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失踪之“谜”

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失踪之“谜”
1938年5月,正当中日武汉大会战拉开序幕之际,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赴赣东北弋阳境内的磨盘山,通知活动在这一带的红军游击大队负责人杨文翰,令其所部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立即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可关英一踏上磨盘山,就一去不复返。此后,杨文翰红军游击大队更加猛烈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补给线、兵站、仓库,到处打土豪、炸炮楼。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连连与我党交涉,蒋介石也向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抗议,我东南分局项英、陈毅、黄道也多次派人了解,其结果无功而返。
关英到底去哪里了呢?杨文翰红军游击大队为何向国民党军队频频出击,这对中共中央、中共东南分局仍是个难以猜测的谜……
一
关英(1906—1938年),上海工人出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干事、党中央派驻上海闸北区巡视员。1931年5月,中共决定由曾洪易、关英、聂洪钧3人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即“王明路线”)并参加苏区党委的领导班子。他们在离开上海之际,王明特地交待中央代表曾洪易说:“关英是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你们到达赣东北苏区后,可以给他肩上多压一些担子,这不但是中央的意见,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
曾洪易一行3人踏进苏区首府——横峰葛源后,曾批评方志敏领导的苏区党组织是“农村宗派党”,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富民路线”。接着报请中央同意,将原赣东北特委改为省委。根据王明的旨意,在曾洪易的一手操作下,由万永诚担任省委书记,聂洪钧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关英为省委常委兼团委书记,把原组织部长黄道排挤出省委领导班子。曾洪易自己作为中央代表凌驾于省委之上,成了赣东北苏区的太上皇。但曾是书生出身,不会领兵打战,更贪生怕死。当时苏区战事繁忙,领兵打战全靠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等人,因而曾洪易不得不保留方、邵二人的常委职务。方志敏兼任省苏区主席、邵式平为省苏军委主席,兼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周建屏为红十军军长。
王明将关英等人调往赣东北苏区,其原意是向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分权,为其在党内搞宗派主义服务。可是关英到苏区以后,通过一段时间与方志敏等人的接触,发现王明派曾洪易来到这里,给赣东北苏区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星。而具有坚定无产阶级信念,敢于斗争、敢于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的方志敏才是“赣东北人民的领袖”,尤其是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更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于是他开始抛弃原有的观点,自觉地站在方志敏正确路线一边,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抵制。
1931年9月,赣东北第一次党代表会在葛源召开。会上曾洪易又点名批评方志敏,说他“执行的是退却保守路线,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怠工”。而关英马上在会上予以反驳,他说:“方志敏是灵活地执行党的进攻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实实在在地解决苏区的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赣东北苏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应向中央汇报,向各苏区推广,方志敏本人应该得到中央的嘉奖。”
曾洪易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在吴先民问题上(注:吴先民,横峰青板人,1926年入党,参与组织弋横农民大暴动,曾任特委书记、省苏执委、红十军政治部主任、赤色警卫师政委,“肃反”中被打成“改组派省委书记”,1932年12月被曾洪易杀害;1945年,党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指责方志敏、邵式平包庇“AB团”、“改派组”分子,对抗中央,要向省委作出深刻检查。
方志敏、邵式平与曾洪易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关英坚决站在方志敏一边,他拍着桌子对曾洪易说:“你这个书呆子,到处煽风点火,打击党内革命同志,你把列宁、斯大林的书读到哪去了,我倒怀疑你才是‘AB团’、‘改组派’。”当时在赣东北苏区敢与曾洪易拍桌子叫板的惟有关英一人。由于关英原则性很强,人缘关系也好,青年团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身上还扛着一块“工人出身”的牌子,尽管曾洪易对他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
1933年初,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并连成一片,中央电令邵式平、周建屏率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主力部队一走,赣东北苏区的兵力更是显得单薄。“扩红”成了当时一项重要任务。关英积极动员苏区青年参军、参战,协助方志敏创建了新红十军。关英被任命为新红十军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方志敏奉中央电令,率红十军团向皖南进击,留在赣东北苏区的只有红三十师和省军区独立团。此时曾洪易被来势汹汹的敌人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信心。中共闽浙赣省委报请中央局同意,责令曾洪易停职反省,省委书记由关英代理。关英临危受命,担当起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游击战争的责任。
