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底层公众，谁在沦落底层

　　新底层公众解密

　　作者：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弱势群体；他们饱受社会阶层固化之痛；他们因为无资本、无权力逐渐被边缘化；他们心怀理想与希望，奋力“向上流动”

　　30余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深刻变动，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新底层社会”呈现扩大化趋势。

　　与传统意义上的底层公众相比，“新底层公众”群体构成更为复杂、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价值取向多元、自我期望值高、利益诉求表达强烈，典型群体有农民工二代、大学生“蚁族”等。

　　“新底层公众”一无资本、二无权力、三无“关系”、四无声望，但大多怀有理想与希望。他们具有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渴望获得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对社会公平正义需求强烈。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民族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随着改革的快速推进，底层社会呈现出新变化、新趋势、新动向。“新底层公众”经济上更趋贫困，话语权越来越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几乎成为在激烈的社会竞技场上“无力还手”的群体。这一现象不仅值得执政者警惕，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新底层公众”不应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他们也不需要怜悯和同情。只有改革当前社会体制机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他们的话语权、发展权等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保住他们流动的梦想”，他们将会自立自强地寻找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社会底层新变

　　作者：胡建国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近期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与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扩大不无关联。

　　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分化。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从社会底层3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

　　从财富分配来看，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增加，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直接原因。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那些主要凭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群体由于收入增长严重滞缓，如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多的份额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分享发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体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体，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底层。

　　从社会流动来看，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的提高，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从流动机会来看，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高校毕业后就业难的出现，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变的越来越窄了。从流动成本来看，在近10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的所得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相反他们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扩大的现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围绕着再就业，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贷款、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底层规模是否因此会缩小，目前来看，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社会底层在扩大，而且由于在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财富、教育、权力等多种资源配置劣势位置的重合，这使得社会底层面临着重重困境，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生艰难，体面生存受到威胁。过去的10年，是中国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快速上涨的10年，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障，不同程度的推向了市场来解决，并且这些公共物品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涨，然而同期社会底层收入增长却相对滞缓。无力通过市场来满足基本需求。在市场失灵、政府缺位，支出与收入“一涨一缓”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沦入了民生艰难的困境，体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权利受损。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在扩大的同时，社会财富阶层快速崛起。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财富阶层，但是近10年来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速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统计，1999年中国内地百富排名榜上榜人数为50人，而2008年达到1000人。同期，排名第50名的财产也从0.5亿元上涨到100亿，其中的2007年更是达到120亿元；前50名财富合计从2004年的1715亿元快速的上涨到8275亿元。

　　财富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底层的扩大，二者之间是存在关联的，也就是说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突出表现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被侵犯。如劳动领域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工资低下并拖欠工资，不给工人缴纳社会险等等现象并不少见，企业在发展，工人权益却在受损。另外，从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业是房地产业。而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中，征地拆迁是个重要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严重侵占被征地者利益。正是由于一些富豪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底层的权益受损密切相联系，引起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在一些社会底层群体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这种社会心态的出现表明，在社会底层中已不再是相对剥夺感，而正在向绝对剥夺感转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诸多利益问题上，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体制外抗争在底层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社会底层维权行动趋于公开性与多样性。根据我们对东西部地区农民征地纠纷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3%的农民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忍了”，而有77%的农民表示会采取各种公开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方式包括与对方协商；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找说得上话的官员帮助；打官司；找媒体帮助；暴力反抗和上访静坐示威等。概括来看，社会底层的维权行动分为两大类：

　　一是体制内抗争，即依照现在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在遇到利益受到侵犯时，多数社会底层群体不再像过去心存顾忌，而是依据国家法律及政策的相关规定，赋予了维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整个活动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与多样性。这种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并不具有太强的冲突性，但是，这种体制内依法维权的途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效果甚微。根据调查，只有1/3社会底层群体认为维权结果是公平和比较公平的，而有2/3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结果的确不公平。从近些年来大量相关案例报道和调查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对于社会底层而言，依法维权途径有限且行动成本过高，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往往使他们感到失望。

　　二是体制外抗争。在依法维权不能解决问题之后，社会底层群体的维权方式转向体制外维权。和依法维权相比，这种维权方式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调控，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目前来看发生的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体的暴力抗争，其行为主体多为社会底层。概括来看：这种体制外的抗争方式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底层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体制外抗争行动极易引发社会同情的蔓延。

　　另外，体制外抗争还有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的反社会，如近期接连发生的针对幼儿园和小学的惨案。在人们一致谴责这种行为的同时，还须注意到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行凶者多来自社会底层，都有遭遇歧视或权益受损的经历；二是除个别案例外，被攻击的多为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我们不能仅谴责这种反社会行为而不深思背后的社会致因。

　　目前体制外抗争在社会底层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正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表明，现有维权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如何改变社会底层维权难的现状，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成员)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

　　——“谁在沦落底层”调查报告

　　作者：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阅读提示

　　当下中国，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但原有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越来越难，甚至还有不少中产阶层一不留神沦落为新底层。

　　底层社会是不是日趋固化？原因是什么？谁在沦落底层？社会流动上升的希望在哪？底层社会的舆情动向如何？等等，针对以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联合腾讯网、人民论坛网做了关于“谁在沦落底层”问卷调查，截止到2010年7月6日，共有12254人参与。此外，人民论坛记者书面调查了511人，总计12765人。

　　问卷调查鸣谢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合作媒体 ：人民论坛网

　　“蚁族”和新生代农民工 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

　　“蚁族”(25.82%)和新生代农民工(24.95%)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

　　学界对底层社会包括哪些群体尚无定论，一般是指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较少的群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人群(贫困的农民、下岗失业者等)，您认为下列哪些人群可能成为新底层？列前三位的分别是：25.82%的受访者选择“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24.95%选择“新生代农民工”，20.79%选择“失地农民、被拆迁户”。

　　调查结果显示，昔日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被列为可能成为新底层的首位，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问题以及“蚁族”现象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的比例达54.7%，大多是“穷二代”。据人民论坛记者调查，“蚁族”大多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求职中往往处处碰壁，而同学中“富二代”、“权二代”却常常能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生存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跟其他群体大不一样。

　　“新生代农民工”则被列为新底层的第二位。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大局。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度超过了农村。但是，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收入较低、技能偏低、缺乏住房和难以落户的障碍。让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融入城市有尊严地生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之所以被列为新底层，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得知，很多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失地农民、被拆迁户在面对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利益受损，处于弱势地位。

　　底层公众最大的特征是“为生存发愁”

　　“为生存发愁”(24.05%)、“缺乏社会保障”(18.41%)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

　　不同的人对底层有不同的标准，您心目中的底层公众突出的特征是什么？24.05%的受访者选择“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生存发愁”，18.41%选择“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众首先是从经济角度、生存层面考量底层公众的特征，其次才是政治影响力、维护自身权益层面。由此可见，提高底层公众的收入水平、提升生活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今年7月1日起，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省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除深圳外，其余各省均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一类地区工资增幅为31.7%，位列全国之首。

　　今年共有27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迈出了关键步伐。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一直注重加强对底层公众的关怀，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各个层面上向底层公众倾斜。一方面，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各种补贴的力度，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我国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种粮所得极为有限。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比如，我国政府多次上调最低粮食收购价格。

