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专题讲座一：什么是语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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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一：什么是语言
徐通锵
（ 2005年04月27日） 浏览人次4597
1·1 语言和说话
1·1·1 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但说话不等于语言。“用汉语说”“用英语说”这些说法已隐含语言与说话的区别和联系。这里的“汉语”“英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而“说”就是说话。语言是用来“说”的，一个生理上没有毛病的人每天都要说话，不是用汉语说，就是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说。会用一种语言说话，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1·1·2 语言是用来说的，但说话与语言却不是一回事儿。说话是运用语言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本身不等于语言。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以说话的需要为前提，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孤岛上，没有说话的需要，他就会失去语言能力。抗战时期，山东的青年农民刘连仁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后逃入北海道的山林中穴居，没有说话的需要，因而他的语言能力也就日渐衰退而不会说话。在他穴居的第13年，他看见一条船，想喊一声“船”求救，但舌头不听使唤，转动不灵，喊不出“船”的音来。他意识到失去语言能力的危险，将来遇救，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张嘴训练舌头的弹性，以顽强的毅力学说话，最后才慢慢地说出：“我叫刘连仁，我是中国人，山东高密县人。我是民国三十三年抓来的劳工……”刘连仁为什么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又能说出几句简单的话来？因为他原来会说话，失去语言能力之后还记得像我、人、中国、高密县、叫、是、劳工……这样一些字眼儿，还记得“我叫刘连仁”中的“我”得放在“叫”的前面，不能说成“刘连仁叫我”，等等。就是说，他还记得一些把字组织起来造句的规则。这件事告诉我们语言与说话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好像是一种工具，需要人去用，不用就会“生锈”、就会“退化”，而说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为了适应他人的需要而存在的；没有这种需要，人们就会丧失说话的语言能力。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没有人说了，它就会消亡。我国历史上某些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等，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后来融入汉语社团，改说汉语，它们的语言也就因为没有人说而消亡了；满族入关以后也逐渐改说汉语，现在能说满与的人已经不多，也接近于消亡。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1·1·3 语言与说话的这种关系告诉我们：语言存在于说话和说出来的“话”中，而说话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随便乱说。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在脑袋上渐渐套上一个语言“紧箍咒”，说错了，不符合规则，社会上众多的“唐僧”就会“念念有词”，迫使你改正。语言就是隐含于每一个人脑袋中像“紧箍咒”那样的规则，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语言学就是将这种“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规则揭示出来的科学，使“意会”转向“言传”。鉴于此，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的问题。
1·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1·2·1 那么，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虽经人们几千年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只知道它的一点皮毛。人们将语言研究喻之为“瞎子摸象”，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条蛇，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大蒲扇，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到肚皮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千百年来，人们曾给语言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据潘文国（2001）的研究统计，自19世纪初至今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语言学家们给语言下的定义，有代表性的就有68个之多，其中的每一个定义都只涉及语言的一个侧面，犹如瞎子只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就说大象像什么一样。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也还没有摆脱“瞎子摸象”的阶段，只是尽可能设法“摸”得全面一点而已。语言的定义人们最常见的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个定义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功能，自然不错，但没有涉及语言本身的构造和性质，因而也难以说明它何以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原因。我们根据对语言性质的认识，将它定义为人类认知现实的编码体系，或者简单地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为什么？第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第二，人类用语言进行交际，实质是人们交流对现实的认识，协调彼此在征服自然、进行社会活动的行为，以期取得最佳的成效。这是人类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这里所说的现实、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这三方面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
公式两端的两个“现实”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语言起源以前就存在，它的性质和规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现实”是人们通过语言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已能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语言·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桥梁，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实现对现实的编码和认知。
1·2·2 语言对第一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编码，就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音与某一类现实现象结合起来，“编”成语言的“码”，使之成为这类现实现象的符号。比方说“人”这一类现实现象，它的特点是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汉语用rén这个音去表达，于是人们一听到rén就知道它的意义是指“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因而这种音义结合的“码”就成为“人”这一类现实现象的符号。汉语中如天、地、山、水、狗、马、车、跑、跳、叫、桌子、苹果……都是这一类的“码”，是某种现实现象的符号，用以指称现实中的具体现象。这些“码”如何“编”成话语，进行交际，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归根结蒂，实质上都是现实规则的反映，例如猫、狗等有生命的事物能够跑、跳、叫……，因而可以组成“猫叫（了）”“狗跳（了）”这样的简单句，而天、地、桌子、苹果等无生命的事物就不能与跑、跳、叫这一类表行为动作的“码”组合，“叫天天不应”似乎“天”可以与“叫”组合，其实这里“叫”的是“人”。所以语言的“码”和组“码”造句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现实规则的制约，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接受这种投射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但它们都是现实规则的这样那样的投射，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性质相互间不会有实质的差别，不然不同语言之间也就很难通过翻译进行思想交流了。
语言对公式中的第二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是用码，就是人们用语言去认知现实，复原和揭示隐含于现实中的规律。用码也属于编码的范畴，但是为了区别于和第一个“现实”的关系，这里使用“用码”这个字眼儿。用码就是说话，表达对现实的认识，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在于这种“用”，使之成为人类适应和改造现实的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说话的行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想说就说；说出来的话无穷无尽，不可计量，但是说话时所用的“码”和遵循的规则是有限的。几千个常用的“码”（例如汉语1500-2000个常用字）就能应付日常的交际，至于组“码”的规则数量就更少了，现在语言学著作中经常谈到的就只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五种，各种各样的句子基本上都是这些基本规则的灵活运用。比方说下面的几个句子：
小王看书
妹妹读报
哥哥抽烟
猴子吃花生
叔叔开拖拉机
…………
这些不同的句子实际上就是同一条规则的运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就是以有限生成无限，用有限的规则造出无穷的话语。语言的奥秘就在于此，语言学的目标就是要揭示这种以有限生成无限的奥秘。
1·2·3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个公式，如果说前半段是将现实转化为语言，使之成为现实的编码体系，是一种质的飞跃，那么公式的后半段，就是人类如何用语言去认知现实，复原和揭示现实的规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飞跃，可以为改造和征服现实开辟前进的道路。可以设想一下，人类要是没有语言，那就无异于生活在黑暗中，只能是现实的奴隶，无法成为现实的主人。这一公式中的“语言”和“思维”处于等同的地位，因为“编码”与“用码”一定需要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去实现，这就是人，或者说，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其它动物没有这种能力。一般动物的叫喊在同类物种中虽然也能传递一定的信息，表示暴怒、惊恐、警告、觅食、求偶等意思，但这不是“码”。为什么？因为“码”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重复使用，服从一定的规则，灵活组配，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还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例如“人”字，它是汉语中的一个“码”，可以和其它的“码”相组配，构成如人才、人品、人格、人民、人工等，也可以从这些组配的构件上拆下来，再和其它的“码”相组配，构成如工人、男人、女人、美人、主人、旁人等等。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要用这种“码”，完全决定于交际的需要，不受什么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一般动物的叫喊虽然也能重复使用，但不能作为一种“码”与其他的“码”进行灵活组配，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些叫喊都是受当时当地的刺激引发的，是对具体情景的感性反映，只能传递某种信息，既不能向同伴告知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也不能设想未来。只有人类才能用“编”出来的“码”说古道今，表达深邃的哲理，翱翔于丰富的想象，思想驰骋到哪里，它就能如影随形地跟随到那里。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动物的叫喊为什么有这些原则的区别？就是由于人类具有对现实现象进行分析、综合的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实现。所以，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尔（D.Crystal,1997,1）在《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一开头就说：“语言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使人着迷的研究对象呢？或许是因为它具有概括人类思维和人类奋斗历程的的独特功能。我们环顾四周，不禁为表现杂然纷呈的世界观、生活方式以及数千种语言和方言所惊愕。回顾既往先辈们的思想，我们发现只能了解语言允许的程度；展望未来，我们发现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设计我们的蓝图；面对茫茫的宇宙太空，我们随同宇宙飞船发射通讯符号，以期向可能存在的想了解我们的外星人解释我们是谁。同时，语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己、解决人际冲突与紧张关系的手段。”这是对语言性质的具体解释，也是对“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的一种阐述。
