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晖导师唐弢造伪的揭露

关于唐弢《琐忆》的一场争议
倪墨炎
http://www.gmw.cn/02blqs/2009-05/07/content_10033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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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琐忆》的真实性向题，曾有过一场争议。重温这场争议，我以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争议的起端
在中国近现代名人中，拥有回忆文的数量最多者，恐怕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回忆鲁迅的文字，是研究鲁迅的极重要的史料。王世家选编，李文儒、杨良志、孙郁、黄乔生参与策划的
皇皇六大册的《鲁迅回忆录》，由北京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它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套巨编出版之前，陈漱渝先生为它写了一篇长序，并先在《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上发表。这篇长序中的一段话发生了争议。这段话全文如下：
使读者对回忆录真实性产生怀疑的还跟作者的中介性联想有关。有的作者撰写鲁迅回忆录时，常常借助鲁迅的书信、日记和著作唤起回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不能使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也不应使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比如唐弢《琐忆》一文写道："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跟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然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仰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段文字对鲁迅的描绘可谓形神兼备，初读令人忍俊不止，但掩卷深思，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关于阔佬骂小瘪三的那段话，出自《且介亭杂文》中的《说"面子"》，很难令读者相信是鲁迅跟唐先生等少数人的私下交谈，至于"男女大防"的那段精彩议论，则见诸《花边文学》中的《奇怪》一文。读者也很难相信唐先生二十七年之后的回忆能够跟原文如此之贴近。
陈漱渝的长序发表后，很快就有了不同意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发表伍隼先生《为〈琐忆〉一辨》，和天心先生的《也谈〈琐忆〉》。同刊1998年第4期又刊出唐弢夫人沈絜云女士的两封信，和《本刊说明》。规模不大的这场争议，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争议的胜负
陈漱渝的长序中，对《琐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文中所记"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回忆文中鲁迅所说的话与鲁迅作品中的话十分一致，怎么就能断定这回忆文一定不真实呢？如果唐先生听鲁迅所说的话，发现与他作品中的话十分相似，就干脆采用作品中的话，免得自己在复述时走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陈漱渝的质疑还有一个小理由："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这点更无法断定《琐忆》会有什么不真实。1931年发生的事，1934年后仍在谈论，因为这是国土沦丧的大事，是国人几年间议论的热点，正常得很，何以质疑？陈漱渝质疑《琐忆》真实性的两条理由，力度不够，甚或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
