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民族与战争 - 陶短房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向前看”

儿时在南京读书，彼时不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样子，因为读的外语学校，因此比同龄人更早接触外国、接触外国人。当时有一位在那时还很稀罕的外教，是个日美双重国籍的白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虽说是日美双重国籍，但从思维到生活习惯都很“美国”。

混得熟了，不免谈起他居住了几十年的日本，和包括台湾岛在内，也生活了不少年份的中国，谈起二者的比较，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如何打交道，等等等等，有一天，他忽然一反往日的“老不正经”，很严肃地说了一句“经验之谈”：越是中文溜、年纪大的日本人，便越难与中国人深交。

后来我还真碰上这么一位日本人，是来南京洽谈一个合资项目的日方代表，由于我父亲也参加了谈判，也由于我是“涉外学校”的学生，正式会谈结束后，我便也得到个机会，陪着“外宾”们在南京市内游玩观光。这位日本人精力充沛，十分健谈，由于会说中文，和我交流并没有什么障碍，也由于我比较“放松”，也没有什么“背书一样的强调”，这在那个年头的中国人中大概不多见，因此一老一少便攀谈起来。

当汽车驶过解放门的两重城门，看到厚实高大、依山傍湖的城墙，他忽然显得激动起来，眼角甚至仿佛有些湿润：

“真是伟大的城防啊，在日本，这样的城是根本没有的。”

这话让我听得很自豪，我告诉他，这座城门是南京极普通的一座，中华门要大得多。后来学习日本历史才知道，除了安土、大阪等少数几座被称作“巨城”的城堡，日本土地上绝大多数的所谓“城”，甚至还不如南京中华门的瓮城大。

可是接下来的一句，却让我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

“为了攻破这样的城池，当年我们牺牲了多少战士啊！”

他的声音很低，车上其他人并未听见，但从我始则异样，继而有些愤怒的神色中，他似察觉到什么，便含混着岔开话头。

后来又接触了几次，知道他是侵华老兵，但只在山西打过仗，根本没来过南京。那次失言后他变得小心，避免谈及敏感话题，但偶尔闲谈，也会听他感慨几句“当年是多么艰苦”、“费尽心力才带回战友的骨灰”之类。

和这些不太讨喜的话题相比，他更喜欢说“向前看”，据说在正式场合也说，还挺受欢迎。不过听得多了，发现他的“向前看”，其实是希望大家忘记过去（包括那场战争，和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仇恨与痛苦——他说的是“双方的仇恨与痛苦”），“一切都不要计较”，只谈现在和将来就好。

后来上了大学，工作了，去了很多国家，接触过不少日本人，发现上一点年纪，或了解多一些历史的日本人，往往都喜欢说这个“向前看”，而且“向前看”的含义，几乎都如出一辙——把那场战争忘了吧。

在日本古代历史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例子并不多，那种为了“大局”忍辱负重，去做仇人养子、妻妾的例子，反倒不胜枚举，也许在他们的民族意识里，“向前看”是理所当然的。

那位侵华老兵很想谈成那项合作，也努力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他当然不想得罪、甚至很想讨好东道主，但他并不愿为当年的侵华“谢罪”——哪怕象征性表个态也不愿，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已经是过去，过去的就该过去。

不仅如此，在他的意识里，自己并不想来中国，而是上司派他来的，因此他没有责任，而且为了那场战争，他吃过苦，流过血，好朋友战死，亲人受罪，他也是受害者。

接触过的许多日本人都有这样的思维逻辑——只想到自己的痛苦和感受，却不愿多想一下，作为侵略军的他，尚且念念不忘昔日伙伴的骨灰，被强加了痛苦和灾难的中国人，又怎可能忘记昔日的鲜血和尸骨，若无其事地“向前看”？

蛇吞象的迷思

因为对日本战国（大约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后期）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在朋友的帮助下，和一位住在日本福冈的同好建立了笔友关系，在网上通过不少邮件。那位日本朋友是反战主义者，常常对日本文化中的缺陷进行坦率的反思。

