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获罪杀人数万：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上）

文字狱，是指公权力对于个人或团体的创作中的不利内容敏感，于是对其展开搜捕和迫害行动。通常见于威权或专制社会，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

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

顺治四年（1674年），发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

康熙朝有两起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一起是发生于康熙初年尚未亲政时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发生于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庄廷拢，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庄廷拢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敲诈不成，反去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庭中的辐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南山集案：方孝标曾到云南做吴三桂的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著作中并无真正抵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书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书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犯了清朝的大忌。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不过后来康熙下令只杀戴名世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百余人改为流放宁古塔。

到了雍正朝（1726年），发生了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查嗣庭试题案”。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出自《大学》。但这句话却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说“维止”二字乃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轻信大怒，令查嗣庭斩首。

后来又发生了吕留良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中某些观点被湖南两个书生利用，到处进行谋反活动，影响甚广。雍正大怒，把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将他的后代、学生以及为他刻书藏书者连同家属一律处死。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 乌台诗案：才子苏轼的文字狱
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有人反过来说，这种危险其实成就了这些才气乱冒者，让他们写出传世的诗文，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受难的当口，当事人似乎没有这样自觉的受虐意识，几乎没有不想早点摆脱苦难、过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国文坛上，苏轼几乎就是才华的同义词。虽然文人琴棋书画都要弄一点，但在诗、词、书、画都有成就的却并不算多。就当时而言，苏轼在歌伎舞儿中大红大紫，哪个不唱苏子瞻的词？如果有幸运儿得到品题，自会身价百倍，缠头不知要多得多少。苏轼的诗词歌赋值钱，书画也宝贝，当时就能拿来换钱换物，有个朋友嗜羊肉，一馋了就找个借口到苏轼那里骗幅字去换上几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华横溢而且有幸在生前爆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点多嘴的毛病，在政坛，则表现为对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议”乃至“横议”，令当局者满是不痛快。苏轼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后，发福得紧，肚子很大，一日闲来，要诸姬猜他肚子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人猜才学，有人猜智慧，只有爱妾朝云说道：相公那里面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点头称是。此公为官一生，始终不知道“站队”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总有话说，朝廷不变法他不满，变了法他更不满（等到反对变法的一派上台，尽废新法，他还是不满意，当然这是后话了），摊上文字狱，委实也是“罪”有应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 “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了十年，这个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其是非功过，史家仍在聚讼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变法本意就是强化行政干预的力度，因此给了官吏们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实行过程中，老百姓不大可能如文革中批儒评法运动中所说的那样欢天喜地。这一年，苏轼由杭州调任湖州知州。

前面说过，对变法苏轼是不满意的，属于经常说三道四的反对派。不过，跟大批因反对变法而遭到贬斥的官员不同，苏东坡由于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鱼米之乡享福，这让许多新党人士很是不平，因为苏轼“诽谤”新政的诗文的杀伤力，实际上并不弱于旧党领袖司马光的长篇奏折，用御史舒亶的话说，苏轼讥讽新政的诗，“小则镂版，大则刻石，流布中外，自以为能”，换句话说，政治影响极坏，不动动他难以“平民愤”（应该是官愤）。所以，苏轼在湖州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稳，御史老爷的弹章就接二连三地递到了神宗皇帝的手里。先是御史何正臣，继而御史舒亶，再则御史台的领班御史中丞李定。

于是，苏轼被逮到了东京汴梁，关进御史台受审，人称“乌台诗案”。典出于《汉书》朱博传，汉朝的御史府柏树森森，常有成群的野乌鸦栖居其上，朝出暮归，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估计这里也有骂御史们乌鸦嘴的意思）。苏诗人进了乌台，严刑拷打倒是不多，不过审讯官们不是吃素的，昼夜连轴提审则免不了，在触及灵魂的同时，偶尔也要触及一下皮肉。苏轼在仅能容身的临时牢房里一直呆了4个月零12天，几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写过的所有可疑诗文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参考书都不给，全要凭诗人的记忆），一时间，苏轼的诗几乎成了今文经学家眼里的《公羊传》，御史老爷们拼命从里面寻找微言大义，以便罗织苏轼谤讪朝廷的罪名。说苏轼诽谤的新政已经远远不够了，审讯者所想要的是将此狱锻炼成诽谤皇帝的重罪，虽然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为此，苏诗中所有涉及“龙”字的诗句，都被反复追究，上挂下联，审讯者的想象力居然大到这样的程度，苏轼有首咏老松的诗，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其实无非是说松树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审讯的御史老爷却认为这是影射，讲蛰龙的实际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绝没有一点让文革时期的专案组专美于后的意思。当然，在寻找大罪名的同时，苏的生活细节也没有被放过，从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惯例，因此，连苏轼借朋友的钱没来得及还，托朋友裱画没有付费这样的斗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来，作为罪状上报。

因言得罪，株连必广。苏轼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平时诗酒唱和，鱼雁往来，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几，到了这时，凡是和苏轼有过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叹晦气，因为必须得交出苏的诗文和书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过。一时间，翻箱倒箧，鸡飞狗跳，众文人被搅扰不说，还要被罚铜（俸），连死去的欧阳修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一样要因老子与苏轼的交往受到惩罚，身为驸马的王诜和苏轼的弟弟苏辙，因与苏轼的关系太深，有通风报信之嫌，因而被贬官。 北宋第一个文字狱
乌台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个文字狱，兴狱者深文周纳，必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已。由于没有先例，狱里狱外，大家都不晓得结局将会如何，一时空气相当紧张。苏轼遭难，儿子苏迈一直在外面为父亲打探消息，苏轼跟儿子约定，如果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鱼。一次，苏迈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为送饭，朋友好心，做了几条鱼送进去，苏轼一见，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不仅鱼没有吃，连绝命诗都做好了。当然，此案的结果并没有这么悲惨，皇帝最后否决了御史老爷给苏轼定的最严重的罪名——针对皇帝的恶毒攻击罪，仅仅以反对新政的罪名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品级虽然降得不多，但从实权的富裕地区地方长官变成了虚衔的军职，而且不许签署公事，等于“挂”了起来。在黄州，苏东坡很是闲了一阵，在四处闲逛，跟渔夫酒徒厮混之余，还在江边的东坡上开了一块地，由此自命“东坡居士”，还烧出了著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的牢狱之灾，在文学史上一向是作为文人遭嫉的典型来解读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苏自走出巴山蜀水以来，文名满天下，而苏轼又是三苏中的翘楚，早早的就接替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遭人嫉恨，原是应有之意。更何况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无遮拦，看不惯就说，交结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连一向稳重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之辈都对苏轼颇有微词，嫌他“轻浮”。而且，文人相轻，并不只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纵，难免会干出些嫉贤妒能的事来。看过《梦溪笔谈》的人，大多会认可作者沈括的才华与见识，但还在御史老爷们弹劾苏轼之前，他担任两浙察访使期间，在杭州与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交往甚密，临走前特意向苏讨要了几首近作，说是作为纪念，回过头来却详加“注释”附在考察报告里，交给了皇帝，虽说没有即时兴起大狱，但对后来苏轼的遭难，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铺垫作用。对此苏轼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谪居黄州时，爱妾朝云为他生了个儿子，三朝洗，他给为儿子做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苏轼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别人对他的嫉妒不无关系，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苏轼固然恃才，但远没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换言之，他离一个狂士还有相当距离。朝中大老，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赏其才华的也大有人在。乌台诗案案发，不仅旧党人士连声抗议，连偏向新党的宰相吴充也劝神宗皇帝赦了苏轼，甚至连王安石都表示不满（王时已罢相，但新法依旧在推行），上书营救，新党的另一中坚人物章惇也出来为苏轼说话。其实神宗皇帝自己，对苏轼也是相当赏识的，在此案之前，尽管明知道苏轼反对他所钟爱或者说迷信的变法，但依然优待这位才子，让苏轼在江南温柔乡里过了许多年依红偎绿、浅斟低唱的日子。实际上，导致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属于新党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讨厌苏轼反对变法，骨子里则有公报私仇的因素，因为苏轼曾经攻击过李定不为母亲服丧，这在那个时代的确过于有杀伤性。二是苏轼利用诗歌对变法的冷嘲热讽，的确让迷恋变法的神宗头痛，或者说，影响了变法大局。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恶性循环，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所谓的新旧党人其实是有共识的，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在于怎么改，而不是改还是不改。在现在看来，新党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吕惠卿、章惇等人，对于改革所引起的民生问题，心理承受能力要比旧党的司马光和苏轼他们要大得太多，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实现国家强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个对着国家强盛有着执着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继续忍受朝廷对外战争中的耻辱，急于展示大国和强国的面貌。王安石变法的快速增强国家能力的思路，实在很对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价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制度上，君权最弱，为了防止军人暴政而形成的优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传统，使得皇帝推行变法的“乾纲独断”往往流于形式。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神宗需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有某种突破，这个时候，恰好御史台盯上了苏轼。监察部门从来都是皇帝制约和平衡行政体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北宋，这个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说，个别御史的意见还可以无视的话，那么，御史台的整体声音，是皇帝必须要重视的，更何况，这个声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尽管整个皇室对苏轼非常喜爱，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苏的才华，但为了大局的需要，苏轼也只好做牺牲了。