　　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我国的底层公众相当庞大，而我国经济发展虽然获得巨大成就，但是相对于13亿人口来讲，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要解决我国底层公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底层公众在扩大？

　　92.80%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33.53%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有机会，但是不多”

　　您认为底层公众是否有扩大的趋势？92.80%的受访者认为“有”，6.34%认为“说不清楚”。

　　为什么有高达92.80%的受访者认同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在人民论坛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有很多人表示，过去认为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而如今，很多未就业的大学生、知识青年、城市被拆迁户等等也被人们看做底层中的一员。可见底层公众的规模扩大了。

　　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合理，在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的同时，底层公众的基数不断扩大。其次，由于底层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于底层公众扩大的认识。

　　就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多吗？65.90%的受访者选择“几乎没有机会”，33.53%选择“有机会，但是不多”，0.58%选择“说不清楚”。为什么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几乎没有机会？受访专家、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欧阳斐指出，不少人对于底层公众的前途悲观，是因为改革开放早期机会太多，许多人能迅速脱颖而出。其实现在虽然机会少了些，但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当前中国没有所谓的贵族，阶层更没有固化，仍有很多机会，留学海外的精英回国发展已成趋势便是明证。

　　底层公众不能向上流动，您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什么？25.23%的受访者选择“收入分配不公”，23.22%选择“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只有5.30%选择“个人因素为主，比如不努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等”。

　　可见，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把底层公众扩大的原因归结为外因。但也有学者指出，如今的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每个人如果不努力，就会被淘汰。现在的心理失衡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比较，有了更多的相对剥夺感，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你必须正视，而不是一味的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体制机制。

　　底层公众面对利益受损时，你支持采取哪种方式应对？26.02%的受访者选择“以身抗争、宁折不屈”、22.88%选择“自力自强，改变境遇”，分列选项第一、第二位。 “以法抗争，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位列6个选项的倒数第二，有12.5%的受访者选择此项。

　　不信法律信上访，这可以在近年来频发的越级上访中看出端倪。当前，打官司由于费用太高、过程漫长等，让不少底层公众失望，转而“以身抗争”，维护自身的尊严。有受访专家指出，总体上看，当前社会利益冲突处于高发期，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底层公众维权表达机制不畅，因此亟待建立有效的维权制度安排，使社会底层维权能够有效而且低成本。

　　22.88%的受访者选择“自力自强，改变境遇”，列选项第二位，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许多人认为当前通过个人的奋斗与努力，仍是改变生存状态的主要方式。

　　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梯子

　　“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5.72%)、“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9.76%)和“调整收入分配制度”(19.65%)分列前三位

　　要想让底层公众有向上流动的希望，关键要靠什么？25.72%的受访者选择“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9.76%选择“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19.65%选择“调整收入分配制度”。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同保障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底层公众向上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专家强调，当前最可行的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底层公众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每一项权利，对接的都是现实的收入和利益。有识之士呼吁：让社会空气湿润一点。社会空气何以湿润？最基本的润滑剂就是公平正义得到捍卫，使人不至于失去希望。当前，除了制造“跳楼秀”之类的事端，底层公众似乎已经很少能够进入“社会主流”的视线。我们希望能够给予底层公众更多的关注，给他们打开更多的向上之门，给他们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各阶层之间才能共享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发展成果。(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杜凤娇)

　　底层声音

　　最大的愿望是当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我是农民工的孩子，又是新生代农民工，尝尽了农民工家庭的酸、甜、苦、辣。我爸爸妈妈前些年吃够了在外闯荡的苦头，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生活质量也相当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专门提到农民工，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我相信，国家肯定会出台一系列关于改善农民工创业和生活的好政策。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济南买房子，把家安在济南，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在济南务工的恩城镇八里庄村农民刘小博)

　　不缺的是向上的力量

　　实不相瞒，我也是“蚁族”中的一员。在我租住的那个郊区村子里，大学生有之，考研者有之，校漂族有之，农民工有之，当地的村民有之……我们这些人中，超过六成为外地城镇户口，大部分都抱着想要做个“城里人”的梦想。为此，我们中的很多人要忍受诸如无劳动合同、无“三险”等工作上的压力，还要忍受诸如家人的不理解、拮据的开支等生活上的压力。但是，尽管混迹“蚁族”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个群体里，不缺的是成功的信心和向上的力量。(网友)

　　地没了，农民身份未变

　　地没了，但我们的农民身份没有变，就业无门路，创业无本钱，医疗养老无保障，在外务工受歧视。很多兄弟在城市干的是脏活、累活，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被城里人瞧不起，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虽然挣点钱，但各种证件的办理手续繁琐，而且收费很高。正规打工人员要办外出打工证、婚育证、用工证、暂住证等证件，一个暂住证就需要上百元。近年来打工者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此外子女在外读书困难，学杂费高，在外定居也不容易。(人民论坛网网友)

　　什么时候能涨工资

　　作为一个城市低收入者，我迫切希望能够涨工资。现在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都在涨价，偏偏我们的工资老是不涨。对有钱人来说，每月多开销个千八百的无所谓，但对挣工资者来说，压力是不可小视的，心理的承受指数是越来越弱。有关部门发布统计结果：工资的涨幅超过物价涨幅。谁的工资在涨？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没涨。(人民论坛网网友)

　　缴纳保险要合情合理

　　作为曾经的国企员工，我最近“光荣”下岗失业了。再就业难，养家糊口难，缴养老医疗保险更难。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未来的生活生存危机难以预料，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已不切实际。希望政府高度关切，能从实际出发，让我们合情合理地缴费，保障基本生活，保持社会公平，以维护社会稳定。(网友)保住“底层知识青年”的流动梦想

　　作者：于建嵘

　　向下的青春：渴望梦想照进现实

　　编者的话 “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原本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城市里难立足、有家不愿回，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论坛选取了两个“向下的青春”的样本：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蚁族”，通过他们青春奋斗的苦涩和无奈，来看看“下流”社会的分层固化之痛

　　记者观察：“蚁族”的阴影与光亮

　　“蚁族”不是蚂蚁，却有“高智、弱小、群居”的特征，故得名“蚁族”。他们多是“80后”大学毕业生，虽曾接受高等教育，但收入却很微薄。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主编的《蚁族》将其带入公众视野，“蚁族”群体普遍扎根在城中村，那里房租低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聚集在此。

　　“蚁族”生活：房租300元自己做饭。“蚁族”收入微薄，生活能省则省。“城中村里的房子租金少，村子越往深处的越便宜”，师范类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小王就选择了这种地方，一人住着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单间，300元房租，吃饭都是自己打点。

　　“蚁族”工作：收入刚能养活自己。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很多毕业生第一份工作都是先养活自己再谋发展。

　　“一天曾经投过一千多份简历，那绝对是海投，最后邮箱基本上都爆炸了，而回信想正式见面的却寥寥无几。”在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小刘看来，“天之骄子”这个说法，如果有人和他开玩笑，就会觉得是一句骂人的话。

