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 三種模式

一國兩制  三種模式
──試談“一國兩制”下的澳門、香港、台灣模式

鄭國強

“一國兩制”首先在香港實踐，產生了香港回歸的模式，現在澳門快要回歸了。港澳之間千差萬別，回歸的基礎條件大不一樣，面對的問題焦點也不相同，應該承認，澳門回歸是有她獨特模式的。第二站之後，還有個第三站的“台灣模式”的問題，相信更是跨世紀的大塊文章，絕對不是簡單套用現成的“香港模式”便能解決。即是說，在“一國兩制”之下，可以有三個不同的模式，這就是“香港模式”、“澳門模式”、“台灣模式”。

三個模式的提法，就要看到有別於社會主義總體的港澳台三個社會模式之間資本主義的共性，也要看到三個地區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差別。歷史不同，條件不一，各有前因，解決問題的方法便不盡相同，因而不能生搬硬套，不能老唱“樣板戲”。要打開不同的每一道門，鑰匙結構總不會同一個模樣的，要順利打開便要用不同的鑰匙。“一國兩制”是和平、理性、務實解決祖國統一的大原則、大框架。解決香港問題產生了“香港模式”；解決澳門問題不能原封不動完全照搬香港經驗，要解決得好，會產生個“澳門模式”；有了這第二個模式的示範作用，台灣同胞便會更深切了解，將來台灣問題的解決，也必然會有獨特的模式。起碼的承諾便是台灣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中央政府會預留名額讓台灣人民參政。將來單是中央軍隊和地方軍隊之間的統屬安排問題已經可以考盡中國人的智慧了。所以，下個世紀“一國兩制”下的“台灣模式”一旦排上議事日程，那股熱鬧就夠世人瞧了。

專政法治　民主愛國

用富於表徵意義的簡單兩個字來形容現今兩岸四地的面貌特色，有人這樣形容：大陸“專政”、香港“法治”、台灣“民主”、澳門“愛國”。

大陸強調的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經濟上搞活，並不意味政治上鬆動，“四個堅持”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命根子。這方面，強調“井水不犯河水”，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那一套不要衝擊社會主義，是對的，因為確實犯不起。中國的事情要靠生長在黃土地的十二億中國人民來辦，首要的問題是解決吃飯的問題，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主政者的要務是穩住政權，發展經濟。在教育未普及，所謂民智未遍開之前，剛吃透幾十年均貧的苦，要走上均富的路而剛起步，只能讓部分的人先富起來，這個時候需要強調社會秩序，政權穩定，是最重要的事情。與世界現代文明接軌，要保障人權，但基礎是民族生存權的保證、政權的穩定，先集體後個人，是絲毫含糊不得的。改革開放，基層民主，以法治國，每一個實質進步、深刻變化，都是可以清楚感受得到的。

另一方面，“一國兩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內涵大抵是，既然港澳台地區已先富起來，決無理由走回頭路去“同貧”。港澳台對中國大陸最大的價值是“扶貧”。開放政策第一個開放的，便是經濟政策上的開放，歡迎港澳台商人到大陸投資發財，目的是繁榮經濟，幫助國民走上富裕道路。經過“小平中興”，到如今“江朱治國”體制下，當年被打翻在地的“劉少奇路線”重新獲得肯定，一點也不值得奇怪。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面貌大變化，綜合國力大充實，國際威望大提高，政權權威需要鞏固，專政手段更需要文明，法治精神需要大普及。推行“一國兩制”，有利於中國與世界更緊密交往，毋庸置疑。

台灣經過最近的“三合一”選舉後，國民黨暫時穩住了陣腳。台灣選民投下了聰明的一票，選出有清新形象的馬英九出任台北市長，表達了反對分裂，要求維持現狀的民意。經過歷史曲折，台灣民主政治正在成長，形成了國民黨民進黨兩黨對峙勢均力敵的局面，小黨分裂而生，政黨生態丕變，情勢錯綜複雜。台灣這種引進美式民主而形成的政治格局，統獨勢力消長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在中國統一的進程中，將出現甚麼變數，引起海外的注意。

香港模式　法治精神

香港的成功源自英國的法治精神，有法律保障，公平買賣，經濟才能發展，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香港法治，是香港成功的首要因素。