应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苏轼还是幸运的，如果他早生几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里，或者晚生几年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可以肯定地说，他就没有机会发明东坡肉了。只是，有着历代最宽松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乌台诗案之后，改革越来越变了味道，改与不改，只是两派或者多派势力的权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后一个小皇帝追得跳了海。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之异葩奇观

　　最早的文字狱：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GTS5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请看朱元璋先生的光荣事迹：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府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之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道”，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制造文字狱的最高境界：乾隆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

　　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  

　　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o^ 清朝的文字狱：内行治理内行
张宝明

如果说这是“外行治理内行”的话，那么清朝的文字狱呢？笔者给它起了个绰号：“内行治理内行”。在看似非常有道理的治理中，士人或说知识分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修理”。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主要打击怀念明朝的上层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此时的手段之多元化、名目之繁多可以说登峰造极，中国古代文字狱发展到这时也可算是“国粹”之一种了。

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清朝的统治者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极其残忍，文字狱这时已经从诛一人逐渐发展为瓜蔓抄式的株连，诛族、凌迟、分尸，司空见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们并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把中国搞得万马齐喑、暗无天日、奴才遍地， 联袂演绎了一百多起血腥的文字狱，著名的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南山集》一案。最后戴名世被处斩，方孝标被戮尸，牵连数百人。

笔者不欲从繁杂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打捞出更多的典籍以进一步印证清朝文字狱的史实。但这里却要指出一个历史的真实：清朝文字狱已经从单纯的维护本朝统治的政治性目的走到了对独立思想和危险言论的钳制。当然，这个钳制也属于维护政治统治的范畴，但在意义上却已经与单纯的“维护”不可同日而语了。从株连数百人的数字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从明末举人李贽“童心”、“真性”思想直到乾隆时期还成禁书的历史来看，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启蒙”倾向已经成为朝廷防范的主要对象。乾隆以后，言论自由每况愈下，章太炎和邹容被牵涉进去的《苏报》案再度预示着士人们命运的艰辛与沧桑。从文字狱的视角上看，最是文人不自由。“学说”其实是不让说，有“学”可以，但不要“说”。“说”，不但多辱，而且多死。李大钊先生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 《每周评论》第24号）为此，士人付出的代价太沉重！

士人舞文弄墨，可以看做是一种风雅之举；士人两袖清风，只能归结于人生的不幸；但士人的“因言废人”则只能归咎命运的残酷。最后，我想用手头上奥地利学者弗朗茨·乌可提茨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中的话结束本文的文字狱述说：“我们应该放弃那种以人为牺牲品的道德。”笔者要补充的是：尽管你有各种吸引你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雍正朝曾静吕留良案
　清世宗雍正继位之后,“文字狱“风波更加严重,可谓到了谈字色变的程度。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江西考官查嗣庭,在一年身为考官出试题“维民所止”。试题一出,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雍正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是胤祯的年号,去了头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胤祯听信谗言,不禁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此时,查嗣庭糊里糊涂,不知自己身犯何罪,待弄明真相,摇头苦笑道:“我出的试题乃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话:“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儒学经典《大学》引用过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千里土地,实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我这是歌颂皇上的圣德,何来反逆之意?“胤祯马上差人找来《诗经》和《大学》,见果真有“维民所止”一语,顿时傻了眼,但顾全自己颜面,强词夺理,硬说“维民所止”就是“犯上”显属“悖逆”,查嗣庭无辜遭祸,含冤死于狱中。令人不耻,胤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英明”,下令将查嗣庭戮尸枭示,长子坐死,家属充军。

　　“文字狱”造成文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无人敢吟诗作对,而政治局面变的万马齐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冤案最出名的数为吕留良事件。吕留良在明朝灭亡以后,他曾参加为反清复明却没有成功,此后在家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官员游说或威胁他没得就范,吕留良心灰意冷出家为僧。之后,他便躲在寺院里著书,其内容对清王朝统治者有强烈的不满。幸好书著成没有流传,吕留良也不久离开人世。

　　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机会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遣派学生张熙从湖南寻迹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遛下的文稿。张熙此次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与他们相谈有相见太晚之感。张熙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个见面,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统治之事十分愤慨,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清王朝。

　　汉族大臣岳钟琪讨伐边境叛乱立了大功,受到雍正帝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曾静与他们相议,如果劝动岳钟琪反清,成功大有希望,于是曾静写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拆信后,大吃一惊,却面不落形色,问张熙:“你是那里来的,你可知此信直斥当今圣上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的严重后果性吗?”

　　张熙面不改变道:“我此次前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何惧后果呢!将军可知与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吗?“岳钟琪道:“此话怎讲?”

　　张熙道:“将军姓岳,是南宋岳武王(岳飞)的后代子孙,而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王爷当年被秦桧与金人相互构结冤死风波亭,这难道不是世仇吗?此时将军手握重兵,正好替岳王爷报仇的最佳机会!”

　　岳钟琪听之后思量利害关系,命令手下把张熙打进牢监,交给当地官吏审问,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众官吏拿他没摺。岳钟琪看情形不对,第二天吩咐官吏释放张熙,秘密接见他,假惺惺地道:“昨日之事只是权当试探,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不慎重考虑,如何叫本将军相信真伪呢!”