伍隼的《为〈琐忆〉一辨》中就认为："（唐弢）明明知道鲁迅先生写过《说"面子"》和《奇怪》这两篇文章，也明明知道自己写《琐忆》，与鲁迅先生上述两篇文章在内容上会有共通之处，但他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鲁迅先生后来写成文章而在此之前曾经与他谈起过的话语记下来，并且将这一情况明白告诉读者，这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这段话说得有道理，对陈漱渝的批驳有力。伍隼又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这八个字，时间段比较长，涵盖面比较广，它简直容得下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是决不应该在1931年秋天划上句号的------抗日成为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共同话题，唐弢同志说自己曾从鲁迅先生这里听到有关日本占领东北的谈话，《回忆鲁迅先生》（倪按：书名后改为《鲁迅回忆录》）的序文却认为这一点'很难令读者相信'，这样的判断，不是有点令人惊诧么！"伍先生这段话合乎当时史实。伍隼还说："我认为，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轻易下什么唐弢'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之类的结论，至少是不够慎重的。"这位伍隼，从其文中可知他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复钦瀚先生。
天心的《也谈〈琐忆〉》，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史实：鲁迅1936年3月17日致唐弢信中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1936年8月20日致唐弢信中，又提醒唐先生，给他写信由内山书店转时，"可用周豫才"。而后一封信的书写日期，离鲁迅逝世只有两个月了，鲁迅又是在重病之中。这说明唐弢在鲁迅生前没有到过鲁迅的家，而且鲁、唐间的交往其实并不密切。但这个史实无法直接证明《琐忆》失实，唐弢并没在《琐忆》中明确说到过鲁迅的家。因此，天心的短文，实际上对陈漱渝的观点帮不上多少忙。
沈女士的两封信，也是说理的，并非作为家属只是简单地提出抗议。例如，回忆文中引用鲁迅的文字，唐弢曾有过说明。"会见他所崇敬的前辈，对某些谈话，某些动作终生难忘，恐怕不能说不在情理之中吧！至于文字跟鲁迅的原文贴近，他在《鲁迅的故事·写完以后的话》中有过解释，对于鲁迅发表过的文字，'如果重新改写，难道能够比鲁迅先生自己写得更好吗'。"至于1931年东北沦亡1934年还在谈论，更是普通常识，沈先生也列举了当年的史实。沈先生在信中提出两点要求："1、在《月刊》上说明"序言"中那一段已经删去，并请简单说明理由。2、请把《琐忆》收进回忆录。"
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期上，刊出《本刊说明》，其中说："陈漱渝同志表示，他的'序言'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面出于善意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他均表示欢迎。陈漱渝同志表示唐弢先生是他十分尊重的师长，他在《重展遗简忆恩师》一文中巳经充分表达了对唐先生的真实情感，此文先在本刊发表，后收入《唐弢纪念集》。对唐先生个别文章写法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无损于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建树，更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他同意在《回忆鲁迅先生》一书公开出版之前，删去序言中涉及《琐忆》一文的全部文字，以免引起误解。"陈漱渝是"本刊"的主编，这篇《本刊说明》如不是陈先生亲自起草，也当由陈先生过目改定。
这场争议的结果是：《回忆鲁迅先生》后定名为《鲁迅回忆录》，于1999年1月出版，《琐忆》编入其中；序言中关于《琐忆》的一段文字，连同标点符号，全部删去。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
争议不能结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听到《琐忆》不真实的说法。第一个同我说的，是柯灵先生。那天在上海作家协会东厅开一个二三十人的会。柯灵、丁景唐和我坐在一张三人椅上。柯老的头伸到丁先生面前，对我说：鲁迅1936年逝世前几个月，还写信给他，表示住址不能告诉他；又在另一信中要他写信由内山书店转，信封上可写周豫才。说是鲁迅与他多次会见，怎么可能呢？你回家查一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就知道了。柯老还说了另外一些情况。不久有人告诉我：柯、唐原是好朋友，"文革"中闹翻了，两人在说对方怎么样，都有点意气用事。柯、唐在我的心目中，地位相等，都是有成就的前辈，但既然有不同的说法，或许其中确有是非呢，都被指为"意气用事"，也可能未必公正。不久，又有人告诉我：王西彦先生说，唐弢有的回忆文，不大可信。因为事关鲁迅研究，我有了进一步核查的兴趣。