“香港模式”也就是個講文明的法治社會用法律觀點解決問題的模式。儘管基礎是三個不平等條約，但要知道“一九九七”的問題，最早是英國人先提出來的，不為甚麼，就只為七十年代已發現港政府的新界批地合約批不下去，銀行貸款小業主供樓，要做卅年契約的也做不下去，於是“九七”的問題由英方提了出來。到最後香港回歸順利解決，整個過渡期的安排，儘管過程中彼此充滿懷疑、爭拗──爭論是公開的，但最後結果也是令人滿意的：繁榮完好的香港順利回到祖國懷抱，“港人治港”可以一試身手，英國人有一個體面的撤退，對歷史有所交待。在整個過渡期，港英對“港人治港”政策配合是積極主動的，留下比較健全的公務員隊伍、法治傳統以及良好的經濟基礎、穩健的財政、龐大的儲備，恰好成為特區政府掌權後藉以抗擊國際金融“大鱷”進犯，展開金融保衛戰，有能力與對沖基金“對賭”的籌碼，成為避免金融風暴席卷的定海神針。儘管目前經濟低迷，失業問題浮現，環境仍然惡劣，但香港特區政府仍充滿信心，認為亞洲金融風暴一過，香港可以第一個站起來，恢復過來。

這就是健全資本主義文明下香港回歸的模式：葆有發達的社會，有健全的法制及社會文明法則，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資訊中心。香港回歸首要問題是“繁榮安定”，即是說要保住這最佳狀態，不要發生大震盪，“五十年不變”的口號是衝香港經濟環境原來的美妙狀況，由衷地喊出來的。五十年不夠放心？可以再加多五十年！讓你有足夠的信心。

而澳門呢？與香港千差萬別，簡單概括只是個賭埠的回歸。

此話怎講？

澳門社會，清濁流並存，過去相安無事。澳門是個小城市，本來人情味濃，雞犬相聞，溫情脈脈，法治精神不足，愛心加愛國精神“搭夠”。

澳門同胞有傳統的愛國精神，這是過去經過長達四百年歷史與舊殖民主義者鬥爭，為爭取在澳門生存、爭取包括人權在內的民族權利的長期艱巨鬥爭而形成的，是一種傳統澳門人引以為榮的可貴精神！六十年代發生的“一二．三事件”有很複雜的歷史原因，從主流方面來說，是反殖民主義殘酷壓迫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一次勝利！是背靠強大祖國，以祖國作靠山的一次民族主義鬥爭的勝利！在舊殖民主義統治者出動坦克鎮壓的嚴峻時刻，我同胞威武不屈，表現了英雄氣概！但是，在國內處於極左思潮泛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影響下，澳門左傾思潮不免抬頭，統治者既低頭認錯而又無需“走頭”的歷史情況下，表現為放軟手腳，無所作為，磨洋工，不幹事，施拉扯皮，更一頭倒在依靠賭業經營養活政府這路上，其麼事情都依賴賭業專營者去幹，維持港澳航運、疏浚河道、新口岸都市化計劃、都市繁榮計劃、保護文物、搞電視台、興建機場、大型建設．．．客觀上，娛樂公司為澳門的繁榮、發展貢獻極大，這一點不能抹煞；另一方面，由於澳門社會全都依賴“賭公司”承擔或起碼出一半錢去幹，致形成了大公司、小政府的格局。這種依存關係亦保障了專營權七度延長、維持近四十年的霸業。所以最近賭王對香港電視台記者說：“我服侍了十二任澳督，個個都話搞經濟多元化，其實都靠加賭餉搵食”，把問題一語道破。（由醞釀賭權改革重新招投的馬濟時開始查實係九任，以下依次為1962年羅必信、66年嘉樂庇、74年李安道、79年伊芝迪、81年高斯達、86年馬俊賢、87年文禮治、91年韋奇立迄今）。

澳門左傾思潮泛濫，是在封建宗族社會土壤未經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洗禮的社會存在基礎上進行的，亦由於澳門經濟發展空間狹窄，經認可、受保護者可佔有優勢地位。在政治色彩上，“愛國”是最好的包裝，最好的保護色。所以，一切的變色龍在澳門都變成了紅色，連黑社會也急於染紅，變成了棕啡色。“愛國”成為了泛濫，有的面具甚至可以用錢買，致使如今要分辨清楚真的愛國者，真的不容易！當然，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主流，真正愛國愛澳的人士佔絕大多數，他們為澳門的平穩過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先易後難　不幸言中

