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依然仇富？

 中国人为什么依然仇富？       横，不是富者的通行证；仇，不是穷的墓志铭。因为未来很遥远，因为未来会毕竟很光明!——题记
      我浏老虎首先表个态：我也是仇富分子。中经济学家厉以宁有句名言：中穷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实话说，我不穷，物质过得去，精神比厉以宁都要富。我在这就以自己为代表，说说我们为什么仇富。
    当然，我老虎还得声明：这种心理并不是仇视一切富者，而只是对于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富者，以及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的道德义愤，所以在这个意义的“仇富”心理应该说不是我们这些的“心理变态”。饱已不是问题，小康也胜利在望，社会益和谐，我们为什么依然仇富，理由如下。
    一、两级分化严重
    收入差距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越高，则收入差距越大，在发现中这条做基尼系数的洛伦兹曲线，不断呈升趋势的时候，在联合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跨越了际戒红线了!
   我们只是草民，我们不太明白基尼系数， 我们草民只从报道看到，中有可以买600万元的手表，92万美元的世界顶级赛车，还有了大学居然在食堂吃剩菜，我们草民只从报道看到，北京专门为富服务的“馨医院”一的住院费高达一千美金，而卫生部公布的数字却告诉我们，中每年有25亿次因为经济原因，有病不去医院，在家死扛。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真像“睁眼说瞎话”的经济学家所言，“根本不存在两级分化”，那就意味着“贫富悬殊”也根本不存在。既然没有“贫富悬殊”，那就不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那么，当今的社会，根本就没有“不和谐”的因素。既然没有“不和谐”的因素，那么，建设“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建宁）
    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值得重新审视我们为什么会依然产生仇富心理，第一，经济学家马歇尔、庇古指出悬殊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效率的缺失。第二，哲学家罗尔斯则认为收入不平等会造公平的缺失。森在其所编《生活准》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所以，我们理直壮地“仇富”！
    二、“富”的来路不当
    很多的富绝不是某些贪官污吏所谓的“巨额钱财不能说明来源”，而是非常明朗：有走私贩毒的；有盗抢劫的；于坑蒙拐骗的；有制假造假的；有吃私贪污的；有行贿受贿的；有官商特权的；有税漏税的……一言以蔽之，很多富赚得都是昧心钱。就是一些堂而皇之的商们都无非是干些注、油、病瘟鸭、苏丹红、三聚氰胺等等的勾当……一言以蔽之，这些的心黑着呢，要不根本就是没有心！？还有一类所谓的明星们：有一脱致富的；有昧心做虚假广告的；有嫁入豪门的……一言以蔽之，这些的脸厚着呢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在心里对你们这些黑（没）了良心的富们不咬牙切齿呢？ 
    于是我想起了“实话实说”的崔永元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中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文化的悲哀。”只是，这不仅仅是中文化的悲哀，而是中良心的泯灭和精神家园的荒芜。
    三、 为富者不仁
    对于这条我要举两例来说说。政府刷标语：“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在当权者眼里，的价值竟不如一猪！开发商写横幅：“不强拆不访，争当良民好荣光”。 我这个学点历史的看到“争当良民好荣光”颇觉不舒服，想起本鬼子要老百姓当“良民”。从政府到民间对穷都有一种鄙视漠视的心理，这往往为穷向富公开发难的导火索。略举二例。
    5月1510点杭州萧山区金城路每家超市门再次演宝马撞死重大事故。 是一个宝马5系列的白小汽车，把一家三给撞飞掉了——宝马车撞死的事件屡见不鲜——其实，不是车撞，是车主的霸道撞死！   
    广东的台商，最近流传着一个骇听闻的进补流————婴儿汤。花三四千元民币就吃到一盅用六七个月大的婴儿炖的补汤……”据说在东莞开工厂的“王姓台商”是婴儿汤的常客，文章还写到，婴儿到餐厅时，都已死亡，之前是死是活，已无从细考。与这篇文章相配的是10多张让毛骨悚然的图片。
    为富不仁者往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财大粗、态度蛮横、语言粗俗、唯我独尊，一副居高临下、睥睨一切的模样；鄙视穷，视穷的生命如草根，仗着手里有几个臭钱，动不动拿钱说事。即使拿车撞了，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穷鬼，不就是想弄俩钱花花吗？爷有的是钱，这俩钱爷不在乎，直当是自家的宠物狗生了一场病得了。”；自己穷奢极，却不肯向慈善机构捐赠一文钱；见伤不扶、见死不救，豪华坐骑绝尘而去……
    四、钱的用法不妥
    沈一富商近结婚，动用38辆悍马迎亲。这些车辆在全部被遮挡车牌后，闯红灯，造通拥堵，公车和出行市民受影响。（2007年11月25《华商晨报》）
    2006年7月巴菲特捐赠37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给盖茨基金会做慈善，引来好评如；而段永平敬献62万美元给葛莱德基金会赢得一餐豪华午宴，为的却是“请教”和“谢谢”巴菲特。虽然也为慈善作了贡献，但镁光灯下，有些认为其中存在境界的高下。
　  还有包二N，养小白脸的大款富婆们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仇比尔?盖茨，而是把它作为偶像而无比崇拜呢？原因很简单，因淡他不靠投机倒把，不靠税漏税，不靠坑蒙捌骗，不靠欺行霸行，不靠父钱财，不靠贪官污吏，不靠工减料，不靠非法经营，而是靠干劲，靠实力，靠拼搏，靠钻研，靠坚定不移，靠白手起家，靠宽厚仁义，靠格的魅力。他富甲天下却从不沾沾自喜，自高自大。生活一如既往，事业努力向前，争取蒸蒸。他大力支持美教育、科研、慈善机构，每年投资多少个亿也在所不辞。而内呢？没钱时，风餐露宿，横睡街，发后，洋车洋房，桑拿二N……让穷怎能平衡？难道要让穷去受刘涌，赖昌星，周正毅，宝马么？要穷去太仓由松，金华火，假，州劣货么？我们“仇”的是“富者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仇”！
    或许，中真的是一个缺乏内部凝聚力与同心的社会，富习惯依附权力便自然谈不创造力与责任感，他们的道德名声和社会威望也不值一提。唯有通过炫耀摆阔、买官进爵、操纵权贵、*放纵来展示财富的狭隘作用。 
    古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然，绝对的均是不存在的。但是，贫富差距悬殊绝不是好事。“中需要‘仇富’，要哪些铺张费的富付出更高代价；要哪些占有巨大额财富的承担更多责任义务；对哪些造假致富的无良商应予以极刑惩治；对于哪些贿赂权力的商或企业进行高额罚款。像杭州阔少飙车致死亡，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并追究其父的道义责任。只有制度‘仇富’的严厉法规才能驯化出更有社会责任、道德意识、公共价值的新一代富，也是确保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程美信）。”
    其实，我们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不是“仇富”而是“仇恶”。我们仇的是有法不能依，执法不能严。但，即使我们在这里谈起此事，不是疾声高呼“仇富”，或者是恶视“仇富”，而是挖其根，溯其源，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和措施。使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不是停留在文件中和写在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