1·3“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1·3·1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个定义中的核心是一个“编”字。要“编”，既要有工具，又要有“编”的能力，因而能进行“编”的只能是人。能力和工具相互依持，缺一不可，这就是“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一公式中的“语言·思维”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要了解语言的性质和特点，就必须了解它与思维的紧密联系。思维是人类大脑的一种机能，与思想不同。思想是人们运用大脑机能认识现实世界的成果，而思维则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一种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人类面对自然界的现实是相同的，大脑的生理构造也一样，因而具有共同的思维能力。任何复杂的现象不同民族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它。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宣扬民族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言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不同民族有共同的思维能力不等于他们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维能力指能不能认识现实，这一点不同的民族没有什么差异，即思维能力是全人类相同的，而思维方式是指如何实现这种能力，这一点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即思维方式因与它相联系的语言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
人们可能会就此提出疑问：先生，您是不是在做概念游戏，大脑是一个暗箱，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动脑筋的过程也无法用图象显示，您怎么知道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回答是：靠语言，可以从不同语言的结构中去悟察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现实——思维·语言——现实”这一公式显示，思维与语言在实现编码的时候形影相随，相互依存。思维实现对现实现象的分类、抽象和概括，而语言则将这种认识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码”，使人们能运用这种“码”去交流思想。思维和语言，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无法实现对现实的认识，也无法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语言中的表现就是音义结合，“义”通向思维，而“音”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义”物质化，使人们能感知到思维活动的成果。正由于此，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思维是语言通向现实的桥梁，而语言则是人类进行思维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运用情况去观察某一个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语言是观察思维方式的窗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窗口。洪堡特（1826）“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论断完全抓住了这两者关系的关键。
1·3·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的核心既是一个“编”字，那么如何“编”？这就涉及洪堡特所说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问题。人类面对的现实是相同的，但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现实、进行编码？不同的语言社团由于受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的影响，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就会使语言呈现出认识现实、表现现实的不同方法，形成不同的语言结构，产生“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问题。
洪堡特（1767-1835）是德国人，初为外交官，懂得的语言很多，后因与当权派的政见不合，就转向语言研究。由于他懂的语言多，就进行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的比较研究，从理论上解释语言的特性和共性的关系，成为语言学史上第一位普通语言学家，“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理论观点，对后世的语言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观属于思维的范畴，“语言世界观”说明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依存性和一致性，成为“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一公式中联系两个“现实”的中介和桥梁。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坠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络，不知不觉地学会一个独特的语言世界观，形成从一个特定视角去观察现实的方法。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如此自然，以至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它与世界观有什么关系。但是，一当我们学习一种外语，就会发生两种语言世界观的碰撞，感觉外语难学。所以洪堡特说，要摆脱一种语言世界观的束缚，唯一的办法就是熟练地学会另一种语言，能自然地用这种语言思维。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会，思考或说话的时候要用这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才能张口说话，他的外语一定还没有学好，因为两种语言世界观还在碰撞，没有达到自由转换思维方式的水平。
语言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一种统一体，因而对哲学家、语言学家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后来追随洪堡特的一些学者对“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继续进行阐发和研究，对语言的性质进行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解释。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根据洪堡特的这一论断，认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别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语言学意义、文化史的意义甚至美学意义和法学意义，“假如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主观性就会一成不变地固定认识客观现实的途径。语言一多就防止了这种危险：语言多，就等于实现人类言语能力的途径多，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多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语言就以其世界观的丰富多样同唯一的一种语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洪堡特的经典定义最好不过地表述了这一思想：‘思维与词的相互依从关系清楚地表明，语言与其说是确立已知真理的工具，毋宁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揭示未知真理的工具。语言的差异不在于语音外壳和符号的差异，而在于世界观本身的差异。任何一个人，只有在同自己认识和感觉的方法相适应的情况下，即只有用主观的方法才能接近客观世界。’每一种具体语言也就是进行这种个人评价的主观途径。”（据兹维金采夫，1962，337）这种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在考察不同的语言结构和其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时，不能厚此薄彼，把某一种思维方式、某一种理论体系看成为唯一的方式和理论，因为每一种语言世界观都有它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语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弊病就是将印欧语（特别是其中的英语）的世界观或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在魏斯格贝尔之后，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进一步对语言世界观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其核心的思想就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不同。
1·3·3 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决定于语言社团对现实进行编码时的观察视角。比较一下汉语和印欧语的差异，就不难发现语言世界观的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特点。
现实的现象，就其大者言之，大致可以归入空间和时间两大范畴。空间的体现者就是各类有形的、离散的名物，因为它们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并随名物的差异而表现出大小、多少、厚薄、高低、离合、聚散、左右、上下等等的特征；时间是无形的，它的表现形式寄生于名物的变化，人们需要从事物的变化中去把握时间的特征。《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性的语汇著作，它所反映的汉语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就其基本的趋向来说，就是着眼于空间、着眼于名物，对现实的事物进行细致的分类和确切的解释；即使是时间性的行为、动作、变化也往往要借助于名物而限制它的范围。行走的意义自然是属于“动”的时间性意义，但初时也因空间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区分：“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等等。至于现在一般所说的性状性的意义，汉语早期的编码体系，除了一些联绵字以外，接近于“无”，也就是它基本上没有从名物中抽象出来，而直接表现为具体的名物。《尔雅》在这方面也有反映，张清常（1991，66）认为《尔雅》的时代，“在颜色方面提供最有价值的材料乃是若干早已死亡的专词，它们是带颜色的物件，却没有把颜色的概念分析出来而成为一个专词，意义是某色某物。例如‘释草’赤苗叫什么，白苗叫什么；‘释木’赤棠叫什么，白棠叫什么；‘释兽’白虎叫什么，黑虎叫什么。最突出的是那里面的马，因毛色的差异及所在位置的不同，致使马有35种专名”。这里不妨以郭注《尔雅》的“马”名为例，说明性状等非空间的特征如何寄生于名物进行编码的状态：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后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启；左白，踦；后右足白，驤；左白，馵；駵（指赤色黑鬃）马白腹，騵；骊马（深黑色的马）白跨（胯），驈；白州（白臀），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颡，白颠（指顶额白。郭注：戴星马也）；白達素，县（郭注：素，鼻茎也，俗所谓漫髗彻齿。县音玄）；面颡皆白，惟駹；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后，减阳；在幹，茀方；在背，闋广（郭注：皆别旋毛所在之名）；逆毛，居馻；騋牝，驪牡；玄驹，褭骖（郭注：玄驹，小马别名；褭骖耳，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马名）；牡曰隲，牝曰騇；駵白驳，黄白騜（诗：騜驳其马）；駵马黄脊，騝；骊马黄脊，騽（郭注：皆背脊毛黄）；青骊，駽；青骊，驎、驒（郭注：色有深浅，斑驳隐粼，今之连钱骢）；青骊繁鬣，騥；骊白杂毛，鸨；黄白杂毛，駓；阴白杂毛，駰；苍白杂毛，骓；彤白杂毛，騢；白马黑鬃，骆；白马黑唇，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鱼（郭注：似鱼目也。诗曰：有驒有鱼）。