　　通过采访，这部分大学生群体普遍认为自己不属于底层公众。他们认为，底层公众一个最重要标准就是收入，他们还能够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其次拥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让他们觉得自我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底层公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很难融入到社会的中层和高层，但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追求达到社会中层与高层的收入标准并能很快地融入到这些群体当中。他们普遍认为自我的文化修养能让他们与同等收入人群隔离开来，与底层公众划清界限。

　　在采访中，人民论坛记者发现“蚁族”们大多有自己的梦想，比如希望在三年内有车，五年内有房等。这些梦想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撑。“到现在，我依然要重新开始，可我并不认为我是失败者，只是我尚未成功！”一位“蚁族”如是说。

　　保住“底层知识青年”的流动梦想

　　● 于建嵘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欠佳的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 “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失业农民工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但其问题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不会是政治问题。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社会动荡，例如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后闹一闹，但是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他们不会把失业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再次，他们基本需求上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农民工关注的是欠薪问题，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会把它归结为政府的责任。

　　然而，“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值不一样，两者存在认知上比较大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知识青年”而言，他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学，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这里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进行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对社会不满，产生强烈的对立意识及情绪。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走进“底层知识青年”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保住他们向上流动的渴望。(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什么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上升通道？

　　作者：长子中

　　向下的青春：渴望梦想照进现实

　　编者的话 “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原本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城市里难立足、有家不愿回，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论坛选取了两个“向下的青春”的样本：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蚁族”，通过他们青春奋斗的苦涩和无奈，来看看“下流”社会的分层固化之痛。

　　记者观察：“不安分”的新生代农民工

　　男性，80后，未婚，高中文化，来自一个中部省份，在沿海某城市从事制造业工作，月工资1417元。这是一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虚拟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标准像，但同时他又是真实的，每一个特点都是基于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是对这群流动青年最基本的概述。

　　3年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打工的年轻小伙子小孙，到现在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河南小伙子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

　　“昨天去佛山，今年去东莞，明天可能又去惠州”，这是老李对儿子李安强的评价。老李来自江西宜春，在广东打工已经有9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人进城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多地挣钱，然后将钱寄回家，让在农村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等到将来自己老了干不动的时候，能回到农村舒舒服服地养老。

　　但是，作为年轻一代，儿子李安强已不满足于此，现在进城打工，挣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技术和寻找发展空间。“我希望能尽早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里找到立足之地。”李安强对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如果岗位有前途，即使不给钱，从学徒做起，我也愿意。”李安强说，做普工学不到东西，没有发展空间。自己频繁跳槽，是为了找到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什么阻碍他们的上升通道

　　● 长子中

　　尽管政府已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但仍未享受到产业工人应有的待遇，在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双缺”的情况下，体制和政策障碍、社会权力资源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素质障碍、组织行动障碍、社会声望与地位障碍使得他们的向上流动比较困难。

　　缺乏资源(资本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等)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因而面临着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局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弱势化的地位，其基本权益往往易受到侵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自然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先赋性因素先天缺失，后致性因素后天流失，处于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难获得通畅的上升渠道。

　　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十二连跳”也许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恰恰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老一代农民工是与自己家乡的人比，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参照对象是城里的新生代，这无不让他们产生愤懑。代际贫困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而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就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果仍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将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底层社会的刚性化

　　作者：张劲松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

　　底层社会在社会变迁中怎么了？曾经作为中国革命主动力的无产阶级身份的底层社会，为何出现了今日的风险和危机？现实告诉我们用宏大的理论无法说明底层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现状，更难以把握底层社会的发展趋势。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

　　中国快速发展仅有30余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中国的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还为时尚早，底层社会大比例现象还将存在很多年，中国拿什么去稳定底层社会？中国没有西方经验可以借鉴，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找到出路。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其实不然，从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底层社会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更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农民一直处于底层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总是处于动乱时期，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时期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存在。追根溯源，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只要政府没有腐败到让底层社会的大多数农民无法活下去，政权仍然能延续。一旦国家政权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负担，揭竿而起则为时不远了。这是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封建社会，开明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能持续，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的、有利于底层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同时，统治者还创造出几条让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如文官有科举制度，武官有功绩制度，底层社会通过按统治者设计的通道，可以挤入中间阶层乃至上层社会。虽然爬升的道路是窄小的，但毕竟能让极少的一部分爬升，它给了底层社会一个梦想，一线希望。

　　当前，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现象之所以变得很可怕，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凸显。具体来说，影响底层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中国社会进入了阶层流动减少时期，底层社会爬升到中间阶层的机会正在减少。

　　新底层社会开始出现并逐渐刚性化

　　改革开放之前，因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太大，绝大多数人都很贫困，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解决生存问题。加上计划体制对人的控制，社会反而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当时最大的差距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即工农差距。变为非农户口，进入国家管理层，是底层社会的梦想，恢复高考让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孩子看到了希望。高考制度打通了底层社会爬升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造就了当今党和国家的政治精英。通过高考科班出身的政治精英，正成为社会上层的支柱之一。当然，当年高考独木桥太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则造就了我国的经济精英。短短30余年时间，还不足以产生大量的文化精英，却也让一部分底层社会人员通过努力进入了文化领域，文化精英阶层即将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者可快速从底层社会爬升至中间阶层和上层社会。

　　然而，改革开放20年后，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大大减少，研究表明，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较多，但是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在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而农民阶层中的精英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后，面临着户籍制度、低收入、城市高房价等多种因素的困扰，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仅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现有状况。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扩大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

　　尤为严重的是，自1999年大学生扩招以来，大学向全社会开放，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有更多机会上大学了，然而，扩张后大学生数量大增，大学生不再是社会的精英，一毕业就失业的现象严重。许多底层社会的家庭本希望靠供养大学生来实现阶层爬升，到头来，不仅耗尽了本就不宽裕的家产，子女就业无望或低收入就业加剧了其贫困，其向中间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穷惯了的人，财富哪怕只增加了一点点，其幸福感都很高；没有经历贫困的人，一旦处于贫困之中，其承受力会很弱，若再也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就可能走向极端，成为社会的潜在威胁。

　　问题虽然严重，但是若在底层社会有着高尚的道德教化，也能消弭社会潜在的危机，即实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状态。然则，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脱离现实。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很高远的道德，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高远的道德与现实相差太大，这种反差容易让人怀疑起这种高远的道德，进而回归到了原点状态，一切靠经验去找寻生活中的道德支持。再加上国家力量对底层社会进行高尚道德教育的制度缺失，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富二代、官二代及其中个别人的奢侈生活刺激着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相对的贫困及阶层爬升希望的渺茫，导致仇富、仇官心态的蔓延，却没有更适合的道德去教化“受伤的心”，阶层冲突时现。(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底层生活的三个场景

　　——拥挤的房屋，发臭的小河，垃圾四散，污水横流，但炊烟袅袅，生机盎然。室外摆着的破旧台球案子，低矮屋子里壅塞着的简陋网吧，是一群年轻农民工的娱乐生活。这里和灯红酒绿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区不过一箭之遥，却分明是两重天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最烦别人叫他们农民工。明明就是个工人，干活领工资，跟城里人一样，为什么非得加上个农民？