经我多方面的核查，唐先生有多篇回忆录失实。这里只谈《琐忆》。我核查后的结论是：《琐忆》中写鲁、唐相见共七次。笫一次相见，文中说明了时间、地点，就是《申报·自由谈》编者宴请几位作者的那次，鲁迅日记有记，唐弢在鲁迅逝世不久也曾写过文章。这次相见，文中所写应该说是合乎史实的。但其余六次相见，文中都没有说明时间、地点。查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鲁迅著作，未见有相关记载。又查唐弢著作，越查却越觉得这六次相见是虚构的。这里且举一例。在六次相见中，有一次是谈"男女同泳"的。唐弢在《鲁迅先生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就谈到关于"男女同泳"的事："有一天，我们几个青年和鲁迅先生在一起吃饭，饭后谈到了这件事。鲁迅先生用右手抹了一把胡须，开始严肃地说……。"下面所述，和《琐忆》所记大致相同。1958年唐弢写《英译本〈两地书〉序》，又写到了鲁迅"和几个青年闲谈"谈到了"男女同泳"的故事。同样的内容，唐弢先后写了三次，是否就一定真实了呢？并不。我查阅了不少同时代人写的回忆录。各方面综合起来，发现问题很多：①这次鲁迅和青年一起吃饭、谈话，发生在何时？②发生在何地？在青年会，或在一所中学，或在公园里？③活动是谁主办的？是左联，或唐先生所在的邮局职工会，或是哪个青年组织？④由于反动当局搞白色恐怖等原因，鲁迅和青年一起吃饭、谈话这类活动是很少很少的。如真的难得搞这么一次活动，那文艺界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茅盾、胡风、萧军、萧红、徐懋庸等等怎么会都没有参加，也都没有所知，因而他们所写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记这件事？何以参与其事的，却只有一个在当时文坛上刚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唐弢？⑤鲁迅是当年的顶级作家，他去参观一次全国木刻作品展览会，当时报刊上就登了不少报道和照片。这次与青年的活动，怎么不见任何一点报道和照片？⑥与青年们一起吃饭和谈话，鲁迅日记不记，何以事前事后也没有和许广平谈起，以致后来许广平几次写"鲁迅与青年"的回忆录，都没有谈起这一件事？⑦再读鲁迅致唐弢的很有限的几封信，1936年3月还对唐先生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8月还告诉唐先生信由内山书店转交时"可用周豫才"，也不像经常相见甚或还不断陪同与青年见面的那种身份。经过反复的核查和慎重的考虑，我有把握地认为：这次会见是子虚乌有的，是虚构的。《琐记》中其他的五次会见，我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唐先生虚构这六次会见，完全是信口开河还是也有一点"依据"呢？有一点"依据"。如笫二回的相会相谈，是以鲁迅的杂文《黄祸》为依据的；笫三回的相会相谈，是以《忆刘半农君》为依据的；笫四回的相会相谈，是以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中所记的一则故事为依据的；笫五回的相见相谈，是以杂文《说"面子"》为依据的；第六回的相见相谈，是以杂文《奇怪》为依据的。在查清了这些"依据"后，可以明确指出：《琐忆》中不少鲁迅所说的话与鲁迅作品中的文字十分一致，不是唐先生听鲁迅说的而是据作品抄录的。
根据上述大量的核查结果，我才写了《唐弢〈琐忆〉的真实性质疑》一文，发表于2002年11月30日的《文汇报·学林》。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陈漱渝前后不一的看法和做法，本来已被怀疑其真实性的《琐忆》，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了。《琐忆》被继续编入中学语文教材流传，直到2003年才从教材中抽去。陈漱渝从他的长序中删去关于《琐忆》的全部内容，并将《琐忆》编入《鲁迅回忆录》，如果是他认识到了他质疑的两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是他错了，他当时的认识水平如此，这是无话可说的。但《本刊说明》中却是："他同意……删去序言中涉及《琐忆》一文的全部文字，以免引起误解。"这是否意味着：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为免"误解"。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摆脱"人事"上的"尴尬"，才让他仍认为可疑的《琐忆》继续流传的。如真是这样，应该说，这是陈漱渝对鲁迅和广大读者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我2002年发表的文章，固然指出了《琐忆》真相，也不指名批评了陈漱渝的错误。
往事又重提