有一次，他将丰臣秀吉（日本侵略朝鲜的主谋）的几封信函译成汉字，在网上发给我，我读后十分困惑：这位号称“智囊”的日本权臣、战略家，耗费举国之力，连半个朝鲜都打不下、守不住，何以如此执拗地要瓜分大明——这不是简单的梦想，事实上他连怎样分配“即将到手”的大明、乃至印度土地，都已经有了腹稿，甚至起过将日本封地还给天皇，自己改占中国土地为补偿的念头。如果说对天皇的报告是官样文章，给部下的言论是壮胆鼓气，可他连给妻子的私人信函也同样憧憬“统治明国的美好未来”，不免让人觉得好笑。

那位朋友回信称，这正是日本民族性的一大特点：认准目标便执着去做，至于目标是否现实，却未必很认真地去想。

朋友告诉我，日本的小农意识其实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是高度工业化国家，但农民的声音、农民的选票却仍然是谁也不敢忽视的，而“拥有一座城、一块地”的梦想，又是许多日本人的潜意识，“过去用血汗、用刺刀去争取，如今城市化了，也不能打仗了，就用漫画、用电子游戏去实现这个梦”。

其实日本古代的“城”，按照中国的标准，大多连个山寨都算不上，但在国土面积不大、又大多是山地的日本，拥有一座城，便是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可是日本太小了，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城的梦想”，丰臣秀吉侵朝，企图侵华，就有为为数众多的功臣、部下寻找封地的考虑，而上世纪前半叶，无数日本青年热血沸腾、意气风发地转战中国、南洋、东南亚，除去“为天皇效力”的忠君意识，其中又何尝没有“城的梦想”在作祟？

“当然有”，朋友在信中说，“你看过中日战争里那些日军修的炮楼么？一座炮楼只有巴掌大，住几个日本兵，十几二十个中国兵（伪军），对守炮楼的日本曹长来说，那就是他的城——自己是城主，日本兵是他的家臣、武士，而中国兵就是杂兵（日本古代地位最低下的雇兵）啊。”

“日本人也知道蛇很难吞象的，但他们觉得只要不放弃，慢慢啃，终究能成功，”朋友认为，日本的这种“不放弃”，有时到了顽固可笑的地步，比如在菲律宾丛林里因为一纸命令而坚持到1974年，才在昔日上级另一纸命令的指示下投降的日本军官小野田广尾。日本人“不放弃”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改地名的癖好”，不仅侵占了半个世纪的南库页岛地名给改了个遍，甚至只勉强占了两年不到、荒凉的阿留申群岛，日本兵也照样将岛上的沟沟坎坎，都改成了道地的日本名字。

“许多人会说，日本人追求樱花的风格，即霎时的灿烂，其实不然，日本人是很执着、很能忍的，只要他觉得目标终有一天会达到，玉碎也好，樱花也罢，那只是在他们觉得不论怎么执着、怎么忍，都终归要失败时才会如此，那不是希望，是绝望。”

谁是受害者

我定居的加拿大列治文市，最初是在一个渔港和船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个渔港和船坞最初的劳作者和居民，是日本侨民。

可以说，这座小城市是由日侨一手从蛮荒中扶起来的，这里曾是日侨的家园，在这里还只有几万人口时，日侨就已经有数千人了。

但如今这里已成为整个加拿大乃至北美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日侨的数量却已经微乎其微，虽然城里到处是日本寿司店，但10家中倒有9家是香港人开的。

为数不多的日侨有时也会举办传统的“祭”，偶尔还会在市图书馆中心的博物馆和会场举办一些日侨史的展览。

他们最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二战中的遭遇，然而他们最愿意谈起的，却也是这一段历史。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日侨大多被作为“敌侨”送进集中营，列治文的日侨也被加拿大政府控制起来，直到二战结束才恢复自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无法回到家园，不得不流徙散居，如今几十年过去，这段历史成为他们永远的痛。

