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胜利”

　　采访时间_ 2010年5月18～19日

　　采访地点_电话采访 受采访者_杨恒均

　　杨恒均，1965年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广东人文学会副会长。1987年至1997年先后在北京外交部、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1997年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2000年后在华盛顿和悉尼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目前定居广州。著有“反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是网络小说政治化的一部代表作

　　总结一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一下

　　如何夺得权力并保住权力

　　将决定你的同党是否认为你“伟大”

　　而夺取权力后，如何使用权力

　　则是你的人民和未来历史

　　判断你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

　　把“人”放到主语的位置

　　主持人：明年就是前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了，目前国内围绕这个重大历史话题的讨论开始升温，其中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最大。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你怎么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呢?

　　杨恒均：对这种影响甚至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他。我认为，应该以他在人类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朝向那个终点走了多远来评价他。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他在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也是靠这最后的“失败”奠定的。

　　主持人：这话就有些“玄妙”了，你能具体地展开谈谈吗?

　　杨恒均：可以。我们先从戈尔巴乔夫上台说起。25年前，也就是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当时他年仅54岁，没有劣迹，而且颇有政绩，给西方世界的印象是思想比较开放。和他的前任勃里日列夫、安德诺波夫和契尔连科等老朽比起来，戈氏看上去确实与腐败僵化的体制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与媒体不约而同产生这样的疑问：戈尔巴乔夫如何能够应付苏联如此糟糕的体制?

　　主持人：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没有什么根基，如何应付苏联陈旧僵化的体制确实是一个问题。

　　杨恒均：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是，不去适应那个体制，而是让那个体制适应自己，他从党与国家的体制入手进行改革。戈氏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成功主管过苏联的农业工作，到了苏共中央后，也始终没有脱离基层民众。早在他还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同事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所以，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主持人：这种做法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有些傻，他们习惯性地认为，每当一位最高共产党领导人诞生的时候，即使要想改革，首先也应该巩固自己的权力啊。

　　杨恒均：这种认识浅薄可笑。事实上，一个领导人没有掌握全部的绝对权力，浑身上下尚有一些干净地方的时候，他都不思改革，等到他大权独揽，和各种利益集团难分难舍的时候,还有魄力和意志去改革吗?如果戈尔巴乔夫使用四五年的时间培植自己的亲信，笼络军队与克格勃，打下雄厚的权力基础，就像当时西方媒体所说，可能美国未来三十年里所有的总统都将与这位苏联总书记打交道。戈尔巴乔夫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他不但没有采取所有新上任共产党领袖屡试不爽的方式去攫取和巩固权力，而是背道而驰，一上台就开始改革，推行公开性，实行党内民主，慢慢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

　　主持人：和中国的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一开始“公开性”改革，还是后面逐渐深入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政治体制改革。

　　杨恒均：戈氏推进的改革，本质是“还权于民”。这里有一个悖论，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苏共手里，戈氏又是苏共的化身。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破坏自己的权力基础。

　　主持人：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在戈氏不去攫取权力，而是慢慢还权于普通党员与民众的时候，他的“权力”却越来越大，在苏联民众中的威信和威望非常高，甚至一度成为超越所有历史上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明星。

　　杨恒均：因为戈氏通过改革，换掉了他的权力基础。原来他的“权力”基础是党内大佬与将军、特务头子的支持，现在则是来自他锐意改革，来自广大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对变革的期盼和对戈氏的信任。所以，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另一方面却获得了新的“权力”。

　　主持人：但是那些把“党”、“国家”、“制度”等等拿来作为叙事主语的时候，实在是不能理解也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民主改革的。

　　杨恒均：那时的苏共开口闭口所说的几乎都是党、政权和国家，从来不把“人”当“人”看，他们认为“党”、“国家”、“制度”高于“人”，“人”只不过是依附于党与政权的工具。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以“人”为主。他把“人”放到主语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还人民以思想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

　　他毁掉的只是“组织”，挽救的却是每一个“党员”

　　主持人：思想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当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波及到东欧，当那些苏联的卫星国家走上民主之路，一个接一个摆脱苏联控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遭到苏共内部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他“把东欧弄丢了”。

　　杨恒均：当时戈尔巴乔夫像一个没有什么国际知识的大学生一样感叹道：我怎么会把东欧弄丢了呢?难道波兰不是波兰人的波兰?难道匈牙利不是匈牙利人的匈牙利?难道罗马利亚不是罗马利亚人的罗马利亚……难道现在不是到了那些国家的人民收回自己国家的时候?怎么能够说我把这些国家弄丢了?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是我们的，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坦克开到布拉格啊。

　　主持人：当时在苏联体制内也不断有人攻击他“作秀”，而每当他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又总有人到处散布他妻子赖莎如何招摇、家族如何腐败的消息，他在很多公开场合宣扬一些人道与自由价值的讲话，到了《真理报》发表时，总会掐头去尾，甚至压下全文不发。

　　杨恒均：不过，人心思变，党内强大的要求变革的力量，以及党外更加强大的渴望改变的民意，始终支撑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的国际社会，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如古巴和北朝鲜外，也都乐观其成。在戈氏七年的改革中，前五年都是在他依靠共产党政权的原有强权以及巨大的“民意”下，有序展开的。但是等到逐渐失去利益与绝对权力的极端共产党人开始靠政变对付他时，戈氏有些退缩了。而那些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民众也绝对不愿意回到过去，放弃戈尔巴乔夫已经还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主持人：当戈氏稍微一犹豫，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民众就嫌他改革的步伐太慢。

