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为何下令保护溥仪末代皇族

　　文章摘自：《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
　　作者：王庆祥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次：2009年10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溥仪研究权威专家王庆祥独家揭秘溥仪监狱生涯，亲笔悔罪手稿首度曝光。其中包括溥仪从被俘到特设的经过，以及国家领导人对溥仪的处置决定，其中作者更是走访到了溥仪的随从李国雄口述那段被俘的历史。同时书中收录了200帧历史照片完整直接再现那一段难忘岁月……[连载内容]

1945年8月14日，中国大地重光，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和德王的傀儡政权同时坍台。显然，跟溥仪等战争罪犯算总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不料，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正在进军东北的人民军队下达了“妥善保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命令，这显然是溥仪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

对这件事，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公元1908年12月2日。

严寒笼罩着中国，笼罩着北京，笼罩着紫禁城，笼罩着太和殿。

殿前广场上的文武百官正朝着金銮殿内的御座叩拜，坐在御座上的人竟是3岁娃娃，他显然还不能依靠自身的把握坐稳这把龙椅，有位27岁的年轻人这时正单膝侧跪在龙椅的下面，伸出双手扶持着娃娃。

这里正发生着举世皆知的事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而隆重的皇帝登极大典。那娃娃便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而侧跪着扶持他的年轻人就是摄政王载沣。随着这次盛典，宣统纪年开始了。

这时，在位于湖南省湘潭县的秀丽的韶山冲，有位意气风发的15岁的少年，正在油灯下拼命地读书。有一本书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第一卷开篇写道：“呜呼，中国将亡矣！”这本专述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书，在少年沉思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决心走出家乡，去寻找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1910年夏，他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广泛吸收史地知识，接触的进步书报也愈来愈多了。1911年春，他又前往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研究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会章，熟悉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反清战斗口号，还了解了黄花岗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开始站到清朝政权的对立面上去，并毅然剪掉脑后那根长辫，还写了一篇反清的文章贴在学校门前的墙壁上。

这个走上反清道路的青年正是毛泽东。

也在这时，还有一个10岁的英俊少年，由于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乖谬和家务繁难，思想渐趋成熟。他摆脱了对菩萨的迷信[周恩来说：“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决定离开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流处那块平原上的出生地——江苏省淮安市，远赴辽东，投奔亲人，以争取读书的机会。他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来到沈阳，凭借时任奉天府度支司制用课主稿的大伯父周贻赓和时任铁岭县银州镇税员分省补用通判的三伯父周贻谦的供养，先后在银岗书院和东关模范学校就读。虽然他身处清朝地方小吏的家庭环境，却在勤奋的学习中广泛接触了西方新学和许多新知识，他秘密阅读以救亡和反清为主旨的进步书刊，他亲眼见到了中国人在外国租借地内饱受欺侮的场面，开始对飘扬在领事馆门前的外国国旗、耀武扬威的蓝眼睛巡警、不时有钟声传出的尖顶或圆顶教堂，以及清政府的屈辱的官厅，油然而生出反感和一种鄙视之情。

清朝隆裕皇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为溥仪确定了一个好听的年号——宣统，意在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业绩，使清朝能万世一系统治下去。然而，事实无情，3岁继位的溥仪，还不满6岁就退位了，就在那年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把溥仪作为革命的对象，是因为溥仪代表着反动的封建复辟势力，包括铲除溥仪本人，都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了，毛泽东仍把溥仪看成人民的敌人，则因为溥仪已经沦为日本军阀的走狗了，这时反对溥仪及其傀儡政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环节。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请于绥远、西北和华北之域，实现国共合作，组成抗日联军，“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封信里，因为曾言及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和伪蒙古军副司令卓什海对绥远地区的进犯与威胁，从而提到他们的上司——伪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穆楚克栋鲁普，由此又谈到比这位蒙古王公还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人物溥仪，认为他们同为丑类，同为中华爱国军民的凶恶敌人。毛泽东写道：“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1944年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一次报告。这是他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身分，用“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并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对召开于10多年前的那次大会深入研究之后提出的。周恩来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大革命后期，即1927年4月至7月，党一度依靠冯玉祥的武装力量，犯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冯玉祥原为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部将，曾任督办。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同年11月5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1926年9月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这些固然都是进步之举，但冯玉祥当时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不可依靠的。周恩来说：“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结果，坐镇郑州的冯玉祥，一面应付来自武汉的国共人士，一面前往徐州与南昌的蒋介石见面，遂导致参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尽管其间冯将军也保护过一些共产党员，特别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赞成抗日，长期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但他在国民党清党时期的政治态度是不可取的。周恩来的结论是，不能只看到冯玉祥曾驱逐溥仪出清宫。也不能只看到他访苏得到信任并在1926年回国时带回了斯大林赠送的一套酒具，而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应当坚定地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如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