　　张熙其先不相信,经不住岳钟琪郑重其事的假面具与起重咒,才相信了他。两人经过多次商议,感情逐渐升级,可谓无话不谈的程度,张熙就把此次传信是老师曾静的意思,希望能得岳将军的相助早日恢复大明江山之事抖了出来。岳钟琪听之,一面派亲信急忙到湖南缉拿曾静,一面立刻拟好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快马加鞭一一呈报了雍正帝。

　　雍正看了怒气冲天,下旨逮捕曾静、张熙押解进京,严刑拷问。此时,张熙方知上了岳钟琪的当,悔之晚矣,想辩解无用了。此案牵涉吕留良家与两个学生。而吕留良已死,雍正下旨把吕留良的刨坟劈棺,而他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落得满门抄斩。还有不少文士相信吕留良学著,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宋朝 秦桧小史案
起著雍执徐正月，尽上章敦牂三月，凡二年有奇。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绍兴十八年（金皇统八年）

　　春，正月，甲子，以永祐陵近在会稽，准先朝故事，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荐献，季秋
刚御史按视。

　　丁丑，左承议郎张阐添差通判泉州。

　　自秦桧专国，朝士为所忌者，终身以添倅或帅幕处之，未尝有为郡者。

　　二月，乙未，参知政事段拂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以殿中侍御史
余尧弼、右正言巫亻及奏劾之也。章再上，寻落职，兴国军居住。

　　签书枢密院事汪勃兼权参知政事。

　　壬子，右承事郎、监登闻鼓院徐琏面对，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铭鼎彝，
侑食清庙，以劝万世。国家远稽三代，肇造原庙，凡在佐命辅弼，皆绘像庙廷，以示报功
之意。陛下绍开中兴，复崇原庙，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飨辅弼不过十馀人，今其家之子
孙，必有绘像存焉，望诏有司访求，摹于景灵宫廷之两壁。”诏礼部讨论。

　　乙卯，金主如天开殿。

　　三月，壬申，名行宫之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

　　时殿前招军，多诱致乡民及负贩者。丁丑，命川中大将吴璘、杨政招流民之失所者，
遣发以补其额。

　　壬午，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秦熺知枢密院事。

　　秦桧问敕令所删定官胡宁曰：“儿子近除，外议如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不必
袭蔡京之迹。”宁，安国子也。

　　乙酉，诏：“私擅渡淮及招纳叛亡之人，并行军法。”后诏：“津载及巡防人故纵，
与同罪；失察者，减一官。”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庚寅，策试正奏名进士于射殿，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赐及第、出身。

　　庚子，左中大夫、知枢密院事秦熺罢，为观文殿学士、左通奉大夫、提举万寿观兼侍
读、提举秘书省。熺言：“父子共政，理当避嫌。”故有是命。仍诏熺应干请给，并依见
任宰臣例，立班左右仆射之次。

　　辛丑，金遣参知政事秉德廉察官吏。

　　乙巳，特奏名进士俞舜凯等四百五十七人，武举进士柯燕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赐第
、授官有差。

　　庚戌，金主至自天开殿。

　　先是金命修《辽史》，甲寅，告成。

　　五月，辛酉，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沈该言：“国家秉火德之运以王天下，望用故事
，即道宫别立一殿，专奉火德，配以阏伯而祀以夏至。”从之。后建殿于太一宫，名明离
。

　　甲子，绘配飨功臣像于景灵宫廷之壁，皇武殿赵普、曹彬，大定殿薛居正、石熙载、
潘美，熙文殿李沆、王旦、李继隆，美成殿王曾、吕夷简、曹玮，治隆殿韩琦、曾公亮，
大明殿富弼，重光殿司马光，承元殿韩忠彦，凡十有六人。

　　丙子，金主使龙虎卫上将军、会宁尹萧秉温、昭武大将军、充东上閤门使申奉颜，来
贺天申节。始燕射于玉津园，自是遂为故事。

　　癸未，保信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添差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李显忠，
落军职，降授平海军承宣使、提举台州崇道观，本州居住。

　　先是金使尝言显忠私遣过界，诏令分析。会显忠上恢复之策于朝，奏桧怒，乃奏显忠
不遵禀闻，止用申状，故有是命。

　　六月，癸巳，帝谓大臣曰：“每岁决狱，闻宪臣第遣属官代行，徒为文具。可令亲往
所部，具所决名申尚书省。”

　　诏：“自今尝于伪楚明受伪命之人，不得辄至国门。”

　　时左从事郎廉布入都调官，右正言巫亻及言：“布乃张邦昌之婿，覆载所不容，而无
忌惮若此，望赐处分。”故有是旨。

　　庚子，命监司、郡守约束县令，无使非理扰民。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兼权秘书省校勘书籍林大鼐议，始祀九宫贵神于东郊。坛二成，
高三尺，方十有二尺。上为小坛九，纵广皆八尺，高尺有半。岁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礼如
感生帝。

　　乙巳，敷文阁待制、知临安府赵不弃守尚书工部侍郎。

　　丙午，贤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

　　乙卯，金以平章政事萧仲恭为行台左丞相，以左丞亮为平章政事，以都点检唐古辨为
尚书左丞。

　　秋，七月，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西转运判官贾直清，请于县官中以有出身人兼县
学教导，帝谓大臣曰：“州县选官教导，乃教化本原，将来三年科场，亦有人材可备采择
。”乃令礼部参酌，如所请。

　　知临安府汤鹏举请修淮、浙沿流皇华使馆，从之。

　　乙亥，金御史大夫布萨达曼罢，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鲁岱为御史大夫。

　　戊寅，以尚书左丞唐古辨奉职不谨。杖之。

　　八月，癸巳，权礼部侍郎沈该，乞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
，馀人同出身，从之。

　　丙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汪勃罢。

　　勃为言者所攻，以亲老，乞归养。诏依旧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丁酉，工部尚书詹大方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寻权参知政事。

　　戊戌，金监修国史、太师宗弼等进《太祖实录》。

　　庚子，金以尚书左丞相勖领行台尚书省事，以右丞相宗贤为太保、尚书右丞相。丙午
，以行台左丞相萧仲恭为尚书左丞相。

　　癸丑，刑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周三畏罢。以侍御史余尧弼论其兼领二曹，一切要誉，
归怨朝廷也。

　　甲寅，国子司业陈诚之权尚书吏部侍郎。

　　大理卿韩仲通权刑部侍郎。

　　闰月，庚申，亲卫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驻答刂御前选锋军同副统制梁兴卒。

　　兴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飞于江夏，从军凡十年。

　　金宰臣以西林多鹿，请金主出猎，金主恐害稼，不允。

　　丙寅，金太庙成。

　　戊辰，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请太学生入学五年不与荐及公试不入等者，除其籍，从之
。

　　壬申，命起居舍人王墨卿，武经大夫、惠州刺史、閤门宣赞舍人苏华贺金主正旦；权
尚书礼部侍郎陈诚之，武经大夫、吉州刺史、权知閤门事孟思恭贺生辰。

　　乙酉，诏：“自今奉使下三节人过界，与北人博易者，徒二年；使、副不觉察，与同
罪。”