张清常的观察很准确，表性状的颜色当时还没有被抽象出来，都寄生于事物，致使有不同颜色的同一类事物、甚至是同一颜色因其位置、深浅等的差异的同一类事物也需要单独造字编码，说明当时人们关注的是不同形色的物，而不是隐含于不同的物中的共同的性状。人们面对这种造字编码的状态，一般都归因于社会条件，认为是为适应游牧社会的生活环境而产生这些特定的字。这种解释恐怕站不住，至少是理由非常不充分，因为这只是对马、牛、猪、羊等属的一些具体名称的孤立考察，而没有把它们与草、木、虫、鱼、器、室、亲等的编码方式进行横向的比较。比方说，“马”属名称的细致划分如归因于游牧社会，那么 “释宫”部分的分类原则就无法用游牧社会的生活环境来解释，因为它对房舍的结构已有明确细致的描写，不同的部位都有特定的名称，而且还有亭、台、楼、榭、阙、闱、闺、阁的分别。游牧社会的人们一般都是逐草而居，房舍很简陋，哪儿来的亭台楼榭阙围闺阁呢！语言是一种系统，要求用最简单的规则去驾驭最广泛、最复杂的语言现象；任何一个成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的现象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用洪堡特的话来说，就是语言中“没有零散的东西，它的每一个成分都只显示它是整体的一部分”“第一个词就已经预示并决定了整个语言”（1820，148）。《尔雅》所反映的语言编码原则说明了这种“第一个词就已经预示并决定了整个语言”的结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在上下位概念体系中尽可能以下位概念为基础进行造字编码。这一点，只要我们对《尔雅》“释亲”以下16篇的名物类编码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就不难发现编码原则的平行性，就是各类名物性的现象在编码体系上都呈现出下位概念的特点，使每一个字的含义都具体、明确、细致、离散，都有确切的语义范围。汉语早期的编码体系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平行性？原因就在于汉语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以离散性的名物为视角去观察现实，使动作和性状（相当于印欧语用动词和形容词所表示的意义）寄生于“名”，使“名”去限制动作的特定内涵。除了上述表示“走”的意义的各个字以外，其他如雕刻金的行为曰“雕”，雕玉曰“琢”；追人曰“追”，追兽曰“逐”；无牲而祭曰“荐”，荐而加牲曰“祭”（《谷梁传·桓公八年注》）；土硬曰“坚”，刀硬曰“刚”，弓有力曰“强”，四面闭塞、难攻易守曰“固”，等等。这都是借用空间的名物来限制行为动作的存在方式的一种表现。这清楚地说明“名”在汉语的编码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总体上说，现实的空间和时间，空间的特点重“静”，而时间重“动”、重“变”；汉语世界观选择空间的名物为观察、认知现实的视角，这就形成它独特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世界观，重“静”不重“动”。
印欧语的语言世界观与汉语迥异，呈现出另一种“主观性”和“片面性”。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发生的一次大辩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个重要的佐证。根据金克木（1981，240－244）的研究，巴尼尼语法和前于它一个世纪左右的《尼录多》都认为梵语只有名词和述词（动词），而两类词的关系，“《尼录多》举出了两派意见：一派是尼录多派即词源学家，他们认为一切名词都出于述词，即名出于动。另一派是语法学家，他们认为并非一切名词都出于述词，只有一部分名词出于述词”，“从双方论据看来，反对派以推理驳难而尼录多派就事实立论。可能是为了语法体系的完整和解说的方便，也可能有思想界斗争的一般趋势的影响，名出于动的理论终于胜利。语法学家便以‘名生于述’为根本原则，而〈波你尼经〉（即巴尼尼语法）就是以1943个表示动词意义的词根作为梵语的构词基础，而以三千多条经文说明其变化。结果是这部语法形成一个庞大的构词系统。这就是波你尼的语法体系。不论他同时或以后有多少不同派别和结构的语法，直到近代，都还是没有背离这条根本原则，都承认词根，而词根都是表示动词意义的。从哲学观点说，这种思想就是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根本都是行为、动作，动是根本而静是表现”。行为动作不是抽象的，它一定是具体名物的行为、动作或变化，因而语言的编码体系自发地形成一种和动词相配的名词，构成印欧系语言中的两大词类，承担“主语－谓语”结构中的“主语”和“谓语”两大功能。所以，印欧语世界观由于它着眼于时间对现实进行编码，因而呈现出重“动”不重“静”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语言结构中的反映就是谓语动词中心说。
汉语和印欧语，这是两种有原则差异的语言世界观，各有自己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汉语着眼于空间，重静不重动，而印欧语则是着眼于时间，重动不重静。语言世界观的这种差异使汉语和印欧语的结构走向不同的结构类型，汉语重语义，印欧语重语法。汉语的研究传统为什么重语汇和语义的研究，而印欧语研究传统重语法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不同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反映。
1·3·4 语言是观察思维的窗口。语言之间的差异的核心是世界观的差异，因此研究语言不仅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哲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信息论的意义。在语言研究中应该强调每一种语言的特点，因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1·4 语言符号系统的自组织性
1·4·1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定义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系”，因为语言在将现实转化为“码”的时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相互制约，自成一个体系；不同的语言由于“编”的视角的差异和音义组配方式的不同，因而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这里需要对“体系”这一概念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1·4·2 如前所述，“现实——语言·思维——现实”的公式，语言与第一个现实的关系是编码。所谓“编码”，就是将客观现实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符号，使其成为客观现实现象的标志。说得更简单一点，符号就是现实现象的代表。人们掌握了这种符号，就可以把它作为交际的工具，认知现实；不经这种转化，实物无法成为交际的工具。有一本童话小说，叫《格列佛游记》，作者是乔纳森·斯威夫特。这本书孩子们很爱看。书里写到飞岛国里的百姓想绕开语言用实物来进行交际，于是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可能要说到的全部东西，想要表达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来。这种交际方式只有在童话或幻想小说中才有可能。人类社会的交际不能采用这种方式。且不说那个口袋该有多大的容量，好多东西如水、火等还无法往里装，而且更多的交际内容，比方“远近”“喜欢”“真理”等等，根本就不是具体的东西，你想装也装不了。人类用来交际的不是实在的事物，而是代表事物的符号。汉语的“字”、英语的“词”都是一种符号。例如我说“火”或fire，人们听了就知道它代表“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语言中像“火”或fire 这样的字或词都是现实现象的符号。掌握符号，就是知道了符号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事物。这正像商品交换中的货币那样，一个人如果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与此相类似，一个人如果在脑子里储存了符号和符号的组成规则，就可以和别人交际，谈论各种事情。
语言符号的构造可以细分为音与义两个方面。“义”是现实现象的转化或反映，但它必须和一定的语音形式相结合，不然就是一片混沌、模糊的东西，人们难以掌握；同样，声音也只有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才能呈现出清晰的界限。只有声音链条的区分和意义链条的区分相对应，这种音与义的结合才能组成一个符号。像汉语的“火”字，huo214是它的音，“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是它的义，音和义相结合，就组成了汉语的一个符号。我们听没有学过的外语，只听到一串乱糟糟的音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由于我们不知道音与义结合的界限。将现实现象转化为意义，用声音来表达，形成符号，这是人类为认知现实、改造现实而创造的一种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因为它的容量最大、使用最简便、效果也最好。语音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发音器官每个人都有，随身携带，人走到哪里，它就能“跟”到哪里，张嘴就能说，既不需要像大人国里的人那样背着一个大口袋，也不需要任何其它专门的物质设备（即使像旗语这种简单的交际工具，也还需要两根棍子、两块布）。语言的运转最灵便，容量也最大，每一种语言从发音器官所能够发出来的音中选择几十个音通过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音节或音节的组合，就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的现象都表达出来；而且它的效果也最好，因为说话只是动“嘴皮子”，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慢声细语，上下古今，喜怒哀乐，不管多么复杂的道理，都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改用手势，效果就要差得多：远处看不清，暗处看不见；深奥的哲理，细腻的感情，也难以用手势来表达；而且做手势时还得把双手腾出来，影响劳动。由于用声音作语言符号的材料有种种优越性，因而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就选用它做交际工具的物质形式。
1·4·3 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也正由于此，语言符号中的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它就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不管是语言研究三大传统中的中国，还是希腊-罗马或印度的语言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在往后的发展中，它的表现形式虽有变化，但都摆脱不了音义关系的羁绊。正由于此，我们这里需要对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原则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符号的音义关系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音义关系是任意的，完全由社会约定俗成，可以将它名之为约定说；一种认为音义关系由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可说出其得名的理由，可以将它名之为理据说。三大语言研究传统都有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希腊-罗马传统到亚里斯多德的时期，约定说已成为主流，并成为印欧语研究的传统。20世纪初期，索绪尔（1916）对此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认为语言符号有两大特点，即任意性和线条性。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来说的，认为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不同的语言可以用不同的音来表示相同的事物（如汉语的shū和英语的book），也可以用相同的音表示不同的事物（如汉语的“哀”[ai]和英语的I），从而形成世界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线条性特点是就语言符号的组合来说的，指语言符号只能一个一个地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这跟表格不一样，因为表格分纵横两栏，占有空间，看起来一目了然，如要将它说出来，就得经过一翻改造的工夫，使之成为语言符号的线条。一个世纪来，人们都将这两点看成为语言符号的根本性特点，并将它归入“基本常识”的范畴。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印欧语来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或许是对的，是“常识”，但对汉语来说，符号的音义关系可能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我们的先辈都强调概念得名的理据。老子说名生于道，管子说“名生于实”（《九守》），是“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心术上》），汉语传统的这种“名”的理据性认识已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标志就是孔子的“名正言顺”的理论。从先秦到清末民初，我们在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利用文字提供的线索，“因声求义”。