　　——一勺子豆浆卖4角钱。豆浆一勺一勺地舀出去，钢镚一枚一枚地接过来，1元、5角、1角，大大小小的钢镚跌落到一只小小的塑料罐里。一些底层小人物就是依靠这些钢镚度过人生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些钢镚给他们带来憧憬带来希望，他们靠这些钢镚养家糊口走亲访友，还要为儿子结婚出一把力。和公务员、医生、律师、教师、记者，以及一些垄断行业的员工相比，他们的劳动是艰辛的，经济收入是有限的，经济来源是没有保障的。

　　——北京唐家岭，促狭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肮脏的环境，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和通常是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是“蚁族”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满是臭味的宿舍里落脚，在睡袋里安身，浑不知“天之骄子”为何物。他们早已不看重自己的本科学历，因为学历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他们不知道这种苦哈哈的聚居生活还要持续多久，只好带上睡袋，随时准备上路。

　　别放大底层的社会性愤怒

　　作者：龚维斌

　　外界认为农民生活贫困，但如今农民的满意度确实提高了，只是少数被征地的农民会产生一种不满意感。因此不要给这些人强加一些标签来进行看待

　　比较引发的“相对剥夺感”

　　所谓的底层是相对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不是一个群体中所有的人都不满意。比如说2006年废除农业税，绝大多数农民是满意的。现在种粮还有补贴，可以增加收入。因此只能说是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不满意。这一部分人不满意主要是来自于生活受到挫折、利益受到侵害。这种不满意是通过比较得出的，也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这种相对剥夺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相对周围的人，与同一层面的人比较，自己的预期利益和现实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和保护；相对自我目标定位的比较，生活条件高了仍不满意，是因为需求层次也提高了。50后、60后人群的忍耐度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比的。

　　以上两点是基于相对的一种比较而言，而这种比较是建立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媒体给公众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提供了便利。这种“相对剥夺感”随着传播被媒体放大了。

　　别给底层贴标签

　　有学者认为，一些“夹心层”因为制度、权力和资本的合谋等客观原因沦落到底层。这些人加入底层，对社会会有很大冲击，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确实这些人相对能量较大，但目前来看危害不大。所谓的“夹心层”是外界赋予他们的标签，他们之间没有联络也没有自觉的意识，但严重的就是这种心态的蔓延。这个群体目前还属于“自在的阶层”而不是“自为的阶层”，所以并不可怕，但需要重视。

　　我想说说大学生“蚁族”，这个群体虽然很弱小，但发扬着蚂蚁的精神。他们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追求，没有更多的抱怨。对于个人的困境从自身找原因，没有归咎于政府，归咎于社会，不要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夹心层”，也不要往这个方面引导。这个群体目前的心态很健康积极。政府应该设置各类通道来让这些人来实现梦。所谓的“夹心层”、“蚁族”都是外界赋予这些群体的标签，但他们自己也许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大学刚毕业群体们虽感到工作压力大 但也认为通过拼搏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外界认为农民生活贫困，但近年来，总体来说农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只是少数被征地的农民会产生一种不满意感。因此不要给这些人强加一些标签来进行看待，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放大这部分人的社会性愤怒。(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为何多数人觉得“被底层”

　　作者：管健

　　“向上流动”是蹦一蹦可以摘得到的桃子，而不是翻个筋斗云也够不到的蓬莱仙境的蟠桃

　　为何底层社会的越轨行为层出不穷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在欲求不满的情况下会出现被侵犯的感知，而这种被剥夺的感觉会加剧人们的攻击性行为，因而越轨行为来源于其内心的失衡。

　　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又及时补充了社会性原因。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每一个社会都给人们规定了从文化上来讲是正确且合法的目标。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结构也要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公平、公正的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手段。社会的合法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与人们去实现目标应该是协调统一的，当失调时越轨行为会较多。例如，他分析美国社会为何底层越轨行为层出不穷，是由于大众传播和人们所接受的外在知识从个体小的时候就在传递一种“美国梦”，这种美国梦里有比弗利山庄的洋房别墅和耀眼的劳斯莱斯，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达不到梦想的天堂梯。如果人们的梦想越强烈，现实达成可能性越小，那么越轨行为就会越多。

　　对于中国的底层群体而言，在从平均主义向去平均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分化与重组，社会财富的流动是必然的。在当今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促使人们内心中显现强烈的不平衡感。底层社会个体的内心中充满了向上流动的渴望，但是社会生活中达成梦想的途径越来越少，或者说存在大量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这使得底层社会感到迷惘、渺茫，甚至绝望。当社会生活过于强化人们的财富梦想，而相应的社会的合法手段又显现失调，那么底层社会的越轨行为就会增多。

　　底层人群目前的越轨行为增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越来越难于找到向上流动的途径，而且这很可能不是一代的问题，贫困在代际的传递中还会出现世袭的现象。近几年，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贫困家庭中培养的大学生越多其贫困速度可能越快，大量的上学费用需要筹集和借贷，然而毕业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贫困子女对通过教育而改变命运产生无望的心态。

　　谁违反了游戏规则

　　传说在一个偏远的小村落里，村子里长着一棵硕大无比的桃树，村里的居民从古至今都是依靠桃树上结的桃子维持生存。大家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桃树底下蹦起来摘桃子，蹦得高的人可以比较容易摘到桃子，而且又红又大，蹦不高的人只能摘些小的桃子维持生计。但是，大家其乐融融，相对和睦。突然有一天，当人们依旧去桃树下摘桃子，发现村落里一些人违反了古老的游戏规则，很多人踩着梯子去摘桃子，而且这种人越来越多，桃树上的桃子被他们摘得寥寥无几。这种不符合规则的人尽情享受果实，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措施。眼看树上的桃子所剩零星，蹦着摘桃子的人改变了，有些人也去找梯子或者巴结有梯子的人；有些人抱怨，抱怨爬梯子的人不守规矩；还有一些人愤怒，一气之下要掀翻其他人的梯子。

　　这显然是一个无厘头的小故事，然而它反映的情境和我们却密切相关。在生活中，人们生存的目标就是树上的桃子，每个人都通过个人努力去追求目标。然而，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不遵守游戏规则，但是他们却获得了更大、更好、更多的桃子时，其余的人则会感觉被剥夺。风靡一时的电视剧《蜗居》中，姐姐就是一个兢兢业业在树底下蹦着摘桃子的人，妹妹就是那个凭借梯子迅速获得桃子的人。

　　事实上，从绝对生活条件看，改革开放三十多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有了质的提升。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结合自己与他人作出的努力，将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其他人做比较，如果感觉不公平的时候，仍然会出现不公平感，也就是相对剥夺感。默顿曾用“参照群体”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当今社会，人人觉得自己生活在底层，多数人觉得自己被剥夺，那是因为站在地上蹦着摘桃子的人不满意那些站在梯子上投机取巧、走捷径的人，而站在矮梯子上的人更不会朝地面看，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踩着更高梯子的人在摘取果实。这样，通过社会比较，每个人都存在心理失衡，就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改革本身是社会利益调整的过程，在调整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利益获得群体和利益受挫群体，全面的利益获得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应该是让每个公民都能看到希望，应该具有满足那些通过合法的努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向上流动”是蹦一蹦可以摘得到的桃子，而不是翻个筋斗云也够不到的蓬莱仙境的蟠桃。在“蹦”的过程中，游戏规则应尽量公平，所有人都遵守游戏规则，人人心甘情愿的付出努力去获得向上流动，这才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而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作者为南开大学副教授)