筆者五年前曾向有關人士提出：在回歸進程中，香港回歸“先難後易”，澳門回歸“先易後難”。這便是針對兩個社會截然不同的特點而提出來的。雖然當時中英爭拗得很厲害，而中葡之間一團和氣，表面上甚麼問題也沒有，如今結果不幸而言中。

如果用江西薄胎名瓷形容回歸時的香港，那麼，回歸時的澳門可能只是件有裂痕的遠年缸瓦。言之的確令澳人喪氣。但不看清楚事實真象，再用駝鳥政策，自欺欺人，不圖改革，我們澳人是要吃虧的。薄胎名瓷值得珍如拱璧，政策以不變為佳；平常缸瓦，哪值得供奉如古董？珍惜“澳人治澳”歷史機遇，努力奮鬥，再從頭收拾澳門舊山河。澳門回歸，要跨進新紀元，需要有獨特的、切合實際的模式！

從歷史上看，葡人從開始居留以至佔據澳門便是“賴貓”行為，偷偷摸摸，不那麼光明正大。中國國勢強時，他們進貢、獻禮、行賄，清皇朝積弱，他兼併、強搶、霸佔。葡人佔據、管治澳門從來就欠缺法理基礎，直至如今最後一年，仍未肯作出光榮撤退這種道義上的承擔。且看現今政府眼光仍盯住歷年財政滾存，大概要花光而後快！澳門管治危機由多種因素形成，管治者的不負責任心態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把全部的原因都只往他們身上推，也是不公平的。

資本主義五百年的歷史幾乎與澳門開埠史同時共生，但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的要素一直未能在澳門起主導作用，封建宗法社會殘餘影響仍在拉後腿，缺乏競爭機制，監察機制薄弱。貪污舞弊，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害怕利益分霑，在位者抱殘守闕，不圖正路吸引外來投資，靠偏門撈錢發達。澳門一百五十年前已號稱是自由港，卻自由得如今連海關也沒有（故有成為走私基地的危險），關閘的澳門邊檢站還是最近十年才建立起來，由水警部門執行邊檢工作，尤其是貨物進出的監管。

澳門微型經濟，不崇尚自由競爭機制，幾乎一切都是獨家經營，能賺錢幾乎都是憑藉壟斷地位，水公司、電公司、電訊公司如此，賭公司更是如此。沒有競爭，哪來進步？

搞資本主義就要允許公平競爭，不能壟斷市場，要在經濟上、政治上開放，歡迎多方投資，兼收並蓄，有容乃大。不要以為澳門地方小，可以包起來，實在是包不起的。若然只用“三拍法”處理問題，拍心口樹雄心，拍大腿定決策，到頭來可能只是拍屁股走人，丟下一堆“蘇州屎”由澳門人去善後。

澳門旅遊業以博彩業為龍頭，過去博彩業處於上升發展階段，帶動了澳門的經濟。如今澳門陷入困境，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問題，法治不彰，邊緣利益引起激烈爭奪，無序失控，治安急刻惡化，禍及全澳，屢禁不止，舉世嘩然，徹底暴露管治無心、執行無力的矛盾。黑社會問題突顯社會經濟困難，是矛盾激化難以調和的產物。

澳門基本法規定，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可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而前提是“根據本地區整體利益”。如何貫徹基本法的精神，整頓澳門旅遊娛樂業，這是首任澳門特區政府面臨的嚴峻挑戰！

澳門模式　九點特徵

這就是澳門回歸進入倒數時的現實，針對這個現實，為解決“澳人治澳”即將歷史性地落在澳人肩上的問題，筆者試圖提出用“澳門模式”解決澳門回歸問題的探討，希望獲得高明指正。

澳門回歸前的社會特徵及若干因素異於香港模式，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澳門從淪落葡人手上，從開始便沒有法理依據。回歸的日期由雙方商定。順應葡方要求，後於香港兩年，於千禧年來臨前十天回歸。本來有優勢，可以利用兩年時間差吸引港資來澳。可惜澳門政府不懂把握，採取關門主義，夜郎自大，自高身價，拒絕方便港人來澳居留，白白浪費了機遇。反而害苦了誤信有兩年時間差可以有作為的珠江三角洲縣鎮，資金捲進澳門在地產狂潮中，陷入羅網，估計有近千億元的資金投放在澳門地產市場，結果被套牢了，動彈不得，損失慘重。經過瘋狂炒賣後，泡沬經濟破產，澳門經濟於過渡期關鍵的五年處於一日差於一日的蕭條狀態，治安失控，形成社會危機。