西学东渐，国人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学说，才强调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并且引证先秦时期荀子《正名》篇里的一段话，即“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证明我们早在二千年前就有符号任意性的学说。荀子的这一论断没有错，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好像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荀子写《正名》篇的目的是反对“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见《荀子集解》的《正名》篇的题解），强调“王者制名”“知者分别为之制名”“后王之成名”等等的“名”的约定俗成的合理性，不能、也不必“乱名改作”。至于人们用这一“约定俗成”说来否定语言符号的理据性，那是由于我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误区，对理据性的成因缺乏正确的理解造成的。理据，说的是概念得名的理由，人们可以从中说出得名的根据，与约定性原则不是对立的。为什么？根据汉语的理据性编码原则，我们发现，每一类现实现象都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有可能成为编码的理据，至于语言社团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编码的理据，那需要由社会约定俗成，因而同一类现象的得名，有的据声，如鸦、鸭、蟋蟀等；有的据形，如蛔（体迂回而长）、牤、蟒（形体大）、蜘蛛（状其“短”）；有的据其色，如燕（鸟之白颈者）、鰋（白鱼），等等。这种研究，古代的研究姑且不论，而就清末民初的近现代来说，也大有人在，对汉语语源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早期的刘师培有关“物名探源”方面的论著（可参看《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有董为光（1997）、陈克炯（1993）、宋金兰（2001）、李海霞（2001）等，大家如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这就是说，理据性和约定性不是对立的，而是辨证统一的：现实现象的多种多样的特征为语言社团的理据选择提供了客观的根据，而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命名编码的理据则由语言社团约定俗成；这就是说，以现实现象的特征为基础而形成的理据是符号约定性的基础，人们从多种可能的理据中约定、选择一种进行命名编码。承认语言编码的理据性，并不否定符号的音义关系的约定性。荀子的“约定俗成”说与汉语编码的理据性不是两个矛盾的论断。总之，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都是约定的，但约定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有理据性的约定，一种是无理据性的约定。汉语的编码是有理据性的约定，印欧系语言的编码是非理据性的约定。只能是理据性和非理据性的对立，而不能说是理据性和约定性的对立。
1·4·4 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的总和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汇。但是，光是一个个零散的符号，人们难以用来交流思想；只有把符号组织起来，使之相互依存，形成为一个系统，它才能成为维系社会人群的纽带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个部分就是语法。从语言符号音与义的结合，到符号语音的结构、语义的结构，直至由语言符号相互关系构成的语汇和语法，形成语言系统的不同结构层次。它们相互制约，低层隶属于高层（例如符号隶属于语法，接受它的支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个语言就是以符号为基础而构成的系统。这种系统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是语言自身在运行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或者说，是人们在长期的交际过程中相互调整、相互校正、相互谐合的结果，最后不知不觉地使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自发地磨合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堕入这个严密的系统，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要求更改的权利，即使是天王老子和公侯将相，也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得惯惯地接受全社会统一的语言，无法享受任何特权。荀子强调的“约定俗成”说的原因也在于此。语言像是孙猴子戴的紧箍，套在每个人的头上，谁要违背已经形成的社会习惯，社会就会“念念有词”，迫使它改回来。这种强制性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不是权威的规定，也不是语言社团开会的议决。日常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这种自发地在交际中相互协调、相互校正、相互谐合地形成语言的各种规则的过程，就是语言社会性特点的一种重要表现。人们现在一般用“自组织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语言系统的性质。
“自组织”这个概念来自自然科学，意思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经过突变而能自发地产生各种有组织、有规律的运转。例如，各种生物都是由各种细胞按照精确的规律组成的高度有序的结构。一个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是从少数细胞开始的，由此发展成各种复杂有序的器官，而所有的细胞则由很多原来无序的原子构成。语言系统的基本精神与此相似，由各种大小不同的结构单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层次、有规律地组成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使之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它的运转和演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完全依靠语言内部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个结构成分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其他结构成分的变化。语言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的特点。这里不妨先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一个局部的系统性问题：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
名称的形成和变更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但一旦把太阳升起的方向称为“东”，其它如“南”“西”“北”等的名称的形成就必须受这个“东”的制约，相互形成一个小小的系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洪堡特的“第一个词就已经预示并决定了整个语言”的论断。系统中一个名称的含义如果发生了变化，和它相联系的其它名称也需要作相应的改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牵一发动全身”。这是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一切都是自发自动地进行的，人为的干预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语言的研究虽然历经二千余年，我们为什么对它的内部奥秘还知之甚少？就是由于我们还不大了解它的自组织的运转规律。
1·4·5 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特点说明，语言社团的每一个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又是语言的使用者。这就使语言具有全民共有的性质，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没有特权，不管你是天王老子、学术权威，还是平头百姓、小偷瘪三，相互都是平等的，都有运用语言、进行说话的自由。前面说过，语言研究的难度很大，“难”在什么地方？就在于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各种规律都潜存于语言的使用中，语言学家只能从语言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去发现规律。如果由于社会的发展，语言为适应交际需要的变化而发生演变，也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语言学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弄不清楚的问题，语言的演变却有条不紊地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自发地运转。这种自组织的语言系统的运转规律现在是人们必须攻克的堡垒。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技术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得到了解决，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规律的研究；这一问题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势必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在语言自发而有条不紊的运转中去发现它的构造规律和运转、演变的规律
1·4·6 前面关于“什么是语言”的问题讲了三个“是”：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是认识现实的一种世界观，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这三个“是”不是并列的。第一个“是”讲的是语言整体的性质，第二个“是”就“编码体系”的“编”的视角进行具体的阐述，而第三个“是”则是对“编码体系”的“体系”的理论阐释。抓住这三点，或许会对语言的性质和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引用书目
陈克炯，1993，《“小”义词上古声母考略》，见《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兹维金采夫，1962，《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
董为光，1997，《话说“音义初始”》，《语言研究》第1期。
洪堡特，1820，《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译文见《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4期。
洪堡特，1826，《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见《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洪堡特，1826，《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同上。
克利斯特尔（D. Crystal），1988，《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金克木，1981，《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
李海霞，2001，《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
潘文国，2001，《语言的定义》，见《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金兰，2001，《训诂学新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绪尔，1916，《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
张清常，1991，《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思考题
1、 语言和说话的关系是“以有限生成无限”，你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2、 人们对语言下了很多定义，你知道几个？你同意哪一个定义？为什么？
3、 写文章或思考问题都有一个构思的过程，这是不是可以说“思维可以先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为什么
4、 请你联系你所学的一种外语，比较它与汉语结构的差异，说说你对洪堡特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解。
5、 每一种语言世界观都有它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你同意不同意？为什么？请举例说明其理由。
6、 语言符号的特点是什么？你如何理解约定性和理据性的关系？