1935年2月,闽浙赣省委获悉红十军团在皖南作战失利,方志敏不幸被俘的消息后,关英立即在横峰槎源坞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并作出具体措施:(一)、实行战略性转变,根据地居民全面转入游击战争,把苏区划为三大游击区,成立信河、乐河、(开)化婺(源)德(兴)三个特委,特委书记兼任游击大队政委;(二)、原省委书记曾洪易已叛变投敌,经中央同意,由关英正式接任省委书记;(三)遵照苏区中央局1月15日电示:将红十军团在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和红三十师一团共800余人,编成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带领挺进浙西南,开辟新苏区。省委率红军独立团和直属游击大队在磨盘山、三县岭一带就地打游击。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省“剿总”颁布第二期“清剿”计划,又一次叫嚣“3个月内要把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一举肃清”,在国民党重兵的包围之下,省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军区参谋长邹琦负伤被俘,遭敌人杀害。苏区的游击战争面临着更加艰难、更加困苦的境地。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省委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称为皖浙赣省委,省委机关与独立团跳出包围圈,到婺源的鄣公山一带安营扎寨,再图发展;杨文翰游击大队留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拖住“进剿”敌人。
二
以婺源鄣公山为大本营的皖浙赣游击根据地是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8省13块游击区之一,也是我们党领导下的3年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以关英为书记的皖浙赣省委就设在这里,自1935年2月,电台在突围战中丢失,省委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根据地的红军一直是各自为阵、孤军作战。1936年12月25日,军区独立团为筹划给养,攻取了安徽宁国县竹峰区公所,独立团政治部主任邵长河(江西弋阳县人,参加过弋横农民大暴动,解放后曾任中共弋阳县委书记、县长)在清点战利品之时,顺便拿了一大把报纸。他回到驻地,就向团政委刘毓标嚷道:“快看报纸,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刘毓标(江西横峰人,参加过弋横农民大暴动,解放后曾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少将)看完报纸,惊讶地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省委也没有派人来通知我们。”独立团团长熊刚问邵长河:“这事是不是真的!”邵长河兴奋地说:“肯定是真的,最近的报纸都是这么说的嘛。”刘毓标接着话茬说:“这下可好了,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大主张’,还邀请我们党派代表去西安商谈抗日大计,我看形势会有很大变化的,咱们是否再打一仗,一是表示庆贺,二是证实西安是否发生事变。”刘的发言获得大家一致赞同,熊刚说:“要打,就打一个县城,显示一下我红军游击队的力量,造成一个大的震动。”
经过一番侦察,独立团得知邻近浙江昌化县城只有一支500人的保安大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并且县城没有城墙,易于攻取。刘、熊决定集中1200余人的红军独立团攻打昌化县城。1937年1月,独立团一举攻下昌化,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书记双双成了俘虏。
刘毓标从他俩口中了解到具体情况后,马上到鄣公山向省委汇报,关英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大家认为,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很可能会导致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国共两党有可能合作抗日,因而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会议最后决定由关英率独立团前往浙西南,与刘英、粟裕队伍会合,争取尽快地与中央取得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玩起“北和南剿”的花招来。他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另一方面却加快“清剿”南方游击队的步伐。1937年2月中旬,当独立团行进到浙江开化地区时,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14个团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因敌众我寡,独立团主力被敌打散,政委刘毓标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团长熊刚带领一支仅50余人的队伍冲出包围,省委书记关英在行军途中犯病,战斗打响以后,警卫员发现已被敌重重包围,只好连拖带拉架着关英冲出包围圈。此时回游击区的路全被敌人封锁了,关英等人只好改名换姓,流落在玉山一带,省委工作也因此而停止。
关英的上海口音很浓,身上又带了一些省委活动经费,为避免敌人的怀疑和纠缠,他干脆以上海客商的名义在乡下开了一间榨油坊,两个警卫员扮成伙计,关英一方面做榨油生意,一方面打听中央的消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赴国难,中国人民进入全民族的抗战,一支支抗日军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开拔。直到1938年4月下旬,关英从国民党的大量报纸中证实,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已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于是,他变卖油坊,到南昌寻找党组织。
三