　　杨恒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人民好像在黑暗中徘徊了七十年，却突然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刺破了一些光芒进来的人。既然大家看到了光，哪里还愿意跟随他“按部就班”的脚步?谁不拼命地朝向那光的地方狂奔?即便在奔跑的过程中会跌倒，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问一问现在的前苏联东欧民众，艰难跋涉了这么久，可有几个真正愿意回到过去的体制中?戈氏也明白这一点。当来自党内的极左派向他挑战，要夺权的时候，他说：“人民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得到的一切”。不过，戈氏本人始终认为，如果按照他的改革理论与计划，苏联解体可以避免，共产党也能够改造成一个好党，自由和民主也会如期来到苏联大地。

　　主持人：可是人民不给他机会。这是改革者的困境，也是一些人不改革的借口，一些人也乐衷于以这种困境恐吓改革者。

　　杨恒均：戈氏对苏联解体始终心中有愧，对共产党组织土崩瓦解，更是心有不甘。就我的认知，经过如此70年的高压下的统一与压迫之后，苏联能够这样和平地完成解体，已经不错了。七十年的统治充满了血和泪，这历史的一页，很难就此轻轻翻过。时及到来时，冲突和清算在所难免。邻国的罗马利亚，那对被愤怒的士兵打成马蜂窝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难道不是明证?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的变革会如此平和吗?民众会允许前共产党高官出来竞选总统?我们看一下东欧的情况，凡是一开始就由执政的共产党把持改革并使得最终的转型平和理性进行的，清算的呼声相对低，而那些由民众走上街头，经过多少次抗争与流血换来的，至今还在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清算过去执政者的罪恶。可是，戈尔巴乔夫仅仅用了七年不到的时间，几乎漂白和冲洗了他所有前辈共产党在过去七十年里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恶。当他亲自给被软禁的萨哈诺夫打电话说“你自由了”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把“自由”送给了搞不好就要被民众审判的共产党员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毁掉的只是共产党这个“组织”，挽救的却是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

　　主持人：在你看来，戈氏只不过把共产党组织弄得土崩瓦解，可正因为这样，他也因此挽救了共产党—每一个共产党员。

　　杨恒均：想一想，当一群人不再有理想，只是靠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组织”还有什么意义?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当苏联共产党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党员们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四散而逃，有些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生活，有些急急忙忙去组织的新的“组织”去了。

　　他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

　　主持人：由于历史大背景与自身的局限性，戈氏的改革就欠临门一脚。使得他在被叶利钦赶出克里姆林宫时黯淡无光，民众转而为叶利钦欢呼。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竟然跌到了10%以下。

　　杨恒均：原因是他吊起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胃口，却不愿意跨出最后一步。尝到了自由甜头的人民，固然不会容忍失掉这些年已经到手的，可他们同样无法容忍迟迟得不到那些还没有到手的，包括追求民主的自由。结果，戈尔巴乔夫输给了叶利钦。这不应该看作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从个人权力得失来看，他确实失败了，可是我们不妨设想，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如果真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而又不会放弃使用，在他改革到最后，当民众要求更进一步的时候，他悍然出动坦克镇压，最后终于保住了权力。那到底是他的“成功”还是他的“失败”?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幸，还是不幸?

　　主持人：这就是你前面所说，他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的含义吧。

　　杨恒均：我们都是俗人，走不出权力怪圈，所以我们评定一个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他是否掌握了权力来评判他的成功与失败。这实在是非常可笑与无知的。莎士比亚说，“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的“伟大”与否，肯定是与权力有关，但却绝不是与他所掌握的权力多少成正比。总结一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如何夺得权力并保住权力，将决定你的同党是否认为你“伟大”;而夺取权力后，如何使用权力，则是你的人民和未来历史判断你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

　　主持人：能够在历史上获得伟大桂冠的，永远是那些不但知道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更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把权力归还给人民的人。华盛顿不就是这样的伟人吗?

　　杨恒均：华盛顿比历史上所有建立了辉煌战果，生前被亿万人民高呼万岁，却在死的时候都不肯松开握权的双手的人伟大百倍、千倍……以戈尔巴乔夫当时的年纪来计算，如果他一上去就握紧权力，牢固掌握军队与克格勃，而苏联共产党又实行终身制，他也许现在还在台上(今年大概79岁)呢。他将成为共产党国家掌握权力最久的领导人之一。那样的历史场景出现了的话，戈氏即使不成为千夫所指的独裁，也绝对抵不上如今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地位之十分之一。

　　正如蒋经国，虽然一生中大多的时间在玩弄权力并伤害了很多、很多人，但他最后松开对绝对权力控制的努力，不但挽救了国民党，而且也让他的历史地位远远超过了后来者如李登辉等。

　　主持人：对于握有权力的人来说，放松双手比握紧双手要困难得多。

　　杨恒均：掌握权力者一定要认识到，枪杆子作为权力基础是能够维护暂时的稳定的，而锐意的改革则需要广泛的民意作为基础，可作为权力基础的“民意”是靠不住的，只有及时用“民主”代替民意，找到新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历史是公正的，对于那些松开权力，还权于民的人，特别的慷慨。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权力纷纷归属人民，再次突然出现这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没有。

　　问题只是，掌握着至高权力的人们，你们什么时候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