7、 如何理解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的性质？你能不能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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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九:认知语言学 ●专题讲座八:“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理论研究 ●专题讲座七: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专题讲座六:普通话韵母的分类 ●专题讲座五: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专题讲座四: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 ●专题讲座三:意音文字存在的民族语言文化条件 ●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
徐通锵
（ 2005年04月27日） 浏览人次4597
1·1 语言和说话
1·1·1 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但说话不等于语言。“用汉语说”“用英语说”这些说法已隐含语言与说话的区别和联系。这里的“汉语”“英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而“说”就是说话。语言是用来“说”的，一个生理上没有毛病的人每天都要说话，不是用汉语说，就是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说。会用一种语言说话，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1·1·2 语言是用来说的，但说话与语言却不是一回事儿。说话是运用语言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本身不等于语言。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以说话的需要为前提，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孤岛上，没有说话的需要，他就会失去语言能力。抗战时期，山东的青年农民刘连仁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后逃入北海道的山林中穴居，没有说话的需要，因而他的语言能力也就日渐衰退而不会说话。在他穴居的第13年，他看见一条船，想喊一声“船”求救，但舌头不听使唤，转动不灵，喊不出“船”的音来。他意识到失去语言能力的危险，将来遇救，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张嘴训练舌头的弹性，以顽强的毅力学说话，最后才慢慢地说出：“我叫刘连仁，我是中国人，山东高密县人。我是民国三十三年抓来的劳工……”刘连仁为什么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又能说出几句简单的话来？因为他原来会说话，失去语言能力之后还记得像我、人、中国、高密县、叫、是、劳工……这样一些字眼儿，还记得“我叫刘连仁”中的“我”得放在“叫”的前面，不能说成“刘连仁叫我”，等等。就是说，他还记得一些把字组织起来造句的规则。这件事告诉我们语言与说话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好像是一种工具，需要人去用，不用就会“生锈”、就会“退化”，而说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为了适应他人的需要而存在的；没有这种需要，人们就会丧失说话的语言能力。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没有人说了，它就会消亡。我国历史上某些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等，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后来融入汉语社团，改说汉语，它们的语言也就因为没有人说而消亡了；满族入关以后也逐渐改说汉语，现在能说满与的人已经不多，也接近于消亡。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1·1·3 语言与说话的这种关系告诉我们：语言存在于说话和说出来的“话”中，而说话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随便乱说。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在脑袋上渐渐套上一个语言“紧箍咒”，说错了，不符合规则，社会上众多的“唐僧”就会“念念有词”，迫使你改正。语言就是隐含于每一个人脑袋中像“紧箍咒”那样的规则，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语言学就是将这种“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规则揭示出来的科学，使“意会”转向“言传”。鉴于此，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的问题。
1·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1·2·1 那么，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虽经人们几千年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只知道它的一点皮毛。人们将语言研究喻之为“瞎子摸象”，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条蛇，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大蒲扇，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到肚皮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千百年来，人们曾给语言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据潘文国（2001）的研究统计，自19世纪初至今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语言学家们给语言下的定义，有代表性的就有68个之多，其中的每一个定义都只涉及语言的一个侧面，犹如瞎子只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就说大象像什么一样。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也还没有摆脱“瞎子摸象”的阶段，只是尽可能设法“摸”得全面一点而已。语言的定义人们最常见的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个定义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功能，自然不错，但没有涉及语言本身的构造和性质，因而也难以说明它何以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原因。我们根据对语言性质的认识，将它定义为人类认知现实的编码体系，或者简单地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为什么？第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第二，人类用语言进行交际，实质是人们交流对现实的认识，协调彼此在征服自然、进行社会活动的行为，以期取得最佳的成效。这是人类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这里所说的现实、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这三方面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
公式两端的两个“现实”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语言起源以前就存在，它的性质和规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现实”是人们通过语言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已能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语言·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桥梁，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实现对现实的编码和认知。
1·2·2 语言对第一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编码，就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音与某一类现实现象结合起来，“编”成语言的“码”，使之成为这类现实现象的符号。比方说“人”这一类现实现象，它的特点是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汉语用rén这个音去表达，于是人们一听到rén就知道它的意义是指“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因而这种音义结合的“码”就成为“人”这一类现实现象的符号。汉语中如天、地、山、水、狗、马、车、跑、跳、叫、桌子、苹果……都是这一类的“码”，是某种现实现象的符号，用以指称现实中的具体现象。这些“码”如何“编”成话语，进行交际，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归根结蒂，实质上都是现实规则的反映，例如猫、狗等有生命的事物能够跑、跳、叫……，因而可以组成“猫叫（了）”“狗跳（了）”这样的简单句，而天、地、桌子、苹果等无生命的事物就不能与跑、跳、叫这一类表行为动作的“码”组合，“叫天天不应”似乎“天”可以与“叫”组合，其实这里“叫”的是“人”。所以语言的“码”和组“码”造句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现实规则的制约，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接受这种投射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但它们都是现实规则的这样那样的投射，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性质相互间不会有实质的差别，不然不同语言之间也就很难通过翻译进行思想交流了。
语言对公式中的第二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是用码，就是人们用语言去认知现实，复原和揭示隐含于现实中的规律。用码也属于编码的范畴，但是为了区别于和第一个“现实”的关系，这里使用“用码”这个字眼儿。用码就是说话，表达对现实的认识，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在于这种“用”，使之成为人类适应和改造现实的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说话的行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想说就说；说出来的话无穷无尽，不可计量，但是说话时所用的“码”和遵循的规则是有限的。几千个常用的“码”（例如汉语1500-2000个常用字）就能应付日常的交际，至于组“码”的规则数量就更少了，现在语言学著作中经常谈到的就只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五种，各种各样的句子基本上都是这些基本规则的灵活运用。比方说下面的几个句子：
小王看书
妹妹读报
哥哥抽烟
猴子吃花生
叔叔开拖拉机
…………
这些不同的句子实际上就是同一条规则的运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就是以有限生成无限，用有限的规则造出无穷的话语。语言的奥秘就在于此，语言学的目标就是要揭示这种以有限生成无限的奥秘。
1·2·3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个公式，如果说前半段是将现实转化为语言，使之成为现实的编码体系，是一种质的飞跃，那么公式的后半段，就是人类如何用语言去认知现实，复原和揭示现实的规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飞跃，可以为改造和征服现实开辟前进的道路。可以设想一下，人类要是没有语言，那就无异于生活在黑暗中，只能是现实的奴隶，无法成为现实的主人。这一公式中的“语言”和“思维”处于等同的地位，因为“编码”与“用码”一定需要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去实现，这就是人，或者说，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其它动物没有这种能力。一般动物的叫喊在同类物种中虽然也能传递一定的信息，表示暴怒、惊恐、警告、觅食、求偶等意思，但这不是“码”。为什么？因为“码”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重复使用，服从一定的规则，灵活组配，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还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例如“人”字，它是汉语中的一个“码”，可以和其它的“码”相组配，构成如人才、人品、人格、人民、人工等，也可以从这些组配的构件上拆下来，再和其它的“码”相组配，构成如工人、男人、女人、美人、主人、旁人等等。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要用这种“码”，完全决定于交际的需要，不受什么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一般动物的叫喊虽然也能重复使用，但不能作为一种“码”与其他的“码”进行灵活组配，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些叫喊都是受当时当地的刺激引发的，是对具体情景的感性反映，只能传递某种信息，既不能向同伴告知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也不能设想未来。只有人类才能用“编”出来的“码”说古道今，表达深邃的哲理，翱翔于丰富的想象，思想驰骋到哪里，它就能如影随形地跟随到那里。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动物的叫喊为什么有这些原则的区别？就是由于人类具有对现实现象进行分析、综合的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实现。所以，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尔（D.Crystal,1997,1）在《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一开头就说：“语言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使人着迷的研究对象呢？或许是因为它具有概括人类思维和人类奋斗历程的的独特功能。我们环顾四周，不禁为表现杂然纷呈的世界观、生活方式以及数千种语言和方言所惊愕。回顾既往先辈们的思想，我们发现只能了解语言允许的程度；展望未来，我们发现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设计我们的蓝图；面对茫茫的宇宙太空，我们随同宇宙飞船发射通讯符号，以期向可能存在的想了解我们的外星人解释我们是谁。同时，语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己、解决人际冲突与紧张关系的手段。”这是对语言性质的具体解释，也是对“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的一种阐述。