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听完关英的汇报以后,马上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原来,南方各游击队陆续下山接受改编以后,在江西弋阳、横峰、德兴一带仍活跃着一支不肯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大队,该游击队负责人正是杨文翰(江西横峰人,参加过弋横农民大暴动,担任省委委员、特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在独立的游击战争中,他们仍按党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政策到处打土豪,炸炮楼,袭击国民党部队的补给线、兵站、仓库,这也为国民党政府制造摩擦提供了口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为此事曾与我党交涉,指责游击队“昧于大义,不知幡然图改,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尽管我东南分局已两次派人去杨文翰游击队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杨文翰下山接受改编,都被杨当作叛徒杀掉。现在关英的到来,无疑是说服杨文翰的最恰当人选。因为关英担任过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是杨文翰的直接顶头上司。黄道最后告诉关英,杨文翰游击队现在大约有200余人,分散在磨盘山、东源山、三县岭一带活动,将这支部队改编以后,马上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动员杨文翰游击队下山改编,关英于1938年5月,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由2位警卫员及1名地下交通员陪同前往弋阳磨盘山。当关英一行来到原闽浙赣根据地首府横峰县葛源区槎源坞村时,便在村头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向大家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此时,游击队的内线将关英等人前来的目的向杨文翰作了汇报。杨得到报告后,便派小队长李良海、侦察员练成金两人到槎源坞,找到当地一位叫薛启金的群众带一封信给关英,并指示他,一定要认准关英以后,才能把信给他。关英阅信后立即写了复信让来人带回,信中要杨文翰派代表到葛源面谈。薛回到了磨盘山以后,又带来一封信给关英,其内容是:“在葛源面谈不安全,为预防不测,请关英上山传达上级指示。”关英阅信后,带上马匹、警卫员由薛启金带路直奔磨盘山。当关英一行5人准备上山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几个哨兵,拦住去路,并传达只允许关英带2个警卫员上山,马夫和交通员请原地返回。薛启金带着关英又翻了一座山走到一个叫簧村的小村子,李良海、练成金带着1个班的战士吹起洋号表示欢迎。练紧紧地握住关英的手,突然嚎嚎大哭地说:“我们已脱离组织13个月了,盼你们都盼疯了,你们怎么不写信来啊!”关英回答说:“我生病,也无法给你们写信。”两人说着说着,练突然下令卸掉2个警卫员的驳壳枪。关英一看大怒,说要马上去见杨文翰。练却以“人熟礼不熟”为由与关英争辩起来。吃过午饭,又拐过几道弯,在东源山深处的一个茅棚里,关英见到了杨文翰。杨见关到来,连忙迎上前去握手、递烟,以示欢迎。晚餐烧了野鸡炖磨菇、笋炒野猪肉、石鸡等好几道菜为关英接风洗尘。当晚,关英向杨文翰传达了上级的文件精神,讲清他的来意,并建议说:“你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先把部队驻扎在枫林坞和槎源坞二处,你随我到南昌去报到。”接着又告诉杨说:“黄道的部队已在铅山石塘整编完毕。饶守坤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德兴梅溪畈(注:梅溪畈在磨盘山脚下,也是饶守坤将军的家乡),你的部队可与饶守坤的部队会师……”杨文翰原来就疑心关英是叛徒,因关英在一年前率红军独立团在开化被敌人打散,就隐藏在玉山一带,并用苏维埃的款项作榨油生意。这次来,国民党县长、区长分别请他吃了饭,又赠送马匹、派人护送,这些杨文翰都了解得很清楚。于是杨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会有国共合作的事情,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杨要关英在山上等3天再走,关不同意,说自己马上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但杨文翰还是逼关英在山下住了3天。期间,关、杨二人越谈越崩,争论越来越激烈,杨说:“你叛变了,难道还叫我叛变,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说着拔出手枪,令人把关英捆个结实,并搜了身。关英也火了,指责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杨也回骂说:“你已被敌人收买,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200元钱就是被敌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也绝不会下山接受改编。”尽管关英一再表明钱款是黄道同志给路上做盘缠用的,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踩扛子,要关英承认是叛徒,要他交待是受何人指派来劝降的。痛得满头大汗的关英两眼直瞪,怒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性,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这话一下子把杨文翰气得七窍生烟、头顶冒火,盛怒之下叫来几个游击队员把关英及2个警卫员拖到东潭茅棚杀害。关英被害时年仅32岁。
事后,杨文翰仍不肯罢休,还说:“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了不成。”于是干脆我行我素,继续坚持孤军作战。1943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杨文翰被国民党俘虏,敌人对他先以高官厚禄相许,后以种种酷刑相逼,杨始终不肯屈服。同年10月被押往弋阳北门鹅嘴枪杀。临刑时,杨文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解放后,当事人原红军游击队战士练成金、薛启金说出关英被害的全过程,关英失踪之谜才大白于天下(注:练、薛两人的书面证明材料,仍保管在弋阳档案馆内),关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