　　底层抗争的潜在危机

　　作者：王洪伟

　　“以身抗争”折射社会制度悲剧

　　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带有鲜明的利益取向，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和求助于外的“以法抗争”，一起形成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学逻辑。

　　一般而言，当社会中的个人遭遇挫折、戕害、磨难的时候，大都寻求两种发泄的途径：如果求解的指向奔向“外在”，而“外在”的制度体系、文化规范又不能有效排解其遭遇的不公、冤屈、灾难，其内在积压的愤懑、不满和怨气难以获得纾解，要么忍气吞声、自我抚慰，要么铤而走险、“以身抗争”，以个人身体血淋淋的毁坏抵制强势的戕害或不公，或者以强势对方甚或“无辜者”的血腥性戕杀或毁灭，引起社会或强势者的重视以求解。

　　由此可见，“以法抗争”与“以身抗争”是内在关联的，并非前“赴”后“继”的继承关系，即使“以身”抗争的最后一瞬间，抗争者依然抱着“以法”求解的心态和姿态。“以身抗争”行动的曲折只能说是抗争者身处的社会制度悲剧。

　　抗争行为存在组织化、政治化的潜在危机

　　笔者在翻阅1990年代以来湖南、江西、广东的“群体性事件”文献资料时发现，即使在1990年代，湖南、江西、广东地区的农民抗争行动由于“在地”民间知识分子的介入，不少抗争行为具有相当的组织化程度，形成以一些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精英代表或相关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为利益代言人介入其抗争行动。在利益同质性比较高的农民抗税费行动、工人要求涨薪的罢工行动中，组织化的政治性色彩愈加突出。

　　在当代中国现实中，无论“以法抗争”抑或“以身抗争”，主要起因于基层执政者与“在地”资本强势的结盟；当集体性“以法抗争”止步于纠结深重的地方权贵结盟，追随而进的集体性“以身抗争”就具有更多超越政治性可能，这种集体性的身体恐吓、威胁更有扩张放大和社会号召性效应。如此一来，“以身抗争”的冲动和动力很难在个性化的、功利化的利益诉求层面嘎然而止，个体激愤、苦难和遭遇一旦超越个体的躯壳，融汇到某种“群体精神”之中，以集体抗争平服个体遭际，也就可能在抗争行动性质灌输进某种特殊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层面上，“以身抗争”较之“以法抗争”带有更大的彻底性、破坏性和颠覆性。

　　学术界一直以“利益之争”评价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诉求，实际上大大淡化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的抗争诉求本质。“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一种说法！”秋菊打官司打到最后已经不是简单的“赔偿金”问题，而是“那口气”了；一旦“这口气”汇聚成一股或一团气流、声势，进而上升到某种共同意义、普遍信仰，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到了危险的边缘，不能不警惕。(作者为河南大学教授)

　　精英主义束缚底层政治

　　作者：于建嵘

　　众多研究者主要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上而下地看待底层社会，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微乎其微

　　长期以来，“底层社会”可以说是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着眼于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隐蔽”的社会事实，有助于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底层政治有自己的“自主性”

　　一般认为，印度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激烈的全国性革命，虽然有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社会底层没有被作为一个阶级整合起来的经历，因此缺乏阶级认同背景下自主的抗争意识。但在印度庶民学派看来，精英主义历史观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从属关系的分析，忽略了被压迫阶级自身独特的政治。在任何情况下，底层政治的目的、战略和方法与精英主义的都不相同，底层政治有自己的“自主性”。特别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帕沙·查特吉教授通过对欧美学术界流行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理论的系统批判，提出了底层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政治社会。他指出，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

　　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给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提供了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从而开启了一个中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实际上，底层民众的斗争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程，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众所周知，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先后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为指导的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阶级认同的底层意识。虽然这种维系底层群体身份认同的革命遗产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众多的研究者主要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上而下地看待底层社会。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中，底层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

　　底层政治是反应性或应对性的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则可能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这有如斯科特所说，“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同时，底层政治是反应性的或应对性的，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利益受到损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它需要对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有明确的感知。在目前的中国，底层民众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以意识形态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前者如工人对企业改制的不满讲的就是“理”，后者如农民因土地被非法征用依据的就是“法”。

　　要了解底层社会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是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摆脱精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树立全新的底层立场。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而是需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专家谈底层公众“晋级”的阶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0日13:43  人民论坛杂志

　　“晋级”的阶梯在哪

　　作者：朱力、石秀印

　　嘉 宾

　　朱 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石秀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人民论坛：当怀抱梦想的底层公众遇到流动的“天花板”的时候，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力：依笔者之见，底层社会群体在经济上是最贫困的人，在政治上是小人物，在社会上是无声望的人，在心理上是最自卑的人。他们是社会公正的阳光照射不到的群体。这一概念比我们现在用的弱势群体的概念更加宽泛。

　　我国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因为底层社会群体恰恰是社会各个群体中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较弱的群体，是社会结构的薄弱带，一旦经济压力和心理负荷累积到相当程度，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社会风险将首先从这一最脆弱的群体身上爆发。底层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但底层社会成员的个体性反抗却被忽视了。底层社会成员面对挫折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有五种：一是忍受现有的处境；二是直接地反抗；三是自我摧残；四是找替罪羊；五是借助外力改变生活处境。以往前三种形式比较多，现在出现了第四种形式。如近期连续出现的底层社会成员以弱小的幼儿、儿童为“替罪羊”的凶杀案件。这种“破罐子破摔”与报复社会的心态，从个体角度讲是错误与偏激的思维方式，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则是他们对前途的悲观绝望，最后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引起社会的重视。这种个体自杀式的报复性反抗，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我们深切体会到社会和谐，特别是阶层和谐的特殊重要性。当底层社会无法生存的时候，中产阶层、高等级阶层也无法得到安宁。富裕群体更加担心他们的财富、担心他们的子女安全。整个社会需要更加巨大的成本来保护自身的安全，预防底层社会的反抗。在校园中加强保安力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是治标的做法，治本的做法是从根本上化解贫富两极分化，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中间阶层，让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与安定的心态。

　　石秀印：底层群体的心理与行动一方面与在阶层阶梯中的最低地位和被某些阶层剥夺的遭遇有关，另一方面与中高阶层的开放度即其“可向上流动性”有关。在后一方面，假如存在向较高阶层“晋级”的途径和阶梯，一个农民工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成为有产阶级或有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仇视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比如一个风雨飘摇的个体工商户看到其他个体户通过公平规则担任了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他就会放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而相信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制度的合理。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渠道不存在，各种可能的路径均被堵死，各种争取和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由失望到绝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被迫抗争。

　　人民论坛：他们升不上去，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努力、不奋斗吗？

　　石秀印： 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之所以遭遇固化和封闭，原因之一是被“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某些强势的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的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向上流动的机会。一些特权者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让底层民众的子女丧失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至少也是业务办事人员阶层，割断了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一些资产所有者则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进一步割断了底层民众的期冀。