1·3“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1·3·1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个定义中的核心是一个“编”字。要“编”，既要有工具，又要有“编”的能力，因而能进行“编”的只能是人。能力和工具相互依持，缺一不可，这就是“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一公式中的“语言·思维”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要了解语言的性质和特点，就必须了解它与思维的紧密联系。思维是人类大脑的一种机能，与思想不同。思想是人们运用大脑机能认识现实世界的成果，而思维则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一种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人类面对自然界的现实是相同的，大脑的生理构造也一样，因而具有共同的思维能力。任何复杂的现象不同民族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它。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宣扬民族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言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不同民族有共同的思维能力不等于他们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维能力指能不能认识现实，这一点不同的民族没有什么差异，即思维能力是全人类相同的，而思维方式是指如何实现这种能力，这一点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即思维方式因与它相联系的语言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
人们可能会就此提出疑问：先生，您是不是在做概念游戏，大脑是一个暗箱，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动脑筋的过程也无法用图象显示，您怎么知道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回答是：靠语言，可以从不同语言的结构中去悟察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现实——思维·语言——现实”这一公式显示，思维与语言在实现编码的时候形影相随，相互依存。思维实现对现实现象的分类、抽象和概括，而语言则将这种认识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码”，使人们能运用这种“码”去交流思想。思维和语言，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无法实现对现实的认识，也无法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语言中的表现就是音义结合，“义”通向思维，而“音”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义”物质化，使人们能感知到思维活动的成果。正由于此，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思维是语言通向现实的桥梁，而语言则是人类进行思维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运用情况去观察某一个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语言是观察思维方式的窗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窗口。洪堡特（1826）“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论断完全抓住了这两者关系的关键。
1·3·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的核心既是一个“编”字，那么如何“编”？这就涉及洪堡特所说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问题。人类面对的现实是相同的，但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现实、进行编码？不同的语言社团由于受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的影响，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就会使语言呈现出认识现实、表现现实的不同方法，形成不同的语言结构，产生“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问题。
洪堡特（1767-1835）是德国人，初为外交官，懂得的语言很多，后因与当权派的政见不合，就转向语言研究。由于他懂的语言多，就进行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的比较研究，从理论上解释语言的特性和共性的关系，成为语言学史上第一位普通语言学家，“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理论观点，对后世的语言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观属于思维的范畴，“语言世界观”说明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依存性和一致性，成为“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一公式中联系两个“现实”的中介和桥梁。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坠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络，不知不觉地学会一个独特的语言世界观，形成从一个特定视角去观察现实的方法。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如此自然，以至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它与世界观有什么关系。但是，一当我们学习一种外语，就会发生两种语言世界观的碰撞，感觉外语难学。所以洪堡特说，要摆脱一种语言世界观的束缚，唯一的办法就是熟练地学会另一种语言，能自然地用这种语言思维。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会，思考或说话的时候要用这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才能张口说话，他的外语一定还没有学好，因为两种语言世界观还在碰撞，没有达到自由转换思维方式的水平。
语言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一种统一体，因而对哲学家、语言学家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后来追随洪堡特的一些学者对“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继续进行阐发和研究，对语言的性质进行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解释。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根据洪堡特的这一论断，认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别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语言学意义、文化史的意义甚至美学意义和法学意义，“假如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主观性就会一成不变地固定认识客观现实的途径。语言一多就防止了这种危险：语言多，就等于实现人类言语能力的途径多，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多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语言就以其世界观的丰富多样同唯一的一种语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种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洪堡特的经典定义最好不过地表述了这一思想：‘思维与词的相互依从关系清楚地表明，语言与其说是确立已知真理的工具，毋宁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揭示未知真理的工具。语言的差异不在于语音外壳和符号的差异，而在于世界观本身的差异。任何一个人，只有在同自己认识和感觉的方法相适应的情况下，即只有用主观的方法才能接近客观世界。’每一种具体语言也就是进行这种个人评价的主观途径。”（据兹维金采夫，1962，337）这种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在考察不同的语言结构和其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时，不能厚此薄彼，把某一种思维方式、某一种理论体系看成为唯一的方式和理论，因为每一种语言世界观都有它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我们语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弊病就是将印欧语（特别是其中的英语）的世界观或认识方法“过高地评价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在魏斯格贝尔之后，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进一步对语言世界观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其核心的思想就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不同。
1·3·3 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决定于语言社团对现实进行编码时的观察视角。比较一下汉语和印欧语的差异，就不难发现语言世界观的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特点。
现实的现象，就其大者言之，大致可以归入空间和时间两大范畴。空间的体现者就是各类有形的、离散的名物，因为它们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并随名物的差异而表现出大小、多少、厚薄、高低、离合、聚散、左右、上下等等的特征；时间是无形的，它的表现形式寄生于名物的变化，人们需要从事物的变化中去把握时间的特征。《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性的语汇著作，它所反映的汉语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就其基本的趋向来说，就是着眼于空间、着眼于名物，对现实的事物进行细致的分类和确切的解释；即使是时间性的行为、动作、变化也往往要借助于名物而限制它的范围。行走的意义自然是属于“动”的时间性意义，但初时也因空间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区分：“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等等。至于现在一般所说的性状性的意义，汉语早期的编码体系，除了一些联绵字以外，接近于“无”，也就是它基本上没有从名物中抽象出来，而直接表现为具体的名物。《尔雅》在这方面也有反映，张清常（1991，66）认为《尔雅》的时代，“在颜色方面提供最有价值的材料乃是若干早已死亡的专词，它们是带颜色的物件，却没有把颜色的概念分析出来而成为一个专词，意义是某色某物。例如‘释草’赤苗叫什么，白苗叫什么；‘释木’赤棠叫什么，白棠叫什么；‘释兽’白虎叫什么，黑虎叫什么。最突出的是那里面的马，因毛色的差异及所在位置的不同，致使马有35种专名”。这里不妨以郭注《尔雅》的“马”名为例，说明性状等非空间的特征如何寄生于名物进行编码的状态：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后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启；左白，踦；后右足白，驤；左白，馵；駵（指赤色黑鬃）马白腹，騵；骊马（深黑色的马）白跨（胯），驈；白州（白臀），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颡，白颠（指顶额白。郭注：戴星马也）；白達素，县（郭注：素，鼻茎也，俗所谓漫髗彻齿。县音玄）；面颡皆白，惟駹；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后，减阳；在幹，茀方；在背，闋广（郭注：皆别旋毛所在之名）；逆毛，居馻；騋牝，驪牡；玄驹，褭骖（郭注：玄驹，小马别名；褭骖耳，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马名）；牡曰隲，牝曰騇；駵白驳，黄白騜（诗：騜驳其马）；駵马黄脊，騝；骊马黄脊，騽（郭注：皆背脊毛黄）；青骊，駽；青骊，驎、驒（郭注：色有深浅，斑驳隐粼，今之连钱骢）；青骊繁鬣，騥；骊白杂毛，鸨；黄白杂毛，駓；阴白杂毛，駰；苍白杂毛，骓；彤白杂毛，騢；白马黑鬃，骆；白马黑唇，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鱼（郭注：似鱼目也。诗曰：有驒有鱼）。