岁月悠悠，很快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段不短的时间内，陈漱渝对他在《琐忆》争论中的出而反而、散布不负责任的影响，心安理得，没有再说过什么。近年他忽然对回忆录的鉴定、考核发生了兴趣，发表了多篇有关的文章。2007年10月18日《人民政协报》上就有他的一篇《鲁迅的"危险"与"好玩"--兼谈回忆录的鉴别》，其中写到了他的久别了的恩师唐弢先生的回忆录。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是一个吃了几十年鲁迅饭的人，跟唐弢先生也多有接触，至今仍尊之为恩师。在《唐弢文集》的书信卷中，致我的信恐怕最多。据我了解，从1934年7月至1936年6月的两年中间，在鲁迅日记中关于唐弢的记载只有21处，主要内容是唐先生向鲁迅请教读书、学外语以及编刊物方面的问题。唐先生致鲁迅信共13封，鲁迅复信8封，现存7封（1936年3月31日复信今佚）。两人见面的情况日记上似无记载。据唐先生说，他除了在版画展览会曾与鲁迅邂逅，主要是在《自由谈》作者的聚餐时见过面。直到1936年3月17日，鲁迅仍然不愿向唐先生公开他的住址，只同意由内山书店转信。……1976年7月唐先生写过一篇回忆录《断片》。他说："由于我认识鲁迅较晚，又没有具体工作关系，因此我和他的接触并不多。"我认为这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说法。
在陈漱渝的这段文字中，至少有两点不符合史实：①"据唐先生说，他除了在版画展览会曾与鲁迅邂逅，主要是在《自由谈》作者的聚餐时见过面。"请问：唐先生在哪里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唐先生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写《琐忆》了，不会去写加起来多达二十多次的"会见"了。而且这样说也和史实大有出入。唐先生还在内山书店、在《太白》宴请作者时（两人不在同桌）邂逅。唐先生还说过，他和鲁迅曾参加过林语堂的一次家宴。（对这次赴宴还没有进一步证实或否定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应先予肯定）所以"据唐先生说"这句话，如果是陈漱渝自己概括出来的，也和史实不合。②唐先生说"我和他的接触并不多"。这"并不多"是可宽可紧的，二三次是"并不多"，二十几次也可说"并不多"。唐先生自己说相见相谈是二十几次，而实际上真正的相见相谈不过二三次；就是在《断片》中，不是又虚构了几次吗。所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云云，是陈先生的又一次信口开河。
陈漱渝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的这段话，表明他是知道唐、鲁相见相谈是很少很少的，"两人见面的情况日记上似无记载"。可见，陈先生当年将自己的长序中关于《琐忆》的一段话发表了又删去，岸然将《琐忆》编入《鲁迅回忆录》，完全是为了摆脱自己在"人事"上的"尴尬"境地。陈先生出于一己之私，竟然没有想到要对鲁迅尊重和负责，也没有想到要对读者尊重和负责。都快十年过去了，这次陈先生怎么又谈起此事了呢？或许是想为"恩师"说几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之类的好话，可是事先没有查核好，反而再次出了"恩师"的"洋相"。这样的出尔反尔的折腾没完，唐先生地下有知，会安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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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回忆鲁迅文章《琐忆》的真实性质疑
■文/倪墨炎
《文汇报》2002年11月30日
一
在现代作家中，身后人们回忆最多的，当是鲁迅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鲁
迅回忆录》，厚厚六大册，还远不是“全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众多的
回忆录中，存在真假杂糅的现象。鲁迅研究如要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话，清理回忆
录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在回忆鲁迅的散文中，唐弢先生的《琐忆》是名篇。它最初发表于1961年9
月的《人民文学》，1979年唐弢将它编入《回忆·书简·散记》（上海文艺版），
1984年编入《生命册上》（浙江文艺版），1989年编入《狂狷人生——人物小记》
（华岳文艺版）。1991年唐弢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鲁迅论集》时，又将它编
