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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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2010年08月06日 23:50经济观察报

呙中校

30年前,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它也不负众望,成就了一代中国人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梦想。30年后,深圳又一次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国人的关切和期待也许不像30年前那么殷切,但主旨没变——深圳还能再次引领中国改革的方向,成就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吗?

面对这个问题,深圳内外都在上下求索。21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又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改革的“帽子”,还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但这忽略了深圳的发展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本身自下而上的内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30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

深圳过去30年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和来自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合奏而成的篇章。

深圳华强[9.03 2.15%]北的商业发展传奇是民间力量的典型代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其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39.09 0.70%]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 “无心插柳柳成荫”。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

就经济发展来说,深圳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地方,而且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的内生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覆,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然而,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如果不借助中央的“拐杖”,深圳自己是难以撬动石头的。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著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近年来深圳确定的改革重点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不过,最近深圳曝光的几起事件,让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尴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网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下称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曝有20个副职。尽管深圳有关部门公开回应了网友的质疑,但并不能挽回人们对深圳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深圳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指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比如100多项审批看似精简为几十项,但是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现在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李红光曾通过对深圳养狗条例的研究,推动了深圳养狗立法的规范和进步。这是深圳内生动力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典型,虽然不如经济领域那么广泛和普遍。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红光一样,开始从关注自己的权益出发,从私人领域维权走进公共领域。2003年,深圳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参与到立法过程来推动深圳社会的进步。这是深圳自然而然、逐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不过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最终被冷却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动人心的改革时已经没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项改革包括了区级差额选举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体纷纷称为 “行政体制改革试验田”,“掀开政改序幕”。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改革被海内外舆论过度解读,寄予厚望。

然而这次改革在深圳并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就国内来说,区级干部的差额选举几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经进行了,深圳这一改革已经落后了。按照深圳当时的计划,三年内实现区级差额选举,但是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改革在深圳几乎已被人淡忘。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这样擦肩而过,两种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产生共鸣,改革显然无从谈起。

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机会。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改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10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的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周立太驱逐出境。这时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

目前深圳已经具备一定的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

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这些运动都是在深圳率先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

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时,希望可以听到他们的共鸣声。这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作者2002年以“我为伊狂”为名发表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轰动。现任职于香港《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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