张清常的观察很准确，表性状的颜色当时还没有被抽象出来，都寄生于事物，致使有不同颜色的同一类事物、甚至是同一颜色因其位置、深浅等的差异的同一类事物也需要单独造字编码，说明当时人们关注的是不同形色的物，而不是隐含于不同的物中的共同的性状。人们面对这种造字编码的状态，一般都归因于社会条件，认为是为适应游牧社会的生活环境而产生这些特定的字。这种解释恐怕站不住，至少是理由非常不充分，因为这只是对马、牛、猪、羊等属的一些具体名称的孤立考察，而没有把它们与草、木、虫、鱼、器、室、亲等的编码方式进行横向的比较。比方说，“马”属名称的细致划分如归因于游牧社会，那么 “释宫”部分的分类原则就无法用游牧社会的生活环境来解释，因为它对房舍的结构已有明确细致的描写，不同的部位都有特定的名称，而且还有亭、台、楼、榭、阙、闱、闺、阁的分别。游牧社会的人们一般都是逐草而居，房舍很简陋，哪儿来的亭台楼榭阙围闺阁呢！语言是一种系统，要求用最简单的规则去驾驭最广泛、最复杂的语言现象；任何一个成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的现象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用洪堡特的话来说，就是语言中“没有零散的东西，它的每一个成分都只显示它是整体的一部分”“第一个词就已经预示并决定了整个语言”（1820，148）。《尔雅》所反映的语言编码原则说明了这种“第一个词就已经预示并决定了整个语言”的结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在上下位概念体系中尽可能以下位概念为基础进行造字编码。这一点，只要我们对《尔雅》“释亲”以下16篇的名物类编码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就不难发现编码原则的平行性，就是各类名物性的现象在编码体系上都呈现出下位概念的特点，使每一个字的含义都具体、明确、细致、离散，都有确切的语义范围。汉语早期的编码体系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平行性？原因就在于汉语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以离散性的名物为视角去观察现实，使动作和性状（相当于印欧语用动词和形容词所表示的意义）寄生于“名”，使“名”去限制动作的特定内涵。除了上述表示“走”的意义的各个字以外，其他如雕刻金的行为曰“雕”，雕玉曰“琢”；追人曰“追”，追兽曰“逐”；无牲而祭曰“荐”，荐而加牲曰“祭”（《谷梁传·桓公八年注》）；土硬曰“坚”，刀硬曰“刚”，弓有力曰“强”，四面闭塞、难攻易守曰“固”，等等。这都是借用空间的名物来限制行为动作的存在方式的一种表现。这清楚地说明“名”在汉语的编码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总体上说，现实的空间和时间，空间的特点重“静”，而时间重“动”、重“变”；汉语世界观选择空间的名物为观察、认知现实的视角，这就形成它独特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世界观，重“静”不重“动”。
印欧语的语言世界观与汉语迥异，呈现出另一种“主观性”和“片面性”。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发生的一次大辩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个重要的佐证。根据金克木（1981，240－244）的研究，巴尼尼语法和前于它一个世纪左右的《尼录多》都认为梵语只有名词和述词（动词），而两类词的关系，“《尼录多》举出了两派意见：一派是尼录多派即词源学家，他们认为一切名词都出于述词，即名出于动。另一派是语法学家，他们认为并非一切名词都出于述词，只有一部分名词出于述词”，“从双方论据看来，反对派以推理驳难而尼录多派就事实立论。可能是为了语法体系的完整和解说的方便，也可能有思想界斗争的一般趋势的影响，名出于动的理论终于胜利。语法学家便以‘名生于述’为根本原则，而〈波你尼经〉（即巴尼尼语法）就是以1943个表示动词意义的词根作为梵语的构词基础，而以三千多条经文说明其变化。结果是这部语法形成一个庞大的构词系统。这就是波你尼的语法体系。不论他同时或以后有多少不同派别和结构的语法，直到近代，都还是没有背离这条根本原则，都承认词根，而词根都是表示动词意义的。从哲学观点说，这种思想就是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根本都是行为、动作，动是根本而静是表现”。行为动作不是抽象的，它一定是具体名物的行为、动作或变化，因而语言的编码体系自发地形成一种和动词相配的名词，构成印欧系语言中的两大词类，承担“主语－谓语”结构中的“主语”和“谓语”两大功能。所以，印欧语世界观由于它着眼于时间对现实进行编码，因而呈现出重“动”不重“静”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语言结构中的反映就是谓语动词中心说。
汉语和印欧语，这是两种有原则差异的语言世界观，各有自己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汉语着眼于空间，重静不重动，而印欧语则是着眼于时间，重动不重静。语言世界观的这种差异使汉语和印欧语的结构走向不同的结构类型，汉语重语义，印欧语重语法。汉语的研究传统为什么重语汇和语义的研究，而印欧语研究传统重语法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不同语言世界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反映。
1·3·4 语言是观察思维的窗口。语言之间的差异的核心是世界观的差异，因此研究语言不仅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哲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信息论的意义。在语言研究中应该强调每一种语言的特点，因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1·4 语言符号系统的自组织性
1·4·1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定义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系”，因为语言在将现实转化为“码”的时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相互制约，自成一个体系；不同的语言由于“编”的视角的差异和音义组配方式的不同，因而各自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这里需要对“体系”这一概念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1·4·2 如前所述，“现实——语言·思维——现实”的公式，语言与第一个现实的关系是编码。所谓“编码”，就是将客观现实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符号，使其成为客观现实现象的标志。说得更简单一点，符号就是现实现象的代表。人们掌握了这种符号，就可以把它作为交际的工具，认知现实；不经这种转化，实物无法成为交际的工具。有一本童话小说，叫《格列佛游记》，作者是乔纳森·斯威夫特。这本书孩子们很爱看。书里写到飞岛国里的百姓想绕开语言用实物来进行交际，于是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可能要说到的全部东西，想要表达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来。这种交际方式只有在童话或幻想小说中才有可能。人类社会的交际不能采用这种方式。且不说那个口袋该有多大的容量，好多东西如水、火等还无法往里装，而且更多的交际内容，比方“远近”“喜欢”“真理”等等，根本就不是具体的东西，你想装也装不了。人类用来交际的不是实在的事物，而是代表事物的符号。汉语的“字”、英语的“词”都是一种符号。例如我说“火”或fire，人们听了就知道它代表“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语言中像“火”或fire 这样的字或词都是现实现象的符号。掌握符号，就是知道了符号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事物。这正像商品交换中的货币那样，一个人如果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与此相类似，一个人如果在脑子里储存了符号和符号的组成规则，就可以和别人交际，谈论各种事情。
语言符号的构造可以细分为音与义两个方面。“义”是现实现象的转化或反映，但它必须和一定的语音形式相结合，不然就是一片混沌、模糊的东西，人们难以掌握；同样，声音也只有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才能呈现出清晰的界限。只有声音链条的区分和意义链条的区分相对应，这种音与义的结合才能组成一个符号。像汉语的“火”字，huo214是它的音，“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是它的义，音和义相结合，就组成了汉语的一个符号。我们听没有学过的外语，只听到一串乱糟糟的音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由于我们不知道音与义结合的界限。将现实现象转化为意义，用声音来表达，形成符号，这是人类为认知现实、改造现实而创造的一种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因为它的容量最大、使用最简便、效果也最好。语音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发音器官每个人都有，随身携带，人走到哪里，它就能“跟”到哪里，张嘴就能说，既不需要像大人国里的人那样背着一个大口袋，也不需要任何其它专门的物质设备（即使像旗语这种简单的交际工具，也还需要两根棍子、两块布）。语言的运转最灵便，容量也最大，每一种语言从发音器官所能够发出来的音中选择几十个音通过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音节或音节的组合，就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的现象都表达出来；而且它的效果也最好，因为说话只是动“嘴皮子”，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慢声细语，上下古今，喜怒哀乐，不管多么复杂的道理，都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改用手势，效果就要差得多：远处看不清，暗处看不见；深奥的哲理，细腻的感情，也难以用手势来表达；而且做手势时还得把双手腾出来，影响劳动。由于用声音作语言符号的材料有种种优越性，因而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就选用它做交际工具的物质形式。
1·4·3 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也正由于此，语言符号中的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它就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不管是语言研究三大传统中的中国，还是希腊-罗马或印度的语言研究，基本上都是从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在往后的发展中，它的表现形式虽有变化，但都摆脱不了音义关系的羁绊。正由于此，我们这里需要对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原则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符号的音义关系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音义关系是任意的，完全由社会约定俗成，可以将它名之为约定说；一种认为音义关系由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可说出其得名的理由，可以将它名之为理据说。三大语言研究传统都有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希腊-罗马传统到亚里斯多德的时期，约定说已成为主流，并成为印欧语研究的传统。20世纪初期，索绪尔（1916）对此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认为语言符号有两大特点，即任意性和线条性。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来说的，认为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不同的语言可以用不同的音来表示相同的事物（如汉语的shū和英语的book），也可以用相同的音表示不同的事物（如汉语的“哀”[ai]和英语的I），从而形成世界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线条性特点是就语言符号的组合来说的，指语言符号只能一个一个地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这跟表格不一样，因为表格分纵横两栏，占有空间，看起来一目了然，如要将它说出来，就得经过一翻改造的工夫，使之成为语言符号的线条。一个世纪来，人们都将这两点看成为语言符号的根本性特点，并将它归入“基本常识”的范畴。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印欧语来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或许是对的，是“常识”，但对汉语来说，符号的音义关系可能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样子。我们的先辈都强调概念得名的理据。老子说名生于道，管子说“名生于实”（《九守》），是“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心术上》），汉语传统的这种“名”的理据性认识已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标志就是孔子的“名正言顺”的理论。