入回忆文的一辑中。1999年它又被编入前面提到的《鲁迅回忆录》。近十余年来，
《琐忆》被视为典范地宣传鲁迅“横眉”与“俯首”精神的回忆散文，编入高中
语言课本。但是，经过多年来的查证和思考，我必须遗憾地说：《琐忆》的许多
内容是不真实的，是虚构的。
《琐忆》记叙了七回与鲁迅的相见相谈。我们不妨逐回考察和论证它所记所
叙的真实程度。
二
《琐忆》所记的第一回与鲁迅的相见相谈，也就是唐弢生平第一次见到鲁迅。
那是1934年1月6日《申报·自由谈》编者黎烈文请客。鲁迅日记记有此事。茅盾
的《我走过的道路》和《徐懋庸回忆录》也记有此事。鲁迅逝世不久，唐弢写了
《记鲁迅先生》一文，真实地记下了那次宴会上见到鲁迅的情景。《琐忆》所谈
的第一回相见相谈，大致与《记鲁迅先生》相合，是真实的。
《琐忆》中按顺序排列的第二回、第三回、第五回、第六回的相见相谈，是
鲁迅与青年们分别谈了《黄祸》、《忆刘半农君》、《说“面子”》和《奇怪》
等四篇杂文中所说过的话。说的和写的竟惊人的一致。如鲁迅在《黄祸》中写道：
“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
好兆头。”而唐弢在《琐忆》中，记鲁迅对一群青年以“有趣的比喻”和“形象
的暗示”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
肥大倒不是好兆头。”鲁迅在说的时候还比写的时候精炼了一个字。人们不禁疑
问：鲁迅干吗一次又一次地与青年们谈他在杂文中已经写过的话？有的甚至在几
年前写过的话？（唐弢是1934年1月与鲁迅第一次见面，那鲁迅与青年们一次次
的谈话必然在这年月以后。）而口语竟又何以比书面语精炼？这不免令人直觉地
感到不真实。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①这些鲁迅与包括
唐弢在内的青年们的一次又一次的谈话，发生在什么时间？即发生在何年何月或
何季节？《琐忆》中唐弢未作任何交代。②这些谈话的地点、场合，是在学校里？
是在公园里？或是在公众活动场所，如青年会之类？唐弢也没有任何说明。③这
许多青年是什么身份，是大学生或中学生？是职工？是左联外围组织的青年成员？
是一般的青年文艺爱好者？唐弢一概不说。④是哪个组织或团体或个人牵头，约
请鲁迅与青年们一次又一次见面、谈话的？是左联？是业余文艺组织？是邮局职
工会？总不会是一群青年在马路上碰着了鲁迅就在马路边谈了起来，以后一次又
一次这样的碰着谈着？即使是马路边也总有大致的日期和路名吧？唐弢却对此什
么也没说。以上①②③④四点，决非笔者提出的苛求，而是任何记事的基本要素。
唐弢在写《记鲁迅先生》、《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时，时间、地点、何人宴请、
到的是些什么人，都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这第一次会见是实有其事的。那么，唐
弢为什么不交代鲁迅和青年们的一次次谈话的时间、地点、组织者是谁、出席者
是什么身份呢？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⑤既然每次谈话都有唐弢在场，那事
情总应该发生在1934年1月6日他第一次见到鲁迅之后，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
世前的这段时间里吧？但这段时间里的鲁迅文章、日记、书信中，怎么都没有任
何反映呢？鲁迅偶然去大学讲演、举办木刻版画讲习会，参观全国版画展时在休
息厅和几位青年座谈，在鲁迅日记、书信或其他文字中都有所反映，何以独有唐
弢所记的不止一次的与青年们的谈话，在鲁迅的文字中，却连任何蛛丝马迹的记
载也没有呢？⑥鲁迅一次又一次的与青年们会见、谈话，不是一件小事，远比唐
弢更接近鲁迅的人，如胡风、萧军、萧红、徐懋庸、黎烈文、茅盾、冯雪峰等等，
怎么会都不知此事，以至他们的回忆文或其他文字，竟都没有哪怕是些微的涉及？
⑦无论如何，鲁迅一次次的外出去与青年们相见相谈，许广平即使没有陪着去，
也总应该知道此事吧？但许广平的众多回忆文中从未涉及此事，而且她还写过
《鲁迅与青年们》这样的专题文章。⑧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在当时就是普遍公
认的文坛领袖、伟大的作家。他一次又一次与青年们见面、谈话，怎么上海众多
的大的或小的、公开的或地下的报刊上没有一点消息？而事先并无安排的他在版
画展休息厅里随便和几个青年的谈天，不久报刊上就出现了消息和照片，反差何
以如此巨大？⑨一次又一次来听鲁迅谈话的青年，总应该是爱好文艺的青年吧？
鲁迅逝世后，几十年来，除了唐弢，他们中怎么会没有一个人来写一写鲁迅的这
些会见呢？而像版画讲习会、版画展休息厅谈天，有多少人写回忆录啊？⑩鲁迅
逝世后不久，唐弢写了《记鲁迅先生》一文。文中除了写第一次见到鲁迅外，还
写到后来的相见和通信，连偶然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都没有忘记把它记下，如
果鲁迅真和他及青年们有过多次的谈话，会不记下的吗？以后，唐弢在《第一次