二、  遲無可遲的回歸安排，在跨進新紀元前的最後一個門檻交接，恰恰使澳門回歸與世紀之交聯繫在一起，使澳門回歸充滿歷史感：舉世迎接千禧之年來臨之刻，這是亞洲地區最後一塊西方殖民地的合浦珠還。1999年更是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日子，西藏民主政府成立（也是達賴藏獨分子流亡分裂活動）四十周年．．．，會觸發每一個中國人的深刻思考。

三、  這是當年憑船堅炮利從歐洲遠道而來的最後一面旗幟，在亞洲最古老一塊殖民地的降落，理所當然地吸引了亞洲、歐洲及全世界的目光，使澳門在世紀之交重新聚焦在世界視野之中。九九歸元，澳門順利回歸，是國家的體面，民族的榮光。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後，未來如何把澳門管理好，發揮優勢，將會受到世界目光的注視。

四、  葡人退出這塊在東方最後的殖民地的心情十分複雜，但沒有光榮撤退的考慮和準備。戀戀不拾的極致便是撒手不管，無所作為與撈最後一把的心理交織，表現為不肯放權，不願早些培養能取代自己的接班人，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這“三大問題”便成為死穴難點，因為這是葡人治澳最後一道防線，所以中方久攻不下。至過渡期最後一年，用王啟人社長不久前的話來說，三大問題只是“在逐步向前推進”，“距離政權交接的要求尚有不少的差距”。除此之外，還有政府資產移交、檔案移交、公務員退休金、政權交接儀式、回歸時駐軍先遣隊安排等重大問題都必須在過渡期內解決，工作艱巨。

五、  澳門庫房財政涸竭，全無財政儲備，歷年滾存二十多億元在回歸時可能已花光，只有九十多億土地基金，特區政府成立時可能面臨極大財政困難。

六、  澳門微型經濟，缺乏多元化的自由經濟競爭機制，缺乏完整的法治機制，缺乏政黨政治的多元化政治生態，缺乏平衡、強而有力的輿論監察機制。長期在殖民主義統治下，未經反封建反宗族主義的徹底洗禮，澳門被形容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再加“半個解放區、半個開放區”，要描繪示意圖，這四個“半個”，前兩個位於X軸上，後兩個位於Y軸平面上，是交叉重疊的。若澳門是資本主義社會，亦只能算是處於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因為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也做不到。權力與金錢交叉起作用，行賄與貪污是其中的紐帶。

七、  強調建立公開、公平、公正、廉潔、民主的社會機制，在特區籌委會諮詢全澳各社團意見過程中，被強烈表達出來，形成澳門居民全民的共識，說明這方面過去的確出了問題。聞到飯香，說明已經肚餓，不能畫餅充飢。要回應民意、撫平民心，“三公一廉一民”原則已寫進推委會產生辦法之中，需要好好落實。這個原則，亦將是未來特區政府建立治澳權威的基礎，而原則的實現，要用機制來構建，三權分立，法治社會的建設是關鍵。

八、  港澳回歸，有同有異。香港回歸，幾近完美，一切求穩，要求不變。可惜由外圍開始，經濟局面，橫生變數。澳門回歸倒數周年，經濟低迷，市面蕭條，管治無力，治安不靖，殺人放火，幾乎無日無之，歡舞難顯升平，對萬馬齊瘖的局面，居民憂心如焚，盼望局面及早扭轉，否極泰來，重現生機，要求徹底改革，要求大變。

九、  未來特區政府如何吸納社會精英進入建制，並通過良好施政，回應社會期望，以盡快形成管治權威，是扭轉澳門頹勢的頭等大事。澳門回歸之年正是經濟環境最惡劣的時候，最需要有新的振興因素。對積弱已久的澳門來說，要走上新的路子，猶如大病初癒的人，是需要扶一把的，“不干預”不能等同撒手不管，積極不干預，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有扶持澳門發展的策略。中央對澳門的扶持，最重要的是政策上的支持。支援系統也要發揮作用，這包括學術交流、引進專家、貿易投資、發展科教、促進旅遊等方面。粵港澳要加強合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台澳之間也要密切溝通，增進了解，加強合作。

整頓時期　有利補課

由於上述諸種因素存在，所以筆者提出“一國兩制”下的“澳門模式”的想法，而這個模式的特點是“補課”。就是說澳門回歸，除了有一個“過渡期”之外，回歸後還要有一個“整頓期”這是長久落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關鍵。