　　初，福建路自创奇兵，虔、梅草寇不敢复入境。至是悉平。诏以巡检陈敏以所部奇兵
四百及汀、漳戍兵之在闽者并为殿前司左翼军，即以敏为统制官，留戍其地。

　　神武中军，旧止三部，自杨存中职殿前，始增为五军，又置护圣、踏白、选锋、策选
锋、游奕、神勇、马步凡十二军。时江海之间，盗贼间作，乃分置诸军以控制之，如泉之
左翼，循之摧锋，明之水军，皆隶本司，总七万馀人。由是殿前司兵籍为天下冠。存中又
制诸军戎仗，以克敌弓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乃增损旧制，造成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
未竟而此三发矣。

　　九月，甲辰，侍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余尧弼试御史中丞。

　　丙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詹大方薨。

　　丁未，右司谏兼崇政殿说书巫极试右谏议大夫。

　　丙申，金尚书左丞唐古辨罢；以左宣徽使禀为尚书左丞。

　　冬，十月，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讲余尧弼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

　　辛酉，金太保、领三省事、都元帅、越国王宗弼薨，后谥忠烈。

　　十一月，乙酉朔，秘书少监张杞，言感生帝之祀，尚寓招提，祭以酒脯，请复用牲、
玉，升为上祀，从之。

　　乙未，金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县长吏当并用本国人，金主曰：“四海之内，
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
色人，量才通用之。”

　　己亥，新州编管人胡铨移吉阳军编管。

　　先是秦桧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时鼎、光皆在海南，广东
经略使王铁问右承议郎、知新州张棣曰：“胡铨何故未过海？”铨尝赋词云“驾巾车归去
，有豺狼当辙。”棣即奏铨不自省循，与见任寄居官往来唱和，怨望朝廷，鼓唱前说，殊
无忌惮，于是送过海编管。

　　棣选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项筒过海。铨健步赴贬，人皆怜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廉
得崇以私茗自随，械送狱，且原饷铨。时诸道望风捃摭流人，以为奇货，惟趯能与流入调
护，海上无薪粲百物，趯辄津置之，其后卒以此得罪。

　　辛丑，金以尚书左丞相宗贤为左副元帅，以平章政事亮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以参知
政事秉德为平章政事。

　　丁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邕州观察使董先。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平江
府驻答刂。

　　初，岳飞既死，先自武昌召还，为步军司统制。先与管军赵密不协，于是离军，领殿
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怜其才，赆遗甚厚。

　　庚戍，金左副元帅宗贤，复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

　　十二月，乙卯朔，复连州连山镇为县。

　　金以右丞相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以左丞相亮为尚书右丞相。

　　丁卯，布衣孙尧佐上书，乞嗣安定郡王与濮王之封，诏太宗正司具名闻奏。

　　己巳，大理评事莫濛言：“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而河渠为甚急，宜命守
臣因农之隙，浚其堙塞。”庚午，帝谕大臣曰：“可使漕臣募夫浚治，因以济接饥民，则
公私两利矣。”

　　壬申，宰执进呈经界事讫。帝曰：“诸州月桩钱，昨已例减，要当尽行除罢。”秦桧
即谕户部侍郎李椿年、宋贶以经总钱措置赡军。

　　乙亥，金以左丞相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

　　庚辰，金遗金吾卫上将军、殿前右副都点检召守忠，昭武大将军、同知宣徽院事刘君
诏，来贺来年正旦。

　　先是金左丞相亮之为中京留守也，与明安萧裕善。裕倾险敢决，亮每与论天下事，裕
揣亮有觊觎心，密谓亮曰：“先太师为太祖长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属。公诚
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亮喜之，数相荐引，由兵部侍郎迁同知南京留守，改北京同
知留守事。

　　时金旧臣宗弼既殁，皇后益揽事权。奚人萧肄，有宠于金主，复谄事皇后，恣行不法
。亮内蓄逆谋，无所顾畏。尚书省令史高怀贞素与亮狎昵，亮尝与各言所志，亮曰：“吾
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
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夫、佞人皆知其志。

　　是岁，夏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曰《新律》。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十二月
，改天德元年。己巳，一一四九年）

　　春，正月，甲申朔，帝以太后年七十，即宫中行庆寿礼。

　　丁亥，诏信阳军拨隶淮西。

　　己丑，北使召守忠等辞行，置酒垂拱殿。时在上辛祈谷致斋之内，礼官援治平故事请
用乐，从之。自是以为例。

　　戊戌，金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宗贤罢。以领行台尚书省事勖为太师、领三省事，
以同判大宗正事充为尚书左丞相，亮兼元帅。

　　亮生日，金主使近侍大兴国赐物，皇后亦有所附赐，金主知之，不悦，杖兴国百，追
还其赐物。亮由此愈不自安。充，宗干长子也，寻薨。

　　丙午，金以右丞相亮为左丞相，以判大宗正事宗本为尚书右丞相，以左副元帅宗敏为
都元帅，以南京留守宗贤为左副元帅兼西京留守。己酉，宗贤复为太保、领三省事。

　　二月，甲寅，金以会宁牧唐古辨复为尚书左丞，以尚书左丞禀为行台平章政事。

　　甲子，复置雷州遂溪县。

　　庚辰，帝谓辅臣曰：“每岁市马，悉付镇江王胜军而未见孳生之数。宜分送诸军，仍
立赏罚。”于是岁发川马二百匹进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七
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又以秦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马、步各千。自是
岁为定例。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帝不视事，百官守职，过时乃罢。

　　甲申，诏：“皇太后庆寿，亲属各进官一等，慈宁殿官推恩有差。”

　　庚子，帝谕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经理。民复业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尽力田
亩，数年后方可起税。”

　　辛丑，金以尚书右丞相宗本兼中书令，以左丞相亮为太保、领三省事。

　　亮益求名誉，引用势望子孙，结其欢心，金主不悟。

　　甲辰，诏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郑刚中，许用议减，特免禁锢，移封州安置。


　　初，秦桧怒刚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务郎良嗣，与将吏宾客即江州同系，遣大理寺丞汤
允恭、太府寺丞宋仲堪往鞫其事，掠治无全肤。狱成，刚中坐任四川宣抚副使日，被旨收
捉过界偷马盗贼，全不遵奉，凡事干边界，常是怀奸异议，阴与见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害
国事；又，辄违朝命，出卖度牒，收钱五十五万馀缗；又，专辄起置钱监铸钱，擅便支使；
及违法请过供给厨食
等钱一万三千馀缗入己；刚中欲并都转运司入宣司，遂将钱物赠移士人，令赴行在上书开
陈，既并运司，违法私使过钱十二万馀缗；及有诏置总领钱粮官，刚中不喜，豫作缘故，
收桩隐匿，计四千馀万缗；又欲归怨朝廷，乃说谕统兵官，令为总领，尽数交并钱物，无可
送遗；及被旨令赴行
在，乃忿怒迁延，收匿札子，不即起发，多带官物，在路妄用；法当死，特有是命。良嗣
贷死，送柳州。右朝请郎张汉之，尝主管宣抚司机宜文字，坐依随刚中，亦除名，送宾州
编管。右奉议郎赵士祃，尝通判荆南府，坐不即拘收刚中随军钱物，特除名。右武大夫、开
州刺史、御前中部统
领官张仲，亦坐依随刚中，追横行一官，勒停，送本军自劾。即日擢允恭尚书刑部员外郎
，仲堪仓部员外郎。