会见鲁迅》等文中，也从未谈及鲁迅与青年们的多次谈话。而到1961年的《琐忆》
中，忽而宣布曾有那么多次和鲁迅相见相谈，难道不令人感到突兀，而且有点不
可思议吗？上述一系列的质疑，都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答案，那实际上也就有了一
个总的答案：唐弢所写的鲁迅一次又一次与青年（包括唐弢在内）的谈话，是虚
构的。
三
《琐忆》中所写的与鲁迅的第四回相见，写的是：鲁迅曾提着一位青年的破
靴子到街上去修补，那青年睡在鲁迅床上，还嫌鲁迅补得太慢，劳他久等。为此，
有一次唐弢见到鲁迅，唐弢问：“有这回事吗？”鲁迅答：“呃，有这回事。”
又问：“这是为什么呢？”又答：“进化论嘛！”鲁迅为青年补靴的事，就我所
能找到的材料看，它见于荆有麟著《鲁迅回忆断片》。荆有麟在1941年至1942年
间，在重庆、桂林等地的报刊上，发表关于鲁迅在北京时的工作、生活的回忆散
文，后编集18篇，名为《鲁迅回忆断片》，由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在重庆出版；
1947年改名为《鲁迅回忆》，以原纸型在上海重印。书中《莽原时代》一文，写
到鲁迅为青年上街补靴的事。那青年叫冯省三，是北大预科法文班学生。1922年
因反对学生讲义收费，被开除。鲁迅在《热风·即小见大》中对他表示同情。查
鲁迅日记，冯在1923、1924年间多次到鲁迅家，鲁迅有过小额的经济帮助。“补
靴”的事当发生在此时，但鲁迅文字中无记载。周作人有文字写到“讲义风潮”，
但没有写及“补靴”。笔者查了当时也在北京并接近鲁迅的章衣萍等人的随笔集、
回忆录，也不见“补靴”的记载。唐弢1933年开始向《自由谈》投稿，因在邮局
工作，很少有时间和文艺界的人接触，似更少在1936年以前和荆有麟等“莽原时
代”的人有联系。如果没有新的记载的发现，那唐弢知道“补靴”的事很可能源
自1940年代发表和出版的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那1936年10月以前就不可
能和鲁迅有那么一场对话。还有值得注意的是：①鲁迅虽与唐弢通过几次信，但
查鲁迅日记、书信和其他文字，他从未单独会见过唐弢，更无这次关于“进化论”
的谈话；②鲁迅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已完全摆脱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34年1月以后，他是不大可能
兴致勃勃地与人谈论“进化论”对自己的影响的。
四
《琐忆》所记与鲁迅的第四回相见相谈，唐弢写道：“我的第一本书”（即
《推背图》），“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即生活书店）。“当时因为杂
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
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书店把我
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
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
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
他看。”于是鲁迅与唐弢就有一场对话。对话间：“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
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然后说了“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
去”等话。唐弢的这段叙述漏洞很多：①发表《闲话皇帝》的那期《新生》周刊
于1935年5月4日出版。日本政府于6月上旬提出抗议，要求：封闭《新生》、惩
办该刊主编及文章作者、惩办□□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上海市长、国民
党□□会和国民政府公开道歉。经讨价还价，“撤换上海市长”这条未实行外，
其余各条国民党政府都表示照办。从日本提出抗议之日起，图审会就停止工作，
内部检查，追究责任，于7月8日□□会公开宣布撤销该图审会。在日本抗议后，
图审会为吸取《闲话皇帝》的教训，将唐弢书稿中所有皇帝——不论土皇帝还是
洋皇帝的名字统统删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事情发展的日程，图审会根本没
有“吸取教训”再去审查其他稿件的时间。②日本抗议后，上海各出版单位采取
观望态度，不再向图审会送稿审查。《新生》就是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店忙着要
对付日本通过国民党政府袭来的种种压迫，决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刻将唐弢的稿件
