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引发众多矛盾?必须要改

徐述湘：社会上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个情况主要体现在大中型城市里面一些大的医院。这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原来有一句俗话，全国人民到协和医院看病，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医院的医疗资源配置和老百姓在就医行为方面的引导问题，目前来说很多大中型医院的大专家、国际级的或者国内顶尖专家看的是一些很普通的病，其实他的专长没用出来，他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因为病人就医行为的引导不够，整个资源配置方面，国家也在进行宏观调控，现在发展社区医疗，发展农村的医疗，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我想呼吁网民也好，老百姓也好，平常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的健康方面的知识，了解对于疾病的初步判断和就医行为的正确方式。花好几天时间挂一个号，大夫开了很简单的一个药，或者花了几百块钱，挂号费、住院费，到北京的差旅食宿这些钱可能是几千上万，还可能被医托引到不正规的地方去，风险非常大。在地方上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地方上各级医院也有一定的实力，如果非常难的情况下可以到全国性的大型医院来。

　　大家钱包鼓起来的时候，不要把就医门槛迈得太高，一旦得病就找全国最好的专家给我看病，给我服务，给我提供最好的病床，给我最好的药物。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只有适当的医疗，适当的药物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如果说用最贵的药，找最好的大夫，现在没有这种标准，只是你自己认为他的名气最大，全国人都找他，别的大夫就没有工作了。这些就医行为的不太理智不太适当的行为，可能会使自己看病的成本增加，而且可能会导致社会上出现的医托或者不正常医疗渠道的问题产生。

　　呼吁大家在多关注自己健康的同时，利用个人机会与医疗专家、药学专家有一些公众场合有一些宣传的时候，多了解多咨询。目前为止，除了心理咨询可能有些方面收费之外，大部分的咨询是不收费的。另外不要轻信游医等欺骗行为。

　　夏金彪：老百姓好像应该有这点常识，不应该去大医院，关键是农村老百姓乡村医院倒闭了，让他懂医学知识是不可能的。中国这种制度导致了大的越大，小的越小，乡镇医院办不下去了，听诊器，心电图不能用，你说他相信谁？肯定不到卫生院去看，他到大医院去看觉得有保障，这个是理性行为，不是非理性的。现在这种制度导致大医院跟小医院在争，门诊在大医院协和占到50％，协和这么大医院干吗跟小医院抢门诊，因为制度造成的。我不看我没钱，问题的症结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正在写关于医疗体制的书，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当然现在也在搞，现在搞经济把基础破坏了，以前集体制度存在可以集体经济，现在集体经济不在了，没有办法发展农村的合作医疗，很多农民不愿意参加，当然这个在逐步改进。以前有赤脚医生，背着药箱到农民家里去看，现在没有了。农村95％的妇女生小孩在家里生。

　　闫丽新：这个数字有极大的偏差，少数边远地区才在家里生。

　　夏金彪：农妇生小孩用菜刀，这个跟天价医药费有关。生小孩的费用承担不起，因病返贫的现象特别多。感冒一次，农民一年的收入就没了，我的数据可能有点夸大。到医院生小孩，很多人确实要掂量掂量，不像城市反正看病能报，而且有产假。

　　何波：以前网上流传农民感冒一次卖一头牛，生一场大病，两亩地就没了。

　　夏金彪：医疗配置确实不合理，70％至少是在城市，这种情况必须要改。

　　徐述湘：现在医科大学的学生毕业分配，或者就业的方式主要也是集中在资源非常丰富的大中城市。大中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本身有医科大学，外地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也在往这里挤，来了之后怎么办？哈尔滨天价事件，主治医师是一个博士，在大中城市的人力资源过度供大于求，造成医院很多高级的医学本科生、博士生都没有什么活儿干，做很平常的活儿。哈尔滨这个事件的主治医师说的两化，一些技术骨干的皇帝化和底下普通医护人员的奴隶化，在大部分城市人才资源的相对隐性流失，是在那儿干活儿，但是发挥不了作用。