　　刚中至贬所，守臣左朝请郎赵成之希桧意，每窘辱之，刚中竟卒于贬所。

　　夏，四月，乙卯，权礼部陈诚之，权知閤门事孟思恭，贺金主生辰还。秦桧白帝曰：
“大金书词丁宁，盟好甚切。”帝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馆舍极宏壮，思恭等所得马
亦皆上驷，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戊辰，日左右生青赤黄珥，太白犯月。金国太史言不利于君，大臣将作乱。壬申，金
京师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金主寝殿，烧帏幔，金主趋别殿避之。丁丑，有
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

　　五月，甲申，创太庙斋殿。

　　乙酉，户部员外郎周庄仲请复蜡祭之礼。其礼，东西方百神视感生帝，南北方视岳渎
，皆以腊前一日祭之。

　　戊子，金杀翰林学士张钧。

　　时金主以天变，欲下诏罪己，命钧视草。钧意谓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
惟德弗类，上干天戒”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参知政事萧肄素恶钧，乃译奏曰
：“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者，弗晓人事；眇者，目无所见；小子，婴孩
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金主大怒，命卫士拽钧下殿，搒之百，不死，以手剑剺
其口而醢之。赐肄通
天犀带。

　　是日，曲赦上京囚。

　　金主问群臣曰：’张钧谤讪，谁使为之？”左丞相宗贤曰：“太保实然。”金主不悦
。庚寅，出太保亮领行台尚书省事。

　　亮道过北京，谓同知留守事萧裕曰：“我欲就河南建立位号，先定两河，举兵而北，
君为我结诸明安以应我。”定约而去。

　　庚子，金主使龙虎卫上将军、殿前左副都点检唐括德温，昭武大将军、四方馆使高居
安，来贺天申节。

　　六月，辛亥朔。故事，宗庙时祠，以宗室观察使以上充初献，刺史以上充亚献、终献
。其后以宗室数少，乃请初献以防御使以上，亚、终献以遥刺以上。至是正任止三人，壬
子，大宗正司请权以遥团以上充初献，将军以上充亚献，许之。

　　己未，金以都元帅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都元帅，左丞相宗贤兼都元帅。

　　辛酉，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代还，言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
毙，请取古今名方治瘴气者集为一书，颁下本路，从之。

　　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杨惇知舒州，代还，请戒监司、守臣修水利，诏付户部
。帝曰：“平江堤堰不修，岁输米比旧亏十万斛。临安西湖，民间灌溉所资，其利不细，
岁久亦填污，宜悉令修治。”

　　八月，庚戌朔，昭信军承宣使、镇江府驻答刂御前诸军统制王胜卒，谥毅武。

　　癸丑，复泰州兴化镇为县。

　　庚申，金以刘筈为司空，行台右丞相如故。

　　宰臣议徙辽阳、渤海之民于燕南，从之。侍从高寿星等当迁，诉于皇后，后以白金主
。金主怒议者，杖平章政事秉德，杀郎中萨哈。

　　辛酉，宗正寺丞王葆言：“国家设法，应女户、单丁与夫得解举人、太学生并免丁役
，盖本先王仁先孤寡，贵肄多士之意。顷议者历陈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挥。臣谓进
纳杂流之人，物力高强，虽系单丁，自应雇募，至若前项三色亦令雇募，似为矫枉之过。
且女户而无子孙，与虽有子孙而年在幼弱，皆穷民之无告者，若遽使当力役之事，则公私所
费，必倍于豪强。故
昨来指挥，寡妇有男为僧、道成丁者，并许募人充役，正恐奸民旋行规避尔。今州县之间
，舞文以虐无告，则或指远适之缁黄为某氏之子孙，初不以存亡为别也，因使寡妇守志者
，不免于执役困悴之患，其势迫而行者，家赀产业或破坏于后夫之手，是岂朝廷勤恤民隐之
本心乎！得解举人名
已登于天府，今乃同籍于役人；太学生身已隶于上庠，今乃心累于执役。是二者，其家或
有兼丁，则力役自不妨充募，若乃单孓一身而奋身庠序者，不得自别于齐民，甚非陛下仁
先孤寡、贵肄多士之意。望特诏有司重加省定，庶几孤寡得所而士知爱重。”帝曰：“单丁
、女户，旧法免差役
，后以许免者多，有司遂有雇募之请。宜令户部详其的确利害来上。”葆，昆山人也。既
而本部请女户无子及得解举人、太学生单丁，并免身役，即特旨及因恩免解人，听募人充
役，官司毋得追正身，从之。

　　丙寅，太常少卿张杞充大金贺正旦使，武节大夫、和州团练使、知閤门事赵述副之；
直秘阁、知临安府汤鹏举守司农卿，充贺生辰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带御器械石清副
之。通好后，以庶官出疆自此始。

　　甲戌，诏以景灵宫绘像功臣之副藏于天章及秘阁，复故事也。

　　九月，辛卯，惠州刺史、知閤门事宋篯充大金贺正旦副使，以赵述疾告也。

　　丙申，金复以领行台尚书省事亮为平章政事。亮行至良乡，召还，未测金主意，大恐
。既至，金主复任之，而亮逆谋益切。

　　初，左丞唐古辨，右丞相秉德，以被杖怨金主，与大理卿乌达谋废立，乌达以告亮。
它日，亮与辨语及废立事，曰：“若举大事，谁可立者？”辨曰：“其胙王元乎？”问其
次，曰：“邓王子阿林。”亮曰：“阿林属疏，安得立！”辨曰：“公岂有意耶？”亮曰
：“果不得已，舍我其谁！”于是旦夕相与密谋。

　　左卫将军特斯疑之，以告皇后曰：“辨等每窃窃私议，窃疑之。”后以告金主。金主
怒，召辨谓曰：“尔与亮谋何事？将如朕何！”杖之，馀释不问。

　　戊戌，金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以左副元帅宗敏领行台尚书省事，以平章
政事秉德为尚书左丞相兼中书令，以司空刘筈为平章政事。

　　庚子，金以御史大夫宗甫参知政事。

　　金平章政事亮，以胙王元有人望，欲除之。会河南军士孙进自称皇弟阿禅大王，金主
疑皇弟二字或在元也，使特斯鞫之，元状。亮怨特斯泄其谋，而知金主有疑元心，乃上言
：“孙进反有端，不称它人，乃称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元及扎拉耳，特斯鞫不以实，故
出之。”金主以为然，使唐古辨、萧肄按问特斯，特斯自诬服故出元罪。十月，金主杀其弟
北京留守胙王元、安
武军节度使扎拉及左卫将军特斯。亮乘此挤阿林，杀之。阿林弟达兰，金主本无意诛之，
亮曰：“其兄既已伏诛，其弟安得独存！”又杀之。金主以亮为忠，益信任之。遂降诏大
赦。

　　丙辰，右承议郎、知新州张棣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以其再劾胡铨也。至官一
日卒。

　　时责授濠州团练副使洪晧在英州，闽人右承务郎倪誉为守。誉老矣，内无奥主，闻棣
以巧中迁客取使节，欲效之，即使兵马都监伺其隙，捕晧家奴置狱中，酿成其罪。未及发
而誉死，事乃解。