香港回歸的基本問題在過渡期已基本解決，但困擾澳門的問題不可能在僅餘的三百天最後的過渡期內清除，反因經濟因局及治安反覆惡劣更難解決，中葡雙方各說各話，貌不合，神已離。澳門前途，操之在我，關係澳人福祉及祖國榮耀，對方躺倒不幹，不能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但“三大問題”至今未好好解決，過渡期工作目標未達成，“澳人治澳”有可能因為被人釜底抽薪而變成夾生飯，需要設法補救。澳門順利回歸後，需要有一個調整期、整頓期，大概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以協助特區政府進行重整，理順政府架構，打掃治安環境，扶助工商各業，製造就業機會，讓特區旗幟下的澳門，朝健康方向發展。

有了“整頓期”，澳門特區政府可以盡快補課，將在過渡期由於葡方不合作所浪費的時間爭回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可以一如在過渡期一樣，名正言順地幫助澳門，扶持澳人政府。目的是把百廢待興的澳門從下滑的軌道扶進上升的軌道，以利實現原來回歸目標所希望的、現時已告落空的繁榮穩定局面。

治安局面需要整頓，以紓民困。在澳門經濟中起龍頭作用的旅遊博彩業的未來路向需要清楚界定。因為回到祖國懷包、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後的澳門相信更是中國唯一的賭埠，來自大陸的觀光客（含公務人員）可能是澳門最主要的客源，衍生的許多問題，需要及時研究解決。比如，澳門政府嚴禁公務員常時進賭場賭博，一年只有春節三天開放賭禁，以防止公務員隊伍整體爛掉的原有文明規定，是否及如何擴大實施在社會主義祖國的公務人員來澳觀光訪客之中，而又不失其觀光樂趣？這其中有大量工作需要雙方研究。澳門雖有四百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是宗教名城，小城風光頗有韻味，美食亦有名氣，但近年來正道不彰，除了賭業稱著外，只是艷幟高張，流鶯處處而聞名，在黃賭泛濫之下，黑道爭雄，名聲不佳。如此狀況，要吸引國內遊客，要求內地城市講政績的父母官批准其治下尚無免疫力的子民多來澳遊覽，確實教他們為難。所以澳區人大政協雖抱滿腔熱情，有人曾聯署提案要求內地多批准遊人來澳，以扶助澳門旅遊業帶動經濟，始終成效不大，澳門旅遊業賣點比例調節未佳，相信是原因之一。

澳門回歸後要有調整期、整頓期，這是“澳門模式”與“香港模式”的最大不同，是從實事求是出發，量體裁衣而提出的要求。在治理整頓期，國內的學術研究機構及有關部門可以更加密切與澳門對口機構、部門進行交流溝通，提供參考意見，俾便集思廣益，以利決策執行。特區政府可以邀請一些國內、香港、葡國以至其他外國專家當顧問，幫助決策。但這不等於他們可以干預澳門特區政府，因為主意還是特區政府拿，行政決策由特區政府實施。在調整期內，特區政府可以調節好最佳的班底組合，晉升獎罰，權責分明，人員可以流動，以利把最恰當的官員放在最恰當的位置上，目的是提高效率，取信於民，建立威望。

解放思想　銳意進取

香港、澳門先後順利回歸，是中華民族的盛事，永垂史冊，足以證明祖國強大。藉世紀之交揚國威於天下，有助於提高民族自信心走向新世紀！“九九”回歸，對澳門是四百年一遇，對全中國來說，也是四百年一遇的歷史機遇，從正面宣傳、鼓舞人心的需要來考慮，怎樣高調宣傳、熱烈歡慶，也是應有之義，要積極展開。但與此同時，實際準備、治理整頓的工夫要同時做，既要宣傳，也要實際；既要務虛，也要務實，把迎接回歸工作幹得紮紮實實，才是社會復甦、長治久安、大得人心的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心同德，銳意進取。”這十六字方針是江澤民主席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祖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創造活動二十年的寶貴經驗總結。同樣也是呼喚具有愛國光榮傳統的澳門同胞前進的號角！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神州大地換了人間。我們處於中國百年來最好的歷史時期回歸祖國懷抱，歷史機遇，值得珍惜。今年是關鍵的一年，任務繁重，使命光榮，每一個熱愛祖國、熱愛自己家園，關心澳門前途的炎黃子孫都要加倍努力！

（草於1998年12月20日，時值澳門回歸倒數周年。1999年10月31日修訂，時值澳門回歸倒數5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