　　在当前的体制下，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几乎只有被高层“选中”一条路径，而被选中的条件是人力资源的品质。一些农民工学到了操作技术，从体力工人上升到技术工人，一些农民工工作勤奋同时又有些管理能力，从工人上升为班长、线长，一些班长、线长对单位和领导忠诚，富于合作性和整合性，被提拔为车间主任，甚至厂长助理。人力资源的知能性、勤力性、整合性品质，是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借。

　　朱力：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受损的情况被忽视，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矛盾焦点得不到及时解决，最终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与更多的个体性反抗事件产生。我国底层群体利益诉求机制严重缺失，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的严重后果。这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和途径，构建科学有效的底层社会群体的矛盾疏导机制。

　　底层社会群体人力资本较弱，社会资源较少，这使得他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向上流动困难。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如政府、民间组织进行无偿的职业培训、无偿的短期教育等，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生存得到保障。

　　人民论坛：开启底层希望之门，关键的那把钥匙在哪？

　　石秀印：开启底层民众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促进底层民众人力资源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向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培训项目效率极低，应该购买民间的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我们吁求的公民社会，隐含了这么一个前提：社会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个人权利，这种保护不是只讲“效率”的，还得关切“公平”。它不忘优势地位中的不公之源，它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而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层民众的价值，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挤出“条子生”、“条子工”，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高层进入；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即使缺乏知能性人力资源也能进入中高社会层级。

　　这里的三个主要层面是：一，形成除追求经济效率的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益组织，让富于公益取向、关爱取向、感情取向的底层民众变为其中的成员和管理者。二，在将经济效率和所有者利润作为唯一价值的企业中，纳入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包括安置大龄劳动者、妇女、少数族群、残疾人等群体就业，设置社会工作、工人社会支持、工人组织等岗位实现底层民众的上升。三，在此前“官员自我繁殖”、当前“逢进必考”的行政机关，实行多种渠道、多种标准的录用和选任，包括从普通农民、工人和个体工商户中选拔有群体代表性的公务员。

　　朱力：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要将底层社会，特别是体制外的、散兵游勇式的成员包括进来，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怀与帮助。

　　底层社会能否享受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阳光，是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合法性的重大考验。让更多底层社会的成员，在政府、社会、亲属的帮助与支持下摆脱困境，走出底层。(人民论坛记者 周晓燕 高源)

　　100人个案解剖：底层何以“上流”

　　作者：朱光磊

　　他们通过努力走上去了

　　在过去20年中我带过或指导过论文的研究生(含专业学位)，正好是100位。笔者平时与学生走得比较近，也尽可能记载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于是，我就想以他们的发展、进步经历为例，来分析底层公众的上升空间问题。100个，应当说也很有代表性了。

　　第一，他们从哪里来？在这些全日制、非定向或定向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来自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来自农村家庭的30位左右学生中，多数父母只能勉强资助到本科，读研以后全部自理；父母一方是村组干部、乡村教师，境遇较好的只有三四个人。在来自城市的学生中，多数家境一般，父母双下岗或父母有较好事业基础的也有，但都是个别的。一毕业就住上父母提供的住房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

　　第二，他们到了哪里去？硕士生毕业后，在大学工作和继续在我的团队或国外名校求学的各占约30%，进党政机关的25%左右，在媒体工作的有6人，进企业的3人。在博士生中，毕业后做大学老师的最多，占55%，进机关的约35%，少量做媒体和进了企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找的。他们的收入情况普遍不错，伴侣的业务也都较强，又都有点特长，兼点儿课，投个稿，小日子都挺好，工作几年以后，房子车子对他们已经不是大的问题。

　　第三，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学习勤奋，工作认真；自强自立，有责任心；发展全面，热心公益。显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个100人的个案说明，我国多年建设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虽然有进一步改革的余地和必要，但还是能够为各阶层社会成员流动、提升留出了空间。底层公众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去的，关键是要接受教育和要有上进心。

　　教育作为一种获致性因素，始终在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般学院本科毕业生很难像我的研究生那样顺利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甚至收入不如已经辍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使得有些底层公众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箴言产生了质疑，因此开始减少对孩子上高中读大学的资本和希望投入。其实，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素质教育的眼光和给孩子以机会的眼光来认识教育的功能。那些资质好、懂上进的孩子，会利用前辈含辛茹苦提供的机会走上去；孩子如果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没有走上去的心气儿，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也是好事，至少给他们将来帮助自己的孩子上进打了基础。

　　走上去的路是曲折而艰辛的

　　当然，由于自身条件的客观差异和许多外在的因素，人们不一定都能够像我的100位学生那样走得那样“高”，那样顺。

　　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处在上升的轨道上，也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如所愿，何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干部要“能上能下”，老百姓其实也有一个“能上能下”的问题。人家生一个孩子，你家生了8个孩子，毫无疑问，9个孩子的社会地位应当完全平等，也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在现实生活中，这9个孩子受教育的条件肯定又是有很大差别的。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制度和政府固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个人，包括孩子的双亲，也包括孩子自己，也都有自己相应的责任。我那些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把握住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并在不断地做强自己。

　　“马太效应”和“胜者全得”现象普遍存在。比如，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的孩子将来出路好，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也多，相反政府对职业教育补贴很少，职业教育资源匮乏，职教生家庭要承担较高的学费，而将来的回报很有限。为了快出人才和抢占科技的制高点，这种制度安排在所难免，但也确实应当向弱势方面适当倾斜。我们团队在研究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时，就强烈建议高层对职业教育给予更多的实际关注，建议在巩固普九成果的基础上，探索“9+3”的教育普及提高实现形式，也即在今后若干年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仍应自理，但对职高教育要参照义务教育标准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切实提高职校生的操作能力。

　　所谓“关系”的因素，显然也在起作用。对一般情况来说，从“最底层”上升到“草根”比较好办；对我的研究生来说，进入学术界、机关和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不是难事，但再往上走，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跟上，应当给更多的年轻人以走上较高平台的平等机遇。权力，特别是权力在底层的滥用，使很多能干的草根人才被挡在了起点。那些来自底层的人奋斗了、抗争了，一部分人成功了，一部分人因种种不合理的因素，最终没有走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你的能力没有个七七八八，“关系”也不过只是帮助你找个基本工作而已。

　　社会总在不停地“洗牌”，但在制度基本合理、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的条件下，“得大于失”的人总会多于“失大于得”的人，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暂时在竞争中失利的人给予帮助。既要有保障，又要有压力，社会就是在这种讲温情与讲竞争相结合的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进步的。

　　听说我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一位在牛津进修的博士生给我发来这样两段话：“现在，高等教育正从原来参与竞争的充分条件，变成必要条件”，“‘读书无用论’是错误的，应该是‘读书必要论’。高等教育的边际效应在下降，但在竞争中，缺乏文凭，就等于丧失了继续竞争的入场券。”一位刚刚从早稻田回来的博士则认为，“教育投资是长期性的，而目前对于教育的失望和新‘读书无用论’的基本支撑点，多数来自对教育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幻灭。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后代来讲，不接受教育，肯定很难改变命运，接受教育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接受教育就有希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我同意这位山东小伙和这位山西女娃娃的看法。现实与理想，奋进与感恩！世界是复杂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一概而论。(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科举制促进了古代社会阶层流动