曾参观过几次这样的展览，听日侨叙述昔日的痛苦、不堪，和他们的哀叹、抱怨。他们觉得不公，因为美国的日侨集中营举世皆知，而他们的苦痛无人知晓；因为他们遭受了种种不公，却等了几十年，才等到加拿大当局一声轻描淡写的“对不起”。

这些日侨大多并非当年被控制的日侨后裔，而是后来迁徙过来的，但他们谈到这段历史时绘声绘色，声情并茂，仿佛遭难的是自己亲人一般。

但不论展览还是口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一个在我看来很重要的问题：那场战争是场怎样的战争，因何开始，为何而战？

当然可以理解这些日侨的抱怨，毕竟他们中大多数人，和那场战争的确无关。

然而正如这里许多其它族裔的感受——不少日本人对自己的感受十分敏感，但对别人的感受则十分迟钝。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才对自己无辜失去自由耿耿于怀，却对遭受日本侵略国家民众更无辜地受到奴役浑不在意；对自己所受不公感到愤懑，而对被侵略国家民众所受更大不公茫无所知；对自己等不到一声“对不起”感到委屈，而对中国人因等不到谢罪而产生的怒气感到不解，甚至对加拿大华人要求将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写入当地历史教科书感到不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儒家经典早在明代就在日本广为流传，但也许是没有科举制度所致，儒家思想在日本始终难以渗透到民间和社会，“只顾自己感受，不顾他人想法”的思维定式，依旧影响着许多日本人——哪怕是海外日本人——的潜意识。

“雁群效应”

在非洲贝宁经商时，认识了一个在当地经营车行的日本人，异国他乡，又都是孑然一身，工作不忙时便时或都操起法语，海阔天空的攀谈几句。

那个日本人最喜欢谈的便是“雁群效应”：日本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四小龙”，再带动其它亚洲国家，“最后整个亚洲都发展起来，包括你们中国也会发展起来”，其实，那时候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

当然，这个“雁群效应”的核心是“头雁”，在他看来，没有头雁的领导，“雁群效应”就无法实现，因此，“小雁”们首先要“尊重头雁的领导”，其次，要恪守分工，否则对大家都不好。

他抱怨亚洲的“小雁”们越来越不“规矩”，因此“头雁越来越难做了”，当然，他所指的头雁是日本，而且在他看来，必须是日本，只能是日本。在他看来，只有规规矩矩地回到“头雁领导”的秩序中，亚洲才能真正崛起。

当时在贝宁，中国商人已经占据了许多领域的商业优势，这让他感到不快，因为照他的说法，以往这里有很多日本商人，但现在越来越少了。

“你们觉得这样好么？没有秩序，你们把市场搞得一团糟，知道么，日本人经营的时候，一匹裤料布可以卖15万西非法郎，现在你们只能卖6万。”

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们觉得很好，没错，他们当初卖15万一匹，可是几天才能卖一匹，而现在中国人有时一天就能卖掉半个货柜。

我告诉他，他的这套逻辑，跟二战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如出一辙，他居然毫不含糊地认可了，因为在他看来，“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人从白人手里解放出来”，是有利于亚洲各国的，“只是操作得粗暴了一点”。

他去过印尼、东马来西亚，他也承认，他的这个说法，在那些地方并没有多少共鸣。

当然不会有，殖民者就是殖民者，自由是人之本性，任何一个酷爱自由的民族，都不会接受外来统治者的奴役，不管其肤色是白还是黄。

然而他听过的课，读过的书，看过的漫画，以及听过的故事，都是这样说的，对于他而言，冥顽不灵、不可理喻的，是我们这些“奇怪的人”。

时代在变，但日本人、包括海外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认识，日本社区讨论相关问题的氛围，却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地方，土壤、氛围如此，又怎能指望他们正视这个本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话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