　　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完，勒停，送肇庆府编管。

　　永宗为湖南马步军副总管，居邵州。永宗以尝立军功，给真俸。守臣右韩散郎石稽中
，知永宗为秦桧所恶，劾其冒请全俸，当计以赃，请下守臣阅实。稽中先以计取永宗所受
御札送桧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诏稽中依条追理。稽中选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一簪不
得留。既而稽中语其僚曰：“前赴其家燕集，以一器酌寿，今此器不见，岂隐之耶？”其残
刻如此。

　　己巳，初复诸陵?赞宫荐新之礼，用太常博士晋陵丁娄明请也。

　　癸酉，金以翰林学士完颜京为御史大夫。

　　金皇后费摩氏专政，性妒忌，挟制金主，故金主多以忿怒杀人。十一月，金主以积忿
杀后，召胙王妃萨摩入宫。既而又杀德妃乌库哩氏、瓜勒佳氏、张氏，于是宫中近侍皆惧
矣。

　　辛卯，帝亲飨太庙，至櫺星门，降辇，步趋斋殿，虚小次不入。壬辰，合祀天地于南
郊，大赦。

　　甲辰，诏诸郡行乡饮酒之礼以取士。

　　先是司农卿汤鹏举言：“举人多冒贯求试，请于未下科诏前，令州县长吏籍定来岁当
应举人名，州县学职事覆实，申教授预先引保，委无伪冒，然后许赴乡饮酒。若临时投状
射保者，并不收试。”事下礼部。至是颁行焉。

　　金主出猎。十二月，己酉朔，还京。

　　壬子，军器监王会权尚书兵部侍郎。

　　金平章政事亮，与其党既定逆谋，欲得护卫图克坦额埒楚克、布萨思恭、近侍局直长
大兴国为内应。亮先以女许字额埒楚克之子，而思恭微贱时为宗干所周恤，擢置宿卫，亮
知其怀旧恩，密谓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于人，未敢也。”思恭曰：“肌肉
之外，皆先太师所赐。苟有补于大王，死不敢辞。”亮曰：“主上失道，吾将行废立，必得
君为助乃可。”思恭
许之。亮复以告额埒楚克，额埒楚克素凶暴，闻之甚喜，曰：“何不早告我！废立之事，
亦男子所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属，惟在阿家。今日之谋，乃我素志也。”

　　亮既结护卫，而金主所亲信惟大兴国，未尝轻去左右，每逮夜，金主就寝，兴国时从
主者取符钥归家，主者即以付之，听其出入以为常。先是兴国尝荐罗卜藏于亮，亮用为令
史，乃使罗卜藏结兴国。既而知其可与谋，乃邀至卧内，令解衣，欲与之俱卧，意有所属
者。兴国固辞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亮曰：“主上无故杀胙王元，又杀皇后
，乃以元财赐阿兰，
既又杀阿兰，遂以赐我，我深以为忧。”兴国曰：“是固可虑也。”亮曰：“朝臣旦夕危
惧，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赐物，君遂被杖，我亦见疑，主上尝言会须杀君，
我与君皆将不免。宁坐待死，何如举大事？我与大臣数人计已定矣。”兴国曰：“如大王言
，事不可缓也。”乃
约以初九日起事。

　　丁巳夜，布萨思恭、图克坦额埒楚克内直，亮及其妹夫图克坦贞及秉德、乌达等会于
唐古辨家。辨因置馔，众皆恇惧不能食，辨独饱食自若。二鼓，兴国窃符，矫诏开宫门召
唐古辨，守门者以辨为金主之驸马，不疑，内之，亮等怀刃随入。及殿门，卫士觉其异，
辨等抽刃劫之，莫敢动。至寝殿，金主闻步履声，咄之，众皆却立。思恭曰：“事至此，不
进得乎！”乃相与排
闼而入。金主索榻上常所置佩刀，已为兴国先取投榻下矣。额埒楚克先持刃进弑，思恭次
之，金主仆，亮复刃之，血溅其面及衣。

　　秉德意尚未有所属，思恭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乃奉亮坐众前，称万岁
。诈以金主将立后召诸王、大臣，曹国王宗敏闻召，惧不敢往，葛王褒曰：“叔父今不及
往，明日如何相见？”宗敏入宫，亮欲杀之，尚犹豫，以问左右，乌达曰：“彼，太祖子
也，不杀之，众人必有异议。”乃使思恭刃击宗敏，左右走避，肤发血肉，狼藉遍地。葛王
见宗敏见杀，问曰：
“曹王何罪而死？”乌达曰：“天许大事，尚已行之，此虮虱尔，何足道哉！”宗贤闻召
，谓人曰：“主上必欲立胙王妻为后，我当力争之。”既至，被执，犹以为立后事，曰：
“谁能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独念主上左右无助耳。”

　　亮既即位，废前主为东昏王，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以左副元帅唐古辨为右丞相兼
中书令，以乌达为平章政事，布萨思恭为左副点检，以图克坦额埒楚克为右副点检，图克
坦贞为左卫将军，大兴国为广宁尹。于是自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勖等二十人，进爵增职各
有差。

　　己未，金大赦，改皇统九年为天德元年。赐秉德等钱、绢、牲畜有差。

　　金主召参知政事萧肆，诘之曰：“学士张钧何罪被诛？尔何功受赏？”肄不能对。金
主曰：“朕杀汝不难，人或以为报私怨也。”于是除名禁锢。

　　壬戌，帝恭谢景灵宫。

　　甲子，金主誓太祖庙，召秉德、辨、乌达、思恭、额埒楚克、兴国六人，赐以誓券。


　　金主将谒庙，以芮王亨为右卫将军，密谕之曰：“朕以太宗诸子过强，以卿材武，备
左右耳。”亨，宗弼子也。

　　丙寅，金以燕京路都转运使刘麟为参知政事。

　　癸酉，金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禀罢，以行台尚书左丞温都思忠为右丞。


　　乙亥，金主追尊其父宗干为皇帝，庙号德宗，名其故居曰兴圣宫。

　　是月，责授濠州团练副使解潜卒。

　　潜以不附和议为秦桧所斥，既殁，丧不得归。后桧死，乃得归葬。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绍兴二十年（金天德二年）

　　春，正月，辛巳，金以同知中京留守事萧裕为秘书监。

　　甲申，金贺正旦国信副使西上閤门使刘箴辞行，国信使殿前右副都点检完颜衮以病不
能入见，命医官赵琦送至境上，金主亦遣使趣之。

　　丁亥，军校施全劫秦桧于道，执得，诘之，曰；“举国与金为仇，尔独欲事金，我所
以欲杀尔也！”壬辰，磔全于市。由是桧出，列兵五十，持长梃以自卫。

　　癸巳，金主尊嫡母图克坦氏及母大氏俱为皇太后。

　　金主之弑东昏也，图克坦闻之愕然，与太祖妃萧氏叹曰：“帝虽失德，人臣岂可如此
。”及迎入宫，见金主，不贺，金主衔之。至是并加尊号，图克坦居东宫，号永寿宫；大
氏居西宫，号永宁宫。其后图克坦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图克坦太后方与坐客语
，大氏跽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妇与太后语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
，金主曰；“今日之
事，岂能尚如前日耶？”

