人文社会学科被严重边缘化，具有很强人文内涵且给人带来美感的建筑被划入理工科，难怪有人说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房子不能看，只能住；高中生文理分班，文科生娘不疼，父不爱；政坛与商业明星更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天下，一代代人重复着左脑教育模式，右脑型的人才被扼杀——当然，这个好像也怪不了谁，自西方工业文明勃兴以来几百年中，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就是这样。
中国不缺码洋百万的畅销书作家，不缺走上奥斯卡红地毯的电影巨星，不缺标价千万的商业艺术家，令人羞愧的是，不仅中国大陆十多亿人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奖，近30年来，中国也从未曾诞生真正世界级的大文豪与艺术大师。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的左脑们极其成功，中国的右脑们却令人羞愧。据说，徐冰、谭盾这样的艺术家多少表现出了超凡、优质的右脑素质，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祖邦并不吃香，原因是他们“太不标准化了”。
2006年10月09日 新周刊 文/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