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读 中 国 户 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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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27 0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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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读 中 国 户 籍 制
笑  波
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感兴趣的人,包括国人和西方汉学家,常常有一种感叹,可以说是困惑吧,为什么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能牢牢控制住民众,为什么总是一手遮天独揽天下?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封建官本位文化盛行不衰?为什么历朝总是要到官逼民反才向前发展?
原因虽然很多,我在《多元文化论》一文中做过系统阐述,例如中国古人“天尊地卑”君临天下的哲学思想,就从根本上为统治者奠定了合理化基础,为王者文化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要实现这种文化格局,必须有一套管理模式,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
户籍制可谓是权贵阶级的“杀手锏”。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便有了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概指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一族,小人则是指社会下层劳力者也,诸如什么“仓头”、“生口”、“庶子”、“奴客”、“隶农”等等,由大小君子们层层分管,这应该是中国户籍制的萌芽状态。
到了秦汉,王者之都和所辖郡县,正式有了“市籍”制,统治者将市区内所有从事商业性经营的人口入编在册,定时向他们收取赋税,对违反者,小则罚没,重则坐官。此时的户籍管理项目日趋增多,例如“官户”、“杂户”、“乐户”、“躯户”、“丐户”等,没有谁能超脱于网外。东晋时的户籍管理,阶级对立的色彩更加明显,按“黄籍”和“白籍”区分,黄籍多为官吏地主等户口,白籍多为劳苦大众,也是层层控制与剥削。由于不堪统治者的重压,在那多灾多难的历史之秋,不少民众便隐匿户口以逃避租税徭役,或远走他乡以求生计。为了更大程度地获取民脂民膏,北魏孝文帝便采用了“三长制”,即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层层监控,互相制约,相当于民国年间的“保甲制”。另设“佛图户”,专管所有僧人,哪怕你遁入空门也无处藏身。降及唐宋,户籍管理的名目稍有进步,不少繁文缛节的名称已被淘汰,但仍有“主户”和“客户”之分,有固定职业和财产的人叫主户,流动性人口叫客户,相当于今日中共的“暂住证”。元明清以来,不论户籍制的模式有何变化,人民的身家性命仍然被牢牢掌握在权贵阶级手中。对人口的管理,到毛泽东时代可说是登峰造极,虽然他口头上强调要消灭“三大差别”,实际上却南辕北辙,差别不仅没消灭,至今对比度更显强烈。
可以说,一部中国户籍史,便是一部中国老百姓苦难史,而所谓户籍制就是禁锢制,是为权力阶层服务的官本位制,亦即大小官吏享受特权的保障制。这样的体制在过去年月里的某个时段,或许有其存在的暂时合理性,却弊大于利,恶大于善,严重制约了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令人深思的是,不合理、不人道的封建户籍制,竟然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尖锐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尽快改革、废除这种不合时宜的户籍制,争取同国际社会接轨,已是刻不容缓了。
时下,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矛盾是城乡对立,被禁锢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们,普遍遭到了“主流”城市人的歧视,他们的文化和生存状况,大多是满目疮痍,城市有钱阶级的灯红酒绿,同饥寒交迫的血泪呻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农村中不乏才智之士,他们有青春活力,也有理想抱负,但因户籍的限制只能困守黄土高坡。即使他们千辛万苦外出打工,也得不到应有的公民待遇,他们的后代更是低人一等,遭人白眼,过着孤苦飘零的生活,甚至被“主流”社会侮辱和伤害.再说吧,城市的中下层民众也好不到哪里去,户籍的制约,常常会令有所作为的人们无可奈何,比如内地人去北京发展,就会受到“京爷”们的种种刁难,使人联想起“华人如狗,不得入内”的难堪和耻辱。
中国的户籍制,人为地制造了社会歧视,培养了社会特权,导致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在客观上束缚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它的存在与民主法制精神格格不入,同宪法原则也大相径庭,因为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铁律高悬在上。特别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庞大的户籍管理队伍,成了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寄生虫群族,由于他们赋有官府色彩,不少户籍官们便利用手中之权谋取私利,促进了老百姓对政府的逆反心理。可以说,户籍制对当局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刻不灭,更待何时?
当然,治标要治本,上乘之策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倘若还是政法不分,党政一体,倘若言论自由和权力监督形同虚设,即便废除了户籍制,谁能保证官吏们不会变着花样来整治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