　　在科举社会，既没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鲜有一步登天的新贵。就明清而言，占总人口1%—2%的绅士阶层，控制了约70%-80%的进士席位，多数时期的大部分进士在精英圈子内循环；占总人口10%左右的富人和相对比较富裕的阶层，垄断了99%左右的进士；以贫农、下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为主体的其他社会阶层，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努力，侧身甲科的概率超过1%的可能性也不大。

　　然而，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并导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逐渐中落，继之下沉；同时，贫困之家主要通过勤劳与节俭，艰难致富，随而供子女读书应试，部分出入头地，获得功名与官职，跨入上流社会。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激励人们从无产到有产、从富裕到读书、再上进的制度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他国家底层社会特点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0日13:43  人民论坛杂志

　　印度底层社会有何特点

　　作者：尚会鹏

　　一方面是贫穷与不平等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印度市场经济排斥穷人，而民主政治这个“赛场”又拉拢和吸引着穷人

　　中国和印度都有许多穷人，但印度的穷人更多，也更穷。印度有3亿多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及20卢比(合0.5美元)，比中国穷得多。中国的穷人，无论怎样穷，多少会有点地(中国经过了土地改革)，起码有一两间房子遮风蔽雨，有一些简单家什。而我见过的南印度泰米尔邦村落中的穷人，无地，无房，所谓的家，只是一个建在沙窝上的草棚，为防止雨水流进棚里，周围用泥土堆起一道2尺高的矮墙，人就躺在沙土上睡觉。

　　中国人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穷，可这些人穷得连“四壁”都没有。印度许多穷人就是住在树上，睡在大街上的。

　　贫穷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

　　贫富差别无法根本消除，而只要有穷人，有贫富差别，就会有不满。不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犯罪和暴力。印度虽然比中国的贫穷问题严重，但不满情绪未必比中国更严重，由贫穷造成的社会反抗也未必比中国更强。因为贫穷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它与文化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

　　印度文化是出世文化，印度宗教贬斥享乐，强调吃苦修行，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说这是一种褒扬贫苦的文化也不为过。在印度，你千万不能看不起乞食者，有的乞丐是“白领”，他们乞讨并非因为穷，而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修炼。在我们中国传统中，至尊、至富、至强通常是一起的，但在印度传统中，至尊者未必富有，至强者未必受尊敬。最受人尊敬的印度圣人，都具有节欲、苦行的特点，有的就是靠乞食为生。当年释迦牟尼放弃王子身份，离家出走，在饥寒交迫中悟道，创立了佛教；筏驮摩那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离妻别子，苦行修炼，创立了耆那教；圣雄甘地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终生吃素，身上只裹一块旧布。这种传统今天仍深深影响着人们。印度的穷人虽很穷，但似乎没有太大的抱怨。业报轮回思想深深影响着人们，这种思想认为万物平等，万物轮回，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受苦受穷是前生造孽的结果。所以印度的穷人都比较“认命”。这种心态当然不利于他们积极努力改变贫穷的生活，却也使他们多了些平和，少了些焦虑，很少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

　　穷，有时是比出来的。印度人分成种姓，社会阶层是世袭、封闭的，穷人和富人不住在一起。在村落中，富有的高种姓和贫穷的不可接触者分居各处，城市里的富人区和贫民窟区别明显。这种安排让人一眼就看出贫富两重天，但也有一个好处：穷人富人不住在一起，不在一个地方买东西，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个庙里拜神，平日也基本上不交往，富人与穷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井水不犯河水，少了攀比和妒嫉之心。你是个穷人，但当你周围居住的和打交道的人也都是穷人，甚至有的比你还穷时，你可能就没有穷的感觉了。中国现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贫富悬殊问题，人们在思考贫富混居、不要形成富人区和贫民窟的问题，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根本问题是消除贫富过度悬殊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贫富混居一起，更会增加穷人的被剥夺感，徒增痛苦。

　　对贫苦的感觉，跟富人的行为和态度有很大关系。印度文化鼓励富有者施舍，高度赞誉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施舍在印度宗教中是一种非常受推崇的美德。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富人，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很容易放弃财产，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主动施舍的报道。印度不少高校是私立的，学费并不很高，钱从哪里来？来自社会捐款。富人少有歧视穷人、炫耀财富的。印度富人施舍慷慨，穷人接受富人的施舍也认为是理所当然。印度的乞丐比中国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乞丐向你乞讨，而且似乎也比中国的乞丐更理直气壮，但同时，印度的施舍现象也很普遍，印度的“施主”也比中国多，比中国的更慷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乞讨者多，说明施舍者也多，有多少乞讨者就有多少施舍者。富人怎样看待财富，怎样对待贫穷者，影响着穷人对贫穷的感觉。在印度居住，感觉到印度的底层虽然贫穷，但心态上较平和。

　　面对不满他们怎么发泄

　　无论印度文化怎样褒扬贫苦，社会怎样抑制不满，穷人总归还是有不满要发泄，印度现行民主体制为底层人宣泄不满提供了渠道。不要认为印度民主只是富人的游戏，许多穷人也热衷于政治选举。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需要选票，贫穷阶层人数众多，是政党拉选票的重要对象，这使得他们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能够游行，抗议，投票给他们喜欢的政党，也向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家们投石头，掷臭鸡蛋，以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

　　不可否认，印度民主政治在解决穷人的实际生活问题时并不是很有效。人们往往发现，选举、抗议、游行活动结束后，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生活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印度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贫穷与不平等的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印度市场经济排斥穷人，而民主政治这个“赛场”又拉拢和吸引着穷人。印度最穷的地方不断有人饿死，但同时选举的投票人数也在不断破记录。“饿着肚子投票，选举过后继续挨饿”、“政治上热闹，经济上贫穷”。印度的选举常使人想到印度的“霍利节”(又叫“泼红节”)。在这一天，人们不分出身，不分穷富，可随意向他人涂抹、投掷颜料。节日一过，生活又恢复原样。

　　印度的政治选举可以说就是“穷人的霍利节”。霍利节虽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但社会设计这样一个节日是有其功能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提供一个短暂的平等宣泄机会，缓解了社会压力。同样，不能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印度的贫穷问题而否认其作用。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警示机制，时刻提醒社会，不能沿着忽视社会底层的方向走得太远。印度没有办法消除乞丐，因为穷人有乞讨的自由，城市里的贫民窟不能强制拆迁，因为穷人有居住的自由。没有城管为了市容而驱赶小贩，因为小贩有生存的自由，这些都得益于民主体制。这种体制还起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乡村机构的选举活动常常给底层的人们带来宣泄被压抑情绪的机会，把他们吸引到政治赛场来，在他们的不满情绪还没有积累成大规模反抗运动之前，就宣泄掉了。倘若没有这样的发泄渠道，印度的社会底层有更大的可能转向暴力。