　　为什么不去小城市农村发展，这就是医疗资源配置政策引导的问题。中国大夫够不够，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话题，这方面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我们有中西两套体系来为老百姓服务，培养医护人员。但是这一部分高层人员都是削尖脑袋在往大中城市跑，给广大的老百姓服务相对水平有所下降。大中城市的大夫到地方做一些技术服务，做白内障的手术等等公益活动，这方面出现一个问题。大中城市去了之后，把手术做了，地方医院没有病员了，没有收入了。日常开展工作的水平也达不到大中城市的水平，这也是产生老百姓对低层医院不信任的原因。在公益活动正面情况下也有一些隐患，归根到底还是回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配置不合理使得调动医药人员提供服务的成本太高。

　　闫丽新：我个人希望社区卫生服务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做好的话，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大医院重点解决疑难病的研究，承担医学进步的任务，从病员分流来讲，功能逐步能够划清了，资源流向慢慢会影响配置。社区卫生服务提了有十来年，这些年一直在提，一直在说政府在重视，各个城市都在开展。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为什么看不到，我周围有。我住在北京，我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服务站，但是医生的资质、技术不太让我信任，我觉得他们是原来老的小医院留下来的人员或者是大医院分流下来的人员，技术水平不是很高。

　　如果技术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要吸引老百姓到你那儿去，一个是价格低，比大医院服务好。我去的社区服务机构就医的时候发现，看一次感冒甚至比大医院要高很多，看一次感冒每次都是几百块钱以上。带小孩去看病，随便一个感冒发烧，医生提示要输液，抗生素起码要开两种。我到大医院看病没有这种现象，大医院的医生会严格告诉我，小孩最好不输液。我发现到大医院治疗反而省钱。如果基层社区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在短期内提高不了，价格又没有优势，服务上也没有优势的话，你怎么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怎么能指望老百姓来这而不去挤大医院呢。

　　听说明年一二月份国务院牵头开一个社区医疗服务发展的会议，希望有一些大的政策性突破，真正把这块发展起来。

　　何波：无论从社区医疗的发展滞后的情况，还是资源配置不平衡的情况，有一个症结在于国家投入的多少。免疫规划的概念，国家每年都会花很多概念在这个项目上，我听说一个故事，在边远山区乡镇卫生院有五个大夫，三个是固定的，两个是外面借调的，借调的每个月没有工资，三个固定的大夫每个月是152块钱，每天走一百里山路给孩子做免疫注射。

　　徐述湘：我原来采访过关于临床治疗指南的出台，在大中城市为什么三级以上医院的水平非常高，他们给我们记者留下的印象，大夫是搞科研的，大夫是跟国际形势跟得很紧的。国家通过协会出台一些比较规范的诊疗指南或者诊疗操作、专家建议之类。

　　在大中城市三级以上医院，这些大夫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参与或者听到或者学到这方面的指南或者建议，但是我到地市级医院或者是县级医院采访的时候，我听到在老家湖南的情况，湖南省医学会的一个副主任委员，一年参加的学术活动非常少，他去做报告的情况下，单位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费用让他参与活动，但是让他去学习的情况下，他除了进修之外，开会的机会很少，很难获取关于指南也好或者建议也好，这些国际上或者国内高水平的规范化的临床操作，这方面的指导性文件。而且基层医院是一个培训的过程，不是拿到手就能明白，也要接受培训。他们非常希望经常参加学术活动，这些学术活动不是红头文件，而是通过推广，在大医院来说都已经在用这种东西，而且给大夫一个治疗的规范操作非常有利，但是基层医院很难有机会获得，没有途径来学习。

　　你去参加会议需要经费，需要食宿、交通费用，还要把自己的日常门诊和住院工作落下来。这方面的事情，目前有很多医药公司也好，或者医药器械公司，或者一些企业在介入这方面的事情，在推动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非常欢迎这种企业和学术团体、组织机构在为国内的医疗水平整体提高和对于一些基层的普及教育方面多投入，多来做工作，这样对我们的整个人类健康来说是一个有利的促进作用，对公司的形象也好，对组织机构的社会形象也好都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