　　先是金主之父宗干，从其国俗纳齐国公宗雄之妻，而宗雄妻与金主不相能。金主既篡
位，囚宗雄妻于府署，旋并其子及宗雄孙七人杀而焚之，弃其骨于濠水。

　　甲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为右内率府副率。

　　癸卯，少傅、宁远军节度使、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封恭国公。

　　乙巳，金主以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中
外。

　　丙午，两浙转运判官曹泳，言右承务郎李孟坚省记父光所作《小史》，语涉讥谤，诏
送大理寺。光在贬所，常作私史，孟坚间为所亲左奉议郎、新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
。升之讦其事，遂命泳究实。帝曰：“光初进用时，以和议为是，及得执政，遂以和议为
非，其反覆如此。”
　　先是金乌达之妻唐古鼎格有淫行，秉德尝显斥之，乌达衔之，未发。金主既篡位，多
忌，会有疾，少间，乌达谮之曰：“秉德见主上数日不视朝，语臣曰：‘若有不讳，谁当
继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孺子岂能胜任，必也葛王乎！’”金主信之
，遂出秉德领行台尚书省事，限十日内发行。

　　二月，戊申朔，金封皇子宗寿为崇王。

　　庚戌，军器监丞齐旦请春月禁民采捕，秦桧曰：“正为孳育之时。”帝曰：“此系利
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许采捕。

　　金主命给天水郡公孙女二人月俸。

　　丙寅，初作玉牒所。

　　戊辰，金群臣上金主尊号曰应天广运睿武宣文大明圣孝皇帝，诏中外。永寿、永宁两
太后祖父，俱赠官有差。以唐古辨为左丞相，乌达为右丞相。

　　金主心忌辨，尝与辨观太祖像，指示辨曰：“此眼与尔相似。”辨色动，金主由是益
忌之。

　　丁丑，閤门请自今北使在庭，非侍从而尝借官出使，免起居，如见充接伴，即依所借
官叙位，从之。

　　是月，安南进驯象十。

　　三月，庚辰，金主使龙虎卫大将军、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翰林直学士
、通议大夫、知制诰翟永固，来报登位，遗帝金注碗二，绫罗三百，良马六。

　　癸未，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余尧弼参知政事，给事中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巫亻
及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丙戌，参知政事余尧弼为贺大金登位使；镇东军承宣使、知閤门事郑藻假保信节度使
，副之。

　　金主以其弟衮为司徒兼都元帅。

　　丙申，诏责受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永不检举，右承务郎李孟坚，除名
，峡州编管。

　　先是孟坚以《小史》事系狱，至是狱成。光坐主和议反覆，在贬所常出怨言，妄著私
史，讥谤朝廷，意在侥幸复用，及与赵子祇于罢政后往来交结；孟坚亦为父被罪责降，怨
望朝廷，记念所撰《小史》，对人扬说，故有是命。

　　于是前从官及朝士连坐着八人：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坐与光通书，朋附交结，
讥讪朝政；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以缣帛遗光，且贻
书云：“比来无知愚皆以视前为戒，可为叹息”；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潘良
贵，坐尝以团茶寄光，光遗良贵书，其别纸云：“仲晖不敢与书，患难至，能出一只手乎？
”仲晖，楼炤字也。
良贵答书曰：“参政患难至极矣，要以道自处。仲晖别纸已付之，但恐时未可耳。”直秘
阁宗颖，坐尝寄光书云：“孤寒寡援，方赖钧庇，忽闻远适，本欲追路一见，失于探伺，
不果如愿。”宝文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张焘，左承议郎、新知邵州许忻，左朝奉大
夫、新福建路安抚使
参议官贺允中，左奉议郎、福建路安抚主管机宜文字吴元美，坐各与光相知密熟，书札往
来，委曲存问，意光再用，更相荐引。诏：“寅落职，瑀、良贵、颖并降三官，焘、忻、
允中、元美并降二官。”

　　庚子，余尧弼辞行，诏巫亻及兼权参知政事。

　　壬寅，右正言章厦奏：“右承议郎致仕胡寅，天资凶悖，敢为不义。寅为胡安国之子
，不肯为亲母持服，士论沸腾，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会李纲，后又从赵鼎，建明不
通邻国之问，其视两宫播迁，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后来梓宫既还，皇太后获就孝养，寅
自知前言狂率，乃阴结异意之人，相与睥睨，作为记文，以为今日仕进之人，将赤族而不悟
，此其不忠之大罪也
。望特赐威断。”诏：“寅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金主召见贺登极使，出徽宗玉带，使持以赐帝，且曰：“此天水郡王故物，今以赐汝
主，俾汝主如见其父。并谕汝主，当不忘朕意也。”使退，秘书朗张仲轲曰：“希世之宝
，轻赐可惜。”金主曰：“江南之地，它日当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臣下皆知金
主有南伐意矣。

　　仲轲本市井无赖，能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金主旧引致左右以资戏笑，
及篡位，遂擢用之，俄迁秘书丞，转少监。

　　金主以良弓赐右卫将军芮王亨。亨性直，材勇绝人，喜自负，辞曰：“所赐弓弱，不
可用。”金主遂忌之，出为真定尹，谓亨曰：“太宗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东、真定据
冲要，如有变，倚卿为重矣。”其实心忌亨也。

　　金主欲以勤政为名，召近臣讲论，每至夜分。尝问起居注杨伯雄曰：“人君治天下，
其道何贵？”对曰：“贵静。”金主默然。明日，复谓曰：“我迁诸部明安分屯边戍，前
夕之对。岂指是为非静耶？”对曰：“徙兵分屯，良策也；所谓静者，乃不扰之耳。”乙
夜，复问鬼神事，伯雄进曰：“汉文帝召见贾谊，夜半前席，不问百姓而问鬼神，后世犹讥
之。陛下不以臣愚陋
，幸及天下大计，鬼神之事，未之学也。”金主曰：“但言之，以释永夜倦思。”伯雄不
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书，记人死复生。或问：‘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册
，白日所为，暮夜书之。不可书者，不可为也。’”金主为之改容。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朱元璋 胡惟庸案迁延10余年共杀3万多人
　　朱元璋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两个大案，兴起了党狱。

　　一个是胡惟庸案。他是淮西定远人，是朱元璋的故旧。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左比右大。李善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因此于他当左丞相4年后，以才58 岁的李善长年高有病为名，让他告老还乡了。李善长早已推荐并安插了胡惟庸，因为他们是同乡。胡惟庸于洪武三年[1370年]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后在7年内连升三级，即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他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

　　当了左丞相的胡惟庸，不知自重，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这就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朱元璋设想，干脆裁撤中书省衙门，不设丞相一职，以防皇权被窃。于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即胡惟庸当上左丞相仅2年时，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发动了一次大清洗。他借故逮捕了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及一批官员。他们一被“双规”，立刻变成了阶下囚。善于猜测皇帝意图的官僚们，一哄而起，纷上奏折，痛揭胡、汪二位的丑行。有的没的都说。结果，先处死了汪广洋，第二年又处死了胡惟庸，连同被处死的还有一大批官员。朱元璋杀人，讲究株连。不杀则已，一杀就是一家。他们二位的罪名差不多，都是专横跋扈，植党营私，蒙上奸欺，谋危社稷。但从揭发的材料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胡惟庸案处治的当年，朱元璋借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但是，胡惟庸案并没有完结。此案一直迁延了10余年。