　　今日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与印度的社会底层相比，中国的底层缺乏印度那样的宗教精神。中国人不那么“认命”，中国人相信“穷则思变”，我们提出的一些口号如“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跟印度教、佛教体现的精神完全相反：受穷不仅受苦，还受辱。这种心态容易激发改变现状的积极精神，但也更易产生焦虑和不满。当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改变现状时就出现了较多偷盗、抢劫、贩卖人口、制毒、贩毒、偷渡等现象；当采用暴力的方式时便会酿成社会动乱。与印度不同，历史上中国人的社会阶层是流动的，中国人相信“穷无根，富无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历史有定期爆发农民起义的传统，旧的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印度历史上的王朝多是由外族入侵推翻，少有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印度的底层是高度分化的，不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力量。

　　与印度的底层相比，中国的底层民众还比较缺乏表达不满的渠道。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GDP增长了150%，而农民工的工资才增长4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表达出来，或者他们的表达被阻断了，被忽视了。平日里缺乏释放的渠道，社会的真实信息得不到表达，表面平静之下便可能隐藏巨大隐患。如何能让社会底层的要求及时得到表达并及时解决，确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太研究室主任、教授)

　　法国底层青年骚乱之鉴

　　作者：雷颐等

　　无论就经济发达程度、生活水准、文化水平，还是就社会安定和谐程度、各种福利保障制度而言，法国是令世人羡慕的国家。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移民天堂”里会突然暴发2005年的激烈的骚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法国的工业化迅速崛起，但是本国劳动力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于是不得不在非洲引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用于填补国内劳动力的空缺。尤其是被称为“黑脚”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后裔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大量进入法国，形成了数量庞大、社会阶层复杂的移民社会团体。当然，尽管对移民有种种优厚政策，但移民在法国仍是贫穷的弱势群体。外来移民由于语言、歧视和经济实力等因素一般处于社会最底层。

　　这种移民聚集区形成一个个与主流社会隔离、备受歧视的“贫民窟”或曰“困难街区”，里面充满了失业、暴力、色情、毒品，发展出自己社区的“地下经济”，形成自己的行事逻辑，与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宽。长期的屈辱、歧视、挫折和失败，最后使人绝望，认为世界对自己不公，当然容易产生与主流社会尖锐对立的愤懑之情，因此一些小事就很可能引爆大动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骚乱的参与者几乎全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第一代移民却很少参与。因为第一代移民总是将自己现在居住的“流入地”的状况与“流出地”相比，虽对“二等公民”地位也有种种不满，但生活总体而言比在流出地强了许多，因此多不愿参加激烈的反社会暴力活动。但是，移民的后代却没有第一代那种与流出地的比较，他们出生、成长在流入地，自然要求平等待遇，要求融入主流社会，起码要求不受歧视，要求被主流“认可”。

　　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原来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由于体制原因，农民工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样待遇，而他们的“第二代”不能与流入地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则是最重要方面，而这种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将最为严重。(文/雷颐)

　　延伸阅读

　　美国底层公众生存状态

　　一项名为《焦躁不安的美国劳工》的研究报告，列出了三分之一美国劳工几个方面的生存状况：三分之一入不敷出；三分之一没有工作安全感；三分之一的信用卡债务金额超过他们退休基金中的储蓄。由于社会制度和保障机制的不同，美国的底层公众却有着与中国底层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

　　可向政府申请救济。符合低收入标准的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持绿卡者)，可以向政府申请食品券(Food Stamps)。不同人口家庭每月可获得的食品券最高金额如下：1人， 155美元；2人，284美元；3人，408美元；4人，518美元；8人以上家庭每增加一个成员，可多获得117美元。这种食品券就像一张不可透支的银行卡，政府每月把钱打入卡里，持卡者只能在商店购买面包、水果、蔬菜、肉类、鱼类、奶类等食品，而不能用于烟酒或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

　　依靠社会救助。美国有很多贫困人口可以接受到各级社会慈善组织或机构的捐赠，比如教会等组织，他们有时捐的是食品，有时捐的是现金，通常会有教友把食品送到受赠人的家门口。在美国的穷人中，假如你连起码的住所也没有的话，可以去各类社会救助站，在这里基本可以免费居住两年，每月只需要交纳6美元的饭钱。(文/杨婧)

　　日本如何消解底层社会

　　作者：周维宏

　　社会学的一个主流理论“现代化论”认为，传统的社会是一个正三角形的等级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菱形的相对平等的社会。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战前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里并没有形成菱形的现代化社会，反而延续了底层社会大量积压、社会阶层固定的正三角状态，只有在战后的阶段，才开始急剧消解底层社会，经过近30年的努力，把底层社会控制在20%以下。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战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是迅速消解底层社会的主要途径。

　　农民成了真正的中间阶级

　　除此以外，日本社会还有哪些独特的方法加速了社会底层的消解呢？我个人的研究体会是，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提高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从通过明治维新进入近代的1868年至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的1968年，百年之间日本农村始终大致保持了500万公顷土地、500万户农户和1400万农民劳力。但至少在1945年，有三分之一的农户是佃农，他们和城市贫民一起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最底层。改善农民的生活是减少社会底层的最直接的途径。1947年日本通过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消灭了佃农。同年又制定农业协同组合法，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垄断了农村的商业和金融业。1961年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规定政府有义务使农民的收入和社会其他职业保持同等水平。70年代农民的子弟大量进入城市就业，1972年农民家庭收入开始超过城市工薪家庭平均水平，农民成了真正的中间阶级。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资本本身的报酬，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在战后的经济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限制财阀和反对垄断。最终日本建立了一种人称法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企业的股份通过相互持股，限制了个人和外资的进入。1960年日本又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0年之内把国内总产值增加一倍，并改善工人收入。加上曾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使得同代人的工资收入大致相近。

　　其三，加强政府的收入调控和平衡社会福利能力。由于日本自1955年后建立了长期稳定的55年政治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半政党”(自民党—社会党半)，社会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制衡作用，推动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调节法律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累进所得税制度和累进遗产税赠与税制度。

　　日本底层社会的最新动态

　　日本学者通过历年的SSM调查资料分析显示，日本底层社会的主要职业上升通道，一是战前就大量存在的个体工商户，通过子承父业，扩大经营规模，改善了经济收入，上升为中间阶层，从而继续保持了一定的比例；二是大量的(每年近40万左右)农民子弟通过进城务工，成为企业蓝领和白领，提升了阶层；而原来城市的工人子弟则通过教育的提升，也保持了蓝领或白领的地位。同样专业技术职业和管理职业虽人数增大，但也基本是子承父业，有一定的封闭性。广泛的提升通道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改善和教育程度改善。1955—1975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近10倍，高中教育普及率从50%发展到90%，大学入学率从10%左右发展到了30%以上。所以，大约在1985年，上述的社会底层比重最低减少到了10%左右。

　　不过，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和后来泡沫经济的瓦解，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时期。1995年底层比例又回到了15%左右，显示了近年来的略微扩大的趋势。虽然在我们看来，从10%回到15%，这5%左右的倒退并不能改变日本社会的菱形结构，但日本社会上下都在议论纷纷和忧心忡忡。确实，日本社会出现了一批像《下流社会》里提到的“三不”人员，他们以青年人为主，不工作、不上学、不参加职业培训，基本是宅男宅女和啃老一族，形成了社会底层的后备军。如何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是日本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作者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pb{zoom:1;}.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zoom:1;overflow:hidden;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zoom:1; overflow:hidden;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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