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太太看医疗~

上
周四，我乘火车去上班，与对座的一位英国白人聊了起来。
闲聊中，我知道他在一家英国制药公司搞药品开发，他也知道我来自中国。当听我谈起时下许多普通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药时，他大为惊讶：“我对中国医疗制度的唯一了解是，中国城市医药免费，农村也有赤脚医生。”
我纠正他说：“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而他对英国制药公司如何盈利的介绍，也使我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例如，我过去知道英国病人看门诊是免费的，但药品不是免费的，每副处方药，病人要交6英镑多的“处方费”，但从他的介绍中，我才第一次知道，他们公司开发的许多药品，其成本远远超过“处方费”。
“原来你们的利润主要还是靠英国政府买单。”我若有所悟。
他也没有忘记纠正我：“不是政府买单，是纳税人买单。”
医改“纠偏”
中国官方现在也终于承认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市场化的医疗改革失败了。
早些时候，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医疗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个结论引发了中国全国范围有关医改的大辩论。当时，主持医改的中国卫生部还持有异议，不肯接受那个结论。
而如今，包括卫生主管部门在内的中国各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医疗卫生体制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就连中国卫生部的一位官员也在最近接受传媒采访时说，中国未来医改必须采取 “政府主导”的方针，必须纠正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趋利”趋势。
据中国媒体报道，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3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预备会，预备会包括多场专题讨论会，第一场专题讨论会的主题就是医改，而且讨论内容显示，中国有关医改的大辩论已经开始朝着“纠偏”的方向移动。
这次讨论会至少传出了三层重要信息，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不应误过──
首先，虽然参加这次专题讨论会的并无部长级以上的高官，但与会者均为与医改研究、决策过程密切相关的重头人物：主持者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工作部部长韩俊，发言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医改失败”的结论就是葛延风领导的研究小组作出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卫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顾昕等人。
其次，讨论内容很少空话，直接聚焦实际操作。例如，主持人向与会者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单刀赴会，直奔主题：“在中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有没有可行性，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发言者谈得也非常具体，提出了种种方案。这说明，中国有关决策部门和决策研究部门目前探讨的已经不是该不该对医改“纠偏”的问题，而是如何“纠偏”的问题。
第三，否定医改的市场化方向，并不等于否定整体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在这次专题讨论会上，没有一个人从批评医改流弊，进而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别以及各自运行机制之间的差异。
市场和政府的平衡
我还记得，过去与一些来自中国的朋友们聊天时，常常听到一句抱怨：“中国改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该改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改。”这些朋友常有机会出国走走，所以，他们在中外对比中，在对发达市场经济的考察中，知道什么是“该改”的，什么是“不该改”的。
例如，他们常常抱怨说，中国为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而对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进行“拆庙减僧”的改革，显然是市场化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当务之急”，但历次精简机构改革的结果却是：庙越拆越多，僧越减越增；而公费医疗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显然是最不该进行 “市场化改革”的领域，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本来就应该是政府税收的主要开支目标，但有关主管部门却急着把这两项制度的财政负担重新甩给纳税人，完全交给扭曲的“市场机制”。
用中国目前颇为时髦的一个用词来说，中国的各项改革，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博弈”，作为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自然“博”不过天然的强势群体──官员。
不当的“改革”不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败坏了改革的声誉。目前中国民众中颇为普遍的对改革的怀疑、抵触、甚至仇视情绪，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对医改、教改等不当“改革”措施的颇为正当的不满。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现在已经开始从“拜市教”的符咒中解脱出来。所谓 “拜市教”，就是认为“市场化”是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杖”，是一句不分行业、领域一 “市”就灵的“魔谶”。他们如今知道，在私人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中，“市场化”的确一“市”就灵，但在公共产品领域，“市场化”却往往失灵。
更为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没有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他们没有因为“市场化”在医疗卫生制度中不“灵”而完全否定市场经济。
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后不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请了一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北大评说“两会”。其中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了一句话，可圈可点──
“每个成功的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之上的。”
医、药必须分家
我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位英国药品研发人员，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
听完我对中国医、药不分家导致药品天价现象的描述后，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在英国，门诊医生和药店绝对不能存在任何商业联系。”
然后，他想了一下说： “我是搞药的，站在我的职业立场上说，制药公司肯定是要赚钱的，否则没有人会有动力去研制治病救人所急缺的药品。但乘人之危去赚某些穷病人的钱，也不道德。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机制，以同时满足制药公司的赢利冲动和贫穷病人的治病需求。”
他认为，英国找到了这种机制，尽管英国的医疗制度仍有许多弊病，仍需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