送去审查。③查1935年鲁迅日记，4月17日记有：“下午得唐弢信。晚生活书店
邀夜饭于梅园，同坐九人。”唐弢的信估计是希望鲁迅向出版社推荐他的杂文集
《推背图》。当天晚上在梅园，鲁迅见到当时在生活书店编辑部主持工作的傅东
华，傅说“让我看一看”。4月19日鲁迅就给唐弢写信说：“肯印杂感一类文字
的书，现在只有两处：一是芒种社，但他们是一个钱也没有的；一是生活书店，
前天恰巧遇见傅东华先生，和他谈起，他说给他看一看。所以先生的稿子，请直
接寄他吧。”唐弢收到鲁迅信后，再将书稿寄或送生活书店，总得在4月底或5月
初了。书店收到稿件，要登记，要编辑看。而6月初日本抗议就发生了，又查鲁
迅日记，8月26日鲁迅收到唐弢的信，估计信中说：他的《推背图》稿件已由生
活书店退还，拟交天马书店，不知天马书店出书有些什么规矩。鲁迅当天复信说：
“我和天马的交涉，是不立合同，只付印证。”从上述这样一个时间表看来，生
活书店并没有将唐弢书稿送图审会，而是在7、8月间直接将稿件退还给唐弢了。
④唐弢《推背图》既由天马书店出版，那当然是按原稿发排的。笔者藏有1936年
3月天马书店初版的毛边本《推背图》，但书上既没有鲁迅建议印上去的审查老
爷划的“红杠子”，也不见“莫名其妙的批语”；而且，全书收文86篇，只有五
六篇写及汉高祖、清世祖、秦始皇和乾隆、雍正的年号外，并不见“从秦始皇到
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众多的皇帝。那么，审查老爷的“红杠子”和
“批语”是划在和写在哪里的呢？⑤这次在“一时气极”去找鲁迅对话，是在何
时何地，唐弢仍没有明确说明。谈话的“屋子”不是鲁迅家里是可以肯定的。唐
弢曾写信，希望鲁迅告诉他住址，鲁迅在1936年3月17日的复信中说：“我的住
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
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允许我
谈天。”这就婉言谢绝了唐弢的往访。《推背图》退稿的事发生在1935年7、8月
间，远在鲁迅写这封信之前，更说明唐弢“一时气极”去找鲁迅，不可能在鲁迅
家里。在内山书店也不像。内山书店店堂内排满书架的后面，有一张台子和几把
椅子，鲁迅曾和内山及其他日本朋友在这里漫谈，但鲁迅一般不在这里接待中国
朋友，而且这里局促，不可能供鲁迅“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会不会
在咖啡店或茶室呢？当年北四川路底的白俄咖啡店或ABC茶室，都是单开间的，
又窄又浅，不大可能让鲁迅“踱了几步”，也不大可能摊开稿子议论起来。那么，
这“屋子”是哪里呢？恐怕只可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了。⑥在双方都“一时
气极”的谈话中，鲁迅竟忽而“背诵”了一段他在两年前写的《准风月谈·晨凉
漫记》中的话。真是奇也不奇？这只能证实这场故事确是唐弢编出来的。
五
综上所述，《琐忆》所记与鲁迅的七回相见相谈，第一回是大致真实的，后
面的六回都是虚构的。值得注意的是，唐弢1983年写了篇《关于〈琐忆〉》，后
作为《琐忆》的“附录”编入《鲁迅论集》。他在《关于〈琐忆〉》中说：他原
拟写了电影剧本，因有人约他“写一点回忆”，他就“将当初为构成电影故事搜
集起来的一些太零星、太琐细的材料（不写出来也许从此埋没了），合成一篇，
既写了他‘横眉冷对’的一面，也写了他‘俯首甘为’的一面，并且有意将重心
放在后一点”。写电影剧本，即使是传记片，由于视觉形象的需要，是允许在真
实的基础上有点虚构的，但回忆文必须纪实。唐弢怎么会把它们混为一谈呢？或
许唐弢自己也觉得《琐忆》中虚构太多进而有点不安，也或许在他发表《琐忆》
后的十几年中有人对其真实性提过意见，他觉得有必要写篇《关于〈琐忆〉》作
点说明。唐弢是卓有成绩的学者、作家，如果偶而写篇《琐忆》有所失误，既已
作了说明，大家已经明白，似也不必过于挖根刨底的查核了。当然，是否仍要作
为典范的回忆散文编入教科书，请有关部门斟酌。但是，遗憾的是，唐弢在《琐
忆》之后，又写了不少回忆散文，仍有不少虚构的迹象。这促使我拟对唐弢的全
部回忆文进行一次梳理，而梳理可从《琐忆》开始，因而我写了本文。
从《琐忆》可见，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必须清理。鲁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国内外的读者和研究者，都希望了解真实的鲁迅。真实行远，虚假腿短。只有真
实才能真正发扬和光大鲁迅精神。清理回忆录，分辨真言和假话，也就成了重要
的工作。然而，名为“求真”实则作假的人，在鲁迅研究队伍中并非绝无仅有，
因而清理回忆录的工作可能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阻力，这是值得人们注意和深
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