　　朱元璋把胡惟庸案当作一个捕人的巨网，并不收绳。在以后的10余内中，他随心所欲地陆续往里装人。而且，他也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构不成死罪。他必须罗织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铁案，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可以作到心想事成，果然，又给胡惟庸添上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通虏的罪名。说他勾结明朝的死敌蒙古和日本。所谓通虏，就是里通外国。有人栽赃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当时不觉悚然一惊，元帅怎么还干这种事。也许当时明朝人的感受和现在是大同小异的，不可理解。前苏联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就爱说某某是间谍，秘密逮捕，秘密处死。想要处死谁，这个罪名大概是最简便的。

　　这个案子一直牵连到告老还乡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长。他被家中恶奴告发，说看到李善长和胡惟庸在一起谈话，说什么没听着。只见胡惟庸说话，李善长点头。这也就足够了。再加上点别的什么。于是，在打天下时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一族男女老少70余口，满门抄斩。还好，还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的丈夫，也是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其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的惟一的一次例外。

　　胡惟庸案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算告一段落，网绳暂时收起。10余年来，粗粗算去，共杀了大约3万多人。

　　人们还没等喘过气来，运动又来了。朱元璋很不幸，他寄予全部希望的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病身亡。这也许是老天爷对他嗜杀无辜的惩罚。这对于65岁的朱元璋来说，不啻当头一击。他左右权衡，最后选定了16岁的皇太孙朱允文[左加火旁]为接班人。朱元璋担心皇太孙势孤力单，便下定决心再进行一次大清洗。他要把功臣宿将收拾殆尽。

　　这就有了蓝玉案。蓝玉是朱元璋的一员战将。因战功累累，被朱元璋比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他为凉国公。即是“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但在他回京上朝的当天即被捕，第三天就被处死。以后便是一连串的滥杀。因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这次是快刀斩乱麻，只用了两个多月，就杀了1.5万人。

　　除以上二案外，还处心积虑地处死了一批他认为是后患的耄旧老臣，如徐达等。

　　到71岁朱元璋死，功臣宿将几乎被他杀光了。

　　朱元璋有一个理论，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别人还有一个理论，修正主义分子就在你的身边，你怎么办？警惕性之高，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元璋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杀人就不必手软了。真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我怀疑晚年的朱元璋神经有问题。但也只是怀疑而已。 乾隆一朝文字狱 心血来潮的暴戾
　　雍正朝：逐渐转烈的文字狱

　　雍正朝在位十三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二十多起，数量虽然不超过乾隆，但是密度却也是仅次于乾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牵连百数，而且比之康熙朝，连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开始遭文字之祸。象查嗣庭案、曾静案，都是祸连百口、轰动全国的大案。

　　而且案件不再象康熙顺治那样点到为止。雍正几乎已经把刑狱发展成了一门“艺术”。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断扩大，不断株连，譬如查嗣庭案，原来只是发配，后来查抄日记

　　查出怨望之词，再后扩大株连，最后搞得整个海宁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有的案件旧案生新案：譬如谢济世案，原来只发配阿尔泰，后来这个人在贬所还写诗写文，被派来监视的军将发现，一状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后来乾隆朝的时候又起风波，好在这个人人缘好，好几次都大难不死。

　　有的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尧案后来又牵连出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曾静案牵连出范时杰案。

　　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牵连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尧笔误案最后牵连出其谋反的案子。

　　雍正还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利用案件，譬如突发奇想的送给钱名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让他自己挂在自家堂上，还让他自己出钱出版京官讥辱他的诗集，还发到各级机关学校来做为反面教材。曾静案一开始也没杀他，还让他去风俗使那里报到待命，周游列国现身说法，自己还编了本〈〈大义觉迷录〉〉作教材。

　　这些事情说来象是闹剧，但是其实不如是看作清朝官吏在文字狱问题上的一次技术、理论改革，经过雍正这一朝，发展出了所谓诛心论的文字狱指导理论，官吏也在几乎两年三次的文字狱集训中掌握了大量的办案“技巧”，用这些“技巧”作为给下一个血雨腥风的乾隆时代的“盛世的献礼”。

　　乾隆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时代

　　乾隆执政六十三年，号称所谓盛世，而就是这个所谓盛世里上演了一出影响巨大的思想大钳制运动，不但把科举考试弄成了乌烟瘴气，把民间的遗书烧个干干净净，在文字狱方面更是集了大成，一百三十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狱总和还多！

　　如果说康熙朝针对的知识分子，雍正朝喜欢杀一儆百，那么乾隆是把矛头针对了全社会，而且手段极为严厉。

　　江南名儒沈德潜，乾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以后还赠送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可以说是荣耀已极，似乎无以复加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太子少太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来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乾隆一生号称作诗四万多首，由此看出许多是有人代写的，譬如纪晓岚、沈德潜就是当枪手当的好而得宠的。这个十全皇帝自己还这样作弊，可想而知官场试场上的情况了。

　　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是在劫难逃，哪怕是人发疯狂言也遭到杀戮，乾隆一朝所杀疯人妄语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人捕风捉影。尤其是牵连到民族问题则更加是雪上加霜。

　　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

　　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满族，因此就治了罪。

　　象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边是可谓是数不胜数。

　　另外，还有一件案子很可以深究——王锡侯《字贯》案。

　　乾隆自说自话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大有作为，其实是他在搞样板戏方面大有作为，比之康熙阻梗文化科技发展乾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朝编写了康熙字典，王锡侯出于好心，认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于是花费十七年心血编写出字贯，意在读康熙字典有所补益。不想乾隆得知以后，居然兽性大发将王锡侯立刻处死，还把字贯彻底禁毁。

　　由此事看出乾隆其实并非真正热衷文化，而是要夺取文化上的最终解释权，最终方向权，也就是要彻底控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思想，所以他要四处搜书烧书，所以他不准西洋传教士来中国，所以他不准别人注解四书五经，所以他要编写四库全书，所以他要杀王锡侯，所以他要兴文字狱。

　　终乾隆一朝文字狱来得比自古以来的任何时候都猛烈都深刻，这绝不是乾隆心血来潮的暴戾体现，而是满洲封建统治阶层挖空心思弱化人民的长期国策，或者说长期阴谋。 雍正时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悬首１０年
雍正时的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的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柟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著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以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查良镛的远祖)是隆科多之党。隆科多获罪后，查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维民所止」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在狱中死去，被戮诗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雍正七年(西元1739年)以毀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更指出大学內「见贤而不能举」两行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结果沒有处死謝濟世，饶他一命，发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柟写了《通鑑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鑑论》中对君主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陸生柟「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

　　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

　　为了处死年羹尧，对符瑞兴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纬……于是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１３天发生了。

　　一只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

　　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

　　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

　　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

　　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１５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１５岁的在长到１５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

　　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

　　汪景祺在３８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雍正四年十二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

　　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１０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即位后才得到解决。

　　只不过，那一直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早就变成了骷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