从先秦到清末民初，我们在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利用文字提供的线索，“因声求义”。西学东渐，国人接受了西方的语言学说，才强调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并且引证先秦时期荀子《正名》篇里的一段话，即“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证明我们早在二千年前就有符号任意性的学说。荀子的这一论断没有错，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好像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荀子写《正名》篇的目的是反对“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见《荀子集解》的《正名》篇的题解），强调“王者制名”“知者分别为之制名”“后王之成名”等等的“名”的约定俗成的合理性，不能、也不必“乱名改作”。至于人们用这一“约定俗成”说来否定语言符号的理据性，那是由于我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误区，对理据性的成因缺乏正确的理解造成的。理据，说的是概念得名的理由，人们可以从中说出得名的根据，与约定性原则不是对立的。为什么？根据汉语的理据性编码原则，我们发现，每一类现实现象都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有可能成为编码的理据，至于语言社团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编码的理据，那需要由社会约定俗成，因而同一类现象的得名，有的据声，如鸦、鸭、蟋蟀等；有的据形，如蛔（体迂回而长）、牤、蟒（形体大）、蜘蛛（状其“短”）；有的据其色，如燕（鸟之白颈者）、鰋（白鱼），等等。这种研究，古代的研究姑且不论，而就清末民初的近现代来说，也大有人在，对汉语语源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早期的刘师培有关“物名探源”方面的论著（可参看《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有董为光（1997）、陈克炯（1993）、宋金兰（2001）、李海霞（2001）等，大家如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这就是说，理据性和约定性不是对立的，而是辨证统一的：现实现象的多种多样的特征为语言社团的理据选择提供了客观的根据，而选择哪一种特征作为命名编码的理据则由语言社团约定俗成；这就是说，以现实现象的特征为基础而形成的理据是符号约定性的基础，人们从多种可能的理据中约定、选择一种进行命名编码。承认语言编码的理据性，并不否定符号的音义关系的约定性。荀子的“约定俗成”说与汉语编码的理据性不是两个矛盾的论断。总之，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都是约定的，但约定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有理据性的约定，一种是无理据性的约定。汉语的编码是有理据性的约定，印欧系语言的编码是非理据性的约定。只能是理据性和非理据性的对立，而不能说是理据性和约定性的对立。
1·4·4 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的总和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汇。但是，光是一个个零散的符号，人们难以用来交流思想；只有把符号组织起来，使之相互依存，形成为一个系统，它才能成为维系社会人群的纽带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个部分就是语法。从语言符号音与义的结合，到符号语音的结构、语义的结构，直至由语言符号相互关系构成的语汇和语法，形成语言系统的不同结构层次。它们相互制约，低层隶属于高层（例如符号隶属于语法，接受它的支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个语言就是以符号为基础而构成的系统。这种系统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是语言自身在运行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或者说，是人们在长期的交际过程中相互调整、相互校正、相互谐合的结果，最后不知不觉地使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自发地磨合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堕入这个严密的系统，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要求更改的权利，即使是天王老子和公侯将相，也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得惯惯地接受全社会统一的语言，无法享受任何特权。荀子强调的“约定俗成”说的原因也在于此。语言像是孙猴子戴的紧箍，套在每个人的头上，谁要违背已经形成的社会习惯，社会就会“念念有词”，迫使它改回来。这种强制性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不是权威的规定，也不是语言社团开会的议决。日常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这种自发地在交际中相互协调、相互校正、相互谐合地形成语言的各种规则的过程，就是语言社会性特点的一种重要表现。人们现在一般用“自组织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语言系统的性质。
“自组织”这个概念来自自然科学，意思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经过突变而能自发地产生各种有组织、有规律的运转。例如，各种生物都是由各种细胞按照精确的规律组成的高度有序的结构。一个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是从少数细胞开始的，由此发展成各种复杂有序的器官，而所有的细胞则由很多原来无序的原子构成。语言系统的基本精神与此相似，由各种大小不同的结构单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层次、有规律地组成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使之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它的运转和演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完全依靠语言内部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个结构成分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其他结构成分的变化。语言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的特点。这里不妨先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一个局部的系统性问题：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
名称的形成和变更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但一旦把太阳升起的方向称为“东”，其它如“南”“西”“北”等的名称的形成就必须受这个“东”的制约，相互形成一个小小的系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洪堡特的“第一个词就已经预示并决定了整个语言”的论断。系统中一个名称的含义如果发生了变化，和它相联系的其它名称也需要作相应的改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牵一发动全身”。这是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一切都是自发自动地进行的，人为的干预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语言的研究虽然历经二千余年，我们为什么对它的内部奥秘还知之甚少？就是由于我们还不大了解它的自组织的运转规律。
1·4·5 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特点说明，语言社团的每一个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又是语言的使用者。这就使语言具有全民共有的性质，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没有特权，不管你是天王老子、学术权威，还是平头百姓、小偷瘪三，相互都是平等的，都有运用语言、进行说话的自由。前面说过，语言研究的难度很大，“难”在什么地方？就在于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各种规律都潜存于语言的使用中，语言学家只能从语言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去发现规律。如果由于社会的发展，语言为适应交际需要的变化而发生演变，也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语言学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弄不清楚的问题，语言的演变却有条不紊地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自发地运转。这种自组织的语言系统的运转规律现在是人们必须攻克的堡垒。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技术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得到了解决，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规律的研究；这一问题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势必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在语言自发而有条不紊的运转中去发现它的构造规律和运转、演变的规律
1·4·6 前面关于“什么是语言”的问题讲了三个“是”：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是认识现实的一种世界观，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这三个“是”不是并列的。第一个“是”讲的是语言整体的性质，第二个“是”就“编码体系”的“编”的视角进行具体的阐述，而第三个“是”则是对“编码体系”的“体系”的理论阐释。抓住这三点，或许会对语言的性质和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引用书目
陈克炯，1993，《“小”义词上古声母考略》，见《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兹维金采夫，1962，《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
董为光，1997，《话说“音义初始”》，《语言研究》第1期。
洪堡特，1820，《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译文见《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4期。
洪堡特，1826，《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见《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洪堡特，1826，《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同上。
克利斯特尔（D. Crystal），1988，《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金克木，1981，《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
李海霞，2001，《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
潘文国，2001，《语言的定义》，见《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宋金兰，2001，《训诂学新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索绪尔，1916，《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
张清常，1991，《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思考题
1、 语言和说话的关系是“以有限生成无限”，你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2、 人们对语言下了很多定义，你知道几个？你同意哪一个定义？为什么？
3、 写文章或思考问题都有一个构思的过程，这是不是可以说“思维可以先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为什么
4、 请你联系你所学的一种外语，比较它与汉语结构的差异，说说你对洪堡特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解。
5、 每一种语言世界观都有它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你同意不同意？为什么？请举例说明其理由。
6、 语言符号的特点是什么？你如何理解约定性和理据性的关系？
7、 如何理解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的性质？你能不能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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